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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从没见过陈映真。l960年,只有23岁的陈映真,在《笔汇》发表一连串小说。那年正是《自由中国》事件发生,我和外界隔绝,自我放逐,心情极端虚无,没有读到陈映真的小说,也没有见到陈映真,很遗憾。更何况当年他一定是个俊美的男子。l964年,我到爱荷华以后,才读到他的小说,隐约感到他的忧郁、激情和孤独。在台湾戒严时代,作家的倾向,尽可能不触及社会现实。陈映真独树一帜,他的小说不局限于乡土,不卖弄现代,而是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基于人性,用艺术的手法,挖掘社会现实,表达他的思想,而他的激进思想,是当时的权力统治者要封闭铲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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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93岁的陶鲁笳先生以亲身经历,详细记录了1951年,山西创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过程及高层争论。这次争论的本质是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何时和如何过渡到合作化,甚至集体化的问题。涉及的核心其实是土地问题。这次争论透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建国思路差异,可以看作是建国后的第一次就重大战略问题的高层争论,其结果直接影响到之后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饥荒等十余年的中国历史,甚至影响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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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运动的胜利是所有革命的必要条件。但我认为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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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富、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传统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数亿农民有效地组织在自己的——而不是借助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宗族势力网络的——权力系统之中。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了宝贵的土地,他们成了新政权的拥护者,而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则成为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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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这个历史事件前后的那次全国性的土地改革,无疑是这场变革最有代表性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土地改革,没有让占人口90%的农民“耕者有其田”,就找不到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也不会有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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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正是法国存在主义的时代,是革命、介入的热情的时代。迪克陶强调行动的优先地位和劳动的最高价值,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实现”现象学,这符合当时知识界的主要倾向,故而一些评论称《现象学和辨证唯物论》为“令人震惊”的作品,它观点的大胆和陈述的清晰都足以使之列为“经典”。许多学者纷纷对之作出各自的反应:梅洛.庞蒂、罗兰.巴尔特等都写了文章,利科也在《论现象学》中发表了评论,这些评论都对迪克陶的著作予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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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首先见于Hommage a Jean Hyppolit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1), 页145-72。依据Paul Rabinow编的英文版The Foucault Reader (Pantheon House, 1984) 一书中所集“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一文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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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专家分析认为:“如果这份江宇集团的内部文件反映情况属实,则江浩等11人已涉嫌虚假注册资本犯罪,而且涉案金额巨大。反之,如果他们真是用自有资金投的钱,那他们在两年时间里、又是从哪里挣得的1.6亿元巨额现金呢?究竟是涉嫌巨额虚假注册资本犯罪?还是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种犯罪情形,他们必居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