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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年科举的历史上，除了走向终点的1905年和明初一度废除之外，元代是唯一的实质上长时间废止过科举的时代。除此之外，科举在蒙古人的政权被废止，和后来在满洲人政权被废除，也是两者在表层上的相似。不止是表层，科举被废止后，对士人的冲击，对士人的职业取向，对社会的影响，在这些深层面上，也有其类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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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66年，中国与欧美文学之间虽因全球性冷战直接交往几乎中断，但仍大量翻译出版了欧美文学史上那些被认为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并以社会主义话语为立足点对它们进行解读，悬置其个性解放、博爱等现代启蒙主题，发掘出它们固有的反封建性和非资本主义因子，使之成为新中国文化、文学建设的有效资源。当时的解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阐释，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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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些基层上下级政府行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政策时，常常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这些政策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本文从组织学角度，对这类现象提出一个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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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工业化本质上表现为对于自然的全面战争。在这场战争的最激烈的战场山西，对生态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已经超出了“危机”的层面，而呈现为清晰可见的巨大灾难。由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程度具有从大中城市向农村递进的特征，加上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灾难更多地集聚在农村地区的农民身上，从而形成了灾难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明显背离的格局。进而，在治理危机的大背景下，有效的救助机制的缺失，使得重污染区和地质灾害区的农民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危局，结果导致了众多的村庄在物理意义上的毁灭和社会意义上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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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文学
2009/01/27
| 阅读: 2417
1945年12月5日，毕加索画了一组11张关于牛的画，这11张画从一张写实主义版画开始，逐渐消去细节和形态，留下神质，发展成抽象线条，可以说这是庖丁解牛的另一种诠释。－－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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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王安石的诗集，重读王安石的《元日》，它几乎概括了我们民族除夕迎新古老的传统民俗。其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包括三个节目，一是除夕晚家家户户要爆竹声中除旧；二是在朦胧快天亮时，把新桃换旧符；三是在元日的清晨，面向东方，自幼及长饮屠苏酒。这些个迎新除旧传统，前后延续近二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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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 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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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是七五年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其住所召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王、张、江、姚，会议长达二个小时，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同大家讲起东汉末魏、蜀、吴三国，特别是东吴的故事。还让叶剑英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这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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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09/01/25
| 阅读: 18212
朱永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回忆与王守稼、谭其骧和陈旭麓相交，及在文革中注释史传文赋的经过。附《枯树赋》与骆玉明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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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则诗文分别是纪念毛泽东一百十五周年诞辰的书信体散文《点一柱心香，献一束鲜花》和清平调《戊子岁末有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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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政治
2009/01/25
| 阅读: 1680
洛克的政教分离理论保障了人法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有绝对的政治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超越它；神法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但它不是以政治权威的方式，而是通过与人们的灵魂直接沟通，来保障公民的服从。在洛克一再强调尘世权威不能干涉灵魂事务的同时，他也将一切政治权力都交给了行政长官，丝毫没有削弱政府的行政权力。政府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恰恰是为了帮助灵魂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而将追求灵魂拯救的权力完全交给公民个体，也保障了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不受任何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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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圩村的自杀有两种基本类型，夫妻因家庭矛盾导致的自杀和老年人因代际矛盾导致的自杀。贫穷是农民自杀的表层原因，村庄生活的巨大压力是其深层原因。这种压力由村庄中异化的面子竞争所导致，面子竞争的异化是由农民能价值观的变迁引起的。自杀应当放到这一背景中去获得解释。价值观变迁中本体性价值的丧失是老年人自杀的根源，本体性价值丧失所导致的社会性价值的异化，是年轻人自杀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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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激荡风云之际，正是中国本土电影躁动蜂拥之时。鲁迅在上海生活的十年（1927-1936），恰逢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期。鲁迅作为当时中国文艺界的泰斗，对电影的态度如何？鲁迅跟电影有著怎样的关系？对当时放映的国外电影持何种立场？对中国本土电影有甚么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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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今日观察》栏目何帆、丁一凡谈金融危机，他们认为，“绝对地偏向市场”是导致美金融危机的致命伤，美国批评中国储蓄率太高导致美国消费率高的牵强逻辑行不通，贪婪和纵容是这次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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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指出，美国联储局主席伯南克早前指中国在美国的巨额投资助长了美国历史性的超前消费和住房泡沫的言论，是将责任推予中国。因为联储局有责任主动透过调整利率控制房产价格，避免产生经济泡沫。此外，金融海啸虽然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但亦加速了中国发展内需市场的步伐。澳门可利用与广东省的各种合作，进入内地的内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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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理论对错的系统梳理，说明中国农业过去的内卷以及今天的可能出路，提出从农业本身挖掘出路以及后工业化“小农经济”的设想。同时说明作者提倡的从经验实际出发来提炼理论概念——而不是从脱离实际的前提信念出发来推断理论——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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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学方法一是无限夸大了人的作用，颠倒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二是用一个时点上的表面现象去颠倒历史本身的因果关系。假理论必然经不起时间考验。天不变，道亦不变。本文坚信历史有它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逻辑和轨迹，并相信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大自然之手。千万年来它沉默无语，但它那永恒和无边的法力远在国家和市场的力量之上。是这"自然之手"在最终左右着经济增长的长期大趋势和人类社会的制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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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社会
环保
2009/01/25
| 阅读: 6000
通过集团诉讼的环境维权在国内学术界还是一个少有涉猎的领域。本文以华南P县的一起大规模环境诉讼案件为案例，“展示”并分析了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这一特定“场域”中，通过集团诉讼这种方式进行环境维权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和农民的行动逻辑。文章立足于通过叙事的方式来建立对当下“通过法律的环境维权”的场景化认识。在此基础上，作者分析了这种行动面临的四个主要困境，即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农民维权的“合法性困境”，司法诉讼的“体制性困境”，法律逻辑下的“环境权困境”。面临四重困境，在推进“通过法律的环境维权”时，农民的行动中蕴涵着特殊的行动逻辑，这主要包括特殊的动力机制和特殊的行动策略。特殊的动力机制包括：村民们因基本生存面临威胁而不得不进行的生存抗争，诉讼精英的使命感和道德勇气，诉讼精英生存危机下不得不将斗争进行到底。特殊的行动策略包括：始终控制在法律范围内的行动；选择性激励；诉苦、弱者的武器、“问题化”、“挟中央以抗地方”等动员策略；引入媒体、专业环境诉讼帮助NGO、环保支持网络等外力以搅动地方利益格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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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使涉农部门进入以部门合作为途径的农协改革，就必须为部门加入这一改革过程创造出收益。农协成立阶段所要解决的正是不触动部门利益存量，创造出新的利益增量，从而形成多部门参与农协的格局。农协筹建阶段和成立之初，没有多少实质性运作，不可能产生出实质性的收益，因此必须创造出虚拟的资源增量，以吸引部门进入。“虚拟利益增量”具有两个特征：第一，相对于部门实际享有的利益来讲，它是虚拟的。第二，它必须具有能够成为现实的潜力。展现这种潜力是说服部门加入农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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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异质性持续增长，从而使村庄生活半熟人化，村民越来越不能接受之前熟人社会缺乏退出机制的串门聊天。村庄生活中一方面出现了串门聊天的萎缩，一方面出现了对公共空间的强烈需求。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而是从村庄社会分化的角度来看待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农民的处境，并可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