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Ranger - 文章列表 - 全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放初期，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位先锋人物。他的著述，如《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曾影响了文革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和整整一代学人。九十年代初，李泽厚移居美国，淡出中国思想界，他的学问与影响力也渐被“80后”的中国遗忘。每年秋天，李泽厚依惯例回国，小住几个月。今年12月初，北京入冬。在他的北京寓所，我与他有闲散对谈。记得一年前，我曾拜访正在北京度假的李先生。当时他裹着件花纹的棉睡袍会客。今年，虚岁已八十的李泽厚，举手投足似乎更精神， 记忆力饱满。以下我略去了对话中我的提问部分，集中纪录李泽厚对中国现况的观察。

访谈人：张旭东，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中英文主要著作包括: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批评的踪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等。
采访人：姜异新，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以下简称张、姜）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全文发布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6月08日　　新华网北京6月8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日发表《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全文如下：　　中国互联网状况　　（2010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推进互联网发展与普及　　二、促进互联网广泛应用　　三、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　　四、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与实践　　五、维护互联网安全　　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结束语　　前　言　　互联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世纪的重大科技发明，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生活和信息传播的变革。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对于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社会服务信息化进程的不可替代作用，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互联网的发展与运用。中国政府把发展互联网作为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积极营造有利于互联网发展的政策、法规和市场环境；通过完善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重点信息网络工程、鼓励相关科技研发、大力培养信息技术人才、培育多元化信息通信服务市场主体等举措，不断推动中国互联网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信息消费需求。　　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人们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　　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关系国家经济繁荣和发展，关系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关系国家主权、尊严和人民根本利益。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是中国政府的基本互联网政策。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依法管理互联网，致力于营造健康和谐的互联网环境，构建更加可信、更加有用、更加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联网。　　中国政府将不断完善互联网发展与管理政策，使其更加符合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内在规律及客观需要。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十分注重借鉴各国发展与管理互联网的有益经验，并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促进世界互联网的繁荣发展。　　发表《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旨在介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基本情况，说明中国政府关于互联网的基本政策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基本观点，帮助公众和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国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真实状况。　　一、推进互联网发展与普及　　中国政府和人民以积极的姿态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科研人员和学者就在国外同行的帮助下，积极尝试利用互联网。在 1992年、1993年国际互联网年会等场合，中国计算机界的专家学者曾多次提出接入国际互联网的要求，并得到国际同行们的理解与支持。1994年4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期间，中国代表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终就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达成一致意见。1994年4月20日，北京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接入国际互联网的64K专线开通，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这标志着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　　中国把发展互联网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大机遇。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划互联网发展，明确互联网阶段性发展重点，推进社会信息化进程。 1993年，中国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负责领导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建设。1997年，制定《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将互联网列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通过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2002年，颁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信息化专项规划》，确定中国信息化发展的重点包括推行电子政务、振兴软件产业、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等。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2005年11月，制定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互联网发展的重点，提出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围绕提高治国理政能力，推行电子政务；围绕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信息化等。200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构建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商业化应用。2007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网络文化信息装备制造业。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的发展战略。2010年1月，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促进信息和文化产业发展。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及明确的政策引导下，中国互联网逐步走上全面、持续、快速发展之路。　　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1997年至2009年，全国共完成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3万亿元人民币，建成辐射全国的通信光缆网络，总长度达826.7万公里，其中长途光缆线路84万公里。到2009年底，中国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已达1.36亿个，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866,367Gbps，拥有7条登陆海缆、20条陆缆，总容量超过1,600Gb。中国 99.3%的乡镇和91.5%的行政村接通了互联网，96.0%的乡镇接通了宽带。2009年1月，中国政府开始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目前 3G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国。移动互联网正快速发展，互联网将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3.84亿，比1997年增长了618倍，年均增长3,195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境内网站达323万个，比1997年增长了2,152倍。中国拥有IPv4地址约2.3亿个，已成为世界第二大IPv4地址拥有国。中国使用宽带上网的网民达到3.46亿人，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2.33亿人。中国网民上网方式已从最初以拨号上网为主，发展到以宽带和手机上网为主。中国互联网发展与普及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下一代互联网研发。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下一代互联网的研发，实施“新一代高可信网络”等一系列科技重大项目。2001年，中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地区试验网（NFCNET）在北京建成。2003年，“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下一代互联网的大规模研发和建设阶段，现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IPv6示范网络，试验网所用的中小容量IPv6路由器技术、真实IPv6源地址认证技术和下一代互联网过渡技术等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提出的有关域名国际化、IPv6源地址认证、IPv4-IPv6过渡技术等技术方案，获得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的认可，成为互联网国际标准、协议的组成部分。　　中国互联网发展、普及和应用存在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受经济发展、教育和社会整体信息化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互联网呈现东部发展快、西部发展慢，城市普及率高、乡村普及率低的特点。截至2009年底，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0.0%，西部地区为21.5%；城市网民占网民总数的72.2%，农村网民占27.8%。弥合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中国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中国互联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展起来的，它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互联网在中国将更加普及，人们对互联网应用水平的要求将会更高。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努力在未来5年使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45%，使更多人从互联网受益。　　二、促进互联网广泛应用　　互联网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领域，互联网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产业边界日益交融，新型商务模式和服务经济加速兴起，衍生了新的业态。互联网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也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正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深刻影响。　　互联网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过去16 年，中国信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26.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足1%增加到10%左右。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利用互联网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带动了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的工业设计研发信息化、生产装备数字化、生产过程智能化和经营管理网络化水平迅速提高。互联网发展与运用还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工业咨询、软件服务、外包服务等工业服务业蓬勃兴起。信息技术在加快自主创新和节能降耗，推动减排治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新型战略性产业。2008年，中国互联网产业规模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其中互联网制造业销售规模接近 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0，占全球互联网制造业销售总额的1/10；软件运营服务市场规模达198.4亿元人民币，比2007 年增长了26%。　　中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大型企业电子商务正在从网上信息发布、采购、销售等基础性应用向上下游企业间网上设计、制造、计划管理等全方位协同方向发展。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意识普遍提高，应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数量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网上零售规模增长迅速，市场逐步规范。据调查，建立了电子商务系统的大型企业已超过50%，通过互联网寻找供应商的中小企业超过30%，通过互联网从事营销推广的中小企业达24%，中国网络购物用户已超过1亿人。200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3.6万亿元人民币。电子商务专业化服务体系正在形成，数字认证、电子支付、物流配送等电子商务应用支撑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互联网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络影视等产业迅速崛起，大大增强了中国文化产业的总体实力。过去5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始终保持约30%的年均增长速度，2009年市场规模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2009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为258亿元人民币，同比2008年增长39.5%，居世界前列。中国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均呈快速发展态势。持续扩张的网络文化消费催生了一批新型产业，同时直接带动电信业务收入的增长。截至2010年3月，中国已有各种经营模式的上市互联网企业30多家，分别在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上市。网络文化产业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优秀民族文化的网络化传播，实施了一系列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全国在线数据库总量达到30多万个，初步构建起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信息资源库群，有效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互联网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全面启动“政府上网工程”。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建立政府门户网站4.5万多个，7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32个省级政府、333个地级市政府和80%以上的县级政府都建立了电子政务网站，提供便于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在线服务。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有效提高了各级政府工作效率和政务公开水平。200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中央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建立相应制度，针对公众关注的问题，及时作出解答。各级政府正不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类媒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向公众介绍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突发事件等的处置进展。互联网在满足公众知情要求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互联网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据抽样调查统计，2009年，中国约有 2.3亿人经常使用搜索引擎查询各类信息，约2.4亿人经常利用即时通信工具进行沟通交流，约4,600万人利用互联网学习和接受教育，约3,500万人利用互联网进行证券交易，约1,500万人通过互联网求职，约1,400万人通过互联网安排旅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丰富知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创业，实现自己的理想；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交流沟通，密切相互间的关系。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西南地区旱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中国网民充分利用互联网传递救灾信息，发起救助行动，表达同情关爱，充分展示了互联网不可替代的作用。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中国政府鼓励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便利人们工作生活的互联网应用，努力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的互联网应用格局，提高互联网整体发展和应用水平。中国政府将大力推动电子商务类、教育类网站发展，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支持发展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倡导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以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信息消费需求。　　三、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　　互联网在中国新闻信息传播领域得到充分应用。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发展网络新闻传播事业，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新闻信息，同时依法保障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径。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人们就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新闻信息。中国的通讯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利用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开展网络新闻传播，满足人们的新闻信息需求，已形成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广播网等一批综合新闻信息服务网站，不仅扩大了权威新闻信息传播的广度，而且为传统媒体自身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一批著名的商业网站也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据统计，80%以上的网民主要依靠互联网获取新闻信息。网络媒体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有效性，而且在报道重要新闻事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充分满足了人们的信息需求。网络媒体直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已成为惯例。　　公民依法享有互联网上充分的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中国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受法律保护，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在网上发表言论。网上交流活跃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大特点，论坛帖文、博客文章数量之巨大，在世界各国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的网站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电子公告服务。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个博客用户，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互联网新应用新服务为人们表达意见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博客、微博客、视频分享、社交网站等新兴网络服务在中国发展迅速，为中国公民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网民踊跃参与网上信息传播、参与网上内容创造，大大丰富了互联网上信息内容。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监督作用。中国政府积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的监督作用，对人们通过互联网反映的问题，要求各级政府及时调查解决，并向公众反馈处理结果。绝大多数政府网站都公布了电子邮箱、电话号码，以便于公众反映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近几年，一大批通过互联网反映出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便于公众举报贪污腐败等问题，中央纪检监察机构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开设了举报网站。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等开通后，为惩治和预防贪污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抽样调查，超过60%的网民对政府发挥互联网的监督作用予以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社会民主与进步的体现。　　高度重视互联网上反映的社情民意。互联网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了直接沟通的桥梁。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互联网上的公众言论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领导人经常上网了解公众意愿，有时直接在网上与网民交流，讨论国家大事，回答网民的问题。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普遍做法。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都通过互联网征求公众意见。近三年来，每年通过互联网征求到的建议多达几百万条，为完善政府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互联网为人们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和直接渠道，为政府了解人民意愿，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公民依法享有的互联网上言论自由。　　四、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与实践　　中国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努力完善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中国管理互联网的基本目标是，促进互联网的普遍、无障碍接入和持续健康发展，依法保障公民网上言论自由，规范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推动互联网积极有效应用，创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益，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　　中国依法管理互联网。1994年以来，中国颁布了一系列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适用于互联网管理。中国坚持审慎立法、科学立法，为互联网发展预留空间。相关法律法规涉及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信息传播规范、信息安全保障等主要方面，对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政府管理部门及互联网用户等行为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作出了规定。法律保障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政府在互联网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法定职责，依法维护公民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家通信管理部门负责互联网行业管理，包括对中国境内互联网域名、IP地址等互联网基础资源的管理。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国家新闻、出版、教育、卫生等部门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公安机关等国家执法部门负责互联网安全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积极倡导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2001年5月，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这是全国性互联网行业组织，其宗旨是服务于互联网行业发展、网民和政府的决策。该协会先后制定并发布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抵制恶意软件自律公约》、《博客服务自律公约》、《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行业版权自律宣言》等一系列自律规范，促进了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中国互联网协会为治理垃圾邮件作出了不懈努力，使中国的垃圾邮件占全球垃圾邮件的比例从2002年的23%下降到2009年的4.1%。为加强公众对互联网服务的监督，2004年以来，中国先后成立了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12390扫黄打非新闻出版版权联合举报中心等公众举报受理机构，并于2010年1月发布了《举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奖励办法》。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支持互联网行业组织的工作，为行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服务，并依法保障公众举报网上违法信息和行为的正当权利。　　主张合理运用技术手段遏制互联网上违法信息传播。根据互联网的特性，从有效管理互联网的实际需要出发，中国政府主张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发挥技术手段的防范作用，遏制违法信息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未成年人的危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严禁传播含有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宣扬邪教以及淫秽色情、暴力、恐怖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内容的信息。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等应建立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技术措施，阻止各类违法信息的传播。　　主张加强互联网法制和道德教育。全社会的法制和道德素养关系互联网环境建设。中国政府支持开展互联网法制和道德教育工作，鼓励各类媒体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积极推动把互联网法制和道德教育纳入中小学日常教学内容。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在提高全民网络素养中的作用，鼓励相关组织开展有利于普及互联网知识和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公益活动。　　确保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未成年人已成为中国网民的最大群体，截至2009年底，中国3.84亿网民中，未成年人约占1/3，互联网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网络淫秽色情等违法和有害信息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始终把保护未成年人放在维护互联网信息安全的优先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采取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禁止任何组织、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电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等。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的网络工具，鼓励提供适合未成年人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中国政府将积极推进“母亲教育计划”，帮助家长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　　积极保护数字知识产权。2000年以来，中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定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以及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为保护数字知识产权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互联网侵权盗版行为。针对反复侵权、群体性侵权以及大规模假冒、盗版等行为，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管理行动。中国将继续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保障公共利益和促进创新之间的平衡。　　依法保护公民网上隐私。保护互联网上的个人隐私关系到人们对互联网的安全感和信心。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健全相关立法和互联网企业服务规范，不断完善公民网上个人隐私保护体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邮件或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依据互联网行业自律规范，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有责任保护用户隐私，在提供服务时应公布相关隐私保护承诺，提供侵害隐私举报受理渠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个人隐私。　　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互联网的途径和方法，已初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互联网管理模式。互联网管理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国政府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互联网管理。　　五、维护互联网安全　　维护互联网安全是互联网健康发展和有效运用的前提。当前，互联网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各国普遍关切的问题，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有效维护互联网安全是中国互联网管理的重要范畴，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中国政府认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享有使用互联网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自觉维护互联网安全。　　依法维护互联网安全。为维护互联网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作出了相关规定，以促进中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六条规定，“电信网络和信息的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维护互联网信息的安全流动。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安全流动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应在保障互联网信息安全流动的前提下，实现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互联网信息的安全流动，积极引导人们依法办网、文明上网、正确用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等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上述法律法规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互联网信息安全的基本法律依据，所有中国公民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必须遵守。　　依法打击网络犯罪。近年来，中国的网络犯罪呈上升趋势，各种传统犯罪与网络犯罪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网络诈骗、网络盗窃等侵害他人财产的犯罪增长迅速，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入侵和攻击计算机与网络的犯罪日趋增多，利用互联网传播淫秽色情及从事赌博等犯罪活动仍然突出。据统计，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各类网络犯罪案件142起，2007年增长到2.9万起，2008年为3.5万起，2009年为4.8万起。为有效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中国法律规定，对利用互联网和针对互联网的犯罪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　　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黑客攻击、网络病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威胁。中国是世界上黑客攻击的主要受害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被境外控制的计算机IP地址达100多万个；被黑客篡改的网站达4.2万个；被“飞客”蠕虫网络病毒感染的计算机每月达1,800万台，约占全球感染主机数量的30%。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规定，对“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攻击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致使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遭受损害”等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二百八十六条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对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等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作出了具体规定。　　各国国情和文化传统不同，对互联网安全的关切也有差异，应充分尊重各国对互联网安全的不同关切，在差异中求和谐，在交流中促发展，共同维护国际互联网安全。　　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各国互联网彼此相联，同时又分属不同主权范围，这决定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中国主张，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互联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承担维护全球互联网安全的责任，促进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分享互联网发展的机遇和成果。　　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并积极开展互联网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派代表参加了历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及与互联网相关的其他重要国际或区域性会议。中国高度重视在维护互联网安全方面的区域合作，2009年分别与东盟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签订了《中国－东盟电信监管理事会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合作框架》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在打击网络犯罪领域，中国公安机关参加了国际刑警组织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信息技术犯罪工作组（The Interpol Asia-South Pacific Working Party on IT Crime）、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等国际合作，并先后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就打击网络犯罪进行磋商。2006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共办理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网络犯罪的协查函件500余件，涉及黑客攻击、儿童色情、网络诈骗等多种案件类型。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互联网领域的双边对话交流机制，2007年以来先后与美国、英国举办了“中美互联网论坛”和“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为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有益经验，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组织数十个代表团，访问了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等40多个国家，将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应用到中国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实践之中。　　中国主张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互联网管理中的作用。中国支持建立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范围内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权威的、公正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构。互联网基础资源关系到互联网的发展与安全。中国认为，各国都有参与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的平等权利，应在现有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边的、透明的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体系，合理分配互联网基础资源，促进全球互联网均衡发展。　　各国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各国政府可建立双边交流机制，就互联网政策、互联网立法、互联网安全等问题交流观点、经验和做法，平等协商解决分歧。各国政府应支持互联网行业组织开展国际交流活动，鼓励互联网行业组织通过交流增进共识，共同解决互联网业界面临的问题。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和伦理问题，应鼓励各国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分享研究成果。面对日益突出的跨国网络犯罪问题，各国执法机构应加强共同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的侦查协作，建立多边或双边的合作机制。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互联网发展机遇。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始终依法开放中国互联网市场，欢迎各国企业依据《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进入中国互联网市场，分享中国互联网发展机遇。中国恪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履行的普遍性义务和具体承诺义务，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在华合法权益，并积极为在华外资企业依法开展与互联网相关的经营业务提供良好的服务。　　结束语　　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得益于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促进互联网发展，鼓励运用新技术提供新服务，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中国互联网仍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中国政府将坚持依法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原则，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努力遵循互联网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以有效管理促进科学发展，为世界互联网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侯旭东在《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中，一说关于中国秦代以来是专制主义的“论断”是19世纪末年中经日本传人的；二说该论断是18世纪“个别”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三是侯本人开始时已经强调了只对专制主义作词汇传播史的考察，对中国秦代以来的体制本身不做研究，但又在其文章中五次以上指称该论断是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与对中国的“偏见”。这些。一是与相关的历史事实严重不符，二是文章在观点上自相矛盾。关于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专制统治的认识，一是中国本土从秦汉时期就有，并且到清代中期一直有传承；二是严复、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未经日本直接与西学接触而早于侯文中所说的梁启超等人，就对中国秦代以来的君主专制统治进行过详细阐述。这两方面的大量史实表明，侯文的观点不能成立。

中国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纪实赵承　田帆　韦冬泽　 １２月１９日，在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协商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取得了重大积极成果，发表了《哥本哈根协议》，坚定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基本框架和一系列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及分别应当承担的义务和采取的行动，表达了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长期目标、资金、技术和行动透明度等问题上的共识。 从１２月１６日至１２月１８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近６０个小时内，与有关国家领导人展开了密集的会谈和协商，力推谈判进程不断向前。随行采访的记者耳闻目睹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进程的跌宕起伏、协商谈判的艰辛曲折，更见证了温家宝总理以诚意、信心、决心和卓有成效的努力，充分展示中国谋发展、促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了重要演讲，宣示了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呼吁各方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在会场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温家宝总理迎难而上，积极行动，以最大的政治意愿和耐心，在与会各方中穿梭斡旋，沟通协调，尤其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亲自出面与有关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最终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 历史将铭记，中国政府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在参加会议前，温家宝总理进行了周密的思考，为推动会议取得成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近年来，围绕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交锋愈演愈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节能减排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１１月２６日，中国政府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４０％至４５％，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好评。同时宣布，温家宝总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 自１２月７日气候变化会议开幕以来，哥本哈根成为各国政府、各种利益集团及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博弈的舞台。会场内外，各种观点交锋，无休止的谈判和磋商难以弥合巨大的歧见。随着大会闭幕时间的临近，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在与会者中蔓延。 １２月１６日下午３时，温家宝总理乘专机从北京飞往哥本哈根。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会议深感责任重大。”在飞机飞行途中，温总理对随行的记者说：“在来机场的路上，我想起了两句古话，一是‘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二是‘思其始而图其终’。这就是说，开始时周密思考，行事时必然英勇果敢。” 此前一段时间里，温总理考察了中国气象局，还与部分外国领导人密集通话。事实上，温总理的哥本哈根之行早已“启程”—— １１月２７日至２８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与７７国集团主席国苏丹代表在北京举行磋商。温总理会见了与会的各国环境部长或代表。 在各政府气候变化代表团在一线艰苦谈判的同时，从１２月８日起，温总理分别与联合国秘书长和英国、德国、印度、巴西、南非、丹麦、埃塞俄比亚等国领导人通电话，就会议涉及的一些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 １２月１１日，温家宝总理考察了中国气象局，并就应对气候变化召开了专家座谈会。他指出，要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实现我国政府提出的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开幕后，温总理一直密切关注会议的进展。当专机起飞后，温总理便招呼随行采访的记者到前舱，坦率地谈自己对哥本哈根之行的想法。 面对复杂的局势，温总理似乎早已深思熟虑：“我坚信，这么多领导人齐聚哥本哈根，应该会取得成果的。但无论会议结局怎样，中国确立的行动方案不会改变，自主减排的目标不容谈判，实现这一目标的决心不会动摇。” 空中记者吹风会后，温总理又召集随行的部长们开会研究与会各方观点。当部长们散去后，总理望着舷窗外的云海，目光深邃，陷入沉思。看得出来，总理的心情并不轻松。如何使大会取得成果，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思考。 当地时间１６日１７时４５分，专机降落在哥本哈根机场。寒风呼啸，夹着鹅毛大雪，哥本哈根的冬夜并非那么宁静。 此时已接近北京时间凌晨近１时。经过７０００多公里、１０个小时的飞行，大家已十分疲惫。温总理不顾旅途劳顿，决定从机场直接赶往中国驻丹麦大使馆，听取关于大会的最新情况汇报，研究下一步工作。一个多小时后，温总理才前往下榻的雷迪森饭店。 “最重要的是迅速凝聚共识”——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温家宝总理以诚意、决心和信心穿梭斡旋，沟通协调，弥合分歧，扩大共识 １７日早晨６时，温总理来到餐厅吃早餐。他一边吃饭，一边听取有关情况汇报。１９２个国家之间的谈判，情况瞬息万变。 ８时３０分，温总理精神抖擞地步入会见厅，开始投入当日紧张而密集的会晤中。第一位客人是东道国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温总理首先肯定了丹麦为筹办会议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示中国将全力支持东道主工作，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果。温总理的话令拉斯穆森感到些许宽慰。他提到，各方分歧巨大，至今还没有一个可供各方磋商的基础草案。话语间流露出对谈判进程的深深忧虑。 温总理十分理解东道主的压力，他把各方分歧归结为四个焦点问题，即基础案文、资金、长期目标和“三可”问题，并诚恳地建议采取务实态度，在两个工作组主席已经提出的案文基础上，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共识部分锁定下来，分歧部分留作以后讨论，这也许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如果能形成这样的决议，也是会议的一个成果。 拉斯穆森非常感谢温总理的建设性意见，他说，如果其他领导人都能像中国总理这样积极努力，会议就会取得成果。 送走拉斯穆森，迎来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潘基文对会议进程停滞不前也很担忧，认为会议无果而终的结局是不能接受的。温总理说，要让近２００个国家在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弥合巨大分歧是不现实的。中国和世界人民都期待会议成功，目前最重要的是迅速凝聚共识。可以考虑搞一个反映各方共识的政治性文件，重在明确政治意愿，肯定会议成果，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希望。 温总理特别强调，决议起草和磋商必须公开透明，听取各方意见，尤其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希望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潘基文若有所思地点着头。 至此，温总理向东道主和联合国阐明了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成果的总体考虑和操作建议。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温总理的意见是富有远见、切实可行的。 １１时，温家宝总理前往巴西总统卢拉下榻的饭店。此前，卢拉曾提议“基础四国”领导人举行早餐会，但因印度和南非领导人方面存在技术困难而取消。温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提出与卢拉总统举行双边会晤。两位老朋友握手拥抱，亲切交谈，一致认为中巴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广泛共识，要坚定地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维护共同利益，同时与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协调，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时至中午，温总理匆匆返回雷迪森饭店，他要集体会见小岛国代表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和格林纳达总理托马斯、非洲国家代表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欠发达国家代表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和７７国集团代表苏丹总统助理纳菲阿。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同非洲国家、小岛国和欠发达国家有相同或相似的遭遇，双方感情相通、道义相合。温家宝总理与他们围坐一圈，倾心交谈。 资金问题是这些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某大国代表曾说不会把钱给中国。针对这种说法，温总理表示，中国一直呼吁发达国家切实履行资金承诺，但绝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争一分钱的资金，而且将一如既往地在南南合作和双边框架内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物质和能力支持。 温总理对一些小岛国脆弱的生存环境深表同情，理解他们在全球温控方面的特殊诉求，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减排努力和对哥本哈根谈判的考虑。温总理表示，为体现诚意，中国愿意在２０５０年全球升温不超过２摄氏度问题上照顾小岛国的关切。中国在会议进程中将切实维护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随后，温总理热情地邀请他们共进午餐。宾主们围坐在饭桌上，边吃边谈。这是温总理在哥本哈根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见，超过了两个小时。客人们认为，温总理的讲话入情入理，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巨大努力，发达国家的指责是不公平的。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应对气候变化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沟通和团结。 英国、德国、日本都是发达国家，在发展节能环保、绿色经济等方面具有成熟的技术，希望在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上发挥领导作用，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国情缺乏了解，提出的一些要求不切实际，有欠公允和平衡。 １７日下午，温总理先后会见了英国首相布朗、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有关问题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 温总理说，哥本哈根会议已到关键时刻，各方不能再继续相互指责，更不能讨价还价，这只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大局出发，迅速凝聚共识，搁置争议，共同为会议取得成果作出努力。 温总理强调，中国自主宣布的减缓行动目标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同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也不容谈判。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一定要实现目标，甚至会做得更好，这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中国愿意就增加自主减缓行动的透明度开展磋商与合作，也愿意将全球升温不超过２摄氏度作为努力的方向，这一切体现了中国极大的诚意。 温总理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贫困和发展经济，但也不能重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发达国家应给予理解和支持，并在资金和技术问题上履行承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要密切沟通协作，争取会议取得最好结果。 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双方意见有分歧，但始终进行着坦诚、深入的对话，因为这是增进了解、扩大共识的唯一正确方法。 每一场会见都超过了预定时间。温总理在送走布朗后，对久候了的默克尔表示歉意：“实在对不起，总理女士，让你久等了。”默克尔风趣地笑着说，刚才布朗从你这里离开时“撞”上我，也说了同样的话。会议室里发出了一阵轻松的笑声。 结束了一系列会晤后，温总理立即指示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举行记者会，详细介绍温总理会见各方领导人的情况，讲明在哪些问题上中国是必须坚持的，哪些是愿意灵活处理的。２００多名中外记者与会，迅速将中方最新立场和与各方接触情况向世界作了充分报道。中国以实际行动做到了公开和透明。 １７日晚８时，温家宝总理出席了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举行的晚宴，这标志着领导人集体活动日程拉开帷幕。 但是，在这个宴会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位外国领导人无意中向温总理提起，某国将在宴会后召开小范围领导人会议，商议新的案文。这位领导人手中的与会国家名单上，赫然写着中国。这引起了温总理的警觉，既然中国也在其列，为何没有接到通知。他从一些相关国家领导人那里得到进一步证实，确有这个会议，但召集方一直未通知中国，十分蹊跷。 会议开幕以来，曾发生过个别或少数国家抛出案文，引发各方强烈不满的事件，因为这有悖于公开、透明的原则。温总理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离席赶回饭店，召开会议研究对策。 奉温总理指示，何亚非副部长立即赶到“会场”，对召集方这种别有用心的做法提出强烈不满，表示一定要公开透明，不能搞小圈子，不能强加于人，否则很有可能导致会议无果而终。 与此同时，各种传闻和谣言纷至沓来：一些发达国家暗中串通，准备加大力度向中国施压；新兴发展中大国竭力阻挠，很可能导致哥本哈根会议失败；发达国家因不满中国不接受“三可”，拒绝向小岛国提供更多资金；发展中国家阵营正在分裂；某某大国打算独自提出案文等等。种种迹象表明，情况越来越不容乐观。 当天夜里，风刮得更紧。各方都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希望”——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哥本哈根，中国坚定地发出推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声音和承诺 １８日８时３０分，温总理在出席领导人会议前，与刚刚抵达的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会晤。 中印是发展中大国，又是邻国。双方能否在关键时刻密切合作，不但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影响到会议的进程。 温总理与辛格是老朋友了，这是年内他们第二次见面。两国总理都深刻认识到，只有团结合作，才会有真正和谐、发展、繁荣的亚洲世纪。这需要政治家的高瞻远瞩、胆识和魄力。 温总理主动介绍了一天来会议进展的情况，并谈了对会议形势的看法，征求辛格的意见。辛格被温总理的诚挚言行所感动，他表示完全赞同温总理所谈，认为印中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广泛共识和共同利益，对两国在推动会议谈判进程上的合作表示满意。两国总理确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印都要密切保持沟通和协作，坚定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位于哥本哈根市南部的贝拉中心，是北欧最大的会展中心。这里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主会场。 上午９时４５分，温总理提前抵达会场，举世瞩目的领导人会议定于１０时开幕。然而，时辰已到，东道主和联合国秘书长却踪影全无，主席台上空空如也。人们纷纷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始终没有任何人出来说明。 一些外国领导人纷纷前来同温总理打招呼，温总理与他们友好地寒暄。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消磨着人们的热情和期待。 见此情形，温总理当机立断，提议“基础四国”领导人再次碰头。这时，工作人员已经来不及安排会议室了，四国领导人就在会场外的大厅里，围坐在一张茶几旁交换看法，决心在最后一刻努力争取会议有个成果。 时针指向１１时３０分，会议主席拉斯穆森终于宣布会议开始。拉斯穆森请温总理第一个发言。在掌声中，温总理健步走上讲台，表情从容、淡定、坚毅。他发表了题为《凝聚共识 加强合作 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演讲，通篇只有２０００多字，但是内容丰富、立意高远、充满感情。 “此时此刻，全世界几十亿人都在注视着哥本哈根。我们在此表达的意愿和做出的承诺，应当有利于推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站在这个讲坛上，我深感责任重大。”温总理的开场白道出了世界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中国政府高度负责的态度。温总理接着介绍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贡献，提出了推进气候谈判的“四项主张”。最后，温总理提高了嗓音，向世界承诺：“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我们言必信、行必果，无论本次会议达成什么成果，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 温总理提出的上述主张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合情合理，既立足当前，又面向未来，同时兼顾各方，在会议面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指明了方向，有力地维护和推进了谈判进程，赢得广泛赞同。 温总理的演讲赢得了会场内长时间的掌声。一些国家领导人主动起身，与温总理握手表示祝贺。 “有１％的希望就要尽１００％的努力”——在会议面临可能无果而终的关键时刻，中国政府以卓有成效的努力推动了《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自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温总理与奥巴马的会晤安排在奥巴马的发言结束后，在会场后面一个用帷幕和钢架搭成的简易会议室里举行。 两国领导人就应对气候变化会议成果、长期目标、“三可”等焦点问题坦诚、深入、务实地交换意见，双方都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但同时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双方赞同大会要尽快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并保持合作。随后，两国领导人指示各自谈判代表进一步进行磋商，并约定当天晚些时候再次见面。 在与奥巴马会晤后，温总理立即指示中方谈判代表将中美会晤情况向“基础四国”和７７国集团通报，推动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道，加快谈判进程。 此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会议最后文件进行磋商，但由于各方意见分歧，谈判难以取得进展。此时，已经大大超过了会议原定的闭幕时间。 这时，有的国家甚至准备了会议一旦失败的声明。少数国家领导人甚至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言论，指责中国。 在贝拉中心，可以看到许多领导人行色匆匆，面色凝重。各国记者开始收拾装备，地上随处可见丢弃的纸张。此时，人们更加关心丹麦政府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宣布这场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峰会以失败告终。 在最后关头，温家宝总理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召开中国代表团会议，冷静地分析形势，认为此时已不可能达成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各方都清楚大会无果而终意味着什么，谁都不愿承担导致失败的责任。温总理说，只要有１％的希望，就要尽１００％的努力，不能轻言放弃。他立即决定，约卢拉、辛格、祖马再次会晤，作最后的努力。此时，奥巴马也提出约温总理进行第二次会晤。温总理答应，在“基础四国”领导人会晤后，即同奥巴马会晤。 不一会，四国领导人先后来到中国代表团安排的会场。大家一致认为，现在会议有失败的危险。四国可先就关键问题形成共识，在坚持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基础上，以最大的灵活性，再同美欧去谈，要尽一切努力争取会议有所成果。温家宝总理特别强调，要与非洲国家、７７国集团、小岛国保持沟通，加强合作。 １８时５０分，“基础四国”领导人正在最后梳理共同立场，会场门外一阵骚动，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开大门走了进来。虽然中美双方约定会晤的时间已过，但奥巴马此时此地出现，还是让大家感到意外。 奥巴马也感到有些唐突，一只脚跨入门内一只脚还在门外，他笑着问：温总理，我是不是来得早了一点，我是先到外面等着，还是进来加入你们一起讨论？温总理站起身来，礼貌地表示欢迎他“加入”。奥巴马颇为感动，他先绕会场一周，与所有的人一一握手。然后在卢拉的左边、温总理的对面坐下。 由于“基础四国”此前都分别同美方有过接触，彼此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温总理首先表示要努力争取会议通过一个决议，以肯定成果，凝聚共识。然后，就几个关键问题向奥巴马阐述了四国的立场。奥巴马也向四国介绍了美国的最新立场。奥巴马表示，双方在这几个问题上的措辞已经很接近了。接着，五国领导人继续进行严肃认真的磋商。 门外的记者们一直在注视着场内的情景，有的隔着玻璃在拍摄。不久场内传出一阵掌声，经过磋商，“基础四国”就协议表述的几个重要问题同美国达成一致。美方表示愿意出面征求欧盟方面的意见。 随后，美国和欧盟国家进行了磋商，“基础四国”也跟有关国家进行了磋商。然后，这个草案又在部分国家中进行了小范围磋商。 一个小时后传来消息，有关各方已经就一份决议案文达成一致，将马上提交大会表决。这时，离原定大会闭幕时间过去了９个小时。 因为接下来的是程序性工作，各国领导人纷纷飞离哥本哈根，他们已经超额完成了出席领导人会议的任务。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后的结果，决不是由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说了算的，这是与会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从这些曲折而艰难的会议进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近几天来，虽然一些国际媒体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存在不同的解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向世界传递了信心和希望。中国为此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尽了最大的努力，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近日，温总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愿意同各方一道，以哥本哈根会议为新的起点，加强履行承诺，加强合作，尽早完成“巴厘路线图”谈判，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应有贡献。 历史又一次证明，人类最大的挑战是人类自己。团结才有力量，合作才有前途。哥本哈根会议使中国登上了更高、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中国有理由骄傲，中国一定会更加努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新的起点，从这里出发，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将不断向前。

本文通过对华南PS街道办事处化解劳资纠纷的过程及相关事件的田野研究,提供了一个关于2008年劳动合同制度实施的具体案例分析。笔者发现,在《劳动合同法》生效以后,街道办事处在劳资纠纷中的角色由过去的放任转向了干预,并人为地降低了法律的执行标准,以预防可能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笔者认为,劳动合同制度未能得到有效实施是受制于多个相互联系的社会过程——如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城市化以后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关系的变化、产业的升级转型等——的互动。本研究表明,在评估地方政府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时,需要特别关注地方背景和具体的制度条件。

这些“第一人”，都是离我们的生活最近的人。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克鲁曼专栏：为反对而反对的恶意政治 上星期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把争取主办2016年夏季奥运的芝加哥打回票，欧巴马总统称之为受教的一刻。不过，据一名保守派刊物《标准周刊》的员工贴的部落格文章说，标准周刊的总部「爆出欢呼声」，该部落格文章标题则是「欧巴马输了！欧巴马输了！」激进保守派名嘴林博说自己「兴高采烈」。新闻网站「卓奇报导」得意洋洋：「世人回绝欧巴马」。诸如此类言论，繁多不及记载。所以我们从这一刻学到什么？其中之一是，如今主导共和党的当代保守运动，情绪成熟度像个13岁顽童。更重要的是此事说明了美国政治情势少不了的真相：当前我国两大政党之一的指导原则纯为愤恨。任何事情只要对总统有好处，共和党就反它，不管此事能否造福美国。当然，欢庆美国被国际奥委会回绝是很孩子气，但没造成任何实质损害。但同样的愤恨原则决定了共和党对更多严肃事情的立场，可能有严重后果，尤其是就健保改革辩论的立场。现在，可以理解许多共和党议员反对民主党的扩大健保纳保计画，就如同布希总统试图把社会安全福利金转为某种大规模401k退休金，被大多数民主党议员反对一样。毕竟，两党对政府适当角色的见解互异。但两党战术有所不同。2005年，民主党反对社会安全福利制度私有化时，他们的主张符合其基本的意识型态：他们声称以私人帐户取代有保障的福利，会害已退休者冒太多险。对照之下，共和党反对健保改革的做法看不出有这样的理念连贯。共和党主要的进攻路线，是宣称健保改革会戕害联邦医疗保险，其所言的根据主要是关于死亡审定小组的谎言云云。这样的攻击路线完全不符共和党传统，也和保守派所称的信念扞格。想一想，共和党自我定位为无限制的联邦医疗保险支出的捍卫者，有多怪异。第一个原因，是当前的共和党自命为雷根党，而雷根强烈反对创立联邦医疗保险，警告说它会毁了美国的自由。1990年代，前联邦众议院议长金瑞契企图大砍联邦医疗保险经费。近年，共和党再三抨击国民应得福利支出增加，增加大致是因为健保成本上升所致。但欧巴马政府的扩大纳保计画，一部分仰赖联邦医疗保险节约的经费。由于共和党反对所有可能对欧巴马有利的事，它就沦为无效医疗处置和给保险业者过高给付的热情守护者。我们的一大政党何以变的如此无情？这么愿意拥护焦土战术，即使如此做会损害所有未来政府治国的能力？关键在于自从雷根主政以来，共和党一直是激进派天下，这伙人根本不接受任何其他人有治国权利。任何对这种恶意、过度反欧巴马的情形感到意外者，一定已经忘了柯林顿当家时的情况。还记得林博提出希拉蕊·柯林顿是杀人共犯？还记得金瑞契让联邦政府无法运作，企图霸凌柯林顿总统，逼小柯接受删减联邦医疗保险经费？更别提共和党企图弹劾柯林顿时的行径。现在唯一不同之处，是共和党屈居下风，不仅失去国会主导地位，在议题辩论上亦然。公众不再像以前一样买保守派意识型态的帐，昔时对大政府的攻讦、对市场魔力的称许，已乏人共鸣。然而保守派仍相信，只有他们才该当家。结果产生愤世嫉俗、只求目的却不择手段的做法。共和党认为唯有让「正当的」执政党重新掌权的一天早日到来才重要，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穷追猛打现在的政府。这样的场面真难看，但真相如此。任何想为美国当前的真正问题寻求解决之道的人，都必须了解这个真相。（作者Paul Krug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夏嘉玲摘译）

国内对钱学森的宣传多出于那么几个记者的文稿，几十年口径不变。那几个记者当时掌握的资料有限，所以有关钱学森的许多事情就一直不被国人知道。幸好美国这边还有不少资料。笔者搜集了一些，补充在这里。一、钱学森回中国，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还引来美国海军副部长的后悔不迭。你也许还不知道，美国方面当时最后批准钱学森回到中国的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他的回国居然要总统拍板呢？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九四三年钱学森设计了美国第一枚分级火箭Private A，也不仅仅是因为钱—卡门公式，更重要的是，钱学森实际上不仅是师从当时美国最顶级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而且他也是美国当时仅有的受到了世界导弹之父的真传的两位核心人物之一。这是国内没有报道过的。众所周知，在弄到德国的导弹技术前，美国的导弹技术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德国是导弹技术的发源地。二次大战中，德国的V-1和V-2导弹是世界最早的导弹。二次大战中盟军也知道德国的导弹厉害，但一直搞不到其秘密。盟军占领了德国的导弹研制中心和发射场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资料，扣押了所有参与研发的人员。二战一结束，美国陆军立即派遣了当时他们最厉害的两个火箭顾问到德国去挖掘导弹秘密。这两个人一位就是钱学森，另一位就是他的导师卡门。钱学森仔细研究了纳粹德国的火箭和导弹生产设施和设备，查阅了他们的大量资料。最重要的是，钱学森亲自审问和询问了人类导弹之父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另一位德国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曼（Rudolph Hermann）。钱学森从纳粹的导弹专家口中了解到了当时世界最为顶尖的导弹技术。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杰出工作，美国才得以很 快制造出自己的导弹。也正是由于钱学森接触到如此顶尖的技术，他的回国路才十分坎坷。二、你知道吗，钱学森也是美国的航天飞机（又译太空梭）的祖师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航天飞机的概念要追溯到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一个叫“Silbervogel”的计划。二次大战结束后，钱学森被派往德国考察纳粹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时，发现了纳粹德国从未来得及运用的一些技术。其中之一就是一种由火箭做驱动引擎的高速轰炸机。当时喷气式飞机还没有造出来，所以使用火箭发动机可以说是最先进的。这个计划的名称是“Silbervogel”，也就是银鸟的意思。当时德国这种轰炸机尚未进入试飞阶段。钱学森凭他明锐的直觉，看到 了这个构思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德国没有把这个轰炸机搞成功的原因。在他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开始设计一种由火箭驱动的，能多次使用的洲际太空飞机。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钱学森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吊销了机密工作许可。一九五七年，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开始 在若干年前钱学森的基础上搞了一个X-20 Dyna-Soar(Dynamic Soarer)项目。这项研究倒是有好几次试飞。不过由于几个瓶颈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但是这项研究却为后来的航天飞机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有了这些基础和经验，后来研制航天飞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所以，要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不说X-20 Dyna-Soar项目。你去休斯顿宇航中心博物馆去参观航天飞机的历史，那上面就有说这个过程。而X-20Dyna-Soar项目又是在钱学森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的。是钱学森把一项几乎被埋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的纳粹技术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忘记这个。美国宇航局（NASA）的文件中多将钱学森称为H.S.Tsien(TsienHsue-shen的缩写)。三、我们都知道，钱学森在回国之前受过五年的“虚拟软禁”。但你也许还不知道，钱学森在此之前还在监狱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监狱坐落在“TerminalIsland”上。从谷歌地图上看，那个岛子离洛杉矶不远，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一九四九年，钱学森申请过美国公民资格。一九五○年，麦卡锡主义开始，FBI从一九三八年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钱学森三十年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于是不但不给他入公民，反而吊销了他的机密工作文件，使钱学森无法继续他的研究了。两星期后钱学森便宣布回国，还真动身了。这给他带来牢狱之灾。FBI以在他包裹里搜到了所谓的机密文件的理由，把钱学森关进监狱。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FBI搜到的就是几张对数表，这比关押李文和的理由还荒谬。奇怪的是，据记载，Terminal Island上的那个监狱当时是移民监。美国政府不是不准他回国的吗？那把他关进移民监做什么？移民监里关的是要驱逐出境的人。他的出狱是由于加州理工学院的不懈努力和抗争。钱学森出狱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至今美国政府也还没有为把钱学森关进监狱一事道歉过。二战中美国政府关押小鬼子的事情都道歉了。钱学森为美国立过大功，还被投入大狱，不道歉说不过去。四、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学问时，一天到晚和火箭打交道。那些都是要命的玩意儿。因此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给钱学森这一伙人起了个外号：敢死队员（Suicide Squad）。 五、美国《航空周刊》评选钱学森为二○○七年年度人物，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参考文献：http://pr.caltech.edu/periodicals/Cal ... s/articles/v36/tsien.htmlhttp://www.astronautix.com/astros/tsien.htmhttp://en.wikipedia.org/wiki/Tsien_Hsue-shenhttp://www.latimes.com/news/nationwor ... me-qian-xuesen1-2009nov01,0,2865408.storyhttp://www.aviationweek.com/aw/blogs/ ... ef-4207-933e-5ae90cfd46df

农民工撰写网络小说 讲述“中国式民工” 2010年01月08日10:33 来源：《广州日报》　　去年（2009年）10月以来，一部45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国式民工》在网上点击率超过50万次，被称为“使两亿农民工背井离乡、坚强卑微的形象跃然纸上”。小说作者网名叫“淡看红城”，原是来自四川万源黄钟乡人的农民工周述恒。　　去年年末，北京一家出版社决定将该书出版，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农民工所写的完整展现民工生活的小说。　　《中国式民工》　　小说以周小凡、小林和张志伟这3个民工的打工生活为主线，反映农民工艰辛的生存状态，以及农民工在城市里很难找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书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周小凡为了帮工友刘全海讨回两千多元工资，被保安一顿毒打。周述恒说这些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农民工最大的委屈就是拿不到工资。”　　31岁的周述恒15年前离家打工，现在在福建打工。1年多前，他把自己化身主人公“周小凡”，开始写长篇小说。去年年末，北京一家出版社决定将该书出版，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农民工所写的完整展现民工生活的小说。周述恒说，这本书的上下集将在本月底面市。他也向本报讲述了一个“农民工作家”眼中的农民工。　　16岁失学　　从事过众多廉价劳动　　周述恒说自己的家乡是一个穷地方。山中的老百姓睡觉是用稻草来取暖，周家以前也是这样的。　　15岁那年，一场意外夺去了周述恒母亲的性命。16岁，他便再也读不起书了，于是和村里的少年们一样到南方打工。“我曾经把打工想象得很美好。”因为打工回来的人穿得非常时尚。　　“哪知道一出来打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周述恒来到了福建，干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一家很臭的塑料厂”。一个月多，他觉得没法干下去了，因为太臭。而且工资也低，第一个月赚了100元，结算下来还欠工厂80元。他又到了另一家塑料厂，紧接着为了赚多点钱，又跳到钟表厂。　　在福州，周述恒是众多廉价劳动力之一。比如摆摊卖东西给他羡慕的大学生们，蹬三轮车，进电子厂、注塑厂、塑胶厂，送报纸。最后是跑业务改变了他。“因为跑业务让我的口才好一些了。”他还学会了用电脑。　　创作小说　　写的时候经常流泪　　2008年5月，周述恒再次失业。他开始骑单车白天四处推销，多年的情感积累让他有了创作的冲动，周述恒决定晚上写些东西。　　“写农民工的书少得可怜。”他想。他用省下来的钱买了旧电脑，在一处300元租来的民房中，开始创作《中国式民工》，书名模仿《中国式离婚》。他说自己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更关注农民工，让媒体走近农民工。　　刚开始写，周述恒就受了不少打击。第一是不解和嘲讽，工友们嘲笑他“简直是一个神经病”，异想天开，很不靠谱。第二是表达不出来。周述恒初中还没能毕业，虽然平时喜欢看书看报，但他觉得写书要小说化，因为这样才有人看。于是他就学习“组合情节”。　　在《中国式民工》里，主人公都是农民工，他们经历了找不到工作，拿不到工资，工伤、职业病，也经历着和城管的冲突，和城市文化的冲突。周述恒说，书里的大多情节都是取材最真实的故事。有很多事情，让他一想起就掉眼泪。　　在无数个夜晚，周述恒就趴在二手电脑前写作。他还得上了农民工罕见的近视眼。　　他的计划　　准备拍网络小电影　　2009年末，出版社把《中国式民工》的全本分成两本，23万字左右一本书。再过两三天，1月10日，《中国式民工》上下集将正式出版。　　农民工周述恒有点不知所措地迎接了接踵而来的荣誉：自己成了作家了。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都把他请去当对话嘉宾。“我爽死了。”他只能如此回答自己的心情，“可以让媒体走近农民工。”此外，还可以拿到出书的版税，他盘算着版税绝对是没办法买房的，但可以在农村修一套房子。“ 没房子很有恐惧感，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它是自己的。”　　周述恒现在等着看样书。他还计划条件成熟了，就拍个网上的小电影，“因为农民工看书的不多，但看电影电视剧的多啊。”　　对话周述恒：　　60%以上情节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者：你写书的材料是怎么得到的？情节里虚构和真实占的比例是多少？　　周：素材是我的经验和身边朋友的事情，我大概算了一下，其中60%以上是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20%是身边的人，其他是虚构的。　　里面很多情节，都是取材最真实的故事。我见过很多事情，真是让我一想起就掉眼泪。我跑业务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个妈妈背着一个小孩，手上又拉着一个小孩，在建筑垃圾地里很吃力地捡垃圾。还有，很多农民工有职业病，但他们自己不知道有这个病，我家乡死了几个人，就是因为职业病死的，但他们从不知道。　　记：你在书中说，农民工格外喜欢互相帮忙。　　周：这是因为大家需要互相温暖。我请过不少被骗的人吃饭。我饿过一天饭，知道难受。现在外面那些说没饭吃要钱的，有的是骗子，但也有的是真有困难。有一次一个说自己被骗的，看上去是真的，我请他吃饭吃了一大碗还不够，我又再叫了一大碗，他真吃完了！我就知道他不是骗子了，就给了他20元钱。　　记：新年有什么愿望？　　周：我最大的新年希望就是农村的孩子、民工的孩子能上便宜的、好的学校。大家能管农民叫“农民伯伯”，全社会都尊重劳动者。还有，我希望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与付出成正比，工伤伤亡有一个良好的快速赔偿机制。等我有钱了，我就去印刷一些劳动维权法的小册子，免费去工业区宣传一下。（文/记者 陈翔）

今年是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60年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包括前30年和后30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30年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进行的，取得成就更大一些，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前30年和后30年也都走过曲折的道路，都有各自的失误。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总结，为作今后继续前进时，需要思考的宝贵财富。

本文试图通过探讨，揭示这三者在关涉“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内涵中，在开放性、平等性、公益性原则上有统一的内在联系；而在理性、批判和共识达成方面则与之有根本分歧。

土地问题“政治化” 经济刺激政策使得土地问题由经济向政治演进，土地制度改革至为紧迫 刘守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　　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实现了预期的经济增长。在各项经济刺激和扩大内需政策中，土地比过去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可见的事实是，土地出让收入屡创新高，“地王”频出。与此同时，土地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不降反升。以土地为依托的地方融资平台不仅蔓延到城市建设的各个领域，而且融资规模空前。在一些大城市，房价猛涨让绝大多数人“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化为泡影。　　金融危机前，土地实际上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动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奥秘之一就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低廉的土地供应。快速的城市化，则主要依托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攫取和土地抵押融资。　　但是，这种以土地启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弊端多多。比如，农民土地权益受到严重侵犯、稀缺的土地资源被粗放使用、土地囤积和土地投机盛行、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出让、土地抵押融资产生财政和金融风险、土地引发制度性腐败，等等。　　金融危机的发生，国际需求的变化，本来为改变过度依赖土地的传统增长模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事实证明，金融危机除了对珠三角、长三角出口导向企业及地方财政造成较大影响，传统发展模式不仅没有改变，反而被迅速移植到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　　从目前的观察看，无论是在发达地区还是在中西部地区，为了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增长，土地的杠杆作用都比上一轮更强。土地问题有演化为“政治问题”的风险。　　土地不再纯粹是一种经济要素和资源，而成为关乎中国政治和社会稳定、影响中央和地方关系、累积金融和财政风险的大问题。　　在中西部地区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面临严峻挑战。　　上一轮经济增长中，沿海地区的工业化用地，是靠集体建设用地；地方政府靠低价征地发展城市，得到了土地出让收益，农民则靠集体土地和厂房出租分享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收益。但中西部在发展时，已经没有那么大比例的集体建设用地提供给企业，只能靠政府创办园区来招商引资。　　正因此，中西部地方政府面临两大问题：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地应对从紧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指标管理，避免踩上耕地保护“高压线”；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方城市化靠征地，工业化也要靠征地，政府和农民利益的冲突就更加激烈。　　为了解决建设用地指标短缺，中西部基层政府就把重心放到宅基地和村庄用地的整理、置换上，由此引发的农村拆迁和“农民集中居住”。如果相应的制度安排存在缺失，也会侵犯农民的土地权益。　　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财政”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强化。　　所谓“土地财政”，是指地方财政主要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及土地相关产业的税收。在新一轮发展和投资热潮中，“土地财政”日渐全国化，从沿海发达地区蔓延到中西部地区，由大城市蔓延到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　　“土地财政”的实质是“卖地财政”，即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越高，地方财政收入越大。为了使卖地收入最大化，地方政府可能采取的策略有二：一是在地方财政吃紧时多征地多卖地，二是在地方财政向好时囤地惜售。　　从制度运行的结果来看，作为土地财政上游入口，土地的低价征用形成政府与农民争利的局面，造成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作为土地财政的下游出口，房价的过高且不断攀升已使绝大多数自住购房者“望房兴叹”。　　与此相关联，以土地抵押的城市投融资愈演愈烈，债务加大。　　在上一轮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城市政府建立土地储备中心，成立政府性公司作为融资平台，以土地抵押获得城市基础设施的巨额资金。尽管这种模式已经暴露出一定的财政和金融风险，但总体而言还是可控的。而在此番应对金融危机中，各地都把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主要策略。调查发现，各地成立政府性融资平台，已经由小心翼翼变为全面推进。结果政府性公司数量多，融资额大，监管力度减弱。但贷款依然靠土地抵押及土地收益权的抵押，由此造成的城市建设债务额巨大。如果不尽快建立一套城市投资债务风险评估体系，地方政府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势必加大。　　为防止土地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必须从制度上平衡土地相关方的利益，改变目前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大赚其钱、罔顾农民阶层和房屋居住者的格局。　　为此，以下数端至为紧迫。　　其一，改变目前以所有制规制土地市场准入方式，实现以规划和用途管制为核心的土地市场准入制度。　　今后，只要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准入条件，无论是国有土地还是集体土地，都可以公开、有偿、公平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真正实现两种土地所有制宪法意义上的平等，实现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在土地市场上的“同地、同价、同权”，让农民以土地参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分享工业化城市化的好处。　　其二，扩大中西部地区规划圈外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范围，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　　中西部目前正进入工业化的快车道。但是，按照现行法律和政策，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空间极其狭小，农民无法分享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权益。应该总结过去沿海地区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既实行严格的规划和用途管制，又在科学布局的前提下允许中西部地区的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工业用地市场。　　其三，调整用地结构，扩大住宅用地供给，解决普通百姓的住宅需求。　　当前，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房价高企，与百姓居住需求完全背离。虽然不能将原因完全归咎于土地供应，但还是可以通过调整用地结构、扩大住宅用地的供应来缓解。　　调查和比较研究发现，房价高涨的地区普遍存在工业化过度而城市化不足问题，工业用地比重过高、住宅用地比重过低。应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的改变，降低工业用地比重，增加住宅用地比重。这样既可以促进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的进程，又可以解决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　　其四，允许城乡结合部地区以农民集体土地为主形成廉租屋市场，促进“人口落地”的城市化。　　中国上一轮城市化最独特的特征是“土地城市化”，而人口“不落地”。目前农民工的住房，基本由城乡结合部农民集体以宅基地和集体剩余土地等灰色市场提供。今后，对进城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应当通过土地制度创新，解决农民工的居留问题。可以尝试由地方政府将城乡结合部集体建设用地辟出若干片，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盖廉租房合法出租给外地农民工。这样既可保证集体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农民集体分享土地收益，又可缓解农民工居留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管理问题。　　其五，切割地方政府与土地的利益链，抑制房地产商土地投机。　　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囤地，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这种局面不改变，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就不可能良性发展。　　未来，一方面要改革土地市场准入方式，降低政府垄断土地市场的程度；另一方面，要改革税收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试行土地财产税改革，改变地方财政主要依赖于土地出让金的局面。同时，改革完善土地税制，尤其是完善土地保有环节的征税，依法处置开发商的囤地和土地投机行为，提高土地囤积和闲置的成本，使土地更高效地用于住宅开发。

重庆打黑的体制意义(2010-02-02)　　● 唐逸鸿（旧金山）　　重庆打黑“轰轰烈烈”的阶段看来已经过去了，现在正处在审判处理的阶段。但是，这一次打黑行动所引起的震动，却远未结束，其巨大的影响正在各个层面扩散之中。不管人们对此有什么样的评价和争议，重庆打黑已经成为2009年中国政治的一件大事，并将对今后的政治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体制层面的启示　　中国各地的打黑行动其实经常进行，从未间断。动不动这里“专项斗争”，那边“集中行动”，但都没有太大的效果。这其中的原因是明显的。说得夸张一点，社会上的“黑”，只是体制内“腐”的延伸。与很多其他的社会问题一样，黑势力的形成发展，其根源在于体制内，在于一些部门的失职、失察，更在于一些人故意纵容、保护以至扶植、勾结、同流合污。没有体制内的“保护伞”，“黑恶势力”不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因此，打黑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体制内，扫黑的过程也就是反腐的过程。不触及体制内，黑根本打不下去。这正是很多同类行动没有取得效果的原因，也是重庆这一次的突破之处。　　对于当今中国的权力腐败，有一种比较悲观但也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腐败已经太严重了，已经快“治不了”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靠共产党自己来反腐败，是很难成功的。在这种看法之下，很多人对于中共的反腐行动，一直没有什么信心，也不抱多大的希望。　　在某种程度上，重庆的扫黑为此带来了一些希望。不管这只是一个特例，还是具有普遍意义，重庆的打黑行动至少表明，体制内那些“干净”并且“干活”的人，如果有决心，尚有可能、有办法来惩治内部的腐败问题。换句话说，在现行体制内治理腐败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对于正被腐败困扰着的中国改革来说，这个问题显然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靠体制内力量来治理腐败是否可能，将关系到中国改革未来的走向！在这种意义上说，重庆打黑作为一个标本，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不但具有操作层面的价值，更具有体制层面的意义，值得人们认真注意。反腐打黑的期盼和疑虑　　面对当今严重的腐败问题，有着不同的解决思路。其中的一种，就是在民众的支持和舆论的推动下，以体制内的力量为主来惩治腐败，并通过内部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建立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　　在当今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种思路应该说是比较现实的，其风险和成本也比较小。至少在现在的阶段，这仍是很多人认同和期盼的思路。但是，这种体制内反腐败的思路要获得成效，有很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除了理论上的一些疑问之外，在现实层面上，也存在着不少担心和疑虑。　　由于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腐败现象不断地蔓延扩散，形成为一种官场风气，把很多人卷入其中。在这种风气之下，一个干部要在现在的体制下保持廉洁，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或许是自身主动参与，或许是家属子女、亲戚朋友的“牵连”，或许是官场中利益网络的诱迫和牵扯，从各部门的领导到一般的公务员、办事员，从中下级干部到省部级甚至更高层级的官员，能“独善其身”的人也许已经不是很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首先的一个疑虑，就是体制内还有多少自身廉洁的人，能够没有顾忌、全心全力地推动反腐败。　　另一方面，即使有这样的人，并且有决心推动体制内的反腐，他们还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来取得成效？这是一个同样令人担心的问题。腐败现象不但牵涉面广，很多贪官还相当强势，再加上现有体制下各种潜规则和利益关系的制肘，“正气”能否真正“压倒邪气”，是很让人担心的。　　老实说，这些的疑虑虽然有点悲观，但却不无道理。这些年来腐败问题的不断发展恶化，也加重了人们的这些担忧和疑虑。在这一方面，重庆的打黑确实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难得的鼓舞。需要向深层次推进　　当然，这一次的重庆打黑，在带来信心和希望的同时，也有一些“可议”之处。这样的行动不但要有声势，更需要长期坚持，不能搞得像一场“运动”。另外，应该坚持依法办事，严格以法律为标准而不是以行动目标或者“群众感情”来惩治罪犯。对于犯罪行为，不必拘泥于是否有“黑社会性质”。这可能影响量刑的标准，但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关键在于是不是犯罪，只要犯罪，就应该惩治。这样才可能形成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公平环境和法制氛围。　　另一方面，打黑之后，需要向更深的层次推进，需要在建立防止腐败的新体制方面下功夫。当然，这已经远远不是重庆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课题，也是一个更艰巨的任务。　　在某种意义上，重庆的这一次打黑行动，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和标本。各个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层级的体制结构、力量对比和利益格局可能很不相同。重庆一个地方的打黑行动能够取得成果，并不意味着整个体制内反腐败就完全可能成功。人们对此的担忧和疑虑，还远远没有消除；人们的信心和希望，需要更多地方、更大范围的打黑除恶、反贪防腐的成果来鼓励和支持。作者是旅美学人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cnpol/pages3/cnpol100202.shtml

根据农村基层人员的实践经验，农村工作的“危险期”有两个：“三伏”与“三九”，即六月小麦收割完到秋收这段时间，还有秋收结束后至春耕时间，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传统的农闲期，大量人员处于闲散状态。农村文化建设是丰富农民业余生活，提高村庄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

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推动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来到农村，推动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吸引部分大学生选择回乡创业。那么，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呢？

与其他方式组建的合作社相比，村集体推动成立的合作社是与村庄治理产生联系的平台。透过合作社的发展，农村的组织建设与经济发展将结合起来，可以逐步探索实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有机统一的机制。

土地仍然农村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村治的核心问题。2007年换届选举后，重新建立村庄秩序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本文旨在回顾村里通过收益分配而不是土地分配本身解决土地问题的一种尝试。

结对帮扶是政府和社会推进地方政府新农村建设的措施之一，是指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社会团体等与基层单位结对，为对方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业生产等方面提供扶持，加快结对农村的发展。但帮扶的必要性和意义何在呢？帮扶的基点在哪里呢？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以实践挑战传统信仰　　Nobel laureate Elinor Ostrom:　　Posing a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faith by practice　　文/陈洁燕　　在2009年10月公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前，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并不广为人知，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位第一个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陌生而遥远的。　　艾利诺于1933年生于洛杉矶。年轻的时候，她已经感受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经济衰退年代成长的她，真切地经历了经济衰退所引发的资源大战。当时的洛杉矶，自来水是昂贵的商品。“在这场资源大战中，我妈妈有一个引以为傲的花园”，她回忆说，“我也从中学会了如何种植和罐藏蔬菜。这些难忘的经历是城市里的小孩子从未经历过的。”这些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经历也向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揭示了生活的重要一面——当面临资源问题时，为了普罗大众的利益，广大民众可以携手合作。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是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她研究自发组建的管理组织运作及管理公共资源的可行性，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造资源。通过广泛地收集数据，例如传统的问卷调查或先进的卫星成像手段，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发现了大量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挑战着传统的信仰。　　2001年，她被选聘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PNAS编委会成员。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PNAS的首卷语中发表了其对高效的森林管理的见解。从亚马逊盆地到北极圈，森林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林木、燃料、矿石、食物和旅游景点)却面临着加速的破坏。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强调使森林资源保持多产的管理手段，但她重申，没有任何管理策略可在各种环境下控制过度开采资源。与流行的习语相反，她的研究强调管理树木对管理森林资源的重要性。　　意义深远的辩论　　绝大多数人从自身的优势中探明人生发展的道路，但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却因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口吃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为帮助她克服口吃的缺点，读高中时她被学校选到演讲队。她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诗朗诵。那次诗朗诵令她遭到其他队员的嘲笑。但没过多久，她就成为队中辩论和即兴演讲的高手。“读高中时学会辩论绝对是意义重大”，她说，“特别是，你从辩论中深刻地意识到凡事至少有两面。而且，你必须理解辩论双方的观点，因为在辩论队中，他们指定你是正方或反方。”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特别善长辩论政策问题。她回想起在她家第一台电视机中观看约瑟夫·麦卡锡的听证会，而且和她妈妈激烈地辩论起来的情景。在她入读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选择本科专业时，她被政治学深深吸引住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4年学士毕业后，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移居东部，在波士顿的一所律师事务所从事人力资源经理助理工作3年。当她入职时，事务所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白种人，不是新教徒就是天主教徒。但当她离职时，办公室里有各种少数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我并没有用尽各种方法团结各族人民”，她说，“我只觉得自己令事务所有所改变而已。”自此，她回到洛杉矶，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当时，我决定每一学期选修硕士学位公共管理专业的一门课程”，她说，“我被这一专业深深吸引住了。那些课程非常有趣，最终在女人不读研究生的时代，我选择了放弃我的全职工作，重返校园读研究生。”　　在她的硕士论文中，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研究的论题与南加利福尼亚息息相关——水资源管量。1945年，洛杉矶西部的一些人发现，城市重要的地下水源之一的水质量正在不断下降。咸水正入侵着地下淡水系统。少数人成立了水资源协会去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在法庭上激烈地辩论；他们创建一套新条例；他们创建水资源补充区，而且从海边注水进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她说：“如果咸水入侵再持续几年，也许地下水将受到无可挽救的破坏。”这一论题成为艾利诺·奥斯特罗姆长期研究的课题。这次经历让艾利诺·奥斯特罗姆认识到，普罗大众可以联合起来共同保护公共资源。　　读研究生时，艾利诺·奥斯特罗姆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与她志趣相投的青年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华盛顿完成了她的论文，而文森特则和他的未来资源协会的智囊团一起工作。1965年，他们重返印地安那大学。文森特受聘于学校的政治学部门，艾利诺·奥斯特罗姆也向学校求职。令人欣慰的是，印地安那大学没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裙带关系原则。“如果(文森特)回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室工作，我也许会被拒绝在学校工作”，她解释道。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的第一份工作并不特别如意。“他们让我每周二、周四和周六早上七点半去教《美国政府简介》”，她说：“但我无法拒绝。”最终，这一兼职职位转变成了长期全职职位。　　奠定研究所基础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印地安那大学所从事的首批研究项目之一就是研究城市中重要性有如水资源的警察。当时，城市对公共服务管理，如治安管理的推论是他们形成了规模经济，在城市里成立一个权力集中的大型部门将实现最有效管理。她审慎地开展这一项目，比较这一管理模式的表现与成立一个大部门和三个小部门，分别管理中型的印弟安那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表现。类似的项目也在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社区开展。最终，这一项目为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80个城区开展大量的对比研究铺平了道路。经过15年的努力合作，结果他们发现了几个重要的城市治安管理的认知过程，而且推翻了普罗大众所认同的推论。　　“推论城市治安管理应该实现规模经济是错误的；推论城市只需一个警察局是错误的；推论小部门将无法规划好合作方式是错误的”，艾利诺·奥斯特罗姆说。治安管理工作实质上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例如巡逻，如果你不熟悉社区，你无法及早地发现问题。而且，如果实行五六级的分层管理，警察局长都无法知道街头正在发生什么事。”她解释道。　　总体而言，成立多个由大、中、小部门组成的治安管理系统的城市，其管理水平比只成立一个或两个大的治安管理部门的城市要高。考虑到有些辩论认为，应一次性将治安管理区域从原来的40000个缩减至将近400个，而且毫无数据支撑，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正当其时。“我并不抗拒城市治安管理的现代化改革”，她说，“但对于这一方面的改革，我们持不同的意见。”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结合东方管理模式、官方记录和创新的实地研究方式采集数据，显示出她对资源管理这一更广泛的议题的专注。她深信，其他社会学科的概念，如经济学，应该应用到政治学理论当中。“但是，许多现代化大学的学科研究中心并不允许研究人员进行有效的跨学科交流”，她说。这也是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和她丈夫刚到印地安那大学时的研究氛围。为了努力突破这一限制，他们努力尝试，最终成为学校的传奇人物。　　原则，而不是规则　　1969年，艾利诺·奥斯特罗进行每周一次的非正式研讨会(每周一中午开会)，讨论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论题和开设一个交流思想的论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出席研讨会人数的增多和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开始进行关于城市资源方面的合作研究，夫妇二人认为，他们的研讨会应该扩大规模。“芝加哥大学已形成了在一个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学科的论题上开展710年的持续研究”，她回忆说，“这是我们的一部分研究灵感。”另一研究灵感源自于一位家具工匠。这一研究灵感促使文森特写成了一篇关于工匠和工艺的文章。“在大学里学习正如学习工艺”，艾利诺·奥斯特罗姆说，“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都传授给学生。特别是如何成为一名工匠。”　　根据脑海里的工匠形象，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于1973年成立。入住学校附近具有历史意义区域的4间房子，研究所化身为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和她的同事长期合作的政策研究中心。正如工匠因其工艺而得名，研究所很快突破了它原来的目标。博士后、研究生和本科生在良好的研究氛围中对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感兴趣。好奇的人们也慕名而来。如今，研究所研究的领域包括商业、人类学和生物学。同时，研究所的访问学者被研究所的良好研究氛围所吸引，在他们离开后仍与研究所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扩张了研究所的网络。1981年，当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和她的丈夫有机会在德国比勒费尔德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从事研究的时候，研究所已走向国际舞台。　　首次去比勒费尔德的旅程强化了研究所的国际身份。1988年，应诺贝尔获奖者莱因·哈德泽尔腾的邀请，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第二次去比勒费尔德。此行为她自己的突破性研究奠定了基础，至少提高了她的公众知名度。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最近参与了国家研究局在公共资源、共享资源、灌溉系统和渔场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项目，她已收集到了全世界各地关于公共资源管理的大量实例。她的目标是比较公共资源的区域管理方式的区别，并希望揭示成功的公共财产管理的规则。“我近似疯狂地寻找最基本的规则”，她说，“但我就是找不到。我发现有些规则对私人财产管理有效，有些对公众财产管理有效，有些对政府财产管理有效。但却没有任何规则对3种财产管理都有效。”　　虽然遭受打击，但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没有停止其探寻多种设计原则的研究。“想想建筑学”，她说，“学生学习设计原则，例如如何使门廊足够宽，厨房的气味远离卧室。然后，他们有了蓝图，用具体的方法来运用那些设计原则。”因此，虽然艾利诺·奥斯特罗姆仍未发现公共资源管理的蓝图，但她发现，保持边界不受入侵和共同监管非法行为的规则在公共资源管理领域可成功套用。　　1990年，她所作的努力呈现在她的著作《公共资源的管理之道》中。这一著作再次反驳了认为私有化或政府管理是管理公共财产的最佳安排的传统思想。　　并非万能药　　紧接着《公共资源的管理之道》，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更细致地研究各种类型的公共资源。“我开始和在尼泊尔的同事共同研究。而且，我们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灌溉资源数据库，并对此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她说。研究结果表明，农民管理的系统比政府管理的系统更胜一筹。　　199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让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研究森林资源。自此，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在国际森林资源和机构项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　　在此前的研究中，艾利诺·奥斯特罗姆采用了综合方法去研究公共资源。她应用远程卫星传感技术进行研究更彰显了她的多才多艺。这一技术的应用让她能直接观察到不同管理方式对森林区域和条件的影响。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再次注意到，区域监控有助于确保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这一一再重现的使用者管理思想对于可持续发展别具意义，因为它反驳了“大众的悲哀”思想所预见的悲惨未来。人类希望使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资源的长期有效性。　　“我从实验室研究或实地研究发现，有些人确实是天生罪恶，但绝大多数人只是被扭曲了心灵。其实，他们也关心别人。如果置身于互信和互惠的社会，他们也会关心别人”，她说，“这一被扭曲的一面至关重要。”　　但是，艾利诺·奥斯特罗姆担心有些人也许会滥用她的研究发现。“有些人告诉我，我们的研究发现正是他们倡议废除中央集权制的原因”，她说，“但我对此感到不高兴，因为他们把我所倡导的过于简单化地运用。”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希望引起大家注意——对一种资源中的所有成员使用同一套指引的潜在危险，例如森林或渔场。在即将出版的PNAS杂志特刊中，一篇名为《并非万能药》的文章将呈现她和同事的研究成果。她说：“这种医治所有病症的万能药的问题在于，他们假设人类没有技能，尽管他们有一整套法律和让他们运用法律的场所——法庭。”艾利诺·奥斯特罗姆知道这一思想是另一个错误的假设。如一个通过30多年成功进行跨学科政策分析研究的人一样，她知道，人类可以在适当的环境创造出解决方法。　　(作者单位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