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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五四运动已经九十周年，今年应该有很多纪念活动，而被纪念的主角自然是那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它的领导者。不过，我想到的是，那些当年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而一直受批判者如林紓、吴宓等，是否也有值得纪念至少也是值得关注他们的理由？

过去四年中默多克以美国为基地的新闻公司通过纳税赚钱了，它盈利100亿美元，应该按照35%的公司税率纳税36亿美元，实际上却通过所得税退款获得了48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政府。

从实际生育率谈计划生育。

帕诺夫斯基的这番话是1980年代说的，距离格林伯格的大众文化时代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这个时候的大众文化却比那时要强大得多，不仅电影今非昔比，流行音乐已经更新了好几代，而抽象艺术却真正成了"庸俗文化"，只是艺术市场上的一个配角。甚至被格林伯格奉为精英的绘画，在当代视觉文化中也彻底边缘化了。

在香港政府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之后，立法会也通过了政治改革议案。根据这个议案，在2012年选举时，香港每名选民都可在直选及功能组别中各投一票，即一人"两票制"。这不仅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一大进步，更是民主发展的创新。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及建制派和泛民争执不下，争执的焦点是民主直选和功能界别。现在随着"两票制"的引入，双方做出有意义的"妥协"。这当然也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协。但"妥协"这个词很难表达 "两票制"所包含的政治上的进步意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与其说"妥协"，倒不如说制度创新。"两票制"对大陆同样有参照意义如果说是"妥协"，这也是一个迟来的"妥协"。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于僵硬，往往对来自香港社会的声音说"不"，在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上缺少新思维，更缺少制度方面的创新。因此，一直以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议题大都是泛民主派设定的，无论是香港政府、建制派还是中央政府，都只有救火式的"反应"。香港民主化本来早就应当有大讨论。香港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如何协调市民的民主化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获取民主化的好处而减少民主化的代价？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如果有这样一场大讨论，香港各界甚至外界对香港民主化的共识会比现在更高。从长远观点看，"两票制"的民主实践的意义不仅仅对于香港民主发展本身，而是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社会都具有现实参照意义。近代民主起源于西方发达社会，然后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但在传播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社会的民主产生了无穷的大问题。人们无需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社会的民主现实，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东的伊朗等等，都面临困境。本来，人们希望通过民主政治的引入，来建立一个比较稳定且公正的政治秩序。但在很多发展中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和发展，所出现的局面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在一些社会，党争不止，民主和无政府状态几乎是代名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而原来的社会秩序因为民主政治的动员而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旦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问题，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必然成为大问题。为什么在西方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非西方社会就变了样？这并不是因为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因为西方的民主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支持条件。西方原来是贵族精英民主，后来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到商业资本民主，然后再经过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民权运动，才发展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大众参与民主，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国家制度得以建设，中产阶级得以壮大。尽管有大众参与，但民主毕竟还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游戏。要进行游戏，就首先要有共识，要有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共识和游戏规则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西方经过数百年才发展出了民主的共识和游戏规则，后发展中社会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过程。发展中社会缺乏民主所需的共识即使是在西方，政治力量也经常不能扮演整合社会的力量；在很多场合，刚好相反，扮演分化社会的作用。西方的优势在于一个拥有民主意识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与其说政治整合社会，倒不如说是中产阶级整合政治。而在发展中社会，不但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而且社会大多是分化的。社会的分化可以表现在收入差异上（即穷人和富人），可以表现在城乡的分化，可以表现在社会的不同群体对不同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等因素的认同。在缺少一个具有民主认同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民主一旦引入，冲突不可避免。而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更会加剧社会的分化。这是发展中社会民主政治无序的主要原因。西方民主强调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分立。这主要是为了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西方在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问题并不明显。不过，西方各国上议院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力量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到了发展中社会，往往是中产阶级不够发达，不够强大。即使出现中产阶级，但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可能是高度分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就需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制衡，才能协调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平稳发展。怎么办？各个社会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找到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机制。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经过改革，可以成为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有效民主制度安排。香港的民主化是为了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必须得到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不见得一定能够通向社会公正，在社会群体间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社会公正就会荡然无存。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公正需要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里民主化变得重要起来。西方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很难有社会公正。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化往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后发展中社会更是如此。没有经济发展也不会有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很简单，没有发展，哪有分配？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那么，如何保证一条能够促进社会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呢？这就需要各阶层的妥协。而"两票制"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说香港的直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功能界别则是考量到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制衡的需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两票制"能够促使选民在投票时作更加理性的思考。在很多社会，民主政治很容易受政治人物的操纵而演变成民粹政治。在缺失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一旦哪位政客蛊惑民心，号召大家起来进行财富大分配（或者其它民粹议程），必然会得到社会底层的拥护。这样产生的政府所制订的政策必然是亲分配、轻生产。要保证生产和分配、效率和公正之间做到平衡，就必须有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安排。一些人把功能界别视为是香港的一项特殊政治安排，是商人治港的表现，因此是过渡性的。但香港的问题不是取消功能界别，而是要改善和改革功能界别制度。目前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并没有民主化，但功能界别并不是不能民主化的。"两票制"的引入，对功能界别制度的民主化是个重大的推进。功能界别的存在，不应当是像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所说的是民主的倒退，而可以成为民主的改善和改进。从改善民主的角度看，功能组别不应当是临时的安排或者转型期间的安排，而是要把此安排进一步制度化，成为未来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香港的实践对中国大陆本身也具有参照意义。和香港一样，中国的民主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但人们对要实现怎样的民主，以及其如何协调民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并不很清楚。香港如果成功了，中国大陆就可以借鉴。例如全国人大可以向直选方向发展，而全国政协则可以向功能组别的制度安排发展。（像中国那样分化的社会，更需要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制衡。）对后发展中社会来说，如果人们要享受民主制度的好处，但又要避免民主的负面效果，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作为发展中的民主，香港已经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可能会使得一些西方民主教科书信奉者感到愤怒，但实践和时间会证明，这有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该文发表于2008年4月2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一个大众传播媒介兴起，娱乐资讯不断扩张，市场冲击学术的时代，文艺批评遭遇深刻的信任危机，近几年来，对文艺批评指责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对文艺批评的评价问题已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艺批评是否已经“媒体化”、“市场化”和“吹捧化”？应该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学院批评？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是否真的丧失了对当下新鲜文艺创作进行批评的能力，而其内在原因为何？文艺批评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而在一个大众文化强势崛起的媒介时代，批评何为？

　　不久前，北京市文联与《文艺报》、《文艺研究》共同主办的“2007北京文艺论坛”上，多名学者对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中“批评与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理论探讨。《中华读书报》选取与“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主题相关文章，并经各学者本人修订，以飨读者。

近年来我国农田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相当普遍，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在韦君宜、王蒙、李锐、张炜、李洱甚至是杨沫等人的笔下，知识份子和革命的关系与既定的历史叙述显然发生了某种龃龉。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知识份子与革命」书写前文本的《青春之歌》记载了共和国幼年时代对知识份子与革命关系的认知与规范，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纪庄汉牍"算簿"的出土说明，"事算"意味着服"算"的义务，既包括以"算"计算的各种人头税，还包括以"算"计征的各种徭役。纪庄汉牍的另一大特色是首次集中出土了大量私人书信。在百余年的简牍发现史上，比较完整的私人书信共有30余件，零星出土。纪庄汉墓却一次集中出土了27件

黄宗羲曾慨叹道：“形势、昭然者也；人心、莫测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测者亦从而转矣。”三百年后戊戌变法失败中，我们又看到了莫测者亦从而转的重演。

"反欧洲中心主义，是一张能走遍天下的通票。这是一个印度教授的看法。她在美国讲学，报酬丰厚；开讲之先，喜欢说，作为一个女人和印度人，她不得不屈居卑位。正是欧洲人，严格地说，是白肤色的欧洲男子，才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靶子。并非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一个殖民主义的过去，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把殖民地丢了，却总是为自己短暂的殖民活动赔不是。尽管这是事实，但德国也得赔不是。在当前的后殖民话语中，欧洲早先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之声，似乎全然被忘却了。不仅如此，今天的白肤色的欧洲男子，仍然被人视为他（老）祖父的思想的支持者。当然，今天他不再凭借武力来折磨欧洲之外的人了，现在据说是他的脑袋理解不了亚洲和非洲的文化，因为他的头脑被认为浸透了后殖民的思维方式。"

伴随着对中世纪国家之复杂性与持久性的不断关注，人们现在更加普遍地意识到中世纪政治机构的弱点和局限，以及由此导致的它们对王室意志和政治共识的依赖。同时，也更加重视观念和原则在中世纪晚期公共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战争、战争的准备、计划实施战争的所有措施是侵犯人权的最大理由，多少在原理上会损害民主主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本文译自英译本的《知觉的首要地位》（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64年。英译者为Arleen B.Dallery。我们同时参照了梅氏的有关法文著作。——中译者
张尧均 杨大春 原注

24日上午，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的112名要员举行会议，推选新的领袖。工党副领袖、政府副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当选工党领袖，取代总理陆克文，成为澳大利亚的首位女总理。吉拉德对记者表示，决心以“最谦卑的态度和极大的决心与热情”来承担新的职务。当天中午，在澳大利亚总督昆廷·布赖斯的主持下，吉拉德宣誓就任澳大利亚第27任总理，新的副总理、原国库部长韦恩·斯旺同时宣誓就职。吉拉德1961年9月29日出生于英国的威尔士地区，1966年随父母移居澳大利亚，1998年当选澳大利亚国会议员，2007年进入陆克文政府，任副总理兼教育、就业与劳资关系、社会融合部长。卸下总理一职后，陆克文在夫人和儿子的陪同下发表了讲话，强调他为自己执政时期取得的成就而骄傲。他说：“我为实现了全国医疗改革而骄傲；为在偏远、土著地区建立了20个癌症医疗中心而骄傲；为全国大学增加了5万个招生名额而骄傲；为实现了全国中小学生每人获得一台免费笔记本电脑而骄傲……”陆克文在讲话时多次哽咽，激动的情绪难以平复。征税事端政府对矿业等行业征收资源超级利润税计划，遭到大型矿业集团强烈反对澳大利亚的政坛动荡已持续了将近两个月。5月2日，当时的国库部长韦恩·斯旺公布了由国库部秘书长亨利审定的名为“亨利评估”的报告，提出政府计划对矿业、陆地天然气、煤层气等行业征收高达40%的资源超级利润税。陆克文在谈到“亨利评估”时解释说，征收资源超级利润税是因为政府需要这笔钱来做3件事：第一，提高全国的退休金标准，使澳大利亚人退休后能有更多的钱来养老；第二，为240万小企业减税，将它们应当缴纳的税收额度由利润的30%降至28%；第三，为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增加56亿澳元(1澳元约合0.869美元)的建设资金。“亨利评估”公布后，必和必拓、力拓等大型矿业集团立即表示反对。矿业巨头们说，按照“亨利评估”中的纳税标准，再加上地方政府的税收，矿业行业利润的57%将“被政府拿走”，“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矿业税”。5月11日，在采矿业的一片反对声中，“亨利评估”被纳入2010—2011财年的预算案，从而引发更为强烈的反对浪潮。各大矿业公司在澳大利亚矿业协会的组织下，以发表言论和致信陆克文等方式，在广播、电视和平面媒体上大作广告，宣传资源超级利润税对外来投资和矿业发展的危害。他们告诉公众，虽然征收资源超级利润税后，澳大利亚民众可享受到养老金提升3%的好处，但矿业股大跌显然又会让大家得不偿失。面对矿业协会的“广告攻势”，陆克文决定依葫芦画瓢，斥资3800万澳元，也在媒体上做起了广告，以说明资源超级利润税会给每一个劳动家庭带来的益处。不过，由于矿业协会的广告已经给公众造成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而且许多股民的切身利益已经因矿业股下跌而受到损失，“政府版”的广告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更让陆克文没想到的是，他拿出大把钞票作广告的做法在工党内部招致强烈批评。他的一些同僚指责说，政府是在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除了在资源超级利润税一事上引发争议外，从去年8月开始，一项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议案在议会屡屡受挫，陆克文今年4月决定搁置这一议案，也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大选考量为保住执政地位，工党内部反陆克文一派认为须由新领袖带领参加今年大选今年是澳大利亚的大选年，政府的政策得不得民心，将直接关系到大选的结果。在资源超级利润税问题上，陆克文政府与矿业集团之间僵持不下，让陆克文和他领导的工党支持率直线下降，最终导致工党内部产生分裂。支持陆克文的一派认为，征收资源超级利润税是在为广大劳动家庭谋福利，这是以前的政府领导人没有勇气和胆识触碰的事，但陆克文做到了。反对陆克文的一派认为，政府的做法将会给工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6月初，工党内部反对陆克文的人提出给陆克文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平息此事，否则就将“换将”，由新的领袖来带领工党参加今年的大选。面对陆克文遭遇的困境，吉拉德起初曾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其的支持。不过，随着风波越闹越大，吉拉德的态度有了转变。23日晚7时许，吉拉德提出要会见陆克文。正在参加参议员尼克·谢里从政20周年庆祝酒会的陆克文被下属请回办公室，吉拉德走进陆克文的办公室后，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将“挑战”他的“领导地位”。陆克文极力劝说吉拉德放弃这一做法，但未能奏效，只得决定在次日召开工党要员会议，让工党通过票决的方式，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进行取舍。24日上午的票决后，要员会议发言人、新南威尔士州参议员迈克尔·弗肖宣布：“吉拉德当选为工党新领袖，斯旺当选为新的副领袖。”当天下午，坐上总理宝座的吉拉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工党的政府“还是一个好政府”，只是“一时迷失了方向”。她表示，自己领导的政府当前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府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她说，政府已经决定停止在媒体上刊播有关资源超级利润税的广告，并将“公开、诚恳地与矿业公司会谈，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决定是否取消征收资源超级利润税。吉拉德还表示，将在全球经济状况改善和澳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重新开始推动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议案。此间分析人士认为，工党决定由吉拉德担任新的领袖和政府总理，最直接和现实的目的就是希望她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消除陆克文在征收资源超级利润税一事上给工党和政府造成的不利影响，率领工党取得今年大选的胜利。然而，在时间所剩不多的情况下，吉拉德能否不负重托，目前还很难预料。

温州早在好几年前就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为什么几年下来并没有取得什么实绩？我们不能天真地以为名之曰"改革"就一定会成功。事实上，商界不少缺乏诚信之辈已经瞄上温州金融改革的"商机"，一手炮制"收购美国特拉华州大西洋银行"假新闻的温州商人林春平就自述，此举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参与温州金融改革。

新译选读。《尼科洛的微笑》，毛里齐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著，意大利政治学者，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段保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英文版Nicolo's Smile: The Story of Machiavelli, 2000.

2011年6月，日本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了福岛核事故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承认，对海啸的防范措施在整体上力度不足是导致事故恶化的主要原因。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认定，日本核电体制结构混乱、权责不明，尤其是日本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作为监管机构却隶属于主导核电发展的经济产业省

如果仅仅单纯从方法论引进的层面上分析历史学 变革与社会理论结合之得失关系，而忽略了各种阐释方式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 之间处于怎样的纠葛状态，就无法真正洞识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轨迹和其需要选择的未来走向，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问：什么人？为什么在某一特殊的年代选取了这样一种设问历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