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普通

新译选读。《尼科洛的微笑》，毛里齐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著，意大利政治学者，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段保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英文版Nicolo's Smile: The Story of Machiavelli, 2000.

范文澜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历史学家，党而不群、政不忘学是他的一个特点。

如果仅仅单纯从方法论引进的层面上分析历史学 变革与社会理论结合之得失关系，而忽略了各种阐释方式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特殊问题 之间处于怎样的纠葛状态，就无法真正洞识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轨迹和其需要选择的未来走向，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问：什么人？为什么在某一特殊的年代选取了这样一种设问历史的方式？

今年是海顿逝世200周年，维也纳的2009年新年音乐会演奏了他的交响乐“告别”，这支曲子的特色是演奏者在最后一个乐章时，逐个离开舞台。

2月10日，在经历了许多天的跌宕起伏之后，希腊内阁通过了总额为33亿欧元的新财政紧缩措施。当地时间13日凌晨时分，希腊议会终于以199票赞成、7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该项措施。 根据该协议，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的新救援贷款。作为条件，希腊政府要做到将私营部门的最低工资标准降低22%、年内减少32亿欧元政府开支并在2015年之前裁减15万名公务员等。 在议会表决时，组成联合政府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共有43名议员对议案投了反对票，这些议员随后被开除出各自的议会党团。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认为，那些不能担当"历史责任"的成员应当离开内阁。"一场混乱的拖延将使我国陷入绝境，将造成不能控制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 帕潘德里欧希望希腊保留还债能力，并且留在欧元区。但他有一个难题，自己的45人内阁是由三个长期争执的不同党派成员组成，又缺少职业政客和专业人员，如其中规模最小的人民东正教阵线（LAOS）领袖卡拉扎菲利斯是个前健美先生和电视台老板。就连卡氏也指出帕潘德里欧应当起用更多的专业人员任职内阁。 随着四月份换届选举的临近，希腊国内各党的支持率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年前选票最多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率降至8%。反对紧缩措施的左翼党派支持率正在上升。萨马拉斯领导的新民主党支持率目前最高。令人担忧的是，一些极端民粹主义党派的支持率也在上升，如金色黎明党，以袭击移民闻名，得到了3%的支持率。 "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相信希腊将贯彻新的紧缩措施，因为希腊还在沿用之前的一些措施，例如国有财产私有化以及职业自由化。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两年多来，希腊承诺的每一项紧缩和改革措施都没有落到实处。往往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前，希腊议会都忙着通过紧缩措施。而一旦贷款到手，立刻天下太平，紧缩措施落实问题就乏人问津了。 由于政府通过财政紧缩将影响民众的福利，希腊警察和示威者在首都雅典的街头爆发了冲突，大约10万名示威者走上首都雅典街头。根据希腊媒体12日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目前48%的希腊人宁愿国家违约也不愿接受痛苦的紧缩措施，38%的希腊人支持实施紧缩措施。 希腊是否要继续留在欧元区？德拉克马的阴影逐渐笼罩着这个国家。 希腊媒体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70%的希腊民众希望该国留在欧元区之内。然而继续采取紧缩措施的前景并不乐观。希腊已连续四年经济衰退，失业率达到22%，48%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2011年11万余间商家倒闭。希腊的债务已经达到GDP的160%。 在欧元区内部，把希腊驱逐出欧元区的话题不再是禁忌。而此次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二轮救援贷款条件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强硬态度应该令希腊明白：它的机会不多了。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希腊央行行长普罗沃普洛斯表示，假如希腊重新使用德拉克马，这将是一场灾难，他警告称，此举将意味着该国货币将贬值60%-70%。 德拉克马不仅代表了迅速的贫穷，也象征着退到过去。对于很多希腊人来说，离开欧元区意味着在欧洲被孤立，这种处境将使他们更加不知所措。（编译 桃桃）

[坦]梅威斯加·巴热古（Mwesiga Baregu），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按：当前中国陷入了高通货膨胀、贫富严重分化、社会对立、矛盾激化的危险状态。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与经济发展方向和路线的失误有关。反思中国近10年来经济方针及政策的重大错误，盖有： 　　一、不顾一切地发展私营经济，不惜代价地实行私有化，不仅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劳动者们的利益，扩大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而且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被侵吞，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 益。为了将中国的国有银行私有化，借口“在银行股份化改造中引进战略投资者”，以惊人的低价将中国大型银行的股权“卖”给外国金融机构，使中国人民的财产至少损失1万亿元。 　　实行权贵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攻坚”，不顾原国有企业职工的反对以“卖”为名将国有企业低价送给私人，以致引发了以2009年通化钢铁公司上万职工抗争为标志的群众性反抗 事件；为了发展私营企业，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为借口，极力向没有长期经营能力的私营企业输送贷款，为此而阻挠为防止通货膨胀所必需的信贷紧缩，造成并加剧了通货膨胀； 把使房地产商和少数投机倒卖城市住宅者暴富作为政策目标，借口增加私人所有的住宅，竭尽全力地扩大各种以私人住宅为抵押的银行信贷，造成了城市住宅售价的暴涨和空前的房地产泡沫 。 　　二、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率，过度扩张名义总需求，一再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使中国再次面临停滞膨胀的威胁。这种倾向明显地表现在2003年以后。中国每年潜在产量 的增长率没有超过10％。 　　在 2002年以后，为了达到年平均超过10％的经济增长，过度增大货币供应量，刺激经济在短期中过快增长，以致2007出现了过热期都罕见的14％的过高增 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由低于潜 在产出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导致 2008年出现了显着的通货膨胀。由于不愿将过高的经济增长率真正降到长期可持续的水平，2008年为制止通货膨胀所作的紧缩中途夭折，很快就借口“抵御 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而转向肆无忌惮地扩张总需求，将2009年银行信贷余额的增长率提高到在高通货膨胀期也少见的30 ％的水平，以致过快增长的货币存量导致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显着高于潜在产出的增长，使中国的实际产出重新变为显着高于潜在产出，造成了2011年 的严重而且很难下降的通货膨胀。 这种追求过高经济增长率的过度扩张总需求政策，正在将中国一步步拉向1987年之后的10年中国所陷入的那种类似停滞膨胀的困境之中。 　　三、承袭了30年来将一切融资行为都信贷化的错误倾向，拒绝通过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对整个经济进行调节，不注重发展依据私人和法人信用的票据贴现以真正满足工商业实 体的融资需求，而是尽可能膨胀信贷，单纯依靠增加银行贷款来扩大宏观总需求，支撑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融资需求。 　　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带根本性的流动性过剩，导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许多资产市场甚至一般产品的交易中都出现了惊人的泡沫，售价暴涨暴跌，极大地增加了整个经济的不稳定 ，直至造成了通货膨胀；形成惊人泡沫的城市住宅售价窒息了真正出于居住动机的居民居住需求，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人民福利的损失； 　　另一方面，信贷交易的劣根性使无论如何膨胀的信贷规模都无法减轻穷人借款的利息负担，反而由于信贷融资的恶性扩展而形成了强大的高利贷利益集团，正在将整个中国经济导向窒息 产业发展的高利贷经济，而高利贷经济正是人类社会制度中最无耻、最黑暗的制度之一。 　　四、听信西方骗人的“自由贸易”谎言，荒唐地追求实行“贸易自由化”，拒不实行坚决保护本国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错误地坚持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各种承 诺，而且被诱骗在“贸易自由化”的自残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还要与产业竞争力远远强于中国的日本、韩国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式的“自由贸易区”。 　　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努力表面上换得了短期内对外贸易和贸易顺差的高增长，却付出了支出巨额的出口退税、长期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低汇率等等招致中国人民受外国巨大剥削的昂贵代 价，还导致西方以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为借口用贸易制裁相威胁，使中国最终必须以开放国内市场、增加进口的方式降低贸易顺差，从而最终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所要求的放弃对国内产业 的保护。 　　这一整个被西方人以“贸易自由化”来摆布的过程，导致中国最近十年有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无实质性的产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可以靠高关税保护奠定家庭小汽车生产的基础并以 本国产品占据了国内家用电器市场，而最近10年的贸易政策却使中国的民用产品升级换代全面停滞，以致每年进口液晶平板400亿美元，进口芯片1200亿美元，进口芯片金额超过进口的石油、 铁矿石等任何矿产的金额！ 　　这样下去，不但中国将永远停留于低工资的不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五、继续近30年来实行的优待外资挤垮中国民族产业的错误政策，纵容甚至鼓励外资抢占中国的投资机会，扼杀中国的民族产业。为了讨外国政府和外资企业欢心，连中国政府的采购都 不敢对中国的自主创新产品实行优惠，外资企业在中国成了中国政府法律法规不敢管的特权太上皇。 　　在这样的纵容下，外资企业已经在中国国内的许多产业中占据优势，中国的市场成了像美国的通用汽车这样濒于破产的外资企业最后的赚钱天堂。特别是中国国内的新兴技术密集产业， 如家用小汽车、手机和计算机行业的生产，都被外资企业所主导，外资企业产品、外资品牌在这些产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外资企业占据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导致中国民族产业没有足够的投资机会，在国内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不足，大量资金通过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外流，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极其荒 唐的国内外资金对流：中国一方面每年净流入近2千亿美元的私人资本，另一方面，每年又通过政府外汇储备的增加流出约4千亿美元；流入的外资年平均利润率10％以上，流到国外的中国外汇储备年增值（利息率）等不到5％，而且还往往面临血本无归的危 险。过多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基础货币过多、货币存量过大而造成金融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并迫使中国的货币当局不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将准备率提高到惊人的高度，彻底扭曲 了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 　　六、放弃必要的实物性和产业性经济计划，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扭曲。由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极度扭曲，个别年份净出口和住宅建筑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5％以上（住宅投资完成额加净出口占GDP的比重，2008年为13.6％，2009年为11.3％），为美国这 个百分比的3倍；同时，中国的军事工业落后导致的军事装备落后的状况仍未有根本的改观；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仍然徘徊在很低的水平上，少数达到先进水平的研发成果也很难转化为 企业化的生产。 　　中国自主的装备制造业还需要在生产和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大多数民族产业和企业离世界先进水平都还有很大差距，需要给予大量的投入和大力的扶植；为进一步发展为真正的高收入 国家，需要进行巨额的投资来发展产业以替代当前巨额进口的各种高技术产品，所有这些又都要求在这些方面投入巨大的生产能力。 　　不将中国的生产能力投入到这些真正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的方面，而逼迫它们为外国人生产将来可能没有什么真正的回报的出口产品、造被当成金融资产倒卖而不供人居住的住宅，这是最 大的资源配置扭曲，而这样的资源配置扭曲，根源在于拒绝制订和实行有约束力的整体产业发展计划并以金融手段统筹运营国有资产来保障执行计划的资金。 　　在中国三十年经济开放过程中，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层面上，以不同的手段，在攫取着改革的成果，危害着民众的利益，孕育着社会动荡，侵蚀着政权的基础。而 其中，得利最巨大、手段最隐蔽、勾结最紧密、持续最长久的莫过于中国的涉外金融利益集团。 　　目前中国所有被毙、被抓、被双规的贪官，其金额和罪责加起来，恐怕都难以与这一利益集团相比拟。更为重要的是，在重大和长远利益的驱动下，这一涉外金融利益集团长期经营、盘 根错结、相互提携、内外呼应、朝野相随、利益均沾，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危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政局，在国际上有能量呼风唤雨的一股重大势力。

宋明儒用谷种（“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程子）、杏仁、桃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谢上蔡）、茄子粒（“看茄子内一粒是个生性”，朱子）、莲实（真德秀）来比拟仁之生理，来描摹仁体的呈现的自然与自发性，在理学话语圈中亦属尽人皆知之事实。对于此等自然活泛的运思方式，梁漱溟公曾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其农耕文明的生存根基。

自2006年起，日本岛根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单位）正在试验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其行政首府松江市致力于把开源运动作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伴随着对中世纪国家之复杂性与持久性的不断关注，人们现在更加普遍地意识到中世纪政治机构的弱点和局限，以及由此导致的它们对王室意志和政治共识的依赖。同时，也更加重视观念和原则在中世纪晚期公共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山东枣庄发生的土地流转大户跑路事件，却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土地流转金融创新的风险结构，应依据有关政策法规，进一步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和权利内涵，在以金融创新促进规模经营的同时，更加注重流转农户的权利与权益，真正做到效率与公平兼顾、公平促进效率。

不知不觉中，五四运动已经九十周年，今年应该有很多纪念活动，而被纪念的主角自然是那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它的领导者。不过，我想到的是，那些当年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而一直受批判者如林紓、吴宓等，是否也有值得纪念至少也是值得关注他们的理由？

纪庄汉牍"算簿"的出土说明，"事算"意味着服"算"的义务，既包括以"算"计算的各种人头税，还包括以"算"计征的各种徭役。纪庄汉牍的另一大特色是首次集中出土了大量私人书信。在百余年的简牍发现史上，比较完整的私人书信共有30余件，零星出土。纪庄汉墓却一次集中出土了27件

近年来我国农田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相当普遍，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1980年代的翻译者对于他们从事的事业何以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自信与魄力？

从实际生育率谈计划生育。

20世纪初,女性演员出现并且渐成气候。而在民国期间的中国戏剧界,在上海戏剧市场上出现的女子越剧,其意义则远远超出了其他剧种的崛起。民国年间、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上海,最令人瞩目的戏剧现象就是女子越剧的兴盛。 　　 　　一 　　 　　1923年,上海升平舞台的前台老板王金水受到京剧髦儿戏的启发,尝试着为刚刚被人们称之为“小歌班”的越剧办女子科班,他和说戏师傅金荣水回到浙江嵊县(今嵊州),招收10至15岁的小姑娘入科学艺,许诺给予出科的学员优厚的待遇,并率先把自己的女儿王桂芬和内侄女施银花送进戏班。他幸运地招收了50多位学生,在施家岙办起了越剧史上第一个女子科班。当年夏秋,他们进入杭州仁和路大世界游艺场,始以“绍兴文戏文武女班”的名义演出,次年他们又来到上海,在升平歌舞台挂出“髦儿小歌班”的招牌。无奈卖座不佳,只好退至蓬莱、品坊、永安等茶楼小场子演出,在上海巡演三个月后,难以为继,回到嵊县。王金水的科班虽然并不成功,但是它为后来的越剧培养了第一代著名的女演员施银花、赵瑞花和屠杏花,她们被誉为早期越剧的“三花”。在施家岙女子科班之后,许多个女子科班相继出世。1929年,嵊县出现了第二个越剧女子科班——“新新凤舞台”,它在两年后进入上海、宁波演出。就在这前后,嵊县、新昌一带兴起开办女子科班的热潮,其中较为时人所知的,包括尹桂芳、毛佩卿所在的华堂“大华舞台”,姚水娟、竺素娥等人所在的“群英凤舞台”,筱丹桂、裘大官、商芳臣、周宝奎等人所在的“高升舞台”,王杏花、邢竹琴所在的黄泽“越新舞台”,范瑞娟所在的“龙凤舞台”,马樟花、庞天红所在的马仁“镜花舞台”,支兰芳所在的崇仁“凤鸣舞台”和袁雪芬、傅全香、钱妙花所在的柳岸“四季春科班”等等。这股热潮很快波及到相邻的城乡各地,效仿者日众,如徐玉兰所在的新登“东安舞台”,吴小楼所在的杭州“双凤舞台”,徐天红所在的余姚“天兴舞台”等等,风气之盛还传到上海,于是有戚雅仙、赵雅麟所在的“陶叶剧团”,陆锦花、吕瑞英所在的“四友社”等,都在这段不太长的时间段相继出现。[1]它们迅速发展出一种具有独特美学面貌的舞台表演风格,并且在激烈的演出市场竞争中,赢得了自己的观众。即使不看以后几十年里持续的辉煌,即以这一时期论,它就已经足够令人艳羡。 　　越剧从起源、崛起到在上海成熟为一个有极大影响的剧种,只用了很短的几十年时间。20世纪20年代,“的笃戏”、“小歌班”等名称,已经在江浙沪一带时有所闻,在各地的茶楼戏台,也经常能看到这个源于绍兴嵊县的小剧种的身影。越剧在1906年开始从唱书向戏剧转变,1910年始有男演员组成小歌班进杭州大世界演出,1917年4月,来自嵊县山村的袁生木、金荣水等艺人组织了“的笃班”进入上海,在新舞台等地演出了《碧玉带》等等,42天后终于无法坚持,许多人卖掉铺盖才得以回乡;1918年早期小歌班艺人魏梅朵、马阿顺带领的梅朵阿顺班再进上海的镜花缘戏院,演出《双金花》之类,其后还有支金相、谢志云的班子、陈素娥、马潮水的班子、白玉梅、王永春的班子等先后进入上海演出过。直到1920年,上海明星第一戏院集中当时笃班的几乎所有著名演员,以40多人组成的大班子,取名“绍兴改良文戏”开张演出,才在上海正式站住脚。此时的绍兴文戏已经改变了小歌班的简陋的表演形式,音乐更为完整。有了经营上的保障,嵊县艺人们还集资建成了专演绍兴文戏的上海平歌舞台。从此以后,越剧逐渐进入大世界等较热闹的场子,说明它已经被观众接受,在上海那个时代极其丰富的娱乐市场中,有了一席之地。但越剧在上海演出市场中真正的转折点,还是女子越剧的出现。 　　 1938年的春节,姚水娟率她的女子越剧班社来到上海,从正月初一(1月31日)开始,进入有200多个座位的通商剧场演出,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是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固定演出的开端,从这一天起,女子越剧在上海不仅站住了脚,而且还迅速发展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受欢迎的剧种;而上海为中国戏剧培育了女子越剧的功绩,也不可忽视,没有孤岛时期的上海对姚水娟的接纳,越剧的发展历程,可能会与后来截然不同。 　　越剧从女子科班的兴办始,女演员们登台演出就已经不算新鲜;但上海的越剧界最初主要是男班的天下,在各游乐场里,以及主要是外来底层人口居住的区域内,越剧男班已经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市场,有了它的生存空间。比如王永春在“荣记大世界”,支维永在“恒雅”,马潮水在“大方”,谢碧云在“长乐”,周鸿升在“大新”游乐场,李桂芳在“新大沪”,裘凤山在“新世界”,鸿喜班在“新新花园”,都已经在长期演出。[2]然而,在江浙的其他地区,一时在浙江嵊县周围三两个县的区域内,竟然出现了多达数百个越剧班社,女子科班更是早就遍地开花。“据1935年的调查,当时仅有40万人口的嵊县,外出演戏的就有2万多人,女子科班有200多个。”[3]越剧的“五大名旦”,此时已经非常活跃——“五大名旦”分别是“三花一娟一桂”,她们是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和姚水娟、筱丹桂。其中施银花对早期女子越剧形成独特的具有魅力的唱腔,有着最重要的贡献;赵瑞花从1935年起就常驻宁波,以连台本戏《三门街》和《唐僧出世》,享誉一时;王杏花一直是四季青班的头肩花旦,从越剧的发源地到整个浙东一带,四季青班都被人公认为是小歌班中最好的班子。姚水娟的表演更是以悲旦见长,又擅演女扮男装的角色,她在杭州大世界和温州的福禄寿游乐场早就已经相当走红。而筱丹桂所表演的是《马寡妇开店》和《刁刘氏》这些具有较高表演难度的旦角戏,她是当时少有的能够演武戏的女演员。 　　在1938年之前,女子越剧里的这些名角,多数都曾经陆续进入上海,但是一直不如在周边农村乡镇以及中小城市的戏院里那样受欢迎。以当时的上海论,人称绍兴大班的绍剧,曾经是各家戏院和游乐场里常常听到的声音;越剧的男班也能够为观众所接受,而女班只能在一些不起眼的戏院剧场里偶尔露演,有时依靠同乡的情份,绍兴大班会在他们演出的剧场的空档期,给她们安排一点场次;既然收入难以保证,那些女班的班主,也不愿意贸然进入这个难以捉摸的大都市。在姚水娟1938年春节进入通商剧场前,绍兴文戏已经在上海存在了近20年,却没有一个女子越剧的戏班曾经长期在上海演出,但自从她站住脚跟之后,浙东一带正因战争而生意不振的女子越剧戏班蜂涌而入,“1938年1月31日至7月28日,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先后有姚水娟、竺素娥(4月25日后王杏花加入)、王明珠、陈苗仙、许菊香、筱丹桂、施银花、屠杏花、庞天红、赵瑞花领衔的8个女班开进‘孤岛’,分别占领了通商剧场、上海小剧场、永乐、老闸、恩派亚大戏院、太原、大中华越剧场、更新舞台、萝春阁、龙园、大来剧场、大中华大剧场等12处剧场。”此时,女班所有的名角,几乎都云集上海。到1939年9月,上海就有了13个主要的越剧戏班,她们都有了自己漂亮的戏班名称,如姚水娟、魏素云的水云剧团、施银花、屠杏花的第一舞台,马樟花、袁雪芬、傅全香的四季春班、陈苗仙、尹桂芳的天蟾凤舞台、筱丹桂、贾灵凤的高舞台、竺素娥、邢竹琴的赵剡舞台等等,加上各家游乐场里的戏班,此时仅在上海一地,就有20多个越剧戏班,而且全部都是女子越剧。[4] 　　 　　 　　二 　　 　　女子越剧在抗战时期的上海为观众所接受而突然兴盛,既有偶然性,也有其内在的原因。 　　越剧进入上海前,它的音乐与表演已经基本成型,在那些同样由滩簧发展而来的剧种中,越剧的音乐手段可能并不是最丰富的,但是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剧种,满足表演不同性格、不同年龄的戏剧人物的需要;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数以百计的戏班在江浙一带农村与中小城市演出,尽管这时都是在演路头戏,但毕竟逐渐积累了数以百计的剧目,尤其是大量的弹词滩簧戏,这些基于民间说唱传统的剧目,后来一直是越剧发展的基石。而1938年的上海,刚刚经历过残酷的战事,多数市民在心理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战火的阴影,在这个特别需要抚慰的年代,姚水娟的班子机缘巧合地在此时进入了上海,恰好为孤岛中的上海,带来了她们别具抒情意味的声调和剧目。女子越剧的音调与旋律是如此柔软温婉,充溢着哀怨与悲情,它很快征服了孤岛时期的上海滩。 越剧之所以在上海迅速发展壮大,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女子越剧与上海的观众之间的契合。尽管它发源于浙江东部的嵊县山村,而且,直到几十年以后,越剧演员仍然主要来自嵊县,但是女子越剧进入上海之后,却很快地适应了这个城市的新风尚,迅速完成了从山村到都市的变化,在音乐上和表演上,都逐渐变得更能吸引各不同地区的观众。 　　清末到民国年间的上海,人口组成复杂,江浙一带、尤其是江苏的扬州和浙江的宁波,对上海的人口增长与城市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来自江浙两省的多种民间戏剧,都能够在上海找到自己的观众。但是仅仅趋从这些家乡观众的爱好,就无法完成一个外来剧种的归化过程。尽管戏剧在其流播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在某种程度上令剧种的风格有所变异,那些不同程度地融入大上海的剧种,它们的戏班和演员也可以附和上海的城市性格,逐渐改变原有的艺术特色。但是观众与演员总是相互制约,相对固定的演员群体与相对固定的观众群体,自然是维持剧种传统最重要的力量。成名的演员与著名的戏班,他们会努力保持其艺术表现的优势,而观众的喜爱则愈加强化着他们对传统的坚守。相较而言,这个时代刚出现不久的女子越剧,无论是戏班还是演员都还很年轻,她们较少受到其传统制约,更没有在上海形成其固定的观众群,因而,1938年以后,短时间内一、二十个完全由年轻姑娘组成的女子越剧戏班涌入上海,她们还远远没有形成自己在戏剧与美学上的定见,因此轻而易举地就被扑面而来的上海市民阶层生活方式与趣味所同化;“上海”这个名字,对于那个时代来自乡下的姑娘而言实在是太有吸引力和诱惑力,上海的一切都让她们无条件地接纳,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后,不仅这些演员们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连她们唱戏时的语音也有了变化。她们虽然无法在短期内真正成为上海人,但却在努力地上海化,并且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具有中下层女性观众所能够接受的时尚气息的女子越剧,确实得到了上海市民阶层,尤其是女工与女学生们的追捧,很快形成了她们自己的观众群体,而这个群体,以往一直为剧场所忽视。 　　这不仅是上海原有的越剧男班与新来的女子越剧戏班经营策略上的差异,而且更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命运。女子越剧不只是唱给它那些离乡背井来到大上海的乡亲们听的,更是给那些已经融入或正在努力融入上海这个城市的市民中的中青年女性们听的。1938年以后的短短几年里,和同样是从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扬剧、锡剧、甬剧等剧种相比,女子越剧的主要功能,早就不是为从故乡刚刚来到上海的人们满足思乡之情,它的主要观众已经不再是浙东绍兴人。根据1941年《绍兴戏报》的统计,在抗战之前,“绍兴文戏的观众,绍兴人占七成,宁波人占三成;战争爆发后,绍兴人占四成,宁波人占三成,外地人占三成,到1941年外地人已占六成之多了。”[5]这些数字,说明绍兴文戏的男班与后来的女子越剧的主体观众的关键的变化,当越剧的市场不再依赖于乡亲时,它就真正成为大上海的剧种,并且,比起上海土生土长的沪剧,似乎更得这个人口来源驳杂的城市的青睐。 　　女子越剧既沾染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市民特色,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它源于山村的清纯,这个新剧种与同在上海的其他剧种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它一方面保持了浙东一带流传的民间唱书清新秀丽的演唱风格,继承了在女子越剧进入上海之前在民间积累的大量的路头戏剧目,又迅速容纳了同在上海的其他剧种的时装戏,因而能够适应从不同区域迁移到上海来的民众的口味,并且逐渐根据城市新市民的要求,改变其风格,提升其艺术内涵。 　　姚水娟是让女子越剧进入上海最有贡献的演员,而且也是在女子越剧在上海的最初几年里最受欢迎的女子越剧演员,她被报纸称为“越剧皇后”,在越剧史上,唯有她享有这一荣誉。姚水娟能够在上海持续走红,除了她自己的艺术魅力以外,还与她能够充分信任文明戏时代的前辈剧人、《大公报》记者樊迪民有关。经人介绍,姚水娟聘樊迪民为编剧,1938年9月12日,樊迪民用笔名樊篱编剧、姚水娟主演的十场新剧《巾帼英雄花木兰》在天香大戏院公演,这种借花木兰的故事来鼓舞人们反抗侵略者的抗战戏剧,掀起了女子越剧进入上海后,市民们第一次欣赏越剧的热潮;随之,樊迪民充分展现了他的编剧才华,针对越剧的观众主体是女性,他把明代才女冯小青的故事搬上了舞台,接着改编了《天雨花》,然后将阮大铖的《燕子笺》改成越剧,第5部新戏是《卧薪尝胆》,姚水娟扮演西施;接着,樊迪民一发而不可收,编写新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孔雀东南飞》、《胭脂》,到1939年6月26日戏班歇夏,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樊迪民为姚水娟写了8部新戏,这些新戏的推出,使姚水娟得以跻身当时上海滩上的一流红伶之列。而从1939年下半年起,众多女班都效仿姚水娟的水云剧团,竞相排演新剧目,女子越剧在上海展现出了与此前男班截然不同的新气象。 　　姚水娟第一个率女班进入上海“孤岛”,第一个采用编剧,第一个开排新戏,第一个组成以“越剧”命名的水云越剧团。她力图取消“后台班主(老板)制”,想组成艺人自己管理的剧团。作为过渡,后台成立了淼记公司,由老板沈益涛、朱仁富及演员姚水娟作为三方代表,姚水娟有选择剧目、选择演员、聘用编导、确定聘金的权力。这些重要措施,无疑对越剧的发展和革新起了先导作用。[6]1945年,姚水娟聘请电影编导郑秋风为她执导了新戏《花落忆良人》,创造了连演连满154场的佳绩,在辉煌中与科班时代的老搭档竺素娥一起告别舞台。 　　在姚水娟时代的前期,女子越剧以旦角为最受欢迎,但是渐渐地小生的地位开始上升。当时尚被人们称为绍兴文戏的越剧,之所以能够迅速被上海的女性观众接受与喜爱,除了女子越剧整体的魅力以外,还因为它拥有女小生这个特殊的行当,而恰是这个行当的唱腔与表演,成为征服上海观众的关键。 　　尽管所有剧种都不能缺少生、行、旦、净、丑等各种行当,但是在不同的剧种的发展历程中,不同行当的影响力与美学意义是不一样的。而在越剧中,女小生可能是最能够让越剧充分展现出它独具一格的魅力的行当。越剧的唱腔与音乐风格,体现了江南山乡清丽的阴柔风格,但是由女性演员扮演的男性角色,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阴柔风格,同样是美丽的爱情故事,它更能演出情感中的曲折情致;同样是凄惨的人生悲剧,它更宜于表达其中哀婉中的悲怨。而尹桂芳的出现,最充分地展现了女子越剧的声腔特点。 　　女子越剧初进上海时最重要的行当是花旦,但是几年之后就完成了由花旦到小生的转变。1941年,越剧在上海最卖座的是姚水娟,其次是筱丹桂,再次是马樟花与袁雪芬,显然以旦角为主;但是到1948年,尹桂芳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越剧皇帝”。在这之前的1946年,尹桂芳进入了上海有多达1000个座位的九星戏院,挂出“芳华越剧团”的牌子,女子越剧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不到十年的时间段里,尹桂芳从只能在200个左右座位的茶楼里演唱,渐渐1942年进入有600个座位的龙门戏院,直到进入九星,充分体现了她的成就,而与此同时,她的姊妹们,大致只能置身于三五百个座位的中小型戏院。在九星,尹桂芳的芳华越剧团上演了她最重要的剧目《沙漠王子》和《浪荡子》,为她编剧的多位文人里,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徐进。《沙漠王子》根据美国电影《月宫宝盒》改编,既添加了异域风光,同时又不缺少具有传奇性的爱情故事;尤其是由尹桂芳这样的英俊潇洒的女小生,来主演缠绵悱恻、哀婉动人的悲情故事,当然是上海滩中下层的女性观众们最痴迷的。 女小生之所以能够成为越剧界最具代表性的行当,与越剧的艺术渊源不无关系。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正像京剧的坤旦是由男旦们教出来的一样,女子越剧也是由越剧男班艺人们培养出来的,即使是在精明的戏班班主们想到可以通过兴办女子科班以谋利的时代,他们也只能请男演员来教授女子科班。因而越剧小生的腔调具有男性的韵味,然而当它被女性演员们用更细腻的声音传递给观众时,那些粗砺的部分被磨平了,于是只剩下了精致。而无论是在男班时代还是在女班时代,小生的唱腔,始终是越剧最有特色的部分,而女小生的声腔魅力,更将越剧的温婉柔美的特性发挥到极致;尹桂芳以她浑厚且略带沙哑的声音,恰到好处地遮掩了女性演员扮演男性戏剧人物时极易流露的尖音,同时又完全避免了男性演员的洪亮,因此赢得了上海的观众,尤其是上海的女观众。 　　如果说尹桂芳用她女小生的艺术成就为女子越剧赢得了那个时代的观众,那么,袁雪芬则用另一种方式,让越剧赢得了未来。她在早期就有意识地接近新文艺工作者,并且请南薇将鲁迅的名著《祝福》改编成越剧。上海滩的女子越剧搬演小说的所在多有,但其关注点始终在于市民们感兴趣的通俗言情小说;越剧的生旦演员们也习惯了扮演青春阶段的男男女女,而祥林嫂这样的戏剧人物,假如可以由越剧演员扮演,本应该由老旦应工而不是花旦。而鲁迅小说的风格与主题,显然更与那类市井文学大相径庭。因此,把鲁迅作品搬上越剧舞台是此前人们难以想象的,由袁雪芬自己来扮演这位女主人公更是难以想象的。它完全不同于人们早就习惯了的女子越剧,尽管在改编的过程中,越剧《祝福》仍然旨在突出祥林嫂这位底层女性的苦难经历,而袁雪芬也充分发挥她擅长的以扮演悲旦见长的优势,她扮演的女主人公祥林嫂令人同情的不幸经历,成为越剧的主线,而她的麻木与愚昧被尽可能地放到次要的位置,但是,毕竟《祝福》的主题,不会因此而改变。 　　谈判女子越剧在上海的发展,不能不提到琴师周宝才。1943年袁雪芬在大来戏院演《香妃》,周宝才试着将原来为越剧伴奏的主乐器二胡改成京二胡,借鉴京剧的二黄的色彩,拉出了比四工调的旋律更为幽静细腻的尺调;尺调的旋律比起越剧原来的曲调更为幽怨哀婉,袁雪芬继在《香妃》的哭头里用了这种唱腔后,又在《祝英台》的“哭灵”和《一缕麻》的“哭夫”里继续运用,形成她有名的“尺调三哭”,得到观众充分肯定,其他越剧演员在表演中也竞相学习模仿和吸收。因为调性的变换,大大提升了越剧演员的演唱魅力,“过去五大名旦唱四工调,都未成流派,而今演员唱尺调便于发挥本人嗓音的特色和运腔的创新,从此越剧流派就先后出现了,如花旦有了袁(雪芬)派、傅(全香)派、戚(雅仙)派、王(文娟)派等,小生有了尹(桂芳)派、范(瑞娟)派、徐(玉兰)派、陆(锦花)派等,追根究底,周宝才的贡献是不小的。但由于尺调专为女声设计,男声腔唱尽调在琴弦上比女声腔低五度,男声女声不能同调同腔,越剧男女合演至今尚处于实验阶段,主要就是这个唱腔问题还不能解决。”[7]1944年底,范瑞娟在《山伯临终》这段唱里,吸收京剧反二黄的旋律,把原来六字调正调的提高了一个调门,创造了越剧的弦下调,她这段《山伯临终》也因此在电台里被点了又点,1948年一次在杭州的电台捐款义播中,竟有人愿意捐15万让她唱这段《山伯临终》。而范瑞娟创造弦下调时,她的琴师还是周宝才。 　　女子越剧从抗战时期开始在上海崛起,从姚水娟、尹桂芳到袁雪芬,加上周宝才,他们共同成就了这个新剧种。越剧的诞生与成熟,尤其是它在上海的迅速发展,固然有许多偶然因素,然而,回味这个新剧种短暂的发展史,仍有诸多现象,今人深思。 　　 　　注释: 　　[1]马向东:《越剧》,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出版。 　　[2]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3]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4]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2-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5]魏绍昌:《越剧在上海的兴起和演变》,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6]陈元麟:《上海早期的越剧》,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1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7]魏绍昌:《越剧在上海的兴起和演变》,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戏曲菁英(下)》,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

父亲是一家之主。古文“父”字像“手拿棍棒”，《说文解字》对“父”字的解释是：“矩也，家长率教者，从手举杖。”

在香港政府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之后，立法会也通过了政治改革议案。根据这个议案，在2012年选举时，香港每名选民都可在直选及功能组别中各投一票，即一人"两票制"。这不仅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一大进步，更是民主发展的创新。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及建制派和泛民争执不下，争执的焦点是民主直选和功能界别。现在随着"两票制"的引入，双方做出有意义的"妥协"。这当然也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协。但"妥协"这个词很难表达 "两票制"所包含的政治上的进步意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与其说"妥协"，倒不如说制度创新。"两票制"对大陆同样有参照意义如果说是"妥协"，这也是一个迟来的"妥协"。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于僵硬，往往对来自香港社会的声音说"不"，在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上缺少新思维，更缺少制度方面的创新。因此，一直以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议题大都是泛民主派设定的，无论是香港政府、建制派还是中央政府，都只有救火式的"反应"。香港民主化本来早就应当有大讨论。香港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如何协调市民的民主化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获取民主化的好处而减少民主化的代价？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如果有这样一场大讨论，香港各界甚至外界对香港民主化的共识会比现在更高。从长远观点看，"两票制"的民主实践的意义不仅仅对于香港民主发展本身，而是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社会都具有现实参照意义。近代民主起源于西方发达社会，然后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但在传播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社会的民主产生了无穷的大问题。人们无需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社会的民主现实，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东的伊朗等等，都面临困境。本来，人们希望通过民主政治的引入，来建立一个比较稳定且公正的政治秩序。但在很多发展中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和发展，所出现的局面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在一些社会，党争不止，民主和无政府状态几乎是代名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而原来的社会秩序因为民主政治的动员而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旦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问题，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必然成为大问题。为什么在西方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非西方社会就变了样？这并不是因为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因为西方的民主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支持条件。西方原来是贵族精英民主，后来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到商业资本民主，然后再经过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民权运动，才发展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大众参与民主，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国家制度得以建设，中产阶级得以壮大。尽管有大众参与，但民主毕竟还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游戏。要进行游戏，就首先要有共识，要有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共识和游戏规则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西方经过数百年才发展出了民主的共识和游戏规则，后发展中社会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过程。发展中社会缺乏民主所需的共识即使是在西方，政治力量也经常不能扮演整合社会的力量；在很多场合，刚好相反，扮演分化社会的作用。西方的优势在于一个拥有民主意识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与其说政治整合社会，倒不如说是中产阶级整合政治。而在发展中社会，不但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而且社会大多是分化的。社会的分化可以表现在收入差异上（即穷人和富人），可以表现在城乡的分化，可以表现在社会的不同群体对不同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等因素的认同。在缺少一个具有民主认同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民主一旦引入，冲突不可避免。而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更会加剧社会的分化。这是发展中社会民主政治无序的主要原因。西方民主强调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分立。这主要是为了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西方在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问题并不明显。不过，西方各国上议院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力量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到了发展中社会，往往是中产阶级不够发达，不够强大。即使出现中产阶级，但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可能是高度分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就需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制衡，才能协调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平稳发展。怎么办？各个社会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找到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机制。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经过改革，可以成为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有效民主制度安排。香港的民主化是为了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必须得到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不见得一定能够通向社会公正，在社会群体间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社会公正就会荡然无存。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公正需要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里民主化变得重要起来。西方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很难有社会公正。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化往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后发展中社会更是如此。没有经济发展也不会有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很简单，没有发展，哪有分配？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那么，如何保证一条能够促进社会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呢？这就需要各阶层的妥协。而"两票制"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说香港的直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功能界别则是考量到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制衡的需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两票制"能够促使选民在投票时作更加理性的思考。在很多社会，民主政治很容易受政治人物的操纵而演变成民粹政治。在缺失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一旦哪位政客蛊惑民心，号召大家起来进行财富大分配（或者其它民粹议程），必然会得到社会底层的拥护。这样产生的政府所制订的政策必然是亲分配、轻生产。要保证生产和分配、效率和公正之间做到平衡，就必须有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安排。一些人把功能界别视为是香港的一项特殊政治安排，是商人治港的表现，因此是过渡性的。但香港的问题不是取消功能界别，而是要改善和改革功能界别制度。目前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并没有民主化，但功能界别并不是不能民主化的。"两票制"的引入，对功能界别制度的民主化是个重大的推进。功能界别的存在，不应当是像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所说的是民主的倒退，而可以成为民主的改善和改进。从改善民主的角度看，功能组别不应当是临时的安排或者转型期间的安排，而是要把此安排进一步制度化，成为未来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香港的实践对中国大陆本身也具有参照意义。和香港一样，中国的民主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但人们对要实现怎样的民主，以及其如何协调民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并不很清楚。香港如果成功了，中国大陆就可以借鉴。例如全国人大可以向直选方向发展，而全国政协则可以向功能组别的制度安排发展。（像中国那样分化的社会，更需要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制衡。）对后发展中社会来说，如果人们要享受民主制度的好处，但又要避免民主的负面效果，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作为发展中的民主，香港已经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可能会使得一些西方民主教科书信奉者感到愤怒，但实践和时间会证明，这有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过去四年中默多克以美国为基地的新闻公司通过纳税赚钱了，它盈利100亿美元，应该按照35%的公司税率纳税36亿美元，实际上却通过所得税退款获得了48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