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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1-4日的巴塞尔迈阿密海滩艺博会又卖出了一批货。作者Blake Gopnik,虽然欧美各国经济都有问题，但根据artiprice.com统计，今年上半年全世界艺术品销售额达到58亿美元，比去年增长34%

全球化的时代环境和单极性的世界权力结构之中的“中国崛起”，必将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挥之不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视角”。 21世纪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最热门的话题除了“美国研究”之外，恐怕要数“中国研究”了。 “中国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目前已经跨越了单纯区域研究或者国别研究的小圈子，正在全面地影响比较政治研究、外交史研究、战略研究、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 研究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研究领域，成为了可能修正、发展甚至颠覆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课题之一。全球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中国热”，不仅聚焦 在中国的国际行为以及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的各种变量分析，同时也聚焦在世界与中国的互动进程和应该具有的互动模式本身究竟将如何维持或改变世界秩序与人类 的未来。毫无疑问，全球化的时代环境和单极性的世界权力结构之中的“中国崛起”，必将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挥之不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视 角”。 　　“普林斯顿争议” 今年1月以来，围绕着“中国崛起”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美国学界出现了两篇不同的文章。一篇 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资深教授阿隆·弗里伯格（Aaron Friedberg）的文章，认为中国外交所出现的“咄咄逼人”的态势是中国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他断言今后的中国必将继续这种政策态势并不断地进行对外 扩张和权力争夺，因此中美冲突难以避免。另一篇则来自弗里伯格教授的同事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教授在美国《国际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对外政策历来都是强硬的，相反，他认为，如果国际 社会认定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就需要欢迎一个不仅自信甚至有点“咄咄逼人”的中国屹立于国际舞台。因为他认为，不“咄咄逼人”的中国是不会在国际 事务中勇于承担各种责任的。 这两位教授不仅都是现实主义国关理论学派的重要掌门人，而且都曾在小布什政府任职，有过非常重要的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实际工作经历。但为什么二人对中国的观察和结论却如此不同呢？ 阿隆·弗里伯格教授是一个传统的以欧洲经验和美国经验为实证研究来源的国际关系学者。他所使用 的解释中国外交和“中国崛起”的方法，也都是基于欧洲经验和美国经验的理论方法。在他的解释系统中，价值和政治制度上不同于欧美国家的中国，随着自身实力 与权势的扩大，必然将追求自身权力持续扩大，并不惜挑战和排挤美国的权威和地位。正如他自己所发表的评价美国的中国外交与军事研究的作品一样，弗里伯格教 授在中国研究学者中是一个典型的“悲观的现实主义者”。而柯庆生教授的最大不同，则是他作为著名“中国通”所拥有的“中国经验”。虽然柯庆生教授对中国外 交实践也有众多美国式的批评，但他本人所具有的“中国经验”的深刻认知，使他成为了一名中国问题上“乐观的现实主义者”。 事实上，“中国崛起”背后的“普林斯顿争议”不仅仅限于这两位学者。另一位伍德罗·威尔逊公共 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的知名教授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虽然是一位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性学者，尊奉“胜利自由”的美国需要依赖对自由国际秩序的维持和推崇，需要以国际制度下的多边合作来保 障美国的霸权基业，但面对“中国崛起”，他同样关心的是究竟应该如何避免“误判中国”，并坚信美国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和维护者，即便中国变得强大也 无法动摇自由国际秩序并实质性地威胁到美国利益。艾肯伯里坚信，中国可以选择合作，也可以选择对抗；但只要美国能够保持自由国际秩序，就能保证绝大多数国 家的“公共福利”，中国就没有机会颠覆美国的地位，美国就仍将是全球公共产品最大的提供者和保障者。艾肯伯里指出，判断中国的标准不是简单地看中国实行什 么样的对美政策，而需要立足于观察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立场和态度。 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前院长安-玛丽·斯罗德（Ann-Mary Slaughter）教授则是另一类型的自由主义学者。她坚信自由主义的观念、价值和国际规范正前所未有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塑造共同的标 准和价值，创造并形成了各国关系中强大的社会性联系。造成对国家外交和防务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不再是简单的实力，而是全球网络联系的社会结构中对社会性 资源的占有度，例如价值、开放程度和规范的适用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斯罗德更倾向于认为，美国外交必须强调调动和发展各种社会性资源。“中国崛起”如果只 是传统实力意义上的GDP增长或者军事力量发展，则不能构成对美国的实质性冲击。 立足“中国经验” 发展“中国视角” 今天，“中国崛起”已不再单纯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业，而是在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开始感觉到的现象，更是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有财富。随着“中国崛起”的延续，我们观察和思考当代国际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一部分的知识体系必将随之更新和发展。 首先，从“普林斯顿争论”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不是简单的观点争锋，更应该是科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庞大的人才库的积累以及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体系的创立和完善。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亟待创新科研体制、自由科研环境和累积科学人才。 其次，“中国崛起”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热点之际，中国学术界自身的创新研究已经成为了时不 我待的紧迫任务。其中，科技进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国家间竞争的“新疆域”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领域。为此，我们不能跟在西方17—20世纪的历史进 程和欧美经验中简单地重复“权力更替”或者“均势重建”这样的理论窠臼。我们更不能在中国落后时代所积攒的“历史悲情”中难以自拔。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 创新研究，必须首先“面向现实、面向未来”。 再次，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要有响当当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继承先贤们的传统，“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其原始目的都是为了美国的繁荣、自由和强大。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立足于“中国 经验”、发展“中国视角”，同样必须探索和寻找中国在21世纪可持续繁荣、自由和强大的路径。在当今国际背景下，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比英国崛起时的确立 “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和“炮舰政治理论”，比美国崛起时“让美国的价值根植于美国的立国传统和美国人民的信仰”，可能都更为艰巨；但也可能比英美的崛起历 史更少些血腥而更多些智慧、眼光和从容。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全文发布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6月08日　　新华网北京6月8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日发表《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全文如下：　　中国互联网状况　　（2010年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推进互联网发展与普及　　二、促进互联网广泛应用　　三、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　　四、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与实践　　五、维护互联网安全　　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结束语　　前　言　　互联网是人类智慧的结晶，20世纪的重大科技发明，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互联网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生活和信息传播的变革。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对于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加速社会服务信息化进程的不可替代作用，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互联网的发展与运用。中国政府把发展互联网作为推进国家信息化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积极营造有利于互联网发展的政策、法规和市场环境；通过完善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重点信息网络工程、鼓励相关科技研发、大力培养信息技术人才、培育多元化信息通信服务市场主体等举措，不断推动中国互联网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信息消费需求。　　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和积极推动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人们的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已经开始并将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互联网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　　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互联网，关系国家经济繁荣和发展，关系国家安全与社会和谐，关系国家主权、尊严和人民根本利益。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是中国政府的基本互联网政策。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依法管理互联网，致力于营造健康和谐的互联网环境，构建更加可信、更加有用、更加有益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联网。　　中国政府将不断完善互联网发展与管理政策，使其更加符合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内在规律及客观需要。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十分注重借鉴各国发展与管理互联网的有益经验，并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促进世界互联网的繁荣发展。　　发表《 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旨在介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基本情况，说明中国政府关于互联网的基本政策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基本观点，帮助公众和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国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真实状况。　　一、推进互联网发展与普及　　中国政府和人民以积极的姿态迎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科研人员和学者就在国外同行的帮助下，积极尝试利用互联网。在 1992年、1993年国际互联网年会等场合，中国计算机界的专家学者曾多次提出接入国际互联网的要求，并得到国际同行们的理解与支持。1994年4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会议期间，中国代表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终就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达成一致意见。1994年4月20日，北京中关村地区教育与科研示范网接入国际互联网的64K专线开通，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这标志着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　　中国把发展互联网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大机遇。中国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规划互联网发展，明确互联网阶段性发展重点，推进社会信息化进程。 1993年，中国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负责领导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建设。1997年，制定《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将互联网列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出通过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2002年，颁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信息化专项规划》，确定中国信息化发展的重点包括推行电子政务、振兴软件产业、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等。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2005年11月，制定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006-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互联网发展的重点，提出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围绕提高治国理政能力，推行电子政务；围绕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信息化等。200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构建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商业化应用。2007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发展网络文化信息装备制造业。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的发展战略。2010年1月，国务院决定加快推进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促进信息和文化产业发展。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及明确的政策引导下，中国互联网逐步走上全面、持续、快速发展之路。　　中国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1997年至2009年，全国共完成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3万亿元人民币，建成辐射全国的通信光缆网络，总长度达826.7万公里，其中长途光缆线路84万公里。到2009年底，中国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已达1.36亿个，互联网国际出口带宽达866,367Gbps，拥有7条登陆海缆、20条陆缆，总容量超过1,600Gb。中国 99.3%的乡镇和91.5%的行政村接通了互联网，96.0%的乡镇接通了宽带。2009年1月，中国政府开始发放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目前 3G网络已基本覆盖全国。移动互联网正快速发展，互联网将惠及更广泛的人群。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促进了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截至2009年底，中国网民人数达到3.84亿，比1997年增长了618倍，年均增长3,195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境内网站达323万个，比1997年增长了2,152倍。中国拥有IPv4地址约2.3亿个，已成为世界第二大IPv4地址拥有国。中国使用宽带上网的网民达到3.46亿人，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2.33亿人。中国网民上网方式已从最初以拨号上网为主，发展到以宽带和手机上网为主。中国互联网发展与普及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下一代互联网研发。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下一代互联网的研发，实施“新一代高可信网络”等一系列科技重大项目。2001年，中国第一个下一代互联网地区试验网（NFCNET）在北京建成。2003年，“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 ”（CNGI）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下一代互联网的大规模研发和建设阶段，现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IPv6示范网络，试验网所用的中小容量IPv6路由器技术、真实IPv6源地址认证技术和下一代互联网过渡技术等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提出的有关域名国际化、IPv6源地址认证、IPv4-IPv6过渡技术等技术方案，获得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的认可，成为互联网国际标准、协议的组成部分。　　中国互联网发展、普及和应用存在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受经济发展、教育和社会整体信息化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中国互联网呈现东部发展快、西部发展慢，城市普及率高、乡村普及率低的特点。截至2009年底，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40.0%，西部地区为21.5%；城市网民占网民总数的72.2%，农村网民占27.8%。弥合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中国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中国互联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发展起来的，它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互联网在中国将更加普及，人们对互联网应用水平的要求将会更高。中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努力在未来5年使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45%，使更多人从互联网受益。　　二、促进互联网广泛应用　　互联网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领域，互联网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产业边界日益交融，新型商务模式和服务经济加速兴起，衍生了新的业态。互联网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也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正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深刻影响。　　互联网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过去16 年，中国信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26.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足1%增加到10%左右。互联网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利用互联网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带动了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的工业设计研发信息化、生产装备数字化、生产过程智能化和经营管理网络化水平迅速提高。互联网发展与运用还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工业咨询、软件服务、外包服务等工业服务业蓬勃兴起。信息技术在加快自主创新和节能降耗，推动减排治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新型战略性产业。2008年，中国互联网产业规模达到6,500亿元人民币，其中互联网制造业销售规模接近 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0，占全球互联网制造业销售总额的1/10；软件运营服务市场规模达198.4亿元人民币，比2007 年增长了26%。　　中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大型企业电子商务正在从网上信息发布、采购、销售等基础性应用向上下游企业间网上设计、制造、计划管理等全方位协同方向发展。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意识普遍提高，应用电子商务的中小企业数量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网上零售规模增长迅速，市场逐步规范。据调查，建立了电子商务系统的大型企业已超过50%，通过互联网寻找供应商的中小企业超过30%，通过互联网从事营销推广的中小企业达24%，中国网络购物用户已超过1亿人。200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3.6万亿元人民币。电子商务专业化服务体系正在形成，数字认证、电子支付、物流配送等电子商务应用支撑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互联网促进了文化产业发展。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络影视等产业迅速崛起，大大增强了中国文化产业的总体实力。过去5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始终保持约30%的年均增长速度，2009年市场规模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2009年中国网络游戏市场规模为258亿元人民币，同比2008年增长39.5%，居世界前列。中国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均呈快速发展态势。持续扩张的网络文化消费催生了一批新型产业，同时直接带动电信业务收入的增长。截至2010年3月，中国已有各种经营模式的上市互联网企业30多家，分别在美国、香港和中国内地上市。网络文化产业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大力推动优秀民族文化的网络化传播，实施了一系列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全国在线数据库总量达到30多万个，初步构建起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信息资源库群，有效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互联网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全面启动“政府上网工程”。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建立政府门户网站4.5万多个，7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32个省级政府、333个地级市政府和80%以上的县级政府都建立了电子政务网站，提供便于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类在线服务。中国电子政务建设有效提高了各级政府工作效率和政务公开水平。200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中央政府要求各级政府建立相应制度，针对公众关注的问题，及时作出解答。各级政府正不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类媒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向公众介绍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突发事件等的处置进展。互联网在满足公众知情要求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　　互联网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据抽样调查统计，2009年，中国约有 2.3亿人经常使用搜索引擎查询各类信息，约2.4亿人经常利用即时通信工具进行沟通交流，约4,600万人利用互联网学习和接受教育，约3,500万人利用互联网进行证券交易，约1,500万人通过互联网求职，约1,400万人通过互联网安排旅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丰富知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创业，实现自己的理想；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交流沟通，密切相互间的关系。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西南地区旱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中国网民充分利用互联网传递救灾信息，发起救助行动，表达同情关爱，充分展示了互联网不可替代的作用。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中国政府鼓励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便利人们工作生活的互联网应用，努力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的互联网应用格局，提高互联网整体发展和应用水平。中国政府将大力推动电子商务类、教育类网站发展，积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支持发展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倡导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以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的信息消费需求。　　三、保障公民互联网言论自由　　互联网在中国新闻信息传播领域得到充分应用。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发展网络新闻传播事业，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新闻信息，同时依法保障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途径。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人们就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新闻信息。中国的通讯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利用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开展网络新闻传播，满足人们的新闻信息需求，已形成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广播网等一批综合新闻信息服务网站，不仅扩大了权威新闻信息传播的广度，而且为传统媒体自身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一批著名的商业网站也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据统计，80%以上的网民主要依靠互联网获取新闻信息。网络媒体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有效性，而且在报道重要新闻事件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充分满足了人们的信息需求。网络媒体直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已成为惯例。　　公民依法享有互联网上充分的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中国公民在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受法律保护，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在网上发表言论。网上交流活跃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大特点，论坛帖文、博客文章数量之巨大，在世界各国都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的网站十分注重为网民提供发表言论的服务，约80%的网站提供电子公告服务。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个博客用户，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互联网新应用新服务为人们表达意见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博客、微博客、视频分享、社交网站等新兴网络服务在中国发展迅速，为中国公民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网民踊跃参与网上信息传播、参与网上内容创造，大大丰富了互联网上信息内容。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监督作用。中国政府积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十分重视互联网的监督作用，对人们通过互联网反映的问题，要求各级政府及时调查解决，并向公众反馈处理结果。绝大多数政府网站都公布了电子邮箱、电话号码，以便于公众反映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近几年，一大批通过互联网反映出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为便于公众举报贪污腐败等问题，中央纪检监察机构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开设了举报网站。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等开通后，为惩治和预防贪污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抽样调查，超过60%的网民对政府发挥互联网的监督作用予以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社会民主与进步的体现。　　高度重视互联网上反映的社情民意。互联网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了直接沟通的桥梁。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成为中国政府执政为民、改进工作的新渠道，互联网上的公众言论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领导人经常上网了解公众意愿，有时直接在网上与网民交流，讨论国家大事，回答网民的问题。各级政府出台重大政策前，通过互联网征求意见已成为普遍做法。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都通过互联网征求公众意见。近三年来，每年通过互联网征求到的建议多达几百万条，为完善政府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互联网为人们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和直接渠道，为政府了解人民意愿，满足人民需要，维护人民利益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公民依法享有的互联网上言论自由。　　四、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与实践　　中国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努力完善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中国管理互联网的基本目标是，促进互联网的普遍、无障碍接入和持续健康发展，依法保障公民网上言论自由，规范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推动互联网积极有效应用，创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公民权益，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　　中国依法管理互联网。1994年以来，中国颁布了一系列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适用于互联网管理。中国坚持审慎立法、科学立法，为互联网发展预留空间。相关法律法规涉及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信息传播规范、信息安全保障等主要方面，对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政府管理部门及互联网用户等行为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作出了规定。法律保障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同时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政府在互联网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法定职责，依法维护公民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家通信管理部门负责互联网行业管理，包括对中国境内互联网域名、IP地址等互联网基础资源的管理。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国家新闻、出版、教育、卫生等部门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从事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公安机关等国家执法部门负责互联网安全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　　积极倡导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2001年5月，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这是全国性互联网行业组织，其宗旨是服务于互联网行业发展、网民和政府的决策。该协会先后制定并发布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站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抵制恶意软件自律公约》、《博客服务自律公约》、《反网络病毒自律公约》、《中国互联网行业版权自律宣言》等一系列自律规范，促进了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中国互联网协会为治理垃圾邮件作出了不懈努力，使中国的垃圾邮件占全球垃圾邮件的比例从2002年的23%下降到2009年的4.1%。为加强公众对互联网服务的监督，2004年以来，中国先后成立了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12390扫黄打非新闻出版版权联合举报中心等公众举报受理机构，并于2010年1月发布了《举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奖励办法》。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支持互联网行业组织的工作，为行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服务，并依法保障公众举报网上违法信息和行为的正当权利。　　主张合理运用技术手段遏制互联网上违法信息传播。根据互联网的特性，从有效管理互联网的实际需要出发，中国政府主张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发挥技术手段的防范作用，遏制违法信息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和未成年人的危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严禁传播含有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煽动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宣扬邪教以及淫秽色情、暴力、恐怖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等内容的信息。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等应建立互联网安全管理制度，采取技术措施，阻止各类违法信息的传播。　　主张加强互联网法制和道德教育。全社会的法制和道德素养关系互联网环境建设。中国政府支持开展互联网法制和道德教育工作，鼓励各类媒体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积极推动把互联网法制和道德教育纳入中小学日常教学内容。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在提高全民网络素养中的作用，鼓励相关组织开展有利于普及互联网知识和正确使用互联网的公益活动。　　确保未成年人上网安全。未成年人已成为中国网民的最大群体，截至2009年底，中国3.84亿网民中，未成年人约占1/3，互联网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网络淫秽色情等违法和有害信息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始终把保护未成年人放在维护互联网信息安全的优先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采取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禁止任何组织、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电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等。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的网络工具，鼓励提供适合未成年人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中国政府将积极推进“母亲教育计划”，帮助家长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使用互联网。　　积极保护数字知识产权。2000年以来，中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制定了《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以及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为保护数字知识产权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互联网侵权盗版行为。针对反复侵权、群体性侵权以及大规模假冒、盗版等行为，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管理行动。中国将继续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努力实现保障公共利益和促进创新之间的平衡。　　依法保护公民网上隐私。保护互联网上的个人隐私关系到人们对互联网的安全感和信心。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健全相关立法和互联网企业服务规范，不断完善公民网上个人隐私保护体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邮件或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依据互联网行业自律规范，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有责任保护用户隐私，在提供服务时应公布相关隐私保护承诺，提供侵害隐私举报受理渠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个人隐私。　　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互联网的途径和方法，已初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互联网管理模式。互联网管理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国政府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互联网管理。　　五、维护互联网安全　　维护互联网安全是互联网健康发展和有效运用的前提。当前，互联网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各国普遍关切的问题，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有效维护互联网安全是中国互联网管理的重要范畴，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必然要求。中国政府认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享有使用互联网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自觉维护互联网安全。　　依法维护互联网安全。为维护互联网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作出了相关规定，以促进中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六条规定，“电信网络和信息的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维护互联网信息的安全流动。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安全流动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应在保障互联网信息安全流动的前提下，实现互联网信息的自由流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互联网信息的安全流动，积极引导人们依法办网、文明上网、正确用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互联网等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上述法律法规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互联网信息安全的基本法律依据，所有中国公民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必须遵守。　　依法打击网络犯罪。近年来，中国的网络犯罪呈上升趋势，各种传统犯罪与网络犯罪结合的趋势日益明显，网络诈骗、网络盗窃等侵害他人财产的犯罪增长迅速，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入侵和攻击计算机与网络的犯罪日趋增多，利用互联网传播淫秽色情及从事赌博等犯罪活动仍然突出。据统计，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各类网络犯罪案件142起，2007年增长到2.9万起，2008年为3.5万起，2009年为4.8万起。为有效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中国法律规定，对利用互联网和针对互联网的犯罪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　　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为。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黑客攻击、网络病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威胁。中国是世界上黑客攻击的主要受害国之一。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被境外控制的计算机IP地址达100多万个；被黑客篡改的网站达4.2万个；被“飞客”蠕虫网络病毒感染的计算机每月达1,800万台，约占全球感染主机数量的30%。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网络黑客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规定，对“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攻击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致使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遭受损害”等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二百八十六条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对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等违法行为的刑事处罚作出了具体规定。　　各国国情和文化传统不同，对互联网安全的关切也有差异，应充分尊重各国对互联网安全的不同关切，在差异中求和谐，在交流中促发展，共同维护国际互联网安全。　　六、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各国互联网彼此相联，同时又分属不同主权范围，这决定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中国主张，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互联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承担维护全球互联网安全的责任，促进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分享互联网发展的机遇和成果。　　中国政府始终支持并积极开展互联网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派代表参加了历届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及与互联网相关的其他重要国际或区域性会议。中国高度重视在维护互联网安全方面的区域合作，2009年分别与东盟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签订了《中国－东盟电信监管理事会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合作框架》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在打击网络犯罪领域，中国公安机关参加了国际刑警组织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信息技术犯罪工作组（The Interpol Asia-South Pacific Working Party on IT Crime）、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等国际合作，并先后与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谈，就打击网络犯罪进行磋商。2006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共办理了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网络犯罪的协查函件500余件，涉及黑客攻击、儿童色情、网络诈骗等多种案件类型。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互联网领域的双边对话交流机制，2007年以来先后与美国、英国举办了“中美互联网论坛”和“中英互联网圆桌会议”。为学习借鉴其他国家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有益经验，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先后组织数十个代表团，访问了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等40多个国家，将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应用到中国互联网发展与管理的实践之中。　　中国主张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互联网管理中的作用。中国支持建立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范围内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权威的、公正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构。互联网基础资源关系到互联网的发展与安全。中国认为，各国都有参与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的平等权利，应在现有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边的、透明的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体系，合理分配互联网基础资源，促进全球互联网均衡发展。　　各国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各国政府可建立双边交流机制，就互联网政策、互联网立法、互联网安全等问题交流观点、经验和做法，平等协商解决分歧。各国政府应支持互联网行业组织开展国际交流活动，鼓励互联网行业组织通过交流增进共识，共同解决互联网业界面临的问题。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科学和伦理问题，应鼓励各国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分享研究成果。面对日益突出的跨国网络犯罪问题，各国执法机构应加强共同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的侦查协作，建立多边或双边的合作机制。　　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互联网发展机遇。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始终依法开放中国互联网市场，欢迎各国企业依据《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进入中国互联网市场，分享中国互联网发展机遇。中国恪守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履行的普遍性义务和具体承诺义务，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在华合法权益，并积极为在华外资企业依法开展与互联网相关的经营业务提供良好的服务。　　结束语　　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得益于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促进互联网发展，鼓励运用新技术提供新服务，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中国互联网仍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中国政府将坚持依法管理互联网的基本原则，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努力遵循互联网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以有效管理促进科学发展，为世界互联网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新自由全球化市场极端主义的垮台给亚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为自己和世界其他地方建立比较公平的经济关系。美国作为两边都靠大洋的国家，必须对待亚太国家作为平等的亚太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这个秩序让经济民族主义变得不需要。

　　中国作为亚太区域未来最大的经济体，应该在这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发挥关键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必须眼光放得远一点，不要局限于加入正在走向衰落的全球出口市场经济，提供一个国内发展的模式，对外贸易被重新放回经济中本来的地位上，而不是现在全部以消费为唯一考虑。中国朝这个方向前进的第一步就是摆脱美元霸权，通过发放主权信贷项目推动国内发展。

明学有通俗化市场化的特点。但是清人不以为然，认为明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明人、清人各有偏重，虽然成就有丰歉，却也各有特点。

以经验合理性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在革命之后，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圣王之道，包括不能要求人民进行思想改造或宣讲道德形而上学来开万世太平。

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四川省仁寿县人。与赵望云、何海霞一起被誉为“长安三杰”。1934年入成都东方美专研习中国画。1938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开始以画笔宣传革命。因仰慕石涛和鲁迅，易名石鲁。曾任西北美协副主席，西北画报社社长，中国美协第一届理事，中国美协第二、三届常务理事，中国美协陕西分会主席，中国书协陕西分会主席。主要作品有《家家都在花丛中》、《转战陕北》、《南泥湾途中》、《寒鸦图》、《高原行》、《早春》、《激流》、《李世南》、《田间小景》、《收工》、《林山重重》等。 本站图片视界栏目刊载《美典神》与《转战陕北》

可变利益实体能帮助外资进入互联网和广告这样的禁忌领域。它使公司的经营许可另行由中国公民掌控--通常是创立人或相关创办者。这个主要由外资支持的公司拥有使用和控制经营许可的契约性权利，并可提出收入要求，但无法拥有全部的所有权。

艺术的发展有时如同酿酒，并不会因旧朝的结束而停止酿造反应，正如在南北朝时尚未及成熟的佳酿至隋代则渐趋醇熟。隋代（581－618年）国祚仅37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隋代书法起到了承接魏晋南北朝、开启唐代艺术之风的作用。自汉末藩镇割据到魏晋南北朝的战乱迭起，中国经历了361年的分裂状态，南北两地的文化交流受到了一定的阻碍。隋朝统一中国后，特别是开通了大运河，促进了南北两地文化艺术的交流。　　隋代书法的发展按地域可分为三大区域，其一是北方，其二是西北，其三是南方，各自按照自身的艺术轨迹运行，既有统一的发展趋势，又各具风貌。各地因自然条件不同，书法的载体也大为不同。　　隋朝书法的前期阶段是开皇至仁寿年间（581－604年），沿北朝旧习，体兼篆隶，在书法艺术上属于保守阶段。隋朝书法艺术是在不断的嬗变中升华的，其短暂的高峰期无疑是在隋炀帝朝的大业年间（605－618年），唐代则延续着这个高峰继续攀升。　　北朝碑刻的不足之处是板刻方拙，南朝纸书则具流于扁平的隶书笔意。隋朝不可能在30多年内彻底改变前朝书法的弊端而取得体系化的艺术成就，隋朝书法最大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北方，楷书成熟了 ，也就是说，隋朝楷书的历史就是摆脱篆隶的历史。其二，在南方，草书愈加规范化，隋代草书的历史同样也是摆脱隶书的历史，且时间更长一些。此外，无论是碑刻铭文还是纸书，书法风格不仅有地域性特征，而且渐趋个性化。　　一、楷书成熟于北方　　从北方到中原，隋朝书法继承了北朝碑版、造像记和墓志上的书法风格，开始出现多种多样的审美意趣。北方多崖壁，因石材丰富，故多碑刻铭文。这些原石主要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和陕西，个别在四川、江苏、广东、广西。就目前存世的书法遗迹而言，隋代北方书法的载体以石质材料为主，书风以沉稳凝重、瘦硬精劲见长。导致其书法面貌多样化的原因大致有三种：　　1．隋朝书法是从篆隶过渡到楷书　　隋代早期的楷书与北朝篆隶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字体联系，因而呈现出不同的书写风格，各显华章。　　隋朝初年的正书隶意尚浓，书风浑厚粗砺者往往是楷隶篆相杂的碑铭，如《杨通墓志》（国家图书馆藏）即是一例。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隋代石刻拓本而论，隋开皇朝（581－600年）后期，楷书铭刻渐渐增多，已多于隶书，结体也渐趋饱满，气势开张，如《谢岳墓志》（国家图书馆藏），有的还留有魏碑遗韵，见《默曹残碑》（国家图书馆藏）。又如《曹植庙碑》（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拓本），开皇十三年（593年）刻，原石在山东东阿，尚留篆隶遗意和北魏旧风，唐代褚遂良的《倪宽传赞》胎息于斯。　　至大业年间（605－618年），楷书中的篆隶之意在北方地区已渐渐淡薄。如山东邹平出土的大业八年（612年）的《李肃墓志》（国家图书馆藏）不但脱尽隶意，并且露出了唐代欧阳询方劲有力的楷书端倪。河南洛阳出土的大业十三年（公元年）的《杜君妻郑善妃墓志》（国家图书馆藏）上的楷书已是十分圆熟了，若不是墓志铭署有年款，是隋是唐则难以区分。　　2．因继承北朝不同时代的书风而显现出不同的书写风格　　因隋朝书写者继承了北朝不同时期的书风，使隋朝的楷书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北魏的雄浑之体，北齐的雄秀之韵，北周的精巧之格，都滋润了隋代的楷书艺术。　　前文论及的《曹植庙碑》不仅尚留篆隶遗意，而且还有北魏旧风，使其书法的艺术内涵更为丰富，风格更为鲜明，显得粗壮厚重、平正坦荡。《青州舍利塔下铭》书于仁寿二年（601年），原石藏于山东益都广福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拓本），则继承了北齐隶书的笔法，隐现在楷书的笔划之中，体态敦厚而不失舒展。　　最著名的是丁道护书的《启法寺碑》，丁氏是谯国（今安徽北部）人，曾官襄州祭酒从军。原碑应在襄阳，现已佚，仅在日本存一孤拓本，是认识丁道护书法的重要依据。此书如北宋黄伯思所评：“不今不古，遒媚有法。”【1】蔡襄称之为“有后魏遗法”【2】，的确中肯，它直接影响了唐代欧阳询、虞世南书风的形成，可以说，丁道护是在继承北朝书法艺术的基础上确定了初唐书法艺术的发展格局。　　在晚些时候的大业九年（613年），《尼那提墓志》（1952年出土于陕西长安韦曲）因保留了北碑书法行笔如刀的特点而呈现出转折多方笔的古韵，愈显粗劲，同时，又汲取了南书的秀媚之态，隋朝的书法至此显然进入了嬗变时期，当“二王”书风“统治”到这里时，预示着长安城将会成为集南北文化之大成的圣地。　　3．因书写者对楷书不同的艺术感悟而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意趣　　隋朝书家对用楷书传达思想情感已经有了广泛的艺术实践，隋代楷书既可秀巧，亦能雄放，还有凝重之态。魏晋南北朝隶书中的一类渐渐向楷书过渡，出现了楷书的雏形，隋代则进阶为“楷模”，大量地应用到铭刻中，根据出土的许多隋代墓志，其刻工是向精巧雅致的方向发展。隋朝的篆书已基本让位于楷书，一般出现在墓志盖和碑额上。楷书畅行，以至于书写隶书的人大为减少。《龙藏寺碑》（河北正定龙兴寺藏）代表了正书碑刻更高的艺术水平，被书坛视为“隋朝第一碑”。该碑诸字结体严整，笔划挺拔，笔力内敛，书风峻峭精工。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称颂曰：“《藏龙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而不可思议……逊其淡远之神，而体势更纯一。”【3】王澍从该碑书风看到了未来的盛唐气象：“书法遒劲无六朝简陋习气，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风气渐归于正。欧阳公谓有虞褚之体，此实通达时变之言也。”【4】　　《董美人墓志》系正书碑刻，开皇十七年（597年）刻（神州国光社有影印本），出土于陕西西安。书者与刻者配合得十分默契，书写者的笔划修短有度，结体谨严而不失灵巧，刻者以刀代笔，刀刀见笔。《苏慈墓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拓本），正书碑刻，仁寿三年（603年）刻，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陕西浦城县出土。清康有为称之：“初入人间，辄得盛名。以其端整妍美，足为干禄之资，而笔划完好，较屡翻之欧碑易学。”【5】《董穆墓志》，正书碑刻。大业六年（610年）十一月刻，出土于河南洛阳，其正书以秀骨清韵、端雅婉约之风仍为今世书坛所倾倒，论及隋书者无不称颂之。　　康有为对隋碑的总结十分得体：“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6】楷书碑刻精品渐渐地发展为陕西多于河南，昭示着定都长安的隋朝逐步成为北方的文化中心，这无疑是盛唐强音的先声，入唐之后，这里跃升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已是顺理成章了。　　二、西北、江南纸书大成　　南方遍野的桑麻是造纸的原材料，故书家多书写于纸。江南因石质山较少，碑刻相当有限，出现了一些砖铭。西北甘肃以西的沙丘地质决定了当地的书法载体只能是黄皮纸或砖块，这些艺术载体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有着一定的关系，对形成当地的书法特性也有一定的客观作用。　　在西北，经生和抄书手们继承北朝的书写传统，仍然以纸书写经，书体渐渐脱开隶书的笔法，初步形成楷书的面貌，其特点是横划收笔和捺笔较粗，代表性作品是楹维珍的《优婆塞经》卷（上海博物馆藏）。楷书《大方等大集经》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表明了楷书在西北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此时正值开皇十五年（595年），书写者为一经生，其楷书笔法已相当娴熟和精到，隶意无多。可以说，在佛教绘画与雕塑方面，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其艺术影响是向东发展，而书法艺术则是由中原影响西部，这在高昌古城出土的砖上书迹《任谦墓表》中显现得十分鲜明，其行楷书于延和十一年（612年）尚有北碑粗劲方硬、厚重端庄的气度，但这种气度已渗透到楷书的笔划里了。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人口大迁徙，许多北方的文化人士来到社会相对稳定的南方，隋代江南地区依然是南方文化艺术的中心。“二王”书体在这里渐成为正统的书法艺术。为此作出最大努力的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他历经陈、隋，在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为僧，人称“永禅师”。智永初学萧子云书，后以先祖王羲之为宗，在永欣寺阁上潜心研习了30年，弃笔成冢，继承并总结了“二王”正草两体的结体、结字规律，书成《真草千字文》（现藏于日本小川为次郎处），如苏轼所评：“精能之至，返造疏淡。”【7】此书代表了隋代南书的温雅之风，其规范化的王字草法、隽永的审美意趣从体法上确立了它的范本作用。当时，往求智永墨宝者络绎不绝，踏平门坎，他不得不以铁皮包裹门坎，人称“铁门限”，可知当时书界对规范化的渴求心情。显然，智永的努力完全在于规范和统一楷、草二体，这只有在隋唐大一统的政治局势下才能实现。从书史发展来看，智永《真草千字文》卷的规范作用超过了传为东汉蔡邕书《熹平石经》的影响。　　在此，我们还应当注意到纸绢类艺术品在经过1400余年的磨难后留存至今的概率有多少？智永在隋代共书写了八百卷《真草千字文》，北宋时宣和内府仅存七卷，南宋至今唯有一卷。粗略地说，隋代书法留存至今（包括流传海外、国外者）的概率是八百分之一。还有一个例证可佐证这个概率不会相去太远，如五代末的北派山水画家李成在身后留下数百件佳作，而至米芾的时代，已是“山水李成只见二本：一松石，一山水，四轴”。【8】 　　与《真草千字文》卷具有艺术联系的是隋贤的《出师颂》卷。从书者遒媚、婉约的书写风格来看，应是一位不同于经生的书家，这位隋贤的行气、草法和行笔的映带关系受到《真草千字文》卷的艺术影响，其草书笔划如捺笔尚留有一息隶书的笔意，然草法已入“二王”体系，可推知书者临写了前朝的某一本子，在临写中既保留了一些前朝的隶书笔意，又自然流露出其受“二王”影响后的草书笔法。同时，也表现出书家从追求字行的“势”过渡到追求字行的“韵”，正是这个“韵”才使他与众不同。按当时书家近北朝者多碑刻之痕、近南朝者多笔意的规律，此隋贤的生活地域和生活时代应与智永相当，其书与智永的《真草千字文》卷有着一定的艺术联系。参照《真草千字文》卷等纸卷书画名作的存世概率，这位隋贤的书迹留存至今的概率也决不会高于八百分之一。　　在江南，除纸书之外，砖铭也是极富成就的书法载体，如《僧璨大士塔砖铭》的制作工艺来自前朝两晋和当时的南北两地。刻工在砖模上阴刻文字，翻成砖坯烧制成砖，使字迹凸起呈浅浮雕状，制作工艺颇为精细，在撇捺之间尚留有北碑遗风，而更多的是蕴含了江南温润秀巧的笔风。此砖铭的书法艺术可谓集隋代南北之大成，这是隋代书法整体性的大趋势。　　三 、对隋代书家的再认识　　由于隋代到初唐无书史专门记载隋代的书事和书家，故隋代书家留名者甚少，除前文论及的智永、丁道护以外，留名者尚有：　　薛道衡（540－609年），字玄卿，汾阴（今山西宝鼎）人，隋炀帝朝官至司隶大夫。他虽未以书法名世，所书碑文如尔朱敞碑等被视为“非泯泯众人之笔”。　　房彦谦（生卒年不详），字孝冲，东武（今属山东）人，房玄龄之父。房彦谦于大业年间（605－616年）为泾阳令，在书法方面以草隶见长。　　虞世基（？－618年），字懋世，余姚（今属浙江）人，隋炀帝时官金紫光禄大夫。他博学高才，兼擅草隶。　　释智果（生卒年不详），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居永欣寺，他可能是智永的师弟。智果长于隶行草，自谓其书得王右军骨，想必其书风瘦硬。　　相信还会发现一些留名的隋代书法家。此外，对书写《出师颂》卷的佚名“隋贤”也应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在该卷拖尾上有南宋米友仁书于绍兴九年（1139年）的鉴定结论，此时的米友仁年约60岁，已是南宋内廷十分成熟的书画鉴定家，他必定是根据自己的鉴定标尺以及书者儒雅的笔性推断出书者系隋贤。何谓“贤”者？即德才兼备者，正如墨子所云：“列德而尚贤”【9】。这位“隋贤”不会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经生或抄书匠，如果他的书体、书风表现出他是一个普通的经生，小米是不会称之为“隋贤”的，也不会屑于作任何“审定”，其书更不会被历代名流和南宋皇室、清代皇家热衷地收藏。古代鉴定家称他人为“贤”是十分审慎的，至少对晋唐时期的抄书匠是不会称之为“贤”的。这位隋贤与智永的书风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根据他的书法体系及其书写用纸的材质，他主要活动于南方，卷中老到的艺术功力表明他很可能已是一位年长的贤达。大凡在隋代有成就的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南北朝的历史阶段，对这些没有年款的艺术作品，在年代鉴定上的确需要一定的模糊度，应当与前朝的书法艺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　　隋代有成就的书法家大都形成了一定的艺术共性，几乎都长于楷书和草隶，尤其在南方，书家们继承了南朝的章草和今草的书法，《出师颂》卷的书写者“隋贤”亦如此。这代表了隋代书法的新时尚，是当时较“前卫”的书法艺术，为初唐兴盛的书法做好了充分的艺术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初唐书家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隋朝书法家的启蒙，最具有代表性的初唐书法家有欧阳询（557－641年）、虞世南（558－638年）和褚遂良（596－658或659年）等，特别是虞世南曾经得到智永的亲授。初唐承接隋代书风十分紧密，以至于清代包世臣在《广艺双楫》里认定隋《太仆卿元公暨妻姬氏墓志》是欧阳询所书，实际上这个墓志上的字体是唐代欧、虞之书的先导。在绘画史上，将历北齐、北周至隋代的山水画家展子虔公认为“唐画之祖”，笔者以为，与之相对应的书法史，其“唐书之祖”无疑是智永和丁道护，“隋贤”则是与他们十分相近的书坛长者。　　　　对隋代具体书法作品的认识不能脱离书法历史的发展。东汉末年，蔡邕提出了书写文字的笔法问题，这意味着汉末对书写文字不但有了一定的规范化要求，而且还要求有相应的艺术欣赏性。此后，历朝历代的书法艺术均围绕着书之“法”而发展变化。如果概括历代书之“法”的种种变数，不妨说，魏晋南北朝进入了“立法阶段”，这是以“二王”书体的确立和南梁周兴嗣集王字成千字文为标志的；隋代发展到“普法阶段”，智永书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分发江南寺院，起到了普及“二王”书体的作用；唐代进阶为“执法阶段”，唐太宗推崇二王，以皇权法定了整个唐代的书风取向；北宋的苏、黄、米、蔡不囿于规整的“二王”畦径，讲求抒发个性的书风，标志着宋、金进入了“变法阶段”；元代赵孟頫、鲜于枢等书家标举“专以古人（晋唐）为法”的书论，将元代书法引入了“护法阶段”，努力维系着晋唐法度；明清两代的书法历史则是交织在“护法”和“变法”当中，后因“变法”的方法不同，如“碑学”和“帖学”之异，使明清书法的风格面貌纷繁不一。　　对隋代“普法阶段”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出师颂》卷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从后世将该书多次勒石、拓印的情况来看，《出师颂》卷十分规范的结字和草法实际上也起着一定的范本作用。隋代楷书基本上摆脱了隶书的笔意，但隋代草书尚未洗净隶书的笔法，智永和“隋贤”等江南书家尚在努力之中，最后由初唐书家们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注：　　【1】 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中国书画全书本，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　　【2】 北宋·蔡襄语，转引自《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3·隋唐五代书法》附录第5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3】 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代书法论文选》第65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4】 清·王澍《虚舟题跋》，版本同【1】，第八册第801页， 　　【5】 清·康有为《广艺双楫》，版本同【3】，第811页。　　【6】 同上，第810页。　　【7】 北宋·苏轼语，出处同【2】，第1页。　　【8】 北宋·米芾《画史》，画品丛书本，第191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9】 战国·墨翟《墨子·尚贤》上第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48册第31页，台3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每次突发事件演变成群体事件，通常是由这样一些人群参与： 当事人或家属；经济利益共同体；政治利益共同体；情绪共同体。

法律训练和教育在美国属于职业训练，是早是由律师事务所进行的，后来才正式进入大学；进行大学后也一直是作为一种职业训练学校，其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律师，学生一毕业就可以进行法律实务的操作。

前些日子，大作家蒋子龙和网络较上劲儿。先是被纳入“30省作协主席网络PK”，紧接着又退出大赛。为这事儿，蒋子龙曾有些恼火：“文学怎么打擂？”但是现在，他愿意心平气和地谈谈网络文学，谈谈他的新作《农民帝国》。因为这本书是他多年心愿的一次了结。

法律与文学其实也是某些学校热门课的题目，不过一般还要牵扯进心理学，就此可以谈一些理论问题。

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6月。428页，31.50元。

三方面的情况:一是重庆今后五年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的措施:城市化建设、工业化进度和三峡库区的发展,二是介绍一下重庆在近几年在财政、金融、资本三方面进行的一些措施；第三对我们教育战线及整个重庆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介绍。

我们常听说，儒家讲道德，法家讲法律，儒家讲德治，法家讲法治。大致说来，固是如此，但是一方讲法律或法治，一方讲道德或德治，何以就会发生矛盾而急不相容？

朱其最近发表了一系列批评中国当代艺术的文章。

 The Nursery of GeniusA brief survey of ten magazines of influenceBy Nicholas Sabloff“A magazine,” Thomas Paine said, “is the nursery of genius.” Upon moving to America, Paine became a contributor and editor at the Pennsylvania Magazine. Not long after, he published Common Sense, the pamphlet that define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Generations of young writers and thinkers have been drawn to what is an elusive project: to create a magazine that makes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course of politics, art,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uch idealists have persevered in the face of the debt, disillusionment, meager circulation, and general indifference from which all but a few of these publications inevitably perish.What follows are brief sketches of a certain variety of little magazine, “litt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American Mercury) by virtue of their circulation. They are not zines or self-published pamphlets or policy journals, all of which may also be entitled to a claim of littleness. The magazines here are united in their commitment to forwarding the causes of literature, high art, and politics; they are best remembered for helping to establish canonical writers and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llectual culture of their day. The spirit of such magazines was perhaps best captured by Lionel Trilling in the 1950s when he wrote, “They are snickered at and snubbed, sometimes deservedly, and no one would venture to say in a precise way just what effect they have . . . except that they keep a countercurrent moving which perhaps no one will be fully aware of until it ceases to move.” The Dial, Boston1840-1844  Often considered the progenitor of the “little” magazine in America, the Dial was founded by “Transcendental Club” members Margaret Fuller and Ralph Waldo Emerson. Like many little magazines, the Dial was conceived out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other journals of its day. Emerson used the second issue to call for a native literature that represented American culture. To this end, the magazine published obscure writers and poets, most of whom remained that way. The most notable exception was its most popular contributor, Henry David Thoreau. The Transcendentalists’ interest in Easter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brought the magazine more mockery than readers (“ethereal” was a common complaint): it never had more than 300 subscribers and Emerson came away from the project $300 the poorer. The magazine’s influence, however, has lived on. Resurrected countless times, in the 1920s the Dial became the premier Modernist magazine in the U.S. (it brought T.S. Eliot’s “The Waste Land” to American readers) and gave birth to a publishing house, the Dial Press, that carries on to this day. Poetry, Chicago1912-Present The flourishing of Modernism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oincided with a renaissance in American literary magazines. Harriet Monroe’s showcase for American poetry was at the center of this efflorescence. Poetry published T.S. Eliot’s groundbreaking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in 1915. The poem had been passed along to Monroe by the magazine’s foreign correspondent, Ezra Pound. Poetry’s early years featured Pound’s promotion of imagism and, following the publication of Carl Sandburg’s “Chicago,” passionate defenses of free verse. It published early work by Marianne Moore, Hart Crane, Wallace Stevens, and Edna St. Vincent Millay. The initial pay rate: a generous $10 a page. The amount the magazine received in a bequest from pharmaceutical heiress Ruth Lilly in 2003: $100 million.The Masses, New York1911-1917 The Masses advocated for progressive causes such as socialism, pacifism, vegetarianism, and birth control, and published such progressives as Helen Keller, Jane Addams, and Bertrand Russell. The furious satires penned by its cartoonist, Art Young—he pilloried everything from the press to Jesus, and depicted capitalism as an overstuffed bald eagle—brought the magazine its share of controversy and notoriety. Edited by Columbia professor Max Eastman, the Masses was radical enough to print the intrepid American journalist and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John Reed and antiwar enough to run afoul of the Espionage Act in 1917,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trials that led to the magazine’s demise. After folding in 1917, Eastman and his colleagues returned a year later with theLiberator. Many of these same editors, though not Eastman, regrouped in 1926 to launch the more overtly Marxist New Masses.The Criterion,London1922-1939T.S. Eliot edited Modernism’s most famous magazine at night after coming home from his job at Lloyds Bank. The Criterion’s editorial office was his house. From these modest origins sprung a debut issue containing “The Waste Land” and a magazine that, in its first year, received contributions from Luigi Pirandello, Virginia Woolf, Ezra Pound, E.M. Forster, and W.B. Yeats. In his effort to convey a European consciousness unlike  that found in other magazines of the time, Eliot’s Criterion became the first periodical to publish Proust in English. Eliot spent the following years trying to establish such writers as W. H. Auden, Stephen Spender, and Wyndham Lewis, while simultaneously expounding his defense of classicism, tradition, and Catholicism. The magazine never reached more than 800 subscribers and Eliot somewhat dispiritedly ended the Criterion in 1939.The American Mercury, New York1924-1980H.L. Mencken conceived the American Mercury as a magazine capable of taking in the whole absurd carnival of the American scene during the Jazz Age. Irreverent, learned, iconoclastic, and satirical, the magazine becam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Mencken himself. It furiously lampooned his favorite targets— creationists, Prohibition, the “booboisie”—in the pungent style of its editor. The premier literary tastemaker of his time, Mencken published fiction by William Faulkner, F. Scott Fitzgerald, Thomas Wolfe, and Sherwood Anderson alongside articles written by convicts, clergyman, lawyers, dishwashers, and outdoorsmen. At its peak, in 1928, the American Mercuryhad 84,000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lost momentum after 1929 when Mencken’s satirical edge, defense of laissez-faire economics, and disdain for the proletariat put him out of step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Depression era. The man Walter Lippmann once referred to as “the most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is whole generation of educated people” left the magazine in 1933.Partisan Review,New York1934-2003It has been said of Partisan Review that despite rarely having more than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it had the righ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When people get nostalgic for the golden days of th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America, Partisan Review is never far from their minds. Though it bega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rts branch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the magazine’s founding editors, William Phillips and Philip Rahv, soon parted ways with the party’s embrace of Stalinism. Staunchly anti-Stalinist and a defender of high art,Partisan Review was a magazine in which Rahv’s critiques of Marxism were followed by Eliot’s “Four Quartets.” The flagship pub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Partisan Review published Lionel Trilling, Irving Howe, Dwight Macdonald, Hannah Arendt, Mary McCarthy, and such classic essays as Clement Greenberg’s “Avant-Garde and Kitsch” and Susan Sontag’s “Notes on Camp.” The number of little magazines—Macdonald’s Politics, Howe’s Dissent—started by its former contributors over the years, often following an intellectual falling-out, testifies to its influence.Les Temps Modernes, Paris1945-PresentJean-Paul Sartre launched Les Temps Modernes one year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France and at the height of his fame as a novelist, playwright, literary critic, and philosopher. It was truly a magazine of the moment and quickly became the leading exponent of Existentialism. (It, too, peaked at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published such titans of postwar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as Samuel Beckett, Jean Genet, Raymond Queneau, and Marguerite Duras, as well as Sartre’s monumental literary manifesto, “What Is Writing?” The magazine’s name, taken from the Charlie Chaplin filmModern Times, reflected Sartre’s belief that engagement with the present moment was man’s duty. Sartre also believed in the pen’s ability to ignite political change, and in its first decade,Les Temps Modernes condemned capitalism and colonialism, and demanded that France depart from Indochina and Algeria. By the early 1950s, Sartre’s Soviet sympathies had caused all the original editors but Simone de Beauvoir to depart, and it was on the pages of Les Temps Modernes, in one of the defining moments of 1950s intellectual life, that Sartre and Albert Camus’s friendship ended as the two quarreled bitterly in print over Stalinism.The Paris Review,Paris/New York1953-PresentThe Paris Review, which began life in hopes of recapturing the literary spirit of 1920s Paris, wanted to serve its writers, and George Plimpton, its charismatic co-founder and editor, was not bashful about engaging in a little showmanship to ensure that their voices would be heard. While never as fervently countercultural as Barnet Rosset’s more European-orientedEvergreen Review, in its early years the Paris Review helped to launch Terry Southern, Philip Roth, and Jack Kerouac, and was the first to publish Samuel Beckett in America. Its “Art of Fiction” interviews have become an institution unto themselves. Forever hovering around ten thousand subscribers, the magazine is still going strong despite Plimpton’s death in 2003 and despite the belief of one of its founding editors, Peter Matthiessen, that “little magazines should have short lives and then disappear.”The Baffler, Chicago1988-presentFounded by Thomas Frank, the Baffler modeled itself after Mencken’s American Mercury, and like his idol, Frank loved to cause mischief by exposing the absurdities and delusions of the “booboisie.” Unlike most little magazines, the Baffler was built around an explicit thesis: tha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had co-opted the very idea of dissent by making it a commodity. The magazine spent the 1990s ridiculing one instance after another—from the Gen-X rebel consumers at Details to the peddling of “alternative” culture—in which subversion and rebellion were marketed as lifestyle choices and the counterculture was used only to reinforce the logic of late-twentieth-century capitalism. Despite only publishing seventeen issues to date, the magazine has two anthologies of essays to its name. These days, Frank can be found on the punditry circuit, having brought his critique of the culture wars into the mainstream with his 2004 book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n+1, New York2004-Present  Over the course of only five issues n+1 has laid claim to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new little magazine to emerge from post-9/11 America. Although its small circulation pales in comparison to such coevals as the Believer and McSweeney’s,n+1 has caused an impressive amount of commotion by responding polemically to the present era. Beyond liberal politics, the editors’ other great passion is the defense of the literary novel: the magazine openly declares itself a descendent of the high seriousness and sense of tradition of Partisan Review. Yet the magazine’s self-conscious tone and its ability to shift casually from discussions of European theory to dissections of pop culture are unmistakably contemporary. In recent issues, the magazine has begun focusing its breezy editorials on exploring the effects that such cultural phenomena as dating, casual sex, porn, and the omnipresence of cell phones and email have had on 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 and the experience of everyday life.http://archives.jrn.columbia.edu/nyrm/2007/sabloff_well.html

《The 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一书，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萧邦奇（R. Keith Schoppa）关于20世纪10-2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于1995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年便荣膺美国列文森图书奖中的优秀史学著作奖。该书的中译本《血路--中国革命中的沈定一传奇》于1999年9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翻译者为周武彪先生。     当你偶然从书架上拾起这本书开始阅读的时候，你很难一下子意识到你手中拿着的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本书第一章的叙述风格使得该书更象是一部畅销的侦探推理小说。作者在长达八页的篇幅中，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事件：1928年8月，本书主人翁沈定一从他的家乡--浙江省萧山县的衙前村--去省内的风景名胜莫干山消夏。他在那里盘桓两日，会晤了一些老朋友。而后，他在回家的途中遭到枪手的暗杀。穿插于这些事实之间的，是大量的对当时历史背景的介绍、对沿途自然人文景观的琐碎记述和对主人翁内心感受的主观推测；接着，是对突如其来的暗杀过程和血腥场景的细致的描述。最后，由于杀手的成功逃逸，使得这次暗杀事件显得扑塑迷离，给读者留下许多悬念......     当然，这本书的巨大成功决不仅仅归因于作者巧妙的整体构思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它能获得列文森图书奖，更重要的原因，我想，在于作者以一种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叙述方式，详实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一般面貌。书中的许多观点反映出作者对民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深邃见解。作者在《提要》中说明："本研究的主要意图还是为了通过研究沈定一的交往、经历和死亡以及其中蕴涵的本世纪10年代晚期和整个2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裂痕及结构，以考察20年代中国革命。"综观本书，我认为作者成功地实现了上述意图。     按照近年来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的理论研究范式，萧邦奇在本项研究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对主人翁沈定一"身份"（identity）的界定。他选择这样的角度切入主题，是基于以下认识：     在整个20世纪的巨大挑战和曲折地探索新的政治和文化正统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始终居于中心地位。......在巨大的、令人目眩的社会政治变迁背景下，个体不得不把自身的身份问题与社会、国家、民族中的其他人的身份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而急剧的革命变迁造成的相当的政治与人身不安全也使得个人必须面对身份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须建构或重构身份。     为了确定沈定一的"身份"，萧邦奇在研究中主要借助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和方法。他认为"社会"是"个体间通过广泛的私人联系而形成的联结体或聚集体。这些可能既是横向又是纵向的联系随之又组成社会关系束和关系网，而后者又是社会组织和群体诸如政党和派系结构的基本成分。"在作者看来，"社会网络"不仅是构成社会的要件，而且是决定社会发展变迁的一种动力机制。     在运用"网络"概念和方法对大量史料和史实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萧邦奇发现："个人并不只简单地从属于一张网，而是属于许多重叠的网，这些网决定了个人的社会位置并塑造其身份"；"许多精英的身份具有变化的轨迹，随着社会情境的变迁而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适应性。"     正是基于对沈定一在不同时期（如辛亥革命前后，北洋政府时期，五四时期，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分裂之后等）、不同"场所"（如全国范围，浙江省内和萧山衙前等）所处的众多的、相互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的深入研究，萧邦奇向我们展示了沈定一作为"地主少爷"、"清朝县官"、"辛亥革命的拥护者与参与者"、 "地方自治倡导者"、"新闻记者和五四精英"、"农村教育家和农民运动先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成员"、"国共合作时期的跨党分子"、"西山会议参与者"、浙江省"清党委员会负责人"、"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和"反地主的地主"等多重复杂的政治面相，从而使我们对沈定一这一历史人物的认知超越了我们所熟知的"好人"或"坏人"、"革命"或"反动"的简单二元模式，使沈定一的形象显得更加生动、丰满和真实可信。 (    其次，通过对沈定一所处的"社会网络"的末梢和外延的分析研究，萧邦奇在界定沈定一个人身份的同时，还连带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10-20年代浙江乃至全国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政治精英的群像。这使我们对"沈案"的历史背景有了一个更全面的整体把握。     第三，通过研究"社会网络"形成和裂变的基因，萧邦奇还向我们立体地展示了10-20年代中国革命阵营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从而逐步明确了沈定一在萧山衙前、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对立面--"沈案"的潜在主谋。     在该书的第九章，萧邦奇为我们列出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嫌疑人：（1）衙前东岳庙庙祝；（2）嵊县蚕茧商人；（3）萧山县地主；（4）共产党或个别共产党员；（5）国民党或个别国民党员，并根据他（它）们各自可能产生的暗杀动机的强弱程度、组织和实施暗杀计划的各种能力、以及"沈案"发生后各方的反应，最终将暗杀的主谋锁定为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指出这是一场"为阻止政治成功和潜在叛乱而实施的谋杀"。尽管萧邦奇的上述推断缺乏直接的证据，还不能作为历史的定论，但作者基于大量的史料史实所作出的严谨周密的逻辑论证，依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映象。     在萧邦奇看来，沈定一在浙江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沉浮和他的最终死亡，是20世纪10-20年代中国革命发展和蜕变历史的一个缩影。中国革命的悲剧在于：     在革命的早期阶段，许多怀着不同政治和知识信念的人们，面对已被鉴定和确认的共同敌人会聚成广泛的反帝反军阀的包容性动力源。五四时期所崇尚的宽容、开放和实验意识正是这整个时期的时代精神。......但是，到20年代中期，当革命运动开始显示出可能即将成功的迹象时，革命过程却变得日益富于排他性而不再是包容性。     在短短十年间，政治宪政文化及其对程序和法律的强调即被顺应革命而兴起的尚武风尚吸纳和摧毁。     造成革命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其中也包括沈定一自己在浙江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而这，又正是造成沈定一生前死后毁誉不一的重要原因。     在围绕"沈案"的研究叙述中，字里行间，作者还很自然地表露出他对"革命"的独特看法和他所遵奉的历史观。他写到：     革命并不是主要只依靠非个人的社会、经济力量或意识形态斗争就能解释的过程。相反，革命是男人和女人们的故事。这些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推进力中的人们，常常是别无选择地被卷入他们所不能控制和引导的革命形势和风暴之中。     革命过程中的日常决策和行动产生于类似的事件、发展和关系，而不是普遍的意识形态、政治一致及发展。为了理解革命，我们必须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日常人生经历和社会过程，人们的思想发展和行动正是来自于此；我们也应把我们的主要关注点置于活生生的个体之上，不同个体的目标相同，但可能来自于多样的动机。     如果我们把萧邦奇的上述观点验之于沈定一的个人经历，是言之成理的。     如上所述，对《血路》这本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如果把它当作一部侦探推理小说去读，在故事的结尾没有能够最终确认"沈案"的主谋，不能不使读者感到某种缺憾。但在我看来，既然该书是一部以浙江为主要"场所"、以沈定一为中心人物的民国政治个案研究专著，在我们读完全书以后，谁是"沈案"的元凶似乎已经并不重要，因为作者已经成功地运用"沈案"所造成的悬念，巧妙地将读者的思绪引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对20世纪初期民国政治和中国革命的了解更进一步。     后一种读法，或许更符合作者的心愿。

后现代不反对科学，它抵制的是科学的霸权、科学的霸道，也就是科学沙文主义。

与普契尼的三联剧相对应，郭文景创作了他的 “巾帼英雄三联剧”《穆桂英》、《花木兰》和 《梁红玉》，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演出。“巾帼英雄三联剧”由话剧导演李六乙的工作室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