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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通过对1838到1903年(即狭义的“学堂乐歌”运动兴起前的六十多年)教会音乐教育历史事实的考察来达到两个目的：(1)客观地审视传教士在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所担当的角色；(2)重新评估教会音乐教育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影响。本文考察的对象主要以新教传教士在华的活动为主。鉴于国内学者多利用常见的中文或译成中文的传教士文献，本文将多利用西文文献并参照近年的研究成果，史料来源主要为当时出版的英文报纸和期刊，以及当事人所写的回忆录。中文相关的史料如果国内有关论著已经引用，则不再重复，只提供索引。

介绍丁文江背景和思想。改原文一个错字，“丁文江或者是他的父亲已预感到继续在科学的道路上爬行” 当为科举。

这篇文章的意图是为中小企业争取给国有企业的机会，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怎样提供给他们一个公平的环境。文章提到，很多韩国中小企业人为恶意倒闭。因为其基本上都是韩国大企业如三星、LG的供应商，即使回到韩国，货款照样收得到，但他们欠下中国供应商的钱则石沉大海。－－人文与社会

《内藤湖南汉诗文集》书评。内藤对中国古籍文物的爱好近乎偏执，例如，1905年，内藤通过日本军方施压，强行压价购下藏在奉天的《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后来这两部极为珍贵的古籍竟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被烧毁了。

近期各界对危机原因的讨论升温，部分观点将东亚和产油国较高的储蓄率视为全球失衡和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探讨影响储蓄的因素，分析造成东亚和产油国较高储蓄率及美国低储蓄率的原因，简要介绍了中国储蓄率的变动情况及调整思路，并提出调整储蓄率的可能选择。

我曾经论证说，最大的问题未必是最重要的问题。经典哲学就专门研究那些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因为大-----往往引起思想的欲望，但是毕竟太远。人的存在是生活，生活的意义只能存在论地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可能在生活之外------假如在生活之外就恰恰意味着生活自身没有意义或者很不重要------这是非常中国式的领悟方式。因此只有切身性的问题，也就是离生活很近的问题，才真正是非面对和思考不可的。

海峡两岸若不能认真地对这段断裂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今日的症结将是难以解消的。而且不只对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还要对整个中国二百年来的近代史（以及整个东亚的近代史）进行反思。而对中国/台湾的历史进行反思的条件，也是作为反思的起点，则是必须重新站回旧唐山的土壤，回到那个东西碰撞新旧递嬗的年代，重新去连结出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传承，当面对西方/美国时也不再自我否定地将自身视为异己，如此或许才会再有一个对中国真正坚实的新的憧憬的来临。

一个思想史的而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概念

1月3日，美国驻也门使馆发布声明说，使馆于当日开始关闭，以应对“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袭击美国在也门利益的威胁。美国总统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顾问约翰·布伦南当天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有迹象显示“基地”组织正在策划在也门发动袭击。这是2008年9月20日，也门士兵在首都萨那驾车前往美国驻也门使馆，以加强安全警戒。在奥巴马上台后一度被雪藏、甚至被明确抛弃的“全球反恐战争”一词，似乎已悄然回到了白宫政治术语库中。继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利伯曼宣称也门已成为“全球反恐新焦点”，表示将加强美国在也门的“反恐特别行动”后，奥巴马本人也在1月2日的电视讲话中强调，美国正着手加强与也门当局的合作，协助也门训练安全部队，提供装备，分享情报，共同“打击基地恐怖组织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上将也在一个月内第二次访问也门，商讨“反恐联合行动”事宜，奥巴马还不同寻常地盛赞美军在也门的“反恐努力”。 9·11恐怖袭击是前总统小布什任期内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以9·11为契机，以全球性反恐为幌子，在外交上推行单边主义，在军事上主张打超越主权、国界的反恐战争，是布什政府的一贯立场。由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旷日持久，和关塔那摩监狱不断爆出的虐囚丑闻，以及美国情报当局以“反恐需要”为由干涉美国国民自由和隐私的事件引发诸多不满，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时就不断猛轰“布什主义”，上台后更刻意与几乎成为“布什主义招牌”的“全球反恐战争”拉开一段距离：对于布什极力主张“打到底”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奥巴马拿出了前者的撤军时间表，虽然同意向后者增兵，却违背军事常理地在增兵同时宣布了驻军期限；而对布什竭力维持的关塔那摩监狱，奥巴马也推动相关部门展开了甄别、释囚等一系列为最终关闭作铺垫的工作。 然而这一切随着尼日利亚人穆塔拉布的一次圣诞节未遂炸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奥巴马不但重提“全球反恐战争”，大谈向也门、索马里投放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毫不避讳地谈及美国特种部队和情报机关在也门的“丰功伟绩”，并拉上最可靠的盟友英国，准备在也门大干一场。英国媒体称，美、英拟在1月28日于伦敦召开“国际也门反恐会议”，和原定召开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平行举行，甚至，一项由美国-欧盟共同合作、针对也门猖獗的非法财经交易的打击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中，矛头直指也门和索马里恐怖组织的财源。 奥巴马当初雪藏“全球反恐”口号，是因为当时民意厌倦没完没了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对单边外交、借“反恐”侵害个人隐私和关塔那摩监狱虐囚也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但随着圣诞夜的惊险一幕，美国人开始重新正视“美国安全”问题，他们惊讶地发现，也门已成为反美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和训练地，而美国对此却掉以轻心；他们更惊讶地得知，涉嫌策划未遂爆炸案的恐怖组织骨干竟都是从关塔那摩监狱中释放的“改造成功典范”，于是对奥巴马避谈反恐、强调释囚等等的印象势必发生改观。此时此刻，奥巴马只能重举“全球反恐战争”旗号，这既是为了救急，也是为了自救。 事实上，美国早在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湾被炸后就对也门恐怖组织展开了空袭报复行动；这次对也门政府的军事援助和情报支援也已进行了一年多；甚至被广泛渲染、针对“基地”分支头目和营地的袭击，也是在圣诞炸机未遂案发生前就开始的，但此前白宫刻意保持低调，惟恐人们知道美国在也门的行动，爆炸案后则反其道而行之，惟恐美国人不知道美国在也门“有所作为”。 然而姿态容易摆，事却并不好做。也门是半岛最贫困的阿拉伯国家，且经历过长期分裂，内部矛盾尖锐复杂，加上和索马里一水之隔，长期成为军火走私孔道，安全隐患极多；也门政权控制力脆弱，在海湾战争期间又曾是仅有的3个同情萨达姆的政权之一，在与美国合作方面态度反复，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科尔号”亚丁湾爆炸案甚至比9?11事件还早将近一年，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美国不论投入过少或过多，都可能出现麻烦。 奥巴马选择也门-索马里为反恐新战场，在某种程度上，有避免陷入“回归布什路线”之讥、避开“布什的热点”伊拉克、阿富汗的考量，但这个新战场基础薄弱，前期投入不足，且大规模介入师出无名，一旦穆塔拉布事件所激发的社会恐慌开始淡漠，美国人恐怕又会再次发出“为什么”、“值得吗”之类的质疑。 1月3日，美、英驻也门大使馆发表声明称，鉴于使馆安全遭到“基地”分支的威胁，决定无限期紧急闭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以也门为主战场重提“全球反恐战争”，恐是说来不容易，做来更艰难。

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世界上最庞大的新工人阶级也正在这里形成。2000 年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城市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数量已经超过1 亿2 千万。根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2006 年的报告，如果再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约为2 亿人。2008 年初的雪灾将成百上千万渴望回家过年的农民工阻隔在陷入瘫痪状态的车站、铁路和公路上，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不得不紧急号召农民工留在其打工的城市过年，在这个时候，人们似乎才忽然意识到，对于这个已经在城市中劳动和生活了三十年的巨大群体，这里竟然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家。

简单谈三个词的发音。

郑鸿生的《青春之歌》，其实并没有真如书名副标宣称的那样，去记录「台湾左翼青年」在七○年代的种种活动。在我阅读接触的范围内，两年前出版的郭纪舟的《七○年代台湾左翼运动》（海峡学术出版社），对於「台湾左翼青年」所思所为的关切，就远比郑鸿生来得广泛且深入。郑鸿生记录的，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群「左翼青年」。而且也只记录了他们非常非常短一段时期的活动。这一群人恰好一九七○到一九七三年间都活跃在台大校园，当然这几年也正是郑鸿生在台大念书的时间。《青春之歌》比较明确的内容，是郑鸿生自己的大学生活回忆录。书中明白以年轻时代的郑鸿生为叙述主体，写的也几乎都是年轻时代郑鸿生所接触到的人与事与校园文章，如此充满自我意识的回忆与怀旧，当然不适合拿来当作「台湾左翼青年」的集体或社会学式整理研究阅读。这样说却并不表示《青春之歌》不重要或不够重要。相反地，把《青春之歌》归类定位清楚后，我们才更能评估这样一本书的价值所在。明明是一个个人的大学生活回忆，《青春之歌》却绝不是一本琐碎、滥情的书。第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短短几年中，掀起了台湾战后第二波的校园行动主义。在此之前，有「二二八事件」前后的学生蜂起，不过那波热潮，到了「四六事件」、进入五○年代之后，就被严厉镇压、严格控管了。在此之后，到八○年代中期，有另一股最后推至「九○学运」的校园活力冒出来，是为第三波校园行动主义。第二波校园行动主义，由「保钓」开启其端，却轧然终止於七三年的逮捕行动与随后的「哲学系事件」。这短短三、四年间，发生了很多事，又因为校园外的社会依然极度压抑威权管制笼罩了一切，校园中的热火思想与活动，在静滞的背景对照下更显凸出，也就带著今日难以想像的冲击动能。郑鸿生的大学生涯，刚刚好落在这个时点上。而且他所交接的「左翼」师友们，又都是这波行动主义中的主要行动者。郑鸿生以局内人的身份近距离参与，然而在逮捕行动及「哲学系事件」中，他却阴错阳差地逃过了国家机器的反扑惩罚，替他在记忆、描述这段经历时，保留了较大的心理与情绪空间。历史条件使得郑鸿生的观察、记录，越是个人、越是能挖掘中那次校园行动主义的底蕴。郑鸿生青年时代的好友，也是《青春之歌》当中出现最多、事迹占了最大篇幅的钱永祥，替这本书写了一段既深刻又感人的〈跋〉，文章里钱永祥如此说：「……三十几年来，我对於自己成长的那些年头、那些人与事，不敢回首之外始终也有难舍的眷恋－－那是一群活得认真的朋友、一个自信不平凡的时代、一段丰富而狼狈的经历。」所以故事就在他们怎么样活，他们真正做出什么事倒还在其次，毕竟个中最具滋味的，不是那个时代真有什么不平凡真有什么了不起，而在於那么一群人认真地自己相信时代的不平凡。换句话说，这段经验如果有意义，也是在於那么一小群人，用那样独特的方式，建构了一个自己意识意念里的辉煌世界，他们不顾苦闷的威权管训、他们超脱了贫瘠的物质及思想补给限制，给自己的生活赋予了一组高超的、激越的价值内涵，是他们的想法、他们实践、活过这些想法的日常细节，真正杰出、表现杰出。然而从世俗现实的角度，这样一个丰富的想像价值世界，却带给他们狼狈的灾难。原本顺利的学业因而中断了。更狼狈的是想像中的高贵价值图像硬生被国家机器的威吓粉碎了。那是一种最可怕最深沈的屈辱。你被迫在原本看不起的国家威权前面承认错误承认失败，放弃那高贵的、超越的价值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像钱永祥这样真正具有反思能力的当事人，会那么抗拒去回忆的主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其他局外人很难准确掌握到其间实存感受的主因。郑鸿生的《青春之歌》写出了生活、写出了自以为的不平凡，更重要的是，也写出了其间及其后的狼狈。郑鸿生的位置，使他没有掉入书写这段故事最可能掉进的双重陷阱里：他没有以现实面为标准去矮化那些其实只活在少数几个人心灵里的高贵理念；他也没有纯然封闭在高贵里念里，把这些人刻划成为英雄，或赋予他们改变历史、影响历史的角色。郑鸿生恰如其份地走在现实与理念中间的狭窄地带，让没有活过那段时期的人，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不曾真正改变过历史的人藉著思考与生活，给那个时代的台湾多增添了一项多元基因。他们不同於服膺党国意识型态的同时期的李大维、马英九、赵少康、冯沪祥们，他们创造了，或至少努力去创造过，自己的信仰与价值。这是台湾社会的宝贵资产，反过来看，这些认真活过的人，在往后的生命历程中，几乎都毫无例外地被边缘化了，而是那些没有创意地呼应党国宣传的人，成了这个社会的主流菁英，这样的筛选说明了台湾的问题，台湾的悲哀。《青春之歌》里写到一段奇特的经过。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警总动手抓人。本来是要同时逮捕黄道琳和钱永祥的。黄道琳被抓了，可是钱永祥却逃过了。「老钱（钱永祥）顿然想起，这天早上出门下山的路上，有人向他询问翠岭路九号的位置，而他家则是十九号。那是在新北投的一个山腰上，周遭还颇荒凉，没太多房舍，走到山脚则有一段路程。他也记得看到一辆吉普车就停在山腰，方位正可观察到他们那一片房舍的出入情况。由此他推断那个问路的人以及那辆吉普车应该就是来抓他的。……这天早上在翠岭路上问路的那个人终於找对了门号，也发现了他要的人刚巧和他错身而过，就火速下山企图拦下开往台北的公车抓人，但还是迟了一步让老钱懵然无觉地来到台大注了册。」不过这么神奇的巧合，却只替钱永祥多争取了半天的时间。下午钱永祥在孟祥柯的陪同下还是去了警总自行报到。这段故事，多么适合拿来作为这段校园行动主义具体而微的象徵。在那个年代，国家机器私了一个错误（自大傲慢的警总及国家机器必定会犯错的），意外地让一些应该被监管的学生获得了自由，只不过这自由如此短暂，最后他们还是只能被迫回到那个由威权管束搭盖起来的牢笼里。为什么自由那么难、那么短暂？郑鸿生记录下的钱永祥二月十七日那天的感触，说明得最清楚：「老钱……到西门町漫无目的地走著，……想著这不是革命的时代，没有革命组织可以投靠，没有媒体舆论可以求援，他望著西门町的茫茫人海，个人像沧海一粟般无助。」明明是无助的沧海一粟，他们却硬要认真自信地活出「一段如火年华」，他们的困境更凸显了他们不可磨灭不该磨灭的精神。

《中国改革》意欲何为？！ 周 诚自去年１０月１７日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再论我国农地征收的合理补偿》一文之后，已过去三个半月。在此期间，本人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观点与时俱进，又获得崭新成果——与去年１２月初提出了“全面产权观（论）”或“私公兼顾“论。此论与过去之论有重大区别。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改革》杂志事先不征求本人意见，突然在今年第１期发表了我去年８月１２日发表在“价值中国”等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的摘要，更换篇名为《“涨价归农”还是“涨价归公”》，并发表了倾向性极为明显的按语，鼓动读者“讨论”。按语说：“一面是近四千万并且仍在不断增加的无地、无业、无社保的失地农民，一面是‘拿别人的地，发自己的财’的各级政府及相关利益集团。……本文的观点和主张与以往本刊曾发表过的专家观点有一定差异。……希望大家继续讨论。”这表明，少数人总是揪住老观点不放，这是缺乏辩证观念的表现，不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我除了向该刊提出抗议等等之外，消除其不良影响的最有效途径便是公开发表我的最新观点。下面这篇文章，便是我的最新观点的简要表达。欢迎读者针对此文发表高见！。关于农地征收的“涨价归农（私）”论、“涨价归公”论与“私公兼顾”论的辨析中国人民大学 周 诚目前，在我国关于土地自然增值分配存在着两种观点——“涨价归农（私）”与“涨价归公”，针锋相对地处于两个极端；两者都具有片面性——既具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都具有难以成立的一面。“涨价归农（私）”论是一种坚决维护失地农民利益的理论，这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它认定农民拥有取得全部土地自然增值收益权，即只看到失地农民应当享有农地开发权(注)，而根本忽视整个社会，其中包括其他农民也应当享有此项权利，那么，因整个社会经济繁荣而产生的土地自然增值的分配，便与整个社会无缘了，在耕农民则更无缘问津，这就显然大失公平合理。如果完全按照“涨价归农（私）”的观点进行农地自然增值的分配，则失地农民便可在一夜之间暴富，必然不利于农民安心务农，改善农地质量，而且也会使附近的在耕农民产生同样情绪。实际上，考察土地自然增值的归属，应当与其产生的根源相联系，应当顾及社会各个相关方面的利益，从而，单纯的“涨价归农（私）”论便是不能成立的。“涨价归公”论阐明了土地自然增值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而且“涨价”也并非由“成本”所决定，这些都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然而，“涨价归公”论仅仅看到土地的自然增值来源于社会经济发展，从而社会应当拥有整个农地开发权，而不顾失地农民拥有获得充分补偿的天然权利，即忽视农地所有者也应当分享农地开发权，使得失地农民受到不公平待遇，从而也是不可取的。如果不摈弃这种理论，而仅仅是增加失地农民的补偿，则意味着失地农民所得到的补偿中便包含着社会对于他们的额外照顾甚至是恩赐，而并非失地农民本来所应得，从而从产权理论上来看便存在着明显的漏洞。由此可见，单纯的“涨价归公”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几个突出的实例，使得我们不得不进一步一分为二地看待“涨价归农（私）”论和“涨价归公”论，关注“私公兼顾”（地利私公共享）论、“全面开发权”论 实例之一：依据“涨价归公”的理论（英国的穆勒与美国的乔治），英国工党政府曾经于１９４７年—１９５３年实行土地开发权国有化，即政府通过征收土地开发捐（Ｄevelopment Charge）将土地增值全部收归国有。但是，此种举措未能长期坚持，除了执政党更迭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此种政策造成了地产市场萎缩而不得不放弃，即恢复“涨价归私”制。英国的此举表明，她看到了“涨价归私”制之弊，而企图通过“涨价归公”来兴利除弊，但“涨价归公”制的极端性——完全否定土地所有者的开发权，不能保障失地者的基本利益，从而使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实践中碰壁而归于失败。实例之二：在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过去长期对于失地农民实行低补偿政策的实践表明，“涨价归公”曾经是我国农地征收补偿中实际上遵循的不成文的政策原则。实行“涨价归公”制的出发点为维护公共利益，但实行“涨价归公”制也具有严重的副作用——据估算，大约有近半数的失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存在明显的困难。有鉴于此，理论界一些人士极力呼吁实行“涨价归农（私）”制。实例之三：多年来，在美国的一些州，实行土地“开发权转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ＴＤＲs）。其要点是：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哪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开发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此外，在美国的一些州，还实行土地“开发权购买制”（Ｐ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s, PDRs）。其做法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出资，付给一些拟保护的农地（以及一些空旷土地、自然资源等）所有者足够费用，将其开发权收购归政府所有，以便弥补土地所有者所损失的机会利益。由于政府受资金的限制，实行ＰＤＲs的明显少于实行ＴＤＲs的。美国的这种创新，非常值得重视。实行“涨价归公”制，完全否定原土地所有者的开发权，不能保障失地者的基本利益，只是保障了社会利益；在实行“涨价归私”制的条件下，则仅能保障失地者的利益而不能兼顾在耕农民和社会的利益。换言之，土地开发权完全归公与完全归私，是两个极端，各自有其片面性，在实践中都会碰到严重问题，而其症结为“分配不公”。我国一些人士为纠正“涨价归公”之弊而主张“涨价归农（私）”，无非是重走１９５４年以后英国的老路而已，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并无任何创新。从而，汲取以上两者的优点而摒弃其弱点，便意味着应当实行“私公兼顾”（地利私公共享）制。美国的ＴＤＲs和ＰＤＲs，特别是前者，为我们创建“私公兼顾”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示。在实行“私公兼顾”制条件下，每一块土地所者所平等地拥有的开发权不能实现时，便应当由获得开发权的土地所有者或国家给予补偿；换言之，因规划而获得开发权者，不应单独获得开发利益。概括而言，实行此种办法，由开发者或政府对于按规划应保留的农地所有者予以开发权补偿，可纠正土地开发收益完全“归公”或“归私”之弊。从土地开发权的角度进行进一步探索，可进一步提出“全面开发权”论或“全面产权观”，即兼顾原土所有者、相关土地所有者、国家三者的土地开发权的理论。原土地所有者拥有开发权，是不言而喻的；相关土地所有者，主要是指相邻土地所有者、基本农田的土地所有者，他们也天然地拥有土地开发权，不可漠然视之；而国家之所以也拥有土地开发权，则是由于，从根本上来说，土地开发性增值的最终来源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认识，是承认土地与一般财产不同，它具有社会性，从而不得不顾及“涨价”归属的社会影响。在农地转非中贯彻“全面开发权”论意味着：优先充分补偿、安置失地农民，使其进入“小康”，无任何后顾之忧；剩余归公（归中央政府，避免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用于支持全国农村——其优先项目为对于在耕农民中的“相邻农民”、“基本农田农民”的开发权的适度补偿。归根结底，“私公兼顾”论、“全面开发权”论、“全面产权观”，是承认差别、调和矛盾、多方互利、和谐共富之论。 注：“开发权”是从英文 “ development rights”翻译过来的,其另译为“发展权”，笔者认为不妥。除了引文之外，笔者一律使用“开发权”。因为，英文“development”一词，主要具有中文的发展、开发、展开、发达等四个含义。按照惯例，中文的“发展”一词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等变化；而“开发”一词则是指对于资源的利用或进一步利用。显然，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是指对于农地资源的进一步利用，从而应当使用“开发”一词方为确切。

不少小的拍卖公司收集了大量玩价格玩得比较高的画家的应景之作，印成精美的图录，标上低得离谱的价格，直接寄发给画家及其相应的经纪人或画廊，用意非常明显，快来托吧，不然成交价格让你们很难看!

什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大事情，或者说，他认定的十九世纪俄国人的大事情？

顾颉刚先生女公子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本书制造了太多的神话来吹捧顾颉刚先生，也有太多的对鲁迅的诬陷。

改革三十年来中国国家在旧体制和市场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国家体制，它既是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奇迹”的能动主体，也是同时期凸现的社会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它既可能凝固为一个僵化的体制，也可能是一个仍然在“转型”中的体制。本文先讨论此体制和发展与危机之间的关联，再讨论其在运作中所显示的一些特点，最后提出对进一步改革的设想。

2009年的中国文化界和文艺界，正在发生着悄然、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没有哪一批革命者像文学革命家那样从革命的大幕刚一拉开就明确意识到自己在这场行将上演的历史大戏中的地位。

哈佛：100％供需 0％设奖 　　　　漫步哈佛校区，始建于1677年、重建于1766年、如今作为教室和讲座厅的哈佛堂，近300年的马萨诸塞学堂，200多年历史的新生宿舍霍里斯和斯托顿，上百年的用“哈佛砖”建筑的约翰斯通门，工业革命时期帕默天文台的馆所，泰坦尼克号遇难者遗赠的威德纳主图书馆，还有古老的教堂、纪念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名字，记述着一段曾经的故事。 　　散步时我又看到哈佛的一组数据：哈佛学院建校时殖民政府年拨款400英镑，加上哈佛的捐赠，到独立战争时学院基金连同地产租金不足1700英镑；独立战争结束之后10年，哈佛大学的基金超过18.2万美元；至1800年达24.2万美元；1909年达2000万美元；1971年已超过10亿美元；今年哈佛管理公司管理的捐赠基金则在349亿美元左右；哈佛的校友捐款率达48％。　　“有界多口，外比内广”，是哈佛校园的特点，也适合哈佛的教育理念。哈佛是一个私立大学，也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它的学费非常高，但同时有一套发达的学费减免和经济资助制度。哈佛对学生的公开资助计划声称：100％满足必要资助需求，消除所有合格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障碍。2004年，哈佛宣布家庭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学生一概免收学费；2006年这一标准提高到6万美元，并准备提高到8万美元。在此基础上，2007年哈佛开始加强对中到中上收入家庭的资助，标准是收入在6万美元至18万美元之间的学生学费负担不超过家庭收入的10％。这就是哈佛学费对家庭经济负担的“0～10％”标准。年收入18万以上的家庭，如有特殊情况，特别是供多个孩子读书，也有可能获得部分助学金。略须说明的是，2007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线50223美元，18万美元标准属于7％的高收入阶层。目前，约一半学生获得因需而获的助学金，大约70％的哈佛学生获得学校资助，总额接近1亿美元。2004年全年，学校10％的经费用于助学金或学生资助，共2.63亿美元。　　除学费减免和助学金作为主要途径以外，学校还提供工作机会。有专门的学生工作办公室（不是做学生工作的办公室，而是为学生提供工作机会的办公室）和咨询导师帮助学生寻找适宜的工作，补贴学费。学校保证提供与学期相符的工作机会，而且大多对其学习生涯有所助益，比如家教、研究助理、帮实验室、图书馆、校园、办公室或者老师工作等，学校导游也是其中一种。　　第三种经济帮助途径是在校期间的无息贷款。不过，贷款被归为“自助”资金部分，各学校竞相宣布努力减少贷款比例的目标。普林斯顿在2001年成为了全美第一所“无贷款”学校，哈佛也正努力实现不需要贷款。学校工作的这些“成绩”和声明对我听起来颇有意思，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助学贷款属于“国家资助”，提供贷款是重要的工作成绩。比如我们的教育部2008年9月10下发的《认真做好2008年高校新生资助有关工作通知》明确指出：国家助学贷款“仍然是主要的资助措施之一”，“是维护党和政府形象、维护广大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的具体体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维护高校乃至社会稳定大局的重要措施”，目前“各高校要主动与经办银行密切配合，切实做好国家助学贷款的申请和发放工作，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贷尽贷”。　　我觉得以上两种思路里至少有三点不同：第一，贷款属于“国家资助”还是“学生自助”？美国的大学认为，贷款实际是学生预支自己未来的资金，所以它属于“自助”部分。第二，贷款是教育机制的目标还是其消除的目标？对于美国的大学，既然贷款属于“学生自助”部分，教育有责任减少学生未来的经济负担，所以各大学以消除贷款作为自己工作值得自豪的成绩。第三，作为一种目标，是通过“不许”还是“不需”来达成？我们常常看到政策会采取“不许”、“严禁”、“务必”等强调再强调的方法来落实目标，而对于美国有助学贷款的学校而言，“零贷款”的目标却不是“减少”、“不再发放”的结果，而被表述为“新助学计划成功减少了贷款需求”，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思路里，一种不满意的现象也是理性的选择，所以既不是因为它存在就肯定它好，也不是改变人的理性否认它存在，而是通过发展条件使它不再有存在的必要。　　在2005～2006学年，学费、租房、食宿、保险及其他个人开支，一年约需44350美元，一个国外学生的中等助学计划，大致有26500美元助学金、2000美元工作收入与1650美元贷款。哈佛不断发展的趋势是助学金覆盖面与额度的大幅度增加，而贷款逐渐消除。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哈佛不设奖学金。它坚持“经济状况盲取”和“入学后因需而定的经济资助”两条原则，从而认为：录取的学生都具有卓越的优异性，在这样情况下，以评优为基础的奖学金将有失公平。不过，哈佛学生常能获得外界各种奖项，据校长介绍，去年他们共计获得一千万美元的各种奖励金，加强了他们自己在校的资金支持。“助需不奖优”，倒令人想起中国教育古训：“有教无类。”　　现任校长佛斯特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说：“我们必须谨记，不最广泛地把人才吸收进来，就不再是一个优秀的大学。高等教育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必须扮演‘机会发动机’的角色，美国高等教育的特质在于将广泛可及和识别卓越智慧结合起来。”“这是为什么哈佛过去的五年都在大力改进学费和资助制度的原因，它要真正让来自经济收入光谱不同层次家庭的孩子都上得起，同样重要的是，哈佛教育应被理解为对任何有才华学生的现实的可能性，不论他的经济条件。”　　在消除经济障碍、开放教育机会方面，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芝加哥等很多学校都有类似计划，有些比哈佛做得更早、更完善。这种机制与事业性教育机构又不同，它是学费和资助分明的——高昂学费，是教育产品的价值；大量资助，是公平教育机会的理念。前者是市场自由的规律，后者是保障自由延续的制度。对于从计划事业转向市场经济的体系而言，用“可分性”与“排他性”来管理教育有偏颇。教育的“公共”价值，除了经济学家的计算，还含有一种人类的理念：人，生而平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