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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访谈，2010年12月14日（译文未完）

制度和道德当然都很重要。中国应当完善自己的法律制度。不过，在此之外，教育是一个问题，道德价值观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比如中国现在的一些城市里，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他们一般来说不会有很强的社群感。

从2007年到2011年五年间，俄共党内斗争不断，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主流派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交锋，如2007年反对"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2008-2010年先后改组了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的俄共分部领导机构，撤换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双方除了在干部和组织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外，还在思想理论上围绕久加诺夫提出的"俄罗斯问题"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争论

 4月25日，马英九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围绕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举行了辩论会。岛内这场众所瞩目的"世纪大辩"，既是朝野之间政策大辩论，也是国、民两党争夺民意的一次正面较量，对马和蔡两人、年底五都选举及两岸签署ECFA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马攻蔡守态势明显最早提出朝野辩论ECFA议题的是马英九当局，起初计划由"行政院长"吴敦义与蔡英文辩论。但是民进党并不想在ECFA问题上与国民党展开理性对话，因此以两党领导人身份及"国民党缺乏诚意"等种种借口予以回避。最后在马当局不断提出建议和让步，且民意也给予高度期待的情况下，双方最终于4月25日举行"ECFA双英辩论会"。朝野双方都高度重视此次辩论，马英九不仅强化记忆ECFA的各种论述及统计数据，而且组织专门团队助其练习；蔡英文则要求幕僚每天都撰写相关学术论文，严格考证每项数据。双英辩论会上，马、蔡两人展开激烈交锋，争论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签署ECFA是否有急迫性和必要性。蔡英文宣称，两岸签署ECFA将导致岛内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重新分配，"台湾在WTO的架构下与大陆持续谈判经贸合作即可，跟着世界一齐走向中国"，不必冒险前进。马英九则指出，"签署两岸经济协议，等于打通台湾经贸任督二脉"，"我们不能再等待，我要带领台湾找回失落8年，开展黄金10年"。二是ECFA对"台湾主权"的影响。蔡攻击马"在主权问题上从没坚持过，还说台湾与中国是两个地区的关系"，"台湾人民普遍有恐惧感"。马则表示，他上台后与大陆签署的12项协议没有一项丧失"主权"，"未来任何协商我一定全力捍卫中华民国主权、捍卫台湾尊严，这个立场绝不改变"。三是签署ECFA对岛内民众就业的影响。蔡英文宣称，签署ECFA将冲击岛内590万民众的就业，马无法保证未来10年不开放大陆农产品及劳工入岛，没有全面考虑ECFA的利弊。马则认为最多冲击10万人，任内从未开放农产品及劳工入岛，相反是民进党执政时期开放最多。四是签署ECFA涉及的受损企业补救和保障。马英九表示已准备了950亿元新台币，依受损企业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振兴辅导、体质调整以及损害救济，并搭配租税、社福补助等补救措施。蔡则指责马未清楚说明如何运用相关费用，且租税和社福等手段过于消极。五是协商ECFA程序的问题。蔡指责马与大陆协商ECFA"决策不透明，政府似有难言之隐"。马则回击称，"政部门规划到立院报告10次，民进党不是反对、就是杯葛"，他不清楚民进党质疑的内在逻辑。辩论会后，岛内舆论普遍认为马英九的表现要优于蔡英文，马不仅用百姓的语言表达政策，而且在民进党执政疏失、"立法院"盲目反对等方面发起凌厉攻势，让对手陷入被动。而蔡英文大量使用专业术语，"不像党主席、更像学校教授"，无法与基层民众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蔡背负着民进党执政及基本教义派非理性反对的包袱，在阐述理念时经常发生矛盾，因此表现不如预期。  二、马、蔡两人各取所需双英辩论会之所以能成行，完全是国、民两党特别是马英九与蔡英文基于各自政治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国民党评估"双英会"对马当局是利大于弊。一是马英九欲借此提高个人声望。在经济衰退、"八八风灾"、美国牛肉进口风波等冲击下，马当局施政能力及绩效饱受质疑和批评，其个人声望持续低迷，领导权威受到挑战。马英九积极推动"双英辩"，是因为胜可提升其民意支持度，唤回日益涣散的蓝军支持者，巩固自身领导权威；败对其已处谷底的声望影响有限。二是马当局希望营造有利于两岸签署ECFA的舆论氛围。两岸针对ECFA议题的协商已进入关键期，并拟定于第五次"陈江会谈"时正式签署。但由于民进党持续攻击抹黑，马当局对ECFA的宣传效果不佳，岛内民众赞成两岸签署ECFA的比例持续减少。据TVBS电视台3月底民调显示，赞成两岸签署ECFA的民众仅为35%，较半年前竟然减少了11%，与反对的比例（32%）基本持平，显示民众对两岸签署ECFA的态度越来越保守。因此，马英九当局有意通过"ECFA双英辩论会"扩大宣传力度，以尽速争取民意支持，为两岸签署ECFA营造有利环境。三是国民党力图主导年底五都选举议题。国民党高层认为，ECFA是民进党在未来选举中必打的议题。但年底五都选举属于都会型选举，多数民众不反对两岸签署ECFA，如果ECFA宣导得力，该议题反而有利于五都选战，特别有利于北部和中部三都的选情。因此，国民党将"双英辩"作为年底选战整体战术的重要一环，力图掌控该议题主导权，扭转目前被动挨打的局面。蔡英文同意参加辩论会也有自己的政治考虑。一是民进党面临强大民意压力。两岸宣布商签ECFA之后，岛内超过60%的民众对此表示支持。但是在民进党一年多来的负面宣传下，支持ECFA的民众已降至50%以下，许多态度犹豫的民众希望通过两党辩论了解真相。《中国时报》3月底民调显示，高达67%的民众赞成朝野围绕ECFA辩论，其中支持双方辩论的绿营支持者更超过92%，岛内社会要求朝野辩论的气氛蔚然成形。面对民意压力，如果民进党继续避战就会被社会舆论认为是心虚怯战，使其在朝野政争中失去主打"反ECFA牌"的正当性，所以蔡不得不应战。二是蔡英文欲借此巩固权力地位。自2月底党内实力派天王苏贞昌抢先向媒体放话强势参选台北市长后，党内许多人也纷纷表态参选五都，破坏了蔡英文的权威和五都布局。而苏系和部分党内基层拱蔡英文参选新北市，党内"公妈派"跳出来与蔡竞选党主席，都试图将蔡推入五都选战，丧失超然地位，干扰其个人对民进党发展的整体规划。因此，蔡有意借"双英辩"对决泛蓝共主马英九，形塑"绿营主帅"的格局和形象，进而在未来五都选举的党内协调中掌握主导权，同时保持对2012年"总统"选举的主动权。三是为民进党随后继续操作ECFA议题作铺垫。民进党已将ECFA作为未来进行政治操作的主要议题之一。一方面，鼓吹"ECFA公投是化解对立的最好方法"，与台联党继续联合推动所谓"ECFA公投"；另一方面，研拟在5月20日马英九就职两周年前后或6月两岸签署ECFA前夕联合一些"台独"社团举办所谓"反对ECFA大游行"。为提高"公投"与游行的动员能力，民进党欲借"双英辩"扩大宣传反对两岸签署ECFA的论述，为随后的政治操作提前作铺垫。 三、辩论会的影响此次辩论是政党再轮替以来，岛内朝野政党第一次就重大政策议题正面交锋，对未来岛内政局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一）对马英九个人声望有正面影响。马英九在"双英辩"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岛内民众，特别是蓝营支持者的高度评价。据台《联合报》民调显示，辩论会后马英九个人声望由3月下旬的27%上升为38%，如2012年"大选"由蔡英文挑战马英九，两人的支持度也由一个月前的平分秋色转成马领先蔡11个百分点。部分蓝营媒体甚至表示，"这是马英九2008年上台以来最好的政策说明"，"以前的马英九又回来了"。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暂时脱离了去年12月县市长败选以来的低迷状态，有利于巩固领导权威，也为未来继续拉抬马的声势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是，马是否能保持住民调上升势头，关键还要看两岸政策的执行力和效果。（二）蔡英文党内地位得到巩固，但面临其他天王挑战。"双英辩"被岛内舆论称为是2012年"大选"辩论会提前开打，蔡英文对决"泛蓝共主"马英九，宛如占据了绿营"总统候选人"的地位。同时，在民进党内指责苏贞昌执意参选台北市长导致民进党五都选举"好局变乱局"声浪不断高涨之际，蔡借此次辩论会暂时坐稳了党内共主的地位，有利于其在5月底党主席选举中胜选并冲高得票率，甚至有媒体称"民进党已从'后扁时期'进入了'小英时期'"。但另一方面，据TVBS电视台辩论会后民调显示，仅有34%的民众认为蔡英文的表现较好，远低于马英九的46%，显示蔡的气势虽在一系列胜选后上涨较快，但要挑战马英九还有一定实力差距。在此情况下，未来蔡仍难以确立党内绝对权威，在政治利益分配上仍将受到党内天王和各派系势力的压力。而蔡在此次辩论中的表现也未获党内基本教义派的肯定，对未来民进党路线的调整增添新的困难。    （三）民进党将继续加大反ECFA的力度。马英九在辩论会上和之前的宣传中主攻"ECFA是打破民进党执政造成'锁国'困局的重要一步"，更加凸显了民进党"急独"路线在两岸政策上的巨大缺陷，客观上增大了民进党路线调整的压力。但对于民进党来说，"ECFA已成为现在最能让台独意识附体的公共议题"。在"支持ECFA就等于卖台"的联结下，民进党已失去理性讨论ECFA议题的可能性。出于政治利益考虑，特别是为打赢年底"五都"市长选举，民进党未来反对ECFA的行动只会不断升级，推动"ECFA公投"和"反ECFA游行"的力度也将进一步增大。（四）岛内民意向有利于两岸签署ECFA方向发展。马当局此次以"大选"辩论会的高规格组织举办"双英辩"，同时要求各行政部门加大力度密集到地方举办演讲、说明会，最大限度地吸引岛内民众注意，使更多民众了解并转而支持两岸签署ECFA。据《中国时报》民调显示，53%的民众观看了此次辩论，对ECFA的知晓度提升至78%，支持度上升为48%，比4月初上扬了7%，反对的比例由之前的38%下降为30%。实际上，一次辩论会对民众真正了解ECFA意义并不大，但马英九表现出的高度自信提高了民众对当局的依赖，为接下来两岸正式签署ECFA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五）对国民党年底五都选情有正面影响。国、民两党都将ECFA作为年底五都选举的主要议题，而国民党在此议题上却一直被民进党所主导。此次辩论会以马英九的胜利告终，一举扭转了国民党的被动局面，在未来五都选举与民进党的政策论战中略占上锋。而民进党虽然会加大反ECFA的力度，但其正当性已大打折扣。未来民进党的街头抗议可凝聚基本盘，但想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还远远不够，必须提出更有力的理论论述。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王治国）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后者是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新译选读。《尼科洛的微笑》，毛里齐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著，意大利政治学者，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段保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英文版Nicolo's Smile: The Story of Machiavelli, 2000.

24日上午，澳大利亚执政党工党的112名要员举行会议，推选新的领袖。工党副领袖、政府副总理朱莉娅·吉拉德当选工党领袖，取代总理陆克文，成为澳大利亚的首位女总理。吉拉德对记者表示，决心以“最谦卑的态度和极大的决心与热情”来承担新的职务。当天中午，在澳大利亚总督昆廷·布赖斯的主持下，吉拉德宣誓就任澳大利亚第27任总理，新的副总理、原国库部长韦恩·斯旺同时宣誓就职。吉拉德1961年9月29日出生于英国的威尔士地区，1966年随父母移居澳大利亚，1998年当选澳大利亚国会议员，2007年进入陆克文政府，任副总理兼教育、就业与劳资关系、社会融合部长。卸下总理一职后，陆克文在夫人和儿子的陪同下发表了讲话，强调他为自己执政时期取得的成就而骄傲。他说：“我为实现了全国医疗改革而骄傲；为在偏远、土著地区建立了20个癌症医疗中心而骄傲；为全国大学增加了5万个招生名额而骄傲；为实现了全国中小学生每人获得一台免费笔记本电脑而骄傲……”陆克文在讲话时多次哽咽，激动的情绪难以平复。征税事端政府对矿业等行业征收资源超级利润税计划，遭到大型矿业集团强烈反对澳大利亚的政坛动荡已持续了将近两个月。5月2日，当时的国库部长韦恩·斯旺公布了由国库部秘书长亨利审定的名为“亨利评估”的报告，提出政府计划对矿业、陆地天然气、煤层气等行业征收高达40%的资源超级利润税。陆克文在谈到“亨利评估”时解释说，征收资源超级利润税是因为政府需要这笔钱来做3件事：第一，提高全国的退休金标准，使澳大利亚人退休后能有更多的钱来养老；第二，为240万小企业减税，将它们应当缴纳的税收额度由利润的30%降至28%；第三，为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增加56亿澳元(1澳元约合0.869美元)的建设资金。“亨利评估”公布后，必和必拓、力拓等大型矿业集团立即表示反对。矿业巨头们说，按照“亨利评估”中的纳税标准，再加上地方政府的税收，矿业行业利润的57%将“被政府拿走”，“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的矿业税”。5月11日，在采矿业的一片反对声中，“亨利评估”被纳入2010—2011财年的预算案，从而引发更为强烈的反对浪潮。各大矿业公司在澳大利亚矿业协会的组织下，以发表言论和致信陆克文等方式，在广播、电视和平面媒体上大作广告，宣传资源超级利润税对外来投资和矿业发展的危害。他们告诉公众，虽然征收资源超级利润税后，澳大利亚民众可享受到养老金提升3%的好处，但矿业股大跌显然又会让大家得不偿失。面对矿业协会的“广告攻势”，陆克文决定依葫芦画瓢，斥资3800万澳元，也在媒体上做起了广告，以说明资源超级利润税会给每一个劳动家庭带来的益处。不过，由于矿业协会的广告已经给公众造成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而且许多股民的切身利益已经因矿业股下跌而受到损失，“政府版”的广告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更让陆克文没想到的是，他拿出大把钞票作广告的做法在工党内部招致强烈批评。他的一些同僚指责说，政府是在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除了在资源超级利润税一事上引发争议外，从去年8月开始，一项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议案在议会屡屡受挫，陆克文今年4月决定搁置这一议案，也引发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大选考量为保住执政地位，工党内部反陆克文一派认为须由新领袖带领参加今年大选今年是澳大利亚的大选年，政府的政策得不得民心，将直接关系到大选的结果。在资源超级利润税问题上，陆克文政府与矿业集团之间僵持不下，让陆克文和他领导的工党支持率直线下降，最终导致工党内部产生分裂。支持陆克文的一派认为，征收资源超级利润税是在为广大劳动家庭谋福利，这是以前的政府领导人没有勇气和胆识触碰的事，但陆克文做到了。反对陆克文的一派认为，政府的做法将会给工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6月初，工党内部反对陆克文的人提出给陆克文两个星期的时间来平息此事，否则就将“换将”，由新的领袖来带领工党参加今年的大选。面对陆克文遭遇的困境，吉拉德起初曾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其的支持。不过，随着风波越闹越大，吉拉德的态度有了转变。23日晚7时许，吉拉德提出要会见陆克文。正在参加参议员尼克·谢里从政20周年庆祝酒会的陆克文被下属请回办公室，吉拉德走进陆克文的办公室后，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将“挑战”他的“领导地位”。陆克文极力劝说吉拉德放弃这一做法，但未能奏效，只得决定在次日召开工党要员会议，让工党通过票决的方式，在他们两个人之间进行取舍。24日上午的票决后，要员会议发言人、新南威尔士州参议员迈克尔·弗肖宣布：“吉拉德当选为工党新领袖，斯旺当选为新的副领袖。”当天下午，坐上总理宝座的吉拉德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工党的政府“还是一个好政府”，只是“一时迷失了方向”。她表示，自己领导的政府当前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府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她说，政府已经决定停止在媒体上刊播有关资源超级利润税的广告，并将“公开、诚恳地与矿业公司会谈，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决定是否取消征收资源超级利润税。吉拉德还表示，将在全球经济状况改善和澳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重新开始推动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议案。此间分析人士认为，工党决定由吉拉德担任新的领袖和政府总理，最直接和现实的目的就是希望她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消除陆克文在征收资源超级利润税一事上给工党和政府造成的不利影响，率领工党取得今年大选的胜利。然而，在时间所剩不多的情况下，吉拉德能否不负重托，目前还很难预料。

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器占世界核武器总量的90%。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未能完成的任务必须由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来完成。

美國總統奧巴馬最近行情下跌，連帶也使民主黨受累，麻省聯邦參議員補選，共和黨新秀史考特．布朗以52比47的領先，輕鬆拿下這個民主黨甘迺迪家族稱雄已逾半個世紀的鐵票州。在美國政治上，這是頭等大事！因為，美國兩黨各有各的鐵票州，麻省這個鐵票州會輸，等於民主黨在任何州都可能會輸。也正因此，麻省敗選後，奧巴馬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時，遂說出「我寧願做一任好總統，也不願變成當兩任的平庸總統」這句重話。一般人都會認為好總統一定可以連任，但此刻的美國卻不必然。過去將近30年來，美國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放任主義當道，整個政策都是「親市場」「親富人」，金融體系大公司及富人，可以輕而易舉接近政府的資源，而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又使他們可以規避掉賦稅，於是「富者日富，貧者愈貧」之局遂告形成。在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及價值條件下，任何人只要主張政府調控干預，就會被說成是「左派」、「社會主義者」。政府的調控權在美英資本主義體制下，早已被徹底的非法化。而今天的奧巴馬即深陷在這種困境裏，以美國為濫觴的金融海嘯乃是政府長期在調控上棄權所致，為了避免引發大蕭條，政府只得擴大債務來解決流動性危機，而由此印發的鈔票並不會滴漏到實體經濟的下層，它只是圖利了大銀行與大公司，而失業率則始終在10%上下徘徊，而失業者裏有十分之四卻已失業27周以上，這顯示出它已成了一種「結構性失業」。在政府債務擴增，貧富差距日大，而失業居高不下的情下，他又強推可能花費極大的健保，白宮的金改委員會又想抓富人的海外逃漏稅，當然各方都討不到好處。因此，奧巴馬上台之初，受支持度高達七成，現已跌破五成；對他不滿的已由12%增加到44%﹕認為他經濟無能以54%比40%領先。他上台迄今民主黨已輸掉3次補選，今年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已以44%比41%領先。這意謂民主黨可能失去眾議院的多數，在參議院也將失去絕對優勢，而州長改選37個，民主黨也可能輸掉很多。因此，奧巴馬之難為，乃是他所面對其實並不只是共和黨而已，而是將近30年來的那個自由放任、政府棄權的傳統。他需要在剩下的3年任期內重建政府調控干預的做法，這是吃力不討好，甚至民主黨內都有很多人反對。他面對的這個局，他不可能做得好，換了共和黨只會更糟。他在接受訪問時說出「寧做一任好總統，也不做兩任平庸總統」，他會講出這種話，足見他的確對自己的處境已有體悟，在他的「國情咨文」報告裏，儘管內容尚不具體，但已可看出他的確有破釜沉舟的決心。世人會對他的話表示肯定，至少已顯示出他確實有擔當的勇氣。奧巴馬的處境，其實與大西洋對岸的英國有相似性。當今英國首相白高敦乃是「舊工黨」轉型為「新工黨」的靈魂人物。而今情改變，他已由偏右而轉回工黨的舊路，包括提高富人稅、增加紅利稅、政革醫保、追查海外帳戶等。問題在於英美皆偏右已久，他最近的許多調控措施，在英國早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不但被扣上「左派」、「社會主義」甚或「斯大林主義」的帽子，他主張的政府調控，更被人用當年霍布士所謂的「利維坦」（指可怕的專制政府）來扣帽子。去年金融海嘯之初，工黨最慘時落後保守黨超過20%，現在仍落後至少10%。今年5月，最遲6月初英國將國會大選，工黨可能失去政權。若工黨失敗，美國今年的期中選舉和2012大選即會跟落敗。美英內政一向連體，這也是人們對美英選舉不容低估的原因。正因奧巴馬說了「寧願只做一任好總統，也不做兩任平庸總統」這種有擔當的話，所以上星期的台灣，遂出現以奧巴馬來嘲諷馬英九的一陣風潮。當然奧巴馬有他的處境，和馬英九完全不同，但兩人卻是很鮮明的對比﹕——奧巴馬氣勢看衰，但他卻態度豪放，表露出堅持立場的毅力；而馬英九行情跌得其實更低，支持度已不到25%，但他卻處心積慮要回頭去擁抱基本盤的群眾。去年就任之初，馬英九棄藍抱綠，現在情勢不妙又回頭抱藍，當領導人缺乏核心價值，只是今天抱這種群眾，明天抱另一種群眾。一切都圍繞想要連任這個問題打轉，這又會有什麼前途！——過去一年多，台灣財經政策持續偏右，因而富者更富，貧者更貧之局早已形成。而馬政府對此絲毫無所用其心，這乃是去年「12．09」和今年「01．05」兩次選舉，國民黨皆大敗的主因。而今「02．27」又將有立委補選，馬政府拚命「抱藍」，即是要為「02．27」做準備。政客只想連任，而對基本的重要問題則不予理會，台灣政治又怎麼可能會有願景？——而真正讓人擔心的，由於目前的台灣已到了「政治再不穩定」的階段，可以想像的是許多大問題也將跟變得不穩定。今年兩岸將商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目前該案仍有極多不確定之處，相信台灣政局的走向對該協議的進展必會有極大的影響。台灣有人說，希望馬英九也能和奧巴馬一樣，講出「寧做一任好總統，不做兩任平庸總統」的豪語，但這有可能嗎？

[坦]梅威斯加·巴热古（Mwesiga Baregu），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在香港政府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之后，立法会也通过了政治改革议案。根据这个议案，在2012年选举时，香港每名选民都可在直选及功能组别中各投一票，即一人"两票制"。这不仅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一大进步，更是民主发展的创新。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及建制派和泛民争执不下，争执的焦点是民主直选和功能界别。现在随着"两票制"的引入，双方做出有意义的"妥协"。这当然也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协。但"妥协"这个词很难表达 "两票制"所包含的政治上的进步意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与其说"妥协"，倒不如说制度创新。"两票制"对大陆同样有参照意义如果说是"妥协"，这也是一个迟来的"妥协"。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于僵硬，往往对来自香港社会的声音说"不"，在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上缺少新思维，更缺少制度方面的创新。因此，一直以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议题大都是泛民主派设定的，无论是香港政府、建制派还是中央政府，都只有救火式的"反应"。香港民主化本来早就应当有大讨论。香港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如何协调市民的民主化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获取民主化的好处而减少民主化的代价？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如果有这样一场大讨论，香港各界甚至外界对香港民主化的共识会比现在更高。从长远观点看，"两票制"的民主实践的意义不仅仅对于香港民主发展本身，而是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社会都具有现实参照意义。近代民主起源于西方发达社会，然后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但在传播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社会的民主产生了无穷的大问题。人们无需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社会的民主现实，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东的伊朗等等，都面临困境。本来，人们希望通过民主政治的引入，来建立一个比较稳定且公正的政治秩序。但在很多发展中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和发展，所出现的局面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在一些社会，党争不止，民主和无政府状态几乎是代名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而原来的社会秩序因为民主政治的动员而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旦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问题，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必然成为大问题。为什么在西方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非西方社会就变了样？这并不是因为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因为西方的民主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支持条件。西方原来是贵族精英民主，后来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到商业资本民主，然后再经过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民权运动，才发展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大众参与民主，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国家制度得以建设，中产阶级得以壮大。尽管有大众参与，但民主毕竟还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游戏。要进行游戏，就首先要有共识，要有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共识和游戏规则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西方经过数百年才发展出了民主的共识和游戏规则，后发展中社会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过程。发展中社会缺乏民主所需的共识即使是在西方，政治力量也经常不能扮演整合社会的力量；在很多场合，刚好相反，扮演分化社会的作用。西方的优势在于一个拥有民主意识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与其说政治整合社会，倒不如说是中产阶级整合政治。而在发展中社会，不但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而且社会大多是分化的。社会的分化可以表现在收入差异上（即穷人和富人），可以表现在城乡的分化，可以表现在社会的不同群体对不同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等因素的认同。在缺少一个具有民主认同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民主一旦引入，冲突不可避免。而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更会加剧社会的分化。这是发展中社会民主政治无序的主要原因。西方民主强调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分立。这主要是为了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西方在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问题并不明显。不过，西方各国上议院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力量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到了发展中社会，往往是中产阶级不够发达，不够强大。即使出现中产阶级，但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可能是高度分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就需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制衡，才能协调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平稳发展。怎么办？各个社会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找到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机制。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经过改革，可以成为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有效民主制度安排。香港的民主化是为了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必须得到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不见得一定能够通向社会公正，在社会群体间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社会公正就会荡然无存。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公正需要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里民主化变得重要起来。西方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很难有社会公正。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化往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后发展中社会更是如此。没有经济发展也不会有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很简单，没有发展，哪有分配？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那么，如何保证一条能够促进社会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呢？这就需要各阶层的妥协。而"两票制"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说香港的直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功能界别则是考量到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制衡的需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两票制"能够促使选民在投票时作更加理性的思考。在很多社会，民主政治很容易受政治人物的操纵而演变成民粹政治。在缺失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一旦哪位政客蛊惑民心，号召大家起来进行财富大分配（或者其它民粹议程），必然会得到社会底层的拥护。这样产生的政府所制订的政策必然是亲分配、轻生产。要保证生产和分配、效率和公正之间做到平衡，就必须有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安排。一些人把功能界别视为是香港的一项特殊政治安排，是商人治港的表现，因此是过渡性的。但香港的问题不是取消功能界别，而是要改善和改革功能界别制度。目前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并没有民主化，但功能界别并不是不能民主化的。"两票制"的引入，对功能界别制度的民主化是个重大的推进。功能界别的存在，不应当是像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所说的是民主的倒退，而可以成为民主的改善和改进。从改善民主的角度看，功能组别不应当是临时的安排或者转型期间的安排，而是要把此安排进一步制度化，成为未来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香港的实践对中国大陆本身也具有参照意义。和香港一样，中国的民主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但人们对要实现怎样的民主，以及其如何协调民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并不很清楚。香港如果成功了，中国大陆就可以借鉴。例如全国人大可以向直选方向发展，而全国政协则可以向功能组别的制度安排发展。（像中国那样分化的社会，更需要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制衡。）对后发展中社会来说，如果人们要享受民主制度的好处，但又要避免民主的负面效果，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作为发展中的民主，香港已经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可能会使得一些西方民主教科书信奉者感到愤怒，但实践和时间会证明，这有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天我们想谈四个题目，是关于当今世界的秩序以及开创另类方案的可能的政治策略，这些题目都很大，对每个问题我们都只能论及局部。

陆克文政治生涯中的两次转折，皆与矿业相关。在中澳矿业界，流传着这样一则轶事：在陆克文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任期结束后，曾有意申请矿业巨头必和必拓中国区负责人一职。但最终，主修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的陆克文，输给了主修中国经济学、同样与中国渊源颇深的戴坚定(前必和必拓中国区总裁)。后来，陆克文回国并成为澳大利亚总理。6月24日，澳大利亚政坛地震。陆克文含泪离职，副总理茱莉亚·杰拉德成为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在其背后，亦闪现着澳洲矿企的身影。在陆克文离任之后，澳洲矿业巨头迅速做出反应。必和必拓称，其将暂停反对资源税的宣传活动；力拓集团也表示，新总理有关政府拟重议新资源税的言论令其鼓舞。当天，必和必拓、力拓矿业股收高1.5%左右。“推迟碳交易方案、强势征收资源税，的确对陆克文的民意支持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4日，一位澳大利亚矿产交易界的资深人士对本报记者说，“但归根到底，还是陆克文不善沟通，最终导致四面楚歌。”而对于发生在大洋彼岸的这场资源税风波，中国这个铁矿石大买家，亦很难置身事外。未实现的妥协“从民意看，(陆克文下台)是有可能，但发生得这么快这么突然，的确有点意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几乎是熟知澳中矿业届人士论及陆克文历任时的一致反应。但或许直到本周一晚，陆克文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马上就将成为澳洲40年来任期最短的总理。因为，当天晚上，就这场沸沸扬扬、官民对立的资源税争端，陆克文和矿商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妥协结果。本报记者独家从知情人士处获悉，6月21日晚，陆克文与澳洲主要矿商进行了一次内部协商，并最终提出了一个这种方案，即，仅对高品位矿石(60%品位以上)征收资源税；较低品位矿石(56%左右甚至更低者)，则不在征收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大部分的税收，将主要由必和必拓、力拓这样的巨头矿商承担，中小矿商几乎不需承担。”该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解释说。而5月2日，陆克文政府最初的要求是：拟在2012年推出税率高达40%的“资源租赁税”，以取代各州政府现行的“特许开采税”。并且，大小矿商一视同仁。据本报记者了解，尽管6月21日晚的新方案并不算完全落实，但却至少是对峙双方在僵持阶段，面对面的一次沟通和交流，更可视为陆克文的一次“妥协”。因为，“按此方案，最终征收的资源税收入，将只有原计划的60%-70%”。但第二天，意外发生。6月22日，澳洲媒体发布了一封老年人协会的公开信，批评陆克文政府没有好好照顾到老人群体的利益。在澳大利亚，这对民选总理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而此前，陆克文已有数桩美丽承诺未能兑现。比如，在碳交易计划上立场飘忽不定、对“旨在对抗气候变得限制和交易系统提案”予以搁置；关于决定控制汽油和食品价格的承诺，最终被证明是随意作出的承诺……而他对矿业征收超额利润之举，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几个月内，新一届大选即将举行，而工党显然不愿意因陆克文失去继续执政的机会，同样来自工党的茱莉亚·杰拉德，就此被扶正。上述澳大利亚矿产交易界的资深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称：“三年前，工党成功地从连任三届总理的自由党领导人霍华德手中，通过选民获得执政权。工党内部的高级官员，也都有着很高的水平和抱负，他们显然都不希望在等了十几年后，又要面临回到在野党的风险。”强势PK强势在上述人士看来，真正击败陆克文的，是他执拗的性格和强势的作风。“客观地说，陆克文在职期间，的确做了很多努力，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包括在哥本哈根力争碳排放事宜、改善土著生活、努力渡过金融危机。所以，在看他的离职演说时，我也觉得非常感动。我相信，他会觉得不公平的。”这位人士称。“但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所有人都认为陆克文执政期间，政策都是突然间扔出去的，而非通过协商与沟通。甚至在工党内部，他也很少询问别人的意见。”据本报记者了解，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资源税方案出台后，不仅是全体矿企集体错愕，就连澳大利亚外贸部长，竟然也是不知情的。6月24日，一位澳中能源交易机构负责人也向本报记者表示：“现有的税制的确不尽合理，陆克文调整的整个思路也是对的，但是实施过程中，他态度太过强硬，显得没有改变余地。”但强势的总理，碰到了同样强势的产业。从大型矿商必和必拓、力拓、Xstrata，到中型企业FMG等，集体掀起抗议浪潮。力拓在网站上发表了一份致全体股东的信，力拓董事长Jan du Plessis表示，新资源税如果开征，将令澳洲成为采矿业课税最重的地区。他甚至直言，这一方案“脱离商业现实，既不能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竞争力，也不利于实现高效的税制改革。而政府当前的方案不经咨询就推出，严重削弱了投资结构的稳定性，导致当地投资吸引力降低”。必和必拓首席执行长高瑞思，则以该公司在南澳的一项涉及水坝扩建和铜、铀开采的大型项目为例，说明新税收将导致该项目的净现值降为负值，投入资本回报率将低于采矿业最低水平15%，该项目将变得毫无经济价值。“矿业是澳大利亚GDP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大选之际，冲击矿业显得有些不明智。”上述矿业资深人士称，“其实，在我看来，我们国内会有80%的人认为，大的矿采公司肯定应该缴税，支持陆克文的这个想法。不过，高达40%的资源税，征收对象却包括所有利润率不低于6%的矿企业，这的确不合理。”此前，据澳大利亚财政部门曾乐观估计，2012财年始，政府将通过此项新税征得30亿澳元的额外税收，2013至2014财年的额外税额将达90亿澳元。所征税款将主要用于支付养老金、加大矿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扶持小企业发展等。陆克文原以为，削平采矿业财富，将“暴利”返还公共建设和民众，将赢得广泛的支持。但实际情况却是，公众却担心，该税会令澳洲作为投资目的地的信誉受损。“可以说一直以来，澳洲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特别平稳，没有大起大落的变化，投资环境有保证。但如此一来，可能国际大公司都会觉得不保险，对澳洲的投资形象，肯定有负面的影响。”上述能源交易机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资源税何去何从与陆克文相比，新总理杰拉德与矿商的关系显得更为融洽。在6月24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她表示，将随即开始就新的利得税方案与矿产行业进行谈判。“为了达成一致意见，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咨询(consult)，我们还需要协商(negotiate)。”杰拉德称，政府将向矿产行业敞开大门，矿产企业也应打开思路。而在杰拉德表态终止联邦政府始于今年5月的、耗费3800万澳元的超额利润税宣传广告后，矿业公司也终止了他们所发起的广告运动。当天，必和必拓一位发言人表示：“应新总理的要求，我们已要求下属机构立即暂停所有广告活动，以表达诚意。”但不少人仍然认为，尽管新总理上台，资源税的征收或许还将进行。6月24日，澳大利亚矿业公司Cape Lambert Resources首席执行官Tony Sage就表示，陆克文的离任，可能不会改变政府征收资源税的决定。但资源税征收的幅度和方式的调整，则在各方的预期之内。陆克文在下课前夕的“妥协”，便是证明。而摩根士丹利此前则建议，可对税收计划进行大的改动，包括将税率降至20%、将起征点提高至利润率15%等。澳大利亚资源税政策最终将如何调整，对中国这个铁矿石大买家来说，同样休戚相关。毫无疑问，澳政府新增的资源税，将直接被转嫁至铁矿石的出口价格中。据本报记者了解，中方高层在此前访澳时，曾在非正式交流中数次向澳政府官员和矿企提出：铁矿石价格若再上涨，中国将无法承受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在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中国首席代表保罗·格拉森(Paul Glasson)看来，未来，在资源领域的合作，对中澳双方都极为重要。在中方访澳时，保罗曾主持了一场大型会议。“两国近500名高级官员和企业高层齐聚，这是中澳之间从来没有过的盛大场面。很明显可以感觉到，双方对彼此的投资热情依旧高涨。两国在资源领域的互补性，还是非常显著的。”保罗说。

民主党刚于麻省参院议席补选败阵，令总统奥巴马看重的医改桉遭受沉重打击，日前联邦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裁定，取消对企业资助竞选活动的金额限制，意味着奥巴马那些无可避免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很可能连累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遭银弹广告宣传勐烈轰炸。

春节刚过，就传来铁道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审查的消息。一时间，刘志军任部长8年中最耀眼的政绩，即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也陷入舆论的漩涡。 目前媒体对中国高铁的批评主要有三：第一，高铁建设负债已经造成沉重的财务负担。2009年底铁道部总资产2.46万亿元，负债达1.3万亿元。大举上马高铁项目是造成债务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第二，各地盲目上马高铁导致其布局的不合理。部分欠发达省市上马高铁没有道理；第三，即使高铁进入运营期也将入不敷出。随着2012年后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陆续投入运营，初期亏损额度势必扩大。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高铁？是把它视为单纯的交通工具或是一个应该自负盈亏的单一产业，还是视为一个具有全局意义应该得到大力扶植的战略产业？ 无须赘言，目前高铁的融资招标方式、对速度的追求、质量保证以及票价政策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中国发展高铁到底值不值，至于如何发展好高铁则是第二位的问题。高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出来的唯一的可以改变整个21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的战略产业，它的建设可以对中国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主要从战略的角度讨论高铁潜在的意义，而不是提出一个如何建高铁的操作方案。刘志军被审查后高铁还要不要建？目前的反对意见重视的都是些技术性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解决。我们应该先想清楚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尤其代价很高的问题，到底值不值。衡量标准就在于其战略意义，而不是这些技术性问题本身。本文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引起各方有识之士对高铁战略意义的关注和辩论。 为什么要发展高铁？因为它能使中国在应对未来的重大国际国内挑战时有一个新的选择。 蓝海战略的限界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依赖的是蓝海战略，但在今后10年里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将来自于蓝海战略的限界。 蓝海在当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意味着先进文明、自由贸易和国家富强。通过蓝海战略，中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并以国际贸易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蓝海战略导致中国经济的重心向沿海地区转移，为中国经济带来了30年的大发展。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几十年世界经济运转的基本机制，中国传统的出口市场受到了严重影响。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美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赤字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美国不必承担其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必须承担的维持本国国际收支平衡与固定汇率的义务。这使美国在战后可以长期保持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通过发行巨额国债来维持其政策的自主性。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于上世纪70年代初崩溃，但取而代之的美元本位制并没有改变倚赖美元的做法。由于美元不再有黄金的支持，美国可以放手举债，美国的国际收支全面恶化，政府预算赤字大幅上升。减少债务将成为2012总统大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开始的去杠杆化过程将在广泛的范围内影响美国的投资与需求。离岸生产、外包以及全球生产导致的美国制造业提供就业能力的减退也将影响美国的消费能力。短期内美国很难再作为世界上最后的消费者来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欧洲面临的是另一种困境。欧洲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各成员国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发展经济。欧元区内没有统一严格的财政政策。虽然《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主权债务不得超过本国GDP的60%，但大多数国家早已突破这两条警戒线。一些欧盟成员国多年来在政府公共开支和私人消费方面超前挥霍，主权债务的风险大大增加。战后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体制。这虽然使社会成员更平均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欧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危机后的欧洲各国不得不大规模削减社会开支和减少各种公共福利，保护主义很有可能在欧洲率先东山再起。 日本的问题更为严重。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一直没有能够发展出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00%。尽管日本的债务主要由国内购买者来消化，外资突然撤资导致危机的风险很小，但在人口迅速老化的背景下这个债务仍然显得十分沉重。小泉当首相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打破了日本经济体制里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和平等机制，催生了一个“下层社会”。今日的日本社会变得日趋保守，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出国留学，公司的雇员也普遍不愿意被派往国外工作。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惊呼，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集体不学习、集体不思考、集体不负责任的“低智商社会”。目前的日本社会充满了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时代闭塞感”。 与东亚东南亚地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蓝海战略的重要一环。然而，美国积极重返亚洲的努力开始改变这里的力量平衡。美国不仅开始加强与亚洲国家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联系，也开始积极参与并推动环太平洋(601099,股吧)经济合作协定。这个协定原则上要求废除所有关税。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的内容更为广泛，自由化程度更高。对东亚、东南亚国家而言，美国积极重返亚太为它们与中国打交道时提供了一个筹码。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对10加3的另外选择。有了这个新的选择，东亚、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就可以既增加地缘政治的考量，又不失地缘经济的利益。尽管中国推动的与东亚东南亚的经济整合今后仍然会继续进行，这一地缘经济的进程将受到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向内需驱动转型是中国蓝海战略受阻时的应对措施。从2003年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时起，中国政府就提出自主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新政策范式，并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转型。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转型过程的动力机制。一场空前的世界性危机使中国政府施策的重点从转型向救市倾斜。中央政府的4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跟进的7万-8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一方面使得中国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综合国力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也由于大量流动性的注入带来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各种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这不能不限制人们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干扰向内需驱动的转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也进一步增加。 正是因为长期奉行的蓝海战略开始面临严峻的局面，中国必须为未来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高铁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 高铁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突破目前的困境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在短短几年里，中国把从几个国家引进的高铁技术经过系统整合，将运行速度提高到每小时350公里。除了在国内加速建设之外，中国还就高铁与美国、俄国、英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老挝、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数个中亚国家就高铁建设进行谈判或者签约。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计划在15年内把北京与伦敦用高铁连在一起，两地间的旅行时间将被缩小到48小时以内。 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俄国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需求，吸引来新投资。这将为地域经济一体化打下一个基础。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可以成为东部推动力，欧盟为西部推动力，俄国为北部推动力，印度为南部推动力，各个方向的进展在中东汇合。 欧亚大陆区域整合的基础已经部分存在。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注入经济内容，欧盟则可以把高铁向东推进到保加利亚，只要再打通伊朗与土耳其就等于打通整个欧亚大陆。目前伊朗已经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家，而土耳其与欧洲一直有较强的联系。此外，中东北非地区还有一些重叠的合作组织，比如欧盟与北非的环地中海合作组织，以及土耳其与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签订的地区高铁合作协议等。中国已经与巴基斯坦和伊朗就高铁合作签约。俄罗斯、印度、以及中亚国家也都对欧亚高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进一步加速过去已经出现的一个国际大趋势：即发展中国家中的人口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上述大趋势因果链条的起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对能源与资源需求量的大幅度提高为出口能源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由于许多能源与资源的出口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这就带动了更多的世界人口进入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过去的10年里，这种滚雪球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当中国和印度满世界找能源资源时，连非洲大陆都实现了年平均4%-5%的经济增长率。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将使中亚与中东一些至今被隔离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机会。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也必然进一步带动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它也将使几个像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这样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过去的古代文明大国有机会再现当年的繁荣。 对中国而言，推动以高铁为基础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防止全球化的逆转，并为自由贸易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如前所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战后的国际经济增长机制失灵，如果中国继续向发达国家市场增加出口，很可能招致强大的政治反弹。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于是为全球化开辟一个第二战场。它可以为国际经济创造新的需求，为目前正在减速的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它不仅可以把目前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的中亚和中东国家带进全球化进程，也可以为正在经历人口下降的俄国和西欧提供新的活力。 其次，它将为中国向内需转型赢得宝贵的缓冲时间。目前对中国而言最佳的选择是既不用马上转向完全依赖内需，又不给已经很虚弱的西方市场再增加新的压力。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恰恰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这个新经济圈将为中国提供新的外部需求，原料能源来源和出口市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与蓝海战略属于同一对外开放的大方向。同时，它又明显地有别于蓝海战略代表的既存市场。这种新的外需将减少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向内需驱动彻底转型的政治压力。   高铁可以为中国带来一个陆权战略 高铁的发展前景对于21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和中国的国际战略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重要交通工具的发展可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海洋交通技术曾经把这个世界从“陆权时代”变为“海权时代”。西欧、美国和日本在历史上均处于权力的边缘。直到哥伦布航海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特别是蒸汽机轮船使以海运为基础的大规模国际贸易成为可能以后，世界才进入海权时代。这个转变改变了许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西方国家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提供的机会引领时代潮流，建立起一整套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把海权大国的利益固定化。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这些制度下。 当中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颠覆人们关于空间和距离的观念时，陆权时代的回归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当高铁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这就是当年西方崛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陆权时代的回归将凸显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有广阔的陆地战略纵深。中国的西部与中亚相连，距中东的陆上距离也不远。那里是世界上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各种矿物的主要产地。早在100多年前，地缘政治学的鼻祖，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加上非洲大陆称为世界岛，把涵盖俄国、东欧、中东、中亚、以及中国新疆称为世界岛的中枢。在他看来，谁能占据这个世界岛的中枢，谁就可以称霸世界岛。而谁占据世界岛，谁就可以称霸世界。麦金德认为中国的地理位置具有十分优越的战略优势，它十分有利于力量的投放。 尽管本文关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立意以麦金德关于中国地理战略优势的地缘政治讨论为起点，但是笔者看问题的角度却与麦金德有根本的不同。今天的这个世界与100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展现出来的新智慧是用地缘经济学的观点来取代地缘政治学的观点。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是邻国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则是邻国之间的合作能给各方带来的利益。越是合作，市场规模才能越做越大。越是有了大市场，各方发展的机会才越多。中国有17个邻国，从地缘政治学的观点看问题，其中的每一个与其他外部因素结合都可以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众多的邻国则为中国提供了从各个方向推进地域经济整合的机会。 然而，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地缘经济战略因美国积极重返亚太开始面临阻力，今日中国需要一种把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融合的新观点。这种新观点继承麦金德关于地球岛中枢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的特殊战略地理位置优势等地缘政治的讨论，但是辅以地缘经济的手段。它从中国的地理位置出发，不把与蓝海的联系视为唯一的自然禀赋，而是从地缘政治的目标着眼，强调中国在给定地理条件下进行战略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既然中国紧靠世界岛中枢，它可以靠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陆权。以中国目前具备的资本与制造业的优势，这种整合将使中国经济受益无穷。这种陆权地缘经济将会化解中国在海权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压力。 高铁将为中国建立一个全球战略的对冲态势 在21世纪，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代表着海权时代的发展方向。而推动以高铁为支柱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带来一个陆权时代。当海权与陆权并存时，中国就可以在其全球战略态势上建立起一个对冲的局面。 对冲这个词来自金融领域，是两边下注的意思，目的是防止不利局面出现而采取防范手段。对冲是外交中常见的战略与策略。从春秋战国时的纵横捭阖，到俾斯麦时期欧洲的均衡外交莫不如此。2010年中国遇到的种种外部矛盾与冲突都与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崛起采取的对冲措施有直接联系。美国虽然在经济方面与中国深度融合，但是它仍担心中国在战略与军事上挑战其霸权地位。因此，它不仅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军事联系，同时也开始主导环太平洋经济协作体系，以对冲中国主导的东亚东南亚经济一体化。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以及新加坡等国也都一边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一边想方设法在安全保障上防范中国。 中国自己也搞对冲。每当中美关系紧张时，中国就派人去趟欧洲发点订单。每当中欧关系紧张时，就给美国多下点订单。但中国缺少一个全球战略格局层面上的对冲机制。 利用建设高铁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建立一个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之间的对冲，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对中国而言，21世纪既可以是一个太平洋世纪，也可以是一个欧亚大陆的世纪，更可以是二者并存的世纪。如果环太平洋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西进，致力于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如果欧亚大陆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东进，致力于环太平洋的经济整合。如果两边都对中国展现善意，中国可以同时推动两边的发展。 由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地缘优势，很难会出现两个经济圈同时对中国展现敌意的局面。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影响，印度也可以加入进来。然而，俄罗斯和欧洲可以施展的空间就很有限。相反，在欧亚大陆经济圈中，欧洲是重要的一极，俄国也是重要的行动主体。美国虽然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但是肯定不如它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地位。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则将变得无关紧要。印度有何种地位将取决于它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处得如何。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不同的地域经济整合过程中相互排斥，而中国由于其战略地理位置却可以二者通吃。 当中国彻底打开与南亚、中亚、西亚、中东、北非以及东欧的陆上通道时，东亚和东南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必然将随着马六甲海峡一起下降。中国既可以与东亚东南亚实现进一步的经济整合，也可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改变印度对中国的看法。与其天天担心中国是否建立经缅甸与巴基斯坦往印度洋的通道而对它形成包围，印度更应该操心自己如何加入到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中来。如果它仍然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持敌视态度，这两个国家就会成为把它隔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这一21世纪大趋势之外的天然地理凭障。俄罗斯既能由于周边国家的市场扩大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同时它在能源方面对中国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将进一步下降。 对冲绝不是对抗。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决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利益。中国仍然要成为一个海权大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没有必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底的陆权大国，因为中国既是一个海权大国，也是一个陆权大国。中国这种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允许它在这二者间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条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战略。中国之所以应该发展成一个陆权大国，是为了给自己向海权大国的发展上一个保险。 中国一直在追求海权。由于欠缺对冲机制，经常被人家制衡而无力反制。2010年中国外交遇到的种种麻烦清楚地证明了这点。发展军事力量是一种以冲突为威慑方式的对冲，中国应该发展强大的海军以保证自己的海权。但是，如果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陆权经济圈，中国则可以依靠对冲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更加有效的保护自身利益的方法。当有了陆权这个对冲的机制后，中国与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整合将会更加顺利。这是因为以中国目前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经济规模，只要中国下决心去推动，中国不论与哪个地区进行经济整合都可以给那个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中国崛起的具体路径之一 中国要和平崛起，要有所作为。但是，崛起的标志到底是什么？有所作为到底干什么？通过高铁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为中国加强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带来重要的机遇。 首先，中国在欧亚大陆的高铁建设过程中以及随后的经济整合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金融中介的作用。 中国可以像美国那样借入短期资本，输出长期资本。目前，世界上的流动性向发展中国家集中，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对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形成威胁。如果中国能发展出合适的金融工具，吸纳这种流动资本，为建设高铁所用，就既可以减少过剩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又可以把这种流动性引向最需要投资的对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地域与国家。中国可以输出长期资本，向其他国家提供建设高铁的资金。通过这种金融中介的作用，中国可能获得对其他国家高铁的参股权或者通过对方以能源资源作为贷款偿还获得对能源与资源的控制。在向外贷款的时候如果能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中国还将扩大本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并在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下，为贷款获得潜在的增值机会。 其次，中国在欧亚大陆高铁制式的制定，跨国高铁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确立自己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陆权时代欧亚大陆高铁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类似于世界上的海洋法。制定这个管理体制就是在为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还将出现一系列的国际协调机制。在目前欧亚大陆各个地区已经出现的各种合作组织之间必然要建立协调机制。上合组织与中东地区合作组织，以及欧盟就地域经济合作各方面事宜进行磋商的部长级会谈甚至首脑会谈都有可能。这些机制本身就是未来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制度。不用10年，发展中国家的G-8就可能成为现实。届时，金砖四国加上南非，以及未来的候选国土耳其，印尼，阿根廷，智利，以及埃及中，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直接相关的就要超过半数。通过主导境外高铁建设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地位将大大加强。 最后，在修通高铁后中国将可以向中亚、西亚、中东、北非投资制造业，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在海权时代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自己是一个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世界工厂。它的对外投资以确保能源资源为主。而在由高铁推动的陆权时代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将建立本国资本对国际产品链的控制，发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到了依靠自身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或者利用跨国采购的优势赚钱的时候了。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目前的发达国家将只有美国还能继续保持世界上前十大经济体的地位。因此，现在就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中建立自己的优势对未来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高铁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新型交通工具对中国潜在的意义还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笔者将另文论述高铁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对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意义。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虽然向国际市场出口了无数的产品，但是从西方媒体的反应来看还没有哪个产品像高铁这样成为代表中国工业实力的一个符号。当很多国家已经在讨论要不要用中国的高铁技术，许多谈判正在进行的关键时刻，如果中国人自己在投资了1.3亿元之后却突然要叫停，这岂不是自废武功！目前关于高铁的财务分析完全没有考虑当它作为中国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拳头产品向多国出口时的收益。当年的两弹一星如果只考虑赔不赔本的话恐怕永远也不会问世。同理，如果只从财务的角度来决定高铁的命运，中国危矣。 （作者为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其实是对民主的异化，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中成功率极低，因为他们没有西方“程序民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和传统土壤。我认为民主应该是“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但首先是“实质民主”，即体现民主的内容及其所要服务的价值。

开放源代码运动律师Lessig发起改造国会运动. 2010年2月22日发表于The Nation.

内容提要：国际发展机构在进行发展干预时过于强调当地人的"参与"，以至于出现了"参与"的"表象"。虽说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对参与式发展进行过深入的反思，但大部分内容都侧重于问题本身，而未对项目区深层次的文化原因进行探析。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反思和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际发展机构开展项目时所具有的跨国际性、工作面广泛、链条长、文化环境复杂、民族差异性大等固有特点。因此，倡导农村发展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应该走出参与的"表象"，更好地运用这种方法以促进乡村发展。"参与"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引入中国的。{1}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主要的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等）开始将其援助重心和发展重点向促进参与发展方面实行全面转移，于是参与发展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旺起来。有学者认为，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在我国所资助的参与式发展项目的领域正逐步扩大，从农业、林业发展到农村能源、卫生保健、妇女、供水、教育等领域，从纯粹的自然保护拓展到生产和保护相结合，从单目标扩展到综合发展，从农村发展项目向小城镇发展项目扩展。{2}这些项目都在参与式理念和方法的指导下取得比较好的成效。因此，参与式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发展的反思，带有某种多元化发展道路的积极取向。{3}参与式方式强调"自下而上"的方式又是对传统的"自上而下"工作方式的挑战。作为参与式发展中最重要的工具--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参与式农村评价），其方法更是诸多参与方法中最为普及、最受瞩目的一种，它被认为实现了传统学习者（农民）和教授者（外来专家）之间的权力倒置，赋权于农民让他们表达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未来的决策。PRA的工具包主要由一系列可视化的图表、排序工具，以及开放式的座谈和访谈组成。{4}这是一套非常灵活的、农民容易接受的方法，其目的就是鼓励农民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尤其是弱势群体，从而快速了解社区所存在的发展问题。因此，PRA受到专家和国际发展机构的青睐。同样，"参与式发展"这样一个所谓"新鲜"的名字已经通过发展干预和实践，从专家学者的文本和话语中，传到偏远山区的不同社会行动者的口语中。根据笔者的观察和近几年直接参与实施的许多发展项目的经验，发展干预过程中国际发展机构所提倡的"参与"理念和方法往往并不能达到所谓的终极目标：给弱势群体赋权（empowerment）。因此，作为发展干预手段的"参与"是否存在问题？参与式发展真的是按照线性的思维方式在进行吗？参与式发展能真正改变传统社区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吗？真的能使社区中的穷人摆脱贫困的困扰吗？这一系列的问题，给发展研究人员和发展实践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本文将试图从发展人类学的角度来检视发展干预（development intervention）中"参与"所出现的问题及其文化原因。一、对"参与"的本源理解与反思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看，"参与"的概念大概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这一概念在50 ～ 60年代中，逐渐发展成具有实践意义的"参与式"的方法。50 ～60年代期间，"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是当时国际发展的主流思想。70 ～ 80年代，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开始对其发展援助进行反思。在这一反思过程中，穷人为什么依然贫困，贫困社区为什么依然落后，曾经是理论研究者、实践者，以及政策决策者所争议的中心问题。90年代以后，"参与式"的概念更趋向于成熟，其涵盖的方面更加广泛，参与式的含义在实践领域发展为所谓的利益相关各方（stakeholders）共享资源、共享决策。这一概念是世界银行在1994年提出的。{5}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参与"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参与"涵义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众多的国际发展机构都有自己的定义和理解。对此，有学者回顾并总结了众多在发展项目中对"参与"的理解与阐述，并通过对"参与"的定义的总结和分析，结合现代农村发展实践的经验，认为"参与"绝不等于形式上的出席，"参与"本身主要包括一些重要的因素和方面：即农民参与或妇女参与实际上包括更广泛的内涵，如在决策及选择过程中的介入、贡献与努力、承诺与能力、动力与责任、乡土知识与创新、对资源的利用与控制、能力建设、利益分享、自我组织及自立等方面，任何发展努力若在这些方面不能得以体现，那将称不上是真正的参与。{6}从理论上讲，这样的参与式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但是任何理论都是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可以发现其是否是真理。在理论上所具有的逻辑性在实践当中往往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形。就拿参与式发展来说，在发展实践的层面，"参与"并非能使穷人真正"参与"，从而达到所谓的"在决策及选择过程中的介入、贡献与努力、承诺与能力、动力与责任、乡土知识与创新、对资源的利用与控制、能力建设、利益分享、自我组织及自立"。这其实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一种理论假设上的谬误。从结构功能理论来看，一个存在了很长时间的村庄，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早已定型并处于平衡状态之中，外部的力量很难将其打破或改变。况且参与式发展只是强调工作思路和方法上的改变，即从"自上而下"转变成"自下而上"，这种方法上的改变并未触动社区原有的话语体系和社会结构。当然，作为提倡和推动参与式发展的西方学者，他们就参与式发展的理念与工作方法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反思和质疑。有国内学者归纳并总结了这些论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对地方的过分着魔，而忽视造成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持续的宏观结构；二是对权力如何运作、如何构成以及赋权怎样发生的过程理解不深刻；三是对参与发展中发展个人代理和社会结构的作用和地位理解得并不充分；四是参与主流化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参与成为提高项目效果的技术方法，而非一套实现真正赋权的政治转变途径；五是更多的批评直接指向了Chambers所提倡的基于项目的参与，即PRA，这种方法在过去的20年里流行全世界；六是将参与发展作为发展话语的典型代表，展现参与是如何通过误读权力而巩固了发展话语，从而成为一个准宗教式的联合体，其中包括类似宗教经典的参与理念和宗教仪式的参与实践。{7}同样，Cook和Kothari主编的Participation：The New Tyranny？一书中，都涉及许多上述批判参与发展的所有焦点问题，这些反思对于农村发展研究者和实践者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随着参与式发展理念和工作方法的广泛运用，一些从事发展研究的国内学者对其也有一定的反思和质疑。由于参与包含的意义非常多，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发展机构在不同场景所持的"参与"意义往往也不同。一些政策部门或其他组织对参与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尤其是在实践"参与式"的原则上更是各自为政。当拥有权力的机构不能正确地认识"参与"的内涵时，所谓的赋权和分权的努力都不会实现。{8}也有学者质疑农民的"被动参与"{9}，对"参与"的结果表示怀疑。{10}另外，参与式发展实践的工具--PRA，更是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到目前为止，PRA还不是一个由内源力量主动发起的分析和决策过程。外来者应发展项目需要，发起PRA过程，同时又主动在这个过程中隐身，农民到底能够在哪些领域表达自己，到底能够在何种程度上表达自己，农民表达的某种观点到底是基于何种考虑和前提下提出的？这些问题均会受制于外来者的工作任务、对该地区情况的熟悉程度、PRA方法的运用能力等多方面因素。{11}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某些国际发展机构在社区开展项目活动时仍然机械地运用PRA工具，注重形式化的过程，毫不顾忌社区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权力结构。一般而言，国际发展机构特别强调"参与式发展"，让发展项目成为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事情，而且非常注重项目整个周期过程中每个环节中的"人人参与"。其实，过度地强调"穷人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原有的权力关系，到后来就不是真正的"参与"，反而成为形式化。某国际发展机构开展项目时，提倡的社区工作"八步法"（如图1所示）。如果严格按照这些步骤要求村民"参与"，大约需要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才能开始实施项目，越到最后阶段，村民的热情和积极性越消退无几，"出席"也成为一种形式上的参与。因此，这种"参与式"工作方法与程序的"繁杂性"导致了社区民众参与的"形式化"。如何使PRA本土化成为发展研究者和实践者面对的难题。对如何运用PRA方法，有学者进行过探索并总结了几点经验和体会：第一，运用PRA方法时，要有中国特色；第二，调查时应善于发现问题，细致入微，建议应切实可行；第三，学会与当地政府官员打交道；第四，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另外，在调动老百姓的参与积极性、消除他们的顾虑、寻找村子的信息点、搜集资料等方面，也要多加注意，做到随机应变。{12}这些经验说明，运用PRA方法要进行本土化，注意结合社区的特点而不能机械照搬。尽管这些体会对如何更好地在中国开展国际发展项目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提出这些建议仍然基于PRA方法本身，并没有回答隐藏在PRA方法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如前所述，鉴于参与理念的一时盛行，绝大部分国际发展机构在贫困地区开展工作时，都特别讲究用"参与式"的工作方法和理念。我们绝不否认这种参与理念的启发性和参与式方法本身的简便性和灵活性，但是这种完全脱离中国传统社区的文化整体性和复杂性而一味提倡形式上的"参与"，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忽略了"参与"背后更为错综复杂的传统文化网络结构。无论从国内外对参与式发展的反思和质疑来看，还是从提倡PRA方法要具有"中国特色"或"本土化"来看，都是希望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和方法能更好的在"异国他乡"发挥作用。但是，笔者认为上述的反思和质疑都停留在国际发展机构在运用参与式发展的理念和工作方法时所遇到的问题本身，而忽视了国际发展机构开展项目时所具有的跨国际、工作面广泛、链条长、文化环境复杂、民族差异性大等固有的特点。国际发展机构是一种跨民族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不同的洲际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开展项目，以发展项目为载体，通过许多中间代理人来传播机构的发展理念（如图2所示）。因此，国际发展机构开展工作时遇到的问题更为复杂多样，问题的原因也同样是繁杂纷呈。考察目前对参与式反思的观点，学者往往聚焦在参与式理念和工作方法本身，而忽视了国际机构本身的一些特点和国际宏观背景。因此，笔者认为，反思参与式发展时，更要注意结合这些国际机构的特点，否则反思和质疑都是有偏颇的，而且是不完整的。要把握这样一个跨国的背景分析维度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发展人类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和视角。二、国际发展项目的发展人类学解析虽然说应用人类学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对于国际发展援助的指导与反思功不可没。但是应用人类学的天地是由社区构筑起来的，当"发展"已上升为民族或国家层面上的大问题时，一个社区的发展计划并不能正式地形成民族发展的充分适宜的基础。在1971年，锡拉丘兹大学人类学系的格林•考奇伦（Glynn Cochran）教授出版了第一部直接以"发展人类学"命名的专著。他认为人类学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应该是宽泛而现代化的，甚至可以忽略"应用人类学"的术语。同时他提倡发展人类学者应对涉及社会变革的诸多因素有广泛的了解并有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诸如具备政治、行政管理、农业、教育、法律以及医学方面的知识。他强调灵活性与实践性的需要，甚至以理论性为其代价。考奇伦对人类学全神贯注于小规模的社区发展项目提出了尤具说服力的批评，他是在注重实效的基点上提出发展人类学的。发展人类学提出的实践方法，基于对一个社区的文化在历史的和地理的各方面明显关系中深层变化的理解，包括社区半掩饰的态度和隐含的价值，基于对多学科知识和技术分析手段的综合，也基于发展的内在性质，个人的学术活动正不得不感受到一种责任，或不得不日益被这些问题所强烈吸引。因此，发展人类学既是一个新的名称，又是一种新的探索。{13}发展人类学正是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从民族历史文化等视角对发展进行研究的。当然，"发展人类学"作为一个应用人类学的分支，与"发展的人类学"之间并不容区分。发展的人类学并不必然受制于居支配地位的发展话语。相反，人类学家可以通过在发展中开展建设性的工作，或者提供能够质疑发展思想根基的不同视角，来挑战发展话语的主要假设与表述。{14}尽管发展人类学在西方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概念对国内学者还是比较陌生。西方发展人类学学者已经对发展援助本身进行大量的发展人类学分析，提出了许多非常新颖的观点。例如，发展中的"新弱势群体"的出现，是指"那些处于中心的人（部长和政策制定者）事实上是相当的边缘化，实质上所有的行动者都处于中间的位置"。{15}发展实践者在不同国家、区域、不同社区工作时所遇到的各种阻力，在"内"与"外"的格局下，"外来者"竟然成为"弱势"，特殊"权力的文化网络"将发展实践者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在发展援助中，发展实践者往往呈现出"妥协"和"退让"的势态。与此同时，由于国际发展机构本身的许多规则限制，进一步强化了当地人的"主导意识"，他们甚至很快意识到外来者的"脆弱点"，并加以利用，实现"外来者"所提倡的"参与"、"平等"的价值理念。其实，这只是社区 "吸取外来资源"的一种"合谋"行为。一旦资金被落实，那么地方政府官员、社区精英、村民等会使用他们的处事方式与发展援助者沟通，谈条件，这样，发展项目最终并非都按照既定的项目目标和价值原则进行。反思这一运作机构本身，对于理解项目为何失败是一种崭新的思路。以前人们往往抛开发展实践者，把失败的原因归结社区内部或"当地人"，这是不客观的。因为援助过程就是"外来者"与"当地人"双方互动的过程，既然是互动，那么对于结果和原因的分析，同样离不开对双方（援助者-受援者）的分析。发展人类学正是给我们提供反思国际发展机构本身的理念、机构规模、人事安排、政策制定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不是把原因仅仅归咎于社区的当地人，这是一种独特的视角。发展干预在国际发展领域中被定义为：为了某预定发展目标而进行的改变现状的人为努力。发展干预又被划分为制度性干预（institutional intervention）和间接干预（less direct forms of intervention）。制度性干预是指发展项目和发展规划，而间接干预则为一些政策性的干预手段，如价格调节、税收制度或其他财政和法律手段等。{16}对于大部分国际发展援助机构来说，更多是以发展项目的形式来进行发展干预。所以国际发展机构非常重视"参与式"工作方法和当地村民的"参与"，尤其是强调穷人的参与。下文就以国际发展项目进入地方社区阶段、项目设计阶段、项目后期管理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发展人类学的分析。（一）地方利益共同体的形成在国际发展机构的项目资金进入地方项目区时，各个社会行动者"参与"都非常积极，包括当地政府、社区村民、专家顾问、技术人员、国际发展援助机构、资助者等。主要原因是由于外来机构带着一定数量的外部资源进入某一地方社区，那么此时当地政府和社区村民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想方设法把"外来者"的资源留下，这时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达到空前的一致，而且在外来者和当地人之间形成了一个界面（interface）。外来者在某种程度是被控制在地方知识运作体系中。例如在少数民族和其他大部分地方，语言上的排外就格外明显。所有行动者在开会时，涉及一些关键利益的地方，同时也不想让外来者知道时，地方政府和当地村民就改用地方口语（在少数民族更为突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隔离访谈的真实性，从一开始就造成一种"参与的不真实"。这时，外来者只是得到部分或片段性的信息。加之，地方政府官员在安排和接待外来者时又具有"先天优势"，这继承于我国古老的官僚体制的传统，下级官员接待上司时，那种虔诚和热情会让上司打消任何疑虑。在这种情况下，资金也就非常顺利进入了地方政府的一些社区。案例1：某国际机构在一个地方考察项目点时，县上分管扶贫工作的副县长亲自陪同下乡调研一周。该分管领导与项目考察人员一起访谈农户的生计情况，显得非常细致和敬业。同样，所涉及的乡镇干部也全力以赴安排调研日程，村庄的干部更是热情大方，安排周到。这时，县、乡、村三级管理者和村民都显得非常默契，让外来考察者感觉到这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开展发展项目。最后，机构考察人员终于被地方管理者和村民的热情和积极性所打动，将项目点设在了该县的三个乡镇。等到双方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大约过了半年，该分管领导发现对方提供的援助资金不是很多（30 ～ 40万 / 年），也就慢慢缺乏支持热情了。后来，项目办公室人力资源不够时，发展机构项目代表找分管领导解决时，他就推辞说不好协调。这样，国际发展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关系开始出现"裂缝"。（二）"权力的文化网络"发挥作用当地方政府和外部国际机构签订了合约之后，外部资源已经确定要进入到社区层面，县级政府也就慢慢退出，而把与外来者谈判的"接力棒"交给"乡镇政府"和项目村村委会。因为县级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在年终总结大会说"今年引进某外方援助机构外资多少万"，这是他们最看重的，也是参与其中的主要驱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当国际机构的项目官员在社区中遇到问题，再去找县政府领导解决时，往往都是遭到回绝或托辞。因为任何一个村庄，一个发展项目都不可能把所有村庄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去，除非有很大的资金和政治动员，例如国家提倡的新农村建设。况且现有村庄内的人口结构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农村青壮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造成留守人口的弱势性特点，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农村社区中原有的话语主导权。例如在许多动员会上，来参与的人群中，妇女和老人以及儿童比较多，这样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形式，而且最后决策权还是掌握在村庄干部等权力精英手中。在项目设计阶段，这恰恰是各个社会行动者利益表达重新整合的过程。在社区层面上，当开展设计项目时，社区村民也有类似"合谋"的现象。对于中国的行政村而言，一般都包括几个村民小组，其实每个小组的资源、道路和饮水条件不尽相同，尤其在偏远山区，不同小组的村民对于贫困的分析是不同的，而且差异十分大，但是为什么最后都会达成一致？笔者认为这是社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因为村两委在当前所承担的角色，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延伸，加上村庄的权力精英（村主任和村支书）又"生于斯，长于斯"，在血缘和地缘、共同的信仰以及宗族范畴内与村民又有着千丝万缕的纽带关系。因此，社区的权威阶层决定着发展项目资源的分配权。另外，乡村社会中的领袖只能产生于具有共同象征性观念的组织结构之中。但是，这种似乎约定俗称的文化价值正掩盖了在乡村社会中它的产生与运作过程。这一细微而复杂的进程充满着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各不相同的社会集团的相互竞争、妥协以及自我调节。由于文化网络既控制着各种资源，而其本身又包含各种感性象征，所以，它成为乡村社会中使权威合法化的见证者。正因为如此，它也成为乡村社会中各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大舞台--争取使网络中的舆论导向和权威为某一特殊的需要和利益服务。{17}下面的案例很能说明这一现象。案例2：某国际发展机构在一个西部村庄（登天村）开展发展项目工作，该村庄辖8个村民小组，有254户，人口为1015人。该村有耕地1981亩，其中水田422亩。该村是典型的贫困山区，基础条件差，村民居住分散，大多数群众居住在二面梁和半山之中。笔者当时作为某国际发展机构的项目协调人全程参与了项目的确定过程。村委会、乡镇项目负责人、该机构几个员工一起在登天村召开了村民代表会议。当时村民只来了20个，其中有3个妇女，参会人员多为男性，主要以中老男性为主。村民代表20人，据村长说其中有5个"贫困户"，我们不可得知是否"真实"。刚开始我们要求村民在大白纸上写下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归纳村民的纸条，我们发现登天村目前存在的六大难题需要解决：村级道路修建（8个人）；低压电路改造（5个人）；人畜饮水（4个人）；农业技术培训（2个人）；养殖技术培训 （1个妇女）。根据机构项目设计要求，要通过村民举手表决，对上述5个问题进行了优先排序，结果如下：（1）村级道路修建；（2）低压电路改造；（3）人畜饮水；（4）养殖技术培训；（5）农业技术培训。我们无法按照上述的排列进行干预，由于考虑到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根据国际机构的要求和原则，特别注重村民能力建设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主要是考虑资金的问题，像上述的"电路改造"需要40多万，而我们的资金只有4 ～ 5万（对于该村一年的规定）。村级道路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况且投资比较大（20万），所以笔者就告诉村民我们没有这么多资金去做前两个项目，你们可以在后三个方面做选择。这时大家开始讨论了，住在河边的农民就说"我们现在急需是路和电的问题"；住在山上的村民说"我们没有水喝，先解决人畜饮水吧"，还有农民认为"农业技术培训"和"养殖技术培训"都不是当前我们所必需的。在这里，笔者作为项目协调人员感到一种困惑。我们让农民去充分地讨论发展问题，确定做什么，但是很多因素限制这种相对的"自由讨论"。对于大家写在纸上的问题，原本比较和谐的气氛一下被打破了，出现了不同要求的声音，村民之间出现争执，甚至"对骂"起来。这时笔者感到很尴尬，也觉得难以阻止他们的继续争论。于是我求助于村委会干部，村长让大家安静下来，他说"国际援助项目办是有心意来我们村工作，不管给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欢迎。但是资金有限，那么只能按照其要求和能力解决一点问题算一点问题"。这时有农民起来说话了"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你们援助什么啊？"这时人群中一个老人起来说"多少不要紧，人家（外来援助）有心意帮我们，我们要理解啊"。村长紧接说，"考虑到村子的实际需要，山上的农户都没有饮用水，因此我们希望援助组织给我们修建水窖，其他的问题，我们通过其他的渠道再给大家解决。"这时村民都沉默了，最后一个个从村委会办公室出去了。此时，我感到很高兴，村干部为我打圆场。他们在为我这个"弱势群体"解围。这种参与是所谓的"参与式发展"吗？我觉得不是。后来，我才知道村长和那个老人（是退休教师）都住在山上，解决饮水也正是他们的需要啊！通过此案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起初不同的声音到后来就变成了一种声音，村干部的话语权深深影响着村民的选择。传统社区的话语权往往主导在部分精英人士手中。村庄中的村民利益诉求是不同的，但是村民通过外来者临时搭建的这种交流平台暂时拥有发言权，有参与的权利，但是这种瞬时的参与会立即被传统的权力拥有者的声音所覆盖。同时，作为"外来者"的项目人员，在社区权力的文化网络中是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位置，已经被控制在地方性文化的运作方式当中。（三）"内""外"有别许多国际机构在开展工作时通过机构"代理人"不断给村民进行项目参与式管理培训，灌输"参与式"思想，强调其自主性和参与性，以便提高项目的质量和培养村民对发展项目的社区拥有感。事实上，村民的这种认同感非常低。因为这种所谓的"参与"其实只是外在形式上"表演"，并没有真正把"参与"思想根植于村民的思想深处。案例3：某国际发展机构在贵州某少数民族县做发展项目，给当地的苗族同胞修建了一座便民桥。后来，该便民桥在下雨天出现坍塌现象，该村有个村民直接跑到该国际机构的项目办公室说"你们的桥坏了，赶紧去看看吧"。据说该机构在项目设计、执行和管理等整个过程中，都特别强调当地村民的"参与"，而且还制定了非常详细的项目后期管理制度。该案例生动说明了参与的"表象化"，参与并不一定能使当地人感觉到自己是项目的主人，在外来者和当地人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永远不能消释的界面和屏障。正如发展人类学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从不同的角度表明，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尽管人们对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问题会得出差异极大的看法，并采取大相径庭的操作手段，但最终都要涉及特定民族的文化整体性存在，都要进入一个整体互动的过程。缺乏整体性的观念，对研究者来说，无论他所强调的发展因素是什么，其理论结论都将是片面的；对实践操作作者来说，欲谋求某种孤立的行动，其结果的有效性都是值得怀疑的。{18}（四）村民在国际项目评估中"角色扮演"村民在与外来项目管理人员互动时，学习能力非常之强，地方性知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性知识在发展项目中被定义为一种权力。{19}根据发展实践经验，发展项目一般都不会按照预期的"项目逻辑框架表"进行，往往都会出现很大的"扭曲"与"变形"。但在项目终结时，国际发展机构都要根据预先设定的计划去评估项目。而且地方和社区村民也知道外来者是想"看什么"和"听什么"，于是这种相互的"周旋"便开始了。在国际机构评估项目时，当地政府和社区村民的"导演才能"是非常突出的，到处布置"演员"，出演不同的应对"角色"，以对付外来评估专家。因此，项目官员被欺骗、蒙蔽是常事。其实任何一个项目从开始到结束，都是一系列不断谈判和妥协的过程，最终只能达成折中。像国际机构主动中断项目或撤出项目区，这是最坏的结果，但这种现象是很少见到的。一方面，因为国际机构的资金筹集渠道和程序比较复杂，一般选择了某个社区，那么资助者也时常关注该社区的发展情况，决定后续的资金问题，这样国际机构为了保证对资助者的承诺，就只能"克服各种困难"在该社区继续开展工作，很少敢说撤出项目区，另选项目区。另一方面，国际机构在异国他乡开展工作，如果与当地政府发生主动终止合作协议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机构很难在其他省份获得认同。目前国际发展机构在中国的"工作场域"还很小，这种"被动性"在所难免。当然，国际发展机构持有资金支持的"主动权"，但在进入社区后，就变得非常"被动"了。因为，社区中权力结构的复杂程度是事先无法预知的，传统社区同样保持着一种固有的融合结构，以便形成对抗外来力量的一种张力。三、结语目前，对于参与式发展中的"参与"的效果与影响评价比较多，主要是因为发展研究者一直把发展作为一种"变化"去研究，而发展实践者在推动着这种"变化"，因此实践者与研究者在反思时出现了视角上的"断裂"。多数学者都是从参与式的效果看发展实践，而很少有学者从某种理论来审视参与式发展。参与式发展并不能使原有的权力结构更平等，利益分配更公平。正如诺曼•龙（Norman Long）的社会行动者理论解释的那样，由于社会各个行动者的能动性（agency）不同，因此干预目标在各个社会行动者参与实施的过程中被重新形塑了。{20}而且每个社会行动者的社会生活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在各个社会行动者互动的各种界面上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话语权，同时这种"自下而上"的"参与"并不能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安排和社会权力关系。当然，在过分强调理论的"应用"倾向时，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深层次的伴随：知识与权力的结合，使人类学的应用研究项目、评估和研究建议等成果，囿于对某一特定社区或可能出现的赞助人的需要的满足，落入了另一个狭隘的陷阱，而忽略了对其深层次的知识危机的思考。{21}总之，农村发展研究者和实践者缺乏从理性的角度来审视参与式发展，也没有提出理论上的修正，只是有一些方法的改进。反思"参与式发展"对于农村发展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参与"表象"的存在，会使人们对于真正的农村发展是产生"歪曲"的理解和引导。正如农民说的俏皮话"你说咋样参与就咋样参与"，这句话很巧妙地达成了对外来者的"表象"上配合。因此，我们应该走出参与式发展的"表象"，从国际发展机构本身特点入手，分析中间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深层次探析社区的文化因素，以弥补当前反思之不足，从而探索农村发展中的主体--农民的"参与自觉"。{22}最终，让外来的发展援助行动内化为社区民众的自觉行为。 注释：{1}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2}周大鸣、秦红增：《参与发展：当代人类学对"他者"的关怀》，载《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3}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第21页。{4}杨小柳：《西方参与发展的理念和实践》，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5}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第1 ～ 2页。{6}叶敬忠、陆继霞：《论农村发展中的公众参与》，载《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2期。{7}同注{4}。{8}赵丽霞：《参与：农民的权力与生存》，北京：中国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3月，第4页。{9}何俊：《农村自然资源管理的参与式方法》，载《林业与社会》2002年第4期。{10}徐家琦：《参与式"本土化"改造与NCAPP社区林业实践》，载《林业与社会》2003年第5期。{11}同注{4}。{12}同注{2}。{13}陈庆德：《发展理论与发展人类学》，载《思想战线》1998年第8期。{14}［英］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张有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 ～ 47页。{15}David Mosse，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ethn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aid， Reading materials for 2008 COHD PhD students， p. 20.{16}王伊欢、叶敬忠：《农村发展干预的非线性过程》，载《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7期。{17}［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18}陈庆德：《发展人类学引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19}David Mosse， "People's knowledge， participation and patronage：opera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in rural development"，in Bill Cooke & Uma Kothari（eds.）， Participation： the new tyranny?，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1995， pp. 16-35.{20}Norman Long， Development Sociology： Actor perspectives， London：Routledge， 2001， p. 13.{21}陈庆德：《发展人类学引论》，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22}主要受费孝通的"文化自觉"的启示，笔者认为社区发展的主动性在于村民的自觉参与和主动参与，并非是来自外部的"强制参与"，况且这种"自觉参与"需要从社区文化整体性上去考虑，是需要一个长期的适应过程。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周三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后，普京开始接受参会者的提问，第一个提问者正是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他问道，科技公司如何能帮助俄罗斯充分利用该国的人才和技术。普京看上去对这个问题毫无兴趣，“你看，问题是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帮助”，“我们不是残障人士，并不是能力有限”。

英国首相布朗近日再次提出，中国可以派兵参加驻阿富汗国际联军。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此事作出回应，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中广军事记者陈振玺对话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王宝付，独家解析中国是否应该出兵阿富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