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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撰写网络小说 讲述“中国式民工” 2010年01月08日10:33 来源：《广州日报》　　去年（2009年）10月以来，一部45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国式民工》在网上点击率超过50万次，被称为“使两亿农民工背井离乡、坚强卑微的形象跃然纸上”。小说作者网名叫“淡看红城”，原是来自四川万源黄钟乡人的农民工周述恒。　　去年年末，北京一家出版社决定将该书出版，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农民工所写的完整展现民工生活的小说。　　《中国式民工》　　小说以周小凡、小林和张志伟这3个民工的打工生活为主线，反映农民工艰辛的生存状态，以及农民工在城市里很难找寻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书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周小凡为了帮工友刘全海讨回两千多元工资，被保安一顿毒打。周述恒说这些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农民工最大的委屈就是拿不到工资。”　　31岁的周述恒15年前离家打工，现在在福建打工。1年多前，他把自己化身主人公“周小凡”，开始写长篇小说。去年年末，北京一家出版社决定将该书出版，这也是中国第一部农民工所写的完整展现民工生活的小说。周述恒说，这本书的上下集将在本月底面市。他也向本报讲述了一个“农民工作家”眼中的农民工。　　16岁失学　　从事过众多廉价劳动　　周述恒说自己的家乡是一个穷地方。山中的老百姓睡觉是用稻草来取暖，周家以前也是这样的。　　15岁那年，一场意外夺去了周述恒母亲的性命。16岁，他便再也读不起书了，于是和村里的少年们一样到南方打工。“我曾经把打工想象得很美好。”因为打工回来的人穿得非常时尚。　　“哪知道一出来打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周述恒来到了福建，干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在一家很臭的塑料厂”。一个月多，他觉得没法干下去了，因为太臭。而且工资也低，第一个月赚了100元，结算下来还欠工厂80元。他又到了另一家塑料厂，紧接着为了赚多点钱，又跳到钟表厂。　　在福州，周述恒是众多廉价劳动力之一。比如摆摊卖东西给他羡慕的大学生们，蹬三轮车，进电子厂、注塑厂、塑胶厂，送报纸。最后是跑业务改变了他。“因为跑业务让我的口才好一些了。”他还学会了用电脑。　　创作小说　　写的时候经常流泪　　2008年5月，周述恒再次失业。他开始骑单车白天四处推销，多年的情感积累让他有了创作的冲动，周述恒决定晚上写些东西。　　“写农民工的书少得可怜。”他想。他用省下来的钱买了旧电脑，在一处300元租来的民房中，开始创作《中国式民工》，书名模仿《中国式离婚》。他说自己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更关注农民工，让媒体走近农民工。　　刚开始写，周述恒就受了不少打击。第一是不解和嘲讽，工友们嘲笑他“简直是一个神经病”，异想天开，很不靠谱。第二是表达不出来。周述恒初中还没能毕业，虽然平时喜欢看书看报，但他觉得写书要小说化，因为这样才有人看。于是他就学习“组合情节”。　　在《中国式民工》里，主人公都是农民工，他们经历了找不到工作，拿不到工资，工伤、职业病，也经历着和城管的冲突，和城市文化的冲突。周述恒说，书里的大多情节都是取材最真实的故事。有很多事情，让他一想起就掉眼泪。　　在无数个夜晚，周述恒就趴在二手电脑前写作。他还得上了农民工罕见的近视眼。　　他的计划　　准备拍网络小电影　　2009年末，出版社把《中国式民工》的全本分成两本，23万字左右一本书。再过两三天，1月10日，《中国式民工》上下集将正式出版。　　农民工周述恒有点不知所措地迎接了接踵而来的荣誉：自己成了作家了。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都把他请去当对话嘉宾。“我爽死了。”他只能如此回答自己的心情，“可以让媒体走近农民工。”此外，还可以拿到出书的版税，他盘算着版税绝对是没办法买房的，但可以在农村修一套房子。“ 没房子很有恐惧感，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它是自己的。”　　周述恒现在等着看样书。他还计划条件成熟了，就拍个网上的小电影，“因为农民工看书的不多，但看电影电视剧的多啊。”　　对话周述恒：　　60%以上情节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者：你写书的材料是怎么得到的？情节里虚构和真实占的比例是多少？　　周：素材是我的经验和身边朋友的事情，我大概算了一下，其中60%以上是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20%是身边的人，其他是虚构的。　　里面很多情节，都是取材最真实的故事。我见过很多事情，真是让我一想起就掉眼泪。我跑业务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个妈妈背着一个小孩，手上又拉着一个小孩，在建筑垃圾地里很吃力地捡垃圾。还有，很多农民工有职业病，但他们自己不知道有这个病，我家乡死了几个人，就是因为职业病死的，但他们从不知道。　　记：你在书中说，农民工格外喜欢互相帮忙。　　周：这是因为大家需要互相温暖。我请过不少被骗的人吃饭。我饿过一天饭，知道难受。现在外面那些说没饭吃要钱的，有的是骗子，但也有的是真有困难。有一次一个说自己被骗的，看上去是真的，我请他吃饭吃了一大碗还不够，我又再叫了一大碗，他真吃完了！我就知道他不是骗子了，就给了他20元钱。　　记：新年有什么愿望？　　周：我最大的新年希望就是农村的孩子、民工的孩子能上便宜的、好的学校。大家能管农民叫“农民伯伯”，全社会都尊重劳动者。还有，我希望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与付出成正比，工伤伤亡有一个良好的快速赔偿机制。等我有钱了，我就去印刷一些劳动维权法的小册子，免费去工业区宣传一下。（文/记者 陈翔）

下面的对话是在1998年12月北京召开的“中日知识共同体”会议期间进行的。对话最初使用的是日语和中文，后以日语刊发于《世界》杂志（1999年4月，岩波书店）。完整的英文译本按照周刊容量分为三部分。

我订阅《美国学者》已经30多年了，对威廉·查斯在2009年秋天的文章“英语系的衰落：衰落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趋势呢？”只能感到最强烈的蔑视。　　在读这篇文章时，我忍不住一再思考，这是你能提出的一切吗？你期待什么？正如所有其他人文学科或现代文化一样，美国的英语系已经彻底沦落到空谈理论的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深渊。我们不再相信任何价值、意义或者人生目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谁愿意浪费生命去学习过去几十年来人文学科所做的蠢事呢？我在 1980年代我没有这个认识，当时我身不由己地服从于妄自尊大的笨蛋大谈特谈德里达和一切的终结，同时我们作为写作的“专家”以自己的方式挥霍掉一切值得写的东西。显然，对写作感兴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或许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毕竟还有改善的希望。不幸的是，这让大部分年轻人对人类文明盲目和无知。但这是那是你最终的报应，如果你还有作为老师的良心压力的话。　　对人文科学衰落的原因，威廉·查斯没有提出一个有价值的观点，不过是向读者重复学界的陈词滥调，我甚至不愿意再去重复它。这些都是老掉牙的东西，已经被重复谈论几十年了。真让人恶心。腐败的、强制性的体制本来就应该衰落，彻底崩溃才好呢。只有到了那时，才有一丁点儿的机会让学界内外的人开始提出真正严肃的问题，寻求真正严肃的答案。如今，大学学习和研究中没有任何真正严肃的东西。《美国学者》刊登这篇文章已经证明它已经堕落到了何种程度。　　文学研究的专业化一直是灾难性的。是谁在几十年前就说过博士学位将毁掉教育？确实如此。它把浑噩无知之辈、随波逐流之徒、只会规规矩矩正步走的傻蛋源源不断地送进教室里来。他们焚毁了神圣丛林，为什么还有人感到吃惊呢？这些家伙毁掉了文学，把它变成学术界的玩具。　　他们的帮凶是谁呢？是大学管理者那群不学无术的窝囊废，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不择手段地把利益最大化，如何剥削助教、教授和校园中的任何人，如何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榨取资金支持。这些管理者已经丧失了从道德上和精神上教育学生的责任意识，听任自己在泥沼中挣扎，兴高采烈地继续提高办学成本，维持资金的不断流入，而且常常流进自己的腰包。　　气数已尽的不仅仅是英语系，而且是我们的整个人生观。威廉·查斯对人文科学碎片化批评是准确的，它们分化为专注于性别和种族研究的附属类别，但这已经不再是新鲜玩意儿了。我们如何恢复人类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共同点呢？根本不能指望在《美国学者》或者任何其他学术期刊上找到答案。　　要问我的建议是什么？那就是取消博士学位项目，撤销像“现代语言学会”（ MLA）这样的腐败机构和所有“文科硕士”（ MFA）【人文与社会注：MFA指英语系设立的文学写作硕士学位，非指文科硕士】项目以及吃掉思想生活和共同的人性的五花八门的“研究”院所。一旦这样做了，文学（还有人记得它是什么吗？）可能还有机会恢复高贵的和鼓舞人心的人性观点。如果难以用概念描述它是什么，那就重新读一读托尔斯泰的“艺术是什么”。他或许急于对抗早期现代性的洪流，或许犯了很多错误，但他至少投入了战斗，比人们在英语系能找到的学人要健康得多。如果俄国听从托尔斯泰而不是列宁的教导，它现在的情况可能要好多了。每当遭遇真正严肃的批评时，学术界的人就会发出对反智主义和市侩行径的哀鸣，而不是哀叹那些讨好他们的拼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即使这些也很少出现，因为他们与世隔绝。他们已经堕落了。　　威廉·查斯在临近文章结尾时的评论如果不是可怜巴巴的，至少是苍白无力的。依靠美学吗？我们这样做已经几百年了。文章还提到了其他防止衰落、达成和解的秘诀。其实，我们没必要觉得伤心，让我们张开笑脸。看到教育界的讨论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让人悲哀，但也反映了很多问题。　　在此，笔者提出一个到现在为止大多数院系都没有严肃考虑过的建议。我们需要祈祷，需要热爱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类祈福。我们祈求的不是作为学术界的“思想”或者理论，而是我们内心和灵魂深处的现实。我们需要返回到这样一种生活，只有宗教和精神的视野才能为我们提供严肃的目的，虽然这些空谈家觉得在年轻人进入大学后，去掉他们身上的这些东西才是自己的存在理由（raison d’etre）。心灵的这种转变不仅大学需要，而且整个现代西方社会都需要，实际上东方也同样需要。我并不是主张简单地返回基督教或者任何一种真正伟大的宗教，而是回到所有宗教的核心内容---神本质。它是人类智慧无法充分理解，但可以通过祈祷和崇拜感受到的存在。那样的话，文学就可以再度为我们提供值得学习和研究的视角。　　译自：“17 Sep 09 The American Scholar - Decline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Frederick Glaysher　　HTTP://FGLAYSHER.COM/THEGLOBE/2009/09 ... F-THE-ENGLISH-DEPARTMENT/　　译注：本文讨论的“英语系的衰落”一文，请参阅译者的博客：http://blog.163.com/wuwanwei@yeah/blo ... /11899908320098159498940/

美国大学文学教育的衰落以及相关讨论

近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在东亚的国际地位日趋低下。中国国力虚弱，已经难以支撑长期坚守的华夷秩序。体现华夷秩序核心内容的宗藩关系此时受到严峻考验，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便是其中之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了向亚洲邻国扩张的道路，琉球成为其侵吞的首要对象。清政府与日本在琉球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争夺，但由于安全环境和实力等因素的影响，清政府在日本进逼面前步步退让，最终任由日本将琉球吞并。一、宗主权弱化的开端:《北京专条》琉球，古称流虬、留仇或流求，后更名为琉球。它位于日本萨祠马岛之南、中国台湾之北，由36岛组成，其中北部9岛，中部11岛，南部16岛。1874年，大久保利通称:"琉球两属状态，自中世纪以来，因袭已久，难于遽加改革，以至因循至于今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9页.】从历史情形分析，琉球国自古就有"两属"地位一说，但理由并不充分。中国对琉球拥有宗主权可以追溯到明朝。史书记载:"明、清两代共有二十四次册使遣往琉球。"【(清)李鼎元:《使琉球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372年，杨载奉朱元璋之命出使琉球，中山王察度开始对明朝称臣，并且派遣弟弟期泰随杨载来华，上表称臣，向明朝贡方物。此后每年或者隔年必定遣使来朝贡。当时琉球的山南、山北和中山三王互相争斗，明朝政府敕令他们息争，并分封三王。等中山王统一琉球各岛后，封察度为琉球王。1392年，朱元璋又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与琉球。1407年，琉球王以尚思绍名义派遣使节朝贡，之后琉球王就一直使用"尚"姓。中琉之间长期维持着比较稳固的宗藩关系，这种关系的维持不是靠武力，而是中国的国力和礼仪赢得了琉球人民的信赖，琉球愿意采用中国人的姓氏就是其心向中国的最好例证。1663年与1756年，康熙与乾隆分别赐印给琉球王，表示继续承认琉球的属国地位。中山王尚穆死后，世孙尚温派向国垣、曾谟为正副使"进例贡，表请袭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页.】1855-1859年间，琉球与美国、法国以及荷兰签订了通商条约，琉球国在条约文本中使用的都是"咸丰"年号，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得到了西方认可。长期以来，清政府把琉球视为四个主要藩属国之一(四个藩属国指朝鲜、越南、琉球和缅甸)。另外，1879年琉球国王派紫巾官向德宏来华递求援信，信中称:"溯查敝国前明洪武五年隶入版图，至天朝定鼎之初，首先孝顺，纳款输诚，叠蒙圣世怀柔，有加无已，恪遵《大清会典》，间岁一贡，罔敢衍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5页.】历史上琉球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一件事:中琉之间存在的宗藩关系确属无疑。"两属"地位说是非常勉强的，日本显然夸大了事实。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离琉球较近，历史上双方形成自然往来关系是极为正常之事。然日本强行拉近与琉球关系，主要靠武力为后盾，并非琉球国自愿。琉球"贫弱特甚，世受役于日本"，【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日本史书中曾经杜撰了一段史事企图证明琉球为日本属国: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琉球已纳税贡于日本;日人测量琉球海面浅深，建立石碑。对此，王韬曾著文辩驳:"考日本史:文德天皇仁寿三年秋，僧圆珍附唐商钦良晖舶赴唐，路遭飓风漂至琉球，遥见数十人执矛立岸上;良晖哀号曰:'我等将为琉球所噬，若何!'圆珍祈福，忽得东南风，获免。按其时为唐宣宗大中七年，相距彼言纳贡之时一百八十年，日本人应与之久相念熟;何以祈福求免，一若从未相通者邪?此其可疑者，一也。测量海道志其深浅，此泰西诸国立约通商之后，航船舟师方传此法;在唐千余年前，何得于此!盖伪造之言，一时流露于不自觉:此其可疑者，二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18页.】1591年丰臣秀吉用兵朝鲜，派岛津家徵至琉球征集粮饷，为琉球王所拒。1602年日本擅自把琉球归入萨摩藩。1606年，岛津家久领兵入侵琉球，"日本强定琉球税额，清查户口，检查土地，设立机关，又迫琉王不得与明朝通好"。【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48页.】日本所说的两属地位，仅仅指近代以来日本在行政区划上强行对琉球控制造成的局面，并非历史形成。1872年，日本逼迫琉球朝贺明治天皇亲政。琉球王无奈，派王子尚健和三司官等到东京朝贺，天皇借机封琉球王尚泰为藩王。次年，将琉球划入日本内务府管辖，使之与日本其他郡县并列。但没有得到琉球的同意。日本与琉球之间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自然的、双方认可的宗藩关系，在性质上是一种单向关系。因此，历史上琉球的"两属"地位说不能成立。严格意义上说，琉球"两属"地位只是到中日《北京专条》签订后才被清政府确认。清政府主动弱化对琉球宗主权，主要原因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国力受损严重。19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正步入较快发展阶段，清政府害怕出现新的战争而使发展中断，因此，在《北京专条》中做出妥协，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之举"。二、宗主权进一步弱化的标志:"延宕之法"明治维新后，木户孝永等开始讨论和研究侵略朝鲜计划，扩张思想付诸于行动。这时，俄、英两国也虎视东北亚。俄国正向南扩张，欲侵略朝鲜，而"英国对琉球很感兴趣，企琉球作为第二个新加坡"。【吴廷球:《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页.】这种情形加速了日本的扩张步伐。历史上，日本经常欺压在地缘上紧靠自己的琉球国，在战略上视琉球为后院，琉球却甘愿臣服于中国。日本看到，夺取琉球的最大困难是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因此，必须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寻找有利时机削弱或割断这种关系。1871年11月，一艘琉球船因飓风漂到台湾，与岛上高山族人发生冲突，死54人。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换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在日本使节质问下竟说:"杀人者皆属生番，姑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5页.】日本认为抓住了把柄:既然清政府承认台湾东部高山族是"生番"，高山族就不是清政府管辖的臣民;既然是"未便穷治"，就不是清政府进行治理的地方。那么，日本出兵惩罚"生番"也不构成对中国的侵略。"化外说"助长了日本国内"征台"呼声。1874年5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总督，率兵3658人出发征台，以"惩治凶手"为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琉球的关注程度。清政府急于平息战事，在10月31日签订的中日《北京专条》中，承认"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98页.】同时，中方也得到日本的承诺:台湾生藩"中国自谊设法妥为约束"。承认日本是"保民义举"，实际上承认了琉球人为日本所管。清政府为保台湾，开始承认琉球的"两属"地位，这意味着清政府不再死守宗藩关系，而是有意弱化对琉球的宗主权。《北京专条》签订后，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步伐。1875年5月，日本军队侵入琉球进行殖民统治，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阻贺光绪登极大典。1877年4月，琉球密使向德宏到福州向闽浙总督何瞡、福建巡抚丁日昌陈述日本阻贡。清政府一面命出使日本的何如璋进行交涉，一面令"琉球使臣及通事人等，即著何瞡、丁日昌饬令回国，毋庸在闽等候"。【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2页.】准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本"阻贡"问题。何如璋奉谕和日本就琉球问题进行交涉，据理力争，希望保住琉球的独立地位。1878年5月29日，他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谈了自己的看法:"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琉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席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吁，今日弃之患更深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4页.】从地缘政治出发，他一方面强调琉球对于朝鲜、台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失去琉球而深为中国将来边境安全担忧，因此，他提议对琉球"不得不争"。李鸿章在复何如璋函中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则显得轻描淡写:"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5页.】他把琉球问题的处理看成是为了争贡，在他看来，琉球离中国太远，不必去和日本争夺。关于应对琉球危机，何如璋在给总理衙门函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反复辩论，若不听从，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认为，"遣兵舶责问，及约球人以必救，似皆小题大做，转涉张皇"。【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7页.】他这么做，一方面是迫于"清流派"压力，另一方面怕惹恼日本动武。因此，他不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没有采纳何如璋的上、中策，仅强调采用下策。他认为对日本的策略是"惟言之不听时复言之"，这样做可一举两得:一方面，日本"自知理绌"，可能不会急于废藩改县，这样琉球可以自保;另一方面，中国也无须派兵远涉重洋。李鸿章的意见最终为总理衙门采纳。在得不到清政府全力支持的情况下，何如璋还是在日本进行了有力交涉。1878年9、10月间，他多次和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谈判，态度强硬。但是李鸿章在背后拆台，他致函总理衙门，议论何如璋的行为容易引起中日争端，认为何"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3页.】1879年初，左宗棠在一封关于琉球问题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在经济上贫困，土产也远逊日本;在政治上不敢开罪日本，因与日本岛屿相连，地势相迫，成为甥舅之国。结论说，日本兼并琉球亦在意中，中国可置之不论。【参见董守义:《李鸿章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他的奏折附和了李鸿章的主张。1879年3月27日，日本对琉球实行废藩置县，把琉球改为冲绳县。琉球国请求清政府紧急援助。国王先是派毛凤来向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求救，又托赴日闽商带密函给福建督抚，还直接遣使紫巾官向德宏到天津叩见李鸿章，"泣请援琉"。总理衙门担心议论压力，便提醒李鸿章，废琉球事关体统。5月，李鸿章等请来华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居间调停。日本根据格兰特的建议，提出"分岛改约论"，将靠近台湾的"琉球之宫古岛、八重山岛定为中国所辖，以划两国疆域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7页.】但条件是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日本取得在中国内地自由通商和"一体均沾"的利益。清总理衙门在谈判中提出"三分琉球"建议(北部各岛属日本，中部各岛复琉球，南部各岛归中国)，遭到日本拒绝，清政府"复琉"的努力失败。此时，清政府正在和俄国交涉伊犁问题，担心日、俄勾结，准备同意日本的要求，"虽然两岛地方荒瘠，要可借为'存琉'根本"。【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9页.】面对东、西两面交涉，清政府统治者内部对于和日本谈判琉球一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中日旧约不宜改，琉球案不宜马上了结，如右庶子陈宝琛;有的主张中日旧约可以改，琉球案可照议了结，如左庶子张之洞等"。也有人"恐怕日本与俄国勾结，事情更加不好办等等"。【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议论纷纷，莫衷一是。1880年11月11日李鸿章在奏折中认为:"日本公使六户玑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琉案，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臣愚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盖此系彼曲我直之事，彼断不能以中国暂不诘问而转来寻衅。矣俄事既结，再理球事;则力专而势自张。"【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1984年版，第39页.】对日可以采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主张对日"缓允改约"。【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41页.】李鸿章承认，中国不能而且无力同时与俄、日进行交涉，否则必然外交上再次吃亏;认为，对付外来压力，要集中力量，这样，所订条约才能避免更大损失。可以说，这是李鸿章办理外交中积累的经验之谈。他用有力的形势分析说服了朝廷，否决了"存琉"方案。李鸿章的"缓允改约"提出后，日本谈判代表六户玑含愤回国，琉球问题被搁置起来，清政府对"存琉"一事从此没了下文。事实上，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后，清政府把注意力逐渐由琉球转向朝鲜问题，琉球问题的紧迫性退居朝鲜之后。中国对琉球的宗主权名存实亡。宗藩关系是清朝守驭四方、显示大国风范的一种标志。宗主国对属国国王通过册封形式，表示对该国的承认，在道义上承担起保护其安全的责任。一般来讲，宗主国不向属国派兵;而属国则称宗主国为上朝，奉宗主国为正朔。清政府主动弱化宗主权是放弃保护琉球的标志。三、宗主权弱化的一种后果:"防日"思想上升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防日"思想的上升是进一步弱化对琉球宗主权后的一种反映。琉球被日本吞并后，清政府增强了防备日本进一步侵略的警惕性，"防日"思想加强具体表现在保住藩属国朝鲜的安全。在实践中，李鸿章、何如璋和黄遵宪等人积极推动实行对朝鲜的新政策。李鸿章直接给朝鲜太师李裕元写信，告知开放与闭关的利害关系，提出朝鲜如果主动对"泰西"各国开放通商，牵制日本则"绰乎有余"，并且可以杜绝俄国"窥视"，劝朝鲜开放实现自保。何如璋、黄遵宪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影响朝鲜政府，他们与朝鲜赴日使团直接沟通。1880年8月朝鲜礼曹参议金宏集率使团到达东京，何如璋向他阐述了清政府对朝鲜的新政策，指出朝鲜的外交政策要坚持"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他还让黄遵宪把写好的《朝鲜策略》交给金宏集带回国内，呈送朝鲜国王。尽管李鸿章和何如璋等在阐述对朝鲜新政策时侧重点略有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求朝鲜开放。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为防备日本侵略而要求加强海防建设的言论。在"分岛改约"提出后，总理衙门就上奏，要求增购《防海新论》一书，禀称该书"前经上海道刊印兹送前来，臣衙门尚存十余部，现已遵旨先行分寄东三省各数部。一面仍饬上海道赶紧刷印，寄交臣衙门续再补发;并拟知照南洋大臣就近多为购买，分行沿海各督、抚转给诸将领细心讲求，以资练习"。【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26页.】可见，琉球事件引发清政府对海防建设的高度重视，总理衙门的建议得到了朝廷同意。1880年，清政府下令福建巡抚岑毓英"将台湾防务悉心规划与何瞡会商布置，务期有备无患"。【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44页.】1881年3月3日，军机大臣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函中主张沿海各省应加强戒备，以防日本派兵来犯。"复球之案，不能拟结，日本且自绝于中国，尚何睦谊之可言?睦谊中乖，尚何改约一体均沾之足云乎?"应该"请旨饬下海疆各督、抚、提、镇，密饬防营预为戒备，静以待之。大约以防俄之法防倭，蔑不济矣"。【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72页.】左宗棠的"防日建议"意在提醒清政府注意日本的威胁。他认为，一方面，日本在与中国整个交涉过程中，没有表现出和中国平等相处之意，相反，日本在仿效西方列强，想借机从中国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中国在谈判中废弃成议的做法可能会激怒日本，应该在沿海地区进行防范准备。在清朝廷内部，对中日关系认识有些见地的人开始呼吁，日本进攻台湾并吞琉球，用心险恶，中国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边疆安全将难以保证。比"防日"思想更加激进的言论是:有人提出用武力制服日本，以消除后患。1881年3月29日，翰林院编修陆廷黻上奏，"请征日本以张国威而弥敌患"，称对日"不可不征者五而有可征者三"。"不可不征者五"指:(1)"岂有大一统之天下而甘受小邦之侵侮"。(2)"不服日本，何以复琉球"。(3)"日本不内恤其政而外求逞于人，何异狂疾!不先发以制之，虎狼无厌，又将肆其西封;东南数省，遭害必同明代"。(4)"彼日夜窥我动静，我强则退，我柔则进。使日本一小国犹不能制，益将轻我而启戎心，何以弥伺我者之隙"!(5)"坐若视琉球之亡而不救，朝鲜必为其续矣"。"可征者三"指:一曰名有可居也，"今奉辞伐罪，责其何以倾人社稷、覆我屏藩?名正言顺，彼必帖然无辞"。一曰机有可乘也，日本君长"虐用其民"、"多借国债"，"财匮于上、民怨于下，上下离心，罔有固志"。一曰势有可因也，"数日本之罪明告通商各国，寻谴一介以告日本，要其必复琉球而后止。复于东南各海口盛张兵威以待之"。【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74-75页.】陆廷黻看到了日本对外极力扩张带来的危害性，如果不有效迅速制止、慑服日本，朝鲜将步琉球后尘，中国非但屏藩难保，自己的国土也会受到极大威胁。当然，这种激烈的言论并非当时的主导思想，然而，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扩张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总之，日本吞并琉球造成清政府统治四面受敌局面。清政府原来主要对付的是来自西方、北方的强敌，现在又增加一个东方对手。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失去琉球后感到了空前压力，心情是极其复杂的。近代中、日两国关于琉球问题的交涉，两国的目的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争的是一种享有宗主权的宗主国名分，还要履行宗主国保护属国安全的责任;而日本不仅要争名分，更要夺取领土，要把琉球国的独立国家身份抹掉，使之变成自己的一个行政县，为以后对外扩张扫清道路。 

台湾，在16世纪的中国史籍里还默默无闻。那里的人民“聚落星散”、“聚族而居”，生产力落后，社会状态处于原始公社制的转型期。17世纪后，国内外一些海盗以台湾为萃薮之所，海商在跨海贩运时以台湾为中转补给，还有人从福建等地迁徙而入，进行开发建设，于是渐有起色。崇祯元年（1624），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长达38年，这时，它在东亚的海外贸易地位有了显著提升。 1644年，清朝入关，与南明征战长达18年。台湾在清政府、郑氏集团、荷兰殖民者三方作用下，一再表现出它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特殊性。三方时而联合，时而分裂，时而谈了又打，时而打了又谈，围绕着对台湾的攻取和弃留问题，进行过谈判、辩论和交锋。随着明清胜负战局的变化，随着荷兰的介入和退出，三方对台湾的战略地位的认识也不断调整，策略不断变化，直到清朝获得全面胜利，将台湾统一后，纳入直接管辖。 说到明末清初的台湾，一定要提到活跃在东南沿海的郑氏集团。清朝入关后，忠于明朝的各派势力与之展开激烈角逐。其中郑氏集团是持续时间最长声誉最隆的抗清武装力量。郑氏集团历经郑芝龙、郑成功、郑经、郑克塽四代近60年，驰骋中国东南沿海和台湾，尤以郑成功抗清和收复台湾而名震天下。这支武装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受挫后仍长期存在，这和17世纪台湾的地位与作用密不可分。 另外还必须提到荷兰殖民者。17世纪上半叶，当明清还在山海关外交兵的时候，当郑氏集团在东南沿海迅速崛起的时候，荷兰殖民者已经窃据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从事殖民活动和开发，把台湾打造成东亚地区海外贸易的中转站，“商务冠于东洋”。荷兰殖民者主要将大陆的生丝、瓷器等商品，从这里转口到日本、巴达维亚、欧洲等地销售，或者将胡椒、香料等经此运往中国大陆，从中赚取可观的利润。 荷兰与郑芝龙的关系即相互竞争，又彼此依赖。双方为了争夺海外市场，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明朝诏安，依官府为后盾势力大涨，荷兰无力歼灭，便开始和郑芝龙联合。荷兰在台湾从事转口贸易，在货源和销售渠道等方面，都离不开大陆商人协助，这是双方依存的基础。关于台湾，郑芝龙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曾招募数万福建饥民入台，目的是缓解福建的紧张局势；而荷兰殖民当局也极力招徕大陆移民，从事农业、渔业和商业，目的是繁荣台湾经济，增加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收入。因此，双方在开发台湾土地，促进人口增长等方面，客观上都起到过积极作用。 顺治三年（1646），清军打到福建，郑芝龙降清。郑成功与之分道扬镳，他用十年左右时间，不但成为郑氏集团的首领，而且成为南明在东南沿海抗击清军的统帅。到顺治十六年（1659）北征南京时，郑成功的力量达到全盛，兵力最多时有三、四十万人。郑军的特点是水师强，步骑弱，可以纵横海上，却很难深入内地。要维持这样庞大的舟师、人马，必须要有大量的经费和各种物资，但仅限郑成功所据的闽南、粤东地区，肯定无力解决。他们想方设法发挥优势，向海洋索取各种军费和作战物资。而荷据台湾在这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间接支持了郑氏集团的抗清斗争。 例如郑成功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竞争中，曾封闭过对台贸易，即禁止各国商船航行于大陆和台湾之间。这迫使荷方在顺治十四年（1657）作出决定，派遣谈判代表何斌前往厦门拜见郑成功，商谈恢复对台贸易之事。何斌是郑芝龙从前的部将，在荷兰殖民政府中担任通事，是管理台湾汉人的重要人物。谈判的结果是台湾向郑成功保证：每年输送税饷五千两，箭柸十万支，硫磺千担，这样，郑成功同意对台复航。在双方谈判中，何斌暗中相助郑成功，使得郑氏对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商船，获取在装货地收税的特许权。于是，何斌就在台湾为郑氏代收一切出口的猎物税、鱼税、虾税、糖税及其货物税。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最终归入郑氏，还不太清楚，但至少说明，郑氏集团对台湾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可以获得相应的物资回报，也迫使荷方对郑氏保持低调的顺服。 在清朝入关后与南明作战期间，台湾为荷兰殖民者所盘踞，它发挥的作用就是为郑氏集团提供军需和经费，使得郑军能够得到保障继续作战。但是，荷兰殖民者时刻担心郑军用武力强取台湾，为了减缓郑成功的军事压力，他们也联络清廷，曾经派员到达广州和北京，商谈贸易和军事结盟之事。顺治十三年（1656），清朝承认了双方的朝贡关系，但只允许他们八年参加一次朝贡，来人不能过百，也“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这样就极大限制了双方的海上贸易关系，断绝了军事联盟的可能性。 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在北征南京时遭到惨败，十年之积累化为灰烬，江南士民的期盼从此泯灭。这导致明清对抗格局的根本改变，进而影响到台湾在战争格局中的作用。郑成功势力大损后，连他的大本营金门、厦门也遭到清军进攻，因为感到“地蹙军孤”，于是筹划进攻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明清战争之间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曩者出师北讨，未奏肤功，故率我将士，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地，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敢贪恋海外，苟延安乐也。”郑成功的理想打算就是，据有台湾后，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四海，训练兵卒，进可战而复中原，退可守而无后忧。因此收复台湾，便成为郑成功为抗清斗争而极力争取的稳固根据地。 顺治十九年（1662）四月到六月，距郑成功复克台湾不到一年，他因病去世，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及其太子、晋王李定国也相继离开人世，这标志着南明复兴力量的彻底断送，也是明清军事对抗的终结。之后不久，郑氏集团所据金门、厦门、铜山等地，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纷纷失守，郑氏集团遁入台湾，从此隔海峡与清朝对抗。 一般认为，南明小朝廷至此已经终结，但由于郑经在台湾仍沿用永历年号，这就使清朝在完成全国统一和颠覆前朝政权的夙愿，未能彻底实现。郑氏集团仍能孤悬台湾，全赖地理位置特殊，而清军水师较弱，几次出兵，皆无功而返。因此，台湾和大陆代表着两个政权隔海对峙，长达20年。如果说清朝在入关后，江南士民拥立在南明旗帜下奋起抵抗，还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那么到了康熙时期，清朝发兵进攻台湾，颠覆郑氏集团，则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中不同集团的矛盾对立。 清朝完成平定“三藩之乱”后，这时能够腾出手，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进行最后一击。这段时间，荷兰与清朝试图联盟，但有时是荷兰希望借助清朝力量消灭郑氏，重返台湾，有时是清廷要求荷兰出兵，合力打败郑氏。双方曾联合作战，迫使郑经弃守金厦二岛，全部败退台湾。但荷方的最终意图是先消灭台湾的郑军，而清军的愿望是清除郑氏在大陆的势力，最后双方因为战略意图有差等原因，联合出兵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派遣水师大将施琅收复台湾，统一中国，这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就最高统治者决策出兵而论，主要目的是颠覆代表南明的郑氏集团，而非瞩目于台湾，将其纳入中华版图。 施琅在澎湖击败郑氏水师，迫使郑克塽献土而降，清廷关于台湾的弃留问题，在高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众以留恐无益，弃虞有害，各议不一。”放弃派主要担心台湾地瘠民贫，派兵据守多达万人，徒靡军费。在这个问题上，施琅决意主留，并给康熙帝上疏，恭陈台湾的弃留问题。他从台湾地理位置重要性、物产之富庶、弃台之弊端等方面，力陈必须坚守台湾。尤其他认为，如果荷兰殖民者再得台湾“数千里之膏腴，附其依泊，必倡合党伙，窃窥边场，逼近门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这种远见卓识，最终说服了康熙帝。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隶属福建，最终确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题注]这篇文章是对西方的口头传统研究历史所做的最出色的述评之一。它以欧洲人在19世纪期间对民族之概括的寻觅活动为切入点，那也是语言学家和田野作业工作者通过对口头传承的搜集，寻求建立他们自己民族的“认同”的时期。从这里开始，朱姆沃尔特接着描述了“芬兰历史—地理学派”，他们试图通过对得自不同国家和不同语言的民间故事变体的追溯，找到它们的唯一的起源形式。她还讨论了其他一些专注于民间传承样式的学派，例如由Axel Olrik提出的“史诗法则”(epic laws)理论，以及由米尔曼·帕里、艾伯特·洛德和约翰·迈尔斯·弗里做了精细阐述的“口头程式理论”。这篇文章还涉及到其他一些理论，例如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等，对女权主义和对“本真性研究”(studies of authenticity)，也相应地作出了述评。在文章的接近结尾处那个图表，有特殊的重要性，并且十分实用，那里罗列了这些学派的大体范畴和这些派别所对应的特定方法论，以及他们各自对口头传统所做的设定，以及各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名字。总之，通过对相关学派的归类和对他们各自独特贡献的强调，这篇文章为西方的口头传统研究提供了极为简洁和精当的介绍。 ——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作者：罗斯玛丽·列维·朱姆沃尔特(Rosemary Levy Zumwalt) 译者：尹虎彬本文拟就口头传承的研究方法展开讨论，将该文冠以术语汇编(a glossary)是很恰当的。英文glossary的词根为gl?ssa，古希腊语指言语(tongue)或语言(1anguage)。《韦氏英语大词典》将glossary的词义界定为：“对书籍、作者、方言、科学或艺术给予解释的一整套语汇”，本文所努力要做的，就是从科学和艺术的角度，将研究口头传承的各种学说做一些术语上的梳理。我所关注的，主要是20世纪民俗学者，他们在研究口头传承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理论和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早期的理论假设，它们较重视文本自身——脱离了讲述者或演唱者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或民歌。早期的民俗学者很重视文本的起源和流布路线的重建(该文后面附有图表，其中包括20世纪“机械”的方法，还有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年代—地域假设)。在讨论了早期这些由文本导引而探究其起源的方法之后，我将讨论文化学的方法，探讨其看待口头传承的三个视野：其一，口头传承是文化的反映或文化的创造(文化反映物)，其二，口头传承反映了文化的内容，也反映了人们的文化期待(文化与个人)，其三，强调口头传承如何满足了一定的文化需求（功能主义）。接着，本文要讨论文本的模式化：口头程式理论，它的目的是再现复杂的文本，发掘深层的叙事单元，这些叙事单元帮助讲述者记忆、再创作复杂的文本。形态学理论，它将重心移向特定样式的内部的模式化即民间故事、谜语、谚语的形态学上。本文还将讨论更为广阔的结构主义，以及它所关注的人类宇宙意识的方方面面，还要涉及隐藏的或深层结构——这种结构在口头传承中所体现的方式。从普泛的结构主义，我将转向象征的意义表述，这在象征的解释、结构主义的解释以及心理学的解释中都有研究。在近距离地考察这些理论之后，我还要讨论民族志诗学，它研究口头传承的艺术表演和表演理论，这一理论洞见了创造的过程，即民俗事项、表演者、听众。由表演理论我进入女权主义理论，该学说致力于研究口承文化的权利和性的问题。最后，我要讨论本真性(Authenticity)问题，它涉及到对口头传承所做的种种假设的检视以及内中的原因。18、19世纪“大理论”的方法在追述20世纪口头传承研究诸方法之前，让我们哪怕是简略地回眸一下18、19世纪的学者们，是他们开辟了口头传承起源问题研究的一个时代。关于起源问题有三个主要的学说：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化进化理论，太阳神话学说。它们的中心议题是口头传承起源于何时。浪漫主义是以这样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的：口头传承起源于我们，起源于我们的人民的心理意识，起源于我们祖辈的土地。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是该运动的发起者[ii]，他将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与民间诗歌联系起来，他将诗歌称为“一个民族的档案馆” (Wilson28)[iii]。民间诗人是其“文化有机体的一员，他们是与民族精神最有机地交融在一起的”。德国的赫德尔认为，由于上层阶级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民族文化或事物，农民是民间诗歌、民族语言的保存者(Wilsort28—29)。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们，他们对追溯全世界的所有民族的口头传承的起源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对于自己的传统具有占有的欲望。1835年由隆洛特(Elias I?nnrot)编辑的《凯莱瓦拉》隶属于芬兰；1812—1815年由格林兄弟(Jacob Grimm，Wilhem Grimm)编辑出版的《儿童和家庭故事集》(Kinder-und Hausm?rchen)中的故事属于德意志；1845和1848年由阿斯比约思森(P．C．Asbjomsen)和穆(Jorgen More)出版的《挪威民间故事集》(Norske Huldre-eventyr og Folkesagen)属于挪威。按照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说法，我们的“草原、土地，养育了我们人民的血肉和精神，养育了我们的文学的民间精神(Volksgeist)”。在19世纪的文化进化论的学说中，对于起源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假设，即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野蛮时代，人们的生活由神话引导；在野蛮时代，人们由神话的痕迹移入民间故事；在文明时代，受过文明洗礼的人，已经失去了一切而仅留有口头传承的破碎的痕迹。他转向了农民和孩童，去研究过去时代的古雅离奇的残留物。因此，正当社会组织在进化的阶梯上螺旋式地向更高层次进化的同时，他们的口头传承则退化了；那就是说，当社会组织从简单到复杂时，口头传承则从繁复走向简单。[iv]对人类学家安德鲁·兰(Andrew lang)和爱德华B·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来说，文化进化学说，不仅解释了口头传承的起源，而且为划分风俗、信仰诸种族的习俗惯制，以及编写人类历史发展史提供了框架。兰在其两卷本的《神话、仪式和宗教》中提出了一种流行全世界的“原始知识”的基础和它在希腊神话和欧洲农民知识中的遗存这样一种思想。在《原始文化》中，泰勒从人类早期到欧洲农民的信仰和习俗惯制，从孩童的歌谣和游戏，去追寻口头传承遗留的踪迹。泰勒写到，“儿童民俗过去作为体育竞技和孩童的功课，再现了历史早期阶段，即人类童年似的部落阶段”(1—74)。这个广阔、宽泛的规律曾经是一剂万灵药，为口头传承以及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基本原则。与文化进化论者直接对立的有太阳神话学者。他们认为农民讲述的民间故事，并非源于原始状态的遗存，而是辉煌发达的远古的回声。那时，人们用语言的形态进行交流，直到“语言疾病”破坏了人们的相互理解。自然是生命的核心。神话、诗歌时代的人们，用抒情诗的语言风格，去描绘太阳升沉的奇观，描绘太阳那穿过云层的光辉。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这位太阳 神话学说的核心人物，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将神话的起源追溯到阿利安人和它们的神秘的吠陀。缪勒认定，希腊的神祗宙斯就起源于吠陀天神特尤斯(Dyaus)，推而广之，希腊的万神殿就是吠陀万神殿的伪装形式。缪勒抬高了口头传承的起源，他解释了希腊神话的野蛮的成分。例如，希腊神话中的乱伦和同类相食的成分，乌刺诺斯(Uramus)娶了他的女儿盖亚(Gaea)，克罗诺斯(Cronus)吞食了他的姊妹—夫人盖亚(Gaea)生的孩子，对缪勒来说这些便是神圣的吠陀的一种伪装的翻版。这样的故事的确讲述了天与地的统一，乌刺诺斯便是天的形式，盖亚便是地，以及天空中运动的云朵，它是由克罗诺斯向前吞吐他的孩子来表示的。20世纪“机械的”方法论19世纪研究口头传承的学者，他们有一种冲绝一切的满腔抱负，但他们被20世纪初的那些更为理智的学者所战胜。“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和“年代—地域假设”，其核心就是根据大量材料来证明故事的传播。民俗学者继承了前一种方法，人类学者继承了后一种方法：这两个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书面文本的有无。对于“芬兰历史—地理方法”的追随者来说，最早的记录文本，它的断代便标志着文本的书面研究的开始。人类学家如鲍亚士一直从事无文字社会的文化研究；因此，他们并不拥有那些民族的人们自己的书面文本。他们因此依靠地理传播的故事。这两个学派都认定，一个故事从中心点向四周的流布，就像水面上从抛掷卵石的地方，向四周不断扩大的波纹一样。一个故事，它在地理上的扩散越广阔，那么该故事便越古老；故事的原始形式可能就在它的传播中心。对这两种方法说，它们的立足点便建立在大量记载的形形色色的故事或文本上。阿尔奈(Antti Arne)这位芬兰人和汤普森(Stith Thompson)这位美国人，是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两个主要的推动者。为采集故事传承路线的具体材料，先是阿尔奈，后来是汤普森，他们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可供参考的工具。以便能够让学者们把引用的叙述作品标准化。这些作品是他们从许多不同的文学和文化资源中采集来的。阿尔奈和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和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就是这一思想的产物。在这种关注流布路线的方法中，作为口头传承的传播者和故事讲述者却无从提起。[v]假如说19世纪的学者们，会在叙事作品细节缺失之处进行润饰、修改的话，那么，20世纪初的那些学者们，会试图建立虚幻的故事的起源，为此，他们将缩小视野，只研究民间叙事的赤裸裸的骨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失去了讲述者以及讲述者传递故事的目的[vi]。文化的方法论文化的方法论填补了由芬兰历史—地理方法和年代—地域假设留下的社会沟壑。“文化反映物、文化与个人、功能主义”方法论，它所强调的是口头传承作为材料系统，其中熔铸了文化的意义，服务于社会成员的需要。鲍亚士(Franz Boas)在其西北印第安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特林吉特印第安人、钦西安印第安人、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口头传承，反映了他们的文化的细节，如亲属、狩猎、食物准备，还有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细节。鲍亚士所研究的那些社会，在前20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加之他热衷于原初形态的文化(precontact culture)，他将口头传承作为这些文化的资料来源之一。鲍亚士在其著作《反映在神话中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文化》中论及故事，认为它们“反映了生活的模式，人们的思想，或许还包含了叙事者感兴趣的一切。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的情况，会以故事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情况表现出他们的思想意识，并有可能摆脱欧洲人的观察者的偏见”(v)。与此同时，鲍亚士的这种方法与他的所谓的过去文化的历史重建相关联。当然，关注的焦点不一定放在过去。尽管目前的研究中很少使用这种方法，它对于口头传承的研究仍然是很重要的。文化反映论者持有一面文化的镜子，他们知道这面镜子里都有些什么内容。同时，文化与个人的方法论则强调了文化中所找不到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是表现在口头传承中的。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是这一学派的推动者之一，她是鲍亚士的学生，她依赖于这些由她的良师益友和其他人发展起来的思想。在《祖尼印第安人神话学》(1935)中，她综合研究了朴布罗印第安人的文化，这一传统文化表现在叙事文化中，但是，在朴布罗印第安人的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例如，故事里的人，他们进屋子时，要爬上梯子到房顶，再由洞开的屋顶缘梯而下。依本尼迪克特所见，这是一种早期时代的“文化滞后”。(i：xv)她讨论“文化滞后”时，使用的方法与鲍亚土的无甚区别，不外是沿袭了他的通过叙事文本进行历史重建的思想，但是，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故事的书面阅读上。她论述了故事的形成是由心理需求来完成的，这些心理需求包括成就感，与不健全的社会组织建立起情感上的认同，允许被压抑情感、愿望的释放。对于本尼迪克特和其他人如杜波依斯(Cora Du Bois)和阿伯兰·卡迪纳(Abram Kardiner)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故事不再是文化的精神气质的反映，以及社会成员形成理想个性的手段方式。正如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论述的那样“一种文化就像一个人，是一种几近一贯的思想与行为模式”(46)。而口头传承便是文化的一种手段，它反映了这种模式化的过程。功能主义方法强调的是口头传承如何对社会有益。马林诺夫斯基曾在新几内亚海岸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民众中进行田野调查(1915—16，1917—18)。他利用这些材料突出强调了“神话如何具有稳定习俗的规范力量，认可行为模式、赋予某一制度以尊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Argonauts328)。简言之，神话的作用是给予信仰以社会学上的特许状。特洛布里恩德群岛的土著人，他们利用神话故事的背诵，来为他们的仪式和信仰提供合法性依据。口头传承把他们与过去的时代连接起来——的确，叙事被称为libogwo，即“老故事” (198)——而且保证未来的生命的不朽。因此，根据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口头传承对于人们来说，有它实在的工作要做：它从根本上加强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现实感；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给他们以安全感。巴斯科姆(William R．Baseom)扩大了马氏的方法论，对于民俗的功能做了细心的研究。在承认民俗的娱乐作用的同时，巴斯科姆认识到民俗的下列四种作用：口头传承通过创造一个奇异的世界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避难所；正如马氏所论述过的，民俗证实了文化，强化了传统；民俗“在无文字社会里，具体地而不是包罗万象地教育了民众”；(“Four functions”293)民俗培育了社会的一致性，这主要凭借一些社会暗示、教喻，暗示性的东西支持大家都接受的行为模式，排斥越轨行为模式。文本的模式口头传承研究中的模式的方法，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文本自身。阿克塞尔·奥利克(Axel Olrik)描述了一些规则或法则的轮廓，他坚持认为，这些法则适用于所有的样式，他将这些所有的样式统称为“萨迦”(Sage，它包括神话、歌、英雄叙事、地方传说)。其中的所谓“史诗的法则”如下：开篇法则和结尾法则：“萨迦的开头是由平静移向高潮，在结尾的事件中，主人公常常要有一个大灾难，由此萨迦进入尾声，从高潮转入平静。”重复法则：“有一种强化的重复和简单的重复，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没有重复，那么，萨迦便不可能最充分地完成它的形式”。(133)一个场面两个人物的法则：同一时间出现的人物只能有两个。(134)对照的法则：萨迦通常是两极化的，这种最基本的对立是史诗创作的一个主要的规则：长和幼，大和小，人和妖魔，好和坏。(135)奥利克指出，这些史诗法则限制了故事讲述者：我们将这些规律称为“法则”，因为它们限制了口头文学创作的自由，其创作方式与我们的书面文学有极大的不同，前者更为僵硬。(131)在口头程式理论中，米尔曼·帕里(Mil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Lord)将文本的模式化看作一种主要的记忆手段。他们两人研究南斯拉夫史诗歌手长达数年之久。30年代两人共同进行调查，50至60年代由洛德单独进行调查。通过这些田野工作，他们得以像洛德所说的那样：“那些歌手，他们是在丰富的、非书面的歌的传承之中，从事创作活动的；他们是在不借助读和写的条件下，学习和演练其艺术的。我们要研究的是，上述情形是如何决定他们的歌的形式的。”(Singer of Tales39)帕里和洛德指出，传统的史诗歌手，包括曾经演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荷马，都是使用口头程式的词语，以便支持其回忆、表演长篇、细腻的叙事的。通过对史诗的表演和文本的研究，帕里和洛德认定，有一些诗行或半行诗是程式化的，因为“这些诗行遵循着基本的韵律模式和句法模式，而且，其中至少有一个词在诗行中占据相同的位置”。 (Lord，“Yugoslav”47)帕里将这个程式概念界定为：“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个具体的核心意义而惯用的一组词”。(“Making”272)洛德还发展了主题的概念(重复出现的叙事模式，如宴会、集会)和故事形式的概念(隐含在整个史诗中的故事类型)，他因此而创建了一种适用于所有层次的史诗诗行的多样形式(Multi-form)理论。奥利克用史诗的法则来强调故事讲述者面对的种种约束，而洛德强调了传统与创造性活动之间艺术创作的张力：“上述情形其实并不是一种对立，即传统的保存者与创造性的艺术家之间的对立冲突；而是在不断的再创造中对传统的保存。其理想的境界便是对一个真实的故事的较好的、真实的重新讲述。”(Singer of Tales 29)[vii]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在其《口头创作理论》中指出，多种多样的理论及其应用，从帕里和洛德富有影响的工作中健康地发展起来。(111)关于希腊和南斯拉夫史诗这样一些原来的重点领域，不断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出现，与此同时，在原有的领域中又分蘖出“一百多种不同的语言领域，古英语、古法语、西班牙传统、中古德语、非洲语言、突厥语言、汉语、日本语、爱尔兰语、俄语、美国本土以及其他许多的语言”。(xiii)[viii]理论和应用的多样化的结果之一，便是形成了更为灵活柔软的程式概念和其他传统结构的概念。像不同传统的多样性之类的概念，它们不仅得到学者们重视，而且还使得他们能够更加好地理解口头传统诗人的艺术策略及其作用。[ix]神话—仪式理论认为，仪式为文本的模式化提供了模式。洛德·拉格兰(Lord Raglan)在其论文《传统的英雄》和著作《英雄：一项关于传统、神话、戏剧的研究》中指出，他在文学、神话学和宗教人物如奥底普斯、罗穆路斯、狄俄尼索斯、摩西、以利亚和亚瑟[x]等生活故事中，发现了22个事件，这些事件涉及人物生活中从幼年、结婚、称王为政，一直到他失宠为止 (“Hero”145)。例如，在传统上，英雄出身于皇家贵族，当然，关于他的孕育的确切细节常常是模糊和不同寻常的；这种暧昧一般会导致一次暗杀的企图，孩子从此暗杀中逃脱，出生时他的灵魂便脱逸，由养父母抚育。拉格兰认为这种叙事图示是基于“存在于某个仪式角色的职能中的仪式的插曲。”(150)对于拉格兰而言，英雄的模式，它起源于神话学上的叙述，反过来这种叙述又是建立在英雄生命的仪式的高度：“诞生、结婚、取得王冠，死亡。历史人物的一生的故事也被模塑以便适合于这个顺序。正如拉格兰写到的，一位英雄模式化的生涯是人们所熟知的，它来自于赞美或者是真实的信仰，即相信英雄的一生必须符合一种类型，在有关真实的历史的故事中，加进了一些神话式的情节片断。”(157)普洛普(Vladimir Propp)以及形态学理论，将文本模式化的学术热点，又一次引导到民间故事的内部结构中。在其《民间故事形态学》[xi]中，普洛普将组成民间故事的单元或功能界定为“角色的行为”，这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比如，禁止、违犯、侦察、欺骗、同谋、邪恶、缺乏；这些单元的焦点集中于“行为过程的意义”(21—65)。他认定，在民间故事中功能的数量限于31个，而且诸功能的顺序一般是相同的，当然，在个别的故事中有些可能会丢失。对于普洛普来说，故事的事件并非关键，角色的名称和特性可能改变，甚至角色的数量也可能变化很大。他写到“诸多角色的诸多功能，它们在故事中是作为稳定的、持续的成分起作用的，其各自独立表现在诸功能是如何并且是由谁来完成的。”结构主义、象征主义和解释学的理论在结构主义学说中，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认为，口头传承反映出人类意识的潜在的或深层的结构。与普罗普不同，列维—斯特劳斯不是专注于单一的样式，即某一社会的民间故事；而是将文化的所有方面，从亲属称谓到神话学的叙事，统统看作是人类意识的潜藏的、普泛因素。他将syntagmatic和paradigmatic[xii]作出了区别，前者为表层结构，是普洛普关心的，后者为深层结构，是他本人所关心的。利用数字计算机作为类比，列维—斯特劳斯阐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以用二元对立的术语来说明：昼／夜，黑暗/光明，男人／女人，左／右，上／下，以此类推。这些感觉知觉，按照一定的结构，被埋进深层的、认知的层次；文化的诸方面提供了系统的手段，用来调节或沟通对立双方。在论文《阿斯迪瓦尔的故事》中，列维—斯特劳斯按照四个层次或顺序，来分析次姆申印第安人的叙事：地理的，技术—经济的，社会学的和宇宙的，这些提供了编年史的描述。同样按照四个范畴，他还研究了schemes(先验图示)，他说这四个范畴是“同时存在的，相互之间重叠的”(17)。通过复杂的分析，列维—斯特劳斯接近了一种“世界统一”的先验图示，他向读者保证，这种先验图示能够产生“信息结构”(21)。象征的解释学理论，对于形态的形式主义学说，以及结构主义理论的赤裸裸的唯理智论，是排斥的。按照格尔茨(Clifford Geerts)的话说，该学说“从土著的视点”出发，强调其文化的意义系统的重要性。表现的文化包含口头传承、艺术、节日、仪式、音乐、游戏。在这种文化里，人们讲述的故事是关于他们自己，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对于口头传承的研究者的挑战，就是要在复杂的象征的地层中发现一些东西。格尔茨声明，该学说将不可能允许学者涉猎广阔的跨文化的时尚，而是要求附着于一种特殊的文化之内(深描)。意义的历境在某一个文化的场景中被现场化了。列维—斯特劳斯学说的世界性，被文化主位研究(emic)即土著的思想范畴所代替。[xiii]为避免两种理论的对立、冲突，费尔德(Steven Feld)将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结构起来(Sound 225)。他运用这两种方法对神话《一个成为穆尼鸟的男孩》进行综合分析：“总而言之，故事的结构主义分析，将一些片断编织为一种顺序，包括了挑衅、调解、隐喻。从结构上阐述就是，社会的观念(sentment)，由鸟(birds)来转换，用声音(Sound)以隐喻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成为一只鸟这一调解，这些形式在神话学的意义上完成了。然后，通过由哭到歌，由歌到哭的转换，这些形式又在文化上被激活了。这两种转换都涉及到表演者成为一只鸟的规定。”(42—43)费尔德还吸收了语言交际民族志，它主要研究涉及语言的社会运用的一些文化规则。他的研究表明，人们并非一定要在结构主义及其普泛导向和解释学方法论及其文化上的具体观照之间作出选择；人们可以结合这两种方法对于神话、歌和情感进行深层的、敏锐的解析。精神分析法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口头传承是作为无意识的欲望的象征性的投射。或者，像弗洛伊德所说是“投向外部世界的心理学”(引自Dundes“Earth-Diver”273)这种投射可能是直接的，比如当渴望被转换成其他表现形式时，也许它可能是种颠倒的投射，它涉及到如邓迪斯所解释的“一种转换”(《民俗的精神分析学研究》29)。在这种更为复杂的投射中，一种个人的欲望或感情被归因于另一个人，这个人“是那些情感的对象”(《格林故事的精神分析学研究》60)因此，在《无手少女》(阿尔奈·汤普森241—241；故事类型706)里，正是那位女儿渴望等到她的父亲；但是，由于投射的颠倒，这被解释为父亲想娶他的女儿(60—62)。正如邓迪斯强调的，口头传承提供了“表达个人渴望的一种社会约束力的手段”。社会规范本身也常常要求伪装的幽默，因为人们“不便直说的时候可以开个玩笑”(“Ways”44)。在《爆笑：病态幽默系列和老套话研究》中，邓迪斯写了这种伪装：“非常关键之处在于，笑话的意义并不是明白清晰的。如果人们在讲笑话时，知道他们在进行何种内容的交流，那么关于笑话的作用就会失去，这种作用是禁止表达一些带有禁忌的观念和话题。哪里有渴望，哪里就有表达这种渴望的一些笑话。”(vii)。因此，笑话系列以及其他形式的口头传承使人们有可能表达一整套受压抑的情感和退化的戏语。(例子请见Dundes，Adrahams)。民族志诗学理论民族志诗学方法论主要关注点为，以忠实于艺术表演的方式来记录和翻译诗歌。(14)特德劳克(Dennis Tedlock)在其《发现中心》里谈到翻译祖尼印第安人民间故事时的挑战和困难，该故事被称之为telapnaawe，即“故事”，Chimiky’ana’Kowa，即“开端”(xvi)。特德劳克受过语言学训练，他说自己起先丢掉过翻译，他评论到：“我把这种工作大体上看作是对粗糙的田野调查所做的翻译的润色修改，但我不喜欢那种平辅直叙的散文形式，这种形式常用于描述记录这种叙事(xviii)。埃德蒙森(Munro Edmonson)曾将《劝言书：危地马拉基切玛雅的波波乌》全部译为对句，特德劳克受其影响，认定祖尼的民间叙事是诗，而不是散文。他阐述到：“书面散文不适合于再现口头叙事，其原因是散文弥漫于整个段落，一气呵成，而没有停顿：其中没有间歇。为解决此问题，我将祖尼民间叙事拆成诗行：那些较短的停顿，在这里用换行来表示，平均停顿的时间3／4秒，几乎从未超过半秒；较长的停顿用诗节的停顿来表示，停顿时间大约2／3秒。”(xix)对特德劳克来说，诗的语言本身并不能反映叙事的意义。一次翻译必须试图囊括活形态的表演。因此，他“将诗和戏剧的特色两项结合起来”(xix)。他还发明并设计了一些表示语言传递时的语言强弱，高低，应付处理音质以及传递速度的各种方法。他用斜体标志并不属于一般叙事的一些小插曲，如“有时候，表演者清嗓子，叹口气，忍不住笑出来，转过脸说一些题外话，或打手势” (xxiv—xxv)。他用这种方式，针对表演的成分，创造了一种富于感觉的诗的翻译，向口头传承的叙事中注入了生气。表演理论表演理论将视点转移到富于活力的创作过程，关注表演者和观念(参见本卷鲍曼和布雷德文)。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在《作为表演的语言艺术》中对此进行详细说明：“‘表演’这个术语曾经被用来描述一种双重的感觉、艺术行为、正在进行的民俗事项、和艺术事件、表演的情境，涉及到表演者、艺术形式、观众、现场。”(4)与前述的解释学方法论、语言交际民族志相联系起来看，表演理论对于资料有一种新的导向，这种资料具有一种万花筒一般的曲解作用。对文本自身的详尽研究——无论是形态学的，还是结构主义的，或是心理分析的——都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口头传承的交流作用的详尽研究。对此，鲍曼阐述如下：“ 表演是一种语言使用模式，一种说话的方式。表演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概念，它的含义是这样的：我们不必再从富于艺术的文本开始，认定相对独立的形式上的基础，然后重新把它放到实际运用时的情境中，以便于在交流传通的意义上界定语言艺术。表演已经成为基本的构成要素，它支配着作为口头传承的语言艺术”。[xiv]鲍曼找到了关于表演的七把钥匙：特殊规则(如古体式的表达，故事讲述中的古体式的语言富有艺术性，实例请见托尔金(Toelken)《漂亮的语言》)，描述性语言，平行式结构，特殊的超语言学的特征(如传递形式，声调)，特殊的程式，诉诸传统，放弃表演(16-22)。在《故事讲述家、圣徒、恶棍：印度教师承传授中的民间叙事》中，纳拉扬(Kirin Narayan)把表演理论用活了。通过她的语言，她给我们活灵活现的展现了她的研究对象，印度教的苦行者斯瓦米基和他的故事。在意译中，纳拉扬抓住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斯瓦米基自己对他的故事的评语：“颠三倒四的语言”，它的创作使用了坎纳达语，印地语、梵语、马拉地人语，还有一些英语词汇：“我把磁带转换成书面英语的译文时，我曾试图抓住我所感受到的斯瓦米基丰富多样的语言运用，但是，我只是将英语本身分离出来了。英语词汇都是用星号区别出来的──例如，“Photo*”，“Precession*”，“income tax*”，等等。斯瓦米基时常试着说英语，此时他总是很滑稽地说出一些错误的词。例如，他曾得过一次严重的关节炎，我听到他告诉人们，“我自己是很快乐啦，可是这身体受了罪了。怎么办呢，它是一把老骨头了。它有年头了”(20)。纳拉扬描述故事讲述的背景，她不仅告诉读者谁人在场，而且还把观众编织到斯瓦米基的故事里头。她在括号里加进了说明，指出斯瓦米基向着在场的人们进行的表演[‘你可能听过这个故事’，斯瓦米基抬眼瞥了一眼站在她的座椅前的野牛](22)。还有纳拉扬和别人对斯瓦米基故事的反应的描述[看着这只凝视其主子的怪模样的野牛，纳拉扬大笑。斯瓦米基也咧嘴笑笑，继续讲述](32)。纳拉扬还描述了斯瓦米基讲故事时向观众打的手势：“[斯瓦米基把脑袋转向一边，然后又直挺起颈项，拿出一介壮士准备赴汤蹈火的架势](50)；”[斯瓦米基在座椅上正襟危坐，装作庄重的抖动眼睑，屈曲双臂，肘部弯曲，先向上，后向下](34)。女权主义的理论对于口头传承来讲，女权主义理论带来了人们在不同领域的对诸多问题的探讨，如阶层、种族、族群性、权力以及性的社会存在(参见本卷)。在《缺席的性，无声的冲突》文章里，考迪什(Debora Kodish)认为“女权主义研究的一个目的”是解构“男性王国”，另一个目的是重建“关注妇女经验模式”(44)。谢辽莫维奇(Susan Slyomovics)提供了这种妇女经验的模式，在《仪式的冤情：女性语言?》她写了Zar，一种流行于中东、非洲的祓除妖魔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妇女是被男性神占有的： 她叫着附在自己身上的魂灵，她说自己被囚禁，她的四周是高墙。在接下来的例子中，她只提到风，自由，清新的风，在埃及农民的小屋taga，风透过小小的缝隙吹到她里面的监狱： 他们囚禁了我拿走了钥匙 风从小小的缝隙吹来 谁来关心我 谁来关心我 这是我在呼喊，我喊，我在喊 这是我在呼喊，我喊，我在喊 到时候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欢迎 我是一病人。(56)谢辽莫维奇总结说，祓除妖魔仪式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此仪式语言的语调的方式，以及通过仪式的表演，实际上形成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参见Hollis，Pershing，和Yiung)本真性(Authenticity)关于本真性的研究叙述了一些有关口头传承，更具体些说是有关传统的概念的一些假定。这种本真性批评，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牢固地融入口头传承研究的各种方法论之中，它是后现代，是反省理论的一部分。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探讨了浪漫主义，它形成真确的民众这样一个概念，在探讨此问题时他提到“一个针对田野的反省的编史工作”(104)。关注的焦点是从这样一个优越点出发，被投放到搜集者——学者一边，他们致力于口承文化的记录、研究和理论总结，因而界定、创造这种传统。传统本身成了一个有争议的术语。这取代了那种为某种材料做些脚注的做法，这种材料被想象为整体的在代际之间完整地传递的东西。请看汉德勒(Richard Handler)和林纳金(Jocelyn Linnekin)的阐述：“我们不能用拘囿的、 先天赋予的、核心的这样的词来界定传统。勿宁说，传统涉及到一种解释的过程，这种过程体现了持续性和非持续性。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当使用该词语的人不能将它从西方的共同观念的含义中剥离出来的话，那么传统这个词便失去效验了。在西方共同观念里有一种假设，认为有一种不变的核心观念和习俗，从遥远的过去传递给了我们。”(273)作为一种后现代理论，这种本真性批评，对于过去研究口头传承的一些核心方法论中长期坚持的一些范畴提出了挑战。这是一篇关于口头传承批评方法的历史概览。本文上溯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运动，中经芬兰历史—地理学方法的涓涓细流，下及本真性批评的反思。在形形色色的理论之间，隐含着一个带根本性的纽结，它涉及哲学上的思考(谁是民众?语言的本质是什么?何谓传统?)它与权力和控制相联系(人类族群的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是由何人来裁定的？)作为一种专业术语汇编，本文就口头传承研究这一领域，在它流派纷呈之中，博采各家之言。这也算是一种回应吧。该文后面的附表，可谓采四海之风、纳百家之言，我是否要用它来结束本文呢?也许这是唯一的能够作为本文结束语的尾注。因为，历史只能给予那些努力地、有时是恣意地去梳理过去的人们呈现其延续性。当然，在这些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彼此迥异的方法论中，仍存在一种和谐的音调。人们一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在“传统的”这个标签下，世代口传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大家公认的形式。也许我越出了原著者弗里的最初意图，我觉得他关于话语权力的概念，能统辖许多(虽然不能说全部)上述的学术流派，弗里认为话语权力是一种“特别的意义模式，只有依靠授予权力的表演的事件，以及授予权力的传统的对象，这种话语权力才是可能的。(Singer，Xiv)感谢约翰·迈尔斯·弗里对本文提出的中肯的意见。(原文载于约翰·迈尔斯·弗里编：《口头传统教程》，纽约：现代语言协会，1998年，第75页—94页。Foley，John Miles ed．Teaching Oral Traditions，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998，Pp．75—94)参考书目：Aarne，Antti，and Sdith Thompson．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A Classification and Bilbiography．Folklore Fe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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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作为 “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记录（参与者包括张旭东、蔡翔、罗岗、陈晓明、刘复生、季红真、王鸿生、千野拓政、林春城）之一部分发表于《学术月刊》2009年10月号，5-16页） 这个会议虽然是纽约大学与上海大学合作主办，但纽约大学在会议安排上仅有的贡献，只是提供了这个圆桌讨论会的构想。讨论的题目是我建议的——“当代性与文学史”。这个题目涵盖很广，但是它背后有一个特殊的含义，不是一个泛泛的、国内当代文学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史，而是借用了保罗·德曼的一篇著名文章《文学现代性与文学史》（Literature Modernity and Literature History）。这里我不打算详细介绍这篇文章，而是想在“重新考虑当代性和文学史这两者的关系”的理论层面上，借助德曼的思路提出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当代文学，如何把握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性和文学性，进而把握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内部矛盾和理论挑战。首先我想谈谈“当代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或者说不得不---把一切有关我们自己的经验---包括文学经验、政治经验、社会经验、个人经验等--高度当代化，也就是说，作为当下的、眼前的瞬间来把握。此刻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并不在一个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时间轴上思考，这是单纯的经验和体验的本质，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冒险”。“当代”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仍然在展开的，尚没有被充分历史化的经验。“当代”不属于已知的过去，甚至可以说它悬置在历史之外，因此具有一种特定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没有当代化或者当代性的基本含义，我们就没有当代文学这个问题，而只有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经验。我从来不觉得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的弃儿，被现代文学所排斥，这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大概只有在一种狭隘的专业主义氛围里才有可能。相反，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却是要有意识地把现代文学排斥出去，把它作为“历史”归入另册，从而为把作为当代经验有机组成部分的当代文学经验从“过去”分离出来，把它保持在一种特殊的思想张力和理论可能性之中。通过这种非历史化的自觉意识，当代把自己变成了所有历史矛盾的聚焦点，当代文学则把自己变成了所有文学史的最前沿和问题的集中体现。尼采曾说，“所有的历史最终都来到了现代性”，这里的“现代性”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 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文学最终都到来到了当代文学。最高意义上的当代，必然是现代性的最激烈、最充分、最政治化的形态；而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必然是文学本身最政治化、最具有矛盾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界定当代文学，它事实上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界定着文学性本身，由此回溯性地界定一切关于文学和文学史的思考和讨论。当代文学自身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具有批评和理论的蕴涵，除此之外，一切都属于历史，属于过去，属于当代意识的对象领域。现代文学也好，古代文学也好，作为知识的文学理论也好，都只有“史”的含义，而当代文学总体上同“历史”和“知识”对应或对抗，因为它存在的本体论型态是行动，是实践，是试验，是冒险，是选择、判断和决定。文学虽然是一种表象或再现，但就其最内在的想象力和赋形能力来讲，它不属于反思和观念的谱系，而是属于一种不确定的、尝试性的生产性或创造性活动，即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活动，并通过这种自身的内在属性而进入了广义的“当代”和“当代文学”所包含的文学本体论和政治本体论。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其次，一旦把当代性作为历史的对立面确立起来，它马上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当下”把自己非历史化或形而上学化之后，马上会意识到自己仍将面临下一个当代、下一个此刻、下一个把此前的一切视为过去的再历史化倾向。这里的矛盾类似于保罗·德曼借用尼采的《历史对人生的利弊》（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to Life）所指出的问题。尼采讲的是整个欧洲意义上的现代性要摆脱历史的重负，可是当它把自己作为一个创造的瞬间建立起来的时候，又不得不随即把自己历史化，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审视和反思自己。这个张力，我觉得在当代文学里存在和展开得最充分的，但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好像恰恰也最缺乏理论性的反思。相对于即将到来的下一个此刻，下一个当代，这个“此刻”只能是历史。所以在“当代性”内部，又必须不断地产生“作为历史的当代”或“当代史”意识。因此，“当代文学史”在严格意义上讲，似乎只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当代”不应该有“史”，“当代”就是一个永恒的“当下”，它有一个张力，而一旦当“永恒的当下”不得不自己把自己历史化了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自己把自己否定了，我们所能获得的不过是一连串既相关又彼此割裂的过去的“当下”和“此刻”，它们被文学捕获、赋形，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在罗列这些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之外，不过是将过去历史化的努力，包括把正在展开的“当下”作为“过去”而加以反思、把它历史化的努力。比如在今天上午讨论80年代先锋派的时候，我们就面对这样一种把当下历史化的问题。“先锋派”或“实验小说”当年对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来说是进入当代文学的切口，而正因为它在当时是作为当代性和文学性本身被感受和把握的，所以“先锋派”或“实验小说”对于我们这些读者来说是无历史或非历史的，因为它是我们正在展开的存在的命运、语言的命运、思想的命运的组成部分，是构成我们自我的语言世界的最新鲜、最活跃的部分。但是现在它不得不被历史化，被作为历史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被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主观幻想、神话和偏见来审视。如果我们还要把先锋文学或实验小说包含在当代文学的范畴中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当代文学本身包含着把自身历史化的倾向，这是意识把自身对象化，即作为认识和批判的对象的努力。我不希望的我的引言占用太多的时间，因为讨论将会更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开场白之后，我接下来想简单地谈这么几点：第一，“当代”是怎么来的？开会前我翻了一下陈晓明送给我的他写的《当代文学史》，前面有一些非常有用的讨论，比如“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有些事情我以前也不知道。但是我想在一个不受狭义学科兴趣限制的层面上，就“当代”这个字眼所具有的理论可能性谈谈“当代”这个概念从哪里来，又可以到哪里去。肯定不全面，但以下是我目前所想到的几点： 首先我想到俄苏传统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以及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强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俄国文学变成一种世界文学的起点是普希金，后来有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直到19世纪后期的小说和戏剧。在俄国文学当中一直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自己的文化中做世界的同代人。“当代”在英语里叫做“contemporary”，晓明的书里面也提到这个问题，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同时代的，我们大家都共享的这个东西。我们是当代人，是同代人，所以我们享有同代人的文学。俄国文学第一次带来了这个问题，即我们如何在自己的文学和时间里做世界的同代人。这个“世界”当然不是指任何一个地方，而是特指西欧，即怎么做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同代人，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处在同样的世界历史的时间当中，思考同样的普遍性的问题，面对同样的自由和不自由，但却是在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我们自己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怎么样能把我们同最先进民族的（因为我们是落后的，这是俄国和中国相对于西方的一个共同的相似的位置）文学放在同一个“当代”的时空中，或者说，通过文学把这个想象的时空产生出来，再反过来用这种时间概念来理解自己的经验。这是如何在本民族语言内部生产和克服世界历史时间的问题，我想可能是“当代”概念的一层未曾言及的含义。与“新中国”和“新人”同步的当代文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这种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的诉求与梦想。我们似乎从来没有把这层意思提出来讨论，但或许值得做一些意识史的考察。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这种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的冲动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指向。 第二，随着近现代日本文学思想和批评，包括竹内好、丸山真男，以及鲁迅研究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日本文学研究者进入当代中国的知识视野，日本思想界所作的近代和现代的区分，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也许已经成为常识性问题。简单地说，日本意义上的“近代”，就是明治时代以来的“文明开化”、“脱亚入欧”，“和魂洋材”，一切以西方为圭臬、但却保留某种日本的“本质”、“自然”和“内在性”的行为和意识范式。而日本意义上的“现代”，则是在亚洲建立殖民势力范围，最终以太平洋战争和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手段，挑战欧美现代性，建立作为“世界历史”的日本的主体性的失败的努力。可以说，即便在今天的，在日本“近代”自由主义主流思想下面，仍然涌动着种种“现代”的骚动，如左翼和右翼的反美情绪、文化保守主义、和比日共更激进的批判意识，等等。在中国语境里，现代和当代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结构上类似于日本近代和现代的一个紧张关系，即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叠和对抗。现代或“现代化”（包括“改革”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对应于“文明开化”的追求，如工业化、政治改革，建立制度上的理性化等等。但中国的“现代”同日本的“近代”相比，包含着更为深刻、更为激烈的现代性的自我否定和自我颠覆，它最终是通过毛泽东主义的大众革命完成的，并由此而进入它更高的“当代”阶段。所谓19世纪与20世纪的冲突，也就现代性内部矛盾的激烈化和政治化，它的结果是“当代中国”（人民共和国）的确立。但在今天，我们的当代其实又是一个被重新历史化了的当代，是一个把革命的当代（新中国）放回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过程之中，对之作历史主义的非政治化和理性化处理的“后当代”。这个历史构造和价值冲突也在“当代文学”里表现出来。“新时期”文学的基本母题，实际上是从人道主义到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整个的19世纪布尔乔亚文学传统的快速回放。文学在这里的社会意识形态作用，可以说是一种“回到19世纪”的想象的媒介。所以今天中国思想领域的论争，是内在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因为当代文学在“根子”上就有19世纪和20世纪的矛盾和冲突。从这种矛盾冲突的角度看，“当代文学”概念的原始含义和政治激进性首先来自“当代中国”的前三十年，这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创造性的“非历史化”过程，是“当代性”的正面含义；而后三十年则是这个当代性本身的历史化，或者说颓废化和神话化—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克服了20世纪的19世纪，本身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是“历史终结论”的一个版本。目前年轻一代当代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前30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当代”含义的第三个组成部分，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当然是20世纪中国自身的革命经验，以及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现实在“新人”的意识构造上留下的持久印记，或者说对新中国人的主体性的赋形在作用。我很高兴看到陈晓明在他的《当代文学史》里面建议把当代文学的起点放在1942年，而不是1949年。在最近一个访谈里，我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如果我们从鲁迅1927年黄埔演讲里对革命现实和革命人的向往着眼，我们会认为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起点，因为针对新文学来说，讲话标志着基于一个实现了的革命现实和革命人的具体的实在。这同鲁迅这一代对于新人、新现实、新文学的想象和期待有本质的不同。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回到一开始谈的一点，即针对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研究来说，现代、现代史、现代性，现代文学、现代文化，都只是当代文学的史前史，它们都最终来到了当代，也就是说当代性涵盖了所有这一切，把它们统统都作为自身发展的环节，包含在它的内在矛盾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扩大了的当代文学的含义，包含着现代文学，甚至包含着古代文学，也包含着外国文学，它把这一切都视为自身经验和自身实践的必要元素，包含在自己的结构当中，作为自身矛盾和问题性的一部分，包含在自己的批评空间和概念空间当中，包含在自己时间的构造之中。话已到此，我干脆就用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说法来表明的我的立场：现代文学是被当代文学生产出来的，正如历史是被当代生产出来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其实最终都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无论在研究的意义上、还是在批评的意义上、还是在“史”的意义上，都在把整个文学现代性从自身内部不断地、反复地生产出来。最好的现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应该是由当代文学的人去做，因为只有搞当代文学的人才能真正地把握现代文学，这是在批评和批判（这既是康德“判断力批判”意义上的批判，也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意义上的批判）意义上的把握，而不是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和学科专业主义的把握。反之，做现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的人，如果本身不处在当代文学的激流中，对当代文学无话可说，那么他们对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来，除了基本的资料整理和语文教学意义上的知识传授。 当代文学如果不仅仅把自己看作一个教研室或专业行会意义上的“界”，就不会有什么焦虑感，因为当代文学，就我们的有生之年来说，其实就是文学本身，或者说是我们通向真正的文学和文学的全部丰富性的唯一的通道。这么讲并不是在一个历史主义的意义上偏爱“当代”或“眼下”，而恰恰是在一个非历史的意义上，强调“文学”本身的无时间性。同通常人们所说的“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生命超越时间”的意思相反，这里所说的文学的“非历史”特性不是讲存在着某种“不朽的”、“诉诸普遍人性”的文学作品，而是指正因为文学本身彻底的历史性和政治性，所以每一部文学文本，无论其“文学性”何其微弱或强大，都必须在存在的同等强度上才能被重新打开：只有一个活人才能理解另一个活人，只有一个活跃的生命才能领会另一个活跃的生命封存在书页里的信息。只有在一种“当代”的意义上，文学的存在才成为可能。在此以外，任何文学教育和文学教养，比如古典社会的“读经”式的教育，本质上不属于文学，而属于政治哲学，即属于公民教育和道德教化。而文学之为文学，却在于阅读活动中内置的、有待被一次又一次唤醒和激活的当代性。这种从当代性中重新获得的“文学性”概念，本身既是一个激进的历史概念，又是在范畴上同历史对立。这一内在矛盾也规定了当代文学同文学史之间的紧张关系。说到当代文学生产出整个文学性，就不得不再次谈到德曼借尼采的说法谈的文学现代性和文学史之间的张力。德曼的逻辑是：我们通过文学批评把握文学现代性，特别是把握文学内部的“此刻”性和本体论层面的拒绝历史、在同混乱、激情、死亡想对峙的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这种文学现代性一方面带来文学的永恒，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悲剧性地把自己交给历史，即文学史。我觉得这里面最有意思的部分并不在于历史最后的胜利，哪怕是反讽性质的胜利，而是这个问题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所谓“文学本质”的反历史、超历史特性，虽然这种反历史、超历史的形式本体论最终也仍将以历史和知识的方式流传下去， 但文学在这个领域仍保留了随时进入反历史、超历史的空间的通道，这就是文学本体论和作为“判断力批判”一部分的文学批评本身。用德曼的话讲，就是“文学史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只能回答‘什么不是文学’。” 这个观察可以让我们再一次较真，一步步去追问“什么是文学？”这个堂吉诃德式的问题。这种追问方法当然只能有一个答案：文学概念必须由文学本身来界定，而不是由文学史来决定，文学史无法改变--更不用说界定--我们进入文学的方式。正如文学内在形式本身是开放的、不稳定的、创造性的，我们的文学体验在根本上是没有时间性的，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的文学体验比唐代的文学体验“先进”或“更正确”。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当代文学意义上的所谓第一次阅读，没有当代文学或文学当代性意义上的面对文学文本的体验，一切都无从谈起。当我们第一次与一个陌生的文本遭遇，我们要去分析它，要去阐释它，要去对它下判断，这时候我们不得不调动起所有的情感、知识、智慧、能力和资源；这时我们是脆弱的、不安全的、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判断力负责，此时我们同自身环境的政治性关系是完全暴露在他人眼前的，正如第一次被我们阅读的文学作品，它文学自身的不稳定性，脆弱性，也暴露在我们眼前。文学的概念，说到底是在这个边缘地带一次一次被重新生产出来的。如果种种当代文学经验出了问题，我们实际上就没有文学概念了，因为它成了无源之水，只能借助于死板的文学史、学术史、或文学概论式的教条苟延残喘。这样的文学概念自然是没有生气的、没有内在问题、没有内部的紧张感和问题性的东西，只能是个伪文学的概念。而当代文学生产出的文学概念则是有机的，总体性的。它最终是政治性的文学概念，因为我们所有的生存危机凝聚在当下，文学和这种存在的危机是共生的，它们在同一个空间里。所以我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当代文学研究通过批评不断地为文学提供定义。这个“文学”不但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本身”，也包括作为知识、观念、经验和现象而事实上存在的文学分析，文学阐释和文学史写作这三层含义。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玄学问题，而就是指文学存在的自身的逻辑，那种拒绝外在规定的独特性、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批评的角度看，这就是单纯的文本性，这就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文本时所体验到的那种令人激动的、令人充满好奇和期待的东西。我们今天上午谈到格非等80年代先锋小说家。我还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面对格非的文本时候，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格非这个作家，某天香港三联的编辑林道群忽然从香港寄来一本书，格非的《迷舟》，请我为香港的《八方》杂志写一篇长篇评论。我那时对格非一无所知，面对这样的文本，第一次去看，那个感觉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对文学的怀旧感，也许怀的是第一次面对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不确定的文本的旧，因为在这样的个人的文学经验里，的确包含着文学最深的秘密和最持久的魅力。在当代性的问题里面，我们直接可以面对文学单纯的文本性，它的陌生性，不确定性，它的绝对的个别性，不受任何文学史、知识结构、意识形态干扰。与此同时，这时候我们又是被结构的，处在各种关系之中。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把这种单纯性和直接性这种当代文学的经验的原点分离出来。这种单纯性也决定了批评的单纯性，因为这样的批评是一个直接的、单纯的批评，这样的批评是一个绝对的中介，通过这样绝对的中介，单纯的文学概念走向了一个文学的总体概念，也就是说它会跟社会发生关系，会跟政治发生关系，会跟我们自己的潜意识、无意识、焦虑等等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即政治无意识发生关系。但发生关系的前提，是文学变成了文学研究的材料，意识形态批判的材料，它的前提是要经过单纯的批评的中介，而这个单纯的批评的中介的前提，又是要有文学的单纯的文本性，而这种单纯的文本性又必然是被当下这种经验方式决定的。昨晚跟蔡翔在咖啡馆聊天时谈到今天的圆桌讨论会该怎么开，他问了一个关于“批评的中介”的问题，蔡翔对我说，你要把当代文学最后落实、植根于批评，是不是想从批评里开拓出一个当代文学的空间，开拓出当代文学史的空间，一切都基于批评？我说确实是这样。这是我第三个希望能引起讨论的观点，就是批评是第一性的，文学史是第二性的。我在另外一个场合，在谈鲁迅的时候我也曾半开玩笑地说，如果硬要分学科的高下的话，那么美学，即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力、审美判断是一级学科；文学批评是二级学科；文学史只能是三级学科，因为文学史在文学或判断力的范畴里已经比较边缘，一大半已经在知识领域，而非判断力领域。但蔡翔马上提出一个疑问：如果批评这么关键，这么重要，这么核心，那么批评的前提是什么？凭什么批评，拿什么批评？批评的原动力又是什么？要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会说得非常复杂，但我今天可以把结论直接跟大家做一个坦白：我觉得批评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存在的政治性。真正的批评当然需要各种经验的、趣味的、知识的、理论的、甚至技巧的训练和准备，但在这些技术性前提之上，存在本身的政治性，是激发和推动批评活动的最根本的前提和动力。我们面对文本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代存在自身的政治性决定了我们的批评冲动，决定了我们在审美领域内部的分析、判断和斗争。不然的话没有必要去批评。我们不妨想想30年代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他们为什么会进行文学批评的活动？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大的政治环境里面，需要有政治性的行为、判断和行动。这种存在的政治性把一切都调动起来，因为你对一切都由一种牵扯到利害、美丑、真伪、对错的关心。我们今天同样如此：存在的政治性决定批评。以这样的政治的甚至是意志论的方式谈当代性和当下，人们或许要问，难道你的当下不会整个是一个错觉或错误吗？有什么能保证这个当下和你对这个当下的投入不是个错误？还有什么比“过去”、“知识”和“历史”更安全呢？这确实曾是尼采的问题，即这个被当作存在本身接受下来的当下会不会整个就是一个幻觉？也许这个问题是跟哈姆莱特关于人死以后还会不会有恶梦的问题一样没有解。对这样的质疑，我想我们只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回答，即把它还原为存在的政治性本身。所有的危险其实都在这个“当下”里面，因为谈政治性就不得不面对可能的错误。这不是会不会受惩罚和处分意义上的错误，也不是会不会带来经济损失意义上的错误，而是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最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一牵扯到政治本体论范畴，人犯的错误就可能是致命的错误，你的存在就可能会被毁灭，这个意义上的错误也许不是个人在有生之年可以克服或被宽恕的，而错误的代价可能是你的全部的存在。因此这个“当下”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但当代文学最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它是一个不安全的领域，而脱离当下的东西都是一个安全的：历史、知识、文化、理论、观念，都是安全的，但当下或当代性是个不安全的，它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整个的存在去努力、去判断，去行动。当代文学内的政治性和文学性，都来自于这种努力、判断、和行动。对当代和当代性的强调尽管是最终是政治性的，但它离不开对历史复杂性把握。我非常同意蔡翔所说的要避免凭感觉，凭印象，凭小聪明和即兴的灵感去界定当下。感觉有肤浅的感觉、深刻的感觉，但即使是再深刻的感觉，海德格尔式的感觉，它还是一种感觉，一种所谓的决定主义（decisionism）。所以我们对存在主义的批判其实也是非常有相关性的。但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而原因正因为任何对于当下的形而上学的、审美的、判断意义上的定义最后都会被无情的带入历史。尼采要价值重估一切，但尼采现在自身已经是历史的一部分了，是现代性历史的一部分了。从“当下的错觉”问题，可以回到刘复生在上午的发言。我觉得这个发言很有意思，也很有启发性。对先锋文学的批评，是我自己批评活动的开始，而格非、余华、苏童这些人，我是把他们作为同代人来看的。我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我们当时对于先锋派的把握，的确是对于一个“当下”的把握。那个当下是有未来指向的，是有政治性的，甚至是有真理性的，它表明的是我们个人的存在、对世界的想象、对未来的期待，对某种历史真理性到场的兴奋。它早已不只是一个文本的问题，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批评和文本的合谋，而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文本和批评的合谋，即批评与一个时代根本的政治可能性的合谋。但在今天，我觉得先锋文学在80年代后期所表象的当下的真理，在今天只有神话意义了，因为在今天很难不把它看作是某种主流意识形态---个人自由，私有财产，等等—的想象性的符号预演。正因为是想象性的审美预演，所以它在当时仍然是“非功利”的。但在今天，它的非功利性和形式创新色彩就不得不被放在一个历史语境里，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趋势的注脚来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很同意刘复生的阅读，那个时候的当下在今天已经被历史化了。这是对当代性的冒险和自我神话倾向的历史批判的克服。刘复生的文章里还引了我早先的一段话，我都忘了自己在80年代，在激赏几个同代人的写作的时候，还说过那么刻薄的话---我说这些先锋派的小说家，他们想象和经营文本自律性的方式，其实同个体户、小老板经营私有经济蚕食公有经济，建立自己在经济领域的尚未充分合法化的自由的方式是差不多的。在没有私有财产权、没有国际化、没有全球化的时候，在文本里已经游戏性地出现了，这是康德意义上的审美愉悦。但是，在今天，一切已经昭然若揭，一切已经在充分历史化的过程中被充分政治化，我们还能够为那种审美游戏作什么样的辩护？当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严格地分析把“自我意识的童话”理解为“私有财产的神话”的时候，我很想问复生和晓明，也想问自己，这些文学经验究竟在文学史材料之外给文学留下了什么？如果先锋派只不过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神话，只不过是当时的一种中产阶级化的以艺术自律的形式，语言游戏形式的一个预演，那就很可悲，因为那说明我们的文学最后只有历史意义而没有文学意义。而当代文学的内部张力是一方面要把文学历史化，另一方面是要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为文学作出一个解释，什么是好的文学，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什么经验，这个经验不只是要强调我们曾经多么想做中产阶级，而是要在今天一部分人终于已经做到了的时候，回过头去审视我们个人奋斗和集体奋斗的轨迹，看看哪些东西仍让我们自豪，而哪些东西让我们羞愧难当。我的意思并不是当代文学一定要给文学史留下一些正面的东西，而是说我们如何在文学的当下性中，不断地提示出文学和存在的可能性。一个常见的关于当代文学的质疑，是当代文学缺乏伟大作品，以至于它不值得我们为之付出过多的精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 我们谈的不是《楚辞》、 《红楼梦》或鲁迅作品是否在价值上超过同代人的作品，我们谈的是即便经典文学的判断，仍旧来自当代经验对传统的接受和理解，而这种当代的接受和理解同接受和理解的当代的意识和经验出自同一个时空。至于伟大的文学怎么来，今天的中国文学何处去，还有没有“真正的文学”，大众消费意义上的虚构作品、网络 写作还算不算文学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觉得，我们根本不需要考虑。我前面提到文学的单纯的文本性，前提就是我们要承认它单纯的自发性，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是政治性的，存在是一种斗争，是一种想像，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指向未来的冲动，那么这种政治性的存在就一定会找到文学，找到不满足于现状的东西、指向内心的东西。如果我们承认基本的存在的政治前提，文学就是这种存在斗争的一部分，它的命运不用我们去操心：文学会有的，伟大的文学会有的，虽然不一定在这个月或今年，甚至不一定在这个十年或下个十年，但这不是我们该操心或能操心的事情。现在有多少人写小说读小说，还有多少文学刊物，有多少文学奖，这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读者最多的东西并不一定是文学，琼瑶、金庸、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等的写作，确实不在我们讨论的文学范围之内，而实际上是属于大众娱乐和文化工业，应该同时尚、传媒、消费等归在一类，进行社会学、统计学意义上的研究，但它们并不内在地需要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方式，也同严格意义上的批评无关。与此同时，我们所说的文学和文学性，作为个人和集体的想象力、创造力的体现，在一定时期内，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或许可以在所谓“纯文学”以外的领域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比如批评，思想讨论，其他艺术类型，甚至像电视剧这样的大众文化领域，但只要它们同样可以是广义的文学研究和一般理论思考的对象。最后，作为结尾的收束，我想回到当代性自身的时间构造问题。这里面又分两点，一个是它的时间构造。当下虽然是一个瞬间---永远的“此刻”，这是我们当下最严格的定义---但是这个瞬间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瞬间，这个当下的概念之所以能够确立，是因为这个瞬间必然已经是一个构造，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个瞬间只能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紧张关系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一个激进的当代概念，不仅仅明确地来自一种历史意识，而且能够把历史意识激进化，也就是说，把变成当代问题的内在组成部分。每一个“当下”都要被历史化，但每一个当下在出现的时候，当它把自身同历史分离开，对立起来的时候，都改变了历史本身，改变了历史化的整体格局。这是本雅明所说的“历史天空的星座”的含义。更进一步地说，也就是第二点，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当代的未来指向。当代文学和文学史的关系是非常暧昧的，因为当代性既要把自身非历史化，又要产生出自己的当代文学史，要把自身历史化。但无论如何，是有一点是不会被历史化掉，不会在被历史化、文学史化的过程中完全被消解掉的，或者被完全异化的，这就是当下始终的未来指向。当下对下一个瞬间的开放性，是任何文学史都没有的，现代文学没有，古代文学没有，或者任何文学史化的对文学的理解也不包含这个东西，只有当代文学，最严格意义上的当代文学、批评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直面文本的，直面文学生产的政治性的文学概念始终包含一个强烈的、根本性的未来指向。我想这当代性和当代文学的一个终极含义，也是它最终回到历史的唯一通道和全部意义所在。2009年6月，上海

本文以一个村庄中女性口述的集体化经历、感受和记忆为主要分析对象，讨论了女性记忆的内容和特点以及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的重新建构。女性在承受生命中巨大的苦难的同时所感觉到的精神快乐正是建立在既是认识又是“误识”基础上的“符号权力”治理功效的体现。她们的记忆和讲述为理解和洞悉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国家—社会关系开辟了重要的途径。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确立预备立宪为基本国策，从改革官制入手，以立基础。这是一个震动中外的异常之举，宣布了国家由此进入预备立宪，即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过渡的新时期，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开始近代化。次日朝廷派定载泽等编纂官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其中之一，并命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匡和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瞿鸿机总司核定。官制改革揭开了清廷预备立宪的第一幕。近年一些论著在谈及此次改革时，往往把袁世凯当作统治集团中改革派的代表；而把御史赵炳麟与瞿鸿机视为反对派的典型人物。笔者以为这种划分不太妥当，故略述浅见。某些论著作上述划分的根据，主要是因为在1906年的中央官制改革中袁世凯极力主张设立责任内阁，赵炳麟与瞿鸿机则加以反对。设立责任内阁诚然是预备立宪的一个关键问题，但设立什么样的责任内阁，何时设立，却关系到立宪层次的高下乃至真假，关系到晚清的政局。因此，要评判他们的是非曲直，就不能不对袁世凯设计的责任内阁及其意图作具体深入的分析，看一看赵炳麟、瞿鸿机反对的目的何在，有无道理。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要依靠各级政权的决策部署和贯彻执行，清廷决定首先改革官制，未尝不是抓住了重要的一环。当时的中央机构完全是封建主义的，无法适应预备立宪的要求，确有进行改革的必要。问题在于是否按照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在此次中央官制改革中，袁世凯的确特别活跃，尤其热衷于设立责任内阁。1906年8月下旬奉诏入京讨论实行立宪大计时，他即向慈禧面奏，必须先设责任内阁。参与官制改革之后，他马上控制了编制馆，一切改革官制的说帖均需经其阅定，然后向厘定官制大臣提出，并在编制馆中安插了许多亲信，负责起草修改方案，贯彻他的意图。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订，袁世凯等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除对原有的各部院提出精简合并外，还增设了一些新的机构，最重要的有责任内阁、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珲院、审计院等。依据内阁官制，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均辅弼君上，代负责任”，“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由总理大臣“奉旨施行”，并有“督饬纠查”行政官员之权；皇帝发布谕旨，内阁各大臣“皆有署名之责，其机密紧急事件，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关涉法律及行政全体者，与各部尚书联衔署名，专涉一部者，与该部尚书共同署名(见《内阁官制清单》，载《改定官制原奏全录》)。成立责任内阁无疑比过去不负政治责任的军机处是前进了。但是，如此之内阁是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呢?显然不是。第一，从形式上看，君主立宪国家的总理大臣只有1人，这一方案则增设了两名副大臣，认为“维新伊始，机务尤繁，不可无分任之人为之参赞，必援立宪各国首辅一人之例，尚非其时”(《阁部院官制节略》，载《改定官制原奏全录》)。第二，从内容来看，一般君主立宪国家的责任内阁均对国会负责，国会是资产阶级民主在政权组织形式上的主要体现。尽管袁世凯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国会一时难于成立，然而作为一个全面的预备立宪的改革方案，也应将国会的性质、权限以及与责任内阁的关系等等明确规定下来，以便向着这个目标迈进，体现立宪的基本精神。可是，他不提国会，只讲资政院；而资政院又是由原政务处改设的，总裁、副总裁由皇帝从王公大臣中特旨简派，议员也不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从王公世爵勋裔中钦选，从京宫中会推，从各省和八旗士绅中保荐，根本不是国民代议机构。它没有什么职权，只不过是政府的“采取舆论之地”，议决对内阁毫无约束力量。袁世凯等关于设立资政院的说明，更将其用心暴露无遗，其中写道；“国民义务以纳税为一大宗，现在财政艰难，举行新政何一不资民力，若无疏通舆论之地，则抗粮闹捐之风何自而绝?营业税，所得税等法必不能行”。“近日民智渐开，收回路矿之公电，告讦督抚之公呈纷纷不绝，若听其漫无归宿，致人人有建言之权，时阅数年，政府将应接不暇。惟专设一舆论总汇之地，非经由资政院者不得上闻，……通国之欲言于政府者，移而归诸资政院，化散为整，化嚣为静，又限制该院只有建言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权，使资政院当舆论之冲，政府得安行其政策，而民气疏达，亦不致横决难收，保全甚大”(同上书，《资政院节略》)。说穿了，其意图有二，一是藉资政院增加捐税，二是让资政院分谤，绝无扩大民权之意。不仅如此，他连唯——能够纠劾行政的都察院也主张取消。任何立法监督机关都不要，还谈什么预备立宪?不过是加强专制而已；第三，依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将来势必造成由昔日皇帝专制变为内阁专制的局面。因为方案规定内阁特别是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负责任，这就意味使皇帝处于无权的地位，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反过来，不经内阁副署，谕旨便不发生效力。这样在名义上是内阁“辅弼君上”，“承旨施行”，实际却将皇帝的用人、行政大权转归内阁之手。为了掩饰问题的实质，消除慈禧疑虑，袁世凯等特在《资政院节略》中对内阁权限过重加以解释说：“言官交章弹奏，多以政府权重为词，不知东西各国内阁只总理大臣一人，从无专权之事，因有议院持其后，舆论所是者，政府不得尽非之，舆论所非者，政府不得尽是之。…安有前明阁臣自作威福之事乎!”此乃地地道道的欺人之谈。立宪国家的总理大臣之所以“从无专权之事”，并非由于畏惧“舆论”之故，而是由于国会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使内阁不能专权。内阁如不执行国会通过的议案，或胡作非为，国会便对之进行弹劾，掀起倒阁风潮，迫使内阁辞职。袁世凯等却把国会的立法和监督作用故意歪曲为“舆论”，就是企图使人相信，不设具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国会，只成立供政府“采择舆论”的资政院，内阁也不会专权。这种偷梁换柱的说法当然是欺骗不了稍具立宪常识的人们的。袁世凯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设立责任内阁?立宪派的刘厚生作了如下分析：他想“拥护庆王做国务总理大臣，自己做副总理大臣”；“如此，则一切用人之权，都操在庆王之手，说穿了，就是在世凯之手”，“另有一个不可告人的隐衷”是，“他见那拉氏年过七十，气体渐衰，深恐那拉氏忽然死了，他所出卖的光绪一旦恢复政权，东窗案发，他的首级难保。他想必须早早预备办法，必须身在北京方能预先布置，方能临机对付”，“假如他到北京，做了副总理大臣之后，他更可以控制宫廷，唯所欲为”(刘厚生《张謇侍记》第135—136页，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刘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新官制草案拟出后，袁世凯即让其联姻不久的户部尚书张首熙具疏密保奕匡为总理，袁为副总理，就是十个明证。那么，假若按照袁世凯设计的方案改组中央机构，并且按照他的意愿由他和奕助缉阁，中国是否就能顺利推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袁世凯惯于搞政治投机，戊戌变法时出卖过维新志士，1901年清廷下诏变法，他奏陈的一套全是洋务派的主张；立宪思潮兴起后，他的投机面目再次得到充分表露。1904年，立宪派首领张謇致其一函，以日本之伊藤博文、坂垣退助相期，请其出面赞助立宪。他知道气候不到，怕冒风险，答以“尚须缓以俟时”(张謇《年谱》第12页，载《张季子九录》“专录”卷七)，加以敷衍。1905年立宪思潮高涨，张謇又从个人的安危荣辱下说词，函其倡导立宪，“执牛耳一呼”，建立“不朽盛业”，直到这时，袁世凯方看清立宪潮流不可阻挡，再不表明态度，就将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要消灭声势日渐强大的革命运动，也只有实行立宪一途，同时为了执立宪之牛耳，趋会时势，博取美名，夺取更大权力，他才决定联合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实行立宪政体，后又单独奏派王公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法。所以，从一开始，袁世凯的赞成立宪就不是真诚的，而是在立宪派推动下，在时势潮流驱迫下的应变和投机行为。时隔两个多月，即同年9月，载泽等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遭遇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轰击后，他又变得反复无常，非但不再象其他大臣那样积极，反而成了立宪的主要阻挠者。载泽抵达英国伦敦时，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曾问阻挠立，宪者为谁，载泽即答称；“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袁于奏对时谓“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37页，上海古籍出版杜1986年版)。他的奏陈一度大大动摇了慈禧的决心，以致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行期迟迟准定。张謇说他此时“觇候风色不决”，实非妄言。而到了1906年7月出洋考察政治大臣归来同声奏请立宪后，他对立宪又表现得空前热心积极。8月下旬奉命进京讨论是否实行宪政，他极表赞成，对人扬言，“官可以不做，法不可不改”，“当以死力相争”(陶湘《齐野东语》，见陈旭麓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第 28—29页)。“有欲梗其议”者，他就大扣其政治帽子，呼叫：“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越(樾)”，“即是革命党!”经其恐吓，“于是无敢言者”(孙宝碹《忘山庐日记》下，第914页)。袁世凯不仅是个政治投机分子，而且野心勃勃。他自1901年11月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身兼八大要职，势力迅速膨胀。迨至1905年训练完北洋六镇新军，成为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的总头目，益发炙手可热。同时在此期间不断利用巨额公款贿买奕匡，与之结成死党。奕匡以卖官鬻爵、贪赃枉法著称于世，“不问政事，专事货贿”(魏元旷《尤宣佥载》第4页)，倚袁为左右手，遇有要事，必然咨商，完全成为袁的傀儡。袁则以奕匡为奥援，拼命扩张势力，排斥异己，干预朝政。奕匡、袁世凯集团是清政府内部最大的实权派，也是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们朋比为好，纯粹为了一己私利。既然袁世凯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与奕动结党营私，他们对立宪的态度及主张必然取决于是否对已有利，思想深处绝不会真正拥护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企望他们推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而这也就是他们在制定官制改革方案时力主设立责任内阁，舍弃成立国会的原因之一。改革官制既是关系到要不要预备立宪，如何预备立宪的重大问题，实际上也是一次政治权力的再分配，牵涉到所有官员和集团的切身利害，自然会引起不同的反响。袁世凯设计了那样一个抛弃民主，企图使内阁专政的改革方案，又企图与奕动出而组阁，操纵国柄，无疑也会遭致一些官员的反对。反对设立责任内阁的官员，约而言之，可分两类，一类为封建顽固守旧派，一类为赞成立宪的改革派。御史刘汝冀，王步瀛、张瑞荫，-翰林院侍读柯劭态，吏部主事胡思敬，皆认为设立责任内阁会造成君主大权旁落、权臣窃弄政柄的恶果，坚决予以反对。翰林院侍读周克宽全面否定，官制改革，主张保留旧制(见《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21、423、427、429、430、410、433，419 页)。内阁中书王宝田等说：立宪“有大谬者四端，可虑者六弊，不可不防者四患”，“限制君权，只能使国家“速其祸”；改革官制是“用夷变夏，乱国法而害人心”，设立内阁，实为大臣“藉以自便其私也”，“实阴以夺朝廷之权也”（同上书，第152—157页)。内阁学士文海也指斥立宪有“削夺君主之权”，设立内阁有“败坏国家”等六大错，要求立即裁撤编制馆，饬令袁世凯速回本任。这些人不仅坚决反对改革官制，并反对立宪，是十足的封建顽固守旧派。御史蔡金台、石长信、王诚羲、史履晋却是一致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而赵炳麟特别突出。赵炳麟，广西全州人，1895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6年补授御史。他于拜命御史的隔日上折指出：君主立宪国的君主“所以巩固其权力者，在有下议院以监督其行政诸臣，而军政、财政议院不承认，政府无从逞其强权，虽有枭雄不敢上凌君而下虐民者，群策群力有以制之”。今“民智未开，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则无以为行政之监督，一切大权皆授诸二三大臣之手。内而各部，外而各省，皆二三大臣之党羽布置要区”。“行之日久，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此乃 “大臣专制政体”，“流弊必至凌君”。“故今日而言立宪必自地方自治始，使地方议会组织完密，逐渐而组织下议院，一面就内外官制因名核实，各定办事之权限，无事过为纷更也”(同上书，第123—125页)。他觉得此折阐述得还不够充分，四天后又上折剖析了奕、袁所拟内阁官制的危害，说；内阁官制取法日本，但比日本内阁权力更大。“夫各国政府权力之重，原过于君主，故名之曰责任政府”。“然各国政党虽纷，而其君臣上下固相安于无事，君主虽不负责任，而常定于一尊，未闻其有跋扈之臣，致起萧墙之祸者，则以其有议院为之监督也”。“我国教育未兴，率有私党无公党，原无政界思想，只以富贵相求，富贵所在，即声气所通，故在朝只有私党之营，在野绝无政党之固，上下议院不克成立者以此，责任政府不能仿行者亦以此。若贸然行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遽立此无监督之责任政府，恐患气之乘不在敌国外忧，而在邦域之内也”。西方各国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而国以安”；从内阁官制方案看，总理大臣非特代替君主有行政全权，实际兼操了立法和司法大权，此等威势权力是古今中外所无的。“若据此推行，恐大权久假不归，君上将拥虚位，议院无期成立，下民莫敢谁何，颠覆之忧，将在眉睫”。最后提出；无论原内阁与军机处合并与否，“应暂仍旧制，以为承旨传宣之地位，不作总挈行政之枢机。一俟上下议院成立之日，乃为责任政府设置之时”。“无论如何，必使上下议院与责任政府同时设立，以免偏重”。如此，则“政柄之倒持，权臣之专国，可自此而息”(同上书，第438—443页)。赵启霖评论说，此折“敷陈透彻，缅缅万言，两宫动色嘉纳，一时都下传诵殆遍，君遂以名谏官闻天下”(赵启霖《滑园集》第4卷18页)。慈禧最终否定了责任内阁，仍然保留军机处，赵炳麟的奏陈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赵炳麟坚决反对建立责任内阁，然而他并不属于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这是因为：首先，他与前述的王宝田、文海等人有原则区别。王宝田、文海等反对设立责任内阁是为了抵制立宪，而赵炳麟则是积极主张实行立宪的。早在1902年8月，他在进呈御览曲《防乱论》中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政治主张：“麟以为欲固国本，必达下情，欲达下情，必行宪法。考泰西宪法等差，曰君主宪法，若英若意是也，曰民主宪法，若法若美是也，曰联邦宪法，若德若澳是也。其法皆君民互相保护、互相限制之公义。昔人云，泰西以法立国，其国祚多延至于余年，盖恃此耳。民主、联邦宪法，断不可行于中国。惟君主宪法，其君执一切主权，其民有一切公例，参酌行之，有利无害。今律例既奉旨参用西法矣，倘令出使诸臣译各君主国宪法，下督抚部院详细考求，稽之于古，准之于今，与斯民订保护限制之公约，将见明谕朝下，民心夕协。宪法既行，一切用舍举废兵刑财赋皆秉公约，君以民为心，民以君为心，安有革命之说摇惑众志哉！”(赵炳麟《文存》第l卷36—39页)在所有官员中，赵炳麟是义和团运动后仅次于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铎而明确建议朝廷实行立宪的第二人。其次，他不是因为责任内阁制度不好而加以反对，而是认为不到时候，不同意立即设立。他强调立宪的根本精神在国会，只有待国会成立时才能设立责任内阁。他认为，惟有先成立国会，后设责任内阁，至少是二者同时成立，国会才会尽可能地摆脱行政强权干预，制定出一部民主程度较高的宪法，才能够实施立法和监督权，将内阁约束在民主政治的轨道以内，顺利实行立宪。否则，内阁就会利用代替君主负责任和本身的职权颁布压抑民主的宪法，对国会进行种种限制，”甚至藉口人民文明程度不足，无限期拖延国会成立，厉行独裁专制。再次，赵炳麟斗争的直接矛头是针对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对此，他说得非常明白；当是时，直隶总督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第1卷18页)正因看透了袁的用心，他才尖锐地予以揭露，阐明内阁与国会的关系，宁愿在国会成立之前仍让改革皇帝光绪执掌国家大政，也不让袁的野心实现。因此，他是一个主张以正确方法推进预备立宪的改革派。他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是改革派内部筹划预备立宪不同方法的分歧，就其同袁世凯的争论看，则是真假立宪的斗争。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军机大臣瞿鸿机在责任内阁问题上与赵炳麟取同一立场，目的类似，而更侧重于同奕匡、袁世凯集团的斗争。瞿鸿机过去当然是个封建官僚，但在1904至1905年期间，经过江浙立宪派汤寿潜、张美翊、陈黻宸等的说服动员，他的思想有明显转变，不仅采纳立宪派的进言，同意派人出洋考察政治，而且“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并向慈禧、光绪“造膝密陈”，积极促成了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1906年，他又是积极主张宣布预备立宪的决策者之一。所以他反对立即设立责任内阁并不说明他不赞成改革，而是另有原因。他“持躬清刻”，“锐于任事”，颇负清望，亦受慈禧信赖，对于奕勖的昏庸贪婪、袁世凯的植势跋扈，及其二人的结党营私深恶痛绝，时刻想裁抑袁的权力，议事常与奕匡争持，与奕、袁交恶已非一日。袁初曾着意拉拢瞿，均为瞿婉辞。改革官制时瞿为总司核定大臣之一，隐操可否之权，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特密请瞿先示意旨，并有意推瞿为内阁副大臣，与奕匡共同组阁。瞿不愿与奕、袁同流合污，同时预料组阁以后一己之力难与相抗，朝政必为之把持，心中并不同意。但其城府甚深，表面不置可否，而暗中向慈禧进言，卒使军机处保留，“世凯大失望，益衔鸿机”(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4卷8页，1938年版)。瞿、袁的分歧表象上是要不要立即设立责任内阁，而其真意所在乃是“斗法”，故亦不应将瞿鸿机划归反对改革的顽固守旧派。1906年官制改革以后至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开缺之前，赵炳麟与袁世凯仍有几次交锋。事实进一步证明，他们之间的分歧绝不是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而是真假立宪的斗争。1907年，在“丁未政潮”中奕匡、袁世凯利用诬陷和指使侍读学土恽毓鼎参劫手段，将政敌瞿鸿机和粤督岑春煊赶出政治舞台。赵炳政洞烛其奸，7月7日上《请销党见疏》，以“消党祸而延国运”，要求朝廷将康熙皇帝禁绝朋党的上谕饬令“各部院及直隶总督书之匾额，竖于衙署，俾触目警心，预防流弊”(赵炳麟《谏院奏事录》第3卷7—11页)，打击所向直指奕袁集团。在赵炳麟等官员的参劾下，袁世凯内不自安，7月25日上折奏请赶紧预备立宪，并陈述政见十条，再次强调必须早建责任内阁，认为“立宪关键，此其先务”，并设资政院，“为采纳舆论之地”(《直隶总督袁世凯密陈管见十条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珠批档)，以掩盖其内阁专政的诡谋。赵炳麟知其故技重演，也于8月11日上折，针锋相对地提出，“组织内阁，宜明定责任制度，确立监督机关，以杜专权流弊”。具体意见有五：1．“政权，兵权不可混台”，内阁总理大臣、副大臣不得兼任海陆军及参谋本部之职。2．资玫院应实有议院性质，在国会未成立之前，凡资政院通过的议案，“政府不得拒绝”，如政府违法失政，遭资政院弹劾，“必付行政裁判官评议，其重大者，政府不得居其位”，资政院必须先内阁而建。3．同时设立审计院和行政裁判院，监督财政和行政，“以制行政之专横”。4．整顿都察院，“以备君上之耳目’，国会成立前不得裁撤。5．定内阁大臣任期年限，皆三年为一任，良者再任，不得连三任”。实行以上五条，方能维持秩序而无患气之乘”(《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11—513页)。不久，都御史陆宝忠等奏请将都察院改为下议院。对这种以官员代替议员的荒唐至极的建议，袁世凯竟欣然支持。赵炳麟得悉，认为此举“大失立宪精义”，立即上疏加以驳斥。赵炳麟始终认为，袁世凯只要内阁，不要国会和以都察院冒充下议院的主张，抽掉了立宪的主要精神；国会——民主，搞的绝不是真正的预备立宪，而是内阁专权。赵炳麟对袁世凯的为人及其在预备立宪问题上所玩弄的花招认识深刻，入木三分，揭露击中要害。的确，袁在预备立宪后除了处心积虑地想成立责任内阁以达其操揽朝政的私欲外，政治上毫无建树，对民权反而极尽摧抑之能事。1907年9月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后，他完全不顾江浙人民的强烈愿望，竭力压制收回路权的运动，1908年各省人民进行国会请愿时，他阳为赞成，而阴阻都察院代奏，并怂恿张之洞 “举发康梁乱政秘谋”(《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1页)，挑唆慈禧解散了立宪团体政闻社。对此，立宪派是心明眼亮的。1909年1月袁世凯的党羽广造袁被开缺系“因首倡立宪获咎”(《时报》1909年1月5日)，是“实行排汉也，反对立宪也”(赵炳麟《诔院奏事录》第5卷13页)的谣言，蛊惑人心。立宪派立即义正辞严地予以坚决回击，指出：袁世凯当初赞成立宪，设立责任内阁纯然出于卑污的个人动机；入军机以后，从未“建一谋，行一政，促立宪之进步”(《时报》1909年1月5日一6日)，且用事实阐明“其所深恶痛绝，除之惟恐不力者，则在民权”“假文明之面具，而行其野蛮之手段”(《大公报》1909年1 月8日)，嫉视热心立宪的人士，“认为大仇巨敌”，袁实“非真正主张立宪者”(《时报》1909年1月14日)。同时告诫人们：若此等人果能盘踞政界耶，则内阁不知为何等责任，国会不知有何等权力，名为立宪，实则较之专制尤为惨酷”。清末政府的政治改革就是实行预备立宪，因此，毫无疑问，衡量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属于改革派或反对派，也只能以其对预备立宪的态度为标准。然而，历史现象极其错综复杂，历史人物活动的动机与立场各种各样，所以要对各个官员的政治倾向做出正确的评忙，绝不能单纯局限于其对立完的表面态度。不然，势必混淆问题的性质，得出不当的结论。

一个思想史的而不是通俗意义上的概念

晚唐期间翰林学士研究,确有不小难度,也当会有极大特色。晚唐时期翰林学士,不仅人数多,且政治、文学活动更频繁,由学士直接提升为宰相的固然不少,而学士因朝政纷争而被贬甚至被杀者也常见。翰林学士之敢于直言 ,有政见,颇值得研究。如一位懿宗朝翰林学士刘允章,他于咸通八年(867)十一月以礼部侍郎出院后,即于第二年(咸通九年)初知贡举,这也是唐翰林学士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之一例。他知举时,当时有交结宦官的“芳林十哲”应试,刘允章皆予排斥,“及掌贡举,尤恶朋党”(《唐语林》卷三)。可能因此即被遣出为鄂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期任河南尹时,向朝廷进《直谏书》,开篇自称“救国贱臣前翰林学士”。文中着重提出,当时国之弊政,有“九破”,如贿赂公行、权豪奢,赋役不等、长吏残暴等,又谓民间有“八苦”,如官吏苛刻、赋税繁多、冤不得理、病不得医等。如此家破人亡情势,文中特为提出:“今国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独不知之。”这时距其任翰林学士已二十余年,但他仍称“前翰林学士”。晚唐翰林学士如此参预政治,直斥朝政,颇值得重视,却为过去研究唐翰林学士之唐史学界所未曾注意。　　另可注意的是,晚唐翰林学士在职期间,除撰写制诏等官方文书外,还编撰与时政有关而又具有文献史料价值的著作。如韦澳,宣宗中期在职时,应皇帝之命,广采各地州郡境土风物及民间习俗资料,编为一书,名为《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名《处分语》,备宣宗议政时参考。据《东观奏记》、《通鉴》等所记,新授邓州刺史的薛弘宗,于宣宗召见、应对后,会晤韦澳,深叹皇上对当地情势了解之真切,韦澳询之,实为其所编《处分语》中记叙者。上述二书,确与政事有关,但又有相对独立的文献价值,当时的翰林学士能着意于此,也可见其非同寻常的学术意识。　　晚唐时期翰林学士另一特色,是与文士的广泛文字交往。晚唐时,由于社会动乱,科试风气颓坏,广大文士,特别是清寒知识分子,境遇极差,这是盛中唐时所未有的。也正因此,文士就着意与翰林学士的交往,期望学士以其特殊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为其举荐。如丁居晦于文宗大和时为翰林学士,当时以诗闻名的刘得仁,因“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唐摭言》卷一○),就献《上翰林丁学士》诗(《全唐诗》卷五四五),特为标出:“时辈何偏羡,儒流此最荣。”将翰林学士称誉为儒林学界中“最荣”,是晚唐文士群体对翰林学士最具概括性的称誉。　　当然,晚唐时翰林学士也有一种反面现象,即宦官对翰林学士起相当大的作用。僖宗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军将攻占长安,僖宗出奔西川,宦官田令孜就迫使时任宰相的卢携罢相(卢亦曾为翰林学士),随即举荐王徽、裴澈两位翰林学士擢居相位。我们现在研究唐翰林学士,就不能仅局限于考索入院、出院年月及在院期间之官阶迁转,而应较全面地探讨学士的生平行迹、参政方式、生活心态、社会交流,等等。应该说,两《唐书》是这方面研究的基本史料,但晚唐时期,两《唐书》,尤其是《旧唐书》,在记事方面有不少错失。我们要全面研究有唐一代翰林学士,如不订正两《唐书》记事之误,就会出现不少差错,并导致理论探讨不确或失误。　　也正因此,这次我集中为晚唐翰林学士一一立传,就仔细考察两《唐书》所记,不仅着眼于其在院任职期间,而且尽可能探索其一生事迹,特别是入院前仕历。但也正因此,发现两《唐书》讹误之繁复,是盛中唐撰传时所未曾有的。今仅举一例如下。　　如本书文宗朝前十位学士,新旧《唐书》皆有传,但两《唐书》于此十位学士,均有误记。即以第七位丁公著而言,其前于文宗大和三年(829)四月以礼部尚书入为翰林侍讲学士,同年七月出院。《旧唐书》卷一八八本传载其于穆宗时已任为工部侍郎,后“授浙江西道节度使”;《新唐书》卷一六四本传也记其出为浙西观察使。而《旧唐书·穆宗纪》长庆元年(821)十月,则记此次出任为浙东观察使。经查核,时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撰有丁公著授职制文(见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即称其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由此可证新旧《唐书》本传误,《旧纪》所记浙东,是。但《旧纪》记丁公著此次由工部尚书出任,而据白居易文,应为工部侍郎,则《旧纪》亦有误。另,《新传》记丁公著出院,谓“四迁礼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长庆中,浙东灾疠,拜观察使”,则将丁公著为翰林侍讲学士列于穆宗长庆前期,实则丁公著于文宗大和三年四月才入院,《新传》误提前五六年,将丁公著误列于穆宗朝学士。又丁公著此次出任外镇,据《旧纪》及丁居晦《壁记》,乃为浙东,非浙西。《新传》记此次出院,又有显误。两《唐书》纪、传记丁公著此后仕迹,又有两误。可见仅丁公著一人,两《唐书》所记,就有七八处讹误。　　限于篇幅,此处即不细述,书中有具考。前已提及,文宗朝首十位,两《唐书》纪、传所记均有误;又就本书所考,文宗朝共有29位学士,两《唐书》有传的为26人,而所记有误者则有23人,这确应引起注意。文宗朝如此,其他如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朝,误处有时更多。晚唐时翰林学士,有时虽无专传,仅于他传中记有一句,也会有显误。　　本书是尽量对两《唐书》关于翰林学士记事之误加以辩证,同时也对有关部分予以补述,以有助于全面了解。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曾谓:“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穷于史。”作为浙东人,我确愿承袭浙东之学,着意于文史结合,如上册“前言”所说,希望为唐史研究补一“翰学”传,算是新世纪所补作的一种唐代史书。　　(本文摘自《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一书“前言”)

2006―2007年期间，我们在天津、上海、南京、深圳四城市，对流动穆斯林进行了问卷调查。所以选择这四个城市，主要因为它们经济较为发达，其CTP和城市居民收入在全国位列前茅，加之，文化、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已成为西部穆斯林流动的主要地区。 本文拟以四城市为考察点，在问卷（在四城市一共发问卷1000份，收回问卷875份左右，有效问卷占回收总问卷的87.5％）和走访的基础上，探讨流动穆斯林的人口特征和就业状况，为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和谐提供有益参考。一、流动穆斯林的民族和人口来源 在四个城市中，外来的流动的穆斯林平均为10万人以上，除深圳（深圳是外来移民城市，改革开放前只有一户穆斯林，现在穆斯林人口10万以上）外，其余三城市外来的穆斯林人数皆数倍于本地穆斯林人数，以上海为例，这里原有穆斯林人口6万左右，现在穆斯林人口近16万，增加的部分显然都是外来的。中国有十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都是穆斯林，而流动的穆斯林主要来源于哪些民族？主要是回族89.6，占89.8％；其次是维吾尔族，占4.8％；而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一共占3.9％。可见，在流动穆斯林中最主要的少数民族是回族。 这么多回族源于何处？从其户籍看，大部分来源于西北，而西南的较少。若按流动人数多少及所占比例进行排序，为：甘肃 (占54.9％)、青海（占17.2％）、新疆（占4.8％）、宁夏(4.4％)、河南（占2.0％）、陕西（占0.1％）。依据上表的统计，甘肃、青海、新疆、宁夏的穆斯林占整个流动穆斯林的81.3％,其余省份仅占2％以下。二、流动穆斯林的自然构成 从年龄层面看，30岁以下的占66.5％、45岁以下的占25.7％，两项相加，流动穆斯林人群中，青壮年占92.2％。 从文化程度上看，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7.31％、初中文化的占34.11％、高中的文化的为9.93％、大学文化的为7.59％。两表结合起来，可知在流动穆斯林中，青壮年占92.2％，即外出流动的几乎都是青壮年。从文化程度看，在外出的穆斯林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占绝大部分，为81.42％。这样的文化水准限制了他们就业面，同时，也限制了他们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就大部分人而言是这样，但现实生活中也有特例，如个别老板，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可收入却很高）。 在外的流动穆斯林中，有83.11％的为男性，16.89％的为女性；而53.60％为已婚，44 30％是未婚。这两组数字告诉我们，在外的流动人口中，大多数是已婚的男性，而少部分是女性（约占17％）。根据我们的走访情况发现，小拉面馆的女性多为老板娘，其余都是男性；大拉面馆或西北风味饭店，除老板娘外，也有几位女性服务员。在拉面馆工作的流动穆斯林，男女比例是4：1左右，这与上面的统计数字基本相符。此外，拉面馆或西北穆斯林饭店，除老板外，一般服务员都是单身。 为何不带妻子出来谋生？大部分回答：一是经济压力。由于这四城市房租较高，目前的工作收入是难以维系这方面的开支。二是家里走不开。在老家，田地、老人、小孩等都需要照顾，无法分身。三是女性工作不好找。女性本来就业面就窄，外来女性流动穆斯林更加如此，除了到大清真饭店作服务员外，几乎没有什么职业可寻。因为，她们几乎没有技能，加之教规又多，诸如不能穿短袖衣服，不能穿短裙，有的甚至要带盖头。作为生活习俗本无不妥，可这些习俗常常与饭店的统一着装产生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若是饭店不让步，她们只有选择在家。三、流动穆斯林的谋生方式 流动穆斯林职业发生了变化：一、打工者，以前为28.3％、现在为61.9％，现在较之以前增加了2倍以上。二、从事农业或养殖业的，以前为37.7％、现在为1.1％，减少了98.9％，下降幅度确实惊人。三、小生意者或个体户，以前为18.6％、现在为25.1％，增加了69％以上；老板以前为0.5％、现在为 2.7％，增加了7倍以上。四、唯一没有变化或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职业是教师，以前为1.9％、现在2.2％,只增加了2人。 首先，变化较大的是农业或养殖业。原来有312人从事这类职业，现在只有9人。说明外出以后绝大部分穆斯林都改行了，或者说，以前的农业养殖业技艺现在已经无法成为在外谋生手段。其次，打工人群的变化。现在打工者是以前的两倍，而又占流动穆斯林人数的61.9％，可见在流动穆斯林群体中，主体是打工者。根据访谈，打工者主要的工作场所是拉面馆，个别也有在企业或其他行业的。再者，流动穆斯林中老板或个体户人数的增加较大。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老板或个体户多指拉面馆的老板，据化隆县住沪办同志介绍，该县在深圳有600家拉面馆，在上海有1千家。这些城市存在着这么多的拉面馆，故老板或个体户增加幅度较大。最后，教师的比例没有变化，或许因为做教师需要学历和经验，若有学历和经验无论在家乡还是外出到这几个城市都可以成为老师，区别只是报酬的多少。总之，流动穆斯林的职业大多数发生了变化，现在所从事的职业与家乡的职业不同了，发生了变化。然这种变化亦有规律可寻，即他们基本集中在饮食（主要在拉面）行业。无论是打工人人数或是老板人数的增加，还是从事农业养殖业人群的减少，都由于进入到了这四个城市的饮食行业（拉面行业）。 流动穆斯林为何会集中在这个领域？根据调查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饮食和技能问题。穆斯林尤其西北穆斯林对于清真饮食要求非常严格，以至他们基本不去汉族人的饭店就餐，因为那里不清真，回民面馆、饭店几乎没有这类问题；此外，在拉面馆打工基本不存在技能问题，或者说技能问题较少，大部分穆斯林都会拉面、都会烧牛羊肉。其二，生活成本问题。四城市的拉面店一般都免费供应吃饭，有的免费一顿，有的二顿，这样一来，生活成本很低，能积畜的钱会更多。其三、宗教感情和生活情感问题。西北穆斯林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对于功修非常认真，尤其到了斋月期间，都要封斋。在其他行业，功修和工作往往难以兼顾。从感情方面看，这里拉面馆的穆斯林多为同乡（同乡范围可大可小，大则为一省小则为一县一乡），彼此在一起工作易于变成朋友，在外遇到问题也易于获得同乡帮助。其四、这四个城市规模较大，商业空间也大，几百家甚至上千家拉面馆都可以同时营业，基本是家家盈利。所以，拉面馆成为流动穆斯林的一个重要的选择。以至在这些城市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拉面经济。这是由西部流动穆斯林支撑起来的经济，不仅养活了自己（仅这四城市的流动穆斯林就有四十多万），也方便了这些城市的市民生活。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建筑单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以及农民工因从事危险工作而致死致残的问题常常见诸于报端，而西北流动穆斯林却没遇到过这类问题。这绝对不是侥幸。从主观方面看，流动穆斯林有相对固定的就业取向，从客观方面看，这些城市也有这么多回民餐饮业的存在，这样就使得这么庞大的流动队伍，在这么发达的城市，能够立足，能够安全地生活下去。若是没有这些拉面馆，外来穆斯林将流向何处？若是流动穆斯林兄弟辛苦一年，到了年底工资却被拖欠，社会将会出现何种状况？所以，笔者以为西北的拉面馆或拉面经济，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维系着西北流动穆斯林的生活和社会稳定。 四、流动穆斯林的收入状况 流动穆斯林职业发生了变化，其收入情况如何？以下是一个对比表，通过对比可知外出前后的变化：以前收入500元以下者为大多数，占54.9％，现在只占10.9％。这个比例数在下降，而500元以上者，几乎每一栏都有增加。具体为： 500-1000元的增加了80％, 1000-2000元的增加了近3倍，2000-3000元的增加了44％，3000-4000元的增加了2.5倍，4000－5000元的增加了3倍。5000元以上的以前几乎没有，现在也有19人。显然，流动穆斯林到了这些城市以后，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与甘肃、宁夏、青海那些以务农为业的农民（年收入2000元左右）相比，收入的提供更是相当大。因为，在四城市的流动穆斯林中，有90％以上的人年收入在6000元以上,有20％的人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上，有5％的人在24000元以上，如此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动穆斯林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即年收入在2.4.万以上者），开始向上升流动，即由一般的打工者上升为社会中产阶层， 他们或是饮食店老板，或是从事贸易的商人等。换言之，他们通过几年的外出的奋斗，无论收入或职业都具备了中产阶层的一些特征，开始融入到这些城市的社会中去。五 流动穆斯林在外居住时间及联系网络 在流动穆斯林中，有近54％的人居住在外1－5年，少部分(10.28％)已经达到了6—10年之间。据说,自从2002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后，家庭饲养牛羊受到限制，经济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外出谋生者较多。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何大部分西北穆斯林在外流动时间较长（基本常年在外），而从2002年左右外出的人数较多，上世纪90年代外出的较少。即在外1－5年的多，而6年以上的少。他们的住房，大约有67．9％是自己租房，14.6％的人是借住在他人租的房屋里。由于这四个城市的房价甚高，有能力购买房者极少，只占5％左右。在走访中还发现，流动穆斯林长期在外，逐渐形成了或本县或整个西北地区的联系网。这个联络网具有地缘、族缘、业缘等因素，即都是西北的穆斯林，又都是从事餐饮业。例如，南京有“西北联络组”，天津有“西北拉面馆协会”，上海、深圳也有类似的联络网。化隆县为了维护本县外出人员的利益，专门在上海、深圳设立了办事处等。联络组、协会完全是民间性质的，而驻深、沪办事处则有一定的政府色彩。而无论性质如何，都起着联系、协调西北流动穆斯林的作用。联系网彼此之间都有手机号、地址、人名，小联络网一般有50－60家饭店的联系方式，大的有几百家联系方式，一旦谁家出了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些纠纷问题，都可通过联系获得支援或帮助。在这些联络组或拉面协会内部都有自己的召集人，而召集人多为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有一定经济势力和人际关系的穆斯林。他们除了用电话联系之外，还有一种联系方法，即在每周五的主麻日，当穆斯林聚会时与同乡聚在一起交流有关事情，以获得帮助。笔者在上海时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一位在拉面馆打工的穆斯林在沪归真了，家属要求送回老家安葬，从上海定专车回老家需费用2万元，拉面馆老板一时拿不出，就来清真寺请大家帮助。穆斯林兄弟闻讯纷纷解囊，有的十元、有的百元，大大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在深圳时也常听说他们彼此互助的事情：有位穆斯林在深圳开饭店，开张之初，经常有人白吃白喝，还要收保护费什么的，这些人一来就是几个，报警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都是小事，教育一下就完事。然后再来骚扰，饭店一时难以正常经营。自从有了联络网，一打电话大家都过来了，小混混见人多势众拔腿就溜，久而久之因无便宜可占，也就不来了。类似的事件其他城市也发生过，只是由于这些城市的治安较好，加之，穆斯林内部又团结互助，所以没发生什么大的治安性的事件或问题。当然，流动穆斯林成份复杂，人员素质有高低，彼此之间也会发生一些纠纷或摩擦，尤其是在一条不长的街道上同时开了几家拉面馆或饭店，彼此也往往会因经济利益发生一些纠纷。出现这类问题，有时由伊协、清真寺阿訇出面进行协调，也有时由拉面协会或联络组出面调解，一般都能够化解日常的一些纠纷。此外，这些协会、联络组也很注意自律。在天津曾出现过一些清真饭馆为了增加收入而买酒水，一些不法商人挂清真招牌但不经营清真餐饮的问题。对于买酒水问题，协会一经发现立即出面劝阻；为了防治假冒清真饭店，他们设计了一个清真标牌，除了有专门标志外，还将穆斯林经营者的照片放大印在上面，这样真假清真问题就一目了然。各个城市遇到的问题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但无论怎样，大家都感到需要有这样一个协会或网络。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类联系的网络或协会是西北流动穆斯林在外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保证，是解决社会纠纷或一些问题的重要力量，也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流动穆斯林才能安心地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从这个方面看，这些民间性或带有民间色彩的组织是西北流动穆斯林能够在外进行正常经营和发展下去的一个重要依靠。此外，需要说明指出的是，在调查过程中，在四城市的调研过程中，没有发现甚至也没听到有关流动穆斯林与当地居民之间发生矛盾或冲突之类的事。询问当地阿訇和流动穆斯林，都是摇摇头，说明并没发生这样一类的事件。就其原因，笔者以为：一方面，外来的穆斯林在生活、经营方面能够尊重当地的法规、风俗，而拉面经营也与这里的饮食经营没有多少竞争（因为这些城市市场空间较大，管理也比较规范）；另一方面，在于这四个城市多为移民城市，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程度高，人们对于外来人群的移居及其较为独特的宗教生活习俗，能够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去理解、接受。所以，一直相安无事，和谐共处。 西北流动穆斯林由于在这四个城市经济收入较好，生意也能够有保证，除了少部分，即13.4％的人想回去外，大部分人处于或犹疑或等等再说的状态，当然也有27.4 ％的人愿意在这里长期住下去。 流动穆斯林每天几乎忙忙碌碌，但他们不是单纯的“经济人”，在他们经济的后面有联系网络，在网络后面有宗教文化。经济、网络、宗教，虽然各不相同，不在一个层次，但彼此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即浅层的流动穆斯林的拉面经济，中层的联系网络，以及深层的宗教的价值取向，是密切配合相互影响的。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三层结构，与文化学上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一一对应：拉面经济对应于或等同于器物文化、社会联系网络等同于组织制度文化，而伊斯兰教信仰就是精神文化。这三者或三层若是抽去其中的之一都难以理正确解流动穆斯林的生活、生产之特色，也正是这样三层一体之特点才形成了流动穆斯林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是独特之文化），以区别其他的城市流动人口；也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才使得他们几乎能够赤手空拳打天下。试想，哪个城市没有自己独特得饮食产品？但哪一个地方能够凭借某种单一产品养活这么多流动的人群？哪个城市的民众能够以某一种产品走天下？只有西北回族的穆斯林，只有他们能够依靠拉面经济走天下。为什么？因为他们具有独特的生活、经营方式。换言之，因为他们在生活、生产经营方面具有的上述特点，发挥出了整体的社会功能，从而维系了也稳定了流动穆斯林的生活。 六、对策与建议 现代化飞速发展的结果，大大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得大量农村劳力涌入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涌入，一方面给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力，给农民带来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给城市带来了许多压力，致使城市教育、服务、卫生、住房等设施越加不足。在涌入城市的人口中，流动穆斯林是其中一个较为独特的群体，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又来源于地理位置较远的西北农村。由于西北退耕还林还草的工程推行，以及东部沿海城市与西北城乡的经济、收入差距的悬殊，使得他们的流动到上述城市里，其最终是自然地融入到这些城市里还是返回原籍，目前尚难预料。只是一点较为清楚：他们在这些城市还将流动(逗留)相当长的时间。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一清醒地认识，应该在公共设施、服务等方面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计划或安排。这里具体建议如下： 一、目前，各地的拉面馆都已经存在，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对于这些清真餐饮或许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可是总体上看还是符合城市卫生、管理的规范。对于这类饮食饭店，若是小的，则给予一定的扶持和帮助；若是已经上规模的，则尽量不去干预，实行“无为而治”。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只要这类餐饮业不违反当地政府的相关规定而合法经营，就应该让它们自己发展下去。此外，各个城市应该有一个清真网点设置计划，这样既便于开设新的餐饮点，又可避免因饭店过密而造成的恶性竞争。 二、西北穆斯林都是少数民族，提高他们及其子女的文化程度对于流动穆斯林和社会的发展都有相当的影响。政府职能部门，应对于成年人（流动穆斯林）定期举办科学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在城市谋生的能力；对于其子女，应在学习就读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或者说使其孩子们能够来这些城市读书。加强教育不仅关系到生产技能、文化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涉及流动穆斯林就业面的扩大和收入的提高。当然，对于他们自然地而又自愿地融入东南沿海城市也有一定帮助。因为，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看，这群人有相当一部分会地融入东部城市中去，他们不可能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细读上述统计数据也能看到这种趋势，即有一部分人，他们的年收入在2－3万元左右，有的在城市已经购买了住房，有了一份较为固定的工作。只要户籍问题能够解决，他们完全可以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三、各地伊斯兰教协会应积极出面协调、解决流动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在调研中，发现有的城市的伊协会对于本地穆斯林问题关注较多，对于外来穆斯林则不甚关心，以为这是一个流动的人群，外来的人群，他们与原籍的伊协和清真寺关系较为紧密，而与这地的伊协、清真寺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不是他们需要服务、管理的人群。以至出了问题总是推托：诸如这类事应该找派出所，这类事应该找卫生、工商管理部门等等。当然，找主管部门是对的，也是管理科学化的一种体现，可是作为伊协是积极协助，帮助他们出主意，还是一推了事，实际是有很大的差别。伊协若是能够认同：只要是在我们这里发生的穆斯林的事，就是我们伊协该办的事。以这样的积极态度 去处理或协助处理一些矛盾或问题，很多矛盾是能够化解的，纵然有的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外来的穆斯林兄弟也是能够理解。应该说，以这样的态度去处理问题，伊协与流动穆斯林容易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至于流动穆斯林之间的联系网络，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的因素，伊协也可依靠它们（拉面协会等）去处理一些具体的问题，但这些联系网络等毕竟不是一个正式组织，与政府之间的沟通还得由伊协出面，而政府的一些政策、措施也还得由伊协去贯彻。所以，当流动穆斯林遇到的困难或问题时，各地伊协应以积极态度去处理，这些才利于化解各类矛盾，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 四、随着流动穆斯林的大量进入，各地清真寺、回民饮食、回民墓地等显得或总量不够或品种不足。过去政府设点时一是考虑当地风俗传统，一是考虑当地穆斯林的人数，而恰恰没考虑到流动穆斯林的因素，更没料到流动穆斯林在一个城市会长期存在下去。现在，问题凸显出来了。要解决这类问题，笔者认为：首先，各级政府在城市规划时，应该考虑流动穆斯林的因素，应该逐渐地或扩大或新增这方面的设置；其次，在对原有城市进行改建时，可以利用一些或破产或撤迁的企业厂房、场地，以改建为清真寺或其他相关场所（深圳曾采用此办法解决清真寺不足问题）；最后，在回民小区周围，多增一些辅助性的设施（如小的店门等），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总之，无论是城市的长期规划，还是具体的局部的城市改建，都得考虑到流动穆斯林是一个长时期的存在的社会现象，都得在能否满足其宗教、生活的设置方面予以思考和安排，并具体加以贯彻，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流动穆斯林的问题，才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民族和谐。参考文献：[1]蔡昉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M]（1990～1999）.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2]张开敏主编.上海人口迁移研究 [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3]邹兰春主编. 北京的流动人口[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6.[4]佟新著.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6]马戎、王晓丽等.新疆乌鲁木齐流动人口特点与就业状况[J].西北民族研究2005.3.

前言近几年来国际上有了许多关于“中国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与非洲联系密切的的西方国家，即美国、英国和法国。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当然应该接受监察，然而西方精英把中国看作是与西方争夺非洲资源和影响力的对手，从而扭曲了关于“中国在非洲”的看法。他们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比其关于“西方在非洲”的话语要负面得多。这种话语包括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如何对非洲的治理造成了“坏的影响”。[1]与此相伴随的一种观点套用发展权的话语，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作为阻碍了非洲的发展。[2]2007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典型地显示了西方媒体是如何进行这种讨论的；其标题《非洲乱治的庇护者》指的是中国。[3]这篇社论说如果非洲国家把自然资源抵押给中国，中国将为他们开出巨额的支票，而不关心腐败或专制的问题。它说中国正在进行“冷酷的人民币外交”， 与实行“种族灭绝”的苏丹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关系”， 并把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当作“最喜欢的人”，使津巴布韦缺乏自由选举和“理智的经济政策”。《纽约时报》还断言，中国正在用廉价商品充斥非洲，给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却不坚持西方国家所努力推动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EITI)的准则，从而使最贫穷的非洲工人变得更加困苦。社论还对中国公司对赞比亚矿工的剥削表示愤慨。这种话语的本质是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有损人权，甚至是一种“殖民主义政策”，这种指责建立了一个假设，即在话语的背后“高尚”的西方当然与此不同。[4]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有些活动确实侵犯了非洲人的人权，但不是以西方精英所声称的那种方式进行的，而是以与西方政策相同的方式进行的，包括不利的贸易条件、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开采、压迫性的劳动制度以及对独裁统治者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共同特征。中国的精英们过去曾经谴责过这些做法，但现在却几乎把这些颂扬为有活力的资本主义（dynamic capitalism）。例如，在2007年，复旦大学学者简军波在颇有影响的《Beijing Review》杂志上回应对中国在非洲搞“殖民主义”指责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进入了非洲，它们只是专注于利润，而不管对非洲社会的有害影响，例如环境污染、过度开发和对当地劳动力的剥削”。但是他认为中国所采取的路径“与市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逻辑是一致的”，因而这些作为并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殖民主义者，而是变成一个“在非洲成功的资本家”。[5]对西方的话语我们的论点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并不想说“中国在非洲”是积极的，西方的是消极的，或者说中国在非洲的作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也有类似的作为。对中非关系的分析既不能简单地用“双赢”来概括，也不是西方媒体所描述的噩梦。中国的行为应放在世界体系的大环境下来看，应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分析讨论。我们的论点包括三个方面：1）在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很难对中非关系的长短处进行单独的评估；2）作为世界体系的成员，中国在非洲与西方在非洲的共同之处要远比人们想象的多；3）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作为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她有社会主义的遗产以及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这些因素使中国的政策不象西方的政策那么有损于非洲人的权利观。[6]在下文中，我们主要讨论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西方往往谴责说这些活动损害了非洲的利益。我们也要考查“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在什么背景下产生，以及非洲人是否同意这个话语的主要观点。 一、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进口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急剧上升。在1995年时中非贸易额只有30亿美元，到2006年为止中非贸易额已达到550亿美元，非洲在中非贸易中略有顺差。但是当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仅仅是中国外贸总额（1.76万亿美元）的3％。 2008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总额为1070亿美元，非洲明显享有顺差，但是因为中国对外的贸易总额已达到2.56万亿美元，中非贸易还是只占了4%。2006年中国是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法国，而到了2008年中国已经超越法国，排在美非贸易1400亿美元的后面。[7]中国宣称中非贸易为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0％。[8]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涉及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与进口的问题。在进口方面，这种话语主要围绕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问题，许多西方人指责中国使非洲更加依赖于通过出卖原材料来获得收入。一位加拿大学者指出，西方人经常强调说“北京对非洲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必然会延续非洲对石油出口的依赖，从而进一步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 ， 如农产企业和制造业”。[9] 然而，下面我们会指出美国的石油进口其实最依赖非洲。在2005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10%的出口产品是运往中国的；到2007年，该比例已增长到13.4%。5个石油和矿产国对中国的出口占中国从非洲进口的85％。2004年，石油和天然气占非洲对中国出口额的62%，矿石和金属占17％，农业原料占7％。2009年，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占非洲对中国出口额的86%。[10] 这种结构并非奇特：除了南非之外，非洲大陆的制造业主要限于纺织品和服装，而中国也大量生产纺织品和服装。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各自从非洲的进口有相似的结构。 2005年美国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口中石油占80％，服装不到3％，其余大部分为矿物质。2005年，通过美国对非洲优惠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计划进入美国的石油产品占该计划内美国进口非洲产品总价值的92％。2008年，上述比例依然保持在92%，当年进入美国市场的石油产品（无论通过AGOA计划与否）占了美非贸易总额的88%。仅仅四个非洲国家就占了AGOA全部贸易的84%。[11]中国2006年消耗的石油中大约有47％是进口的，2008年则是50%。2006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占世界石油贸易的6.8％，占中国所需能源的12％（煤炭、水电、核电也是中国主要的能源）。[12]2005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能源总需求的4％。在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31%的份额中，安哥拉的份额为14％，苏丹为5％，刚果为4％，赤道几内亚为3％。[13]非洲国家所供应的石油占2006年中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4.5％，占2008年中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6%，占美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3.2%，两者没有什么大不同，非洲石油进口为美国提供了5.2％的能源需求。[14]中国进口石油主要用于为生产提供能源：其石油需求的70％是为了工业用途，而美国石油需求的70％被用于汽车消耗。[15]2009年中国的非洲事务特使指出中国进口了非洲石油出口8.7%，而欧盟和美国各获得33％。中国总理也指出中国只占全球在在非洲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总投资的十六分之一。[16]因此，中国并没有支配非洲的石油市场。然而“中国在非洲”的话语认为中国企图成为非洲资源的主要获取者，并认为中国仅对非洲的资源有兴趣。[17]。中国确实参与了具有剥削性的商贸：历史上，石油和其他全球性交易的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商品的价格主要由政治力量的不对称所决定。[18]影响石油和初级产品的因素除了“不平等和不同类的交易”之外，[19]还包括：石油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创造很少的就业机会，却破坏了环境，引起石油生产国的贪污腐败。盛产石油的地区，如苏丹和尼日利亚南部的尼日尔三角洲，从他们的这种世袭财产得到的利益太少了，以致于暴力冲突接踵而至。[20]中国在非洲有石油的目的，因为世界已探明的常规石油储量的80％都是国有的，占世界石油生产的三分之二。剩余的大部分储备被西方石油企业开采。[21]中国获得非洲石油的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经常把石油交易与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打包。[2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基本上放弃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且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也得不到私人和公共的融资。[23] 尽管基础设施的缺乏已阻碍了非洲的发展，从1992年到2003年，非洲基础设施的国际投资只达到除北美以外的所有此类投资的4％。[24]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并成为卓越的建设者。世界银行估计，截至2006年年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洲基础设施的贷款超过了125亿美元。在2007年，该银行承诺在未来三年内用于与非洲有关的基础设施和贸易融资贷款将达到200亿美元，除此之外，在2006年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上为了鼓励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中国政府宣布成立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25]八国财长批评了中国的贷款，理由是应该避免“贷款和免除债务的恶性循环”，但是非政府组织指出，富国在2005年承诺给非洲的额外250亿美元援助款中已交付的只有23亿美元。[26]中国在非洲取得石油的做法体现在2004年与安哥拉达成的协议所引起的关于“中国在非洲”争议中。这个协议之所以会引发争议，是因为这个交易涉及向腐败的安哥拉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贷款并没有要求安哥拉政府报告资金如何使用。最初的2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是用于铁路维修、道路建设和办公建筑等方面。这笔贷款将以每天生产10000桶的前壳牌石油区块的石油来偿还。印度最大的石油企业一直在寻求这个区块，但中国却获得了这个区块，原因在于中国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贷款，利息定在1.5％，在17年内偿还，其中还包括5年的免息期。后来利息被降至0.25％。协议还保证它所资助的基础设施中将有价值达30％的项目会保留给安哥拉人来做，其余70％公开招标，当然70%公开招标的项目多数很可能由中国公司得标。[27]到2007年为止，中国为安哥拉的基础设施项目至少贷款60亿美元。[28]中国给安哥拉的和其他非洲国家的贷款受到了世界银行负责人保罗•沃尔福威茨、英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责，他们说中国的举措可能会使非洲陷入债务之中。美国财政部把中国称为“流氓债权人。”[29]然而非洲仍然深陷于西方设立的“债务陷阱”之中，欠债多达3000亿美元，并支付大量利息。[30]就象美国的非洲研究者者戴博拉•布劳地根（Deborah Brautigam）所指出的，中国“经常取消非洲国家的债款，这些贷款通常是以零利率发放的，并没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长期谈判和令人质疑的条件”。[31]例如，加纳两个主要城市阿克拉和库马西之间的公路是用中国的无息贷款在2006年修造的。[32]经合组织的研究人员更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并没有加深非洲国家政府的腐败。[33]中国的领导人知道腐败官员会抽走他们的基础设施贷款的一部分，但中国提供的贷款不会象西方的援助那样被腐败耗尽。正如一个香港记者所指出的，因为中国的贷款和援助与基础设施项目绑在了一起，“腐败的统治者就没那么方便地用它来购买奔驰了”。[34]美国的一名关于中国在非洲经营活动的观察员认为，中国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为有效，因为中国的许多援助被用于“水电站大坝、铁路、公路和光纤电缆，这有可能造福老百姓，无论他们生活下的制度是多么腐败”。[35]尽管西方国家在言辞上要促进非洲石油生产者的透明度，但是在实际上却并没有约束在非洲开采石油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和公司。对非洲石油区块的招标一般有支付给政府的“签字费”，这笔钱往往达到数亿美元。外国石油公司明知道在他们支付的数额与在政府官员瞒报之后东道国政府所获得的数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有一个罕见的被公开的案例：西方石油公司告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在2001年他们为石油管道项目向安哥拉支付了4亿美元，但是安哥拉政府声称只收到2.85亿美元，这中间的差额大概就被贪污了。[36] 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和总统办公室控制着石油收入。调查人员已追查到西方跨国公司支付给安哥拉官员海外私人账户的数亿美元的奖金和贿赂款。多数跨国公司拒绝公布他们为获取开采权所支付的金额。西方国家政府不要求本国的石油公司作出这种披露，但是却“与虎谋皮”，要求腐败的政府公开自己的腐败。[37]西方的政策干预并没有真正减少“资源的灾祸”（resource curse）。[38]一些非洲学者争辩说，只要非洲官员以及贿赂他们的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容忍这种犯罪行为，那么仅仅提倡透明度不足以结束与石油有关的腐败。英国政府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很难监管他们的行为，因为接受监管全靠自愿，而披露腐败的责任被放在非洲各国政府身上。[39]非政府组织倡导针对公开交易自然资源的公司--非交易的自然资源公司或国有企业除外--必须强制性地要求它们披露支付金额，。大多数西方石油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公司，一直在成功地抵制披露支付金额的要求。[40]西方媒体经常引述世界银行与乍得的协议作为一个外部干预得以遏制石油引发的腐败的成功例子，认为这个协议避免了资源灾祸，促进了扶贫。为了获得世界银行的少量资助来建设从乍得到喀麦隆的管道（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私人投资项目），自2003年以来乍得政府把来自埃克森美孚公司和其他管道运营商的特许权使用费存入伦敦银行。外国监督员监督着这个帐户， 向乍得发放资金，主要用于扶贫项目。管道建设中，由于石油价格低，跨国公司不愿意在没有世界银行支持的情况下冒险建设。一项研究发现，世界银行与乍得协议是一个“在一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次性事件，这些历史条件现在已不存在”。随着油价升涨和供应紧张，石油公司不再需要世行批准来投资项目。有人认为世界银行与乍得协议的地域范围和期限极其有限，对于减轻贫困不可能发挥多大作用。[41]“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很可能会继续集中在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问题上。美国分析家尤其认为，在战略上中国与美国在争夺非洲石油。[42]到2007年为止，非洲为美国提供其每日石油进口的24％，超过中东所占的18.6％，到2009年非洲仍然每日为美国提供其石油进口的24%，超过中东。[43]美国政府估计，在2002到2025年之间非洲石油产量将增长91％，而全球产量将增长53％。2007年成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将是保护美国获得石油。[44]与美国在获得非洲石油的突出地位相伴随着的是美国对所有石油生产国的独裁统治者的支持。[45]苏丹是半个特例：美国与苏丹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合作，并给他们提供保护，但是美国反对苏丹政权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家。[46]美国精英用这半个特例和中国在苏丹投资和开发石油来使话语集中于所谓的中国在非洲“争夺石油”，尽管中国现在远不能与西方企业在控制非洲石油方面进行竞争，[47]况且中国从非洲（包括苏丹）获得的许多石油并没有运回中国，而是在国际市场上交易。[48]二、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出口“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也尖锐地批评中国对非洲的出口，认为产品质量差，不能很好地服务消费者，并导致非洲制造业的衰退。[49]在非洲大部分地区，许多价格昂贵的基本消费品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和腐败现象使非洲的生产成本非常高，这些进口产品往往比本地制造的产品更便宜。[50]中国的商品价格比两者都低，因此对基层非洲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马达加斯加的中国货物比本地或进口商品便宜2-3倍以上。[51]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非洲从事贸易和投资，并且互相竞争，价格更加走低。在刚果首都金沙萨，中国商人开始时12美元卖一双鞋，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到来，价格跌至6美元一双。[52]在加纳，随着进口的中国自行车越来越多，价格在两年内从67美元降至25美元。[53]如果说廉价的中国产品使非洲基层消费者受益，[54]那也只有在7个非洲国家中国进口的比重占到5-14％。[55] 在中国的出口中基本消费品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机械，电子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56]英国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乌干达这个非洲国家，基本消费品的进口超过了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五分之一，并且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进口主要是取代了来自其他地方的进口，对当地生产的影响不大。[57]中国政府承认，确实有些产品质量比较差。许多中国货物是由中国或非洲的私营商人带进非洲的，中国政府并不能控制他们。然而，中国政府已“采取严格的措施，以确保中国的所有出口产品符合最低的质量标准，并成立了一个部门，以阻止劣质货物的出口。”[58]不仅中国对非洲的大多数出口没有取代本地生产者，而且中国出口到世界市场的产品也没有传说的那样破坏非洲出口，而这种指责在西方国家相当普遍。[59]出口相似性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是用来衡量的国家或地区各自出口产品的之间价值重叠多少的指数，中国和整个非洲的出口相似性指数只有4％，而且几乎都涉及纺织品和服装。[60]而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不断指责中国破坏了非洲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61]中国出口到非洲的纺织品在2003年前后开始大幅上升，但是那时许多非洲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已经遭遇了长期的衰退。1977年加纳的纺织品和服装业的就业人数为2.5万人，但是2000年只有5000名就业人员。[62]在20世纪80年代赞比亚的纺织品和服装业的就业人数为2.5万人，但是到2002年只剩下1万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把纺织品和服装就业人数提高到正规部门就业岗位的20-30％。然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已失去偿还债务的能力，国际金融机构坚持要求这些国家对外国商品开放市场，从而使一些国家遭遇去工业化，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业。[63]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是非洲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的真正掘墓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二手服装涌入非洲市场挤压了非洲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的市场。[64]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肯尼亚向美国和欧盟的二手服装和新服装开放市场，而美国和欧盟增加了对其棉农的补贴，导致肯尼亚棉花产业的萎缩，从而减少了对肯尼亚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的供应。肯尼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提高了电力和其他原料的成本，使纺织生产企业更难以生产出低廉的有竞争力的产品。现在二手服装的销售涉及50万肯尼亚人，而该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业—这个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曾雇佣20万人的产业--几乎崩溃了。多达7万个企业工作岗位丧失。[65]截至2004年，即使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产生了一些效果，也只有不到3.5万人在肯尼亚的出口服装行业中工作。[66]2001年开始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开始迅速增长。[67]虽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大规模的失业，在中国设厂的公司在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9％增长到2005年的24％。[68]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占中国2006年1770亿美元全球贸易盈余的70％。[69]从1974年开始，《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MFA）限制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纺织品和服装。1994年以后世贸组织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把《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的配额一直维持到2005年1月1日。此后非洲对美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一下子下降20％。在2005和2006年期间，一些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就业岗位大幅减少,[70]明显的原因在于“相对较高的水电等费用成本和运输成本以及运往美国较长的运输时间，比亚洲相比较低的生产率和非熟练劳动力，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要少得多的棉纱来源和价格高得多的面料。”[71]“中国在非洲”话语指责说中国竞争尤其严重地冲击了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和南非。然而，除南非以外，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摩洛哥的纺织业到2000年是已经病入膏肓。后来的结果证明这几个国家纺织业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竞争而死亡。在莱索托，纺织品和服装业的老板一直是外国人（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人），雇佣了该国大部分正规部门的工人。2006年他们重塑自己，把自己包装成替美国市场生产“道德服装”的生产商，从而基本上恢复了原先就业水平。[72]马达加斯加的纺织服装业共有10万个就业岗位，在2005年损失了5000个此类岗位， 但是2006年他们把自己的优势锁定在高端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上。其实马达加斯加的纺织业和服装工业在2005-2007期间增长了3%，到2009年就业岗位又达到了10万。它的产出实际上占了AGOA计划下非洲对美国非石油产品类出口的25%。 [73]摩洛哥对策是提升其纺织品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因此出口已经开始复苏。他们使自己面向欧洲市场准时生产，因为欧洲市场有50-60％的需求不可能由遥远的中国出口商来满足。[74]据称，2003-2006年期间南非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丧失了5.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1.8万个就业岗位是从2004年底以来丧失的。除了中国产品的大量涌入这一因素之外，南非货币兰特在2002-2004年期间升值了50％，使南非、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出口商品更加昂贵。[75]南非的纺织服装企业也没法得到亚洲的廉价面料，来生产产品出口到美国，也无法按照《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优惠关税来向美国出口。[76]南非的服装工业面临着资金缺乏和管理不善的困境。该行业日益增长的非正规化就业已经导致劳动力去技能化，使得产品质量的无法保证。[77]中国纺织品的大量涌入对就业的影响也应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来考查。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因为有来自中国的廉价纺织品和服装，南非零售部门的就业大大增加，为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了主要贡献。南非零售业新增的就业机会补偿了纺织品和服装工业就业岗位的丧失。[78]无论如何，为了减少中国产品在南非引发的争议，中国在2007-2008年期间给向南非出口的31类纺织品和服装的定下限制性的配额。南非政府认为这将使中国进口减少三分之一，大概会创造出自2003年以来所丧失的就业岗位。[79]中国政府还同意为南非的纺织品和服装业培训计划资助250万美元，将“在必要情况下向南非提供优惠贷款，以促进南非纺织工业的现代化”。然而，不难想象，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南非市场上因为中国纺织品的减少而产生的空白被其它国家的纺织品的增加所填补。与2006年的水平相比，受配额控制的31类纺织品对南非的出口到2008年下降了50%, 而其中的40%则主要由其它亚洲国家（印度、印尼、香港、巴基斯坦，还有毛里求斯）的纺织品所替代。[80]在中国对非洲出口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之间，孰大孰小不容易划定。然而，就纺织品和服装行业而言，其影响并非象西方人所说的那样糟糕。西方国家对非洲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关注没有采用比较分析法， 没有把它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应该指出的是，通过推动结构调整方案造成非洲纺织品和服装行业萧条的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而且西方国家如果真正关心非洲纺织品产业的话，他们还必须限制向非洲出口二手服装和新服装。三、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投资流入非洲的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FDI）来自欧洲、南非和美国。这些国家对非洲的投资加起来超过流入非洲所有FDI的一半。在1990年中国在非洲的FDI仅为4900万美元 ，在2003年达到6亿美元。在2005年中国在非洲的FDI存量为16亿美元，而中国在全球的FDI存量为570亿美元。从1979年至2000年，也就是能获得数据的最近几年，中国投在非洲制造业的FDI占到中国对非投资的46％（其中，纺织业就占15％），资源开采占28％，服务业（主要为建筑）占18％，农业占7％。中国曾表示，将鼓励对非洲的加工工业、基础设施、农业和自然资源的投资。[81]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增幅巨大，有人估计到2006年底实现的和承诺的投资将达到117亿美元，其中包括制造业、贸易、运输和农业。[82]到2008年为止中国对非实现的投资存量达到78亿美元。2008年一年内实现和承诺的直接投资达55亿美元。据报道2009年的头9个月中国的直接投资比2008年同期增长了77%。中国将有可能很快成为非洲FDI的主要来源，而中国政府机构也为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贷款、信贷以及使用外汇的权利。[83]因此投资问题也常常出现在“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中。[84]然而在投资问题上，话语的关注面甚至比贸易还要狭隘，其主要焦点一直是一个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而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大型企业超过800家，其中有100家是大型国有企业。[85]西方媒体报道特别关注的企业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在赞比亚经营的谦比希铜矿。[86]这些报道的结论是“中国人”是非洲的超级剥削者。赞比亚两个非政府组织2007年出的一份报告涉及到谦比希铜矿是否有超常压迫的劳动条件的问题，但是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该报告认为私有化是赞比亚矿工劳动条件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报告指出，常常有人说NFCA是赞比亚铜带省的最恶劣的投资者，印度公司韦丹塔（Vedanta）是第二恶劣的公司，而“通常被标示为‘白人’的瑞士、英国、南非、加拿大和其他投资者”据说是最好的投资者，而报告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种族主义的假设和和经常被重复的都市神话”。[87]NFCA于1998年购买已倒闭的谦比希铜矿，使它恢复运营，把就业岗位从100增加到2200个，而赞比亚共有39,000名矿工。[88]然而该矿的炸药厂在2005年4月发生爆炸，造成47名赞比亚工人的死亡。2006年该矿的工人为了反对拖延支付工资而自发举行罢工，有两名示威者被枪杀。与该矿的180名中国雇员不同，赞比亚工人中只有少数能签上带有退休金的长期合同（permanent contract）。开始的时候NFCA使工会很难代表合同工人的权益，后来公司缓和了对工会的态度，2008年我们做调查时，80%多的工人是工会会员。它所支付的工资开始在赞比亚私营采矿公司中是最低的。高级经理中有11个中国人，而只有一个赞比亚人。赞比亚矿业在国有化期间，矿工家庭享有免费的医疗保健，但是现在他们很难享用矿区医院。虽然许多矿工和他们的家人遭受艾滋病毒之苦，但是这里缺乏预防保健。矿工生活的小镇设施条件很简陋。直到最近为止，赞比亚政府基本上忽视了矿区的生活条件。近来，赞比亚政府威胁要惩罚NFCA和和其他业主，因为他们的行为“过分,…把政府置于一个可笑的境地”。2006年收入最低的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但仍只是在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左右。关注铜矿业的赞比亚经济学家在2008年指出，“NFCA[在工资水平方面]基本上赶上了其它的公司。所有的公司都有同样的看法，即这里有大量的普工，公司不必付高薪。”[89]无论如何，许多赞比亚人感到所有矿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私有化之前恶化，他们指责政府接受世界银行的要求，把矿区迅速交给多国公司。的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了5亿美元的国际收支的援款，条件是赞比亚尽快完成私有化。[90]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指出，在赞比亚的矿区中有“许多低劣的公司行为案例，特别是在麦特瑞克（Metorex）公司”。 麦特瑞克公司是南非的白人公司，拥有奇布卢马（Chibuluma）矿区的90%份额。该报告详细列举了该公司的剥削活动。[91]加拿大公司第一量子金属公司（First Quantum Metals）是坎桑希（Kansanshi）矿区的所有者，它和麦特瑞克公司共同抵制赞比亚政府把矿业费率（royalty rates）提高到2.5-3％的努力。该政策的目标是更好地支持公共教育和卫生项目。赞比亚的多数外国矿业公司现在缴纳是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费率。[92]麦特瑞克公司2006年在赞比亚采矿业中赚取了最高的利润。[93]印度公司韦丹塔（Vedanta）则拥有大型的孔科拉（Konkola）矿。麦特瑞克公司、第一量子金属公司和韦丹塔公司都只支付0.6％的费率和25％的公司税。然而，NFCA支付了2％的费率和35％的公司税。[94]1992年，当铜的价格是每吨2,280美元时，当时的国有铜矿向赞比亚的国库上缴了2亿多美元。2004年，当铜的价格是2868美元时，在相同产量的条件下，外资拥有的铜矿只向赞比亚政府上缴了800万美元。与私有化之前的时期相比，这些矿区现在往往与当地社区缺乏关联，社区不可能靠矿区致富。只有少数公司为雇员及其家属提供健康和教育服务。[95]谦比西铜矿业主诚然是苛刻的剥削者，然而所谓的白人经营者比较好、印度矿业经营者比较坏、而中国人是超级剥削者这样的等级分类是一种误导。[96]参加2006年总统竞选的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领导人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表示，他将赶走中国人、印度人和黎巴嫩人，他把他们称作“侵扰者”。[97]萨塔接受了台湾的捐赠，并表示若他当选，他将承认台湾的独立。在竞选失败后，他访问了台湾；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袭击了中国人的商店。[98]萨塔在参加2008年一轮的总统竞选时降低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抨击。在落选后他很快又继续他的抨击。2009年底萨塔仍然把中国人（“the China Man”）当靶子，尽管NFCA新收购了因为08年铜价低靡而被瑞士老板抛弃的铜矿，从而给当地创造了3000个新的就业岗位。赞比亚谦比希铜矿绝不是非洲最大的中资企业。在尼日利亚有一个私人的、华人集团公司，拥有2万名员工，其中有许多尼日利亚人是其经理，有许多大陆国有企业在制造和工程建设方面与它合作。[99]在非洲还有一些大型的中资企业，例如在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织厂（Urifiki Textile Mill）有2000名工人，在尼日利亚的一些鞋厂和纺织工厂雇用了1000-2000名工人。[100]然而，“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却将谦比希铜矿在读者的印象里打下了深深地烙印。经过比较研究，你就会发现，在非洲的企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压迫性的劳动条件。然而，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要远远低于来自西方的投资。[101]世界银行指出，非洲“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世界上最高的回报”。[102]在20世纪90年代，其回报率平均为29％，此后又有所增加。例如，美国在非洲子公司的利润率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子公司的收益；[103]但是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收益要低于在其他国家的收益。与非洲的许多西方投资不同的是，很多中国投资是与非洲企业的合资企业，非洲企业分享了利润。他们中大多数是为非洲市场生产的中小型企业。[104]中国企业在应对非洲发展计划方面是很灵活的。例如，在2007年，刚果民主共和国（金）禁止出口钴精矿。以前购买钴精矿的中国企业迅速顺应新政策，在刚果设厂生产铜钴合金。[105]与西方在非投资相比，中国的投资似乎没有那么集中于自然资源开采，而比较多地投入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部分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在几十年前已放弃了在非洲从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认为这些无利可图或太危险了”。2009年在美国的调查显示，多国公司的高管还是认为非洲商务环境险峻，不宜成规模地投资。[106] 2005年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有220亿美元，其中只有10％投资于制造业。[107]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中，有83％分布在5个非洲国家。除了南非之外，美国在其他四个国家的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在石油领域；在石油领域里，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壳牌和其他西方大企业已在尼日利亚已经开采了半世纪，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原油产出大国所使用的大部分汽油还依赖进口，而中国公司在苏丹则建立了勘探、生产、提炼、运输和销售的结构。[108]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声称：“随着石油工业的增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10万个苏丹人提供过就业，同时促进了苏丹其他就业部门的增长。”[109] 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大部分是指责中国人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如通过支持苏丹和津巴布韦的统治者，来剥削非洲和非洲人。[110]但是，有几个西方国家直接支持非洲的暴君，为他们提供军事援助和合法性。实际上，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援助给非洲政府从美国购买军火和获取军事培训。[111]因此，如果我们通过比较来评价外国投资如何影响了非洲的发展权和人权，中国的作为不会比西方差。四、结论: 我们质疑全球体系人们谈及贸易方式对发展的影响往往关心的是货物的进口和出口。然而，世界上也存在着人和金钱的进出口。非洲私人财富的40%出口到了西方的银行，而不是中国的银行，而在这个交易里西方银行提供的是保密服务和利息。[112]西方国家还用他们的国籍来换取第三世界培养的专业技能，特别是非洲的医生和护士。这些非洲培养的专业人才大批流失到西方去。[113]这些贸易形式和交换侵犯了非洲的发展权。“中国在非洲”的话语的主要问题不是它对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有不准确的描述，[114]而是因为存在意识形态的取向，它对中国的批评脱离了世界体系的背景，也缺乏比较分析的视角。有些分析者把西方的正面行为来和中国做比较，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有的则在讨论中国在非洲的消极影响时缺乏比较分析法，从而使话语的消费者们只能看到一些树木，而不能见到森林。这些分析反映了西方精英的国家利益观和道德优越感，因为这些密切涉及到与中国的“战略竞争”。[115]许多分析家几乎毫不质疑“援助非洲的发展”和“促进非洲的民主”之类的西方言论，而对于捕获中国企业进行剥削和压迫的例子则尤其眼明手快。[116]对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行为的进行全面考查，将会使我们质疑全球体系，这个体系在许多方面使非洲失去了发展，虽然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不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从而不完全支持西方的使命，然而中国正在日益融入这个全球体系之中。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无法诚实有效地回应所谓的西方在非洲行使“文明的使命”而中国则“不守道德”的二元论。在回击这种二元论时，中国批评西方自命不凡地把自己当成非洲的新导师，认为自己则避免充当指手画脚的角色、以促进“双赢”的贸易和投资推动非洲发展。许多非洲人也有类似的驳斥。[117] 与主要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非洲不仅仅收到非洲精英的欢迎。[118]2007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要求10个非洲国家的老百姓把中国和美国对自己国家的影响进行比较。其中9个非洲国家的61-91％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影响对他们的国家比较好，比例上大大超过了美国。2009年的皮尤调查抽查了26国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态度。其中仅有的两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分别有85%和73%的人对中国表示好感，好感率分别为26国中的第二（仅次于中国本土）和第四。[119]中国在非洲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西方国家和企业可能需要对自身在非洲大陆的作为进行更多的反省。 “中国在非洲”的话语，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发展的影响，今后将持续下去，而读者将对相互竞争的观点进行权衡。2009年西方主流媒体出现过一个对中非关系比较公正的报道。[120]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在非洲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发现，许多非洲人对于这种二元对立保持谨慎的态度。许多非洲人正在拒绝让这种话语来转移人们对非洲在世界体系中处于长期屈从地位的关注，这个世界体系本身建立在剥削和侵权的基础之上。注释：[1]参见Maxi Schoeman, “China in Africa: the Rise of a Hegemony?” 刊载于China and Africa: Partners i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Da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penhagen, Aug. 23, 2007.[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话语在美国最盛行，而在1998年联合国通过发展权的决议时，只有美国拒绝承认这种权利。参见 “US Votes Against Development as Basic Human Right,” Inter Press Service (IPS), Dec. 10, 1998.[3]参见 “Patron of African Misgovernment,” New York Times (下注简称为NYT), Feb. 19, 2007, 页3.[4]参见Yaroslav Trofimov, “In Africa, China's Expansion Begins to Stir Resentment,” Wall Street Journal (下注简称为WSJ), Feb. 2, 2007, 页 4.[5]参见Jian Junbo, “China's Role in Africa,” Beijing Review 6: (February 8, 2007),页 15.[6]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在非洲的吸引力。参见James Swan (副助理国务卿), “Remarks to Columbia University's Third Annual China Symposium,” Apr. 20, 2007, www.state.gov/ p/af/ris/rm/83474.htm ; Darren Taylor, “African Respect for Chinese Expatriates Grows” VOA News, May 8, 2007, www.voanews.com/english/Africa ... se-Expatriates-Grows.cfm.[7]参见Robyn Dixon, “Africa Holds Attractions for China Leaders.” Los Angeles Times (下文简称LAT), Jan. 31, 2007; “China,” Mbendi: Information for Africa, 2007, http://www.mbendi.co.za/land/as/cj/p0005.htm; “Foreign Firms are Driving our Surplus,” Xinhua (下文简称XH), March 12, 2007; “Goodwill Gives Obama Added Leverage in Africa,” Reuters, July 9, 2009; “China SOEs Move to Fill Africa Investment Gap,” Business Daily Update, June 16, 2009; “China Says Export Slide Deep,”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 Aug. 13, 2009.[8]参见“World must do more for Africa, China’s Premier says,” Agence France Presse (下文简称AFP), May 16, 2007.[9]参见 Hany Besada, “China in Africa – a Reliable Friend?” Taipei Times, March 25, 2007:页8.[10]参见Harry Broadman, Africa’s Silk Road: 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6):页11-12, 81; “Africa Trade Profile,” Africa News, July 21, 2009; “Continent Must Engage China with Win-Win Strategies, Mmegi (博茨瓦纳报纸), Oct. 20, 2009; “AGOA’s Poor Show Blamed on Issues ‘Unique’ to Continent,” The East African (肯尼亚报纸),July 6, 2009。2005年中国棉花进口约21%和钻石进口的26％来自非洲。非洲原木出口约15.4％到了中国。参见 Ron Sandrey, “The African Merchandise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side Asia, 2006 (3-4):8-10.[11]参见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African Trade Profil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2006):1, 2, 12；“US Trade Preference Programs,” CQ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Nov. 17, 2009.; “Reforming African Economies Continue to Reap Benefits,” US State News, Sept. 7, 2009；“AGOA’s Poor Show Blamed on Issues ‘Unique’ to Continent,” The East African, July 6, 2009。[12]参见“Analysis of China’s Energy Import and Export,” XH, Mar. 19, 2007; “China Oil Demand Seen at 7.01 mln bpd,” XH, Nov. 10, 2006; “China’s Thirst for Energy Complicating Global Policy,” Petroleumworld. com, Jan. 18, 2006, www.petroleumworld.com/story06011809.htm; “China Oil Dependence Sparks Concerns,” Radio Free Asia, Jan. 5, 2009.[13]参见 Erica Downs, China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6):31. 与此相类似的是，尼日利亚对美国的原油出口占美国原油进口的11％。参见“US Warns of Al-Qaeda Attacks,” This Day (下文简称TD，尼日利亚报纸), September 7, 2007.[14]参见B. McKenna, “Don’t Expect ‘Energy Independence’ to Clear the Air on Climate Change,” Globe & Mail (多伦多报纸)(G&M), Jan. 30, 2007 (美国2006年消耗的石油中60.3%为进口。); David Bird, “Africa Tops Mideast for US Crude,” Houston Chronicle (下文简称HC), Feb. 25, 2007 (美国2006年进口的石油22%来自非洲).[15]参见David Nason, “Troubled Waters Over Oil’s Future,” The Australian, June 20, 2005.[16] John Ekongo “China and Equal Partner to Africa,” New Era (纳米比亚报纸), May 6, 2009; “Full Text of Chinese Premier's Press Conference in Egypt," XH, Nov. 10, 2009。[17]参见Peter Brookes, “Into Africa: China’s Scramble for Influence and Oil,” Heritage Lectures No. 1006 (Washington: Heritage Foundation, 2007):2; Hamish Macrae, “We Fail to Work with China at our Peril,” The Independent, Feb. 14, 2007:32.[18]参见Bassam Fattouh,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il Pricing System: a Critical Assessment,” 刊载于 Robert Mabro (编辑), Oil in the 21st Century: Issu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41-100.[19]参见Peter Custers, “Unequal Exchange and Poverty in African Countries Exporting Primary Commodities.” European Conference of People’s Global Action. Sept. 2, 2002, www.nadir.org/ nadir/iniativ/agp/ pgaeurope/leiden/poverty_africa.htm. “不同类的交易”（disparate exchange）主要是指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交易，一方获取的商品是财富，而另一方获取的商品却是社会财富的浪费，比如一方获取的是财富类的石油，而另一方获取的是武器，武器属于社会财富的浪费。参见Peter Custers,“The Civil War in Sudan and the Trading Mechanism of Disparate Exchange,” European Conference of People's Global Action PGA, Sept 2, 2002, www.petercusters.nl/file/11.[20]参见Terry Lynn Karl,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Oil,” 刊载于 Cutler Cleveland (编辑), Encyclopedia of Energy (San Diego: Elsevier, 2004). 安哥拉每100万桶石油在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在安哥拉创造就业岗位的两倍。参见 Keith Myers, “Petroleum, Poverty and Security,” (London: Chatham House Africa Programme Briefing Paper 2005):6.[21]参见 Lynn Cook, “Big Oil Hashes Out Issues with State-Run Firms,” HC, Sept. 17, 2004.[22]从1956年到2005年，中国为非洲国家的900个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440亿美元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参见 “China Looks to Africa with an Eye to Reaping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Gains,” Associated Press (下文简称AP), June 18, 2006.[23]参见Robert Shephard, et al.,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in Africa,” Gridlines No. 13 (Sept. 2006):2.[24]参见Tony Elumelu,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to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UBA Experience” (Washington: UBA 2006), www.africacncl.org/downloads/2006_IC/Elumelu.pdf;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07 (New York: UN DE&SA, 2007):105.[25]参见“Financial Collaboration a New Focus in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XH, May 17, 2007；“China’s Emerging Role in Africa,” Grid Lines (Washington: World Bank, s.d.,2008?), www.eu-africa-infrastructure-t ... erging-role-in-africa.pdf。 到2007年年中为止，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为非洲的有关项目提供了132亿美元的贷款；仍未偿付的贷款占该银行业务的20%。参见“Briefing: Asia Banking,” Asia Pulse, July 30, 2007. 这些贷款中，给电力行业的贷款占40％，交通运输占20％，电信占12％，水占4％，给多领域的承诺占24％。参见Broad (2005):275。 2007年承诺的200亿美元将用于资助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目的是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参见Wang Jian-Ye, What Drives China’s Growing Role in Africa?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7):10;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http://english.eximbank.gov.cn/profile/introduction.jsp.[26]参见“G8 Raps China for Lending $20b to Africa,”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 May 21, 2007. 八国集团把减免债务称作援助。如果不算这部分援助，那么从2005年到2006年八国集团对非洲的援助下降2%。参见Jeffrey Sachs, “Empty Promis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下文简称SCMP), Apr. 24, 2007。中国不把减免债务称作援助。参见Darren Taylor, “Chinese Aid Flows into Africa,” VOANews, May 8, 2007, www.voanews.com/english/Africa ... id-Flows-into-Africa.cfm.[27]参见“Angola: Oil Backed Loan Will Finance Recovery Projects,” Integrated Reg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s (IRIN), Feb. 21, 2005, www.irinnews.org/ report.asp?ReportID=45688; IRIN, “Angola: Cautious Optimism for 2005, Jan. 14, 2005, www.irinnews. org/report.asp?ReportID=45077; “Angola/China: an Exampl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golan Press Agency, Mar. 25, 2004; Cindy Hurst, China’s Oil Rush in Africa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2006):10.[28]参见Lucy Corkin, “Angola Flexes New-Found Muscle,”Business Day (下文简称BD)(South Africa报纸), Mar. 23, 2007; Gill, “China’s Expanding Role . . . , 2007:9. 一位匿名的审稿人告诉我们一个未公开的信息，说中国对安哥拉的贷款总共达到130亿美元。[29]参见“China-Africa Ties Come Under Fresh Scrutiny,” The Nation (肯尼亚报纸), December 12, 2006; “Beijing Summit: Implications for Africa,” TD, Nov. 5, 2006; Michael Phillips, “G-7 to Warn China over Costly Loans to Poor Countries,” WSJ, Sept. 15, 2006:A2.[30]参见“It’s Trade Not Aid that will Lift Africa from Poverty,” East African (肯尼亚报纸), November 8, 2005.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2003年支付了82亿美元的利息; George Kerevan, “So we all Take to the Streets. Will it Work?” Scotsman, June 2, 2005.截止2005年，尼日利亚、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把其国家预算的40%用于偿还债务。参见“Debt in Africa,” Mbendi, www.mbendi.co.za/land/af/p0060.htm.[31]参见Deborah Brautigam and Adama Gaye, “Is Chinese Investment Good for Afric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 14, 2007, http://www.cfr.org/region/143/africa.html.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认为，减免债务将引起道德风险，因为它会鼓励被减免债务的国家在将来借贷之后又期望更多的债务减免。参见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当然，中国至今一直对非洲国家减免债务，这并不能保证中国在将来还会继续这样做。[32]参见“Chinese Investors Outpace Indians, British in Ghana,” AFP, June 17, 2006.[33]参见Andrea Goldstein, et al. China and India: What’s in it for Africa? (Paris: OECD 2006):53.[34]参见Frank Ching, “Cosy Ties, but China Needs to do more for Africa.” Business Times, July 13, 2005.[35]参见Jennifer Brea, “China’s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American.Com: a Magazine of Ideas Online, www.american.com/archive/2006/ ... -new-scramble-for-africa.[36]参见“Signing On,” Petroleum Economist, Oct. 2004:1.[37]参见John McMillan, “Promoting Transparency in Angola,” Journal of Democracy 16:3 (2005)155-169.[38]参见John Ghazvinian, Untapped: the Scramble for Africa’s Oil (New York: Harcourt 2007).“资源灾祸”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悖论，即自然资源的丰富不仅没有给一些国家带来更多经济增长和发展，反而使它们有较少的经济增长、更多的发展恶果。[39]参见Nicholas Shaxson, Poisoned Wells: the Dirty Politics of African Oil (New York: Palgrave 2007): 217-218. 虽然一般西方不认为中国考虑透明度，然而惠特克男爵夫人（Baroness Whitaker）在英国上议院辩论中说，由于中国与国际组织的联系“中国可能会支持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的原则”。参见“Africa: Chinese Investment,” Lords Hansard, Feb. 6, 2007: Column 670.[40]参见Afeikhena Jerome, et al., “Addressing Oil Related Corruption in Africa: Is the Push for Transparency Enough?” Review of Human Factor Studies 11(1) (2005):7-32.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曾表示：“西方人若认为他们可以买到非洲的善政廉政，这将是错误的想法，善政廉政只能来自内部。中国根本没有威胁非洲的善政廉政与民主的改革，因为只有土生土长的才有成功的机会”。参见“Ethiopia: PM Opposes ‘Neo-Liberal’ Economic Reforms,” Africa News, Feb. 17, 2007.[41]参见Scott Pegg, “Can Policy Intervention Beat the Resource Curse? Evidence from the Chad-Cameroon Pipeline Project,” African Affairs (下文简称AA) 105/418 (2005):1-25.[42]参见Joshua Eisenman and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Africa Strategy,” Current History 105 (691) (2006):219-224; Michael Klare and Daniel Volman, “The African ‘Oil Rush’ and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27:4(2006):22-35; Gregory Kane,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for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2006); Donovan Chau, Political Warfare in Sub-Saharan Africa: US Capabilities and Chinese Operations in Ethiopia, Kenya, Nigeria, and South Africa (Carlisle, PA: USAWC, 2007).[43]参见“U.S. Military to Help Secure Oil,” Vanguard (尼日利亚报纸), May 22, 2007； “The Oil Need that Fuels US ‘Outreach’ in Africa,” Washington Post (WP), May 28, 2009。[44]参见Michael Klare, 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e on Imported Oil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4):144; Lauren Ploch, “Africa Command: U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the Role of the US Military in Afric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16, 2007.[45]参见Paul Lubeck, et al., “Convergent Interests: US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Securing’ of Nigerian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cy Report, Feb., 2007:10. 在暗中操纵尼日利亚2007年的选举之后，美国宣称尼日利亚是一个战略伙伴，将继续与尼日利亚合作。 参见Constante Ikokwu, “US: Nigeria Still Strategic Partner, Despite Election Flaws,” TD, May 19, 2007.[46]参见Paul Moorcraft, “Strange Bedfellows in Khartoum,” BD, June 22, 2007; Greg Miller, “U.S. Relies on Sudan Despite Condemning It,” LAT, June 11, 2007 (美国和苏丹情报部门“每日都安排互访”); US State Dep’t,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April 30, 2007, http://www.state.gov/s/ct/rls/crt/2006/82736. htm (美国国务院的国家报告称苏丹是“与恐怖作战的坚定的伙伴”).中国为苏丹提供了20%的武器进口，俄罗斯则为她提供了40%的武器进口。参见Mark Bromley and Andrea Goldstein, “What China Model can do for Africa,” Financial Times, Feb. 16, 2007。法国和其他国家也为苏丹提供武器，参见F. William Engdahl, “Darfur: Forget Genocide, There’s Oil,” Asia Times, May 25, 2007, www.atimes.com/atimes/China_ Business/IE25Cb04. html.关于中国在劝说苏丹同意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达尔富尔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请参见Jonathan Holslag, “China’s Diplomatic Victory in Darfur” (Brussel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2007)。尽管有达尔富尔问题，在2005年苏丹南北议和之后，美国石油企业重新对苏丹的石油产生了兴趣，参见Matthew Chen,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Human Rights”, Orbis (Winter 2007):41-54.印度与中国和马来西亚合作开发苏丹的石油。印度支持苏丹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立场。 参见Luke Patey, “A Complex Reality: The Strategic Behavior of Multinational Oi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ars in Sudan” (Copenhagen: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6):37.[47]参见Jedrezej George Frynas and Manuel Paul, “A New Scramble for African Oil?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Business Perspectives,” AA 106:423(2007):229-251。非洲最大的石油出产国尼日利亚的石油95%由五个西方公司所生产：壳牌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雪佛龙公司（Chevron）、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和阿吉普石油公司。出处同上。[48]参见Darren Taylor, “Concerns Mount about Chinese Oil Interests in Africa, VOANews, May 3, 2007, www.voanews.com/english/Africa ... Chinese-Oil-Interersts-in–Africa.cfm; Nicholas Freeman, The Dragon on the Nile: China’s Pursuit of Energy Security in Sudan (Annapolis: US Naval Academy 2006):79.[49]参见Michael Wines, “China’s Influence in Africa Arouses Some Resistance,” NYT, Feb. 10, 2007:3; “Frankenstein in Africa: China Sets Out to Destroy Africa’s Manufacturing Sector,” Jan. 1, 2007, http://pundita.blogspot.com/2007/01/frankenstein -in-africa-china-sets-out-html .[50]参见“Zambia to Initiate Campaign to Boost Local Products Consumption,” XH, Aug. 16, 2005；Nigel Harris, The Return of Cosmopolitan Capital: Globalization, the State and War (London: Taurus, 2003)。在生产T恤衫之类产品上，许多非洲国家同样不能与拉美国家进行竞争。参见Uma Subramanian and Matthias Matthijs, “Can Sub-Saharan Africa Leap into Global Network Trad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112 (2007).[51]参见“Africa a Frontier of Opportunity for Expanding China,” AP, February 8, 2007; Catherine Fournet-Guerin, “New Chinese Immigration in Antananarivo,” Chinese Perspectives, No. 67 (2006):45-57.[52]参见《中国个体商人淘金非洲 艰苦创业“敢想敢干”》，人民网2005年8月17日, http://chinese.people.com.cn/GB/42316/3622666.html.[53]参见“Is the Awakening Giant a Monster,” The Economist, Feb. 13, 2003.[54]这些消费者并不仅仅是基本商品的购买者。许多非洲企业购买的中国商品通常包括机器、生产原料和批发商品。参见“How Chinese are Taking Over Kampala’s Business Hub,” New Vision (乌干达报纸), May 2, 2007.[55]参见Jane Kennan and Christopher Stevens. Opening the Package: the Asian Drivers and Poor-Country Trade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 2005):2.[56]参见“China to Promote Trade, Economic Links with Africa in 2006,” XH, January 6. [57]参见Chris Edwards and Rhys Jenkins, The Effect of China and India’s Growth and Trade Liberalisation on Poverty in Africa (London: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5):28-29, 38。这种研究当然没有考虑到走私商品，走私品中的消费品和非消费品的比例不得而知。[58]参见Nick Thiong’o, “China Unveils Move to Curb Sub-Standard Exports,” Kenya Times, Nov. 23, 2006。中国商务部要求在非洲的中国企业雇佣当地的工人，并遵守国际安全标准。参见Gill and Riley, “The Tenuous . . .,” 2007:47。中国国务院发布了“鼓励企业海外投资并使其标准化的九条原则”，要求中国海外企业遵守当地法律，保护劳工权利和环境，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参见Stephen Marks, “The Summit in Beijing,” Pambazuka News, Dec. 14, 2006.[59]这并不是说，在某些领域和在特定条件下其影响不会显著。参见Raphael Kaplinsky, et al., “The Impact of China on Sub Saharan Africa,” April 2006, http://www.ids.ac.uk/ids/global/Asian ... fs/DFIDAgendaPaper06.pdf.[60]参见Robert Devlin, The Emergence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able 5.5.[61]参见Karen Palmer, “Asian Imports Gutting African Textile Trade,” SCMP, Dec. 14, 2005:9. 非洲2003年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价值为23亿美元，比4000亿美元的世界贸易的1%还要少。参见“How Many Will Closure of Textile Company Affect?” New Era (纳米比亚报纸), Jan. 22, 2007.[62]参见Peter Quartey,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in Ghana,” 刊载于 Herbert Rauch and Rudolph Traub-Merz (编辑), The Future of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in Sub-Saharan Africa (Bon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06):135-146。到2005年3月为止，该工业仅仅雇佣了3000人，出处同上，第136页.[63]参见Rudolf Traub-Merz, “The African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From Import Substitution to Export Orientation,” in Rauch and Traub-Merz, The Future . . ., 2006:9-35。 2001年的纪录片《T恤衫的全球之旅》（T-Shirt Travels）表明，在1991年赞比亚市场向二手服装开放之后，所有的服装工厂都倒闭了。参见http://www.pbs.org/independentlens/tshirttravels/film.html。有些人声称中国商品破坏了津巴布韦的纺织工业。参见“Cheap Chinese Goods Destroyed Zim Economy”，The Namibian, August 28, 2007。然而国际纺织品、成衣、皮革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指出，“津巴布韦20000个纺织品和服装业就业岗位的丧失，直接或间接起因于从西方进口旧衣服。”参见“Western Charity Undermines African Textiles,”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373 (Nov. 2004):1。津巴布韦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把津巴布韦的去工业化归因于进口二手服装、西方强加的结构调整计划和干旱。参见Simone Field,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Second-Hand Clothing Trade: the Case of Zimbabwe, 未出版的博士论文, Coventry University, 2000:301.[64] 2003年二手衣服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口价值总量的26.8%。参见Sally Baden and Catherine Barber, “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Hand Clothing Trad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am Briefing Paper (2005):5, http://www.maketradefair.com/en/assets/english/shc_0905.pdf.[65]参见“Social Forum Best Placed to Question World Order,” East African Standard (肯尼亚) (下文简称EAS), January 22, 2007; Gloria Otieno,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in Kenya: A Case Study of the Cotton Textiles Subsector (Nairobi: Kenya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nd Analysis, 2006). [66]参见Raphael Kaplinsky and Mike Morris, “Dangling by a Thread: How Sharp are the Chinese Scissors?” (Brighton: IDS 2006):vi, http://www.ids.ac.uk/ids/global/AsianDriverpdfs/ RKDanglingbyathread.pdf.[67]参见Duane Newman, “Duane’s World,” BD, December 4, 2006; Mills Soko, “SA Can Cut Lessons from Chinese Cloth,” BD, Oct. 19, 2006.[68]参见“Lesotho Shows Textile Woes are About More than China,” BD, July 1, 2006. 中国纺织品出口的约三分之一是由“外商”企业生产的，主要是香港或台湾的企业。 参见“E-TV Interview with Charge d’Affaire Mr. Zhou Yuxiao,” PRC Embassy, South Africa, April 13, 2006, www.fmprc.gov.cn/eng/wjb/zwjg/zwbd/t246214.htm; Mills Soko, “The Lessons of China’s Rag Trade Revolution,” Cape Argus (南非报纸), Feb. 1, 2007. [69]参见“Poorer Nations Feel China’s Weigh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下文简称IHT), Apr. 3, 2007:14. [70]参见Gumisai Mutume, “Loss of Textile Market Costs African Jobs,” Africa Renewal 20(1) (2006):18-22; Kaplinsky and Morris, “The Impact . . .” 2006:34.[71]参见John Miller, “Nike to the Rescue? Africa Needs Better Jobs, Not Sweatshops,” Dollars & Sense, Oct. 21,2006. [72]参见“Textiles No Longer Hanging by a Thread,” IRIN, July 3, 2006; Stephanie Hanes, “Hey, Nice Clothes, But are They Ethica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3, 2006:1; “Textile Producers Get a Boost from Trade Bill . . ,” allAfrica.com, Dec. 12, 2006. [73]参见Ralaivelo Maminirinarivo,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of Madagascar,” in Jauch and Traub-Merz, The Future . . . 2006:178-192; “A Nice Dairy Tale,” Economist, Dec. 9, 2006; “International Textile Markets Rushing on for Eco-Friendly Fabrics,” World Trade Review, Apr. 1-15, 2007; 参见“Madagascar: Outlook for 2007-08: Economic Growth,”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ar. 7, 2007；“Communit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Stephen Karangizi Testifies Before House Ways and Means Sub-Committee,” Fair Disclosure (FD) Wire, Nov. 17, 2009; “Business Presses Administration for Quick Madagascar AGOA Business Decision, “ Inside US Trade, Oct. 30, 2009.[74]参见“Moroccan Textiles Manufacturers . . .” Reuters (TV), Mar. 28, 2007, http:rtv.rtvlondon.co.uk/2007-03-28/30fb69ca.html.[75]参见Traub-Merz, “The African Textile . . .,” 2006:17, 25. 南非工会估计丧失了60000—70000个就业岗位，然而开普敦大学经济学院发现丧失的就业岗位是以上数字的三分之一；其他就业岗位被非正式化了。参见Dave Marrs, “Chinese Textile Quotas a Case of Too Little, Too Late,” BD, Nov. 13, 2006. [76]参见Kaplinsky, “The Impact . . .,” 2006:13。非洲对美出口的成衣所使用的织料85%来自亚洲，其中主要来自中国。参见“AGOA Forum 2006: Stakeholders Seek Ways to Broaden AGOA Opportunities,” http://agoa.info/?view=.&story=news&subtext=687.[77]参见“Lesotho Shows . . .,” 2006. 也可参见 Kaplinsky, “The Impact . . .,” 2006:13, 26.[78]参见Lumengo Bonga-Bonga, “China Can Help Revive the African Textile Industry,” Univers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7, 2006, www.tilburguniversity.nl/unive ... fairs/0607/12/bonga.html. Interview with Prof. Bonga-Bonga; Johannesburg, Aug. 1, 2007.[79]参见“Quotas on Chinese Textile-Clothing Imports Start,” China Monitor (南非出版物) No. 14 (Jan. 2007):16。这些配额从2007年3月开始废除，因为一些纺织品和服装制造商不能从中国得到织料，从而引起就业岗位的丧失，而这正是配额所要防止的。参见Mathabo Le Roux, “Minister Rows Back on Chinese Imports,” BD, Mar. 29, 2007:1。南非的工业把这些配额看作一种胜利。参见“High Hopes as New Talks Start in Clothing Industry,” Business Times, May 13, 2007。参见Ethel Hazelhurst, “Imports from China Fall,but Products Take Detour to SA,” Star , Sept. 3, 2007；Don Ross, “Let Quotas on Clothing and Textile Imports Die,” The Star (Johannesburg), May 28, 2008。[80]参见“China to Make More Efforts to Help Africa Develop Textile Industry,” XH, Oct. 18, 2006; “E-TV Interview . . . 2006.[81]参见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Asi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Towards a New Era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7):12, 19, 51, 56-57.[82]参见“China Plays Increasing Role in Continent’s Development,” IPS, May 17, 2007； Chen Deming, “Cooperation Benefits All People,” Business Daily Update, Nov. 9, 2009;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Builds on Africa’s Capacity: Chinese Premier,” XH, Nov. 8, 2009.[83]参见UNDP, Asian Foreign . . . 2007:55-56.[84]参见Brautigam and Gaye, “Is Chinese Investment . . ..,” 2007.[85]参见“Africa to be More Attractive for Chinese Investors,” XH, Feb. 3, 2007.[86]参见Trofimov, “In Africa . . .,” 2007; Olin Freeman, “Africa Discovers Dark Side of its New Colonial Master,” Sunday Telegraph, Feb. 4, 2007; Robyn Dixon, “Africans Lash Out at Chinese Employers,” LAT, Oct. 6, 2006; Roy Carroll, “China’s Goldmine,” Guardian, Mar.28, 2006.[87]参见Alastair Fraser and John Lungu, For Whom the Windfalls: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Privatisation of Zambia’s Copper Mines (Lusaka: Civil Society Trade Network of Zambia and Catholic Centre for Justice, Peace and Development, 2007).[88]参见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Who Benefits from Rising Commodity Prices (London: CA, 2007):21.[89]参见Dixon, “Africans Lash . . . ,” 2006. NFCA声称要在未来的支出计划中推动有关矿工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关于这一点，请参见“Zambian Councilor Praises Chinese Investment,” XH, July 14, 2007; “Chambishi Mines Launch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n,” Times of Zambia (下文简称TOZ), July 10, 2007；约翰•隆古（John Lungu）教授访谈, Copperbelt University（铜带省大学）, July 14, 2008。[90]参见John Craig, “Putting Privatization into Practice: the Case of Zambia Consolidated Copper Mines Limited,”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0:3 (2001):389-410; 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 . . 2007:21.[91]参见Fraser and Lungu, For Whom . . . , 2007:48.[92]参见Charlotte Mathews, “Metorex Ramps Up its Copper Exposure,” BD, Feb. 5, 2007; “Zambia: Conflict Looms Over Revision of Mineral Tax,” IPS, Nov. 15, 2005.[93]参见“State Gets $71 Million Tax from Mines,” TOZ, Feb. 22, 2007.[94]参见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 . ., 2007:22. 2007年夏天孔科拉铜矿（Konkola）和坎桑希铜矿（Kansanshi）发生了罢工，导致随后罢工组织者被枪杀。参见“FQMO Fires Four Kansanshi Miners,” TOZ, July 27, 2007; Andy Blamey, “Lost Output from Strikes around 39,000 mt: Barclays,” Metals Week, August 6, 2007.[95]参见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 . .: 24.[96]西方媒体经常引用一个政客谈论这个等级论。盖伊•史考特（Guy Scott）是一个白人农场主，前农业部长，反对派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的总书记，他说：“我们一直都碰到坏人。白人是坏人，印度人更坏，但是中国人最坏”。参见Chris McGreal, “Chinese Influx Revives Colonial Fears,” Guardian, Feb. 9, 2007.[97]参见“Zambia Opposition Chief Files Complaint Over Amin Comparison,” AFP, Sept. 17, 2006.[98]参见Amos Malupeng and Brighton Phiri, “Sata Visits Taiwan,” The Post (赞比亚报纸), Feb. 6, 2007.[99]参见Ni Yangshuo. 2006. “Servir d’intermediaire pour Faciliter les Rapports entre la Chine et le Nigeria” (To serve as an intermediary to facilitate rapport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Chinafrique. No. 10,www.chinafrique.com/zf-2005/2006-10/2006.10-hz-1.htm； “’The China Man is the Rider, the African is the Horse’: Sata,” TOZ, Dec. 18, 2009; “The Might of China,” TOZ, Dec. 21, 2009。[100]参见UNDP, Asian Foreign . . . 2007:59-60; Craig Timberg, “From Competitors to Trade Partners,” WP, Dec. 3, 2006.[101]西方人常常预设因为中国国有建筑公司有中国政府的补贴，所以它们在非洲能承受较低的利润率。但是实际情况是建筑公司在中国国内建筑市场获得的利润率就很低，平均只有2-3%。参见“High Debt Rate, Price War Haunt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XH, Mar. 21, 2007。至于在中国政府资助的非洲工程中，中国企业是否有优势获得合同，这一点还有待证实。[102]参见World Bank,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Washington: WB, 2003):95.[103]参见Ernest Harsch, “Foreign Investment on Africa’s Agenda,” Africa Recovery 17:2 (July, 2003):12-16; “Encouraging Businesswomen in Africa,” 2002, www.cipe.org/publications/overseas0002/features/ encouraging.html (1997年美国所属的公司在非洲的利润率是25%，而在世界范围内是12%)。[104]参见UNDP, Asian Foreign . . . , 2007:57-59。中国也在其它非洲国家建筑大型冶炼厂，例如赞比亚和埃及。参见“How China is Cementing Resources Globally,” Asia Pulse, Aug. 20, 2007; “CITIC to Construct Smelter in Egypt,”IHT, September 12, 2006.[105]参见“China Cobalt Firms Mull Congo Plants After Export Ban,” Reuters, May 9, 2007.[106]参见Shashank Bengali, “An African Building Boom Made in China,” Star Tribune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报纸), Sept. 18, 2006:13A；Africa Business Initiativ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Inside the Boardroom: How Corporate America Really Views Africa,” 2009, http://www.usafricainvestment.com/pdf_files/14930_Inside-2.pdf。[107]参见James K. Jackson, “US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 Trends and Current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6:3[108]参见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African . . . ,”2006:13。关于西方石油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统计数据，请参见贺文萍， “中非关系发展触动了谁的神经”, 《世界知识》，No. 19 (2006): 30-32.[109]参见“Good Man in Africa,” China Daily, May 11, 2007.[110]参见Kevin Kerr, “Into Africa: Commentary: China’s Tentacles Reach Throughout the Continent,” MarketWatch, Jan. 9, 2007，www.marketwath.com/news/story/ ... F38F-31C4-45A7-8048-168C; Will Hutton, “Does the Future Really Belong to China?” Prospect (Jan. 2007), 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8174.[111]参见William Hartung and Frida Berrigan, “Militarization of U.S. Africa Policy, 2000-2005,” World Policy Institute Arms Trade Center, http://worldpolicy.org/projects/arms/reports/AfricaMarch2005.html；Daniel Volman, “Obama Moves Ahead with Africom, The Zeleza Post, Dec. 13, 2009, http://www.zeleza.com/ blogging/u-s-affairs/obama-moves-ahead-africom-daniel-volman。 根据2007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http://armstrade.sipri.org/），从1997年到2006年美国向12个非洲国家出售武器的总销量为64.15亿美元，而同时期中国向13个非洲国家出售武器的总销量为5.64亿美元。[112]参见“African States Urg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EAS, May 6, 2004; Nick Mathiason, “Western Bankers and Lawyers ‘Rob Africa of $150bn Every Year,’” Independent, Jan. 21, 2007, p.1; Africa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the UK and Corruption in Africa (London: AAPPG, 2006):20; “$11.5 Trillion Siphoned Offshore,” Public Agenda (加纳报纸), Mar 10, 2006, www.ghanaweb.com/public_agenda/article.php?ID=4951.[113]关于非洲人才外流到发达国家和非洲专家在中国接受培训的比较，请参见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Friends and Interests: China’s Di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0:3 (Dec. 2007).[114]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支配着苏丹和津巴布韦，保护这些国家的政权，使西方不能推动“民主和人权”。参见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East Mountain Tiger, West Mountain Tiger: China, the West and ‘Colonialism’ in Africa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eries o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182, 2007); Schoeman 2007.[115]一个美国官员曾说：“说美国政府和私人领域 对‘中国在非洲’的话题着迷，这还是保守的说法。”参见Claudia Anyaso, “Remarks at the China in Africa Today Semina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6, 2007, www.state.gov/p/af/rls/rm/81652.htm.美国众议院非洲小组委员会副主席曾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日益增多，这是个令人忧虑的事。我们必须关注这个问题，以防中国在非洲完全站稳脚跟。”参见Kathy Legget, “China’s Expansion into Africa Poses New Challenges for the US,” WSJ, March 30, 2005:1。 美国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讨论把中国当作一个非西方国家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参见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 the West,”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 2007)。在一个对7500个美国人进行的民意测验中，一半的应答者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巨大威胁”或“威胁”。参见“UPI/ZogbyPoll: China’s Influence in Africa,” UPI, July 27, 2007.[116]援助政策的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然而，据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估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2000年到2006年期间，为非洲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 参见Africapractice,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Presence in Africa (London: Africapractice 2007):8。中国外援的44%是给非洲的；而美国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援助要少于其援助预算的1%。参见“Comoran President Praises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s Model,” XH, Oct. 23, 2006; Torcuil Crichton, “When it Comes to Africa, Bush has More on his Mind than Aid,” Sunday Herald (苏格兰报纸), June 12, 2005. 直至马英九在台湾上台以前，两岸在非洲存在“政治承认”的竞争。2008年时，只有四个非洲国家和台湾有外交关系。此后，两岸暂停了在非洲的竞争。参见 “Minister Francisco H.L. Ou from the Taiwan Foreign Ministry Gives a Talk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esearch Express 8:10 (May 22, 2009), http://research.ncku.edu.tw/re/news/e/20090522/1.pdf.[117]参见“China Means Well in Africa – Ngatjizeko,” The Namibian, Apr. 3, 2007; “A Scramble for the Continent that We May Not Gain From,” EAS, Mar. 27, 2007.[118]参见Emma Mawdsley, “China and Africa: Emerging Challenges to the Geographies of Power,” Geography Compass 1 (2007):1-17; Paul Moorcraft,“Why Beijing is Winning in Africa.” BD, Feb. 2, 2007.[119]参见Global Unease with Major World Powers (Washington: Pew Research Center, 2007):45.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Opinion of China,” 2009, http://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120]参见David Pilling, “Africa Builds as Beijing Scrambles to Invest,” FT, Dec. 10, 2009.

The Wittgensteins, ensconced in their grand Winter Palace in fin-de-siècle Vienna, were hardly a model family. The father, Karl , was a brutal autocrat as well as a high-class crook. He was an engineer by vocation, and his son Ludwig would later do some original work in aeronautics at Manchester University. A fabulously wealthy steel magnate, Karl rigged prices, bleeding his workers dry and doing much the same to his timorous wife Leopoldine. She once lay awake all night, agonised by an ugly wound in her foot but terrified of moving an inch in case she disturbed her irascible husband. She was an emotionally frigid mother and a neurotically dutiful wife, from whom all traces of individual personality had been violently erased.The House of Wittgenstein : A Family at Warby Alexander Waugh384, Bloomsbury, £20Buy The House of Wittgenstein at the Guardian bookshopThe family was a seething cauldron of psychosomatic disorders. Leopoldine was afflicted by terrible leg pains and eventually went blind. Her children had their problems too. Helene was plagued by stomach cramps; Gretl was beset by heart palpitations and sought advice from Sigmund Freud about her sexual frigidity; Hermine and Jerome both had dodgy fingers; Paul suffered from bouts of madness; and little Ludwig was scarcely the most well balanced of souls. Almost all the males of the family were seized from time to time by bouts of uncontrollable fury that bordered on insanity.Behind Karl the prosperous bourgeois lay a madder, more reckless man. He ran away from home at 17, boarded a ship bound for New York and joined a minstrel band. Before making his pile in Vienna he was a restaurant violinist, a night watchman, a steersman on a canal boat, and taught the tenor horn in an orphanage. Despite being one of the premier families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most of the Wittgensteins were spiritual outlaws and adventurers. They combined the aristocrat's cavalier disdain for convention with the underdog's suspicion of authority.The sons of the household had a distressing habit of doing away with them selves. Handsome, intelligent, homosexual Rudolf strolled into a Berlin bar, dissolved potassium cyanide into his glass of milk and died in agony on the spot. Two years earlier, Hans Karl had disappeared without trace and is thought to have killed himself at sea. He was a shy, ungainly, possibly autistic child with a prodigious gift for maths and music, whose first spoken word was "Oedipus". He, too, was thought to be gay. Kurt seems to have shot himself "without visible reason" while serving as a soldier in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philosopher Ludwig claims to have begun thinking about suicide when he was 10 or 11.Paul, a classmate of Adolf Hitler, became an outstanding concert pianist. Unusually for male members of the family, he was robustly heterosexual. The Wittgenstein ménage was more like a conservatoire than a family home: Brahms, Mahler and Richard Strauss dropped in regularly, while Ravel wrote his "Concerto for the Left Hand" specially for Paul, who had lost an arm in the first world war. Paul thought his brother Ludwig's philosophy was "trash", while Ludwig took a dim view of Paul's musical abilities. The Winter Palace resounded with constant yelling and vicious squabbling.Entrusted with the family fortune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Paul invested it unwisely in government war bonds and lost most of it. Ludwig still inherited a sizeable amount of money, but in Tolstoyan spirit gave it all away to three of his siblings. His rooms in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were almost bare of furniture. He is said to have remarked that he didn't mind at all what he ate, as long as it was always the same thing. It was a far cry from the overbred Vienna of his youth. Ludwig's monkish austerity, evident in the style of his first great work, the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was among other things a reaction against a Viennese world of cream cakes and swollen bodies, in which many of the poor slept in caves or parks.Unconsciously re-enacting his father's impulse to escape, Ludwig fled from Cambridge to become an assistant gardener in an Austrian monastery, sleeping in a potting shed. He also lived for a while in a remote cottage in the west of Ireland, shacked up on the edge of a Norwegian fjord, and taught as a schoolmaster in several Austrian villages. Perhaps all this was a spiritual version of his brothers' suicides, on the part of a man seized by spiritual torment and self-loathing. If he inherited his father's instinct to scarper, however, he was also lumbered with his crazed bouts of fury. In one village school, he hit a girl so hard that she bled behind the ears, and then belaboured a boy about the head until he slumped unconscious to the floor. While Ludwig was dragging the boy's body off to the headmaster, he bumped into the irate father of the girl whose ears had bled, dropped the unconscious boy and did a runner.Alexander Waugh's eminently readable, meticulously researched account of the Wittgenstein madhouse might have speculated a bit more on how this background helped to shape the most celebrated of all the Wittgensteins. It certainly casts some light on Ludwig's extraordinary contradictions. Haughty, imperious and impossibly exacting, driven by a fatiguing zeal for moral perfection and contemptuous of most of those around him, he was a true son of patrician Vienna. Yet his greatest work,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also represents a rejection of this world in its embrace of the ordinary, its acceptance of the imperfect and incorrigibly plural.Wittgenstein was an arresting combination of monk, mystic and mechanic. He was a high European intellectual who yearned for a Tolstoyan holiness and simplicity of life, a philosophical giant with scant respect for philosophy. He could never really decide whether he was a Brahmin or an "untouchable". Much of this makes sense if one sees it as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to his family background.On the one hand, he tried to divest himself of all that pomp and excess. If he was sometimes plunged into spiritual despair, it was because he was unable to strip himself of himself. Wittgenstein struggled to live on what he called the rough ground of everyday life.As a man who hailed from an Austro-Hungarian empire inhabited by Germans, Slovaks, Romanians, Serbs, Slovenes, Magyars and a good many other quarrelsome ethnic groups, he came to see human cultures as inherently diverse. But he was also haunted by a lofty, lethal vision of purity (what he called the pure ice), which was a product of his background and a form of rebellion against it. And the fact that he was torn between the rough ground and the pure ice was the source of much of his sorrow. Perhaps his brother Hans's first word sums it all up: "Oedipus".• Terry Eagleton wrote the screenplay for Derek Jarman's Wittgenstein. To order The House of Wittgenstein for £18 with free UK p&p call Guardianbook service on 0870 836 0875.· This article was amended on Saturday November 22 2008. The above review mentioned some of the children of Karl and Leopoldine Wittgenstein and suggested that Hans, Hermine, Gretl, Jerome, Paul, Rudolf and Ludwig were siblings. In fact Jerome (Stonborough) was Gretl's husband, not her brother.吴万伟译文可参考，未校订痛苦的宫殿---特里·伊格尔顿评论《维特根斯坦家族：战争之家》 　　在世纪末维也纳富丽堂皇的冬宫里生活舒适安逸的维特根斯坦家族很难说是模范家庭。家长卡尔是个残暴的独裁者和上层社会的骗子，在职业上说是个工程师。他儿子路德维希（Ludwig）曾在曼彻斯特大学进行过独创性的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研究。作为非常富有的钢铁大亨的卡尔操纵钢铁价格，榨干了工人的血汗，也榨干了胆小怕事的妻子莱奥波迪内（Leopoldine）的血汗。她曾经因为脚伤疼痛难忍而整夜睡不着觉，可不敢动弹，害怕动一下就会惊醒了脾气暴躁的丈夫。作为母亲，她细腻体贴；作为妻子，她贤惠而又神经过敏,所有的个性特征都被粗暴地抹去。　　这个家庭的成员个个身心都存在严重障碍，像个沸腾的大锅。母亲莱奥波迪内深受腿部疼痛的困扰，最后眼睛也失明了。孩子们都有问题，姐姐海伦（Helene）受到胃痉挛的困扰，姐姐玛格里特（Gretl）遭受心悸和心跳过速的折磨，曾经找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寻求治疗性冷淡的建议。姐姐海尔曼（Hermine）和杰罗姆（Jerome）都有 both had dodgy fingers的毛病，哥哥保罗（Paul）断断续续地发疯，小路德维希很难说是精神非常均衡的人。家族中几乎所有男性成员都时不时遭受无法控制的几乎接近于失去理性的程度的阵发性愤怒。　　表面上看，卡尔是个成功的资本家，但实际上他是个非常疯狂和鲁莽的人。他十七岁离家出走，登上开往纽约的船，参加过流浪艺人乐队。在维也纳建立自己的根基之前，他做过餐厅小提琴手、夜间守门人、运河轮渡上的舵手、还在孤儿院讲授如何吹中音号（tenor horn）。虽然是奥匈帝国显赫家族的后代，维特根斯坦一家的多数人在精神上来说是冒险家和叛逆者。在他们身上既有贵族对于规范满不在乎的蔑视又有失败者对于权威的怀疑。　　这个家族的男孩子有个让人担心的摈弃自我的习惯。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的同性恋者鲁道夫（Rudolf）到柏林酒吧鬼混,把氰化钾溶化在牛奶里喝下去当场痛苦而死。此前两年，汉斯·卡尔（Hans Karl）曾经失踪，被认为是跳海自杀。他是个腼腆的、笨拙的人，可能有点自闭症，也有对数学和音乐的惊人天赋。他开口说的第一个字是“俄狄浦斯”（Oedipus）。有人说他也是个同性恋者。库特（Kurt）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兵的时候“没有明显理由”地开枪自杀。哲学家路德维希宣称在十岁或者十一岁的时候已经开始考虑自杀问题。　　阿道夫·希特勒的同学保罗（Paul）成为杰出的音乐会钢琴家。和家族中的其他男性成员不同，他是坚定的异性恋者。维特根斯坦的家更像个艺术学校而不是家人生活的地方：音乐家勃拉姆斯（Brahms）、马勒（Mahler）和理查德·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经常前来拜访，拉维尔（Ravel）写“左撇子钢琴协奏曲”就是专门为保罗写的。保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掉了一只胳膊，他觉得弟弟路德维希的哲学完全是“垃圾”，而路德维希对于保罗的音乐才能也评价不高。这个冬宫里经常回响起不断的尖叫和恶毒的争吵。　　父亲去世后，保罗受委托来经营家族的财产，可他非常愚蠢地投资购买政府战争债券，把家产输掉了很大一部分。路德维希仍然继承了相当一部分家产，但是他以托尔斯泰式的精神把自己继承的部分全部转给其他三个兄弟姐妹。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据说他曾经说过，只要吃的是同样的东西，他才不在乎吃的是什么。这和他青年时期富家子弟的情形实在有天壤之别。路德维希在他第一本伟大著作《逻辑哲学论》（the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体现出来的僧侣式禁欲或许是他对奶油蛋糕和物质享受的维也纳世界的反叛，那里有很多穷人睡在洞穴里或者公园里。　　路德维希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在步父亲的后尘，遏止不住逃跑的冲动，从剑桥逃出来，到奥地利修道院做助理园丁，睡在盆栽园圃里。他还在爱尔兰西部偏僻小屋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也曾蜗居在挪威海湾边界里，还在奥地利的几个村子里当小学老师。或许所有这些都类似于他哥哥们自杀的精神上的自杀，是为精神折磨和自我憎恨所困的人的反应。如果说他继承了父亲的逃跑本能，他也继承了家族阵发性疯狂愤怒的大爆发。在一乡村小学里，他使劲打一个女学生，把人家耳朵都打出血了，接着又暴打一个男生，直到把人家打得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就在路德维希把男生拖去见校长时，正好碰上那个耳朵被打出血的女生的怒气冲冲的父亲，他丢下昏迷中的男生就逃跑了。　　亚历山大·沃（Alexander Waugh）对于维特根斯坦疯人院的描述读起来引人入胜，体现了不凡的学术功力，或许解释了这个家庭背景如何帮助造就了维特根斯坦家族中这个杰出的哲学家。当然也提供了一些线索帮助解释路德维希与众不同的矛盾性格。他傲慢自大、飞扬跋扈、一丝不苟、让人厌烦地渴望道德完善、瞧不起他周围的人。他确实是维也纳贵族的传人，但是他最伟大的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在拥抱平常、接受不完美和不可救药的多元性上也代表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拒绝。　　维特根斯坦是僧侣、神秘主义者、机械工人的让人着迷的结合体。他是高雅的欧洲知识分子，渴望过托尔斯泰式圣洁和简朴的生活；他是哲学上的巨人，却对哲学表现出很少的尊重。他可能从来都无法决定到底是个婆罗门还是“难以接近的人”。如果人们考虑到他的家庭背景的矛盾关系的话，这里的很多矛盾就可以理解了。　　一方面，他试图抛弃所有的荣华富贵和装腔作势。如果他有时候陷入精神上的绝望，那是因为他不能摆脱自身。维特根斯坦竭力要过他所说的在粗糙地面上的日常生活。　　作为来自居住着德国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扎尔人以及很多其他种族的奥匈帝国的一分子，他倾向于把人类文化看作天生具有多元性的。但是他也一直被崇高的、致命的纯洁性(他所说的纯粹的冰)所困扰,这是他的家庭背景的产物，也是反叛家庭背景的一种形式。他在粗糙地面和纯洁的冰之间挣扎的事实是他大部分痛苦的根源。或许他的哥哥汉斯的第一个字是所有内容的总结：“俄狄浦斯”。　　（译自：Palace of pain by Terry Eagleton　　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08/ ... tgenstein-alexander-waugh）　　译者注：本文讨论的书是《维特根斯坦家族：战争之家》（The House of Wittgenstein: A Family at War）by Alexander Waugh 384, Bloomsbury, £20。

在编辑国家清史工程所属文献整理项目《清人诗文集汇编》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发现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送来的清代著名作家 蒲松龄的《聊斋全集》，竟然是失踪近八十年的由罗尔纲负责抄写、胡适和罗尔纲合作校勘的新编《聊斋全集》。这部具有极高文献和文物价值的名家稿本在199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中被著录为“曲阜孔氏抄本”，迄今未见有研究胡适以及蒲松龄的学者提及，当然更谈不上整理利用了。胡适、罗尔纲抄校本的来历　　罗尔纲（1901－1997），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等。校勘整理蒲松龄《聊斋全集》一事，在罗尔纲的名著《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一书里，有很详细的记载。　　1930年夏，胡适请罗尔纲到其家里抄写整理其父胡传的遗著。1931年3月，罗尔纲整理完《胡铁花遗稿》，胡适为了证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叫罗尔纲校正整理《聊斋全集》。当时最流行的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聊斋文集》仅收有蒲松龄的五十二篇文章，其中六篇还是伪作，这对研究这位大作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胡适借了两部《聊斋全集》的抄本，一部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一部是淄川马立勋藏本，叫罗尔纲校其异同，编了一部新编《聊斋全集》。根据罗尔纲的校勘成果，胡适先后写了《蒲松龄的生年考》（后改题为《辨伪举例》）和《醒世姻缘传考证》两篇文章。　　整理好的《胡铁花遗稿》被胡适携去台湾，其中的台湾部分，已于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取名《台湾记录两种》。但是《蒲松龄全集》于1931年秋编成交给胡适后，一直不知下落。1986年罗尔纲为《聊斋文集的稿本》一文所作的《后记》中，还不无遗憾地说：“五十年代末，有一位东欧女作家看了这篇文章，到南京来要和我谈《聊斋文集》。当年这件工作是胡适叫我做的，编了《聊斋全集三种目录对照表》和编成那部二百一十九篇的新编《聊斋文集》后，已交回胡适，故无可奉告。”　　其实，这部珍贵的文稿虽然几经波折，险遭散佚，却基本上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图书馆。1948年12月，胡适仓促飞离北平，他的藏书、手稿以及往来书信等，全都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照管。根据亲身经历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先生证实：1948年底，胡适所有的手稿、文件、书籍打包进一百零二只大木箱，全部寄存放于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后来到了1954年，为了准备批判胡适的材料，中宣部从北大图书馆取走了大部分的胡适书信、日记和其他相关文件。1958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这批文件转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近代史所）。1962年下半年，文化部对胡适的藏书、书信和文件进行了重新分配：将105种善本古籍交北京图书馆收藏，一万五千余件胡适书信、手稿等文件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仍旧由北大图书馆收藏。（张洁宇：《胡适藏书今何在》，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2日）因此，这个胡适、罗尔纲抄校本《聊斋文集》很可能就混迹其中，被当做胡适普通藏书的一种而湮没不彰。　　199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写《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录》（1999年6月第一版）时，将这个本子鉴定为“曲阜孔氏抄本”，从而又瞒过了无数学者的法眼。直到现在，虽然学术界研究蒲松龄和胡适的热浪迭起，但是这个抄校本一直未被研究者提起，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胡适、罗尔纲抄校本的内容　　这部由胡适、罗尔纲抄校的《聊斋全集》共三册，用毛笔抄在“新月稿纸”上，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胡适曾是《新月》杂志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家中指导罗尔纲编纂《聊斋全集》，所编内容就抄在了《新月》杂志的专用稿纸上。全书没有发现罗尔纲的署名，但是有几处眉批下署“适之”。全书按照内封面分为“文集一”、“文集三”、“文集四”、“词集补抄”、“诗集一”、“石印本文集词集校对条注”、“三种目录对照表”、“聊斋四种著作目录”八个部分，主要是除《聊斋志异》之外蒲松龄的诗文著作。根据集名和现存内容推断，这个抄本有所散佚，已经并非原貌。　　全书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三种目录对照表”。这个表是罗尔纲整理《聊斋全集》所做的第一步工作。胡适叫罗尔纲把《聊斋全集》清华本和马立勋藏本中的文、诗、词的目录去和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对照，列一个对照表。罗尔纲把对照表列成交给胡适，说：石印本的文和词，除了极少数之外，都是清华本和马本所收的。石印本的诗，共二百六十二首，没有一首是清华本和马本里面见过的。依据罗尔纲的对照表，胡适就写成一篇《蒲松龄的生年考》（后改题为《辨伪举例》），自称是“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的小品文字”。这个对照表不仅对三个版本的目录进行了对照，还对正文题目一一进行了核实，遇有实际篇名与目录不符的，则注于每页表格左边。此外，在这个对照表之后，还附有三张抄写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专用稿纸上的蒲松龄诗歌目录，疑为胡适手迹。这就为两位大学者合作整理《聊斋全集》一事保存了更多史料，定能激发起研究者的无限兴味。　　文集是全书的重要部分之一，胡适稽考《醒世姻缘传》的材料都从这个新编的文集中找到。胡适和罗尔纲“把清华本与马氏本就其相同的及独有的编纂起来，便得到了一部二百一十九篇的《聊斋文集》。这部新定的二百一十九篇本的《聊斋文集》，便是胡适藏本，在当时，除了蒲松龄的四百余篇原本和李鉴堂的搜集本之外，是一部篇数最多，内容最真确的本子，外间颇为重视”。根据文集内封上罗尔纲的小字说明，可知“文集一”是“以马本为底本抄写，后以清华本校之。故此集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文，以及马本独有之文”，现存蒲松龄的文章38篇；文集三“亦系据马本抄者，内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文，以及马本独有之文”，现存蒲松龄58篇文章和王士禛（原文题作“王世正”）《题聊斋文后》、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孙迺瑶《聊斋遗集后跋》三篇文章；“文集四”是“清华本所独有的文章”，现存蒲松龄42篇文章（原有43篇，佚失一篇）、朱湘《聊斋文集题辞二》和孙庭橘跋文一篇。以上三本文集共存蒲氏文章138篇，与罗尔纲所称219篇者，尚缺81篇，应为“文集二”或“文集二”与其他文集共同散佚之文。　　内封“诗集一”的标题旁有罗尔纲小字说明：“诗集以马本为底本抄写，复以清华本校之。故此集中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诗，以及马本独有之诗。”共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所标注页码自为起讫，总计存诗465题。每首诗校出的异文都标在正文上方，遇有补遗则抄录于页之左端。在罗尔纲的斑斓墨迹之间，有时会见到胡适的眉批和旁注。“词集补抄”包含唐梦赉《聊斋诗余序》和蒲松龄的词14阙，据此推断，罗尔纲应当抄有存词更多的“词集”，惜乎现已不存。　　此外，罗尔纲还撰写了“石印本文集词集校对条注”，这一部校对条注，是以石印本为底稿，而以马本和清华本校对之，将异字异文条注出来，共为石印本的37篇文章、59阙词出了校记。从这些校记当中，可以看出罗尔纲治学的一丝不苟，比如《上布政司救荒策》一文，出条注多达106条；《大江东·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一词，校出异文25处。　　全书最后一部分是“聊斋四种著作目录”。分别为《农桑经》目录、《拟表》目录、《拟判》目录、《怀刑录》目录。虽然有目无文，但却提供了聊斋杂著中特别是《农桑经》和《怀刑录》的细目，足资考校现存有关文献。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书虽然主要由罗尔纲抄写校勘，但是发起整理以及制定凡例都有胡适之功，并且从胡适的多处批校中也可以看出其本人下了很大功夫。如“诗集一”《輓淮阳道》一诗上方，有胡适眉批“参看下文（页32）同题一首，似是同一首，有两稿，此为定稿。适之”；“文集一”《代毕韦仲为义仙韩邑侯寄子记》一文上方，还留有胡适为考证蒲松龄年龄而作的眉批：“丙戌为顺治三年（1646），蒲方七岁。第二丙戌为康熙45（1706），他六十七岁。”这部珍贵的由罗尔纲负责抄写、胡适和罗尔纲合作校勘的新编《聊斋全集》（以下简称“胡罗本”），在《师门五年记》中，被罗尔纲称为“胡适藏本”，而胡适在其《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中所称“胡适藏抄本”，大概也是指这个由师徒二人精抄精校的本子。发现这个校勘本的意义　　罗尔纲深得胡适赏识，在胡适家先后共呆了五年之久，用他自己的话说，胡适的“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罗尔纲1943年写了脍炙人口的《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书中真切细致描述了这段胡适培养人才、奖掖后进的佳话，出版后得到学界好评，盛行不衰。书中最可宝贵的地方，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胡适《师门五年记》序），其实这个做学问的经验不仅是罗尔纲的，也是胡适的，因此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严耕望语），难怪一度“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罗尔纲记潘寿康语）。胡适1948年在写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　　罗尔纲在书中特别谈到校勘整理《聊斋全集》这一段经历对他本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影响。他说：“胡适叫我用对勘方法来编《三种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其影响之大，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适之师根据我的对勘表作出这篇辨伪的实例，教导了我用对勘方法来解决考证问题。五十年代首先用来解决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问题，写了我的太平天国史辨伪代表作《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到八十年代，以长达十年的时间解决了《水浒传》的原本和著者的问题。”罗尔纲师承胡适，研究工作主要以考证为主，态度严谨，深得胡适治学精髓，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领域获得很大成绩。如今连同《三种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即“三种目录对照表”）在内的整个《聊斋全集》胡、罗抄校本的重新发现，不仅为这一段学林佳话存证，而且为研究胡适的治学方法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珍贵材料。这是1948年胡适遗留大陆的由众多藏书、手稿和书信等资料组成的“胡适文库”里的重要珍品。　　其次，胡适、罗尔纲为把蒲松龄的诗文著作整理出一个定本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校勘成果可用来订正现今流传的蒲松龄的诗文作品。胡罗本主要是利用马氏本和清华本的合编本，马氏本有宣统元年（1909）王敬铸《聊斋遗集序》宣统二年（1910）萧方骏《聊斋文钞序》，可知马氏本源自李鉴堂抄本，经过了王敬铸和萧方骏的两次删定。清华本是蒲松龄五世孙蒲庭橘的增订本，现在已经不存（清华大学图书馆已经查不到此书，《清人别集总目》亦无著录），因此通过胡罗本还可以一窥清华本的原貌。　　1998年上海学林出版社盛伟整理编校的《蒲松龄全集》（以下简称“盛本”），是目前内容最完备校勘最精确的版本，编者对60年代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详加校勘，校出异文三千多处，并甄别取舍，择善而从。编者参考了蒲松龄的稿本和很多旧刻旧抄本，但是没有见到这个胡罗抄校本。拿二者进行对照，异字异文触目皆是，比如胡罗本“聊斋四种著作目录”中《农桑经》目录“二月·种稗”一条，胡罗本条目下有小注“稗非，稊乃”，而盛本却作“稗，非稊乃”。依据胡罗本除了可以发现一些文字上的出入，还可以解决某些存疑问题。比如收在盛本《蒲松龄全集》附录里的《怀刑录》，是从日本庆应义墅大学影印而来，编者本来就对其真伪存疑，但是苦于没有确证，只好收在附录里。胡罗本“聊斋四种著作目录”中的《怀刑录》目录，与日本影印本完全不同，而内容却与收在蒲松龄文集里的《怀刑录·序》的宗旨相符，从而可定日本影印来的《怀刑录》必为伪书无疑。　　胡罗本“文集四”清华本所独有的文章中，有一篇《又有小札十八则自草抄出未载友人姓字》，是不知收件人的十八则书信的汇编。初步检点后，只有十六则。其中除第三则胡适眉批注曰“此则已收入文集（一），题作《与王司寇阮亭先生》”，第五则胡适眉批注曰“此则亦已见文集（一），题为《与李淡庵》”，其他收件人均无着落。经过仔细和盛本《全集》对照，收件人均一一落实。其中，胡罗本中《与朱子青缃主政》和《与韩樾依逢庥刺史》误接抄在一起，应分为两个。第十六则《与李希梅》，盛本有“闻城内风波”至“可惧，可惧！”一段，而胡罗本同中山大学《聊斋文集》抄本一致，并无此段，可是胡罗本又将此段冠于书信《又与李希梅》之前。经过仔细勘察文义，发现此段文字与前后两信内容迥不相类，当为单独存在的又一封给李希梅的书信。这样一来，不仅可正盛本之误，而且离析出来，正好凑成十八则之数。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一种是写给自己看的。蒋介石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蒋介石决心 从此改邪向善，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　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他把日记作为自用，因此也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　蒋的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然是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为公布，这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一是蒋生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进行自我美化；二是蒋在日记中骂过许多人，好友、亲属、同僚、下属，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三是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　蒋的日记手稿本对于我们认识蒋的本相，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不看，会是很大的损失；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由于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存在许多禁区。其中，工人运动与帮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人们更是讳莫如深。这种现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引发的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出现了转机。此后，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开始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土匪、帮会关系的一些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研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还经常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最近，刘明逵、唐玉良两位同志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面世，因为书中有些地方谈到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同样遇到了某些人的质疑。我们认为，质疑者是从关心学术研究角度提出问题的，也许他们认为，揭示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有损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在此，我们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有关部分作一些评论。一、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在整个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作为“破坏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的帮会，始终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所有革命者所面临的一个艰难复杂的政治问题。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与帮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想避而不谈，恰恰是对唯物史观的嘲讽。我们先从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必要性谈起。在此，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行帮、帮口、帮会在工人阶级中广泛地、长期地存在是客观事实；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开展工人运动，必须做好帮会工作，才能有效地打开局面。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帮会势力浸润于工人阶级队伍之前，手工工场、厂矿企业中业已普遍存在着行会、帮口。明清时期，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人会馆、行业公所渐兴，它们是业主用祀神、义举、订立行规等手段团结成员的组织。随着雇佣劳动的扩大，在雇工中也出现了行会组织，一般称为“行帮”。行帮的功能主要是为了维护雇工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同雇主发生矛盾、开展斗争，另一方面又同其他行帮或帮外的雇工以及“潜在的雇工”发生矛盾、冲突。[1]尽管行帮组织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产物，但它与雇主的矛盾、斗争作用，使之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情况下向工会转化。帮口是晚清以降城镇工人中的一种地域性组织。拿全国工业中心上海来说，工人大都以地缘祖籍来划分；如安徽帮、宁波帮、广东帮、湖北帮、苏北帮之类。即使是同一行业，也是帮口林立，如20世纪20年代初的汉口铁路工人中，有所谓湖北帮、福建帮、安徽帮、江南帮等。这种组织，按照邓中夏的说法，“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其中小商人、小官吏也有加入的，而且总是头脑。……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2]由于生存土壤适宜，在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上述封建行帮、帮口都未衰减灭绝。相应地，他们与帮会复杂交织，在近现代工人运动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主题与篇幅所限，我们在此主要论述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中国帮会最初主要活跃于广大农村地区。追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南的三合会、三点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中下游地区以“红帮”闻名），运河沿线的青帮，在广大城乡地区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这种状况与中国日益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进程是一致的——一方面，由于外国侵略、兵燹、苛政、灾荒等因素的影响，农村经济凋敝，农民大量离村；另一方面，在沿海及华中等地区，一批近代化城市兴起。在城市无产阶级发育成长的过程中，各种帮会也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及其它地区的工矿、运输业中伸展触角，发展势力。由于近代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性，以及城市行业多种多样，竞争剧烈，人群庞杂，流动频繁，统治者力量较强等因素，决定了城市帮会有许多不同于农村帮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分布范围更加广泛，系统更为庞大。如上海、武汉等地的青红帮，上至官府，下至里弄，从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馆到澡堂妓院，无处不有他们的势力。 2、分帮分行，各分地段。这种情况与原有的行会、帮口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3、组织严密，帮规复杂。4、具有更强的寄生性和反动性。就城市帮会的社会功能来说，除一些基本点与农村帮会相同外，它在为帮中失业者介绍职业，以及在开展经济斗争等方面，也还有某些特殊的作用。[3]民国年间，城市帮会势力之强大，我们可从以下一些数据得到印证。据1930年国民党方面的调查，人口并不多的芜湖市，青红帮分子的总数有二三万人，大多散布在水陆运输和码头苦力工人之中。青红帮势力最大的上海市，据《时报》1914年的报道，仅红帮已达数万人之多。青帮的人数更多，1920年，上海的青帮人数在10万以上。据1930年中共上海市地下党组织对上海的棉纺、丝织、卷烟、电力、市政、交通、邮政、机器等22个产业及各业职工的基本状况的调查，除缫丝、煤气、印刷等少数产业部门没有明显的帮会组织以外，多数产业部门的工人中都有青红帮组织。像棉纺系统，男工十分之七八都参加了青红帮。[4]中国工人队伍中包含了大量的帮会分子，帮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工人队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工人运动一直是它关注的重点。192l—1927年的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这项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重大困难——与欧美工人运动情况不同，中国工人阶级中基本上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有的只是行帮、帮口和帮会这类固有团体。这些封建地域性质的帮口和封建宗法式的帮会，直到现代工人运动开始的时候，依然拥有极大的势力。因此，如何排除工人中的帮口矛盾和帮会障碍，重新组织工人，开展工人运动，进行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成了摆在年轻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难题。与此同时，中外反动势力非常注意利用帮口、帮会组织尤其是它们的头目，以达到控制工人群众、破坏工人运动、镇压罢工斗争的目的。大革命时期上海青红帮组织的“中华共进会”，解放战争时期杜月笙、向海潜、范绍曾等人组织的“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就是统治者利用帮会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凶恶工具。那么，如何排除帮会障碍呢?从现代工人运动的实践来看，中共对于帮会及其头目的策略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区别的，但是总的来说，其主要方法不外乎两种：1．派共产党员亲自加入帮会，“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当小兄弟，先低头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如李启汉在上海加入青帮，开辟工运。[5]2、争取、利用工人中的帮会头目。如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中，李立三动员红帮首领与罢工配合行动；在“二七大罢工”时期．包惠僧、陈潭秋积极争取汉口铁路工人中的湖北帮首领杨德甫、江南帮首领黄桂荣等，使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罢工风暴迅速掀起。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开展工人运动，如果忽视中国工人中帮会势力，不注意排除帮会势力的障碍，单方面去搞工人运动，往往遭到失败。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成功与否、进步与否，往往与帮会、帮口障碍排除得如何有着直接关系。如果说，以往的工运史研究，人们忽视和回避这一点，是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那么今天，我们就完全有必要正视和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了。二、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可行性既然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与与帮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就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一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条件。第一，文献资料不断结集出版，研究力量渐趋成熟。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开展工人运动的各种文献资料不断公布，有关回忆录、文史资料、厂矿企业历史资料的出版也令人鼓舞。值得注意的是，各级档案馆有关档案的开放，为我们了解当时政府、咨察机关的态度和行动步骤提供了窗口；当时的报刊杂志如《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向导》等相继影印出版，也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线索。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各级工会组织、有关科研院所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随着人们思想的不断解放，完全有可能将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这类曾经为人忌讳的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第二，国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在中国学术界将工人运动史仅作为政治史和革命史来研究的时候，欧美及日本的一些学者即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了，如法国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所著《中国工人运动，1919一1927》一书，主要是从社会、经济与人口统计等方面对工人运动进行深入研究的。[6]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于1993年出版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一书。该书共分地域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三大部分。作者在以一种更普遍的眼光关注罢工、工会和政党等问题的同时，还运用“新工人史”（“new labor history”）观点探讨了工人的文化与生活状况，结果，“作者得以成功地探索社会反抗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7]其视角、方法、论证的新颖独特，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广泛声誉。澳大利亚学者布赖恩·马丁则从青帮大亨杜月笙入手，对青帮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作了精彩的个案研究。他认为，1932—1937年间，尤其是1934年后，杜月笙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调整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产阶级，以及劳工组织的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8]他们的某些观点尽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仍然是我们开展研究的重要借鉴。第三，可以将帮会史研究的成果引人工运史研究。在中国帮会史研究领域，近20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已经作了多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方面，蔡少卿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会党问题概述》[9]当不失为一篇拓荒之作。其后，周育民、邵雍著《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才赋著《通天教主——杜月笙与国民党政权》（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也都论及这方面的问题。尽管他们是从“帮会史”角度开展研究的，但是他们所揭示的帮会与工运关系的成果，可以充分借鉴利用。第四，我们已经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大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实践证明，思想的禁锢，人为的禁区，只能将学术研究带入死胡同。不可否认，在研究中，人们还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只要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研究出来的东西能够总结历史的规律和经验教训，那么，任何疑团都不难化解。三、对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评价如果将日人长野朗于1925年所著《支那劳动者及劳动运动》(北京燕尘社)视为最早的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专著的话，70余年来，对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研究，尽管艰难曲折，仍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等人不但亲自领导工人运动，还撰写了不少足以指导当时、遗教后来的工运史论著。新中国成立后，虽然遇到了很多干扰，工运史研究依然独树一帜，成果喜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刘明适、唐玉良主编的《中国工人运动史》得以出版。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该书都引起了出版界、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工人运动史》凡六卷，洋洋250余万言。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看，这套书包含内容之丰富，是屈指可数的。同时，它大量运用第一手资料，充分吸收国内已有的工运史研究成果，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壮大、对中国工人运动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对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的关系，都作了清晰的、历史的叙述。它给人们的基本感觉有两点，一是自始至终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突破了旧的框框，勇闯禁区，对许多有争议的人与事作了客观公正的论述。应该说，这套书将工运史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对这套书作出全面具体的评价不是本文的旨趣，我们相信，有关专家和读者会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这里，只想就该书对工人运动与帮会关系的论述谈些看法。列宁曾经指出：“唯物主义者的任务是正确地和准确地描绘真实的历史过程。”[10]既然在历史上中国工人与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末，研究中国工人运动史就不能回避它。本来，这个问题，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的论著中，并不避讳。如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的开篇就是讲“中国劳动者的旧式组织”——行会、帮口、秘密结社诸问题。国民党工运史专家马超俊在所著《中国劳工运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2年），也用了相当篇幅叙述帮会之对于工运的影响。奇怪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许多人出于政治压力，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进而成了研究的禁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在，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敢于突破禁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是值得称道的。书中对共产党排除困难，将工人运动与帮会工作结合起来的有关论述不但无损于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形象，而且从深层次说明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复杂性、艰巨性，概括了中国工运不同于外国工运的特点，从新的角度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这正体现了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当然，从书中叙述的有关内容来看，还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该书第一卷第五章第二节“早期工人中的秘密结社”用了43页（第495—537页）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主要致力于“帮会”源流的叙述，而在帮会与工运的结合点上，却着墨不多；即使在有限的探讨帮会与工运关系的篇幅中，作者实际上引用的大多是后来的史料，与“早期”有冲突。据我们所知，“早期工人运动”一般指的是中共创建或“五四”运动以前，如何协调这种前后关系值得注意。再比如，作者在上述第一卷有关章节中提出该问题，就有必要在其余各卷中适当穿插，而实际上却显很薄弱。此外，当时的其它政治派别尤其是国民党也十分注重利用帮会，帮会势力成了它们控制、破坏工人运动的一个得力工具。这一点，在书中似乎也未有很好的反映。所以，我们认为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论述工人运动与帮会的关系，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够不够、深不深的问题。顺便还应指出，从政治史研究角度而言，该书的成就值得肯定，但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来说，该书还有深入探索的必要。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研究勃兴，其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在工运史研究领域，这种“影响”似乎既缓且微。如果继续用旧的眼光、旧的框架去研究工运史．就难以取得更多的突破。诚如刘大年所说：“现在民主革命胜利、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已经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只是简单地重复原有的正确道理，就显得缺少了什么，不教人餍足。”[11]如何“整体”地再现工人阶级、工人运动的历史面貌，将研究进一步深人下去，已成为工运史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诚然，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若干时间以来国内外同类题目中一部值得注意的书”（刘大年语），在许多领域有所突破，但我们认为，作者还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作进一步的研究，如工人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等。该书卷帙浩繁，但相当的篇幅在于描述政治背景，尤其是中共的会议、决议等内容，在谈到工人运动本身时，多侧重于“过程”的描述。实际上，工人阶级的形象并不是单纯的“苦难—反抗”构成的。上引谢诺的著作就专辟“社会与文化生活”一节，他说：“有些工人家庭尽管很穷，但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宗教习俗，观音像或其他杂糅不同教派教义的神像被悬挂在主屋或仅有一间屋子的墙上。他们还非常热衷于在节日期间演京戏，舞狮子，耍龙灯。”[12]同样，上引裴宜理著作也辟有”民间文化”一节，对上海工人中的宗教信仰、婚丧嫁娶、烧香拜佛等行为作了研究，她提到：上海”许多丝厂女工都爱唱越剧”。对于工人中的结拜习俗，作者认为：”兄弟结拜、姊妹结拜与秘密结社有助于为这些如同无根浮萍的工人们提供某种社会认同感。”[13]确实，如果我们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有深入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他们的心态、价值取向、他们本身在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正反作用，等等，从而使工运史研究更加丰满，更加生动。一句话，工运史研究完全应该借鉴其它学科尤其是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多角度、多层面地开展研究。从总体来说，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是一部成功之作，衷心希望她的作者们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注释： [1] 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4页。 [2]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页。 [3] 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第27-28页。 [4] 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4页。 [5]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6-67页。 [6]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一1927，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英译本）。该书原版为法语，1962年出版。 [7] Elizabeth J.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rbo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8] （澳）布赖恩·马丁（Brian G．Martin）：《青帮和国民党政权：杜月笙对上海政治的作用（1927—1937）》，载《历史研究》，北京，1992年第5期。 [9]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330-370页。 [10] 《列宁全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12月第l版，第143-144页。 [11]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刘大年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 Jean Chesneaux，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1919-1927，p107． [13] Elizabeth J．Perry，Shanghai on Strike，pp.187-188．

英国首相布朗近日再次提出，中国可以派兵参加驻阿富汗国际联军。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此事作出回应，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中广军事记者陈振玺对话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王宝付，独家解析中国是否应该出兵阿富汗。

1997年，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香港回归，成为我国的特别行政区；二是由于三峡建设，把重庆从四川划出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市人口3300多万，以人口数量而言，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直辖市。至今，重庆仍然还有70%-80%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可以视为中国的一个缩影，重庆经验可以作为全国发展的一面镜子。2007年，国务院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两个试验区意义很大，是国家级的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而重庆是一个省的概念，农村的范围要比成都大很多，因此重庆的城乡统筹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可以更全面反映中国国情。所以正在进行中的重庆经验意义重大。 最近几个月，我在《重庆日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香港《亚洲周刊》等媒体上做了些初步探讨，我称之为“正在进行中的重庆经验”，可以初步概括为两个方面。 重庆经验的第一个方面是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增加了，另一个必然减少。最近的山西小煤窑国有化改制，争论很激烈，大家担心“国进民退”，“国进”就意味着“民退”，或者“民进”就必须“国退”。最近媒体上关于“国进民退”的舆论很多，对其他省市我调查研究不够，暂时不宜发表结论。但我认为，至少对重庆而言，有一个独特经验，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 重庆经验的第二个方面是“地票交易促城乡统筹发展”。2008年12月5日，重庆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土地交易所，进行地票交易，这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试验。按照温家宝总理的要求，这个试验封闭进行，不做过多的社会宣传，主要在于防止其他地方盲目乱上乱学，而是希望等到经验成熟、成功总结后再推广。 下面分别讨论重庆经验的这两个方面。 一、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 重庆的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具体是如何体现的呢？ 从2002年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1700亿增长到7000亿，增加了4倍，实际上到2009年，已经突破了8000亿元。这在全国范围内非常罕见。2004年发生“郎顾之争”风波时，正是国退民进的高峰，各地区的国有资产基本都在下降。2002年至2008年间，全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工业产值增长率是3.7%，而重庆的增长率是19%。 然而，重庆的国资增长并没有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与民争利，或者挤出民间投资，恰恰相反，重庆的民营企业实际上以比国有企业更快的速度增长。在西部十二省市中，重庆的国有和民营企业都是最发达的。 重庆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丰富内涵。 2000年时，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有一条优惠政策，允许西部12省市对所有工业企业，凡是符合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的，只征15%的所得税。这是一个普遍意义的税率，并不特指某个经济开发区，在全国的经济开发区中，都有大量的优惠政策，甚至有零税率。在2008年1月1日以前，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全国统一是33%，之后降低为25%。西部其他省份也执行了15%的优惠税率，但省两三年后，他们发现，由于税率太低，税收收入大幅减少，使得政府不能完成必要的社会职能。因此，很多省份主动放弃了优惠政策，继续执行33%的企业所得税率。而只有重庆将此优惠政策坚持至今，一直使用15%的税率。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惠期是到2012年，重庆现在希望会同其他西部省份，呼吁将这条优惠政策延续下去，但其他省份对此积极性不高，主要是由于地方财政压力。 那么以15%作为工业企业普适所得税率的意义何在呢？大家知道，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0%，如果所得税率是33%，那么企业最终所得只是6.7%，银行存款利率可达5%左右，所以搞工业企业实际上比银行存款稍微好一点，但需要承担风险。重庆将所得税率降为15%，使得工业企业有了相对较大的盈利空间，使收益大大超过银行存款，从而重庆的投资吸引力增大。 这里引出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重庆政府敢于长期坚持15%工业企业所得税率，而其他省份不能长期坚持使用这种优惠政策呢？原因就是上文提到的，重庆政府的国有资产增值了4倍，使得政府的财政能力底气很足，不依赖于对企业（主要指民营企业）的高税收。对此，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认为重庆由于国资增值，形成了第三财政收入。按照通俗的叫法，第一财政收入是一般性的税收，我国最主要的税种是17%的增值税，当然也包括所得税等。第二财政指的是基金收入，比如能源建设基金。第三财政收入指的是国资在市场竞争中的增值。国资增值使政府有能力普遍地降低税率，民营企业和老百姓可以缴纳较少的所得税，投资有利可图，这是“藏富于民”的主要机制。 “藏富于民”的另一个表现是重庆市居民第一次买房时，贷款可以抵扣地方所得税。去年底媒体报道很热，一开始存在争议，有报道说财政部要叫停，实际上并没有叫停。因为它抵扣的只是地方分成部分，并没有损失中央税收，这是地方政府权限内的事情。 有人担心这是不是帮助富人的一个政策。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并不是帮助富人，而是藏富于普通老百姓。2009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重庆主城区买房的人当中，42.5%购房者来自重庆四十郊区县，即农村地区。富人买房一般不需要贷款，因此总体效果还是藏富于平民的。 更重要的一点，按中央对教育事业的总体规划，经过“十一五”和“十二五”后，教育投资要占到GDP的4%，全国其他各省市基本都没有达到这个比例，而重庆市的教育投资已经达到。 还有一种形式，我称之为间接藏富于民的形式。重庆市很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投入，都是来自重庆八大国投国资经营所产生的利润，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收入，既不是第一财政，也不是第二财政，比如刚建成不久的重庆大剧院。试想，如果用一般财政收入修建大剧院，还是要从企业和个人中征收，而用国资增值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等于减轻了老百姓和企业的税收负担。其他包括重庆大学城的建设，主要投资也来自于重庆八大国有投资集团，特别是重庆地产集团，占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一般财政拨款的比例较小，仅占不到5%。 更说明问题的是，重庆藏富于民的重要措施是突破短期“土地财政”。现在老百姓怨声载道，认为房价太高，普通百姓根本买不起。其中一个批评是认为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搞天价地王，使地价高得不可思议，以地生财，形成土地财政。重庆市恰恰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这是藏富于民的关键。 过去几年中，重庆市国资增值四倍得到了社会的关注，但很多总结并不到位，认为重庆的国资增值也是靠土地财政。而我认为重庆市恰恰突破了土地财政，重庆市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的全面增值，与土地规划、土地储备有机结合起来，使得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于短期的土地财政，并不依赖于在某个项目中一定要产生地王。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说，必须严格控制国有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藏富于民。具体做法是，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六分之一，中低档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五分之一，高级商品房地价不得高于房价的三分之一，即严格限制地价不能超过房价的三分之一。因此目前，重庆的房价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城市。降低商品房房价，不搞短期土地财政，是通过国资增值，使得重庆市政府有底气、有能力实现藏富于民的重要方面，在关于重庆国资增值的其他解释中经常忽视这一点。 二、地票交易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2008年12月5日，重庆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意义重大。理解重庆土地交易所的重要意义，要从我国两个基本国策开始。一是我国要加快城乡统筹，特别是加快中国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二是从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必须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就是说，我国的粮食不能主要依赖于进口，要有自给自足的能力，所以要保证耕地不少于18亿亩。显然，这两个基本国策之间存在冲突和紧张的关系，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不占用耕地如何可能呢？ 2005年10月11 日，国土资源部发布了 “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这是近年来我国解决加快城市化和保护耕地之间矛盾最重要的政策。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试点，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以下简称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复垦，最终实现项目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用地布局更合理的土地整理工作。 增减挂钩的核心在于，在增加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要把农村建设用地数量减下来。农村建设用地减下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的宅基地，二是乡镇企业等废弃的厂房，将这些农村建设用地复耕为耕地，就可以减少建设用地数量，增加耕地数量。在这个基本的政策目标约束下，中央允许地方进行自主的政策改革试验。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保障国家18亿亩耕地不减少的战略性措施。但具体如何实现挂钩，各地政策很不一样。和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相比，重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试验比较有特色。 在说明重庆的改革试验前，我先举两个其他地方的例子。 全国各地比较流行的的一个做法是“请农民上楼”。我国城市人均建设用地80~100平方米，而农村人均建设用地在200~250平方米。农民住进楼房之后，将腾出来的宅基地复耕为农田，就减少了农村建设用地。如果未来有1亿农民进城，就可将2500万亩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请农民上楼”实际上阻力很大，因为这打破了农民的传统生活习惯，农民感到很难适应。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在重建工作中提出了一个口号：“把抗震救灾与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相结合的试点”。这是赈灾救济与增加挂钩相结合的一种模式。农村房屋已经在地震中全部毁坏，政府就说服村委会和农民，灾后重建直接新建楼房，让农民免费居住，因此不动用任何救灾款。但这并不是政府提供的福利，农民“上楼”后，就节约了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增加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这种指标贡献是免费获得住房的基础。 天津是国土资源部增减挂钩第一批试点地区之一，天津的主要做法是“宅基地换房示范小城镇”。这里涉及到周转指标，周转指标只是空转指标，要求“总量控制，封闭运行，定期考核，到期归还”。宅基地换房示范小城镇项目开工后，实际上先用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但这个指标并不是国土资源部给天津市新增的指标，只是临时性的周转指标，在建设期间或建成后，必须复耕农村宅基地或乡镇企业厂房，归还周转指标，这叫做“拆旧建新项目区”。 重庆的做法与天津有以下两点不同。 第一，重庆模式是“先补后占”，因此无需使用周转指标。“先占后补”容易出现不补，或者补的耕地质量很差等问题。重庆以“先补后占”替代其他地方“先占后补”的用地模式，“先造地后用地”，先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成耕地之后，并通过验收之后，才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这样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更大、保护效果更好。 第二，重庆土地交易所的地票交易，有利于城市反哺农村。天津的宅基地换房示范小城镇，是在天津的郊区，离城郊很远的地方不能进入项目区。而重庆的土地复耕，需要经过三分之二的村民同意，复耕之后释放的指标属于村集体和村民，他们把该指标拿到重庆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因此，严格说来，土地交易所并不是进行的并不是土地交易，而是地票交易，是土地利用指标的交易。 从2008年12月5日，已经进行了五次拍卖，地票交易价格每亩在10万左右，远远高于一般的征地补偿。黄奇帆副市长说，如果重庆一年有1万亩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复垦后取得地票进行交易，以目前每亩交易价格10万元左右计，每年将有10亿元从城市流向农村。 在城市化进程中，往往是近郊农村才能更多的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而偏远农村的农民则难以享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地票交易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能够远距离、大范围的转换，大幅度提升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实现了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发展。 以上是重庆经验的两个方面。现在回到一个更基础、解释性的问题：重庆国资为什么能增值？ 三、重庆国资为什么能增值？ 一般认为，国有企业代理问题严重，难以搞好，国资如何能实现增值呢？我初步总结重庆的国资增值得益于以下三个基本机制： 第一个机制，重庆市成立的市级国有企业渝富公司，是重庆市国资经营和重组的“啜木鸟”。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末，重庆国有企业同样亏损严重，但渝富公司进行的重组和改造非常成功，实现了重组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增值。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国有化规模非常大。为什么的国有化成为美国救市的主要措施？我认为，担任18年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的解释最有意思。美国很多银行的有毒资产不能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不能剥离的原因在于，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要求政府以模型价格购买，而政府认为正是由于模型价格出了问题才导致金融危机，所以不愿意用太高于市场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了：这就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象私有那么重要。 通过格林斯潘对有毒资产（可以简单理解为坏账）定价问题的解释，可以理解渝富公司接手坏账，并成功重组与改造国有企业的原因。 黄奇帆副市长2002年底由上海浦东调往重庆，当时重庆1000多家国有企业，欠工商银行157亿贷款。2004年，黄奇帆牵头组织渝富公司与工商银行协商，重庆市属国有企业渝富公司以账面价值的20%一次性买下坏账，渝富公司接手重庆国有企业的坏账。经过五六年后，重庆国资增值四倍，工行可能想20%或许有点低，当时若要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不论工行还是重庆渝富公司，都是中央或地方的国有企业，因此初始定价问题的敏感度没有那么强烈，当年的谈判并没有那么困难。因此，重庆市国有企业能够迅速剥离坏账，能够重振旗鼓，实现市场竞争中的增值。 第二个机制是重庆市八大国投（“八朵金花”）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运作。重庆市不搞土地财政，不搞地王，比较成功地把土地规划和土地储备有机结合起来，把BOT（建设、运营、转让）变为BT （建设、转让）。重庆为什么要做这种转变呢？重庆是一个桥都，全市有40多座桥。BT模式取消运营阶段，政府一两年内就可以全部买下来，这样也加速了建设企业的资金流转，政府也能够获得土地增值收益。 现实中，政府经常拿不到土地增值收益，而被少数开发商拿了大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项目换土地，政府要开发一个项目，请开发商投资，并把土地转让开发商，这样土地增值的收益全部归了开发商。好一点的是期价方式，政府和开发商达成一个协议，项目建成之后，地价肯定要上升，政府与开发商之间要有一个分成。这比”项目换土地”方式要好，但政府拿到的比例还是少。更好一点的方式用政府的土地储备抵押贷款来建，这样政府能够代表人民更多地获得土地增值的收益。重庆市政府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基础设施建好后，周边土地将升值，政府有可能会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关键是要把规划和土地储备有机结合起来。这是一门大学问，涉及到制度与政策创新的潜在可能性与实现机制。这里涉及到一个具体的操作工具是五大注资。五大注资分别是：第一是，国债注入，中央分给重庆的国债不再分给40个区县；第二规费注入；第三是土地储备收益权注入；第四是存量资产注入，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上百亿元存量资产，比如路桥、隧道、水厂等等，划拨给各有关投资集团，成为投资集团的固定资产；第五是税收返还。 BOT变BT的关键是土地储备收益权注入，主要是注入八大国投中的地产集团。基本思路是土地储备收益权注入地产集团形成资本金，不靠政府行政命令，不靠政府财政担保，而是通过政策增加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加大它们到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从而形成五大注资带动社会资本，进行周边地块的滚动开发，这是重庆经验值得其他省市关注的重要方面。 重庆坚持国资经营与政府行为脱钩，保证国资经营不靠政府行政命令，不靠政府财政担保，主要是通过“三个不”和“三平衡”原则，建立了极为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形成严密的防火墙。“三个不”是指“市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为八大集团提供担保放到首位”、“八大投资集团之间不得相互提供担保”、“八大集团自己的专项资金也不能用于担保”。“三平衡”是指“长期资产与负债之间的平衡”，即重庆市国资委要求八大投资集团保持约50％的长期资产负债比率；“现金流入与流出之间的平衡”、“投入产出之间的平衡”。 2009年的刺激计划中，重庆市把这种思路用于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今年刺激计划引起舆论对中国信贷激增的担心，怕政府担保使得坏账大增。据江苏银监局统计，江苏大型银行对各级政府融资平台发放的贷款中，57.27%靠财政还款，49.13%由地方政府出具财政承诺函。这里重庆经验又值得关注。重庆从国家2009年1~5月5万亿元新增贷款的“盘子”里拿到了1500亿元。重庆市不用政府财政担保，而是通过政策增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金，提高它们向银行的融资能力。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讲得很到位，“中小企业资本金不足，是贷款难的要害所在，一般的做法是请政府官员出面要求银行支持，但这是人治，我们要讲法治。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中小企业贷款，不看“三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看“三表”（电表，水表、报关单表）。这都是在某些场合下的说辞，讲到底还是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资本金问题”。 重庆正在准备出台解决“微型企业”（ “大学生”、“残疾人”和“下岗职工”的创业）的资本金问题的重大政策：如果原始创业者投入的资本金是10万元，政府就给予10万元的税赋补助；如果投入的资本金是100万元，就给予100万元的税赋补助；上限为500万元。同时，重庆采取措施发展6种非银行信贷业务，包括担保公司、小额贷款、私募股权基金（PE）、信托、风险投资和金融租赁。今年1到4月底，重庆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增长了80多亿元，在全国增长率是比较高的。即便如此，政府财政与扶持政策仍然是严格隔离的。 第三个机制是接下私营企业“自身掏空”的烂摊子，例如重组“西南证券”，“三峡银行”上市。例如，西南证券是西部最大的一家证券公司，原来是一家民营公司，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内部人掏空了。当时西南证券已经被证监会停牌了，重庆市政府认为，重庆市好不容易有一家上市的证券公司，如果退出资本市场，对重庆的长远发展不利。重庆市政府主动接手西南证券，注资并上市。西南证券上市是2009年上半年最成功的上市事件，通过重庆市国资委注资已经被民营企业老板自己搞垮的企业，并重组上市，参与重组的国资和民营资本都实现了增值。 这一点很重要，也是很多人讨论“国进民退”关系时没有注意的问题。为什么不容易注意到？主要是大家感到难以理解，国有企业容易搞垮是因为国有企业不是自己的，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为什么私有企业的老板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搞垮自己的企业?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2001年与斯蒂格利茨同时获得诺贝经济学奖的阿克洛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与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保罗·罗默提出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在一定条件下，所有者也会掠夺本企业的总资产。 其实原因很简单，在企业资产的会计恒等式中，“总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净资产+负债”，因此企业总资产中只有一部分是所有者权益，另一部分是负债，包括贷款、债券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定义是有限责任制，投资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这样大股东即便占有60%的股份，出现亏损他会承担60%的损失，但如果他能够将企业资产转移到自己另外的公司，只要转移部分大于他所投入的净资产部分，那么他就有动机把自己的企业搞垮。这在实际生活中非常普遍。例如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国证监会判定，顾雏军永远不能进入资本市场。顾雏军通过收购在广东的科龙电冰箱，成为大股东，通过制冷剂关联交易，将科龙的资产转移到以其父亲名义注册的天津格林格尔工厂，从而将自己是大股东的科龙搞垮，自己损失了60%的股份。但他所转移的资产仍然大于他损失的部分，因此，他仍有很强的动机去这样做。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老板都这样做，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国资委是被迫接手破产的民营企业。美国的救市，可以说是国家不得不接手被私营企业自己搞垮的烂摊子。 四、如何理解重庆经验的普遍意义 很多人强调，重庆经验有它自身特定的前提条件，其他地区不可能学习。重庆国资委的确有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一些条件。中央国资委也不具备。中央国资委不管金融业国企，比如建行、工行等，只管140多家工业企业。但重庆国资委既管人，又管事，又管金融。人事方面，除了国资委主任需要经过市里组织部门的批准外，国资委下属或控股企业的总经理等人事任命，国资委即可任命，不需要组织部批准，只需要提交组织部备案。一个原因在于，组织部门的考查周期较长，跟不上市场条件的变化。这在其他地区很难做到。第二是有着极为丰富的管理经验的黄奇帆，2002年从上海调到重庆，他是重庆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最主要的策划者。第三，2008年初，薄熙来调往重庆任市委书记，同时是政治局委员，他在政治大方向给重庆改革进行了把关。但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学？如何理解重庆经验前提条件的意义呢？学不是照搬。 但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重庆经验的普遍意义，我把它称之为“制度与政策创新的潜在可能性与实现机制”。社会主义优越性如何具体落实到实践中去？这不是一句空话，重庆经验都是在既定制度下形成和发展的。例如，土地公有制并不一定能保证土地增值一定归公，项目换土地不能做到，期价也不能完全做到，必须做好土地规划和土地储备才能做到。但这的确是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的。印度、巴西没有公有土地，所以印度、巴西不可能想象像中国那样快速发展。 孙中山的“涨价归公理论”是基于土地国有化。孙中山在美国学医时认识了亨利·乔治的朋友，他准备拜访亨利·乔治。亨利·乔治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土地改革理论的最重要的一个人，我们现在讨论的物业税，在西方称为财产税，就是根据亨利·乔治的理论兴起的。结果亨利·乔治在竞选纽约市市长时，突然心脏病爆发，二人没有见面。但孙中山对亨利·乔治极为认同，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基于亨利·乔治的理论。 现在的征地过程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对农民的补偿是低的，对农民的权利认识也是不足的。中国人民大学周诚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涨价归公”还是“涨价归农” ？根据“涨价归公”理论（英国的穆勒与美国的亨利·乔治），英国工党政府曾经于１９４７年—１９５３年实行土地开发权国有化，即政府通过征收土地开发捐（Development Charge）将土地增值全部收归国有。但是，此种举措未能长期坚持，不得不恢复“涨价归私”制，根本的原因是此种政策造成了地产市场萎缩而不得不放弃。英国经验表明，极端的“涨价归公”——完全否定土地所有者的开发权，不能保障失地者的基本利益，从而使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实践中碰壁而归于失败。 在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过去长期对于失地农民实行低补偿政策的实践表明，“涨价归公”曾经是我国农地征收补偿中实际上遵循的不成文的政策原则。实行“涨价归公”制的出发点为维护公共利益，但实行“涨价归公”制也具有严重的副作用——据估算，大约有近半数的失地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存在明显的困难。有鉴于此，部分学者极力呼吁实行“涨价归农”制。 从亨利·乔治定理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问题。目前，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很低，但经过“招、拍、挂”之后，可能实现了数十倍的土地增值。很多人认为，这是对农民的剥夺，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不论是根据孙中山，还是亨利·乔治，或者斯蒂格利茨都认为，土地增值不是私人导致的，而是社会集聚效应产生的，主要的涨价确实要归公。因为城市土地开发要经过四通一平，由生地变为熟地，这并不是通过农民的努力，而是通过政府、社会投资、企业和个人加在一起形成的集聚效应实现的土地增值，所以，涨价要归公，而不是归农或归私。 但现在农民得到的补偿确实比较低，那么补偿机制的基础应该是什么？现在一般的理解，补偿被认为是对农民的救济，是一种福利。这里，我们忽视了一个概念：开发权。农民土地被国家征收开发后，实际上剥夺了农民自己开发土地的权力，补偿是针对这种开发权的补偿，因此，这种补偿不是救济农民，而是对农民基本权力的认可，即农民本身有开发土地的权力，这是亨利乔治思想的来源。 开发权是什么呢？美国一些州实行土地“开发权转移制”（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ＴＤＲs）：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开发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农民将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时，实际上把开发权转让出去了，如果不复垦，农民本身就会有一个开发权。而现在的补偿是根据青苗费为基础的，这完全忽略了农民自身也可以进行工业化、城市化开发的权力。我认为，重庆地票交易所是“开发权转移制”的创新，兼顾了“涨价归公”和“涨价归农”。这种开发权的市场价值，要通过土地交易所的拍卖来发现和实现，因此拍卖地票的价格实际上农民所放弃的土地开发权的价格。西方也没有出现土地开发权的交易所，只有在某些地方如美国的一些州，有一些局部的交易。因此，重庆的土地交易所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关于重庆经验的思考，对我启发最大的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他是现代GDP、GNP核算方法两个发明者之一。米德的重要著作《效率、公平与产权》，核心观点是认为公有资产的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米德是第一个提出来，整个西方经济学没有在国资、国债、税收三者之间建立经济学模型的人。企业除了债务以外，还有自有资本。而作为一个国家，只有国债，而公有资产很少，这是他认为西方国家最不正常的一个现象。比如，美国有大量国债，只有少量的国有资本。如果中国不买美国国债，而是美国人自己买，那么美国的利率要比现在高很多，而利率高容易挤出私人投资，不利于全民创业。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而重庆经验探索与创造了制度与政策创新的实现机制，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