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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和清帝国之间在疆界上具有极大的承袭关系。这就要求在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中讨论“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涉及到“国家”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而“地方文化”如果要避免在全球化过程中最终沦为消费奇观，则必须加入到这一复杂关系的辩论中。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其后果意味深长。在西方，至少在二战后这个时期，我们总是认为合法的国家，绝对是一种民主的运作方式，并且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中国模式却颠覆了这个逻辑。在西方看来，中国没有民主，但它的国家有着很大的合法性，我认为比任何西方社会的合法性都大。如果国家的合法性所指的主要或只是民主的运作方式，那么像意大利这样开展大量选举的国家理应有很大的国家合法性。但事实却相反，在意大利，国家由于长期缺乏合法性而衰弱。其原因是，意大利人对国家持极怀疑的观点。他们不认为国家是其正当代表，实际上，很多意大利人认为国家要么是非法的，要么只是部分合法的，而后一种观点更为普遍。这就是为什么避税被许多意大利人认为是完全合理的，为什么他们选贝卢斯科尼为首相的原因所在。这个人曾为了其个人目的公然使用国家权力，以保护自己免于对其用非法手段建立媒体帝国的指控。在意大利，国家之所以长期缺乏合法性，源于复兴运动(150年前的意大利统一运动)只是部分获得了成功。它从来没有降服其他势均力敌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认同资源，从而成功地使意大利人首先效忠于自己。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仍然是分裂和脆弱的，人们所效忠的对象也都势均力敌，国家无法像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一样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相应的合法性。从意大利的经验来看，很显然，民主并不一定能确保国家的合法性。而且，与当今西方的常识相反，民主绝不是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使我们又回到了中国的问题上。在中国，国家合法性有两个基本来源，但都与西方式的民主无关。第一个来源也是国家合法性的首要原因。即中国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民族国家，尽管在20世纪中国就自称是民族国家，但它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在西方国家，最主要的认同来源是民族国家;中国则不同，其主要的认同来源是中华文明。近代中国的历史不是追溯到约19世纪末民族国家规范的采用，而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胜利。决定中国人认同意识的所有关键特征--儒家价值观、国家的独特作用、家庭的本质、祖先崇拜等都可以追溯到过去2000年作为独特文明国家的历史，而不是追溯到20世纪作为不完全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被定义为惊人的长盛不衰，人口和地域规模与众不同，而最不寻常的就是，其文明和国家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其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就是统一。这并不奇怪，因为维持这样一个庞大和多样化的国家的统一免于各种巨大的离心力威胁，无论是在帝国、共和，还是共产主义时代，都始终是中国治理中最重要和艰巨的任务。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都是国家分裂和不稳定的时期。在中国人看来，国家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换句话说，就是文明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国家神圣的首要的任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天命"将被收回。这一责任的极端重要性，赋予国家超出所有其他机构的基石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意义。关于国家合法性的第二个因素最好可以描述成，国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以及国家对中华文明的责任提高和强化了这种合法性。过去一千多年来，国家的权威都没有遇到重大对手。这与西方国家为建立权威不得不与众多的对手和竞争者，如教会、贵族、商人、企业等进行斗争完全不同。关于这场斗争的故事，几个世纪以来在通过有关界定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律时一直被人们诉说着。与之相对照，中国的国家权力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手，那就没有必要界定国家权力的边界了。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国家合法性有多么根深蒂固了。它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历史可能更长。而且对中国人而言，国家的作用难以想象地重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与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的西方人完全不同。对于西方人来说，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明确的和受约束的。美国与欧洲的传统，尤其是与法国和德国的传统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这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尽管程度不同，但西方人都倾向于认为国家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入侵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社会脱钩的。中国人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家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中国人认为国家就是家庭的一分子，实际上就是一家之主。请记住，家与国是中国社会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机制。与西方传统相比，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程度要大得多。在中国社会中，国家不是局外人，而是有着令人骄傲的地位。在中国，国家的另一个名称是家国，这并非一个语言学上的偶然。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人在历史上和今天如何认识国家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基本背景。在这里，强调中国国家传统的延续性是重要的。尽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不断被改造，但这些事实仍继续决定着中国国家的本质。在中国，国家的历史演进方式完全不同于欧洲，更不用说美国的传统，这并不足为奇。一方面，在中国，国家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它是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政府。在此之前，写于2500年以前的《孔子》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本治国的伟大哲学著作。在中国，国家已经具备了能够治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的现代化形式：中央集权的政府、建立在科举制度基础上的训练有素和老练的官僚队伍。这比欧洲要早得多。它还发展出一系列关于经济、人口和军事方面的能力。例如，户籍制度以及像大运河和长城这样庞大的基建项目。它有能力在全国各地调拨粮食，以平衡供需。这比欧洲要早得多。到了大约1000年以前的宋代，所有这些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有些甚至在之前的数百年就建立起来了。换言之，不仅是中国的国家远比欧洲国家的发展早很多，而且其发展轨迹也绝然不同：开发出来的国家功能要早得多，发展的次序不同，其所依照的因果关系模式也不同。鉴于历史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试图透过西方的光谱来了解当代中国国家及其可能的发展路径，将是极为短视的。事实上，在中国，没有比国家更与众不同的(如果你喜欢，可以用更"乡土的"这个词)制度设计了。我们必须首先用它自己的说法而不是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来了解中国国家当前的作用、结构及其未来的演变。当今中国的国家这又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中国的国家这个问题上。在今日中国，国家仍然非常与众不同。以其经济作用为例。与它最为接近的是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台湾。与"华盛顿共识"模式提倡市场作用、私有化、最低限度的国家不同，东亚模式包含一个高度活跃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工业政策、一个出口导向的策略。中国模式大量吸收了这方面的经验，但仍然非常独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国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在日本和韩国是非常有限的，而在中国则是广泛存在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了国有企业的重大改革(这与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所推行的办法都一样)，西方普遍预期私有化将减小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但事实上，其结果完全不同。由于"抓大放小"策略的实施，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但较大的国企进行了重组、获得了补贴，并经常合并创造更大的国有企业。2008年，国有企业占工业和服务部门总资产的30%，但其数量却仅占企业总数的31%。换句话说，尽管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但却控制了企业总资产的很大一部分。自1999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数量从37%下降到不足5%，资产从68%下降至44%。与私有化不同，政府设法使大量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尽可能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因此，前150名国有企业远不是变成了跛脚鸭，而是变得利润非常可观，其利润总额在2007年达到1500亿美元。这一直是一个更大的政府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公司，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很难想象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会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通常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并经常处于半垄断状态。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反而将它们暴露在与其他国有企业、私人公司和外国公司最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允许国有企业筹集大量私人资本。2007年首次公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前12个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其筹集的总资本占全部资产的85%。其中一些最大的企业甚至还有外国股东。例如，一些私人投资者共计拥有中国各银行1/4的股份。可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将私企和国企的特点最好地结合了起来。领先的国有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难以计数的援助，但也有足够的独立性更像私人公司一样进行管理，而且能够像后者一样筹集资金。这种结合的方法反过来也起作用，一些最大的私有企业如联想和华为公司一直以来都主要得益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和韩国类似。然而，与日本和韩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不同，中国表现最好的公司大多有着政府背景。因此，当前的中国模式包括一个积极的、无所不在的国家，一个由国有企业构成的强大躯体，一个与私有部门大公司的联系网，一个中国经济转型和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缔造者。重要的是要强调，中国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高度能动的机制。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国家的特点是僵化、萎缩、不合时宜，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西方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即虽然中国经济改革进展迅速，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是大错特错。中国曾进行了广泛和深远的改革，特别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继续。中国的改革比西方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试验和试错过程的基础上，国家不断转型，机构也重新被定位和受到激励。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记住，中国的国家不仅只包括中央政府，还有省政府，其中有九个人口都不少于法国和英国，更不用说像北京、上海、重庆等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了。各省政府都有自己的经济和工业政策以及自己的省有企业，如中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奇瑞。事实上，中国经济如此充满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各省以及各省的公司(有些是国有，有些是私有)之间一直存在竞争。中国模式还有另一个最不寻常的方面。它把两个人们通常认为毫不相关的特点结合在一起。首先，有一个无处不在(和多元)的国家，它高度活跃，通过各种方式介入经济(和社会)活动。其次，坚决信奉市场和相信竞争。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是抵触垄断的，一旦出现垄断，政府就设法重组市场以确保竞争。对第一个特点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它与中国的历史完全一致。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对中国信奉市场和竞争感到惊讶，这同样深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当中。亚当·斯密在18世纪末期就描述了中国市场远比当时欧洲的市场要大得多，发达得多。中国模式的特别甚至是唯一之处，坦率地说，就在于它是超国家和超市场的结合体。中国在这方面的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以下悖论：中国"比产业政策鼎盛时期的日本更加市场导向，但在影响具体的工业产出方面却不如日本积极，尽管今天中国的国有制是如此突出"。近年来，关于所谓"北京共识"的提法一直存在许多讨论。但应该指出，中国人自己还没有采用这个提法，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该提法认为，中国的例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了相关经验和教训。毫无疑问，这确有道理。毕竟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它比美国要有资格得多。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却面临各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和挑战。虽然，这并没有阻止美国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提出自己的建议，但现在却被人们驳得体无完肤，置之不理。但是鉴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情况，其他发展中国家究竟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呢?最显而易见的似乎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有能力的、战略性的国家，竞争精神，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实验过程，向外来思潮开放和相对开放的市场。中国的发展有两个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复制的基本特点，一是中国的国家，二是中国的地域和人口规模(印度除外)。从表面判断，作为高度发达的社会和经济体的西方，能向中国学点什么就更不清楚了。毕竟它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然而，正是中国的转型速度，越来越迫使我们不得不去设法理解和学习中国的经验了。此外，如果中国国家的传奇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事实的确如此)，那认为我们只能借鉴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就大错特错了。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从追随型向创新型迈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会看到中国的国家将发生深刻的改变。但是，鉴于过去2000年的历史，我们不应该期望中国的国家突然或从此就变成西方式的经典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新制度形式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内在的连续性仍将像过去一样明显和持续下去，其本质特征换上了新装，但它的DNA却不会改变。那么，中国的国家能为西方提供什么经验呢?从本质上讲，由于源于如此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基础，中国呈现出一种我们多少有些陌生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使超国家和超市场并行不悖。中国模式不在任何西方看待国家的或左或右的谱系当中。它不能被复制或移植，因为它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产物。但假以时日，随着中国转型为一个现代社会，同时也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时，中国的国家就将对我们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了。这将迫使我们重新评价我们对国家及其作用的认识。除了国家和市场的独特结合以外，这种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以及据称近2000年来最出色的国家，中国是治国之道的老家。正如我们在过去30年里所看到的，尽管事实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国家确实是非常有能力的;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的国家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运作自如。其能力之一就是战略思维能力。步履蹒跚和疲惫不堪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成功相对照，会使人们越来越多地争论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国家身上学习些什么。总结有关中国国家的讨论，可将其主要特点归结如下：高度的合法性基础深厚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历史悠久的治国传统权限极大卓越的战略能力，眼光长远内在的延续性国家和市场的独特结合中国的软实力最后，让我们在中国软实力的大背景中来思考中国的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对于发达世界而言，中国的软实力仍然十分有限。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则完全不同：作为其经济成就和援助的结果，中国已经对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很难发展出一种对西方有吸引力的软实力。这的确不容易做到，但我认为，这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是严重的低估。中国在发达世界没有什么软实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是其更大的吸引力唯一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的世界尤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最渴望摆脱贫困，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人们渴望成为比自己所处社会更富裕的社会中的那些人，而瞧不起比自己更贫穷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不成文的等级观念。目前台湾不希望成为中国一部分的一个根本原因，与其说是中国缺乏民主，还不如更坦白地说，是因为中国比台湾更贫穷。此外，富裕的国家拥有向他国推介自我的手段，如好莱坞、大型体育赛事、谷歌之类都是富裕和发达社会的功能。而中国直到2008年才成功(并且有必要的资金)举办了奥运会。在这个意义上说，约瑟夫·奈有关软实力的观点存在严重的概念缺陷。例如，在《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他用基本上完全不同和毫不相关的词语来描述硬实力和软实力。他在一个表格中，将经济实力归为硬实力。他说，"软实力并不取决于硬实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它的文化......政治价值......外交政策......"然而，经济实力，即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对多数软实力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原因有二：首先，人们渴望能成为富裕社会而不是贫穷社会中的人;其次，多数软实力都建立在经济财富的基础上，并且依靠它才能行得通。奈说，"美国的许多软实力都是好莱坞、哈佛、微软和迈克尔·乔丹制造的"。但其中的每一个都不同方式地依靠或消耗了大量国民财富。这些对巴西、安哥拉，或中国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经济体的美国，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综上所述，硬实力和实力量不能根据分类系统分隔成互不相关的领域。它们的形式或许不同，但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都是一国实力及其治理制度的表现形式。此外，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经济实力是软实力的根本前提，决定了其本质和可能的形式。有关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难就难在，它把这种实力碎片化，使之失去了联系，而没有认识到其在本质上是有机和根本上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安东尼·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为处理各种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概念框架。让我们回到中国软实力的问题上，或者说，回到中国未来的霸权吸引力的性质问题上。综上所述，很显然，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就有能力用各种方式而不仅是文化的方式向世界推介自己了。北京奥运会就已让我们初步尝到了其中的滋味。中国正在迅速扩展其全球媒体事业，例如，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众多国际频道。同样，现在世界各地有数百个孔子学院。穷国做不到这一点，但中国慢慢有能力也愿意做到这一点。而且由于登上了发展的阶梯，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向外看，成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全球性大国。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用来施展其文化的支配性影响的物质力量将迅速增长。作为一个日益强大和富裕的国家，中国将产生其吸引力。在其鼎盛时期，仅仅因为有钱，美国最有吸引力的特征和其他很多方面都成了现代化的标尺。人们看看美国，就可以了解和设想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过去60年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计其数，如汽车、商场、高层建筑、航空旅行、郊区、个人电脑、互联网、搜索引擎、快餐、常春藤盟校、好莱坞等的兴起。所有这些在富裕起来的地方涌现，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与之相比，这并不是说，美国垄断了这种影响，而是它居于压倒性的主导地位。当我们进入一个多极经济世界时，由于美国衰落，而中国崛起，美国正在而且将逐渐失去这种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将逐步得到它。这不是推测，而是一种必然。以基础设施为例。这当然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传统，如前面提到的长城和大运河。庞大的基建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组成部分。其结果是基础设施及其技术变成令世界羡慕的对象：庞大的机场、优秀的高速公路网、北京至拉萨的铁路、浦东至上海的磁悬浮铁路、三峡大坝、鸟巢体育场，以及将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并最终改变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和关系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相比之下，美国就相形见绌了：基础设施已经老化，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充裕，所谓的远见以及令人忌妒的对未来的承诺。当设想未来的基础设施时，世界现在越来越把视线转向了中国。这无疑是软实力的一部分，而这已经发生了。再来看看城市及其交通体系的未来。据估计，到2025年，中国将有八个人口超过800万的城市。中国的问题是人口众多，空间狭小，这与美国和欧洲非常不同。中国需要建设新城市来解决流动性问题。因此，预计中国将走在这一创新的最前沿，成为世界人口大国的标尺，并对我们所有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公交火车"，它类似于汽车在隧道或桥梁上飞驰一样，沿着高速公路的一个方向在轨道上运行，时速高达37英里，运力多达1400人。欢迎来到中国式的未来。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性(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雏型)将成为未来中国软实力的独一无二的最有力的一个来源，并且发挥其作用。以根本性的文化问题，如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例。正如前面在国家的背景中所述，这些不能被移植或复制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中。最有可能这样做的国家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和越南。尽管如此，中国文明传统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支配性的影响，正如外来和陌生的西方传统在最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最近两个世纪所做的那样。中国的国家肯定是其中一个。但还有其他三个值得一提。你或许由于艾米蔡氏新课程出版的影响，会对中国家庭教育的传统与西方相比有何优劣产生争论。这不是新的：它在目前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敢肯定，辩论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家庭教育的传统与西方在许多方面都是绝然不同的，其影响力将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而扩大。还有什么能够比不同的家庭和家庭教育模式更根本的软实力表现形式呢?家庭教育与教育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根据全球教育成绩的调查，近些年来，东亚儿童的表现比西方儿童要好很多。最近的例子是2010年12月发表的调查，该调查表明，上海学生的水平明显好于其他地方的学生，而且远远好于美国学生。有一种贬低这些研究结果的权威说法，即东亚儿童的学习靠死记硬背，而西方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如何解决问题和有创造性。这可能有一些道理，但肯定被夸大了。事实证明，上海儿童在这方面也更胜一筹。不过，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化比西方社会更加强调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而这一信仰根源于一种非常不同的文明传统。顺便说一句，这些社会比西方传统更强调包容性，即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成功。很显然，在美国和英国，教育程度非常低的离校儿童的比例高得惊人。我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犯罪。西方社会的犯罪率比东亚社会高很多。有儒家传统的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强调责任、父母的权威、尊重、纪律和秩序。美国最不具吸引力的特点之一就是高犯罪率，特别是凶杀案。这有多种原因：一个是其特有的枪支拥有情况(它是美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另一个是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遗产。我不认为东亚地区的城市有人会问："这个城市安全吗?"在有儒家传统的社会当然不会有此疑问。相反，按照美国的标准，它们是非常安全的。这些例子，包括国家、基础设施、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犯罪，对人们的生活和人们所关心的事情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它们远比通常用来说明美国软实力的那些例子重要，后者通常是从流行文化的某些方面提取出来的。前者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与治理和责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它们才是最根本的。我的结论是，有关中国软实力的多数讨论都非常肤浅。毫无疑问，中国迟早会把它巨大的软实力，运用到不仅仅对我们西方社会的未来最基本的那些领域。(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在这次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或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口中，我们从未听到这样的说法：美国下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将是巧妙处理全球权力平衡的不利变迁以及美国影响力严重减弱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种假设，而是我们已经无法回避的问题。

然节能灯与普通白炽灯相比优势十分明显，但含汞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为此，在照明行业业内有一个标准，每只节能灯的含汞量必须控制在5毫克以下，目前一只普通节能灯实际含汞量平均约0.5毫克，少数品牌产品可达0.25毫克左右，当1毫克汞渗入地下，可造成大约360吨水受污染

《列夫·托尔斯泰传》，［俄］什克洛夫斯基著，安国梁等译，海燕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55.00元 今年11月7日（俄历）是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百年忌辰。百年，有多少国王总统、文臣武将、风云人物随着墓草的荣枯而被遗忘。托尔斯泰却以其脍炙人口的作品，以其为社会正义探索、奋斗的一生赢得了千百万民众今昔不废、始终如一的爱戴。时间没有冲淡人们对他的怀念和尊敬。    列夫·托尔斯泰的大部分作品已在中国国内广泛传播，这大大激发了中国读者追寻作家生活的足迹、了解作家生平的强烈愿望。莫德、罗曼·罗兰及不少俄国作家的托尔斯泰传记相继在国内出版。但是，出自形式主义奠基人之一的什克洛夫斯基手笔的《列夫·托尔斯泰传》虽曾引起国内俄罗斯文学专家如陈燊等先生的关注，但译界却少人问津，无人迻译。笔者不揣谫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把它译出，几年前，在河南海燕出版社的支持下得以付梓问世，得以流传。    该传的传主是享誉世界的文学泰斗，该书作者是蜚声全球的批评巨擘。以批评巨擘的身份来写文学泰斗的传记，不仅为这一传记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而且保证了它在众多的同类著作中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作用。    要再现列夫·托尔斯泰漫长而充满矛盾的一生，免不了采用传主及其亲友、熟人或偶尔邂逅者的回忆录、日记、书信等材料。什克洛夫斯基却提出了忠告，劝人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得极端小心谨慎"（P330），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此时此刻"（P13），而处于各种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在对同一件事的应激反应中，必不可免地或正或反地染上对方的思想色彩和光晕。对此他在传记中作了精辟的分析，大量的引证。谈到日记，作者认为，"日记常常是为他人阅读而写作"（P330）。托尔斯泰曾这样承认："这本小本子里所写的一切几乎都是谎言--虚伪。她这时会站在我背后读日记的想法妨碍和破坏了我的真实。"（P334）在另一处，托尔斯泰还说："应当附记一笔，我为她--她将会读这些日记--写的东西倒不是不真实，然而是从许多事物中挑选出来的，如果只是为了我个人，我不会这样写。"（P319）托尔斯泰在遗嘱里要求销毁他早年的生活日记，原因是他当日的生活日记像是旧学校的记过簿，没能全面反映出他当时所作的紧张而有效的思想探索，因而，"这些日记将产生虚假的片面的印象"（P685）。书信也不见得件件可靠。作者断言："在书信里，人常常不由自主地隐瞒自己的情况，不让收信人知道。给不同的人的信件各各不同地涂抹上一层收信人的色彩。"（P642）或者相反："人们写信的目的有时不仅为了让收信人看，而且也为了在邮局中被人拆开、偷看，为了拿信来做幌子。"（P299）回忆录有时则更不靠谱。回忆往往因不同的情势而变得前后不一，甚至矛盾悖违："人似乎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回忆也往往方枘圆凿，因为次次回忆都有一个此时此刻。"（P13）    《列夫·托尔斯泰传》根据这样的观点作了大量的辨伪求真的工作。过去曾广泛流传：《安娜·卡列尼娜》第四部第13节列文和吉提相恋时以句中每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暗示整句内容让对方猜度回答的经典场面是列夫·托尔斯泰和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相恋时真实情景的诗意再现。托尔斯泰的妻子和妻妹在她们的日记和回忆录中言之凿凿，不容置喙。但是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她们的日记和回忆录实际都是事后根据小说所作的补正性回忆。事实却如托尔斯泰在186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所说的那样，他只是"徒劳地给索菲娅写了许多字母"（P317），因而，9月9日，即书写字母11天之后，不得不在给未婚妻的没有发出的书简中来解释这些字母的真实含义。她们还为《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吉提写的是谁而争论不休，托尔斯泰则说，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哪一个人，他宣称："要是我的整个著作在于为人写照，让人探询，使人追忆，那么，我会羞于把它付梓问世的。"（P360）传记也驳斥了《活尸》是当时发生的吉密尔案的再现。经过什克洛夫斯基这样严格的甄别，经过如此正本清源的梳理，这样进入传记中的材料，应该说是经得住任何检验的。什克洛夫相当自信而且不无自豪地在传记的序言中指出："书中任何地方都没有偏离事实。"（P3）    确保材料的真实性是必需的，但是远远不够。写出一部托翁的真实而出色的传记，还有更多更高的要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托尔斯泰是"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之一"（P7），他"生在一个历史的伟大交接点上。他不了解未来，然而又明白今日已不同于往昔，他属于往昔，没有未来，然而又强烈渴望着未来"（P11-12）因而他不能不是"一位探索者"（P74）。    要写出这样一位"由他的时代创造和诞生的矛盾人物"（P155）的托尔斯泰的真实面貌，绝不能把他与时代、与生活割裂开来。因而，什克洛夫斯基反对托翁传记中的两种写作倾向。他反对"把传记写成一个人仿佛一辈子在走廊里漫步，看到的只是本人在墙上的影子"（P286），也反对把传记写成"一个人只是生活在家中四壁之内，看到的只是他的几个亲人"（P286）。脱离历史发展进程，脱离艰难而生动的生活潮流，就剥夺了托尔斯泰思想发展的动力，就剥夺了托尔斯泰的精神和灵魂的可能的发展。    在什克洛夫斯基笔下，托尔斯泰是一位面对艰难时代"企图在生活中为自己找到真正的位子"（P74），寻找生活目的，寻找整个人类新的可能的生活制度（P127）的人。探索、寻找是艰难的。否定不易，同意又不可能。他彷徨，苦恼，甚至因生活毫无出路而绝望。但是，追求中的颠踬并没使他停止追求的脚步。他在日记中总结自己生活的体验时说，没有谬误，没有悔恨，没有迷乱，就能为自己安排一个幸福而舒适的安乐窝是不可能的，正如不锻炼而想成为健康的人一样不可能。在给姑母的信中，他更把它上升为一种生活的哲理："追求，迷误，开始，抛开，再开始，再抛开，永不懈怠地从事斗争和忍受损失"（P298）。    作为"探索者"，他青年时代追寻而暂时没有找到目的时的生活充满了负面因素，五光十色，一片混乱。他常常彻夜赌博，一掷千金，债台高筑，不得不出卖祖产。他放荡不羁，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挥洒着青春弥漫的精力。他怀疑苦闷，悲观失望，懒散怠惰，在无所事事中打发日子。然而，他又频频拟定计划，潜心阅读，热心工作，扪心自问，引咎自责，想在自我完善中去完善世界。他时而在农村进行农业改革，设计脱粒机，设计保暖、干净的农舍，改良家畜；时而幻想成家，找到生活中的另一半；最后，他远赴边疆，以志愿兵的身份在高加索为沙皇与车臣人作战......    面对传主这种混乱散漫的生活，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必须根据他怎样纠正错误，怎样理解错误，而不是根据他的错误来评判他。"（P72）在作者看来，过正直、善的生活，为此而上下求索、至死靡它的决心和勇气，是传主这一时期生活中的最大亮点。因而，高加索时期的托尔斯泰同时还体验到了精神的昂扬高涨，从事着顽强而不间断的工作，卓有成效而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骚动中的前进才是托尔斯泰这时生活的本质。正是托尔斯泰从动荡不安的生活中长时间地、逐步地并最终领悟了生活的真谛、生命的真谛。他宣布："我爱真理甚于人世的一切。"（P669）他深信，"真正的幸福在于自我牺牲，在于对他人行善"（P157），直至他辞世前的1910年11月7日的日记，他仍坚定地宣称："做那应当做的，成败得失在所不计......一切为了他人的幸福，主要为了我的幸福。"（P722）他"希望能对人们的幸福和利益发生一种重大的影响"（P159），他明确提出"废除土地私有的社会制度"是"俄国民族的世界性任务"（P303）。他深感自己周遭的一切与自己的追求是那样的相左，因而是那样的恶劣，那样的疯狂！生活毫无希望，前途无比黯淡，他不由一再呐喊："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P493,604等）！他不能不和它决裂。1880年前后，《忏悔录》的写作，意味着他思想立场的转折，他成了宗法农民的代言人。    这种思想的巨大转变，使他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了一种很特殊的地位：    对于自己人，他成了外人；    而对于外人，他却成了自己人。（P232）    托尔斯泰的创作是与他的思想探索、与他上述的那种"特殊的地位"同步的。他的作品不单是他思想探索的反映，而且也是他思想探索的形式和结晶，他的创作就是他的思想探索。托尔斯泰生前，曾对正在为他撰写传记的比留科夫说，应该把他的"文艺作品作为传记素材予以注意"（P642）。托尔斯泰这个一向不太为人注意的建议在什克洛夫斯基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得到了极充分的实践。    什克洛夫斯基"以灵活自由的叙事方式"（P330）游走在托尔斯泰的写作生活和非写作生活之间，把学习、从军、办校、写作、赈灾、上书、抗议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组织成了托尔斯泰复杂、矛盾、多彩的人生，伴随着传主这些活动的则是展开的精神探索和心路历程。传记作家力求赋予托尔斯泰的每个重大行为以心理说明和精神支持。托尔斯泰由此成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并从什克洛夫斯基的传记中亲切地向我们走来。《列夫·托尔斯泰传》是托尔斯泰的生活史，也是他的精神发展史，两者的完美结合使其他托尔斯泰传记无法与它一争高下。  

小型农户经济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废弃物，仅仅几十年的“化学农业”、“机械化”等随工业化带来的大生产，导致了农村生态的广泛破坏。

公租房建设如今已在全国铺开，成为国家住房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了今年全国“两会”的一大热点。这一新事物在各地出现有哪些模式？还要突破什么瓶颈，形成长效的住房保障制度？ 昨日，记者陪同重庆和吉林两地代表团的4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考察了位于北京鹿海园的公租房项目，并与北京住保办的官员一起，就公租房的种种焦点问题进行了对话。 开发模式 北京采取“三多一组合”方式 重庆商报：在公租房建设全面铺开后，国家也还在探索相关的指导性规范措施。以鹿海园这个片区为例，目前北京公租房建设标准是什么？ 邹劲松：按照建设部去年发的标准，公租房都必须在60平米以下。这里的户型比较大，甚至达到了90平方米。因为这是政府从开发商手中收购过来，改成公租房项目的。在发展模式上，北京市采用多元化的办法，我们叫“三多一组合”，多元的主体建设，多方式供地，多渠道筹集资金，然后就是进行建设管理。 崔坚：北京多元化建设具体怎么操作？ 邹劲松：一个是政府建，还有咱们相关的产业园区来建设，还鼓励国有企业拿出自己的用地来建，面向社会公开。同时，北京也鼓励民营企业拿出自己的土地搞公租房建设，解决本单位的职工住房困难问题。 重庆商报：重庆建设模式都比较单纯，直接由政府划拨土地，然后由国企来操作，这和北京的模式有很大的差别。 崔坚：北京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参与公租房的建设，我认为这个做法能让社会更多的人知道公租房，支持公租房，这也是好事情。重庆的模式则能更好地保证公租房的融资，保证公租房的质量，保证公租房的数量，去年我们开工是1300万平方米，今年计划开工1350万平方米，这个量在全国可能是很多省市都没有达到的。 遭遇困惑 如何保证公租房可持续发展？ 重庆商报：从各地建设公租房的情况来看，好像政府都在“吃亏”，如何能保证这个制度不是暂时现象，而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住房保障中最重要的一块呢？ 邹劲松：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困惑，也是正在探索的。公租房建设必须要坚持“两个可”，首先是老百姓可承受租金。 华渝生：老百姓能够承受，经营单位就不一定能承受了。 邹劲松：所以第二个就叫做可持续。我们的公租房试验点还要做大做强，还要可持续。那么这里就需要政府要有作为，比如北京提出政府要采取一定的优惠措施，包括土地让利、税费减免等。同时对承租公租房的廉租房要进行补贴，多管齐下，才能保证老百姓能够住得起，同时还能良性循环。还有就是企业来经营，可以采用协议租赁的方式。 北京马上还会发一些措施，对于公租房建设，减免政府性的基金，减收基础设施配套费，目的都是为了大大降低它的运营成本。 柏广新：还有就是融资方面，因为政府的负债，政府不能直接融资、直接担保等等，所以需要大量的资金启动时，要靠企业解决。 崔坚：这是一个金融问题，我们现在公租房建设资金的筹集方式，和商品房资金筹集方式一样。所以，我们政策的配套性就有一些讨论空间：公租房和商品房能不能不一样，公租房能不能采用特殊的政策。现在商品房的融资模式，等于占了双重资源，首先是融资的企业付了利息，其次是融资的企业还需要用资产来进行抵押，这样成本就很高了。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国家应该出台一些支撑政策。不过我注意到，银监会最近有一个表态，对公租房的融资给予特殊支持，这是好迹象。人大代表以建议的方式进一步的反映，应该还会推动这个事情的进展。 重庆商报：融资成本比较高，企业天生就是要盈利的，即使国有企业也不例外。过一段时间，会不会为了经营平衡，企业把公租房的租金给提高了。 崔坚：就企业本身来讲，它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细胞。但国有企业为带动社会发展，就得干一些亏本的事情。但是企业成立的目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要用它未来的收益来平衡当时的支出，不平衡不给你贷款，这个要讲清楚。 各地租金 重庆的租金付利息都不够 重庆商报：现在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很关心，公租房的租金是怎么界定和测算的？ 华渝生：重庆公租房的成本，包括征用土地成本，加上土建成本、环境配套成本、装修成本，大概每平米3000元左右。柏广新：我这次专门有一个建议，拓展公租房制度，建立国家公民公寓制度，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有这个权利申请。 邹劲松：北京基本的原则是不会高于市场价，但是同时考虑成本。 华渝生：像这样的小区，租金标准能够控制在一个什么范围？比如每平方米30块钱、20块钱、还是10块钱以内？ 邹劲松：没有最终确定。像这里收购的房子，就是大体上是六七千元/平方米。 华渝生：如果不是收购，自己建设大概多少钱？ 邹劲松：目前我们政府建设的也是7000块钱左右，不同的地段价格不一样，有的地段好一些，土地费用高一些。 丛连彪：那租金就不低于40块钱一平米一个月。 重庆商报：相比之下，重庆目前每月的租金是10元左右一平方米，已经很低了。 华渝生：重庆公租房的成本，包括征用土地成本，加上土建成本、环境配套成本、装修成本，大概每平米3000元左右。按照近百分之七的利息算，一平方米一年的利息200元，而租金才120元，相当于政府一年要补贴80元/平方米，这是多么划算。反过来说，你真用三千元来买房子，就利息也不止十元钱。 柏广新：即使公租房再便宜，为什么很多市民考虑最多的还是买房？我觉得，当前最重要是引导居民消费理念的转变。在一些国家或地区，60%的人口住公租房，住商品房的很少。你想，买一栋房子，这个钱租一辈子的房都用不完。所以我们也应该追求使用权，不要追求产权。 未来方向 建议建立全民公寓制度 重庆商报：当前各地都在探索公租房的住房保障方式，如果要在全国形成一套长效的模式，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会有哪些？ 柏广新：我这次专门有一个建议，拓展公租房制度，建立国家公民公寓制度，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有这个权利申请。在建设的同时，起草完善一系列规范和条例，比如说购买了商品房，就要退出公寓，年均收入超过30万或者50万，退出公寓，这样使公民公寓轮流使用。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国土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现在都卖掉了，那么将来再建廉租房，我们就没有地方建了，因为土地面积是固定的。 丛连彪：我担心的是，扩大规模后，很多地方的财力可能会杯水车薪。 柏广新：可以逐步将房产税试点范围拓展，你住豪宅的人，花几千万买了，纳税就得高点，这个钱拿回来就建公寓，给普通人建。为了从根本上保障居民的公寓住房，商品房的价格就完全由市场决定去，你卖得越高，我收的税越多。 重庆商报：但同样也有个申请和退出的问题。 柏广新：可以实行公民轮候制度，我符合申请公租房的条件了，或者申请公寓的条件了，就可以申请等候，通过审批进住。各个省市可能遇到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外来的怎么办？户口所在外地怎么办？这些住建部要研究，形成一个规范。

梁先生在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主要否定了自己忽视中国的阶级状况的问题，认为这是他输了的地方。但是对于伦理本位却仍然坚持。

学院政治是没有任何真正的政治目标的政治。

大型水坝是人类工业文明的标志。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多数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大坝时代，对筑坝的生态环境和社会负面影响进行深刻反思，在此背景下国际反坝运动蓬勃发展。本文考察了国际反坝运动的发展过程，剖析了其局限性和合理性及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含义，并提出我国在水坝和水电发展政策及决策机制方面进行调整的思路。

这篇文章的意图是为中小企业争取给国有企业的机会，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怎样提供给他们一个公平的环境。文章提到，很多韩国中小企业人为恶意倒闭。因为其基本上都是韩国大企业如三星、LG的供应商，即使回到韩国，货款照样收得到，但他们欠下中国供应商的钱则石沉大海。－－人文与社会

“马里是美国和欧盟良治和民主的典范。这个模范称号为马里带来了可观的外援收益。尽管如此，那些白送的美元和欧元仍然没有改变马里贫困的现状。马里从殖民地走向独立，从“独裁”走向“民主”，再成为非洲民主和良政的典范，但是始终没有摘掉非洲最贫困国家的帽子。马里的首都巴马科，无论是建筑还是交通工具，根本没有办法和苏丹的首都喀土穆相比较。”

关于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法律，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谓前者有法律而无法律的技术，后者有法律的技术但是没有哲学。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告全港市民书--我们的十点要求，只是开始，只是我们的社会的重构、香港的重新定位的第一步。一个美好的未来，断断不可能在整个社会只懂、只能追逐金钱的环境下到来。我们应彻底拋弃以金融价值衝量一切的思维，不再让这套思想主宰我们社会、不再让这套思想的鼓吹者指点我们的未来。只有如此，在民主来临的一天，我们的社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迎接以人為本的新时代的到来！

Eagleton can, of course, fight back against this kind of rebuttal if he can only show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eology which undermines the arguments against religion made by the new atheists. And this indeed is what he is up to in Reason, Faith and Revolution when he seeks to show, with the use of the theologian Thomas Aquinas, that the God so readily dismissed by Dawkins and Hitchens is not a god that many theologians, or indeed believers, would recognise.

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第三世界，有着共同的历史并面临着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

若能借鉴同为东亚小农经济的日、韩、中国台湾地区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的现代多功能农业的经验，并传承上世纪80年代中国“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和谐社会模式，推行体现普惠制服务的弱势小农的合作化，新农村建设——综合性的合作经济和乡村自治——定将成为中国三农发展道路之本。

东京电力公司为全球最大民营核供应商

6月初，国家工商总局正式出台了《网络交易以及有关行为管理暂行办法》，确立了个人网上开店的实名制度，这个"办法"开启了中国网络实名制度之先河。网络实名制是针对网络虚拟人格而言的，从法律层面来看，实名制建设是一个系统而浩大的工程，工商总局近期出台的"办法"仅是网络实名制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国务院新闻办对此表示，"我国正积极探索网络实名制，包括在重点新闻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推行论坛版主实名制、取消新闻跟帖匿名发言功能"。网络主管部门文化部则在更早的时间曾表示，网络实名制和网络分级管理制度势在必行。由此说明我国政府已经将网络空间的实名制改革提到日程表上。 从网络在社会普及那一天起，是否建立网络实名制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支持者认为：网络世界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网民应该为自己在网络上的言行负责。他们担心，在网络实名制缺位的情形下，不法网民可能会利用网络的虚拟性作为侵权责任的"挡箭牌"。这些在虚拟世界里的言行，很多时候不仅会侵害到网络中的利益，而且也常常侵害到现实中的合法权益，这样的网络侵权案例数不胜数，"艾滋女案"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因此，必须加强对网络世界监管力度，实名制势在必行。反对者认为：网络作为第四代媒体，因为其"快捷性"、"普及性"和"草根性"已经成为现代舆论和社会监督的咽喉，近年来很多反腐大案都是通过网络最先曝光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已经成为社会空气的净化器，成为"民意"通往高层的"直通车"。他们担心，实行了网络实名制，就如同让"蝙蝠侠"和"佐罗"摘下面具一样，没有了面具的掩护，大侠们还"会"，或者说还"敢"仗剑直言吗？以上两种观点基本上代表了对待网络实名制改革的两种不同声音，各有道理，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支持者主要是从维护公民"私权"角度考虑的，他们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对公民的隐私权、人格尊严权、肖像权等基本权利在网络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和保护；而反对者主要是从维护言论自由和确保舆论监督等"公权"角度考虑的，他们认为，舆论的生命在于自由，网络的自由在于网络世界中存在的"虚名面具"，他们担心网络实名制可能会使得网络舆论监督失去意义。 我认为，我国加快建设网络实名制步伐有更深层次考虑--侵权责任法的颁布使网络实名制势在必行。应该说，我国将网络侵权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规定在侵权法中，顺应了新时期侵权法类型化发展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还属首创，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从该法第三十六条本身来看，网络责任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款规定了一般侵权者利用网络服务侵权应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应该属于过错责任形式，是对网络侵权的一般性规定；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以侵权责任特殊主体--网站为视角，侵权法没有将网站作为第三人对待，而是作为一种特殊侵权主体进行规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维护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很有裨益。但问题是，法条本身没有区分网站作为传播者与发布者的责任。一般认为，网站作为发布者的时候，当然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为上传的讯息承担审查义务；但是，网站作为传播者的时候，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利为网民上传的讯息承担审查责任，除非证明网站存在恶意，否则不能要求传播者为网民承担侵权责任。 从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本身逻辑上讲，第二款实际上规定的是网站作为传播者的责任，第三款规定的是网站作为发布者的责任，但法条本身并没有对此进行区分，这样导致的后果是，网站作为传播者承担了作为发布者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加重了网站的法律风险。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网站作为发布者和传播者的责任进行区分适用，使之承担不同形式的责任。 网站承担过重的责任，从长远角度看，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解读侵权责任法关于网络侵权责任规定之时，考虑到了网站可能会承担的过重责任，衡量利弊之后，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若想使网站摆脱重责，那就要尽快实行网络实名制，以此规范网民的法律风险，从而减少网络侵权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网站承担过重的连带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尽快实现网络实名制也是文化部为保护网站权益的权宜之计。 在我看来，除了作为减轻网站责任的权宜之计以外，网络实名制的实施也是网络规范发展的趋势，如果处理的好，不仅会更好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加强知识产权网络保护、减少网络法律风险，而且也不会对舆论自由和"民意直通车"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 第一，网络实名制并不要求网民在网络上使用真实姓名。很多网民担心，如果实名制一出来，是不是连网络游戏和QQ昵称都要改做真名呢？答案是否定的。网络实名制只是要求网民在注册之时使用真实姓名和真实资料，在成功注册结束后，虚拟世界中还是可以另外起名字的。 第二，网络实名制并不会影响"民意直通车"阻碍舆论发展。大部分反对者认为，如果网民在网络上使用真名对社会不良面曝光，很可能会招致打击报复。其实这种担心是多虑的：首先，网络实名制只存在注册阶段，网友发帖时不必使用真实姓名；其次，网民的真实身份资料会由相关部门加密保存，严禁泄露，否则，网站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再次，网络实名制并没有增加网民身份泄露的风险，即使没有施行实名制，若想调查网民的真实身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只要对IP分析跟踪就能找到其人，因此，暴露网民真实身份并不全是实名制惹的祸；最后，在实名制下的"民意"往往比在虚拟名下的"民意"更为真实，可信度更高，实名制可以大大减少虚假讯息数量，从而提高监察部门利用网络来源查办社会不良面的效率。 第三，网络实名制是网络和谐的法宝。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法治，和谐网络社会也是如此。面对愈演愈烈的"人肉搜索"、"网络暴力"、"侵害人格尊严"、"侵犯知识产权"等网络侵权来说，实名制就是网络里面的"阳光"，只有阳光普照，善良的人们才可以放心大胆的利用网络，使网络成为增加财富、娱乐和讯息的手段，而不是成为侵害他人权益的手段。实名制对那些善良的人们是一种保护，而对那些妄图利用虚拟世界进行侵权的人来说，是一种震慑力量，时刻提醒他们，网络并非真正的"虚拟世界"。  

1999年12月，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举办了一个《中国书画鉴定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期3天，700人的会厅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会议就一幅传为中国五代时期董源的《溪岸图》进行讨论。一派认为，这是一件张大千作的伪品；另一派认为是董源的真迹。双方各持己见，争论激烈，互不相让。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会议，目睹盛况，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喜的是，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会议，还有不少人在场外旁听，说明中国艺术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在不断提升。悲的是中国书画的伪品充斥市场，已经成为国际问题，使许多人对此望而生畏，又直接影响中国艺术品的地位和价格。如果一种商品失去市场信誉，其前途堪忧，是不言而喻的。这次会议组织得很好，会议虽然由持“真迹”者一方举办，却邀请了许多持相反意见者与会发言。但是会议组织也有不足之处，或者说有严重的缺陷，那就是没有邀请持有第三种或其它不同意见者发言阐明观点。所以会议争论三天，没有建成共识。当时我是持第三种意见者，在会议中没有机会发言，回国以后写了一篇《之我见》，发表在2000年第11期《文物》杂志上。　　 我认为，对于一件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的鉴定，不是简单地“真”、“伪”两个字所能概括得了的。就《溪岸图》来说，它既不是张大千的作伪，也不是董源的真迹，而是一幅北宋早期的山水画，被后人添上董源的伪疑。去伪存真，它仍不失为一幅优秀的中国较早期的山水画，而且它代表了失传已久的唐人项容的风格技法传统，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价值并不亚于把它说成是董源的真迹。　　一幅数百年以至千年以上的书画作品，能流传到今天是十分不易的。它要经历多少代人的爱护，多少次改朝换代和家庭兴衰，多少次战火以及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才能幸存到今天？所以对待一件古代书画作品，首先是要慎重，莫要轻言“伪”字，一棍子打死；其次要细心求证，去伪存真，恢复其历史本来面貌，最后才下结论。而在此中，鉴定者不能带有主观成见和个人情绪，尤其最忌将自身利益搅和其中。在科学论证和历史真实面前，要善于修正自己的认识和“服输”。对待《溪岸图》是这样，对待《出师颂》亦应如此。　　其实关于这件《出师颂》，早在三十年前徐邦达先生就已作过详细考证。在1987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他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把它刊入“隋·无名氏”书中，并未说它是索靖书。当时这件作品被溥仪带到东北后散失于民间，文中注明“下落不明”。徐先生是根据延光室摄影本进行考证的。并将《出师颂》本文及其题跋、鉴藏印记、历代著录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载，通过按语作了简明扼要的分析。　　尽管徐邦达先生对此件的鉴识已有明确的判断，但毕竟根据的是照片，而且照片不全，今天原迹出现了，还需要再次鉴定。为此在拍卖之前，故宫博物院召集了有徐邦达、启功、傅熹年等多位专家参加的鉴定论证会。会中专家们通过对原迹的仔细观察，一致认为：《出师颂》本幅为隋人书，米友仁鉴定题跋真，为南宋宫廷藏品，但其中引首宋高宗篆书“晋墨”二字及画押印章均为后人添配，从纸张图案可以看出是明代人所为。但引首和后隔水上清高宗弘历的题跋和清宫廷诸玺印皆真，确实是溥仪从宫中盗走之后散落在民间的那件《出师颂》。我以为专家的鉴定是严肃认真的，既指出了整件作品中搀合了伪品，又肯定原迹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件历史上流传有绪的著名墨迹，又是从清宫中流散出去的，今天原迹出现，机不可失，因此专家们建议，故宫博物院理应收回。至于价格问题，专家们都没有谈。我想这个问题，一是不好把握，二是也不能由专家说了算，因为今天已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不同于过去，“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事后曾有人私下问我，“多少钱合适？”我说：“就我个人的立场来说，当然是越少越好，但这是一厢情愿。”这次会议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次内部工作讨论，没有邀请新闻媒体参加，所以专家们的意见，外界并不知道。　　自从拍卖公司宣布《出师颂》被故宫博物院购买后，一些报社记者作了追踪采访报道，反映出各种不同批评意见，或谓故宫买的是一件伪品，或谓是一件摹本，或谓虽是隋人书，但不值那么多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出师颂》本身没有作者署款。对于一件无款的古书画作品，本不存在真、伪问题，只是在时代上进行判断就可以了。在卷后有米友仁鉴定意见，认为是“隋贤书”，这就是根据书法的风格，只对其产生的时代进行判断。米友仁并非不知道《出师颂》有为西晋索靖书或南梁萧子云书之说，他定为隋代作品，自然就否定了此件为索靖或萧子云书的说法。米友仁的说法对不对呢？启功先生说：“米友仁的题跋是真迹，他的说法有道理。”其它与会专家无异议，都持认同的态度。至于引首有宋高宗画押的“晋墨”两字，傅熹年指出是明人伪造。既然为伪造，其所说为“晋人书”就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所谓认为此件为“伪品”的说法，是指有人说它是“索靖的真迹”而言的。此件《出师颂》没有自报姓名说它是索靖书；宋代的米友仁和今天的专家只说它是隋人书，并没有说是索靖书；故宫博物院根据专家们的意见，购买的是一件隋人的作品，而不是购买的索靖作品，那么何来故宫博物院花了巨大的代价买了一件“伪品”呢？　　《出师颂》是不是一件摹本呢？鉴定是否摹本的最理想的方法，是将原本与摹本摆在一起对照考察，谁是摹本、谁是原本，就会泾渭分明。尽管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出师颂》有多种不同的藏本，但到今天，我们只能看这一本（南宋官本）《出师颂》了。刻帖中有不同的藏本，但与墨迹相去甚远，只能作参考，而不能作对照比较。那么是否没有两本或两本以上的同件作品进行比较，我们就不能分辨出是原本还是摹本呢？那也不是，仅凭作品本身我们也能判断。一般来说，摹本有拓写和对临两种方法。拓写方法即双钩填墨；或用淡墨钩影，然后在影上书写。这种方法表现出来的是死板、僵硬，毫无生气可言。用此来考察今本《出师颂》，毫无这些痕迹。依原本面对面的临写方法，虽然能克服一些死板、僵硬的弊病，但是却要看一笔描一笔，仍然克服不了生硬造作。如果反复临写多遍，将原本烂记于心中，这样又容易暴露出自家面目，与原本拉大了差距，而且也克服不了追摹原本的心里障碍。以此来考察今本《出师颂》，也无这些毛病，相反看到的却是自由奔放，虎虎生气，所以多受到前人的溢美之词。　　 我们今人看不到不同藏本的《出师颂》，但是古人却同时看到过，且看他们是如何的感受。《东图玄览》云：“王太常藏索靖书史孝山《出师颂》（即故宫购买本）。章草，苍郁深厚，古雅天成，不犯斧凿。虽锋锷敛，而奇趣妙思，妍志丽情，包举无限。臆此幼安（索靖）必原书有二本。是本则御府本也。后有米友仁跋。友仁题为隋贤，不知何据。其一本则文寿承于都下买得，数年后以七十金售与项元汴。即予前所见者是已。然项本以熟纯毫写，是本则半秃笔写，具丽情妍态，尤为难得，更奇也。”文彭（寿承）从都下买的这个藏本，即是宣和内府所收藏的索靖《出师颂》，后卖给了项元汴（子京），董其昌在项家看到过，他评价说：“钟（繇）太傅书，自晋渡江时止传《宣示表》，百余年间，妙迹已绝。宁知今世（意谓自西晋距董其昌时代有一千三百余年）有索靖《出师颂》耶？此书在檇李项子京家，故是甲观。”可见董其昌对宣和藏本索靖《出师颂》是持怀疑否定态度的。詹景凤虽然臆测两本皆出自索靖，但他认为在书法艺术上，则今本比宣和本要好得多。清高宗乾隆皇帝曾收到过两件不同的《出师颂》。一种即今本，另一本“与此正同”，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对比观察，认为另本“墨气笔意，似出双钩”，并定为“次等”。他已经把另本视为摹本了。根据前人的这些说法，我们为什么不把宣和藏本和乾隆御府的另本判断为摹本和把今本视为祖本，而偏偏却要把今本说成“摹本”呢？　　在今本《出师颂》本幅上，有唐太平公主胡书四字印，李约“约”字印，王涯“永存珍秘”印。这几方唐人印记都是从文献记载中考证出来的，在其它传世古书画作品中，还没有见到过有相同印记可资对证，故难于判断其真伪，只能暂存阙如。其中太平公主胡书四字印，有记者请教过“研究藏文”的专家，认为“并非西藏文字”，“更像一种象形文”。专家的判断一半是正确的，它不是藏文。然而“胡书”者，是泛指汉字以外的各种文字，不只限于藏文一种。据文献记载说，这“胡书四字”“梵音云：三藐母驮”。那么它最大的可能是古梵文，但也不排除是其它种古文字。流传在中国8至10世纪东北印度和克什米尔地区的金铜佛造像上，就有类似此印文形状的文字，其中的“ꔹ”字最为常见。由此可知，这方印章不是任意所为，非一般作伪者所能臆造，可反证其来源有自。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有待于请教这一方面的学者专家，而不能轻率地以不是藏文而加以否定。　　根据文献记载，宣和内府所收藏的那一件索靖《出师颂》，最早的收藏印记是宣和内府诸印，而没有唐人印记的记载；又根据看过这两种不同《出师颂》的古代专家都说，在艺术上今存本要比宣和本好。今本“淳古有意外趣”（乾隆评语），“胜于宣和所藏”（王世贞评语）。那为什么不可以作这样的猜想：今本才是真正的祖本，因其书法仍保留着章草书笔意，字写得这么好又无名款，便就附会在索靖的名下。又因“自永嘉南渡，（索）靖真迹已鲜，梁武（帝）湘东（王）鸠集之繁，贞观、开元购求之笃，何于兹时寥寥也”（王世贞语）觉得定为索靖难以使人信服，如是便退而求其次，定为南梁的萧子云。这不但使之能成为名人墨迹，而且时代比隋要早，自然身价上升，摹仿作伪者亦由此而出。这种作法在中国书画历史上并非孤例。我曾经撰文考证《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无论是原本还是摹本，都与顾恺之无关，自北宋以后，斑斑史册，都说它们是顾恺之创作。宋人的这一好尚，一方面使得许多未署名款古代书画能借名人之名而得以保全流传；但另一方面，却混淆了视听，扰乱了地层关系，为后人增添了许多麻烦，难于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　　有人说，一件隋代无名氏的写经，只能卖多少钱，《出师颂》也同样是隋代无名氏书，而价格不菲，是否相差太悬殊了？这里我只能这样说，隋人写经，甚或六朝人写经，因其当时书写数量大，仍保存到今天的也还不少，特别是敦煌石室被发现后，其数量就更多。而《出师颂》到今天只有一件了，“物以稀为贵”，这是不好比的。其次，写经是出于宗教信仰，以书写和施舍的数量多寡来衡量对佛的敬仰虔诚程度。在当时社会上，有专门抄写佛经的经生，并以此为职业。因为要多、快、好、省，故其书法大多千篇一律，其间的个性和风格差别是很微小的，谈不到更多的艺术性。而这件《出师颂》则不同，不但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时代特色，而且用秃笔书写，结构奇伟，笔致奔放，在艺术上与写经也是不好相比的。再次，写经在寺庙、个人和宫廷中虽有大量的收藏，但都不作为艺术品看待，并不视之为珍贵。而《出师颂》从创作问世以来，无论为私人收藏，还是被宫廷所得，都视同无价之宝。将自己的印章钤盖其上，不断地见之于文字记载和刻于帖中。从它的经历可以看到时世的沧桑，王朝的更替，家族的兴衰。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量也是一般写经无可比拟的。这里我不是在贬低写经的文物价值。只是在想《出师颂》的价格，实在难于把握。也使我想起在抗日战争时，张伯驹先生将陆机《平复帖》缝在棉袄中一起逃难。在张老先生看来，《平复帖》比自己的身家性命还重要。设想如果今天拿来拍卖，会是个什么价？如果把《出师颂》定为索靖真迹，就其时代而言，比《平复帖》还早，就其作者在书坛上的名望，比陆机还大，它又会是个什么价？恐怕两千万拿不下来吧？　　有报纸说，故宫博物院于1995年以1980万元的天价购买的张先《十咏图》，“目前业内已公认这只是张先死后十八年张先的儿子请人作的摹本，而且在当朝人周密的书籍中均有记录。”这里记者颠倒历史、错误叠出，可不必论。因为其毕竟不是专业工作者。但是记者以“故宫为何不吸取教训”为小标题，指责故宫今天又不谨慎以天价买了一件伪品或摹本，任意挥霍“纳税人的钱”。因此，我不得不对张先《十咏图》的购买等事实进行一些澄清。　　当故宫博物院买到《十咏图》之后，有报纸以大字标题，整版篇幅说：“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买了一件假画”。因为是一家小报，在社会上没有发生影响，故宫也没有作回应，故而没有达到作者“一鸣惊人”的目的。作者的理由是：一、张先不会画画；二、这幅作品是明人风格；三、它是临摹的。关于是不是张先亲笔所画和是否摹本，早在小报作者发表惊人之语之前，我在同年的《文物天地》上写过一篇不到两千字的小文。文中我说到：“张先的绘画作品，无论历史流传还是文献记载，仅此一幅。他是一位词人，能否作画，前人题跋中都未曾怀疑。鲜于枢跋中将他比之王维，说‘信摩诘当让一头地’，那是深信不疑的，我们今天更无能置喙。就画而论，其建筑物刻画之工整精确，山水树石之严谨有法，人物动态之生动传神，都不是一般外行所能为的。是否张先请画工创作，只能暂存阙疑。至于它的时代，从山石皴法及布置方法看，大体是北派山水的继承，属于荆浩、关仝体系，而无李成、郭熙痕迹，更不入南宋格调，显然是北宋前期的风格。由于陈振孙跋中提到‘后六年从明叔借摹’等语，及卷中‘宿清江小舍’题诗处的破损非自然，很可能此件非原本。尽管于此，那也不能晚于陈振孙（南宋）时代。”其实这些看法并非我个人的发现，在购买之前，徐邦达、启功、傅熹年和当时还健在的刘九庵诸先生，都谈到和议论过这些问题，后来谢稚柳先生来北京，特地欣赏《十咏图》，前述诸位先生都相陪在坐，又再次议论这些问题，最后启功先生笑着说：“两个字，值得。”可见当时这些先生，对故宫博物院买回这件作品，是非常高兴的。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故宫所花的是1100万元（包括10%的手续费）。　　由于这是一篇短文，对于是否张先的亲笔或是摹本，没有展开讨论，这里作些补充。　　根据《十咏图》后陈振孙跋称：“近周明叔（名晋）使君得古画一轴号《十咏图》”云云，可知此画原有签题仅只“十咏图”三字。而在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的记录中，标题则用“张氏十咏图”五字。《赵孟頫集》卷三中，标题用的是“题先贤张公十咏图”。这幅作品本身无款，仅从这些题签或标题来看，应该不是张先所画，直到入清内府之后，才题为“张先十咏图”，肯定了是张先作品，见于《石渠宝笈重编》重华宫著录。《石渠宝笈》也不是随意加上张先名字的，或误将“张氏”、“张公”写成“张先”。因为在图中孙觉的序跋中写到，张先致仕家居后，将其父亲平生所自爱诗十首“写之缣素，号十咏图，传示子孙”。陈振孙据此则云：“子野（张先）为十咏图”。到周密《齐东野语》即写为“先世旧藏吴兴张氏十咏图一卷，乃张子野图其父维平生诗，有十首也。”问题出在孙觉用一“写”字，容易产生岐意。“写”，可以理解为“画”，但也可以解释为将其父诗书写在画中。大概陈振孙对这个“写”也很难作出明确解释，如是用了一个“为”字，使语意更加含混。“为”，此处是“作为”之为。自己画是“作为”，请人代画也是“作为”。周密用了一个“图”字，则较为明确，认定就是张先所创作。虽然历史上无张先能画的记录，但在北宋官僚、文人中，兼能绘画者不在少数。因为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所以周密下了肯定的断语，鲜于枢将其比之于王维。王维是历史上有名的能诗能画的大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充足的证据来判定孰是孰非，只好说“暂存阙疑”。刘九庵、傅熹年两先生编写《中国绘画全集》时，标题是“无款，十咏图卷，北宋，（旧题张先）”，也是采取了“两存”的审慎态度，并非报纸所说的，是“一个并非真迹的宋朝人摹本”。　　那么它是否摹本呢？陈振孙的题跋是这样说的：“庚戌（1250年）七月五日直斋老叟书，时年七十有二。后六年从明叔借摹并录余所跋于卷尾而归之。丙辰（1256年）中秋后三日也。”以前我根据这句跋语，并周密《齐东野语》上记载“宿清江小舍，破损，仅存一句云：菰叶青青绿荇齐。”而观察画中实存诗两行。这是一首七言绝句，第一行第一句如周所记。末行末句尚存“轻舟过水西”五字。中间两行即绝句的第二、三句的空白处，是整齐的长条块补绢，因此我提出“很可能此非原本”。看来这个结论虽加“很可能”三个字，还是欠妥当的，应当予以修正。因为“归之”二字，可以理解为把原作送回去了，留下的是摹本；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把原已写好的题跋写在原本上而送回去，孰是孰非，关键是对题跋有两个年款作如何解释。细考陈振孙的题跋，其中说到“淳祐己酉（1249年）其图为好古博雅君子所得，会余方修吴兴人物志，见之如获拱璧，因而细考而详录之”。第二年即“庚戌”，是第一个年款。这时《十咏图》还在这位“博雅君子”的手中。所以这个“书”字，是指他书写“细考而详录”的“书”。周明叔得到《十咏图》是在“庚戌”以后，第二个年款“丙辰”之前。所以陈振孙在跋中特别强调“余既为明叔书卷后且为赋诗”，“后六年（即丙辰年）从明叔借摹并录余所跋于卷尾。”陈振孙与周晋都是藏书家，看来他们是好朋友，故能借来临摹复制。所以这个“归之”只有作第二种解释才能通顺。由此说明《十咏图》是张先的原本，而不是陈振孙的复制本。如果是陈氏摹本，则应归入南宋时代。我在前述短文中说，从画风上看“不入南宋格调”，刘九庵和傅熹年两先生在《中国绘画全集》中，把它编入北宋作品中，也是否定摹本之说。至于我所说的“破损非自然”说，也应予以修正，那是裱画师在重装时，用刀切割整齐的，是为了在补绢时好接对绢丝。而周密只录“宿清江小舍”诗一句，那一定是觉得末句不完整，故不录。这些都是小问题，不妨碍是原件的判断。　　《十咏图》不但是文学、艺术史上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地方史上的重要文献。当故宫博物院买到手后，吴兴地方政府即给我来信索要图片，说是要根据图中所绘图像来复原南园的景观，以开发地方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事业，我当时即把图片寄去了。吴兴一直是人文荟萃之地，尤其在北宋至元代时期更加兴盛，是我久已向往的地方，但至今也未曾去过，不知南园是否已恢复了昔日的风采。　　张先之父张维等六老集会于吴兴南园，是在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后一年，即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十咏图》创作问世是在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都距今近千年了。它历尽劫难，能基本完好无损地保存到今天，特别是溥仪从宫中盗走后，又带到吉林通化机场，而没有被运到日本或毁于战火，真是值得庆幸。故宫博物院为保存好这件文化艺术上的瑰宝，花1100万元将其购回，不惟值得，而且应当。如果把它定作伪品，视之为不值钱的东西，它的命运又会怎样呢？是难以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