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经济形势持续衰退大背景下，中国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和陆续出台的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信心。
然而，《瞭望》新闻周刊近期在东部沿海一些城市调研发现，中小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及其他一些隐性的忧患仍然不容忽视。
作为一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广东领亚公司总经理何东镗按照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企业现在的问题，不是那些具有跨国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更多在于我们自己的外向型中小企业的成败盛衰。”
资金仍然“嫌贫爱富”
尽管民间对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普遍表示期待，但是在本刊记者走访调研的过程中，常会听到有企业主谈及经济刺激计划如“雾里看花，水中之月”，对于这样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组合拳”以及4万亿元的效力和分配，还是有些迷茫。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问题主要存在于民间投资、消费和中小企业没有活络起来，“4万亿的刺激计划和产业规划大多数都给了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在这一轮的政策当中很少享受到实惠。”
对此，多位经济学家表示，财政扩张刺激经济“只能救命，不能健身”，在特殊的时期采取特殊的方式是可以理解也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将盘活中国经济寄望于频繁的、大剂量的“强心剂”，那么根本问题最终还是难以得到解决。
据测算，我国目前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工业生产总值、70%左右的工业新增产值、近60%的销售收入和出口额、税收的40%以上和75%的就业岗位均来自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是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生力军。
现在，面对金融危机和银行“惜贷、收贷”的双重压力，不少中小企业感到如过寒冬。企业主们表示，银行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银行往往主动上门给企业“送贷款”。而在形势紧张的时候则转为“紧收钱袋”。一位企业家直言不讳地说：“目前中小企业和银行的关系比较微妙，企业处于明显的劣势，这让企业的信心很受挫。在这样的关头，我们希望银行可以跟我们共渡难关。”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的贷款门槛逐渐提高。企业得到银行贷款的机会从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到中小民营企业依次递减。浙江省一位民营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如果银行不收贷款，他的企业会很稳定，也不缺少订单。现在，就怕银行来收贷，“很多贷款到期的企业，银行一收贷就要关门了。”据介绍，仅义乌的大陈、苏溪两个镇“非正常死亡”的企业就达20多万家，差不多都是银行收贷造成的。
“从金融机构的设置来看，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服务对象基本以大企业为主，缺乏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的稳健性原则与中小企业的高风险特点并存，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中国银行金融专家谭雅玲向本刊记者解释说。
受访经济专家也表示，由于许多中小企业信用程度低、经营变数多决定了信用风险比较高。一些企业将贷款资金作为自有资金使用，短贷长用的现象也比大型企业更为突出。银行一旦给这些企业发放贷款，贷款本金就很难如约偿还；发生在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明显高于大型企业也是中小企业遭遇贷款难的关键因素。
“但是，不同的时期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中小企业往往嗅觉灵敏，掉头很快，是活跃经济氛围的重要力量。如果不从根本上破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那么这个老大难将会是长期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过的汤敏不太认同这种说法。
他同时建议，国家应当给予民间融资渠道更多的支持，加快民间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的发展，让小额贷款公司这样的机构在市场中活跃起来。人大代表周晓光表示，盼望两会期间能传递出新的政策信号，政府能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重视和协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通过“放水养鱼”，让企业“轻装上阵”应对危机。
市场“做起来比想起来难”
尽管中国产品长期以来以低成本驰骋海外市场，但是去年中国东南沿海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以说是“受伤最深”。海外市场的萎缩和订单的减少使得生产销售纺织品、小家电产品和玩具类商品的企业陷入生存危机，数以千计的企业申请破产。另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海外坏账难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以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令众多外向型企业进退两难。
在此期间，不少企业掉转头来转向开拓国内市场，寄望于庞大的内需潜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困难却接踵而至。在采访的过程中，多位企业经营者反映，最让他们感到头疼的就是国内销售渠道难以打开。
“对于很多的企业，由于长期从事对外生产和销售，往往是在国内的销售网络一片空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想要回过头来从零开始，就不是如想像的那样简单了。”新光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助理徐军对本刊记者说。
外向型出口企业往往已经习惯了国外给图纸，下订单，确定详细需求的流程，然后埋头去做。可是要开拓国内市场，还需要适应国内的一些交易“潜规则 ”，这其中包括要想进大卖场，就要先支付种类繁多的账目——上架费、推销费、促销费，且收费不少，纷至沓来，一位企业主感叹道。
另外，开拓内销市场需要有专人做品牌、打通销售渠道，塑造品牌形象，重新做市场定位，投入研发，还需要有巨大的资金作维持，在这许多的困难面前，大部分企业望而却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晋平对此情形表示理解，“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国内市场的需求很大，尤其是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和开拓农村市场方面的政策空间充足。但是在目前国内外大的经济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偏低，消费预期不足，企业要想在这个时候转型，不一定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将外销市场转移到内销市场，无疑会使得国内市场更加拥挤，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的努力也许会事倍功半。”他说，“基于此背景，中国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国内资源的优势，还需要继续稳定国外市场，用好已经建立的销售网络和客户资源。”
中小企业的路怎样走
“关键是政府要认识到中小企业的战略意义，要有带头支持的政策意志。”何东镗等人从中小企业的切身需求提出了振兴中小企业的思路。
其一，国家相关部门要针对不同行业制定国家行业安全准入原则，各行各业都不能让外资企业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从而保护民族产业获得稳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其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从只重视笼统的GDP向中国企业在GDP中的比重及创新能力、品牌能力转变，使地方政府官员真正懂得发展中国自己企业的重要性。从而创造一个有利于民族企业投资发展的政策环境。
其三，政府采购向中国自己的品牌产品倾斜。比如，联想收购了IBM的PC产业后，美国的各个国家部门采购PC时已经不再考虑原IBM的PC了。中国政府更应带头，为民族品牌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
其四，政府带头、联合银行，为企业经营营造诚信的信用和法律环境。何东镗介绍说，目前，有很多韩国中小企业人为恶意倒闭。因为其基本上都是韩国大企业如三星、LG的供应商，即使回到韩国，货款照样收得到，但他们欠下中国供应商的钱就石沉大海了。
“在这些骗局中，当地政府本应负起应有的责任，但可悲的是他们几乎当了‘帮凶’。”何东镗介绍说，很多供应商提早就预料到收不到款，在那些企业逃走之前到法院起诉，法院几乎不作为；逃掉之后，供应商报案时，当地有关部门以各种理由拒绝以诈骗立案。因为有这样的不作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企业经营诚信环境。
其五，建立诚信的商业环境，不纯粹是企业的事，更应该是政府的事。如台湾地区立法规定，在银行跳票是犯法的，要负刑事责任。因为这条法律的实施，台湾银行支票是硬通货。而目前，大陆企业之间支票跳票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为了建立诚信的商业环境，严厉立法就显得非常必要。”何东镗指出，现在很多大企业包括外企利用其市场资源，把供应商的货期拖得很久，也严重阻碍了国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国家有必要立法规定，货款不准拖过30天，支票跳票违法，都要负法律责任，而且也可以把中小企业自己的流动资金真正地解放出来。 “如果有这样的立法，那么中国商业的诚信环境、投资经营环境就会得到大幅改善。扩大信贷规模反而是次要的事了，也可以有力控制热钱的形成。”他说。
其六，在金融政策上，适当向中小企业倾斜。目前中国的大企业不缺乏资金，缺乏资金的都是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有可能是拥有自有知识产权的中国品牌，也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国际市场的希望。
何东镗认为，某些资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不努力研发汽车发动机等核心技术，只有像吉利、奇瑞等这些企业才会真正关心核心技术，“但他们缺乏资金和机会。各行各业的情况都差不多。因此，除银行关照之外，政府要对中国自己的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通过适当的无息贷款方式，使他们真正强大起来。”
其七，规范各地政府行为，为中小企业创造宽松的投资经营环境。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对大企业都恭敬有加，尤其对外资企业，而对国内中小企业虽然不是打压，也会把一些“苛捐杂费”随意地强加其上，中小企业敢怒不敢言。
他感慨地说，“以上措施如果都能逐步展开，中国的中小企业会有蓬勃的发展之机，中国的经济基础才会得到真正夯实。”
然而，《瞭望》新闻周刊近期在东部沿海一些城市调研发现，中小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及其他一些隐性的忧患仍然不容忽视。
作为一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广东领亚公司总经理何东镗按照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本刊记者，“中国企业现在的问题，不是那些具有跨国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更多在于我们自己的外向型中小企业的成败盛衰。”
资金仍然“嫌贫爱富”
尽管民间对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普遍表示期待，但是在本刊记者走访调研的过程中，常会听到有企业主谈及经济刺激计划如“雾里看花，水中之月”，对于这样前所未有的经济刺激“组合拳”以及4万亿元的效力和分配，还是有些迷茫。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问题主要存在于民间投资、消费和中小企业没有活络起来，“4万亿的刺激计划和产业规划大多数都给了国有大中型企业，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在这一轮的政策当中很少享受到实惠。”
对此，多位经济学家表示，财政扩张刺激经济“只能救命，不能健身”，在特殊的时期采取特殊的方式是可以理解也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将盘活中国经济寄望于频繁的、大剂量的“强心剂”，那么根本问题最终还是难以得到解决。
据测算，我国目前50%以上的GDP、60%以上的工业生产总值、70%左右的工业新增产值、近60%的销售收入和出口额、税收的40%以上和75%的就业岗位均来自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是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生力军。
现在，面对金融危机和银行“惜贷、收贷”的双重压力，不少中小企业感到如过寒冬。企业主们表示，银行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银行往往主动上门给企业“送贷款”。而在形势紧张的时候则转为“紧收钱袋”。一位企业家直言不讳地说：“目前中小企业和银行的关系比较微妙，企业处于明显的劣势，这让企业的信心很受挫。在这样的关头，我们希望银行可以跟我们共渡难关。”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银行的贷款门槛逐渐提高。企业得到银行贷款的机会从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型民营企业到中小民营企业依次递减。浙江省一位民营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如果银行不收贷款，他的企业会很稳定，也不缺少订单。现在，就怕银行来收贷，“很多贷款到期的企业，银行一收贷就要关门了。”据介绍，仅义乌的大陈、苏溪两个镇“非正常死亡”的企业就达20多万家，差不多都是银行收贷造成的。
“从金融机构的设置来看，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服务对象基本以大企业为主，缺乏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的稳健性原则与中小企业的高风险特点并存，必然会产生一些矛盾。”中国银行金融专家谭雅玲向本刊记者解释说。
受访经济专家也表示，由于许多中小企业信用程度低、经营变数多决定了信用风险比较高。一些企业将贷款资金作为自有资金使用，短贷长用的现象也比大型企业更为突出。银行一旦给这些企业发放贷款，贷款本金就很难如约偿还；发生在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明显高于大型企业也是中小企业遭遇贷款难的关键因素。
“但是，不同的时期要有相应的应对策略。中小企业往往嗅觉灵敏，掉头很快，是活跃经济氛围的重要力量。如果不从根本上破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那么这个老大难将会是长期困扰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过的汤敏不太认同这种说法。
他同时建议，国家应当给予民间融资渠道更多的支持，加快民间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的发展，让小额贷款公司这样的机构在市场中活跃起来。人大代表周晓光表示，盼望两会期间能传递出新的政策信号，政府能切实为企业减轻负担，重视和协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通过“放水养鱼”，让企业“轻装上阵”应对危机。
市场“做起来比想起来难”
尽管中国产品长期以来以低成本驰骋海外市场，但是去年中国东南沿海的出口外向型企业可以说是“受伤最深”。海外市场的萎缩和订单的减少使得生产销售纺织品、小家电产品和玩具类商品的企业陷入生存危机，数以千计的企业申请破产。另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海外坏账难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的升值以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令众多外向型企业进退两难。
在此期间，不少企业掉转头来转向开拓国内市场，寄望于庞大的内需潜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困难却接踵而至。在采访的过程中，多位企业经营者反映，最让他们感到头疼的就是国内销售渠道难以打开。
“对于很多的企业，由于长期从事对外生产和销售，往往是在国内的销售网络一片空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想要回过头来从零开始，就不是如想像的那样简单了。”新光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助理徐军对本刊记者说。
外向型出口企业往往已经习惯了国外给图纸，下订单，确定详细需求的流程，然后埋头去做。可是要开拓国内市场，还需要适应国内的一些交易“潜规则 ”，这其中包括要想进大卖场，就要先支付种类繁多的账目——上架费、推销费、促销费，且收费不少，纷至沓来，一位企业主感叹道。
另外，开拓内销市场需要有专人做品牌、打通销售渠道，塑造品牌形象，重新做市场定位，投入研发，还需要有巨大的资金作维持，在这许多的困难面前，大部分企业望而却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晋平对此情形表示理解，“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国内市场的需求很大，尤其是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和开拓农村市场方面的政策空间充足。但是在目前国内外大的经济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偏低，消费预期不足，企业要想在这个时候转型，不一定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
“将外销市场转移到内销市场，无疑会使得国内市场更加拥挤，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的努力也许会事倍功半。”他说，“基于此背景，中国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国内资源的优势，还需要继续稳定国外市场，用好已经建立的销售网络和客户资源。”
中小企业的路怎样走
“关键是政府要认识到中小企业的战略意义，要有带头支持的政策意志。”何东镗等人从中小企业的切身需求提出了振兴中小企业的思路。
其一，国家相关部门要针对不同行业制定国家行业安全准入原则，各行各业都不能让外资企业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从而保护民族产业获得稳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其二，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从只重视笼统的GDP向中国企业在GDP中的比重及创新能力、品牌能力转变，使地方政府官员真正懂得发展中国自己企业的重要性。从而创造一个有利于民族企业投资发展的政策环境。
其三，政府采购向中国自己的品牌产品倾斜。比如，联想收购了IBM的PC产业后，美国的各个国家部门采购PC时已经不再考虑原IBM的PC了。中国政府更应带头，为民族品牌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
其四，政府带头、联合银行，为企业经营营造诚信的信用和法律环境。何东镗介绍说，目前，有很多韩国中小企业人为恶意倒闭。因为其基本上都是韩国大企业如三星、LG的供应商，即使回到韩国，货款照样收得到，但他们欠下中国供应商的钱就石沉大海了。
“在这些骗局中，当地政府本应负起应有的责任，但可悲的是他们几乎当了‘帮凶’。”何东镗介绍说，很多供应商提早就预料到收不到款，在那些企业逃走之前到法院起诉，法院几乎不作为；逃掉之后，供应商报案时，当地有关部门以各种理由拒绝以诈骗立案。因为有这样的不作为，严重破坏了正常的企业经营诚信环境。
其五，建立诚信的商业环境，不纯粹是企业的事，更应该是政府的事。如台湾地区立法规定，在银行跳票是犯法的，要负刑事责任。因为这条法律的实施，台湾银行支票是硬通货。而目前，大陆企业之间支票跳票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为了建立诚信的商业环境，严厉立法就显得非常必要。”何东镗指出，现在很多大企业包括外企利用其市场资源，把供应商的货期拖得很久，也严重阻碍了国内民营企业的发展，国家有必要立法规定，货款不准拖过30天，支票跳票违法，都要负法律责任，而且也可以把中小企业自己的流动资金真正地解放出来。 “如果有这样的立法，那么中国商业的诚信环境、投资经营环境就会得到大幅改善。扩大信贷规模反而是次要的事了，也可以有力控制热钱的形成。”他说。
其六，在金融政策上，适当向中小企业倾斜。目前中国的大企业不缺乏资金，缺乏资金的都是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有可能是拥有自有知识产权的中国品牌，也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国际市场的希望。
何东镗认为，某些资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不努力研发汽车发动机等核心技术，只有像吉利、奇瑞等这些企业才会真正关心核心技术，“但他们缺乏资金和机会。各行各业的情况都差不多。因此，除银行关照之外，政府要对中国自己的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通过适当的无息贷款方式，使他们真正强大起来。”
其七，规范各地政府行为，为中小企业创造宽松的投资经营环境。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对大企业都恭敬有加，尤其对外资企业，而对国内中小企业虽然不是打压，也会把一些“苛捐杂费”随意地强加其上，中小企业敢怒不敢言。
他感慨地说，“以上措施如果都能逐步展开，中国的中小企业会有蓬勃的发展之机，中国的经济基础才会得到真正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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