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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这一复杂系统，学会管理它，对于我们而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总有一天我们会远离风险的恐惧。在风险的恫吓面前，最值得恐惧的，不是风险本身，而是对绝对安全的追求。绝对的安全，意味着绝对的奴役。无论这种奴役来自何方，都将使得这片大陆重新陷入死寂般停滞。

只有当去杠杆化已经完成，世界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复苏，世界主要经济体仍处于去杠杆化过程中，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难以看好

　过去十几年的中国经济，有点像一位“异常亢奋的长跑运动员”，快跑了个三、五千米，既不出汗，也不喘气。如果过去“超高速、低通胀”的格局是一种不正常，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就是要开始向着一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回归，开始摆脱“异常”。

本文借助2003年CGSS数据，以确认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阶层认知与政治意识状况为目的，从阶层认知、政治意识与参与和利益分配等三个方面，揭示了中间阶层的阶层认知与政治意识特征。本文的结论是：在阶层认知、政治参与、利益分配以及部分政治意识问题上，中间阶层都显现出和其他阶层的显著差异，但这些差异有的反映了中间阶层的相对独立性，有的则显现出中间阶层的成熟程度；而在部分政治意识和参与领域中，中间阶层还没有形成自身的特征。中间阶层的复杂面向，是现代化过程、制度转型过程以及中间阶层形成过程的阶段性反映。本文的分析为中间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讨论提供了基础。

两宋时期史籍上所见的减租记载辑录。

外媒评之评.. 2 中日关系平稳才是大局.. 2 封面.. 3 凝聚改革共识--聚焦十八大.. 3 十八大报告关键词.. 3 未来十年：战略危险期，还是机遇期？.. 6 十八大两个"翻一番"意味着什么？.. 10 "国民收入倍增"何以实现？.. 14 建设海洋强国，须科技引领.. 17 十八大体现中国最广泛改革共识.. 20 外媒看十八大.. 23 焦点.. 24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 25 林毅夫：中国仍有潜力持续高增长.. 25 争议"中国高增长终结论" 29 中国应避免重蹈欧美覆辙.. 32 时政.. 36 "中国特色"的EMBA教育.. 36 微博时代的非典型拆迁--常州钱家塘13号拆迁事件调查.. 42 警惕征地拆迁补偿过高.. 47 新穷人与光棍节消费狂欢.. 50 财经.. 53 光伏产业乍暖还寒.. 53 中国光伏产业路在何方？.. 56 宝钢外迁，上海"失重"？.. 59 香港楼市怎么办？.. 61 微软试水"硬"战略.. 64 金砖五国拟建共同基金挑战IMF. 67 国际.. 69 未来四年中美关系如何转型？.. 70 经营东北亚：中国如何执其牛耳？.. 74 从"岛国"到"海洋强国"-- 日本海洋战略的嬗变.. 77 通往欧洲统一之路.. 80 科技.. 84 珠海航展：军品可圈可点，民品乏善可陈.. 84 历史.. 87 美国选举人团制度的由来.. 87 专栏.. 89 印尼人中国观的变化.. 90 

所谓"认证"就是在数据与人或物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没有认证，人类社会便无法运作，但我们却往往对它熟视无睹。

孙村所谓的“例”,乃是民间事关敬神拜祖、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的成规，相当于李安宅先生讲的“民仪”（mores）----“一切民风都起源于人群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某种应付方法显得有效即被大伙所自然无意识地使用着,变成群众现象,那就是变成民风。等到民风得到群众自觉,以为那是有关全体之福利的时候,它就变成民仪。直到民仪这东西再被加上具体的结构或肩架,它就变成制度”。“例”不象风俗习惯那样容易移变,却也不如制度那样具刚性约束。其实,孙村并非世外桃源。虽然没有人愿在主观上削旧“例”或创新“例”,但剧烈的社会变迁及悄然的民风（folkways）转化无人可挡，“例”的移易难免发生。问题是,在社会变迁、文化断裂及社会记忆发生危机的大趋势下,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例”，为什么在社会整肃运动不断的毛泽东时代可“例”行如初，而在社会相对宽松的后毛泽东时代却“例”变不已？

叙述民国时期佛教与政治相关的史实。

徐中舒先生对夏商史所作的大量有益的探索以及其在罗王之学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文献、考古及民族学材料相互比较参证的科学的多重论证法，为中国先秦史学科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值学风浮躁，目前的夏商史研究中所暴露出问题不少。有的学者在史料不足徵的情况下，急功近利，浅尝辄之，随意发挥主观想象，甚至凭空捏造史实，杜撰出一些所谓的“禹都阳城即濮阳说”、“古秦楚同源论”等奇谈怪论，它们还能刊发于所谓的国家级刊物或是核心期刊上，此种风气不知何时休矣!今撰此纪念文章，在弘扬徐中舒学术精神的同时，期望对此不良学风有所遏制。

2011年中国面对的国际金融形势有二个基本的特点，一个是美国持续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个是欧元国家债务危机的不断加深，它们使得中国的市场变成大量国际游资的投机首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选择，将不得不面对大量国际游资的冲击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挑战。        2009年应对汹涌而来的金融危机，美国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投入措施，挽救陷入严重困境的金融机构和大企业，2010年美国退出财政手段的政策运用，改由中央银行实施量化货币的政策选择，意在积极促进国内投资和增加就业，加快经济的复苏。美国的量化货币政策，有三个基本的内容，一是继续坚持低利率的政策，保持0.25%以下的联邦基金低利率水平不变，同时发行与通货膨胀挂钩利率为负的长期国债，压低长期市场利率。二是增加央行（美联储）的信贷供给，促进商业银行扩张信贷，增加投资，改善收入。三是实行美元持续贬值，刺激出口，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美国选择量化货币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虽然都是服务本国经济目标的需要，但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充当国际贸易主要结算工具的特殊地位，决定了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对全球很多国家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美元贬值，导致国际黄金价格、原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给主要依赖国际原油进口和需要大宗商品进口的国家，造成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压力。其次，美国银行扩大信贷，导致热钱大量涌出，进入新兴发展中国家，会冲击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造成剧烈的市场动荡。第三，美元贬值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发生混乱，引发一系列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并给以美元充当外汇储备的国家造成外汇贬值的巨额损失。2010年伴随美元和欧元的大幅度贬值，日元也做了贬值的调整，估计2011年还会有更多的国家也要做出货币贬值的调整。        中国是世界最领先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进口有日益增大的需求，中国也是世界上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美元资产是国家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过去的二年，中国的香港和内地证券市场，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国际热钱的冲击。大量套汇、套息和套利资金，透过商业银行和民间投资机构，进入香港、上海和深圳的股市，进入大中城市的房地产，进行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操作，获取投机利润。2011年美国继续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更大的影响。首先是国际热钱的冲击，数量规模还会超过以往。热钱大量涌进之后，人民币升值压力超过以往，一方面是美元、日元和欧元一起贬值，迫使人民币被动升值，一方面是更多的国际贸易争端和国际政治压力，对中国提出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要求。其次是国际原油和资源类产品的价格飙升，给中国带来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现代大工业、大农业和服务业对交通运输都有很大的依赖，国际原油价格飙升首先导致运输成本的增加。中国农产品的价格构成，其中运输成本和化肥农药的成本最大，对国际燃油价格的变化最敏感，2007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不足40美元飙升到2010年的超过80美元，中国农副产品的价格水平也是一年高过一年。运输成本和农产品的价格一起飙升，直接导致生活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透过工资影响其他产业，特别是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成本，产生连锁反应，造成价格总水平的上涨。          国外热钱大量涌入，加上市场投机的博弈，在给中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的同时，也给中国的货币政策选择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首先是利率政策的选择陷于两难。为了克服国内投资过度引发通货膨胀和投机过度拉高房地产价格，中国需要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但在美国量化货币政策导致银行流动性泛滥和存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条件下，提高中国市场的利率水平，就只能收到相反的效果。即只能吸引更多的热钱涌入，迫使人民银行为了稳定汇率而不得不买入更多的外汇，被迫通过外汇占款的渠道向市场投放更多的货币，为物价上涨和低水平投资扩张继续助力。因为美国和日本都是零利率的政策，外国银行和机构个人都可以很容易地借到低成本的资金，变成热钱进入中国，只要兑换成人民币存入中国境内银行，就可以很安稳地赚取息差了。而且中国的利率水平越高，与美国和日本的利差越大，吸引流入的热钱也就越多。        其次是人民币的汇率决策更加困难。一方面是出口商品的利润已经摊得很薄，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很多出口商的破产，为了保护出口，需要放弃人民币升值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美元贬值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高涨，为了降低进口成本和克服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需要加快人民币的对外升值，二方面难以权衡。与此同时，外汇储备的管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外汇储备的盘子不断膨胀，外汇资产的货币风险和汇率风险，以及外汇管理的道德风险都会随之加大，超过目前政府监管体系的风险防范技术力量。此外，随着一次又一次的美元贬值带动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相继贬值，中国外汇储备的折价损失也在不断增大。        第三是准备金政策的效果变得越来越短暂。从2008年开始，人民银行应对国际游资的冲击，主要都是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债券的对冲措施，以此消除外汇占款渠道投放过度的流动性。但是2011年继续提高准备金的政策空间已经很少了，因为经过持续多次的提高，现在已经接近20%的极限水平，而长期维持很高的准备金率，必然削弱本国银行业的投资贷款能力，而把越来越多的市场空间拱手让给外国银行。外国银行可以更多地从国际金融市场融入低成本的资金，更方便地扩大在中国的投资，支持中国境内的商业投机拉高大城市的房价，或者制造股市的剧烈波动，在期货市场兴风作浪，从中赚取息差、汇差和利差，完全不受人民银行紧缩货币供给的政策约束。        货币政策的选择陷于两难，政策效果背离初衷，明智的宏观经济调控就应该转向财政手段和非货币的经济政策运用。包括以紧缩财政的办法应对通货膨胀，以税收调节应对国际热钱的攻击，包括用改革土地管理和城市规划的办法，加快城市菜篮子工程建设，减少对长距离运输农产品的依赖，包括加快能源战略的调整，节约能源消耗，增加自给供应，加快低碳新能源的发展等，也包括城市人口规划的科学引导，通过搬迁大学和科研机构，减少大城市的人口集中，鼓励和帮助高层次人才到边远的新兴城市谋求发展，扩大那里的市场，吸引人口流入，为他们创造新的发展空间和就业机会，解决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果断选择了扩大财政开支支持商业银行改革的措施，取得了十分积极的社会效果，但是现在面对国际热钱的冲击和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选择同样的政策措施，只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当时没有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当时的欧洲国家正在享受高科技带来的经济繁荣，毫无政府债务危机的影子，当时中国的房地产还没有兴起，金融市场也没有对外开放，公路上飞跑的汽车屈指可数。中国当时的问题是流动性严重短缺，扩大财政开支的钱只要存入银行，就足以解决银行的流动性短缺问题，但是十几年后的今天，所有过去的这些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能够阻挡国际游资的冲击和克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而不是银行的流动性短缺问题，财政手段的政策运用要贯彻公正、公平、公开和有效的基本原则，不能还是依靠计划体制的权力进行暗箱操作的办法。        美国实施量化的货币政策，要达到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的效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获得突破性的科技创新进展，并且这样的进展能够持续吸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投资之前，美国只能不断采取量化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和应对失业问题。在美国经济难以复苏的条件下，美国量化货币政策产生的大量流动性，除了购买美国国债以外，都要选择国外的投资渠道，而欧洲国家的经济持续恶化，国际热钱又必然选择新兴发展中国家。长期大量的国际热钱涌入中国，对中国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股市的波动和物价的上涨，而是还有通货膨胀背后存在的问题，包括收入分配关系的不断恶化，随时可能引发的严重股灾，公众日益增长的恐慌和不满，以及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它们对政府的决策能力构成严峻的挑战。政府应对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积极有效的措施，就会逐渐瓦解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能力的信心，直至最终动摇我们的共和国根基。        运用货币政策抵御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只能产生短暂的效果，要解决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充分提高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政府决策能力，则唯有采取政府改革一个办法。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中国运用紧缩财政的方法克服货币政策的不足，没有政府改革的配套，不仅可能毫无效果，而且还会导致不断增加的社会矛盾。现在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行政经费和人头经费，已经占据了财政预算开支的大头，长期以来他们的干部人事路线和机构编制工作都是不受外部监督的特权，只能膨胀不能压缩，实行紧缩财政的措施，给国企的投资补贴也不能减少，剩下就只有农业、教育、科技、卫生、社保、环保和扶贫项目了，而减少这些方面的财政投入，无异于放弃所有长期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导致越来越多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但是如果政府改革只能始终停留在问题讨论和文件传达宣传的阶段，没有政府决策咨询和对口研究机构的换脑换人彻底改革作为突破口，没有对领导干部提出维护国家宪法和履行社会分工责任的职业道德要求，没有对一把手提出履行岗位责任的专业能力要求和职业道德监督，要求他们积极组织和依靠负责任的专家队伍为解决各种不断涌现的社会经济问题出谋划策，把政府改革的任务真正落实到中央政府的具体决策行动上，则当前的中央政府决策必将面对越来越多的各种两难选择的境地。

一个时代有几个最好的作家，有几部最好的作品，具体来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有能力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    当代中国文学当然要放在现代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来理解，它是世界现代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样的现代性内在差异性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虽包含着断裂、反叛与转折，但它不与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完全悖反。五六十年代的激进现代性，历经了80年代的"拨乱反正"；我们固然可以看出它的局限性，但同时也不可能将它从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完全地剔除。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并非只有"政治"二字才可概括；八九十年代的反动，也并非只是投入西方现代的世界体系就能全盘解释。前者有"文学"遗留下来，而后者有"中国经验"不可化约，二者相加，就是中国文学的倔强性。这两个时代，在我们的文学史和批评中，被描述为对抗与反动的关系，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它们也并不是替代性的。先锋派反"宏大叙事"，只是表明历史之变化，与"可歌可泣"无关。后来的历史固然要超越过去，这并不等于过去就一无是处。事物的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也并非以好与坏的简单逻辑为唯一的解释准则。有些人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称为"烂苹果"，这不只是狭隘偏见，也是心底阴暗。    我们要看到，中国当代的文学经验的特殊性，没有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给中国文学立下它的纪念碑。也就是我们永远无法给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准则，因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欠发达"的货色。但谁来依凭西方的尺度呢？是我们吗？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呢？汉语言文学的尺度是否有可能会有一点例外呢？仅就这一点例外，它是否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呢？    西方给予中国的美学尺度，无疑曾引导、敦促中国现代文学进步、成长、壮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是西方现代性引导的结果。后者不过再加入了苏联的影响。它是世界现代性在中国的激进化表现，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从现代至今，100年的历史，不能有一些变化吗？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追逐西方一个多世纪，自梁启超1906年创刊《新小说》，发表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观点，中国小说奉西方小说为圭臬。西方的现代美学语境，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启蒙现代性的参照物。但中国自现代以来，其实一直走着自己的激进现代性之路，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中国的小说终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到建构起中国革命文学，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的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文学所没有的经验。这一经验一直偏离西方，它不能完全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为准则，只要以西方现代世界性或"人类性"文学经验为准则，中国的现代文学就陷入尴尬，尤其是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更是难以协调。夏志清和顾彬等就不愿承认这样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他们宁可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佐证（这可以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读出）。    西方的小说根源在于它的浪漫主义文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依然是与这个传统发生关联，反叛也是关联的一种方式。我们没有这样的文化根基，我们永远无法生长出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下形成的现代小说艺术。这就是直至今天，一写到城市，我们的文学就力不从心的原因。要么空泛，要么虚假。但我们的乡土叙事却有独到之处。所以，如何适应他们的标准是我们最大的困境，如果没有我们对自身文学的认识以及相应的美学准则的建构，我们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所以我认为困境是内与外的体现，内和外到今天都面临着极限，西方给我们施加的美学标准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用那样的标准看自己的小说，永远是差了一大截儿，永远是不对称的。但我们没有想到差异性的问题，我们没有勇气、魄力建构异质性。在此历史情势下，我们何以不能看到另一种文学的历史呢？看着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其实一直在展开中国的激进文化变革，从而未尝不是开创另一现代性的道路。一方面要依循西方现代性的美学标准，另一方面要有中国自己面对的现实条件，这二者的关系紧张，后者要强行压制前者。直至"文革"后，这一历史被翻转。但90年代之后，其实西方的现代小说在60年代就面临困境，如巴斯以及苏珊·桑塔格所言，小说的死亡，先锋文学或实验文学再也难有花样翻新......等等。这一美学上的枯竭，何以要中国今天还要遵循？    现在，几乎100多年过去了，这样的规训和尺度，已经到了极限。也就是说，中国臣服于它已经够久的了--我们姑且承认这些臣服是必须的。但今天，一方面，从客观上看，西方文学本身给出的可能性已经极其有限了；另一方面，主观上讲，中国的文学累积的自身的经验也已经有一些了，仅就这些也难以为西方汉学家和翻译家识别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开辟自己的小说道路？法国当年有它的新小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新小说，不能有汉语的新小说？中国的文学仅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汉语的独特性，汉语如此悠久的传统，现代白话何以没有继承中国传统的语言？这都是不实之辞。利用中国古典来贬抑中国当代，这与用西方的绝对标准来贬抑中国如出一辙。    南美的文学受到西方的承认，并不是因其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说穿了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们都是受的西方现代文学教育，他们都能用西方的语言（西班牙语、法语或英语等）写作。帕慕克虽然用土耳其语，但他的西方语言和文学修养完全融进西方文化。只有中国这些"土包子"作家，半土不洋，他们的文学创作完全超出西方的经验。如此独异的汉语，如此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学，何以不会有自己的语言艺术呢？何以只能变成另一种语言让外人评判才能获得价值呢？    我以为把今天的中国文学放在60年的当代文学史框架里来看，它可以说是达到了过去未尝有的高度。我知道这样的评价与当下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指责大相径庭。其实从90年代开始，"唱衰"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主流的媒体和批评界就一直存在。因为90年代退出批评现场的一批人也认为中国再也没有好的文学。媒体的兴起也提供了一个"围攻"文学的场所，因为媒体觉得骂文学最安全，骂别的很困难也不专业，所以到处是骂文学的。    尽管说，这60年未必是线性发展进步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但这60年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并不是一个颓败的结局，而是有一定数量的大作家，一定数量的大作品。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不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极其优秀的作品，大部分作品当然只是寻常之作，关键要看它到底有没有几部可称得上是大作品的东西，有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大作家的家伙。一个时代有几个最好的作家，有几部最好的作品，具体来说，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有能力以独特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这个时代的文学就立起来了。 

对于被赋予了叙事形式的历史话语的批评或分析，它面对的挑战是要抵制将其比喻性语言转变成那种按字面意思表达的形式的趋势，即理解形象和想象，就好像它们的真正含义存在于它们同时揭示和隐藏的概念中。

长期以来，中国是否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在实体法上，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的问题，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并不明确；在当下进行的《继承法》修订中，对此问题应如何处理也存在较大争议。本文拟就此谈些看法，期望对争议的澄清和立法的完善有所助益。

最近《东方时空》采访了张艺谋，张导认为拍商业片有快感，不愿打扮成有品位的大师拍艺术片，认为人文需求其实就是个市场的说法，自称一直是在追随时代，拍古装武打片纯粹是为盈利，尤其是在海外市场。他说的话让记者当场流露出了似乎不敢相信的表情。或许这是张艺谋在听到各种喧嚣嘈杂、中肯或是胡扯的批评之后，没有自辩，而是选择了用最强悍的姿态回应。必须说，这些年张艺谋并不完全是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在尽力追随市场，最近电影中，作为商业片《英雄》尚有可圈可点之处，又拍摄了可以称为艺术片、票房想必不佳的《千里走单骑》，但《十面埋伏》就全然不知所云了。－－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

"开源软件的定义中除了要公开源代码外，开源软件与商业软件最大的区别在于免费自由重复散布 和 允许修改及衍生软件。在国内由于盗版的盛行，微软的程序占主流，开源软件的使用和开发并不普及。"

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伦理性危机，其原因是构成中国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本体性价值出现了危机。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现代性因素的进入，致使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开始理性化，从而导致传统的构成农民安身立命基础的价值发生动摇。本文试图通过将农民价值划分为不同类型，并讨论不同类型价值的关系，来理解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严重伦理性危机。

赫胥黎平日在与亲朋友好的通信中，纯熟地运用了不少《圣经》典故，而且用典极为贴切。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赫胥黎，是进化论的斗士、宗教的大敌。在他的晚年，对于基督教的批评异常严厉。但是，《圣经》之于他，或许还有更加复杂的意义。因此，确有必要勾勒一下赫胥黎对于《圣经》的态度。

新华网建国60周年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