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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建国:《无问西东》对清华传统的片面呈现--兼论民国精神的凋零

杜建国:《无问西东》对清华传统的片面呈现--兼论民国精神的凋零

无问西东

作者赐稿,原观察者网专稿 2018/1/29
清华大学的抗日传统,并非只有以"沈光耀"为代表的"精英抗战"这一脉,还有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而又风格迥异的另外一脉。很遗憾,影片对这一脉只字不提,也正因此,影片呈现给观众的就不是一种全面的完整的清华精神或传统,而是一种片面的、不完整的清华精神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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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清华大学百年历史的电影《无问西东》里,清华(兼西南联大)学生、"三代五将"出身的世家子弟"沈光耀"在抗战中投笔从戎、加入国军空军并驾机与日舰同归于尽的故事,令无数人感动不已。影片也试图通过塑造沈光耀这一集高富帅、清华学子、空军英雄于一身的形象,来改变公众对民国上层精英的认识。

大家都知道,沈光耀的原型就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沈崇诲(1911-1937)。1932年清华毕业后,沈崇诲加入国民革命军空军,任空军第2航空大队9中队分队长,1937年凇沪会战中牺牲,牺牲原因过去都认为是"驾机撞沉日舰出云号"。2015年8月,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沈崇诲位列其中。

其实,清华大学的抗日传统,并非只有以"沈光耀"为代表的"精英抗战"这一脉,还有同等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而又风格迥异的另外一脉。很遗憾,影片对这一脉只字不提,也正因此,影片呈现给观众的就不是一种全面的完整的清华精神或传统,而是一种片面的、不完整的清华精神或传统。

那么,清华的这另一精神或传统是什么呢?在"精英族抗战"之外有没有其它的如"精英与平民相融合实现全民抗战"这样的传统?让我们从另一个清华学子张甲洲说起,他于2014年被列入民政部第一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比沈崇诲还要更早,尽管今天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了。

一、张甲洲--第一个弃笔从戎、抗击日寇的清华学子

张甲洲,字震亚,号平洋,1907年5月21日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振东乡繁荣村一个富裕的的地主家庭。尽管学习成绩优异,不过自1923年到1927年间,因参与反日反军阀的学潮,张甲洲先后三次被齐齐哈尔与沈阳的不同学校除名。

1927年春,张甲洲和巴彦籍同学于天放等结伴从关外来到北平。翌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理科),1929年升入物理系一年级,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因在校内参加活动被国民党拘押,期间认识了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冯仲云(日后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冯仲云1926年考入了刚刚成立的清华大学数学系,(据说)成为当时熊庆来教授唯一的学生,熊庆来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先驱人物,还以发现华罗庚并将其破格延入清华任教等事件而知名。这时候冯仲云因为要毕业离校赴哈尔滨商船学校任教并在当地开展工作,便劝张甲洲来清华,好接替他的清华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于是,1930年下学期张甲洲便从北大物理系退学,报考了清华政治系,以第二名(有说是第一名的)的优异成绩被录取考。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张甲洲可谓是那个年代的货真价实的"学霸"。


张甲洲

在清华期间,除了担任校党支部书记,张甲洲还担任过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北平市委代理书记等职务。张甲洲在清华的副手,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胡乔木,1930年他考入了清华物理系。上世纪八十年代胡乔木在给巴彦方面的回信中称:"张甲洲是我在清华时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他是我的领导者,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他性格坚强、豪爽、热情、果敢,精力充沛,很有活动能力"。

除了文理兼通学习优异,张甲洲长得人高马大,年少时还练过武术。这些多方面的禀赋,在那个年代,足以让他成为一个风云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将东北拱手交给日寇。当年冬天,平津高校学生南下去当时的首都南京向国民党请愿或示威,要求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张甲洲是该运动的积极分子,负责纠察工作。12月17日珍珠桥事件发生,各地请愿与示威的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最后被强行驱逐出南京、遣返回各地学校。

离开南京时,张甲洲去了上海,与当时中共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有过会晤。

1932年4月,张甲洲带领于天放、夏尚志(法学院)、张清林(中大)、张文藻(师大)、郑炳文(东京工大)等数名党员大学生从北平返回黑龙江,开始组织抗日武装斗争。其中于天放也来自清华,是1929年入经济系的,后来他因打死日本看守逃出监狱而名噪一时。

1932年5月16日,在张甲洲领导下,巴彦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有二百余人。这是由中共领导的第一只东北抗日武装,张甲洲以及于天放,也因此成为第一批弃笔从戎、走上抗日战场的清华学子。

巴彦游击队组建后,一开始发展得比较顺利,上级派来了赵尚志跟张甲洲做搭档,一起领导队伍,鼎盛时期直接与间接控制的总人数达到数千人,曾打下两座县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巴彦游击队本来可以成长壮大起来,但令人惋惜的是,王明"左"倾路线摧毁了这一可能。

今天,当论及东北抗日斗争最后失败的根源时,多数人都认为是自然条件恶劣、同时日寇力量又格外强大等客观因素所致,但这实际上主要还是由于主观因素即错误的领导路线造成的。九一八后,因为任由国土沦丧,国民党在东北人民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难以与中共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各界自发掀起的抗日运动,看似声势浩大,但是他们都各自为战,看不到最终出路何在,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力量来引导他们,为他们提供一个有希望的选择,同时将他们联合起来。这时候,中共若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奉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竖起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那么,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肯定会迅速壮大起来,如同日后中共在华北华中做到的那样。

九一八前夕,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恰好代表中央来巡视东北,九一八后不久他接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当时,罗登贤根据东北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条类似于日后的抗日统一战线那样的战略,东北的抗日形势本来可以向好发展,但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恰逢王明"左"倾路线占据了中共领导地位,东北的抗日前景就被他们给破坏了。1932年6月24日,博古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即"北方会议"。会议指责东北党"右倾",反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强令"左"转,要"组建红军"、"成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保卫苏联",即实行一套脱离实际、形左实右、关门主义的极"左"方针(这不妨碍他们于几年后又借口统一战线从极"左"跳到了极右)。随后,罗登贤被撤销职务遣回上海(不久即被捕牺牲),奉行关门主义的新领导取而代之。

1932年11月,传达北方会议精神的巡视员抵达巴彦游击队驻地,张甲洲、赵尚志等人虽有抵触,但是不得不接受上级指示。巴彦游击队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军长,赵尚志任政委。北方会议的极"左"关门主义战略,这种不是力求朋友越多越好而是唯恐敌人少了显得自己不革命的思维方式,一经落实后,令巴彦游击队四面树敌,很快由盛转衰。1933年1月,巴彦游击队--红36军被彻底打垮了,队伍最后不得不解散。关门主义的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撞得头破血流,1933年夏天之后不得不缓慢做出调整,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不再叫红军,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之后再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这时候虽然放弃关门主义路线了,可是,壮大力量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了。

队伍解散后,张甲洲、赵尚志立即去满洲省委汇报工作,结果新省委不仅不检讨自己的"左"倾领导错误,反而将队伍失败的责任推到他俩头上,给他俩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并将据理力争的二人开除出党。有种说法是张甲洲没有被开除,而是省委借口其关系在北平无法得到证明,因而不予承认。

遭弃用的张甲洲,于1933年7月化名去黑龙江富锦中学谋职,因能力出色被任命为校长,随后又升任该县教育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做了大量抗日工作。1937年夏天,北满省委决定重新起用张甲洲,任命他为抗日联军第十一军副军长。

1937年8月28日,抗联11军派员接张甲洲前往抗联营地,就在快要到达营地的时候,突然遭遇到一小股伪军,对方胡乱放了几枪,不偏不倚,一颗流弹击中了张甲洲。一代英杰,正待重新大展身手之时,就这样草草牺牲了。惜哉!

据说,周恩来1953年到黑龙江见到张甲洲的遗像时,情绪失控当场洒泪。今天,除了清华,北大的烈士纪念碑上,也刻有张甲洲的名字,他是这两所学校共同的荣耀。

在沈崇诲参加抗战五年多之前,张甲洲就已经在与日寇浴血奋战了,请大家不要忘记。

二、一二九运动--近代清华最闪光的时刻

张甲洲以及冯仲云、于天放、胡乔木等人所代表的这一清华传统,并非是昙花一现,在他们离校之后,这一脉继续顽强地生根繁衍,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砰然发力振臂高呼,一举扭转了中国的走势。《无问西东》的片面性就在于对清华的一二九传统只字不提。

一二·九运动,大致是几位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委成员(包括组织部长彭涛、宣传部长周小舟、书记谷景生)与少数在校学生党员具体策划、发起的(笔者非一二九运动的专家,文中若有疏漏差错,欢迎批评指正),其行动逻辑与次序大致如下:

先组织各学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赈济灾民,在赈济会的基础上再成立"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由学生联合会出面倡议各学校采取行动。联合会的核心成员是党团员或外围积极分子,像主席是女一中的团员郭明秋,秘书长清华化学系的姚克广(姚依林)是刚入党的党员,此外总交通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燕京大学的黄华大概也都是团员。联合会决定12月9日各学校上街请愿游行,并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定为运动的口号,以便于团结更多的人。中共党员虽然人数很少,但是由于掌握了学生联合会,从而将运动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

清华大学在12月9日这一天出尽了风头。由清华学生党员蒋南翔执笔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中的"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喊,传遍全国;燕京、清华的学生游行队伍们被阻于西直门外(城内参予的是东北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师大、辅仁以及北大等校的学生)时,清华社会学系女生陆璀登高向民众慷慨陈词的形象借助报纸广为人知。

五四运动时,从教师领袖陈独秀到学生领袖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北大独领风骚,一二九运动时,终于轮到清华显山露水了。12月14日,北大教授、当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就说:五四运动看北大、一二九运动看清华。当然,北大一向是不愿甘居人后的,12月9日之后,正在北大数学系就读的中共党员黄敬与彭涛、姚克广、郭明秋等人决定,趁热打铁,于12月16日再发动一场游行。12月16日的游行,北大等学校也积极加入进来,规模比一周前更大了。在南城天桥,黄敬在东北大学学生宋黎等人的簇拥下跳上电车对民众演讲的镜头,成为一二九运动留给后人最有代表性的记忆之一。

一二九之前,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一二九则让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遍全国,为历史的转折提供了舆论和民意基础,没有一二九就没有西安事变,也就没有全面抗战。一二九运动,就是清华大学在近代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无问西东》中,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出镜不少,他与一二九的故事也是很有趣的。12月8日晚上接到学联次日游行的通知后,清华学生救国会(即学生会)立即召集学生在大礼堂开会通过了参加的决定。半夜十二时左右,得知消息的梅贻琦叫人敲钟,召集全体师生员工都到大礼堂紧急集会。梅校长声泪俱下,劝阻学生们明天不要去游行,说若上街一定会与军警及日本兵冲突,是要流血的;说青年是国家的财富,爱国我很同情,但爱国也要爱校,这样闹下去学校可能被迫停办,清华传统就要中断了。梅校长言毕,救国会即学生会主席、哲学系学生陈其五(刘毓珩)立即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说梅校长是出自好意,但爱校首先要爱国,国之不存,也就没有学校了;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爱国青年不怕断头流血。陈其五的讲话,得到同学们的鼓掌支持。梅校长的劝阻失败了,几个小时以后,清华、燕京两校同学千余人就步行进城,拉开了一二九运动的大幕。(参阅陈其五:《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

坦率地说,论起对中华民族的贡献,陈其五、蒋南翔、陆璀、姚克广等广大清华学生要比陈寅恪等"大师"们大得多,他们思想敏锐而又勇于担当,凭借自己的主动出击有力地干预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很奇怪,清华的这一重要历史贡献、清华的这一重要传统在《无问西东》中竟然没有得到任何展现。既然崇尚"无问西东",那就应该既讲西也讲东,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清华丰富的历史与多样的传统展现出来,可是,落到实处的却是选择性地厚此薄彼、扬此抑彼,一面过分地突出乃至拔高某一传统,一面又对另一传统视若无物。"无问西东",变成了"只问西不问东"、"只褒西不言东"。

《无问西东》用大量的篇幅渲染泰戈尔访问清华以及陪侍泰戈尔左右的几位人士的逸事,但是,对一二九运动却不置一词,不得不说,这是对清华历史、对清华学子的极大的不公平。像梅贻琦校长与广大清华学生在凌晨时候的那场交涉,无论从其实际历史意义还是从生动的故事性来看,都要比泰戈尔那些空洞的不知所云的玄谈清论更值得拍成电影。

一二九游行后没几天,1935年12月25日,清华物理系的学生钱伟长与凌则之(1940年百团大战中牺牲)等二十几位同学(含一位女生吴瀚)组建了南下自行车抗日宣传队,顶风冒雪,穿越大道阡陌,深入乡村市镇,宣传全民抗日,一直骑行到南京。紧跟着,以千百计的平津学生也都走出校园宣传抗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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