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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英淘等:外资在做什么、想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调查研究通讯》No.2009-3
08年12月10日于上海,课题组邓英淘、姚钢、张怡方与全球五百强之一的亚太区某部门主管座谈。
作者简介: 邓英淘
邓英淘(1952.9.5-2012.3.11),湖南桂东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计量及数理经济学,现从事农村宏观经济研究。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年2月~1985年7月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1985年7月~1988年7月在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1988年7月起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金融研究会理事。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7年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代表作有:《走向现代化的抉择》、《邓英淘文集》、《中国预算外资金分析》(合著)、《海南模式的特征问题和前景》(合著)、《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合著)、《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合著)、《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与趋向研究》(合著)等,此外,译校《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模型》等5部著作,《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一书奖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

编者按:2008年12月10日于上海,课题组邓英淘、姚钢、张怡方与全球五百强之一的亚太区某部门主管座谈。以下为方便起见,不再注明具体发言人,简称"主管";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错误遗漏之处由编者负责。

课题组:几年不见,一向可好;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经济危机,你们怎么看?

主管:今年的情况不会好!上半年的情况还不明显,下半年突然变坏了,比预计得还要厉害!大概谁都没有想到,几乎在一、两个星期之内,华尔街就完了,五大投行全军复没;然后是两房、AIG、花旗......,最近开始感到痛了,因为失业大量增加。目前普遍的感觉是到了明年会更差!现在还不是最差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公司做得还是半年前或一年前的订货单;而到了今年三、四季度就基本上接不到单子了。因此,明年上半年会是最痛的。
我们公司是10月底开得全球的计划会,我们做五年计划,逐年滚动调整(9月底结束本年度,10月开始2009年度),年底是各地区的计划会,如欧洲、亚太。今年亚太区的计划会是11月召开的,此前大家就觉得不对了,开完会后到了12月,坏消息就不断出来了;我们10月、11月连续二个月都没完成生产计划。而且情况的恶化不仅限于欧美,我们在中国的工厂也开始受到影响,电信产品部门好一些,最糟的是家电部门,还有与出口相关的产品部门,如纺织部门(我们有产品用在纺机上)、汽车产品部门,这些部门的生产都掉得很厉害;我们在中国有几个工厂主要出口,那就掉得更厉害,基本上可以关门了,歇上一、二个月也没问题,特别是向北美出口的工厂。还有一块掉得比较厉害的是空调,这类产品主要是在国内销售,与住宅消费相联系,而现在中国的房地产不景气。凡是与家电、住房、纺织和出口行业相关的产品,都掉得很厉害。这次经济危机的广度和深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来得这么快、这么猛!大家原以为总会有一个过程,结果哗啦一下子就不行了。搞物流的对此感觉最明显,如上海外高桥的隧道,原来老堵车,现在不堵了。
    我了解到的深圳和广州的情况更糟糕,那里主要是港资、台资,他们到了10月份就捱不下去了,从年中开始那里就不行了。那里搞纺织、物流和出口的都不行了。因此,情况的恶化比想像中的来得更快、也更厉害。另外,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最坏的时候还没到呢,还没到底呢!因为制造业的萎缩才刚刚开始,他们现在做得还是上半年的订单,而从年中开始就没有新单子了,这样明年你拿什么做呀!

课题组:你们这个以制造为主业的公司,情况也是如此吗?

 

主管:这要看行业了,通信和石化部门好一些,但和服装、住宅、汽车及出口相关的产品,订单都没了,或者很差。

 

课题组:这种没订单的情况,在你们公司国内40多家企业或工厂里,能占多大比重。
主管:比重不太好说。我们的产品在中国分为三大块:一块是中国制造、中国销售,一块是海外制造、中国销售,一块是中国制造、海外销售,这一块是专门出口的,比重不大。我们在中国的厂子有30家左右,专作出口的只有六、七家,约占20%;第二块的比例和作出口的差不多,60%左右是中国制造--中国销售。

 

课题组:这一块的状况是否好一些?

 

主管:对。为什么说这次危机来得快,因为在上半年,我们的产品还供不应求,客户催着我们做,甚至都骂娘了,说:你们怎么供不上货呀?但一过了夏天,哗啦一下就不行了。这种状况还从来没有过。

 

课题组:那你们现在还要搞并购吗?

 

主管:要!这正是并购的好时机呀!我们公司的现金流比较好。2008财年,我们手上的现金有几十亿美元。但是并购也有些问题,这些钱,你买小的还可以,但要买大的企业就不够了,还要从外部融资;而这个时候外部融资很难筹到,或者融资成本很高。

 

课题组:最近银行方面好像有一个新的文件,要为并购提供配套资金,你们能用这笔钱吗?

 

主管:第一,他们不会给我们,第二,我们的并购是在全球层面上进行,中国的银行不会给外国公司提供这类资金。

 

课题组:美联储现在不断地注资,都上万亿美元了,银行惜贷的情况似有缓解,由此你们也不能融资吗?

 

主管:目前美联储的注资主要是针对金融系统。

 

课题组:他们不是也开始对汽车行业实行救助了吗?

 

主管:汽车行业已经折腾了好几个月,最近才有一个协议说要注资150亿美元,但这点钱根本不解渴,就算注个四、五百亿美元也没用,那是个无底洞,150亿美元只够发工资到明年一季度;国会很清楚,这不是几百亿美元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破产重组,美国三大汽车的负担太重了,工会的压力太大了;破产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解决。这几大公司比我们的国企还国企,福利和保障还要高得多,他们怎么可能搞下去呀?

 

课题组:面对当前形势,你们在中国的工厂准备关一些吗?

 

主管:我们一些完全搞出口的厂子可能要调整,一些劳动密集性、产品附加值低也可能迁到越南或东南亚成本低的国家去。另外,我们在山东的一条小生产线已经停了,迁回美国了。当时这条线拿过来,是因为要抵近终端市场,它只是简单地搞组装,全部是自动化,没有多少人工成本,拿到美国外面来生产也没有多少优势,还要找配套厂家,挺麻烦的。放到这里,搞下组装,可以降低进口税。现在油价下来了迁回美国,成本变动不明显。
    既便如此,我认为也有些短视,迟早你还要回到中国。国为该产品在中国刚开始,是环保产品,市场潜力很大,而在美国早就普及了,但中国市场一旦起来,那就不得了。如果现在你在这个最大的终端消费市场没有生产点,那么日本和台湾的产品就会迅速抢占市场,那时你再进来,门槛就要高多了。

 

课题组:现在这种状况,你们公司的计划要作调整吧?

 

主管:我们在11月的计划会上就把明年的各项指标向下调了。过去三年,我们的增长率(全球平均)约在10%,亚太区可能超过20%了,2009年调到5%,砍掉了一半;但现在看这个5%能否达到都要打问号了。现在我们已经提出要在高成本的地区,如欧美日,关厂减人降薪;但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即中国的北京、上海和深圳也进入了高成本区。

 

课题组:那你们往哪里走呢?

 

主管:中西部地区,如西安、重庆、成都。在欧洲是往罗马尼亚、捷克等地。对于中国的地方来说,新劳动合同法让我们十分头痛。这里面不仅有一个成本提高的问题,还有一个执行程序上的问题,即与员工利益有关的重大决策要通过工会或职代会,如没有这两个机构,就要全体员工通过,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厂子可以自由雇工,但要解聘就很难了,成本很高。现在还有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原来这些规定都有,新劳动法把这些门槛抬高了,使得有些中小企业更不守法了(他们原来就不执行),而我们这样的跨国公司就处于一种更加不利的竞争状态。这样,新劳动法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把好的、守法的企业赶走,留下的是那些不守法的企业。从这个方面看,立法太超前了。实际上,在制造业方面,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还必需利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新劳动法一出台 ,这个优势就打了不小的折扣。另外,在广东的一些地区,工厂大量关闭,而不少来打工的人员却回不去了,因为他们的老婆孩子都来了,小孩好不容易在打工地区的学校上了学,现在他们没工作了,也很难再回去了。这样的人多了,就容易出事,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据我们看,这次危机可能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过去;当然,有的人乐观一些,认为一年多就过去了。

 

课题组:如此说来,你们在欧美日的工厂还要往外迁?

 

主管:这是肯定的。美国的情况会更差一些。这次美国大选期间,有一个媒体没有大肆宣传的情况,即美国有一个法,有点类似中国的劳动法,其中有一种集体谈判机制。现在美国的汽车和钢铁等行业都被工会复盖了,所以这些行业基本没救了;但有很多企业,特别是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企业和公司,是没有工会的。美国的这个法出来以后,没有工会的要建立,如不建立工会,也要采取集体谈判的方式。奥巴马非常支持这个法,当美国一旦通过了这个法,企业还有不少要外迁,因为呆不下去了。这是联邦法,每个州都要执行,这样将逼着企业外迁。

 

课题组:你们在中国的企业,每年的利润是滚存还是汇出?

 

主管:基本是汇出。我们在这里的利润有两个用途,一是用于这里的并购和再投资,这是小头;大部分利润是汇出。我们有几十个厂子在中国,在美国则有上百家工厂,复盖60多个产品部门;从全球看,我们的工厂最多的还是在美国。我们在中国的工厂从几家变成几十家,开始时投资进来,然后产生利润,到现在利润超过投资需求,利润还是净汇出。

 

课题组:你们在中国的企业,每年的净出口是怎样的?

 

主管:我们的进出口基本相抵,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们影响很小。

 

课题组:像你们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净出口方面能分成几种大的类型吗?

 

主管:美国商会每年都有基本的统计和分析。在华的这些跨国公司,70%以上都主要是在本地销售产品,它们的进出口对汇率变化不敏感。受汇率影响大的是那些专作出口的企业,如港台及大陆的企业。而那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在这里办企业,主要是为了拓展市场,而不是为了出口;即便是作些出口,也主要是针对本公司在亚太地区的其他厂子供货。大公司在华投资主要为了出口的还是少数。特别是这两年,中国市场成长得太快了,我们的产品在这里还供不应求呢!所以汇率变动,对我们这样的跨国公司,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汇率变动影响大的是那些专作出口的,特别是那些搞来料加工的;对于这些企业,现在有三座大山压着:一是新劳动合同法,二是汇率升值,三是出口退税的减少,目前这三座山一块来了,把他们给压扒下了。

 

课题组:在利润汇出的换汇上,没有什么障碍吧!

 

主管:以前有,现在没有什么问题。利润到了我们的财务结算中心,都是完了税的,是由当地的税务部门出具了完税证明的,然后我们拿着这个证明到外汇管理部门,按着当时的汇率换成美元汇出境外。只要你完了税,有多少利润都可以汇出去,不存在额度管理的问题。五、六年前有这个问题,那时外汇管理部门希望你把这部分钱用于国内再投资,当时国内资金比较紧张,有时候会有意、无意地设置一点障碍,不愿意让你汇出去,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课题组:这几年,你们在中国的营业额和净利润是何比例?

 

主管:大体上是百分之十几,在全球的其他分公司也大体如此。如果我们要在当地搞并购,这部分利润就不会汇出去。对于海外的在华金融企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们是想把钱汇进来,因为人民币升值呀。但最近几个月,它们在往外调头寸,因为总部出了问题,缺钱了。外国在华的商业银行分公司在这里的钱不多,流动资金紧张,靠银行间的拆借,特别是国内的大银行给他们拆借。但从今年一季度之后,特别是花旗出了问题后,国内金融机构不肯借钱给他们了,所以他们叫得挺厉害。最近国务院有精神,要给他们解决一些问题,适当照顾一下。
    我们没这个问题,主要是靠自有资金,银行做下中介,即在我们国内的几十个企业之间通过银行调度头寸。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控股公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能进行金融运作,要通过银行托管这个中介,才能在我们自己企业之间进行资金调配。我们这些企业的余钱在银行建立一个资金池,然后通过银行托管作内部余缺调剂,这个是不对外的。当然,我们偶尔也向银行借点钱,期限很短,10至15天,临时救下急。我们主要是在几家大银行开户,因为他们的网点多,操作也较方便。但我们有规定,在每家银行存款有一个额度限制,为了资金安全。

课题组:现在国内银行可以为你们搞商业票据贴现吗?
主管:可以。

课题组:那些港资、台资企业的出口收入和利润留存是怎么处理的?

 

主管:这个我不是非常了解,一般说来,他们也会汇出去的,因为现在这是很方便的;除非他们的业务很大一块在国内。

课题组:近年来,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很强,那些港资、台资企业和全球化大公司有没有把利润滚存起来存在银行来赌人民币升值?

 

主管:这种情况有,但主要是金融机构,做实业的企业和公司少一些。但在搞实业的里面;港台资企业这样做的相对较多。跨国公司一般不做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有一个信条:即我的核心业务是什么,我就做什么,别的再好那也是人家该得的,不是我的,因此我不做。例如,我们公司在大陆有几十家企业,按说像我们这样的公司要拿地是很便宜的,但我们一般都是租的。有人曾对我们说,你们何不多拿点地,在房地产上炒一把,但我们不做。因为这样的百年老店,长期的经验告诉它,离开了核心业务,短期会有所得,但在长期内一定失大于得。全球500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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