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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瑞可:政治报告与中国近代史的总课题

经略第二十一期
无论建国前,还是共和国前后三十年,都出现各种问题、失误以至极其悲剧性局面,但每次都能自我调整,恰是党内辩论与斗争保持了自我更新能力,还要和外部力量辩论:中苏论战更重要是通过论战对国内官僚政治施以压力,防止像苏共那样脱离群众

从北京奥运会的盛大举行到"十八大"圆满召开,一系列标志中国崛起的重大事件,越来越昭示出,"中国近代史"正在走向结束。这个近代史基于这样的叙事框架:伟大的中国文明的衰落及腐败、西方列强的侵略、日本的崛起,以及作为对"外患内忧"之总应对的"中国革命"。在这种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中国革命的总课题即是将"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带出西方列强的殖民围剿,实现自身的独立自主与伟大复兴。

这一总课题是近代以来我们一切政治思想与实践的"总前提"。为认识中国衰落与西方强大的原因,并由此探索中国突围崛起的路径,百年之间,民族的先进分子们作出了形形色色的主张和尝试。终生致力于此的哲人兼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先生曾将其归结为"技器不如人"和"组织不如人"两大要素。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正是由技器而入实业,由实业而入政治及其组织方式,由政治而入律法风俗、文化习惯,狂飚突进的时代,到处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干柴烈火,到处是救亡的组织与主义流行,却仍然深陷军阀混战与连续的外交失败。

政治组织与政治中国的复兴

这最终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根源恰恰在于政治组织的失败,西方议会政党体制经过民初短暂的尝试后即被认为行不通而遭到否弃:革命的成果总被革命的投机者所窃取,又被列强的分而治之所支离破碎;没有全民的政治共识与利益一体化,徒有其形式的议会与党争政治完成不了中华文明的现代整合;政治上的不统一与低效,恰恰是中国近代面对外侮反应不力的重要根源。

近代史叙事的基本尺度及其衍生的总课题和不断的试错方案,最终历史地选择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路径:只有"政治"中国的复兴,才能最终带动"文明"中国的复兴,而政治复兴的支柱是统一的、高度组织化的政党。现代中国的的独立与建设最终必须落实到作为"先进性团体"的统一政党之上。

1920年代,中国革命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共产党的成立与国民党的改组,标志着中国革命最终选择了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模式:

    20年代初,基于对中国"一盘散沙"现状的焦虑,两党不约而同地厌弃西方议会政党体制而选择'以俄为师',仿效其'民主集权'的政党体制和'党在国上'的党治体制,其影响极其深远。[1]

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党内派系纷争和国内冲突诸种问题的困扰,俄国的成功向他展示了良好的党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对于东方大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重要性,他在晚年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组织松散及思想不统一,最终选择"联俄、联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

在一个没有广泛政治参与的"封建"型国家,在一个多民族的文明型国家,在一个为列强分而治之的"半殖民地"国家,要形成高度的政治统一、建立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制度,实现政治中国的复兴,其任务是系统而复杂的:

        孙设想了一场由全体中国人推进的毕三次革命之成功于一役的革命:推翻满清与帝制的民族革命;建立共和国与民权的民主革命;平均地权并节制资本主义罪恶的民生革命。这种宏大的革命方式,在世界历史的革命中也是罕有其匹的。[2]

传统的"会党"利益驳杂,单纯的排满革命会致国家于分裂,占少数的"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及革命者力量又太弱,只有通过有着共同纲领、严密组织的政党,在民族、民权、民生三位一体的安排下,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唤醒最广大群众的革命意识、革命动力,才能进行最广泛的政治动员、爆发革命的洪流,以获得强大统一的政治力量对抗内外敌人。这是孙中山几十年失败与再失败的经验总结。

仿效苏俄"以党建国",正是以统一强大的政党来作为革命建国的核心与准备:"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3]这样的政党为革命与建国提供了理想及其实现纲领、制度雏形、干部储备,以形成社会动员的整合力量。中国要获得独立而完备的主权,要完成强国与复兴之路,前提即是具有这种作为国家雏形的政党及其实践,以实现有效的政治统一与组织。须知在现代国家与宪政尚未建立的前提下,我们不能要求这样的党只是某种代表部分利益、选举性的政党,"建国党"的性格不能等同于"俱乐部党"的性格。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政党与国家关系必须具备的视角。

"先锋队"的政治报告

孙中山晚年对国民党的仓促改组未及功成,蒋介石投机"大革命"实现的形式统一亦未消弥党内混乱与派系,这种急功近利反而造成无论在党的组织还是在全国的政治领导力上都涣散如故;同时国民党左翼与共产党皆指责其背叛了革命,投靠了英美资本与江浙财阀。内部不整合与外部投靠的政治主体,无法完成艰巨复杂的中国革命总课题。

与已然派系林立直到1924年重新改组才确立全面共识与革命纲领的国民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建党伊始便是以明确的"政治理念"从点到面组织起来的,保持着党的思想统一、组织严密:

不是先有党员,然后大家组织在一起形成共产党,然后要夺取政权。相反,整个逻辑是颠倒过来的,先有一个政道在,有'天命'在,有领悟到这种天命的先知或者导师,然后在精英群体中培养门徒,从而形成一个先锋队组织,这就是党员组织,再去动员整个社会大众。[4]

这个党一开始只是清一色"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通过学习总结与激烈论战把握到了时代的总命运及其出路所在,以传统知识分子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参与到一种宗教般的救世运动与革命斗争中去。从完成中国近代史的总课题来说,它首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动员群众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远大理想来看,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正是理论的先进性、理想与价值的普遍性,使其获得了最广泛的代表性,足以弥合多民族文明型国家的"差序"格局,进行最广泛的政治动员,向着统一的现代政治共同体迈进。

理论先行,宣传与组织工作密切跟进、统一布署,从中共建党的"一大"开始便形成传统。与传统中国的主流信仰系统类似,这个理论建设的传统或许可称为党的"经学"传统。这一点在党后来的"自我意识"中是清晰表述的:中国革命的核心是党的建设,党的建设核心是理论建设。只有正确的理论以把握"政道",才能保证党的先进性、代表性,才有号召力,才能从逻辑上体现党的合法性,或者说"天命",也才能教育党员、培育党员,完成党的事业。因此党建的首要任务是不断进行理论学习、调研与建设,分析"当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以统一认识形成政治指导文件。党取得与执行共识的组织形式是其"全国代表大会",而其经验总结、理论建构最终的政治文件便是党代会上的"政治报告"(早期特别会议或中央全会的报告也有被称为"政治报告"的)。

当然,党的"一大"(1921)并没有所谓的"政治报告"的提法,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作了主题演讲分析国际形势、介绍第三国际和界定中共的任务,其后在热烈讨论与代表工作汇报基础上通过的只是"决议"。"二大"(1922)开始,"三大"(1923)、"四大"(1925)都由陈独秀代表中央做了"工作报告",不叫"政治报告",只有"五大"(1927)上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在党史上才被规范性地当作第一个"政治报告"。但综合前几次大会上的决议、宣言或政治主张来看,其功能都如后来的"政治报告":分析形势、统一认识、总结经验、布署工作。而且,并非只有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才具有政治报告的意义,1926年12月13日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的报告就被直接冠名为"政治报告"。此外,中央全会的报告有时也被视为政治报告。只不过越到后来逐渐形成规范,只把每一届全国党代会的报告才称为政治报告。

正是政治报告保证了这个党始终是个政治性的党,负有使命和远大理想,不断修正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工作策略,而不仅是一个行政性的党、事务性的党(例如选举事务)。我们把政治报告单独提出来,作为独特而一致性的现象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与运作特点,并由此认识党的理论建设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中国革命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5]

共产主义目标与古典中国"大同"理想高度契合,但只有前者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土地革命目标,在共同谋求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才为创造一种超越多元民族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奠定了基础,才可能形成一种基于政治动员、广泛参与的共同的"政治生活";这个政党带领人民接过近代史的总课题,承继"天命",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从根据地斗争到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大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及其曲折......以统一的政党、漫长的充满力量感的革命史,构筑了人民共和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共同记忆;这个政党以自己在革命斗争与建设中创造的"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民主集中制"、"共同富裕"等一系列原则与理念为这一新共同体塑造了具有普遍性的伦理和精神气质。

只有这些,才使中华民族从一个松散的、封建的、多元的"文明型"民族迈向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成为可能:不仅多民族的共同价值、共同想像得以建立,而且现代性对中国既有传统的逆反造成的信仰真空得到弥补,新中国作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才有了它的"公民宗教"与一系列现代建制。因为,新中国注定无法是简单的历史重复,而必然是新国家、新气象、新道德。

因此,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就,其关键和秘密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而其特点就在于以"政治报告"为表征的党的理论建设。正如后来党的意识形态宣传所说的那样,这样一个政党的诞生在中国的确可以用"开天辟地"来形容,同样,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建制将来要出问题还是会因为这个党自身出了问题。

路线斗争与理论辩论

政治报告中的"共识"往往是经历了巨大的实践挫折才总结和选择的:大革命的失败直接催生了党的"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理论;"文革"的悲剧也开启了改革时代的新"共识"。但围绕实践总结与理论探索的往往是激烈的路线斗争与理论辩论。

党的"一大"即已明确规定在宣传工作上"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6]但宣传上的这种"集中"原则,并不能也不应该抹除党内的思想争议,如前所述,中国革命是一个将诸种任务汇集在一起的总体革命,在每个阶段、每个范围,革命的实践都需要不断地总结和给出新的具体方案,分歧在所难免。

党的诞生即根植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前后的"大辩论"时代,后来关于大革命期间与国民党合作的"自主性"争论,大革命失败原因的总结,苏区发展与"反围剿"军事策略的分歧,长征是否"北上抗日"的争议,建国后长期的关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性质的辩论,"改革"时代姓资姓社的争论等等,无不体现着党内巨大的思想斗争,从客观上讲这种理论辩论及其代表的路线斗争,保持着党旺盛的探索与纠错能力,保持着理论的生命力,但也常常给党造成不小的损失。

"由于缺乏保障这些理论和政策辩论持续和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辩论和分歧往往以权力斗争的强制方式获得'解决'"。[7]在这种斗争尘埃落定之前,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两个中央"、"两个声音"(如1935年张国焘另立中央、1989年中央的两个声音)。前面曾指出中国近代失败的根源是政治的失败、中国革命需要强力统一的政党,两个中央相对于这种需要来说便相当危险。不仅如此,当路线斗争、理论辩论诉诸社会动员、大众参与,与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结合,暴力化与两极化就会造成剧烈社会动荡。更有甚者,当无情打击的权力斗争还不足以解决最终分歧时,屡屡出现本来只是思想与路线的纷争,最后会以一方落入"刑事犯罪"的结果而收场,严重损害了党的道德形象。

政治报告主要内容基本都回应党代会之前几年激烈的思想与路线纷争,也往往反映了权力斗争的结果。"九大"(1969)报告林彪代表中央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十大"(1973)报告由张春桥、姚文元等起草,周恩来宣读,以批判林彪集团为核心,号召"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一大"(1977)则由华国锋作报告,批判"四人帮"、宣告"文革"结束。这前后三个报告,从思想内容到人事安排,都折射出报告后面剧烈的斗争与动荡。

然而即便如此,还是必须肯定路线斗争与理论辩论在党的理论探索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无论是建国前的革命斗争,还是共和国前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曾出现各种问题、失误以至极其悲剧性局面,但每次都能自我调整、拔乱反正,恰恰是党内的这种辩论与斗争保持了党的自我更新能力。辩论与斗争不仅停留在内部的自我辩论,还要和外部力量辩论:中苏论战的高调与公开,不仅是在与苏联争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话语权,摆脱对苏共的宗主关系,更重要是通过论战对国内官僚政治施以压力和自觉,防止党像苏共那样脱离群众。

对于一党执政的体制来说,路线斗争与理论辩论因此是党保持活力的不自觉的历史选择,"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思想与路线分歧必然显现也必然要诉诸解决。回溯党史,"不惧怕争议"、"允许大辩论"应该作为优良传统保留下来,只是要建立机制防止正常的思想争论向无情打击的权力斗争转化,同时在党的统一集中与思想争论之间找到平衡方法。90年代之后,在党内执行"不争论"方针的背景下,路线斗争与理论辩论传统逐渐为公共知识界的争论所取代,媒体的活跃与知识界的参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网络问政"模式的的发展,促使党在一系列公共问题上保持敞开、获取意见与建议,关于三农问题、国企改革、医疗改革的长期争议都在党的政治文件中得到综合回应。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但需要理顺机制,处理好内外资本力量控制话语权、单面引导舆论这样的问题,保持党的全面代表性。

从"十二大"(1982)开始,全国党代会形成了五年一次的规制,政治报告的内容也越来越系统、语句更科学规范化,"政治性"越来越少,讲经济建设与各方面工作安排、发展规划的内容越来越占主要篇幅。早期报告那种口语化与演讲性语句逐渐淡出,越来越像一个科学文件,当然对普通民众来说阅读起来也越来越困难。到"十八大"(2012)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政治报告,已经完全将一个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呈现出来,成为最为规范和系统的一个理论规划,可以说,建党90年的探索终于获得了在理论上的全面形态。当然,与这一过程相伴的是政党的国家化、行政化甚至官僚化。

国家之外与国家之中?

中国近代史总课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是通过一个强大统一政党的自身建设与实践,将中华民族整合为一个现代国家。这是一个以党建国的过程,人民共和国的建制是党建立的,党自身的政治品格、理论建构,决定了国家的主权性格与架构。党的"政治报告"仍然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切实体现以党建国的现实,在其折射出的党与国家的关系上,也就因此存在着两个维度。

以党建国的过程,是党不断把握时代课题、形成理论政策、指导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与西方在既有宪政框架之下的政党竞争格局不同,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因此不是基于选举程序,而是基于它所表述的理想是否符合民族复兴这一近代史总课题。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不断与时俱进,以期向全民族提供价值的规范、理想目标和治国理政的思路,最终移风易俗,确立公民的基本信仰乃至生活方式。

党在"政治上"因而有其超越于国家的一面:国家的权力架构、制度安排、运作模式都依寻于这些价值、理想和思路而设置,处于变动和不稳定性之中。国家与社会的各项制度依据中国社会的实际而不断演化,但对于制度合法性的解释,即是否符合某种既定价值,则由党的理论机关和权力机构来完成,党的政治报告形成的重大共识最终也会形成对国家宪法的修正意见。也正因为符合理想的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尚未定型,"改革"才成为共和国的永恒命题、政治正确。

当政府的实际政策与党的政治价值被认为有抵触时,党与国家之间就会发生紧张关系。例如,历史上党的理论和宣传部门,不仅领衔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大批判,而且一直以自身的理论与价值规范着各级国家权力部门的工作。党实际上对政府权力构成监督与规范的关系,以保证政府行为体现近代史总课题所代表的最终的"善"或者说"人民意志"。

党所提出的共同价值与目标本身,是凝聚全民族意志的根本,党的广泛代表性先验地来自这种内在属性。而党员的跨领域、跨地域、跨民族、跨阶层的多样来源,党对各种社团与政党的领导关系,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调制度又在现实运作中使得党成为整合全民族的核心。换句话说,中华民族整体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国家整合的维系力量来自于这个党。党的"政治报告"是因时制宜地给出共同价值与目标的政治文件,是党能否保持政治凝聚力的重要体现。

但是,党在宪法与法律层次又必然始终在国家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显然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必须接受宪法约束:除了党自身的运作由党章来约束,党对国家的管理,特别是具体的党组织和党员个人的行为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以党建国容易造成党高度垄断一切资源,在国家没有稳定建制的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出现党权往往大于国权、人治会游离于法治之外的情况,容易走向腐败与独断,丧失其活力与代表性。为尽快形成稳定制度、依法治国,1980年代开始的政治改革首要目标便是"党政分开":党不再直接管理国家事务,仅通过理论建设、组织安排与人事任免等间接地管理国家事务;90年代末"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又明确宣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了执政党。这样一个过程是党以自己在政治上超越的地位和能力,通过政治文件特别是政治报告,通过有规划的政治体制改革,把自己纳入自己设立的法治轨道的过程,是政党"国家化"的过程。这在逻辑上体现了某种微妙的悖论,却在现实操作中体现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动态平衡的智慧。

党"在国家之外"与"在国家之中",这两个维度相辅相成。前者基于中国近代史的总课题:中华民族的现代建国任务需要一个强大统一的政党,并且这一现代国家的公民信仰与基本制度尚未定型,需要党发挥"政治"功能,提供价值与共识、理想与目标,规范国家行为、整合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如果说前者体现中国的特殊性,那么后者则基于现代国家的普遍性,以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权利,依法治国。没有前者,党会迅速官僚化、行政化;没有后者,党权会始终凌驾于国家之上。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仍然会是中国近代史遗留给我们的一个课题。


[1] 《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5页。

[2] 徐中约,《中国的奋斗》(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第364页。

[3] 孙中山,《致金一清函》,见《孙中山全集》第三卷。

[4] 王绍光,《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索》,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15页。

[5]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6]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1921)

[7]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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