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20年专辑 系列专访(一)
专题引言
1989年9月15日，《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夺魁，这是华人电影第一次拿下金狮奖，也是台湾电影第一次在国际四大影展中独占鳌头！20年后，2009年的今天，正值《悲情城市》获得金狮二十周年，我们走访该片的创作人员，回顾、反省。
当各方都显现出真实样貌，当我们找到各片拼图，或许，「完整」才有重见/重建的一天。
它，曾经开启台湾电影踏上世界影坛的契机。
它，曾经为这片土地的人民发声，让世界透过电影认识现在生活在台湾的人们之所思、所想、所感，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处事态度…。
它，曾经引领过许多年轻人追逐电影梦想，但也瘫痪过电影人的创意。眩惑於金狮的闪耀，许多人起而效尤，但人们忘了，模仿永远是创作的天敌。 …
20年后，重看《悲情城市》，它在电影语言的开创性及创意，依然鲜活有力，或许，艺术的价值就在这里，经历岁月的锻炼沈淀，越陈越香。
但它对台湾电影、台湾社会，甚而对世界影坛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或许是个值得一问再问的问题！
且听幕后创作者怎么说！ ―――张靓蓓
吴念真谈《悲情城市》
专访撰文：张靓蓓
地点：吴念真工作室，台北大直
时间：2009/6/30
张靓蓓∶今年是《悲情城市》二十周年，能否谈谈当初怎么开始编这个剧的？
吴念真∶先是孝贤和张华坤想找杨丽花拍戏，就想了个很粗略（rough）的故事，在圆山饭店讲给她听。当时想找杨丽花和周润发，一个台湾天王，一个香港天王，若是两人碰撞，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杨丽花演的是基隆酒家的一个大姊头，周润发从香港来，要找一个失踪人口，大约从这个故事开始讲。
那时候我一直对1949年的情境很感兴趣（注1），当年有四川轮，专跑大陆跟台湾之间，她也提起民国38年第一次到基隆时的印象，当时天下著雨，旅馆都是满的；大陆有人载来许多上好的家具来，没地方放，都堆在旅馆外面，就随便拿片东西盖著，那个画面对我来讲很有想像力。不过这个案子没成，后来重新弄时，孝贤他们说，如果把杨丽花这个角色当作下集的话，上集会是什么？
於是上溯大姊头的年轻时期，《悲情城市》里面她家也是开酒家，片中的小女孩阿雪，长大之后就是当初杨丽花要演的角色。
本馆剪报资料 / 联合晚报，民国78年9月15日
《悲情城市》里的很多细节都是大家提供的。他们去看过相关书籍，像天文会去阅读一些书；我会讲些我们矿村里的生活经验，譬如领带拿出来，上面写著「你要活得尊严，爸爸无罪。」那时候我们都在「客中座」（茶艺馆）闲聊，整天东讲西讲的。我记得刚写这个剧本时，「阿公」李天禄的东西写很多，当时我是用我一位大伯公的样子，他会武术，常教小孩练功，眼睛不能眨…。后来林文雄（陈松勇饰）被杀死之后，阿公本来是要去报仇的，很老了，还扎好腰带，一副要去耍勇斗狠的样子…。本来的剧本写得非常非常的长，可是当初写剧本时，并没有哑巴这个角色（梁朝伟饰演的文清），因为找梁朝伟演，他没法讲国语，所以改了。即便这个片子拍完了，剧本都还在写。包括拍完后，那些日记、信，都是后来再加的，如宽美（辛树芬饰）说，今天要到哪里上班啊、美丽是一种幸福；九份已经天冷了，芒花开了，像雪….，都是我后来重新写的，我还记得我们把辛树芬从美国叫回来配音，那时候她住在美国，已经嫁了。
《悲情城市》里的很多细节都是大家提供的。他们去看过相关书籍，像天文会去阅读一些书；我会讲些我们矿村里的生活经验，譬如领带拿出来，上面写著「你要活得尊严，爸爸无罪」。
问∶我们现在看到的剧本跟当初的有何差别？
答∶有一些差距，但是大部分的架构还在。很多细节，在拍的时候，都已经再修了。片中他们提到一段印假钞的情节（红猴这条线），是拍摄时，孝贤不知道听到什么（注2），后来自己加上去的，我觉得那一段老是不清不楚的。
问∶ 片中红猴一出场，没有close up，没有清楚的介绍他，只在九份出现一个中景画面，你们一群知识份子在室内谈论国事时，梁朝伟在外面买烧烤，这时候红猴第一次出现，和文雄小妾的内兄（太保饰）交谈，出示假钞，后来在睡梦中被人从床上绑架，再接著就是验尸的画面，都是中远景，加上片中人物众多，不特别注意，很容易就漏失了他，但是偏偏这条线是个转折的关键。
答∶对，那一段是加进来的线，我就不清楚那个情形了。
问∶后来你们自己去演，很多场面都是你在讲话，当时是怎么个情况？是即兴的？
答∶是即兴的，但知道大约的状况，孝贤实际上是丢给我们自己去演的。作为一个演员，机器一开，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没人讲话时，我就会拉一个话题来，开始讲，那时候我只是把工作完成，把一个情境拉出来就好了。
问∶除了你自己参加的场次之外，你还去过哪些场？
答∶我去过很多次，包括他们在大湖拍酒家的戏时，我都有去，在那时候认识蔡振南的（注3）。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他在里边唱歌，歌很好听，好像是他随意写的，写得非常好。我记得那时候有人说，我跟他长得很像。后来我就跟他、跟张华坤拍了张照片，后来我太太看到照片还说∶「这三个男人要丑得这么整齐，还真不容易。」
后来他《戏梦人生》拍完之后，我就找他拍《多桑》，其实我在写剧本时，已经决定是他了。
问∶那时候你和朱天文在编剧上是怎么合作的？
答∶通常都是三个人坐在那边一直讲，天文很厉害，她会把我们胡说八道的东西整理出来，大家再拿她整理出来的东西再写。孝贤也许有时候会单独跟她去谈一些事件，之后我再把对白加以修整、整理。
当然前期大家是一起丢东西，那种合作关系就是这样。到最后，孝贤讲，念真，OS你写，我说好，我还先录音给辛树芬，这句话台语该怎么说，才讲得比较准确。
那时候动员很多人，包括唱「幌马车之歌」时，我们还跑到九份，就在那个场景里面去录音，天文、谢材俊、天心，天文的妈妈刘慕沙，都去。我们还用英文把日文拼出来，大家在那边唱。
「九一八」那首歌，我们是当场学的。
问∶「二二八」本来就要讲的？
答∶是，本来就想讲的。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怎样，我自己对二二八永远的看法是，第一，窗口把它拉出来看清楚，不要掩盖，掩盖起来的话，越盖越烂、越烂越多嘛！
第二，电影也可以谈二二八，二二八就不神秘了。我觉得是这样。
问∶谈二二八，要从哪个角度切入时，大家有没有讨论？
答∶没有，每个人都在谈细节，自己都已经在修正了。
像我觉得，二二八最大的问题是一种「认知错误」及「文化冲击」。因为两地已经相隔五十年了，会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产生，像昨天日本人来问我，为什么大陆对日本的看法和台湾对日本的看法完全不同？你要怎么去说这个东西？
我们是从父亲的眼光去了解日本的，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说不定还比对中国的了解还多。就像一九九○年第一次跟大陆接触时，大陆跟我们书本里所看到的不一样，想法也有差异….。
问∶你们拍完有没有想到？事后其实有蛮多争议的！
答∶事实上之前就会有心里准备了，至少我个人会，因为这个东西一出来，各有自己的想法嘛！譬如我碰到一个台湾老先生，他说，你们为什么避重就轻，为什么不拍把人绑著丢到淡水河去？每个人对这个东西都有期待，你要怎么讲？
观众永远这样，譬如我现在舞台剧一演完，他会跟你讲，你为什么不写成那个样子？
这个东西没办法，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问∶侯导曾说，拍好后第一次试片，看完后一出来，他还说，这是一个烂片，怎么会呢？
答∶我第一次看完，觉得还好，只是我觉得「红猴」那条线是不太清楚的。老实讲，对我来说，它是个大片，尤其音乐加上来之后，我觉得那是个格局很大的东西，只是有些细节上有点不太清楚。之所以不清楚是因为他剪掉了，他不是没拍，而是他剪掉了。
问∶他有拍啊？
答∶他有拍，包括他的妈妈受伤，被带到现场，警察来。画面都有，很多都剪掉了。他大概自己在里面很久了吧，我不觉得是个烂片，只是有些线拉得太可惜，不然那是一个很大的片子。
问∶其实二十年后回来再看，还是很好！
答∶还是很好看啊，二二八在里面只是一个事件的背景，林家的家庭生活在这里面才是主轴。所以后来有阵子我们才会开玩笑说，好啊，续集可以拍了，阿雪把酒家撑起来啦！
问∶你第一次去威尼斯影展的感受如何？
答∶那次是孝贤他们先去，我跟张华坤他们比较晚去（侯导他们先去加拿大多伦多影展）。
我那时候只知道这个片子可能会有点问题，可能会被禁，有那个准备，所以底片什么的都留在日本。后来片子先在多伦多先放，就有人提，片中有段军人冲进小上海去捉人的场面，很敏感。那时候孝贤已经在国外了，邱复生有点紧张，他要我去跟新闻局局长还是副局长见面，要我去解释一下，就去吃个饭，他们也没有表示什么特别的意见，只是隐约讲，将来回来上演时，这一段说不定会被剪掉。
我不晓得为什么以前老百姓要当得这么卑微？所以有阵子心里有点不舒服。
对我个人来讲，那是台湾片第一次进（世界）四大影展正式竞赛，我自己是蛮开心的，所以去的时候，心情蛮兴奋的。威尼斯我已经去过一次了，是贝沙洛影展时我们一票人已经去过一次了，因为威尼斯很好玩，这一次又有较长的时间待在那边。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到底外国观众和外国评审会了解这个片子吗？
当时香港的影评人舒琪（担任《悲情城市》国际宣传）还是谁，曾经建议，要不要在片头前面加个说明。所以我曾经用中文写了一段话，台湾是什么？台湾的位置在哪里？好像是写「葡萄牙人曾经在16世纪叫它福尔摩沙。后来，西班牙占据过它，日本人占据过它，清朝又怎么样…，所以有人给它一个悲伤的名字，叫「亚细亚的孤儿」。一九四九年，他重新跟国民党怎样…」，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
后来他们把那段文字弄得太长了，我记得在威尼斯观众场放映时，英文字幕开始在走，义大利人在下面快速的用义大利文翻译，唧唧咕咕，说得飞快，惹得全场大笑。
我们那时候觉得可以参加已经很不错了，没想到会得奖。得奖的事，我们是前一天先知道的，大家相约先不讲。我被告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开心，记得我刚好进旅馆要上楼去，是外国的发行商告诉我的，同时要我「keep secret」，我就很高兴啊，我问她∶「孝贤知道了吗？」她说∶「知道啦！」
我就上到楼上，刚好孝贤出来，我真的是忍不住了，就抱著他，我觉得就很简单，因为你清楚这个人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辛苦这么多年，这样子对电影，我觉得是值得了啦！
好像是几年后，孝贤在一个访问还是哪篇文章里说，我抱住他哭的时候，是台湾人的压抑。我觉得不是啦，没那么复杂，我只是觉得朋友成功了，我很替他开心，真的真的，真的是非常单纯。
问∶他之前有多辛苦？
答∶之前《小毕》的时候，他卖房子，为电影赌上身家；然后押房子帮杨德昌拍《青梅竹马》。其实《悲情城市》在拍的过程中预算超支，邱复生还有一阵子觉得钱花太多了，后来杨登魁出面跟他说，那才多少钱。真的是很多挫折，就是他长期以来为电影、为这个片子，所以真的很替他高兴！当时抱著他，真的是想哭出来，我真的是很开心。
当时就很想打电话跟家里讲，后来一想，还是算了，先不要讲了。等到颁奖时，就已经没什么了，因为快乐已经在得知的那一刹那了。颁奖那天晚上，还是很开心！一出来，张华坤拿著面小国旗在那边走来走去，我们就沿路在街上大唱台湾歌，一路唱回旅馆！不过那天晚上我记忆最深刻的不是唱歌，而是有位苏联评审，他跟孝贤讲，他在这部电影里看到国画，他觉得国画都是大山大水，人在里面是渺小的，这个片子给他的感觉是这样。我一听就觉得好棒，当初担心外国人会不会看得懂。其实是，人家要懂什么就应该会懂。
我觉得这是「人生一个很大的礼物」，是给他们的礼物。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哪一天应该再来威尼斯。
问∶后来你又去啦！（以《太平天国》入围威尼斯正式竞赛）
答∶可是情境已经不一样了。我喜欢义大利人，热情、直接，有时候有点慵懒，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再去。
问∶从《悲情城市》起，侯导开始进入台湾历史，开始有更深的牵连？
答∶我觉得他走出个人，慢慢的找出自己的位置，潇潇洒洒的走，是从《风柜来的人》开始，跳tone。并不是来自於这部片子。
他会结合到台湾历史，然后再拍《戏梦》，是自然而然过来的。我觉得那时候拍电影的人有个奇怪的默契，都想重新去整理台湾的过往，我想大概是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有自信去回溯了。从《儿子的大玩偶》开始，每个人都在拍，都在想。
吴念真：「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哪一天应该再来威尼斯。」 1998年，吴念真以《太平天国》入围威尼斯影展正式竞赛，再回到威尼斯，右为女主角江淑娜。(张靓蓓 摄)
这是好处也是坏处，好处是集中力是一样的，坏处是共通性太接近了，电影还是需要有多样性。
那时候当然期待新导演有自己的风格，后来发现每个人的调子很像，缓慢，深沈。
我当时就觉得不好，还写文章说这个事。那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现象，电影在变，但是观众没变，你塞一、两部给他，可以，到第三部他会厌倦；接下来，他会逃离；真的，到最后，观众真的逃离了。我不要陷溺在你的情绪里面嘛，我为什么要配合你的节奏呢？电影还是需要多样性！
问∶回头二十年，你再来看这部电影，你的感受是什么？
答∶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很多人知道，台湾电影可以正正式式的在国际上露脸，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像有一次我们到大学去，大学生站起来问，台湾电影什么时候可以在奥斯卡得奖？你知道，大多数人多半只认得奥斯卡。杨德昌一听就很激动，他就很大舌头，站起来回说：「那一天我们奥运拿金牌了，电影就可以在国际上得奖。」后来电影还比奥运先拿奖。
那时候还有个心情就是，孝贤拿奖了，很替他开心，他那么辛苦，终於得到一个肯定。另外就是，当年影评意见分歧，有阵子新电影被骂得很难听，说「老是参加乡镇影展。导演老是挖自己的肚脐眼给人家看。什么要观众来参观府上三次葬礼。」我对那些刻薄的言论都会记住很久，那时候我觉得开心的是，你再讲话啊！你再讲！这个部份是蛮属於我的，因为我蛮狮子座的，狮子座是报仇永远不嫌晚。
问：那是当时，现在呢？
答：现在，一样吧，在自己的生命过程里，曾经参与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它真的没什么特别，比较起生命中很多起起伏伏的大事，我觉得，它已经不算什么了。可以取代它的，在你自己的生命中，譬如谁的过世，那个太大了。这个对我来讲，已是小事了。甚至我常常忘记我写过哪些剧本，有时候晚上看电视，好熟啊，啊，这个是我写的。没什么特别。
问∶其实你的参与很重要啊！
答∶还好啦！真的是太久没有（再过那样的日子），慢慢已经遗忘了，我觉得人到一个年纪，能慢慢遗忘一些东西也不错，因为想那些会想不完。
但是我都不会记得过程，我记得的都是一些琐琐碎碎的东西。
譬如你说威尼斯影展，我记得的都不是影展的东西，我记得的是，刚好那一次是中秋节，我们刚好在威尼斯过中秋节。那天晚上，我们还跟那个美女，后来在台湾拍过广告的一个义大利女生，去她家，我还记得她家是在威尼斯一处建筑的顶楼，是斜天窗，我们所有人先坐船要去她家时，月亮很大很圆，所有人都躺在那边，晚上一直在看窗外的月亮。
问∶侯导去得很晚，已经快颁奖了。
答∶就是前一天晚上，后来又坐船回旅馆，月亮好漂亮、超漂亮，我就记得这些。
还记得杨登魁一直强调，要帮所有人买件皮衣，说，这样一出来，才知道我们出自同一个团体。我说，大哥，不好看啊！他就很失望，我们怎么会拒绝他呢？他觉得义大利的皮衣很好看啊！
后来又要所有男生去买范伦铁诺的摺领衬衫，因为他看老外穿礼服都穿摺领，我们就里面一件普通衬衫，好，每个人乖乖去买一件，他送的。
问∶那回来台湾呢？
答∶那时我开玩笑跟他们说，这部电影不用怎么宣传，大概就会卖得很好吧！这部电影大概破侯孝贤所有电影的纪录。
后来又被邱复生找去，弄海报、文案。
后来我想了个文案，觉得很好，「这部电影在今天之前，你没看过，也不敢讲。」
后来又把戏里的一句对白放到南部的海报上「本岛人最可怜，众人欺，众人骑，无人疼。」所以那一年的选举，南部都用这句话。
问∶其实回过头来看，是在创造历史！
答∶我觉得比较开心的是，证明新电影的这些人是不错的！不要再写，什么台湾电影都被这群人玩完了。
第一个就是告诉他们：「不，不是这样。」
另外一点是，孝贤应该得到他的回馈！
我记得他的太太讲得最好，人家跟他讲说，侯孝贤终於得奖了，他太太说∶「应该的。」
问∶什么时候告诉他太太的？
答∶那天晚上孝贤就打电话回去，叫她暂时不要讲。
问∶我们是知道很晚了啦！
答∶我们是先知道，后来有一天碰到蓝祖蔚，他骑脚踏车逛，说，啊，现在听说哪一片呼声最高！（不是《悲情城市》）我就把他拉到旁边，跟他说，蓝祖蔚，《悲情城市》得奖了，你赶快去发稿。人家焦雄屏已经在通知中时晚报的人写稿了，她偷偷先打电话，要报社先去访问谁，访问录音师杜笃之、访问摄影陈怀恩等等，先把稿子准备好了。
我觉得这群人就是这样可爱，为了一个东西，大家很认真的去做，要在世界上再找一群这样的人，大概不多了，真的很难。这个年代大家都太会计算，那个年代大家也没什么计算，谁拍片，大家都去帮忙。记得柯一正拍片时，一堆人帮他写剧本、讨论剧本，在杨德昌家，这种人跟这种世界不会再有了！
注解：
注1：基隆港的情景，为《悲情城市》拍摄初衷，为了不违背初衷，导演侯孝贤拒绝了嘉禾的合作计画。
1986年上半年，《童年往事》刚结束，侯孝贤国际影坛声誉日隆，但是国内却成为多人口中的「票房毒药」、批评他的电影沈闷。当时侯孝贤手中有六个拍片计画，但都各有难处。
其中嘉禾（即侯导所说的蔡澜）有意投资《悲情城市》，即杨丽花、周润发主演的版本，也是如今《悲情城市》下一代的故事，嘉禾希望侯孝贤拉队到澳门拍摄。但是侯孝贤当初想拍这个故事，只是基於对基隆港的单纯情感（吴念真亦然，见专访）。在他们的想像里，1950 年，上海来台的末班轮船抵达基隆港，逃难者各有心思，其中一个混杂在内的的黑社会份子（周润发饰）前来基隆，是想讨一批债的，却不知道自己赶搭的是末班轮，再也回不了大陆。
一下船，呈现在这群人眼前的景象是，成堆的煤堆在小火车上，一路运到港湾内；阴雨的天空弥漫笼罩著基隆港，特有的灰蓝色调捉住众人的视线。天上的美与地上的现实，形成强烈对比，港岸边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人群，丢弃枪枝的士兵，逃难者遗留的家具、古董，散落各处，多雨的港都，凄惶的人们，他们想拍 1950到 1956年两岸巨变之际的故事。
他们给台湾歌仔戏天后杨丽花的角色是，长大之后的「阿雪」，即李天禄在《悲情城市》里的孙女、林文雄的女儿。此时的阿雪，已是基隆港酒家的大姊头，生意兴旺。当香港黑道与台湾大姊头相遇，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嘉禾希望侯孝贤到澳门拍摄的一大原因是，便於控制；侯孝贤则不愿受制於香港电影的工业体制。时时想改变的侯孝贤，怎能忍受导演在拍戏过程中不能变动、按表操课的工作方式？创作是「活的进行式」，电影工业制造的则是「生产线」出产的货品。
注2：这是陈怀恩的家族故事，请见 之后的「陈怀恩专访篇」。
注3：蔡振南北上的缘起，请见「陈怀恩专访篇」。
专题引言
1989年9月15日，《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夺魁，这是华人电影第一次拿下金狮奖，也是台湾电影第一次在国际四大影展中独占鳌头！20年后，2009年的今天，正值《悲情城市》获得金狮二十周年，我们走访该片的创作人员，回顾、反省。
当各方都显现出真实样貌，当我们找到各片拼图，或许，「完整」才有重见/重建的一天。
它，曾经开启台湾电影踏上世界影坛的契机。
它，曾经为这片土地的人民发声，让世界透过电影认识现在生活在台湾的人们之所思、所想、所感，了解我们的生活方式、处事态度…。
它，曾经引领过许多年轻人追逐电影梦想，但也瘫痪过电影人的创意。眩惑於金狮的闪耀，许多人起而效尤，但人们忘了，模仿永远是创作的天敌。 …
20年后，重看《悲情城市》，它在电影语言的开创性及创意，依然鲜活有力，或许，艺术的价值就在这里，经历岁月的锻炼沈淀，越陈越香。
但它对台湾电影、台湾社会，甚而对世界影坛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或许是个值得一问再问的问题！
且听幕后创作者怎么说！ ―――张靓蓓
吴念真谈《悲情城市》
专访撰文：张靓蓓
地点：吴念真工作室，台北大直
时间：2009/6/30
张靓蓓∶今年是《悲情城市》二十周年，能否谈谈当初怎么开始编这个剧的？
吴念真∶先是孝贤和张华坤想找杨丽花拍戏，就想了个很粗略（rough）的故事，在圆山饭店讲给她听。当时想找杨丽花和周润发，一个台湾天王，一个香港天王，若是两人碰撞，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杨丽花演的是基隆酒家的一个大姊头，周润发从香港来，要找一个失踪人口，大约从这个故事开始讲。
那时候我一直对1949年的情境很感兴趣（注1），当年有四川轮，专跑大陆跟台湾之间，她也提起民国38年第一次到基隆时的印象，当时天下著雨，旅馆都是满的；大陆有人载来许多上好的家具来，没地方放，都堆在旅馆外面，就随便拿片东西盖著，那个画面对我来讲很有想像力。不过这个案子没成，后来重新弄时，孝贤他们说，如果把杨丽花这个角色当作下集的话，上集会是什么？
於是上溯大姊头的年轻时期，《悲情城市》里面她家也是开酒家，片中的小女孩阿雪，长大之后就是当初杨丽花要演的角色。
本馆剪报资料 / 联合晚报，民国78年9月15日
《悲情城市》里的很多细节都是大家提供的。他们去看过相关书籍，像天文会去阅读一些书；我会讲些我们矿村里的生活经验，譬如领带拿出来，上面写著「你要活得尊严，爸爸无罪。」那时候我们都在「客中座」（茶艺馆）闲聊，整天东讲西讲的。我记得刚写这个剧本时，「阿公」李天禄的东西写很多，当时我是用我一位大伯公的样子，他会武术，常教小孩练功，眼睛不能眨…。后来林文雄（陈松勇饰）被杀死之后，阿公本来是要去报仇的，很老了，还扎好腰带，一副要去耍勇斗狠的样子…。本来的剧本写得非常非常的长，可是当初写剧本时，并没有哑巴这个角色（梁朝伟饰演的文清），因为找梁朝伟演，他没法讲国语，所以改了。即便这个片子拍完了，剧本都还在写。包括拍完后，那些日记、信，都是后来再加的，如宽美（辛树芬饰）说，今天要到哪里上班啊、美丽是一种幸福；九份已经天冷了，芒花开了，像雪….，都是我后来重新写的，我还记得我们把辛树芬从美国叫回来配音，那时候她住在美国，已经嫁了。
《悲情城市》里的很多细节都是大家提供的。他们去看过相关书籍，像天文会去阅读一些书；我会讲些我们矿村里的生活经验，譬如领带拿出来，上面写著「你要活得尊严，爸爸无罪」。
问∶我们现在看到的剧本跟当初的有何差别？
答∶有一些差距，但是大部分的架构还在。很多细节，在拍的时候，都已经再修了。片中他们提到一段印假钞的情节（红猴这条线），是拍摄时，孝贤不知道听到什么（注2），后来自己加上去的，我觉得那一段老是不清不楚的。
问∶ 片中红猴一出场，没有close up，没有清楚的介绍他，只在九份出现一个中景画面，你们一群知识份子在室内谈论国事时，梁朝伟在外面买烧烤，这时候红猴第一次出现，和文雄小妾的内兄（太保饰）交谈，出示假钞，后来在睡梦中被人从床上绑架，再接著就是验尸的画面，都是中远景，加上片中人物众多，不特别注意，很容易就漏失了他，但是偏偏这条线是个转折的关键。
答∶对，那一段是加进来的线，我就不清楚那个情形了。
问∶后来你们自己去演，很多场面都是你在讲话，当时是怎么个情况？是即兴的？
答∶是即兴的，但知道大约的状况，孝贤实际上是丢给我们自己去演的。作为一个演员，机器一开，我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没人讲话时，我就会拉一个话题来，开始讲，那时候我只是把工作完成，把一个情境拉出来就好了。
问∶除了你自己参加的场次之外，你还去过哪些场？
答∶我去过很多次，包括他们在大湖拍酒家的戏时，我都有去，在那时候认识蔡振南的（注3）。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他在里边唱歌，歌很好听，好像是他随意写的，写得非常好。我记得那时候有人说，我跟他长得很像。后来我就跟他、跟张华坤拍了张照片，后来我太太看到照片还说∶「这三个男人要丑得这么整齐，还真不容易。」
后来他《戏梦人生》拍完之后，我就找他拍《多桑》，其实我在写剧本时，已经决定是他了。
问∶那时候你和朱天文在编剧上是怎么合作的？
答∶通常都是三个人坐在那边一直讲，天文很厉害，她会把我们胡说八道的东西整理出来，大家再拿她整理出来的东西再写。孝贤也许有时候会单独跟她去谈一些事件，之后我再把对白加以修整、整理。
当然前期大家是一起丢东西，那种合作关系就是这样。到最后，孝贤讲，念真，OS你写，我说好，我还先录音给辛树芬，这句话台语该怎么说，才讲得比较准确。
那时候动员很多人，包括唱「幌马车之歌」时，我们还跑到九份，就在那个场景里面去录音，天文、谢材俊、天心，天文的妈妈刘慕沙，都去。我们还用英文把日文拼出来，大家在那边唱。
「九一八」那首歌，我们是当场学的。
问∶「二二八」本来就要讲的？
答∶是，本来就想讲的。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怎样，我自己对二二八永远的看法是，第一，窗口把它拉出来看清楚，不要掩盖，掩盖起来的话，越盖越烂、越烂越多嘛！
第二，电影也可以谈二二八，二二八就不神秘了。我觉得是这样。
问∶谈二二八，要从哪个角度切入时，大家有没有讨论？
答∶没有，每个人都在谈细节，自己都已经在修正了。
像我觉得，二二八最大的问题是一种「认知错误」及「文化冲击」。因为两地已经相隔五十年了，会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产生，像昨天日本人来问我，为什么大陆对日本的看法和台湾对日本的看法完全不同？你要怎么去说这个东西？
我们是从父亲的眼光去了解日本的，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说不定还比对中国的了解还多。就像一九九○年第一次跟大陆接触时，大陆跟我们书本里所看到的不一样，想法也有差异….。
问∶你们拍完有没有想到？事后其实有蛮多争议的！
答∶事实上之前就会有心里准备了，至少我个人会，因为这个东西一出来，各有自己的想法嘛！譬如我碰到一个台湾老先生，他说，你们为什么避重就轻，为什么不拍把人绑著丢到淡水河去？每个人对这个东西都有期待，你要怎么讲？
观众永远这样，譬如我现在舞台剧一演完，他会跟你讲，你为什么不写成那个样子？
这个东西没办法，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问∶侯导曾说，拍好后第一次试片，看完后一出来，他还说，这是一个烂片，怎么会呢？
答∶我第一次看完，觉得还好，只是我觉得「红猴」那条线是不太清楚的。老实讲，对我来说，它是个大片，尤其音乐加上来之后，我觉得那是个格局很大的东西，只是有些细节上有点不太清楚。之所以不清楚是因为他剪掉了，他不是没拍，而是他剪掉了。
问∶他有拍啊？
答∶他有拍，包括他的妈妈受伤，被带到现场，警察来。画面都有，很多都剪掉了。他大概自己在里面很久了吧，我不觉得是个烂片，只是有些线拉得太可惜，不然那是一个很大的片子。
问∶其实二十年后回来再看，还是很好！
答∶还是很好看啊，二二八在里面只是一个事件的背景，林家的家庭生活在这里面才是主轴。所以后来有阵子我们才会开玩笑说，好啊，续集可以拍了，阿雪把酒家撑起来啦！
问∶你第一次去威尼斯影展的感受如何？
答∶那次是孝贤他们先去，我跟张华坤他们比较晚去（侯导他们先去加拿大多伦多影展）。
我那时候只知道这个片子可能会有点问题，可能会被禁，有那个准备，所以底片什么的都留在日本。后来片子先在多伦多先放，就有人提，片中有段军人冲进小上海去捉人的场面，很敏感。那时候孝贤已经在国外了，邱复生有点紧张，他要我去跟新闻局局长还是副局长见面，要我去解释一下，就去吃个饭，他们也没有表示什么特别的意见，只是隐约讲，将来回来上演时，这一段说不定会被剪掉。
我不晓得为什么以前老百姓要当得这么卑微？所以有阵子心里有点不舒服。
对我个人来讲，那是台湾片第一次进（世界）四大影展正式竞赛，我自己是蛮开心的，所以去的时候，心情蛮兴奋的。威尼斯我已经去过一次了，是贝沙洛影展时我们一票人已经去过一次了，因为威尼斯很好玩，这一次又有较长的时间待在那边。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到底外国观众和外国评审会了解这个片子吗？
当时香港的影评人舒琪（担任《悲情城市》国际宣传）还是谁，曾经建议，要不要在片头前面加个说明。所以我曾经用中文写了一段话，台湾是什么？台湾的位置在哪里？好像是写「葡萄牙人曾经在16世纪叫它福尔摩沙。后来，西班牙占据过它，日本人占据过它，清朝又怎么样…，所以有人给它一个悲伤的名字，叫「亚细亚的孤儿」。一九四九年，他重新跟国民党怎样…」，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
后来他们把那段文字弄得太长了，我记得在威尼斯观众场放映时，英文字幕开始在走，义大利人在下面快速的用义大利文翻译，唧唧咕咕，说得飞快，惹得全场大笑。
我们那时候觉得可以参加已经很不错了，没想到会得奖。得奖的事，我们是前一天先知道的，大家相约先不讲。我被告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开心，记得我刚好进旅馆要上楼去，是外国的发行商告诉我的，同时要我「keep secret」，我就很高兴啊，我问她∶「孝贤知道了吗？」她说∶「知道啦！」
我就上到楼上，刚好孝贤出来，我真的是忍不住了，就抱著他，我觉得就很简单，因为你清楚这个人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辛苦这么多年，这样子对电影，我觉得是值得了啦！
好像是几年后，孝贤在一个访问还是哪篇文章里说，我抱住他哭的时候，是台湾人的压抑。我觉得不是啦，没那么复杂，我只是觉得朋友成功了，我很替他开心，真的真的，真的是非常单纯。
问∶他之前有多辛苦？
答∶之前《小毕》的时候，他卖房子，为电影赌上身家；然后押房子帮杨德昌拍《青梅竹马》。其实《悲情城市》在拍的过程中预算超支，邱复生还有一阵子觉得钱花太多了，后来杨登魁出面跟他说，那才多少钱。真的是很多挫折，就是他长期以来为电影、为这个片子，所以真的很替他高兴！当时抱著他，真的是想哭出来，我真的是很开心。
当时就很想打电话跟家里讲，后来一想，还是算了，先不要讲了。等到颁奖时，就已经没什么了，因为快乐已经在得知的那一刹那了。颁奖那天晚上，还是很开心！一出来，张华坤拿著面小国旗在那边走来走去，我们就沿路在街上大唱台湾歌，一路唱回旅馆！不过那天晚上我记忆最深刻的不是唱歌，而是有位苏联评审，他跟孝贤讲，他在这部电影里看到国画，他觉得国画都是大山大水，人在里面是渺小的，这个片子给他的感觉是这样。我一听就觉得好棒，当初担心外国人会不会看得懂。其实是，人家要懂什么就应该会懂。
我觉得这是「人生一个很大的礼物」，是给他们的礼物。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哪一天应该再来威尼斯。
问∶后来你又去啦！（以《太平天国》入围威尼斯正式竞赛）
答∶可是情境已经不一样了。我喜欢义大利人，热情、直接，有时候有点慵懒，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再去。
问∶从《悲情城市》起，侯导开始进入台湾历史，开始有更深的牵连？
答∶我觉得他走出个人，慢慢的找出自己的位置，潇潇洒洒的走，是从《风柜来的人》开始，跳tone。并不是来自於这部片子。
他会结合到台湾历史，然后再拍《戏梦》，是自然而然过来的。我觉得那时候拍电影的人有个奇怪的默契，都想重新去整理台湾的过往，我想大概是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有自信去回溯了。从《儿子的大玩偶》开始，每个人都在拍，都在想。
吴念真：「我自己那时候就觉得，哪一天应该再来威尼斯。」 1998年，吴念真以《太平天国》入围威尼斯影展正式竞赛，再回到威尼斯，右为女主角江淑娜。(张靓蓓 摄)
这是好处也是坏处，好处是集中力是一样的，坏处是共通性太接近了，电影还是需要有多样性。
那时候当然期待新导演有自己的风格，后来发现每个人的调子很像，缓慢，深沈。
我当时就觉得不好，还写文章说这个事。那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现象，电影在变，但是观众没变，你塞一、两部给他，可以，到第三部他会厌倦；接下来，他会逃离；真的，到最后，观众真的逃离了。我不要陷溺在你的情绪里面嘛，我为什么要配合你的节奏呢？电影还是需要多样性！
问∶回头二十年，你再来看这部电影，你的感受是什么？
答∶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很多人知道，台湾电影可以正正式式的在国际上露脸，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像有一次我们到大学去，大学生站起来问，台湾电影什么时候可以在奥斯卡得奖？你知道，大多数人多半只认得奥斯卡。杨德昌一听就很激动，他就很大舌头，站起来回说：「那一天我们奥运拿金牌了，电影就可以在国际上得奖。」后来电影还比奥运先拿奖。
那时候还有个心情就是，孝贤拿奖了，很替他开心，他那么辛苦，终於得到一个肯定。另外就是，当年影评意见分歧，有阵子新电影被骂得很难听，说「老是参加乡镇影展。导演老是挖自己的肚脐眼给人家看。什么要观众来参观府上三次葬礼。」我对那些刻薄的言论都会记住很久，那时候我觉得开心的是，你再讲话啊！你再讲！这个部份是蛮属於我的，因为我蛮狮子座的，狮子座是报仇永远不嫌晚。
问：那是当时，现在呢？
答：现在，一样吧，在自己的生命过程里，曾经参与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它真的没什么特别，比较起生命中很多起起伏伏的大事，我觉得，它已经不算什么了。可以取代它的，在你自己的生命中，譬如谁的过世，那个太大了。这个对我来讲，已是小事了。甚至我常常忘记我写过哪些剧本，有时候晚上看电视，好熟啊，啊，这个是我写的。没什么特别。
问∶其实你的参与很重要啊！
答∶还好啦！真的是太久没有（再过那样的日子），慢慢已经遗忘了，我觉得人到一个年纪，能慢慢遗忘一些东西也不错，因为想那些会想不完。
但是我都不会记得过程，我记得的都是一些琐琐碎碎的东西。
譬如你说威尼斯影展，我记得的都不是影展的东西，我记得的是，刚好那一次是中秋节，我们刚好在威尼斯过中秋节。那天晚上，我们还跟那个美女，后来在台湾拍过广告的一个义大利女生，去她家，我还记得她家是在威尼斯一处建筑的顶楼，是斜天窗，我们所有人先坐船要去她家时，月亮很大很圆，所有人都躺在那边，晚上一直在看窗外的月亮。
问∶侯导去得很晚，已经快颁奖了。
答∶就是前一天晚上，后来又坐船回旅馆，月亮好漂亮、超漂亮，我就记得这些。
还记得杨登魁一直强调，要帮所有人买件皮衣，说，这样一出来，才知道我们出自同一个团体。我说，大哥，不好看啊！他就很失望，我们怎么会拒绝他呢？他觉得义大利的皮衣很好看啊！
后来又要所有男生去买范伦铁诺的摺领衬衫，因为他看老外穿礼服都穿摺领，我们就里面一件普通衬衫，好，每个人乖乖去买一件，他送的。
问∶那回来台湾呢？
答∶那时我开玩笑跟他们说，这部电影不用怎么宣传，大概就会卖得很好吧！这部电影大概破侯孝贤所有电影的纪录。
后来又被邱复生找去，弄海报、文案。
后来我想了个文案，觉得很好，「这部电影在今天之前，你没看过，也不敢讲。」
后来又把戏里的一句对白放到南部的海报上「本岛人最可怜，众人欺，众人骑，无人疼。」所以那一年的选举，南部都用这句话。
问∶其实回过头来看，是在创造历史！
答∶我觉得比较开心的是，证明新电影的这些人是不错的！不要再写，什么台湾电影都被这群人玩完了。
第一个就是告诉他们：「不，不是这样。」
另外一点是，孝贤应该得到他的回馈！
我记得他的太太讲得最好，人家跟他讲说，侯孝贤终於得奖了，他太太说∶「应该的。」
问∶什么时候告诉他太太的？
答∶那天晚上孝贤就打电话回去，叫她暂时不要讲。
问∶我们是知道很晚了啦！
答∶我们是先知道，后来有一天碰到蓝祖蔚，他骑脚踏车逛，说，啊，现在听说哪一片呼声最高！（不是《悲情城市》）我就把他拉到旁边，跟他说，蓝祖蔚，《悲情城市》得奖了，你赶快去发稿。人家焦雄屏已经在通知中时晚报的人写稿了，她偷偷先打电话，要报社先去访问谁，访问录音师杜笃之、访问摄影陈怀恩等等，先把稿子准备好了。
我觉得这群人就是这样可爱，为了一个东西，大家很认真的去做，要在世界上再找一群这样的人，大概不多了，真的很难。这个年代大家都太会计算，那个年代大家也没什么计算，谁拍片，大家都去帮忙。记得柯一正拍片时，一堆人帮他写剧本、讨论剧本，在杨德昌家，这种人跟这种世界不会再有了！
注解：
注1：基隆港的情景，为《悲情城市》拍摄初衷，为了不违背初衷，导演侯孝贤拒绝了嘉禾的合作计画。
1986年上半年，《童年往事》刚结束，侯孝贤国际影坛声誉日隆，但是国内却成为多人口中的「票房毒药」、批评他的电影沈闷。当时侯孝贤手中有六个拍片计画，但都各有难处。
其中嘉禾（即侯导所说的蔡澜）有意投资《悲情城市》，即杨丽花、周润发主演的版本，也是如今《悲情城市》下一代的故事，嘉禾希望侯孝贤拉队到澳门拍摄。但是侯孝贤当初想拍这个故事，只是基於对基隆港的单纯情感（吴念真亦然，见专访）。在他们的想像里，1950 年，上海来台的末班轮船抵达基隆港，逃难者各有心思，其中一个混杂在内的的黑社会份子（周润发饰）前来基隆，是想讨一批债的，却不知道自己赶搭的是末班轮，再也回不了大陆。
一下船，呈现在这群人眼前的景象是，成堆的煤堆在小火车上，一路运到港湾内；阴雨的天空弥漫笼罩著基隆港，特有的灰蓝色调捉住众人的视线。天上的美与地上的现实，形成强烈对比，港岸边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人群，丢弃枪枝的士兵，逃难者遗留的家具、古董，散落各处，多雨的港都，凄惶的人们，他们想拍 1950到 1956年两岸巨变之际的故事。
他们给台湾歌仔戏天后杨丽花的角色是，长大之后的「阿雪」，即李天禄在《悲情城市》里的孙女、林文雄的女儿。此时的阿雪，已是基隆港酒家的大姊头，生意兴旺。当香港黑道与台湾大姊头相遇，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嘉禾希望侯孝贤到澳门拍摄的一大原因是，便於控制；侯孝贤则不愿受制於香港电影的工业体制。时时想改变的侯孝贤，怎能忍受导演在拍戏过程中不能变动、按表操课的工作方式？创作是「活的进行式」，电影工业制造的则是「生产线」出产的货品。
注2：这是陈怀恩的家族故事，请见 之后的「陈怀恩专访篇」。
注3：蔡振南北上的缘起，请见「陈怀恩专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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