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李路路、李升：“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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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有关2003年CGSS调查的抽样方案、问卷，可登录www.chinagss.org网站查看。该网站已公布了2003年CGSS的所有文件和原始数据。

　　一、问题与理论背景

　　众所周知，中产阶级最早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的产物。而后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也出现在很多后发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随着中国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体制变革和现代化高潮，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或者说中间阶层、中产阶层、中间等级、新中间层等）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普遍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及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将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与未来发展。

　　本文希望通过一种"镜像"式研究对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及其引发的社会功能作一个探讨。

　　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主流的中产阶级理论认为，现代社会是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当一个社会中产阶级达到一定规模时，其价值观成为社会所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其文化也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它便在社会结构中表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功能，缓和上下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简而言之，中产阶级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剂"、社会矛盾的"缓冲层"及社会行为的"指示器".

　　早在西方工业化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伴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不同取向的研究者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例如，马克思（1975）、莱德勒（参见李强，2004：284-286）、伯恩斯坦（1981）。

　　以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20世纪中期所发生的重大转型为基础，米尔斯在对美国中产阶级进行"旧-新"类型化区分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新中产阶级即"白领"的性格特征及在社会结构中所发挥的功能，即所谓"政治后卫"与"消费前卫"的概念（米尔斯，1987：6）。其他许多西方学者如约翰。戈德索普、L.科里以及大卫。洛克伍德、丹尼尔。贝尔等也都是以西方社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所发生的经济和技术变革为背景，虽然在具体的关于中产阶级的论述中存在一些差异，但大多支持中产阶级具有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的社会功能的观点（周晓虹，2005b ）。

　　上述关于中产阶级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的论述，支配着此后众多关于中产阶级理论的讨论。

　　然而，随着后发-外源式现代化国家的兴起，其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明显不同于早发-内源型国家；关于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的讨论，引发了关于中产阶级理论的争论。

　　典型的便是对韩国的研究。韩国作为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其中产阶级是在急剧的工业化和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突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因而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也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有很大差别，尤其在80年代之后，韩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参与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成为"一种新的民主力量"，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激进的、改革的性格特征，成为领衔政治民主的前卫，在生活方式上也表现出一种传统文化延承的特征（Lett，1998；萧新煌，1994；王建平，2004；周晓虹，2005b ）。类似的特征也发生在中国台湾的中产阶级身上。

　　其实，当米尔斯在论及中产阶级关于政治层面的性格特征时提出的四种可能的中产阶级政治方向已经暗示了这种可能性。李友梅在对上海的中产阶级进行分析后，提出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受着很多因素的制约，不仅与宏观因素（社会结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传承、制度环境等）有关，还与微观因素（社会心态、社会情绪等）有关（李友梅，2005）。

　　以上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或地区中产阶级的分析，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了中产阶级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的差异性，预示了不同社会的社会结构特性和中产阶级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的过程性、路径依赖性以及时空性。

　　由此可以看到，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们或面对"革命"前的纷乱，或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繁荣，以及资本主义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或是面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结构转型期。因此，研究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及其社会功能，就需要在一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下，关注中产阶级的形成路径。

　　因此，本研究的理论前提是：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不断走向成熟的背景下中产阶级形成的二三百年历史，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和逐步发展只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中国中产阶级是被一种急剧的社会结构变动"催生"出来的一个群体，这种时空条件下产生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以及社会功能。因此，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会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及其性格特征和社会功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四、小结

　　至此，本文按照"社会结构→阶级性格"的逻辑框架以及中产阶级类型化的分析策略，通过以上从理论和经验材料两方面的论证分析，说明了当代中国两类中产阶级的不同性格特征。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结构背景可能造就出不同的中产阶级性格特征，它们的社会功能需要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来进行分析。

　　本文将研究对象——中国当代的中产阶级——进行"内-外"类型化分析，主要是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结构→功能"而进行的分类，这是一种基于社会结构变动视角的分析。从这样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其实是由来源不同的群体组成的，存在着结构上的分化，这种分化通过中产阶级的性格特征表现出来。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差异性群体，很难形成一致的社会行为。

　　在再分配体制下产生的"内源中产阶级"具有较强的代际延续性，在政治意识和消费意识方面相对保守，这使得他们至少在现阶段很难成为激进社会运动的领衔者；而产生于市场条件下的"外生中产阶级"，由于其产生与形成更具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在政治意识上会较为激进，在消费意识上也会较为前卫。因此，有关当代中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讨论，应该建立在不同的类型学基础上，而和再分配体制的关系以及由于社会转型过程所导致的不同形成路径，使得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非同质性的阶级，其社会功能很可能是不同的。对不同群体的不同社会功能的进一步分析，需要更有力的分析框架，这是本文作者下一步的工作。

　　既然本文提出了两类中产阶级并通过论证说明其不同的性格特征，以及不同的社会功能，那么，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动，"再分配"与"市场"两种力量的相对优势的变化，这两类中产阶级各自的发展趋势如何？其性格特征是否会发生变化——比如说相互转化或是一方向另一方转化？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是会趋向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中产阶级功能，还是会发挥不同的功能？当我们对中国的中产阶级这样一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时，其实也是在对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分化、社会结构变迁的趋势作一个回应。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分化。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虽然中产阶级现在在迅速增多，但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仍然表现出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包括本文所区分的两种类型的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和区别，都有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由此，我们需要更好地在认清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趋势下，认清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趋势。对于这些问题，由于本文使用数据材料的有限性，不能进一步深入的讨论，这也成为本文遗留的问题。

　　对于这样的问题研究，长时段的历史性分析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