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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从蒋介石日记看抗战后期的中英美关系

《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本文以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叙述为中心,试图比较抗战后期英美对华政策的差异及国民政府对英美外交政策的差异。这一时期,尽管中国与英美成为共同作战的盟国,但亲疏关系不同。中英关系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多大改善,相反,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陆续凸显出来。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形象相对良好。中国期望借助美国,对英国有所制约。尽管中美在战后目标上有较大重叠,但英美关系毕竟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中英冲突中对中国的支持相当有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成为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国。关于抗战后期中美双边关系及中英双边关系,学界已有若干研究。本文拟借助于近年来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对这一时期的中美英三边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作为个人日记,其记述的选择性和非连续性无疑有所局限,不能展现事件发展的全貌。但作为战时外交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日记对我们了解若干事件背后的真相无疑大有裨益。从片段的叙述中,我们仍然可以窥见战时外交发展的基本动向。蒋介石日记,一方面印证了我们以往大多数研究成果的正确性,同时,也提供了若干我们过去所不了解或了解不深的内情。本文以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叙述为中心,来比较英美对华政策的差异,比较国民政府对英美观感的不同及对英美外交政策的差异,探讨国民政府在对英外交中借助美国之力以制约英国的努力。

一、英美对中国大国地位的不同认知

抗战后期,基于对战后远东格局设计的不同,美英对华政策呈现出较大差异。美国期望战后远东重新洗牌,通过战争,不仅要打败日本,还要打破战前远东的旧殖民体系。美国主张英、法、荷等国应以美国处理菲律宾的方式来对待各自的殖民地,同意它们在战后获得独立。战后世界将由四大警察维持安全,美国将发挥领导作用。而在远东,美国所依靠的国家是中国,中国将是美国在远东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因此,从签署26国联合宣言起,其间历经废除不平等条约、签署莫斯科宣言、出席开罗会议及筹建联合国,美国积极扶持中国成为大国。开罗会议前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来华向蒋介石交底的两句话,也许能够概括美国远东政策的两个方面:“美国反对任何形式的(包括英国人的)帝国主义”,“我们希望一个自由、强盛和民主的中国崛起在亚洲。”①

英国则不同,英国仍然期望,打败日本后它能在远东恢复其殖民统治。丘吉尔曾对美国表示,“各国依靠它们的传统生存,否则就要灭亡,……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英国不欢迎中国进入强国行列,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对亚洲各国的独立力量起到示范作用。英国始终对中国成为大国持抵触和怀疑态度。丘吉尔曾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说过,他不能“把重庆政府看作代表一个世界大国。美国方面肯定会不惜一切努力纠集力量以结束英国海外帝国”,“把中国说成同英国、美国或苏联同等的世界大国是完全不真实的”,他不能接受“完全不真实的价值标准”。艾登也曾表示他“不太喜欢中国人能在太平洋上往来无阻的主张”。②

①[美]史迪威著,黄加林等译:《史迪威日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版,第239-240页。
②[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474、556页。

抗战后期,争取成为政治大国,是国民政府的积极以求的一个重要目标。英国的这一态度,无疑使中英关系的基点立于沙滩之上。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评价颇为敏感。英国政要若干轻视中国地位的谈话,蒋介石都非常关注,其日记中常有记载,这些讲话对中英关系无疑产生了一次次负面的冲击。

1942年6月,英国与苏联订立同盟协定。英国外长艾登在订立协定时发表演说,声称世界人类各民族生命之前途皆取决于美英苏三国之合作。这一说法,将中国排除于四大国之外。蒋介石得知这一演说后,在日记中指责英国“视中国与其他各国为无物。世界人类如依过去英帝国主义侵略之阴谋与其自私自利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之劣性,若再称霸世界,则人类将无噍类矣。若非美国主持公道者,参加此次同盟在内,则中国实羞与为伍矣”。①

1943年3月21日,丘吉尔在《胜利后的英国》的演讲中,再次表现了对中国的轻视。丘吉尔表示,在击败德国之后,英国将到世界的另一端,惩处日本,“拯救”处于长久磨难中的中国。在谈及战后世界的安排时,丘吉尔声称,以英美苏三大战胜国为首的联合国家应该立即商讨建立未来的国际组织。时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对丘吉尔的这一演讲甚为不满,向蒋介石报告了此事,批评丘吉尔“举英美苏为解决战后世界各大问题之重要国家,特将中国故意从四强中剔开,惟一提及之处,则极轻慢,竟称俟击败德人后再来救中国”。②

得知丘吉尔演讲内容后,蒋在3月27日、28日的日记中接连表示了他对丘吉尔的愤怒及诅咒。他写道,英国将中国排除于四强之外,“乃以丘吉尔末日将至,否则英国必将遭遇更大之失败也”,“丘吉尔演说遗弃我中国,其对我侮辱可谓极矣……,昔之所谓四强者,吾国不过获得其虚誉,而丘乃连此虚名亦不许中国所有而已。但英国对联合国之信约及其屡次之诺言,尤其对大西洋宪章之皇皇宣示皆因此消失殆尽”。③此时,中英之间正在商讨蒋夫人宋美龄访英问题。极度失望之下,蒋介石决定取消宋的访英之行。蒋在致宋美龄电中表示,“访英问题,不必肯定,亦不必答复。观丘吉尔廿一日演词,对世界问题仍无觉悟,对中国观念毫无变更,将来政治似无洽商余地。如吾人此时访英,将被视为有求于人,否则,亦只有为其轻侮,或反被其欺诈耳。”④

对于中国的不满,英国也并非不知。作为补救,英国在1943年7月卢沟桥事变6周年时举办了“向中国致敬”的集会,艾登在会上发表演讲,指责敌人在不断散布所谓英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的说法,“这些说法是十分荒谬的。我相信我们的中国朋友是第一个起来反对这些说法的。事实上,大英帝国历来把自己的利益同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联系在一起。过去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没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就不可能期望远东的持久稳定”。⑤

但在骨子里,英国并未真正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即使是开罗会议后,英国仍对中国为四强之一持怀疑态度。蒋介石日记中对此常有记载和评论。如“英国报纸已公开评论中国非能列为强国之一,并谓中国并非大国,以大国之意义,非仅出土地人口之多寡为标准云”,“英国舆论对我国不利者日加一日,污辱污蔑备至”等记述在蒋日记中屡见不鲜。⑥1944年6月15日,英外长艾登发表演说,声称今后世界和平全赖英美俄法四大强国合作维持。蒋在日记中记曰:“此乃英国一贯政策,始终要以法国代中国之地位,不足为怪。”⑦

英国对中国的轻视态度在其行动中也多有表现,1944年4月发生的禁止中国驻英使馆收发密电事件便是一例。1944年4月17日,英方通知中国,鉴于开辟第二战场的作战在即,为保密起见,英国政府准备禁止各国驻英外交团收发密码电及未经检查之外交邮袋。但这一限制对美国与苏联例外,中国则与其他国家一道被置于限制之列。

①美国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1942年6月15日。
②《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3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对联合国外交》014卷,(台北)“国史馆”藏:08A-01503。
③《蒋介石日记》,1943年3月27日、3月28日(本周反省录)。
④《蒋介石致宋美龄电》(1943年3月26日),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第一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818页。
⑤Speech by Anthony Eden, 7th July, 1943, AnthonyBest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3, Series E,Vol. 7,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7, p.25
⑥《蒋介石日记》,1944年3月20日、1944年4月1日(本周反省录)。
⑦《蒋介石日记》,1944年11月,本月反省录。

4月18日,宋子文会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提出三点询问:“一、英国是否仍认我为一盟邦?二、英国是否发现我曾滥用此种外交特权?三、如各作战国家均以安全为理由,颁布此种办法,是否于各盟邦均不便利?”薛穆表示,开辟第二战场关系重大,因只有英、美、苏对欧战负有责任,故对其他国家采取了限制办法。宋子文又指出,不应将中国包括在限制的国家之内,因为“中国亦系对德日作战主要国家之一,为世所公认,与各流亡政府不同”,英国这样做,不但在外交事务的办理上造成困难,“且将予中国人民以极不良之感想”。①4月19日,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向英方递交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此举对于与英一起为自由而战的盟国及未参战国家不加区别,在此次世界大战中首先奋起抵抗侵略的中国,竟有这等待遇,殊足痛心。

对于英国将中国与美、苏相区别,而与其他未参战国相混同的做法,蒋介石很生气,他认为,“此乃英国对华有意之侮辱,将置我国于联合国四强之外,其后必将有此等恶剧继续演进,余令外交部对英使提出严重抗议”。②在当月的反省录中,蒋再次提及此事,他虽也考虑到可能中国的密码编制在英美看来尚未精密,故不许中国发密码,但仍认为英国“其用心侮辱有意欺凌,则不可恕也”。③

对于英国不愿中国成为四强的原因,蒋介石曾有所分析。1943年3月的一篇日记,列举了英国此一态度的诸方面因素,认为英国担心中美一体削弱其地位是主要原因:“英国始终不愿我国参加四强之内,其原因乃为我与美国一致,使美国在会议时占多数而英不能控制会议,此其主因。”④英印政府内部拟定的一份有关预测中国战后在亚洲地位的极机密文件,则更准确地道出了原因何在。这份文件指出:战时国民政府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努力,对于英国在印度和东南亚殖民统治而言是一极大挑战;战时中国对于英国在亚洲殖民统治所可能带来的威胁,事实上并不亚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于远东地区以及希特勒对于欧洲所带来的威胁。⑤有如此思维,英国对中国成为大国持抵触态度就不足为怪了。

二、国民政府疏英亲美的趋向

美英对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扶助与抑制的不同态度,国民政府冷暖自知,点滴在心。因此,在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心中,同是盟国的英美具有完全不同的形象。抗战后期,中美在若干问题上也时有摩擦。在蒋介石日记中,也会常常看到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但一旦与英国相比较,美国又会显得相对友好得多。如1942年9月时,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已经很尖锐,蒋对美国轻视中国的政策已有严厉批评。但蒋在批评美国政策后又笔锋一转,“然而,美国对华之传统政策固为扶持与解放,而非英国自利与压迫剥削为主者可比,万不可以其一时之态度而变更我基本政策也。”⑥此类比较,在蒋介石日记中有多处出现。

基于以上这种基本判断,国民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明显的疏英亲美的趋向。例如,在是否与英美缔结双边同盟条约的问题上,国民政府便表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1942年6月,英苏同盟条约订立后,英方通过一些途径提出了中英同盟的问题。但蒋介石对此有高度疑虑,他认为英国提出中英同盟问题有多方面的自私目的,“英国引诱我与之同盟者,其目的在要求我保持其印度缅甸之地位,且使印度嫁怨于我也,此为其惟一之阴谋;其次,希望我战后仍承认其在南洋之权利;而与我取消不平等条约作交换条件乃又其次也”。蒋介石觉得“此时中英同盟有害无利”。于是,蒋决定以美国为盾牌来抵挡,“应以美国不参加国际性之集团或盟约时则中国亦不便参加之意婉词以拒之为宜”。⑦

1942年7月,罗斯福派特使居里(LauchlinCurrie)访华。居里称其奉罗斯福总统之命来促进中英关系的改善,他坦率地对蒋表示,因种种关系,美国的政策会受到英国的影响,他希望中国对此应加以注意,并表示“目前英国正努力求增善与中国之关系,故本人为中国将来之利益计,竭诚希望中国能接纳英国之善意”。⑧居里并以个人意见之名试图推动中英同盟。

①《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4年4月18日),《战时外交》第一册,第91页。
②《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18日。
③《蒋介石日记》,1944年4月,本月反省录。
④《蒋介石日记》,1943年3月,本月反省录。
⑤林孝庭:《二战时期中英关系再探讨:以南亚问题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⑥《蒋介石日记》,1942年9月12日。
⑦《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22日。
⑧《蒋介石与居里谈话记录》(1942年8月3日),《战时外交》第1册,第680页。

对此,蒋介石向居里声明,“中国决不参加美国不愿签字之任何国际协 定,惟美国参加之协定,中国始愿意为签字国”。蒋并表示,中国参加26国宣言,只是追随美国的领导,如美国不是该宣言的签字国,则中国亦决不会参加。中国得以为四强之一,实由美总统所促成,“英、苏两国并未作任何臂助”。蒋并称,“就历史言,中国对苏、对英关系皆未见十分融洽,就我国人心理推测,恐对英、苏诚意抱怀疑态度者,十居其九。”①在9月30日的日记中,蒋再次表示,要注意研究“中英同盟问题对于印度与日本问题受拘束之利害关系”。

在拒绝与英结盟的同时,蒋在试探中美结盟的可能性。1942年10月,美国共和党领袖、曾任194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威尔基(WendellWilkie)访华。蒋介石事先确定了如下谈话要旨:“甲、美国之孤立政策及其传统观念能否改变;……丙、中美如无特别合作或同盟关系,太平洋与世界即失其永久和平之保障,实为中美政治家共同之责任。”②10月5日,蒋在与威尔基的谈话中一再强调,“瞻望未来,太平洋上之永久和平,将待中、美两国完成其最密切之合作而奠定其基础”,未来世界秩序的基本问题“实为中、美两国是否能紧密合作,以形成全世界之安定势力”。蒋介石提议中美缔结同盟或形成类似同盟的结合,并称中美结盟“不独可以决定我同胞之能否获得自由,亦足决定人类其他民族未来之祸福”。威尔基表示,此事并非绝对不可能,但要让参议院通过此案,自多困难。③

在社会上,也有主张发展中英关系建立中英同盟的舆论要求。此时,尽管中英之间矛盾重重,但对真相的了解仍限制在决策层内,在对外宣传方面国民政府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尽可能不使中英关系的不良方面为外界所了解。因此,在社会上,仍有不少人把英国视为友好的盟国,期待与英国发展进一步的合作关系。1942年11月,英国国会代表团访华。该代表团成员并非英国政坛的顶级人物,其使命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项为缓和中英关系而采取的友好公关举动。代表团在华一月有余,利用一切机会表明英国正在全力与德国法西斯艰苦作战,肯定中国军民抗击日本的斗争,并表达英国愿意加强中英关系发展的良好愿望。英国国会代表团的中国之行,受到了各地方的热情接待,并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中英友好的气氛。报刊上也出现了建立中英同盟的呼声。如《大公报》即曾发表社评,主张中英两国应建立战时同盟及战后互助关系。该社评指出,英苏两国在26国联合宣言之外,另订了战时同盟及战后互助二十年有效的条约,中英也当如此。

然而,对于社会上的这一动向,蒋介石颇不以为然。早在代表团未到之时,蒋便对其有所批评。代表团原计划10月下旬抵达重庆,后推迟了行程。这一推迟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认为英方是担心因其废约谈判中的保留态度遭到参政会质疑而有意推迟。蒋在日记中写道:“英国议员团本言早到重庆参观参政会,而今在中途延搁不能在会期赶到,是其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不能彻底,其心多有暗鬼,恐为参政会之质问,此种贼胆心虚疑惧自私之心理,为英国人所独具也,可鄙之至。”④对于社会上的积极反应,蒋认为有些热情过头了:“英国会访华团在渝半月,在陕西四日,参观我前后方情形,各方招待似太热烈,社会人士且有中英同盟之呼声,此乃国人常识不足之表示。”⑤

尽管对社会上过于热情的表现持批评态度,并贬之为常识不足,但蒋介石显然也不愿将中英之间的真实状况公之于众,影响中英关系的发展。蒋介石明白,英国代表团的访华毕竟是英方主动作出的友好姿态,不应拒绝,“该团来意,全为联络两国感情以补救其政府过去对华之不良态度而已”,“英国议员团此次来访,不管其为英国议会空前重大之举,而其重视我国在东方将来之地位,丘吉尔等已有悔悟之表示则可断言,从此对英当可放宽一步矣”。因此,对于社会上的过分热情,蒋表示,“然余亦不愿纠正,免着痕迹”。⑥在公开场合,蒋也对英国代表团作出善意的回应。

但蒋介石坚持不与英国结盟的观点并未改变。蒋在11月16日的日记中表示,“中美应与朝鲜及亚洲各弱小国家联盟。”他认为,“一、英国对干涉西藏政策与态度毫未改变;二、英国欺弱畏强之性质是乃天成,故不可予以抬举,否则反为其轻侮。”

①《蒋介石与居里谈话记录》(1942年8月4日),《战时外交》第1册,第699页。
②《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4日。
③《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记录》(1942年10月5日),《战时外交》第一册,第760-767页。
④《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28日。
⑤《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本月反省录。
⑥《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14日(本周反省录);1942年11月,本月反省录。

当时,不仅在社会上,在中国外交界中也有主张建立中英同盟关系者,如时任驻英大使的顾维钧便主张可先行与英国结盟,但蒋介石未予接受。据蒋介石日记记载,1942年11月23日晚,蒋与顾维钧商谈英国外交事,顾主张树立以中英美为核心的外交基础,以建立世界长期和平。他认为,此时苏日尚未宣战,且有勾结之可能,战后英苏亦有可能合作以制华。因此,应尽快缔结中英同盟,作为中英美三国核心之基础。顾维钧并指出,中美同盟难以期望,难以强使美国改变其外交习惯。但蒋显然未为所动,且对顾如此热心加强与英国的关系有些担心,他提醒顾“毋背我外交根本方针,以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有以不使印度民众失望为诚也”。①

1943年1月9日,蒋介石再次考虑中英同盟的利弊及其对策,列出如下几点:“甲、要求美国参加;乙、要求美国允我中英同盟与中美同盟同时或先后成立;丙、预防俄国妒忌;丁、战后不能自由行动;戊、美英防制我战后与德倭之联系。”前两点为应对办法,要把美国拉进来;后三点为缔结中英同盟需提防之处。可见,蒋介石所担心之处比此前考虑的又多了一些。蒋介石的结论是“故决谢绝”。在中国政府的消极态度之下,中英同盟未有任何进展。

在考察国民政府对英美政策的差异时,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些英美具有共同利益且共同作出决定的问题上,蒋介石常常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英方,认为英国是这些错误政策的始作俑者,而英国外交又老谋深算,结果美国总是被英国牵着鼻子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对东西两个战场,英美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这一战略对中国战区颇为不利,因此,国民政府力图改变这一战略。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较多记载:“英美战略思想,以大西洋为主太平洋为从之观念,以及保守为主进取为从之习性,应使之彻底改变,尤其使美国全力注重太平洋解决日本为第一要旨也”;②“英美先解决德国而后对倭之方略错误,应使之彻底改正”;③“轴心国军事协定必于其共同目标与方向一致进行,而我反侵略国之主张不一,精神散漫,如此殊为忧惶。英国之自私自利,美国零乱大意,其战斗组织与精神完不能及德倭也,应切实纠正之。”④

英美先欧后亚的战略,这是英美根据敌方威胁的大小、实力的强弱所确定的共同战略。蒋介石认为,是英国在牵着美国走。1942年1月,丘吉尔访美,与美方商讨军略。蒋在日记中写道:“英美海长皆设先解决德国而后对倭,此为最无常识之军略。英国丘吉尔此次亲访华盛顿,其目的全在要求美国主力集中大西洋而放弃太平洋之决战。而美国政府对此种最大关键,漫无方针,一任英国之玩弄,可危极矣。”⑤

对于中国未能加入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蒋介石甚感不平,认为未受到平等待遇。1942年7月,蒋介石对来访的居里表示,英国拒绝中国参加联合参谋会议,是要把中国与自治领诸邦并列,英国仍是以20年前看中国的目光来看待今日之中国。蒋表示,“美国诚意维护人类之自由,罗斯福总统已一再声言,深得我人之深信。我人且信美国公正为怀,故愿接受美国之领导,然绝非英、美联合之领导,倘世界战局由美国参谋本部指挥之,中国绝无闲言,愿服从其命令。今不幸非然,而为英、美两国之联合参谋会议,此为显视中国不能列于平等地位。”⑥

蒋介石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受英国操纵,大量物资都被英国拿去,对中国很不利。因此,争取美国脱离英国影响,改变其战略便成为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改变美国战略先解决太平洋倭寇之运动,非仅自救亦为救世也,应积极进行,此为我国最要之政策”。⑦然而,中国在美国的工作显然不如英国成功。8月4日,蒋介石“研究世界战局与英国在美之宣传与阴谋”后,不得不感叹“彼离间中美关系妨碍美国对华接济之阴谋已奏大效,而美国朝野仍懵懂不察,受英操纵,可叹也”。⑧

①《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23日。
②《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7日。
③《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17日。
④《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19日。
⑤《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20日。
⑥《蒋介石与居里谈话记录》(1942年7月22日),《战时外交》第一册,第636-637页。
⑦《蒋介石日记》,1942年7月4日。
⑧《蒋介石日记》,1942年8月4日。

国民政府企图改变英美战略的努力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效果甚微。经历了一年劳而无功的努力后,蒋在1942年的年度反省录有如下反思:“华盛顿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已有一年,中国战区名义上亦已成立,但联合国最高指挥机关与四国参谋会议并未成立,而一切皆为英美两国所操纵,而美国尤为英国所操纵,难怪俄国之不愿参加其间”,“外交不可有诚,不可有情,而对英国人尤应如此。英人之无德与自私极矣。”

1943年1月,美英首脑在北非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商讨盟军作战计划。会后,罗斯福、丘吉尔联名来电,表示英美战略仍以欧战为主,对远东战场则准备增加空军实力。对此,蒋很不满意,认为是“空言搪塞,并无共同战略与最高军事会议(中俄参加)之表示”,蒋介石认为,“可说此次会议又是罗斯福失败,而所成功者乃丘吉尔也”。①

当然,美国对华外交也确有被英国牵制的时候。在废除旧约谈判新约的过程中,美国便被英国拖了后腿。与美国比较起来,英主张保留更多的在华特权。尽管美国在一些问题上不赞成英国的主张,但为了与英国保持同一步调,美国在一些原本计划向中国让步的问题上也提出了适当保留的主张。如关于内河航行权问题,美国原已原则上同意在新约中明确放弃。1942年11月1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曾致电英方指出:如果条约的签订因为坚持某种权利而推迟,那将十分不幸,美国舆论肯定将会对任何企图保留某种特权的做法大加抨击。赫尔希望尽快与中国达成协议。②但英方坚持不在现在的新约中放弃这一权利,而留待以后正式订立商约时讨论。美方最后接受了英方的意见,在其方案中加上了与英方提议大致相同的内容。

蒋介石对美国的这一退步感到不满,认为这全然是英国人在从中作祟。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对过渡条约受英国操纵,故对内河航权,尚待将来再谈,并认此非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可笑孰甚,故不平等条约至今尚不能得有取消之结果。可叹”,“美国对不平等条约仍受英国之牵制,可叹。”③

中美中英新约原定1943年元旦时同时签订公布。中美之间的谈判早已结束,但中英谈判却因九龙租借地的问题而耽搁了很长时间。12月30日,美国通知中国要求推延中美新约的签订日期。对此,蒋亦认为是英国的主意,“于此又使我多得一经验,凡英国有关之事,如于其无利而于美有利者,则彼必设法使美国变更原议或使之延宕必致英国有利达成目的而后可。此次延期签字,实为英恐余对九龙问题不肯让步,不愿如期在元旦与英国签字,故彼于事前卅日临时运动美国改期签字。”④

三、国民政府联美制英的努力

对于英国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态度,美国多有不满,并曾在各种场合流露出这种不满。罗斯福曾对宋子文表示,丘吉尔“不能脱离十九世纪思想”。⑤预见到战后美英在处理殖民地问题上的分歧,罗斯福甚至曾对他的顾问表示,“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因此,美国在反殖问题上也期待中国的支持。⑥

一些美国政要的谈话则更为直接。威尔基在10月5日与蒋介石的谈话中表示,中美合作的第一件大事,“当为设法打消英国之帝国主义政策,盖英为帝国主义者之领导,苟战后而英国仍能保持其殖民地,荷、法等国继起效尤,无从阻之矣。中美两国应有勇气担当此事”。他表示,盟国必将取得胜利,在有关战后问题的讨论中,美国将尽力协助中国,使中国在讨论中有平等发言之权,“然英国不肯放弃其帝国主义之政策,已为我等所熟知,欲其自动就范,势不可能”,因为英国一旦放弃其殖民地,便只剩下英伦三岛,无法再与其他三强争论短长。⑦威尔基在回美国后的一次演讲中,也大谈反对帝国主义,罗斯福对此评价说“他的想法很好,但只是说出来有些太早”。⑧

①《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27日。
②Hull to Winant, Nov. 17, 1942, Th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FR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2, Chi-na, 1956, pp.355-358.
③《蒋介石日记》,1942年11月反省录;1942年12月2日。
④《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1日。
⑤《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6月)(日期不详),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203页。
⑥[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612页。
⑦《战时外交》第一册,第762-768页。
⑧[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第514页。

可以说,在反对英国继续殖民主义统治问题上,中美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看法,都希望终结战 后英法荷等国在远东的殖民统治。因此,在中英关系的若干纠葛中,国民政府都曾力图引进美国因素,谋求美国的支持,希望借力于在其看来立场比较公正的强大盟友,迫使英国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

在英印问题上,中国从一开始便期望美国介入。1942年1月初,蒋便提出:“托罗斯福总统转达丘吉尔,确保印度与大战期中荷使印度及南洋各殖民地民族贡献其人力物力,而不为敌国所煽惑,甚至于发生叛乱也”,“否则,各殖民地最后必被敌国利用倒戈,此比军事计划更应注重也。”①

1942年2月,蒋介石一行访问印度,对英国人处处设限提防的动作颇为反感。访印归来,蒋表示,“惟英人则顽固不化,非到黄河心不死,殊为可叹,此事非联合中美两国共同对英劝告,使其速下决心不可也。”蒋介石认为,“英印关系破裂乃为大局与我东亚最不幸之事,英国政策顽拙,宁为敌占而不愿归还印民,其用心不正,惟有自害自受而已。”②蒋介石要求宋子文提请罗斯福总统注意印度问题。

1942年8月,英印矛盾激化。印度国大党人发起不服从运动,英国逮捕甘地(Mohandas K.Gandi)等国大党领导人。闻此消息后,蒋介石在日记写道:“甘地、尼赫鲁被捕入狱,英国昏庸异甚。”③蒋介石并急电罗斯福,指出印度局势如此发展,“势将成为同盟国在远东之极大挫败,而予全盘战局以极险恶之影响,……而同盟国在此战争中所公认之目标,将不再为世人所重视,其揭示之主义,亦将失精神上之意义”,蒋主张“同盟国应不辞任何代价,将保证各种族自由、正义之诚意,以实际行动昭告于世界”,希望美国出面干预印度局势。④

罗斯福将蒋介石的信件转给了丘吉尔,但丘吉尔断然拒绝盟国干涉英印事务,并比喻说就如同英国不会干涉中国国内的国共之争一样,英国也坚决反对由盟国来调停英印之的内部事务。中美碰了硬钉子。美国此后未在印度问题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942年10月,威尔基访华时,蒋介石向他表示了对美国的失望:“远东10万万人民视美国为其领导,为其黑暗中惟一之明灯”,但美国的态度很使人失望,“其最使印人失望者,其争取平等与自由之奋斗,竟未能得美国人民同情之响应”。蒋介石希望美国保证战后三年内印度获得独立,在此三年期中,作移交政权的准备,以避免混乱,这样,美国在印度的财产与投资亦会得到保障。⑤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双方相谈甚为融洽,“彼对英国帝国主义深为嫌恶,以为其非由东方撤退,则东方各民族无法独立,甚洽余怀也。”⑥

不久,宋美龄赴美访问。蒋介石在给她拟具的与罗斯福谈话要点中,再次提出印度问题,要求宋指出“印度如果一日不能独立,则世界和平与人类平等仍不能实现,故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但可有一过渡时期与办法,勿使英国失却体面,缅甸亦然。南洋各民族应明言训政年限,二十年内扶助其独立”。⑦

抗战后期,重庆政府决心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在西藏问题上,战时美英的政策也有较大的差异。美国持比较谨慎的政策,不希望在西藏问题上触犯中国。1943年4月,西藏地方当局向美国战略情报局驻藏人员提出购买无线电发射设备的要求,情报局拟表同意,但国务院表示反对。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伯尔(Adolf Berle, Jr.)在致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William Donovan)函中提醒说,“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从未采取过无视或反对中国上述观点的行动。就战争全局而言,中国政府的态度对美国和各盟国都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在我们同西藏当局的任何关系中,或者在我们可能通过西藏当局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中,应该避免无缘无故地或粗心大意地触犯中国政府。”国务院建议,应首先研究向西藏提供这些设备是否会触及中国的敏感问题。只有在认定不存在这一问题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提供设备问题。⑧

①《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2日。
②《蒋介石日记》,1942年2月26日;1942年3月,本月反省录。
③《蒋介石日记》,1942年8月10日。
④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上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版,第176页。
⑤《蒋介石与威尔基谈话记录》(1942年10月5日),《战时外交》第一册,第760-761页。
⑥《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5日。
⑦《蒋介石日记》,1943年10月24日,补记。
⑧FRUS, 1943, China, p.629.
英国则不同,英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政策。在西藏地方当局成立“外交局”、阻止国际援华物资经由西藏运入大后方等事件中的背后,均可看到英国的身影。1943年4月,因西藏地方当局仍然拒绝军事物资过境,重庆政府在青海等地调动军队,向西藏当局施加军事压力。英国政府便跳了出来,对国民政府施加外交压力。

5月7日,英国大使薛穆造访中国外交部,对此事表示关切。薛穆声称,西藏当局告知英国驻藏代表,说中国军队正在集结,“英国政府以为中国政府在中亚细亚有所举动不甚相宜”,希望中国政府能表示并无此事,以便由其转告西藏当局,使其安心。中方当即回答说,希望大使能撤回此项询问,“一国之内部队之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至于一国之中央与地方接洽事件,无论其友国如何友好,亦无友国代为转达之必要”。5月8日,外交部将此事向蒋报告,蒋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英大使劝我青海军队停止对西藏用兵事,严词拒绝”。蒋并在外交部报告上批曰:“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任何国家预问。”①

英国大使馆曾将西藏问题向美方做过通报,但美国政府对英方立场不表支持。5月15日,美国国务院在回复英国大使馆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政府始终考虑到这一事实:中国政府一直声明它对西藏的宗主权,中国宪法亦把西藏列入中华民国领土范围之内。美国政府从未对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提出过疑问。美国政府认为,目前讨论西藏地位问题不会导致有益的结果。”②

5月20日,丘吉尔在太平洋会议上又提起此事,称“近闻中国有集中队伍,准备进攻西藏之说,使该独立国家大为恐慌,希望中国政府能保证不致有不幸事件发生”。出席该会议的宋子文随即表示,未听闻有此项消息,并指出西藏并非所谓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皆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③

国民政府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对英方作出回应,反对英方干涉中国内政,一方面诉诸美国,期望美国来牵制英国,阻止英国有进一步的举动,同时也不乏借此向美国表明中国立场之意,以防止美国对藏政策也发生不利于中国的变化。5月22日,蒋致电宋子文,指出丘吉尔称西藏为独立国家,“将我领土与主权,完全抹煞,侮辱实甚。不料英国竟有如此言动,殊为联合国共同之羞辱”。蒋介石指示宋子文询问罗斯福对此有如何感想及准备如何应对,并表示“西藏为中国领土,藏事为中国内政,今丘相如此出言,无异于干涉中国内政,是即首先破坏大西洋宪章,中国对此不能视为普通常事,必坚决反对”。④

罗斯福起初对此并未明确表态,只是对宋子文表示,丘吉尔说话“殊不得体”,并“希望千万勿因此酿成意外”。宋本人也担心重庆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反应过度,他在回电中表示希望中国政府对此事持克制态度,使西藏事情妥善解决:“关于西藏事,在此危急之时,务恳避免冲突。文观察英方将来对于西藏交涉,必能让步。英国已失数百年之积蓄,故希望战后中国建设获得一部贸易也。且及时开辟公路,如无英方合作,亦恐无益于事。”⑤

蒋介石担心宋子文忽视此事,当天即电宋子文,要求他“向罗总统严重表示,英国在事实上已首先破坏大西洋宪章。此首先二字,应特注重”。25日,蒋再电宋子文,指出“关于西藏问题,不能轻忽,应照前电对罗总统严重表示,使其注意。如罗总统有勿因此发生意外之语,则我更应申明立场主权为要”。⑥

宋子文向罗斯福表示了中方对英方的不满,表示中国方面不能接受英方对西藏的任何提议。对此,罗斯福表示,他曾问过丘吉尔为什么要提出西藏问题,丘吉尔表示英国并无占领西藏的企图。罗斯福表示,西藏是中国帝制时代的一部分,现在仍是民国的一部分,西藏问题与英国无涉。丘吉尔称,中国政府在西藏无实权。罗表示,中国政府有无实权,与英国有何关系,丘吉尔无以为答。⑦

①《外交部致蒋介石呈》(1943年5月8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592-593页;《蒋介石日记》,1943年5月8日。
②FRUS, 1943, China, p.630.
③《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5月21日),《战时外交》第三册,第233页。
④《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3年5月22日),《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第191页。
⑤《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5月23日),《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第191-192页。
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3年5月23日、25日),《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第192页。
⑦《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5月)(日期不详),《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第194-195页。


香港问题亦是战时中英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认为,随着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香港应归还中国,英国则认为香港问题不属在华特权之列,不在废约讨论的范围之内,坚持占有香港。对于香港问题,美国曾有所介入。1943年6月,罗斯福向宋子文提出中国获得主权但将其开放的建议,即英国自动将香港交回中国,中国则自动将香港九龙一部或全部划为自由港区,在该区内不征任何捐税。罗认为“英国经营香港百年,中国宣布自由港,可保全英侨民一部分权利,此乃中国为建设世界之贡献”。①

1943年11月下旬,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晤。这是利用美国的支持压迫英国退让的一个机会。在最初的考虑中,国民政府曾准备提出香港问题。在11月14日的日记中,蒋还表示准备在会上提出此事,“港九问题,归还政府为自由港”。然而,经过反复的斟酌之后,中方不准备主动提出香港问题,“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②蒋介石决定,所有有关中英之间的争端问题,不在开罗会议上提起。蒋在拟定与丘吉尔谈话的议题时,决定“除与中美英有共同关系之问题外,皆以不谈为宜,如美国从中谈及港九问题、西藏问题、南洋华侨待遇问题等,则照既定原则应之。但不与之争执,如其不能同意,暂作悬案”。③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与蒋介石会谈时曾提出香港问题。蒋介石表示,希望罗斯福先与英国商量此事。但罗斯福的劝说遭到丘吉尔的强硬拒绝。罗斯福对丘吉尔说,香港的居民90%以上都是中国人,而且十分靠近广州,应该把香港还给中国。但丘吉尔愤然回答说,只要他还是首相,他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④。丘吉尔后曾表示,英国“不想获得任何新的领土或基地,只想保持他们已有的东西。除非通过战争,否则就别想从英国这里夺取任何东西”。⑤在英国的这种强硬态度面前,香港问题再次搁下。尽管中国搁置了中英之间有可能引起争端的问题,但中英还是在何时发动全缅反攻作战等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11月25日,蒋介石与丘吉尔会谈,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充分表达了他的厌恶之情。蒋称丘吉尔所谈“皆为余所厌闻者,而彼乃津津乐道约一小时之久……而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以及人格则决不能与罗总统同日而语。英狭隘、浮滑、自私、顽固八字尽之矣”。英国的顽固立场也使美国颇感为难。11月26日,蒋罗会谈结束后,罗对蒋慨叹曰:“现在所最令人痛苦者就是丘的问题”,“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言时“颇有忧色”,蒋亦为之感动,觉得罗斯福“比上次谈话时更增亲切”。次日,蒋介石对霍普金斯表示:“此次世界大战,如非罗之政策与精神,决不能有今日之优势,英与俄皆无法挽救,故余惟佩其人格之伟大也。”⑥

经历了开罗之行,蒋对英国外交的认识更加负面。蒋回顾曰:“开罗会议之经历,无论军事经济与政治,英国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救援英国之表示;其对于中国存亡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⑦

综上所述,抗战后期,尽管中国与英美成为共同作战的盟国,但亲疏关系不同。这一时期,中英关系并未有多大改善,相反,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陆续凸显出来。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形象相对良好。中国期望借助美国,对英国有所制约。尽管中美在战后目标上有较大重叠,但英美关系毕竟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中英冲突中对中国的支持相当有限。

①《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3年6月)(日期不详),《宋子文驻美期间电报选(1940-1943)》,第202-203页。
②《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关于开罗会议中我方应提出之问题草案》(1943年11月),《战时外交》第三册,第500页。
③《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15日。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页。
⑤Bohlen Minutes, 29th Nov., 1943, FRUS, 1943, Cairoand Tehran, p.554.
⑥《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27日。
⑦《蒋介石日记》,1943年11月,本月反省录;《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册,第445页。

[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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