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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才子赵树理

汪曾祺: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才子赵树理

赵树理

 1载一九九○年第五期《今古传奇》,2载南方周末1997.5.9;二文均收入《汪曾祺全集》
汪曾祺写赵树理的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于1990及1997年。
汪曾祺 赵树理
标题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1990)

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眉细而微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出声来。有时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起来。赵树理是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他的幽默感在他的作品里和他的脸上随时可见(我很希望有人写一篇文章,专谈赵树理小说中的幽默感,我以为这是他的小说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赵树理走路比较快(他的腿长;他的身体各部分都偏长,手指也长),总好像在侧着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热闹的集市的人丛中,怕碰着别人,给别人让路。赵树理同志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的作家,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

树理同志衣着朴素,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蓝卡叽布的制服。但是他有一件很豪华的“行头”,一件水獭皮领子、礼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他身体不好,怕冷,冬天出门就穿起这件大衣来。那是刚“进城”的时候买的。那时这样的大衣很便宜,拍卖行里总挂着几件。奇怪的是他下乡体验生活,回到上党农村,也是穿了这件大衣去。那时作家下乡,总得穿得像个农民,至少像个村干部,哪有穿了水獭领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家乡的农民并不因为这件大衣就和他疏远隔阂起来,赵树理还是他们的“老赵”,老老少少,还是跟他无话不谈。看来,能否接近农民,不在衣裳。但是敢于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农民见外的,恐怕也只有赵树理同志一人而已。——他根本就没有考虑穿什么衣服“下去”的问题。

他吃得很随便。家眷未到之前,他每天出去“打游击”。他总是吃最小的饭馆。霞公府(他在霞公府市文联宿舍住了几年)附近有几家小饭馆,树理同志是常客。这种小饭馆只有几个菜。最贵的菜是小碗坛子肉,最便宜的菜是“炒和菜盖被窝”——菠菜炒粉条,上面盖一层薄薄的摊鸡蛋。树理同志常吃的菜便是炒和菜盖被窝。他工作得很晚,每天十点多钟要出去吃夜宵。和霞公府相平行的一个胡同里有一溜卖夜宵的摊子。树理同志往长板凳上一坐,要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夹猪头肉,喝二两酒,自得其乐。

喝了酒,不即回宿舍,坐在传达室,用两个指头当鼓箭,在一张三屉桌子打鼓。他打的是上党梆子的鼓。上党梆子的锣经和京剧不一样,很特别。如果有外人来,看到一个长长脸的中年人,在那里如醉如痴地打鼓,绝不会想到这就是作家赵树理。

1958年,赵树理在山西太行山区沁水县水利工地
1958年,赵树理在山西太行山区沁水县水利工地

赵树理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农村才子。王春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树理同志曾在一个集上一个人唱了一台戏:口念锣经过门,手脚并用作身段,还误不了唱。这是可信的。我就亲眼见过树理同志在市文联内部晚会上表演过起霸。见过高盛麟、孙毓起霸的同志,对他的上党起霸不是那么欣赏,他还是口念锣经,一丝不苟地起了一趟“全霸”,并不是比划两下就算完事。虽是逢场作戏,但是也像他写小说、编刊物一样地认真。

赵树理同志很能喝酒,而且善于划拳。他的划拳是一绝:两只手同时用,一会儿出右手,一会儿出左手。老舍先生那几年每年要请两次客,把市文联的同志约去喝酒。一次是秋天,菊花盛开的时候,赏菊(老舍先生家的菊花养得很好,他有个哥哥,精于艺菊,称得起是个“花把式”);一次是腊月二十三,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酒、菜,都很丰盛而有北京特点。老舍先生豪饮(后来因血压高戒了酒),而且划拳极精。老舍先生划拳打通关,很少输的时候。划拳是个斗心眼的事,要捉摸对方的拳路,判定他会出什么拳。年轻人斗不过他,常常是第一个“俩好”就把小伙子“一板打死”。对赵树理,他可没有办法,树理同志这种左右开弓的拳法,他大概还没有见过,很不适应,结果往往败北。

赵树理同志讲话很“随便”。那一阵很多人把中国农村说得过于美好,文艺作品尤多粉饰,他很有意见。他经常回家乡,回来总要做一次报告,说说农村见闻。他认为农村还是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他戏称他戴的一块表为“五驴表”,说这块表的钱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那时候谁家能买五头毛驴,算是了不起的富户了。他的这些话是不合时宜的,后来挨了批评,以后说话就谨慎一点了。

赵树理同志抽烟抽得很凶。据王春同志的文章说,在农村的时候,嫌烟袋锅子抽了不过瘾,用一个山药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装了一“蛋”烟,狂抽几口,才算解气。进城后,他抽烟卷,但总是抽最次的烟。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棕黄的皮儿,烟味极辛辣。他逢人介绍这种牌子的烟,说是价廉物美。

赵树理
1954年在中国作协院内

赵树理同志担任《说说唱唱》的副主编,不是挂一个名,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该发稿的日期,还没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经过初、二审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点的,就丢在一边,弄得满室狼藉。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即交编辑部发出。他把这种编辑方法叫做“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没有较好的稿子,就由编委之一自己动手写一篇。有一次没有像样的稿子,大概是康濯同志说:“老赵,你自己搞一篇!”老赵于是关起门来炮制。《登记》(即《罗汉钱》)就是在这种等米下锅的情况下急就出来的。

赵树理同志的稿子写得很干净清楚,几乎不改一个字。他对文字有“洁癖”,容不得一个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个时候,有人爱用“妳”字。有的编辑也喜欢把作者原来用的“你”改“妳”。树理同志为此极为生气。两个人对面说话,本无需标明对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语言中第二人称代名词也极少分性别的。“妳”字读“奶”,不读“你”。有一次树理同志在他的原稿第一页页边写了几句话:“编辑、排版、校对同志注意:文中所有‘你’字一律不得改为‘妳’字,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树理同志的字写得很好。他写稿一般都用红格直行的稿纸,钢笔。字体略长,如其人,看得出是欧字、柳字的底子。他平常不大用毛笔。他的毛笔字我只见过一幅,字极潇洒,而有功力。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到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刚成立,负责“宫务”的同志请十几位作家用宣纸毛笔题词,嵌以镜框,挂在会议室里。也请树理同志写了一幅。树理同志写了六句李有才体的通俗诗:

古来数谁大,

皇帝老祖宗。

今天数谁大,

劳动众弟兄。

还是这座庙,(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是太庙)

换了主人翁!

一九九○年六月八日

《才子赵树理》(1997)

赵树理是个高个子。长脸。眉眼也细长。看人看事,常常微笑。

他是个农村才子。有时赶集,他一个人能唱一台戏。口念锣鼓,拉过门,走身段,夹白带做还误不了唱。他是长治人,唱的当然是上党梆子。他在单位晚会上曾表演过。下班后他常一个人坐在传达室里,用两个指头当鼓箭,敲打锣鼓,如醉如痴,非常“投入”。严文井说赵树理五音不全。其实赵树理的音准是好的,恐怕倒是严文井有点五音不全,听不准。不过他的高亢的上党腔实在有点吃他不消!他爱“起霸”,也是揸手舞脚,看过北京的武生起霸,再看赵树理的,觉得有点像螳螂。

他能弹三弦,不常弹。他会刻图章,我没有见过。他的字写得很好,是我见过的作家字里最好的,他的散文《写金字》写的大概是他自己的真事。字是欧字底子,结体稍长,字如其人。他的稿子非常干净,极少涂改。他写稿大概不起草。我曾见过他的底稿,只是一些人物名姓,东一个西一个,姓名之间牵出一些细线,这便是原稿了。考虑成熟,一口呵成。赵树理衣着不讲究,但对写稿有洁癖。他痛恨人把他文章中的“你”字改成“妳”字(有一时期有些人爱写“妳”字,这是一种时髦),说:“当面说话,第二人称,为什么要分性别?——‘妳’也不读‘你’!”他在一篇稿于的页边批了一行字:“排版校对同志请注意,文内所有‘你’字。一律不准改为‘妳’,否则要负法律责任。”这篇稿子是经我手发的,故记得很清楚。

赵树理是《说说唱唱》副主编,实际上是执行主编。他是负责发稿的。有时没有好稿,稿发不出,他就从编辑部抱了一堆稿子回屋里去看,不好,就丢在一边,弄得一地都是废稿。有时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他说这种编辑方法是“绝处逢生”。陈登科的《活人塘》就是

这样发现的,这篇作品能够发表也真有些偶然,因为稿子有许多空缺的字和陈登科自造的字,有一个丐宁,大家都猜不出,后来是康濯猜出来了,是“趴”,属(马的繁体字)没有四条腿,可不是趴下了?写信去问陈登科,果然!

有时实在没有好稿,康濯就说:“老赵,你自己来一篇吧!”,赵树理关上门,写出了一篇名著《登记》(即《罗汉钱》)。

赵树理吃食很随便,随例看到路边的一个小饭摊,坐下来就吃。后来是胡乔木同志跟他说:“你这么乱吃,不安全,也不卫生。”他才有点选择。他爱喝酒。每天晚上要到霞公府间壁一条胡同的馄饨摊上.来二三两酒,一碟猪头肉,吃两个芝麻烧饼,喝一碗馄饨。他和老舍感情很好。每年老舍要在家里请市文联的干部两次客,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腊月二十三,老舍的生日。赵树理必到.喝酒,划拳。老赵划拳与众不同,两只手出拳.左右开弓,一会儿用左手.一会儿用右手。老舍摸不清老赵的拳路,常常败北。

老舍汪曾祺
王亚平、赵树理、老舍

赵树理很有幽默感。赵树理的幽默和老舍的幽默不同。老舍的幽默是市民式的幽默,赵树的幽默足农民式的幽默。他常常想到一点什么事,独自咕咕地笑起来,谁也不知道他笑的什么。他爱给他的小说里的人起外号:翻得高、糊涂涂(均见《三里湾》)……他写的散文中有一个国民党小军官爱训话,训话中爱用“所以”,而把“所以”联读成为“水”,于是农民听起来很奇怪:他干嘛老说“水”呀?他写的《催租吏》是为了“显派”,戴了一副红玻璃的眼镜,眼镜度数不对,他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农村的土路上走。

他抨击时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出之。有一个时期,很多作品对农村情况多粉饰夸张,他回乡住了一阵。回来作报告,说农村情况不像许多作品那样好,农民还很苦,城乡差别还很大,说,我这块表,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这是块“五驴表”!他因此受到批评。

赵树理的小说有其独特的抒情诗意。他善于写农村的爱情,农村的女性。她们都很美,小飞蛾(《登记》)是这样,小芹(《小二黑结婚》)也是这样,甚至三仙姑(《小二黑结婚》)也是这样。这些,当然有赵树理自己的感情生活的忆念,是赵树理的初恋感情的折射。但是赵树理对爱情的态度是纯真的,圣洁的。

××市文联有一个干部×××是一个一贯专搞男女关系的淫棍。他的乱搞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他很注意保养,每天喝一大碗牛奶。看传达室的老田在他的背后说:“你还喝牛奶,你每天吃一条牛也不顶?” ×××和一个女的胡搞,用赵树理的大衣垫在下面,把赵树理的一件貂皮领子礼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也弄脏了。赵树理气极了,拿了这件大衣去找文联副主席李伯钊,说:“这是怎么回事!”事隔多日,老赵调回山西,大家送他出门,老赵和大家一一握手。×××也来了,老赵趴在地下给×××磕了一个头,说:“×××我可不跟你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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