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郑达庸：三进巴格达——我看到的战后伊拉克

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轰炸巴格达，海湾战争爆发。2月，多国部队逐渐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消灭了伊拉克在科威特的驻军。2月28日，多国部队和巴格达宣布停火，海湾战争宣告结束。

3月1日，国内给我指示：客居开罗的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的"五人留守小组"返回巴格达。指令一到，刻不容缓。我和中国驻约旦大使张德良通电话，得知伊拉克驻约旦大使已经约见他，提出希望中国大使尽快返回巴格达。伊方表示，将协助中国大使一行返回巴格达。

夜返巴格达

3月5日，我们抵达约旦首都安曼，等待国内进一步的通知。中国方面考虑到，这次战争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起，科威特也是我们的建交国，驻科威特大使理应先返回科威特，然后驻伊拉克大使再返回巴格达。中国驻科威特大使管子怀曾向我回忆起返回科威特的情景。2月27日(海湾战争结束前一天)，外交部指示他准备返回科威特。3月2日，管大使从北京出发，由于没有现成的国际航线，只能取道沙特，然后从陆路进入科威特。从沙特首都利雅得到科威特有一条900公里长的公路，往常只需要六个小时，由于战争的影响，管大使走了整整16个小时。回到科威特的第二天，中国使馆升起了五星红旗，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恢复工作。这样，就该我们返回巴格达了。

3月15日凌晨4点，我们的车队从安曼出发，向巴格达驶去。上午10点，车队到达约旦边境哨卡。哨卡附近是鲁维谢德难民营，收容了许多伊拉克难民，远远望去，五光十色的帐篷构成了荒原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们办了从约旦出关的手续，进入"中立区"。穿过中立区，便进入了伊拉克边境。这里是战争前后伊拉克同外界联络的主要通道，边界哨卡前排着长长的车队。由于我们是外交车队，车上插着国旗，海关很快放行。

伊拉克境内一片荒芜。一开始路况还算好，没见到多少战争痕迹，但是过了大约500公里，我们便发现公路被破坏得很严重，大大小小的弹坑布满路面。我们的行车速度不得不减慢。一路上，我们碰到不少衣衫褴褛的孩子，成群结队地跑过来乞求面包，我们便将随车携带的饼干分给他们。那种情景长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抵达使馆时已是晚上七点。使馆里一片漆黑，我们点上蜡烛，发现办公大楼会客室的玻璃已经被震碎，有的房间的吊顶落在地上，玻璃和墙皮散落一片，一些房间的封条也被撕碎了。当夜12点，我们终于与国内取得联络，告知"留守小组安抵巴格达"。

此时夜已深，我却难以入睡。半年时间里我三进巴格达，也算是和这个城市有缘分吧。

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战争过后，物资紧张，生活困难。没有电，我们只能用备用的柴油发电机发电;由于担心受到污染，我们也不能再饮用自来水，只能喝瓶(桶)装矿泉水。但是柴油和矿泉水数量很有限。撤离前储存的煤气罐大部分都丢了，大家只好约定周末才用煤气罐烧饭，平时则用煤油炉。由于战争中电力中断，撤离前存放在地下室冰柜里的食品全都腐烂了。二秘李志国和司机王金弟去了一趟伊拉克外交部，希望伊方提供汽油、柴油、煤气罐和矿泉水。对方只答应提供一些汽油，其他的让我们自己解决。

其他国家的使节也陆陆续续回到巴格达。不过，伊拉克外交部规定，使馆人员离开巴格达辖区要经过外交部批准，因此使团活动大大受到限制。伊拉克外交部曾组织使团去外地参观，主要是看战争破坏的情况。时间一长，巴格达的使团之间难免有种"同甘共苦"的感觉，见了面免不了要发发牢骚，或是交流在什么地方还能搞到食品。使节的夫人们甚至交流怎么储存从约旦买回的面包。

如果说使团的生活尚能用"困难"两字形容，那么当地百姓的生活只能说是"苦不堪言"。战后，伊拉克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生产停滞，黑市猖獗，一些地方发生饥荒，出现瘟疫。汽油从一公升两个第纳尔，涨到150个第纳尔。一般食品的价格上涨了两百倍。保持复兴党统治和军队的生存与发展，是战后萨达姆政权的首要关切。有限的生活物资首先用来满足复兴党官员和军队的需要。而百姓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伊拉克政府采取紧急措施，限量供应口粮。根据配给制，每人每月可以得到八公斤面粉、两块肥皂，婴儿可以获得一桶奶粉。牛奶根本没有，鸡蛋也不包括在定期供应之内。巴格达的使团也参加"供应制"配给，到指定机构购买配给的面粉和肥皂等物品。

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和立交桥下，原先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纷纷出来摆地摊，变卖家中珍藏多年的宝贝。大街上店铺照常开张，但是消费者寥寥无几。我们从当地人那儿得知，科威特的商店和仓库大都被伊军抢劫一空，整车整车地拉回伊拉克。于是，巴格达一下子出现了来自美国、西欧和日本的高级电器、照相机、手表甚至药品，但能买得起的人毕竟是少数。

战争期间，美军向伊拉克投放了各种炸弹，其中包括94万枚贫铀弹。我们返回巴格达时有思想准备，要应付环境的污染，但当时并不知道美军投掷了贫铀弹。而巴格达的西方使团心中有数，有的使馆自测空气污染度，对饮用水和食物格外小心。

根据伊拉克媒体的报道，伊拉克各地、尤其是南部，癌症患者大量增加，出现"症状不明的怪病"。有统计指出，战后十年，伊拉克南部地区白血病、恶性肿瘤和其他疑难病症的发病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6倍，孕妇流产率是过去的十倍。伊拉克当局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诉求，强烈要求调查。奇怪的是，关于贫铀弹的议论由来已久，安理会也关心此事，美国会议员也曾进行调查，国际媒体也不时发出报道，但是海湾战争结束20年了，有关当局并没有对此事作出任何负责任的调查或结论性意见。

美国再次空袭巴格达

伊拉克军队在战争中遭受重创，不过西方认为，萨达姆的军队完全可以对付国内任何力量的挑战。我看到当年出版的英国《简氏防务周刊》一篇报道称：伊拉克仍有2300辆主战坦克、5500辆各型装甲车、1000到2000门火炮和重型迫击炮、120架武装直升飞机。伊军还隐藏了50枚飞毛腿导弹，以及伊拉克研制的"侯赛因式"和"阿巴斯式"远程导弹。所以，萨达姆能够继续依靠"枪杆子"支撑政权，在核查、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问题上同美国反复较量。

1991年4月7日，美英法三国宣布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设立"禁飞区"，阻止伊拉克政府打击库尔德人武装。1992年3月，英国外交大臣警告，如果伊拉克执意拒绝销毁武器，不排除再次对伊动武。同时安理会也谴责伊拉克拒绝销毁远程导弹武器，要求伊拉克必须无条件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

局势陡然紧张起来。3月下旬，美国的"美国"号航母开进海湾地区。美国防部发言人称，美国保留向伊拉克进行军事袭击的"所有选择"。驻在德国基地的美军第52战斗机中队派出一批战斗机飞往波斯湾，并在沙特部署一支轰炸机队。美国称，美英已经制定了对伊拉克导弹工厂和核设施实行有限空中打击的计划。8月，美英法三国宣布在伊拉克南部设立"禁飞区"。

显然，美国已经做好了再次军事打击伊拉克的行动部署。同时，我们获知，俄罗斯使馆已经撤走了45名妇女和儿童。于是，我们也开始储备物资，好像又回到了战前的紧张环境。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伊拉克当局百般周旋，局势时紧时松，一直拖我身处热点地区中的漩涡，亲眼所见伊拉克在军事上被击败后，经济遭封锁，政权更加独裁，各种形式的斗争错综复杂。

到1993年初。记得有一天，我们发现CNN电视新闻上出现异常报道，反复强调"美国新闻人员注意撤出伊拉克"。我们感到不妙--美国可能要动手。1月13日，我们召开使馆大会，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储备粮食、水和发电机，停止使团之间的一切来往，调研室24小时追踪形势。当夜9点，美国轰炸伊拉克的巴士拉等地。萨达姆随即发表讲话，号召伊拉克全力反击。

1月18日夜，巴格达响起防空警报。一下子，全城拉闸断电，一片漆黑。我们通知全体馆员，关掉一切灯光，拉上窗帘，躲在屋内。顷刻间，巴格达防区高射炮、防空导弹齐鸣，一道道光束布满整个夜空。空袭持续了大半夜。次日清晨，使馆院子里有不少高射机枪的弹壳，汽车也被弹壳打出几个小洞。

"外交邮袋"事件

战后，伊拉克边防口岸的检查非常严格，尤其是大宗货物进出的伊拉克-约旦边防。为了了解外界的信息，使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迪拜购买了卫星天线，装在大卡车上从迪拜运往安曼，再运至伊约边境。我们事先与伊外交部打好了招呼，使卫星天线较为顺利地入了境。有了天线以后，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可以看到国内的节目，还能收看CNN、BBC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电视节目，扩大了信息来源。

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我们便遇到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1993年5月5日，使馆派当时的二秘王旺生(后任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大使)等二人，作为临时信使去安曼接人和外交邮袋。因为受到国际制裁，伊拉克的空中航线始终没有恢复，国内信使只能把我馆的外交邮包送至安曼，我馆再派人去接。王旺生等人在安曼接到邮袋后，原路返回巴格达，没料到伊拉克边防居然不放行，要求我们将外交邮袋送返约旦，或者由伊边防派人陪同押送至伊外交部。

根据国际法，信使文件和外交邮袋享有豁免权，不许检查，更不能移交旁人和非接收单位。我们坚决不同意邮袋返回约旦，也不同意转交至伊拉克外交部。当天晚上7点半，天在下雨，王旺生守着邮袋去了伊外交部。既然伊拉克当局不按规矩办事，那我们也只能"特事特办"。当夜，我们给伊外交部礼宾司长打电话，司长不在，也不知道是否有意回避。第二天我去伊外交部交涉，对方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送回约旦，二是封存在伊外交部。我提出，邮袋放在中国大使馆封存，容后解决。对方不同意。僵持不下，我们只好轮流派人去伊拉克外交部值班，寸步不离地看守邮袋。

几天后，在捷克驻伊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我见到伊拉克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和使团处处长，他们主动向我道歉，同意我们取回邮袋。5月10日晚上8点半，我们终于把外交邮袋安全带回使馆。在五天时间里，我们的视线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邮袋。

1994年元月，外交部通知我结束在伊拉克使馆的工作，去沙特阿拉伯任大使。人离开了伊拉克，但思绪离不开巴格达。从1990年12月抵达巴格达到1994年4月离任，我总共在伊拉克工作了三年半。这段经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很不平凡。我身处热点地区中的漩涡，亲眼所见伊拉克在军事上被击败后，经济遭封锁，政权更加独裁，各种形式的斗争错综复杂。伊拉克那几年的进程，反映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在中东地区的里程碑式的变化。

（作者系中东问题专家，曾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前驻沙特、伊拉克大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