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叶维丽：惑中做史

九十年代初期以来，苏联、东欧剧变，冷战"结束"，美国一片庆祝"历史的终结"的欢呼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若干本关于中国"毛时代"的个人回忆录在西方出版，其中有的极为畅销。(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Jung Chang，Wild Swan--Three Dauguters of China. New York：Doubleday，1991)。这些书籍的作者要么是中国五六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受害者，要么是受害者家属，他们主要是控诉政治运动的惨无人道。我因为有长辈被打成右派和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对书中的内容有相当的体会，对作者们十分同情。说实在的，他们写下的不过是当年残酷政治迫害的一角而已，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历史，写下来都是见证。

但这样的书看多了，我开始感到疑惑。这类书籍在无形中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话语"标尺"，如果用这个标尺去衡量我自己的历史，就发现我得丢掉很多我所珍视的、对我仍然有意义的东西。那样我就讲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我一度陷入深深的困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今天，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

带着困惑，我邀请一位同是"老三届"的朋友，来和我一起做口述成长史，用两入对话的形式从头梳理我们在"毛泽东时代"长大成人的过程。我们这部口述史，既是个人的，也可以看作是关于一代人成长过程的两个个案。老三届是中国当代史上十分独特的一代。清理这代人历史，涉及如何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要讲这代人，不能不讲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不能不讲"革命"的意识形态，更不能不讲"文化大革命"。我们俩都是女性，成长在中国社会大力宣传男女平等的年代，又在性别意识敏感的美国生活了多年。在今天的中国，女性的形象和我们当年有天壤之别。如何看待我们那一代女性走过的道路也是令我们十分困惑的问题。

在作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具有的多重身份。我既是"里面的人"(insider)--在中国长大，又是站在外面往里看的人(insider out)--我的困惑和问题意识，和我在西方的生活有直接关系；我既是"年轻"的，又是"年长"的--我站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首自己的"昨天"；我既是历史亲历者，又是历史研究者。多重身份有时会造成不同身份之间的"紧张"，但也有助于超越单一身份可能带来的局限，有利于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

我们的口述史，已在近年以中、英文两个有些不同的版本分别出版。（Ye Weili，Growing up in the People's Republic：Conversations between Two Daughters of the China's Revolution. New York，NY：Palgrave MacMillan，2005；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英文版的对象是不了解中国现代史、受到"冷战思维"严重影响的西方人；中文版的对象是中国人，特别是我们的同代人。

书出了，不等于说惑就没有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不安、十分不确定的世界。冷战结束二十年了，"历史"并无终结的迹象。环顾世界，乱象、险象丛生，人类面临着如何在地球上生存下来的巨大挑战。"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惑是根本性的。一位国内学者将他的新书命名为《何枝可依》（李零《何枝可依》北京：三联书店．2009）。我深有同感。但惑归惑，在做口述史的过程中，也有些小小的心得体会，写下来，请教方家。

首先，是如何解释我们这代人在"文革"初"红卫兵"时期的所作所为。这方面的权威著作，首先应推陈佩华(Anita Chan)的《毛泽东的孩子们》。（Anita Chan，Children of Mao：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Seattle，WA：University'of WashingtorI Press，1985）．2007年夏天我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书店里，看到在为数有限的与中国近现代史有关的外文翻译书籍中，这本书赫然在列。出版二十几年来，此书一直被视为研究"红卫兵"那代人的权威著作。）陈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香港采访了若干来自广州地区的前中学红卫兵，目的在于探究他们"文革"前所受的教育和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是何关系。陈得出的结论是，"文革"前五六十年代的中小学教育从课堂到课外活动充斥着政治灌输，这种教育导致了学生"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形成，"文革"开始后他们打砸抢式的破坏行为与此有直接关联。

将陈的描述套我自己的经历，就发现并不合身。有件事我和我的小学同学们都难以忘怀，那是我们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北海公园的一次少先队队会。大家席地而坐，轮流讲长大了想做什么，有的想当科学家，有的想当工程师，还有的想当作家。一个同学想当园艺家，把西红柿和土豆嫁接在一起。这样以"谈理想"为题的队会，是我们这代人的普遍经历，也是很多人温馨的记忆，却不在陈佩华的视野之中。

陈的问题，在于历史目的论(teleology)，这也是历史学者常犯的毛病。因为"文革"发生了，所以就去找寻一切能够和"文革"连得上的事儿，那些与后来发生的"文革"扯不上的事，不管当时给人留下了多深的印记，对历史学者也是无关紧要的。历史学实在是个很势利的学科。

历史目的论的倾向，也表现在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研究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外历史学者都在试图解释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革命"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遮蔽了大量与此无关的事件和人物，包括美国留学生们。目前国内外的民国史热，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挖掘那些被"革命"埋没或扭曲的人和事。对五六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难道一定要重蹈当年的覆辙吗?

我觉得，作为历史亲历者的我，在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帮助作为历史学者的我避免一些偏颇，这是多重身份带来的好处。如果把我们班1962年在北海公园开队会作为时间上的一个"点"，在那一点上，我们的"未来"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最大的可能性、也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共同的憧憬，是做"建设者"，而不是当"红卫兵"。

但我们如何解释何以在北海公园队会上充满建设理想的儿童们，会在四年后成为一场暴力和破坏运动的急先锋?这是我在脑子里带了多年的问题。

在梳理个人史的过程中，我发现"文革"前夕的几年对我们这代人至关重要：那几年我们经历了一次"再教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早期教育中存在的人文主义受到了批判和唾弃。用句形象点儿的．话说，如果在此之前我们的教育中"白雪公主"和"刘胡兰"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这以后自雪公主成了人人喊打的"封、资、修"，不再有容身之地，剩下的只有"政治正确"的胡兰子了。这背后，有着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大背景。这个再教育对我们这代人是相当成功的，它为"文革"作了铺垫和准备。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看事物变化的过程是怎样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并不是铁板一快、只有政治说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视变化的过程，无视事物的复杂多面，既不符合当事人亲身的经验，也容易坠入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窠臼。

做口述史的另一个心得，是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的重要。毛泽东时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国家权力渗透进社会各角落。在这样一个年代的中国，是否还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日常生活空间在毛时代消失殆尽。（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Jonathan Mirsky，"China's wasted Half century：Nothing to Celebrate．"The New Republic，October，1999，PP.33-35。）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回忆录所披露的，也主要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史。最近，一位国内学者写了一篇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海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和市民文化的文章（陈思和，《海派文化十大经典流变》，《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8月10号[12]。），这篇文章针对的是中外学界一窝蜂研究三十年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现象，此文也可以说是对毛时代的中国是否存在日常生活的肯定回答。

我和我的口述史合作者都是在北京的机关大院长大的，对我们各自生活的大院及其各具特色的"大院文化"记忆深刻。大院式的生活方式体现了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城市日常生活的改造，值得关注禾口研究。我所生活的大院在当年有一个颇具权威的"家属委员会"，其中的成员包括在大院干部家庭里工作的"保姆"。家属委员会在大院的日常管理上有一定的权威，它的成员也具有某种"公共性"的身份。这一做法反映了"新社会""平等"的理念。但同时，大院的住房分配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什么级别的住几间房是马虎不得的。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审视1949年后的中国城市社会，就会发现其中既有理想主义，也有三六九等，不能一言以蔽之。如果仅仅是通过政治史、特别是政治运动史来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就无法了解到这具有悖论色彩的社会现实。

即使在"文革"中，日常生活也没有消失。不但如此，旧的制度被推翻，新的并没有建立起来，反倒使当时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空隙，在一定的程度上平民百姓获得了一些"自由"，特别是在"派仗"期间。"文革"是个有"出口"(exit)的运动，越来越多对派系争斗不感兴趣的人趁机溜号，成了"逍遥派"，不少人热衷于做家具、织毛衣。"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小将"，很多人在"文革"开始几个月后就消沉了下来。北京的"老红卫兵们"，吃"老莫"(莫斯科餐厅)、"拍婆子"(交女朋友)、看"黄书"、听"黄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主流文化相逆反的青少年"亚文化"(subculture)。（最近刚出版、由多入回忆文章组成的新书《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 中有大量这方面的材料。）从革命"母体"中衍生出异己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这难道不是预示了中国社会以后的变迁?而"文革"中的这些方方面面，也不是狭义的"文革史"所能涵盖的。

同时，我们两人并没有回避"文革"沉重的一面。我们需要分别直面我们各自经历的暴力。对我来说，一个多年来不能释怀的问题是，为什么我所在的当年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会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5号发生北京市第一起学生打死老师的血腥事件?借着做口述史的机会，我特别对那桩不堪回首的事件做了深入的调查，访问了二十几位当年的学生、老师及受害者的家属，就此事件单独写了一篇研究性质的文章。（Weili Ye，"The Death 0f Bian Zhongyu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13,no.2 (Fall,2006): 203-240．）

我关注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将我们学校发生的暴力事件放到"文革"初期的大背景中去看，二是分析暴力在"文革"发动期的功能，三是正视最高领袖在暴力问题上的态度和责任，四是探讨"革命文化"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我们学校有一位学生，由于1 966年8月18号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给毛戴了红卫兵袖章，而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对于她及其他一些当年的学生"头头"和"八五"事件的关系，我在文中也进行了讨论。但老实说，这个话题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如果不是因为那位学生带头打人的说法几十年来长盛不衰，成为著名的"文革传说"，我可能不会去涉及它。

文章的中文译文在网上发表后（白芳，《卞仲芸之死》，见www．edubridge．com("二闲堂"网站)。此文由一位朋友义务翻译，略去了原文中大量注释），对我认为重要的几个问题反响不大，却再次激起针对那位学生的激烈争论，我被扣上"为红卫兵翻案"的帽子，受到了网上匿名的围攻辱骂。看来，正如柯文(Paul Cohen)所讲，"故事"(或日"神话")似乎比"历史"更容易深入人心。（Paul A．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as Event,Experience,and Myth. 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Preface．）将"八五"事件栽到给毛戴袖章的人身上，成全了一个"顺理成章"头有尾的好故事，这个故事似乎更能表达人们复杂的、长期受到压抑的心理诉求，因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故事毕竟不是历史。

要面对如此复杂纷纭的局面，甚至要承受对个人的误解和攻击，这对我来说多少有些始料未及。这倒并没有引起我的"惑"，反而提醒我，做历史，特别是做中国当代史，不是件简单的事，它和现实有太深的纠结，一不小心就趟了"浑水"，甚至犯了"众怒"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只能是"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此外别无选择。

这次挨骂后不久，我去华盛顿开会，会议间隙我到林肯纪念堂、越战纪念墙那一带转了转。去时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多年没有去了，发现那里又多了几座大型纪念建筑群，如纪念二次大战和朝鲜战争的纪念碑和雕塑群。也头一次注意到，国会大厦前开阔地带的几处大水池，原来是有名堂的，叫做"reflection pond"(反省池)，还立了牌子有所说明，但说明词语焉不详，似乎有要美国人在此反思美国历史上有争议、不那么光彩的篇章的意思。

我这个中国人一下子受到了启发，久久在水边徘徊不去。我一直喜欢老子"上善若水"的说法，喜欢看水，在缓缓流动的水边常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洗涤。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文革"，给国人的心灵带来了太多的创伤。我们是受伤的民族，我们心中有很多没有排解的怨恨：。某一天，我们也可以在中国北京的一处中心地带，蓄上水池，作为我们的"反省池"，也可以在周围建上纪念某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大型建筑，甚至也可以像那面十分"ambivalent"（矛盾）的黑色越战纪念墙一样，留下让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做不同解读的空间。但不管各方如何解读，都能得到情感和精神上的抚慰、解脱和升华。

这话扯得有点远。我的口述史做到最后，梳理了我个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但也加深了一些困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该如何看待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革命。

"革命"是我们青少年时代的"关键词"，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文革"前夕我们所接受的再教育中最为响亮的口号，也因此成为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的人生目标。但那时，我却对"革命"若即若离，自认为是同代人中不很革命的。到美国后，我在很长时间里有意回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关的题目。我把我的留学生史截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是不想去碰这个由于从小不断被灌输、让我感到有些腻味的话题。

今天是一个"告别革命"的时代，革命史早已不是显学。在美国的学术年会上，已经很少听到关于中国革命史方面的论文。在不少人的眼中，"现代化"是正途，"革命"是中国人在二十世纪走的一个大弯路。

在国内，由于社会的相对宽松开放，越来越多曾被压抑的史实逐渐浮出水面，学者们和社会各界开始重新审视革命的得失功过，我希望加入这支队伍。做口述史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身上其实有着很深的"革命文化"的"胎记"，是从我父母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来的。而我的父母，都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青年，他们为什么会参加"革命"?"革命"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当年的追求是否还有一些价值?这时我才发现，要我这么一个曾经并非那么"革命"的人来"告别革命"，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承认，我内心有"革命情结"，不敢说有多深，但是有。

2008年夏天在上海，我曾去参观龙华监狱旧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这里曾经关押过众多共产党政治犯，有的就地枪毙，其中有包括柔石、胡也频、冯铿（女）等人在内的"左联五烈士"。如今，在监狱旧址的基础上，建了一座纪念性的公园。虽然有"红色旅游"作号召，游人却稀稀落落。我一个人转来转去，看见"通向刑场"的指示牌。没有多想，我就朝那个方向走去。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进了一个长长的地下通道，两面墙上挂着我从小熟知的"革命烈士诗抄"，眼睛扫过去，心中不免感慨。此时身边已无其他游客，耳畔只听见我自己的脚步声，正想着是不是走错了路，就到了通道的终点，走上去一看，是一片野草丛生的荒凉角落，杂草中立着几块未经雕琢的石头，近处的一块上面用墨笔刻写着"左联五烈士遇害地"，并说明，五十年代初挖掘烈士遗骨时，冯铿身上穿的红毛衣还没有完今腐烂。独自站立在当年的行刑地，我仿佛身处另一个时空，七十九年前这里曾见证了几位志士的牺牲。他们遇害两年后的1933年，鲁迅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作小学生时我就读过。那一场叫"革命"的大事件是二十世纪我们中国人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它复杂的遗产要由我们自己来清理。"梳理革命"正是我目前做的一个学术项目。就如我对"文革"的研究，它也缘自困惑，缘自不愿轻言告别，缘自在全球资本主义化的今天，想要留住一点值得中国人自己珍惜的东西。要想留，就得先清理，这个任务不轻。

我曾经计划的学术是写出二十世纪三代中国人的故事。留学生是第一代，我抗战时参加中共的父母是第二代，我们自己是第三代。我和第一代、第二代都是相通的，他们的历史也是我的历史。无论是"建设者"，还是"革命者"，他们都是先行者，都是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动荡的二十世纪，上下求索，努力为中国开路的人。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去同情地理解。

（本文选自《在美国发现历史》一书中的"惑中做史"一篇，题目为【原】编者后加，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