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宗教

圣凯:论中国佛教对生产态度的转变

世界弘明哲學季刊2000.3
本文以佛教对生产的观念为线索,考察了中国佛教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说明了中国佛教对生产的态度所发生的从不掘地到不作即不食的转变,旨在从经济的角度揭示佛教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和过程。

荷兰许理和先生曾经指出,佛教在中国并不是一种思想模式或哲学体系,而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和高度纪律化的行为方式,它被认为能借此解脱生死轮回,适合于封闭而独立的宗教组织[1]的成员信受奉行。[2]虽然出家僧尼被视为方外之士并远离世俗的尘劳,过着清净的生活,但由于僧尼依旧生活在这个世间,仍然需要衣食住行,所以佛教不可能回避经济问题。人们历来反对佛教的理由及三武一宗的废佛事件,经济问题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外佛教界及学术界在中国佛教经济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何兹全先生主编的《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谢重光先生 ​​《汉唐佛教社会史论》[3]、法国谢和耐先生《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4]、日本友松圆谛先生《佛教经济思想》、中村元先生《宗教与社会伦理》、道端良秀先生《中国佛教与社会及其交涉》[5],等等,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我们在新世纪伊始对佛教的生产问题进行历史的探讨,目的在于对当代佛教寺院的经济管理有所帮助。

 

一垦地与佃客

 

按照印度佛教的传统,僧尼是属于不生产的消费阶层,经济生活全部依靠民众的布施,比丘依靠托钵乞食得到食物。在中国,随着佛教的发展,佛教与国家的矛盾也与日俱增。这主要表现在,僧尼人数不断增加,不少人素质偏低,国家财力有限,往往导致佛教与国家争利、争人的情况发生,以至于发生废佛之类的事件。所以,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便以戒律精神为基点制定了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佛教制度--清规。在此基础上,僧尼便由最初的不事生产转变为重视生产,使「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成为日常的生活准则。

比丘不得掘地,这在佛教律典中有明文规定。《四分比丘戒本》说:「若比丘自手掘地、教人掘者,波逸提。」[6]《行事钞‧随戒释相篇‧掘地戒》认为,不掘地有三大好处:「一,不恼害众生故;二,止诽谤故;三,为大护佛法故。」并认为:「若佛不制此二戒者,国王大臣役使比丘;由佛制故,王臣息心,不复役使,得令静缘修道、发智断惑,是名『大护』。」[7]由于不掘地有三种好处,所以佛教反对比丘从事生产活动。在东晋时代罗什所译的《佛遗教经》中说沙门禁止的种行为中有「安置田宅,一切种植,斩伐草木,垦土掘地」[8],说明所有田园生产都是被禁止的。唐太宗曾下令大量书写《遗教经》,以作为僧尼遵守的规范。[9]因此,《遗教经》在中国十分普及,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然而,托钵乞食,生活不定,对檀越布施的依赖也使僧众只能保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使佛教具有很大的依附性,这不利于佛教在社会上的发展。于是,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便成了佛教的当务之急。考虑到农耕会伤害虫类的生命,犯杀生戒,为避免直接犯戒,中国佛教在确保僧尼亲自动手的同时使用佃客。为佛教生产的寺院中的佃客,从晋至唐,因时代和地区的不同而有种种不同的情况。东晋、南朝盛行白徒、养女,北朝盛行僧祇户、佛图户,隋、唐除了沿用前代的种种名称外,更多的是以「净人」一名出现的。其所谓净人,概指寺属的依附劳动者。[10]

南朝寺院的依附人口一般称为「白徒」、「养女」。《南史‧卷七十‧郭祖深传》说:「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11]大量白徒中一定有一部分用于种田,而且,白徒与养女不列入国家的户籍,显然是寺院的私属人口。

北朝盛行僧祇户与佛图户。《魏书‧释老志》在记载北魏沙门统昙曜在《奏置僧祇户粟》时说:「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及寺户遍于州镇矣。」[12]从中可以看出,昙曜奏置的僧祇户与佛图户当有所不同。[13]

北魏的僧祇户来自平齐户和「役同厮养」的军户等贱民,「不得别属一寺」,不依附于特定寺院,他们仍然是国家贱民。「僧祇粟」的本意是「立课积粟」,即:由僧祇户在乡输课,每户每年向国家的僧曹输粟六十斛,与当时「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的正课以及屯民「岁责六十斛」的数额正好相同。[14]张弓先生认为,僧祇粟的实质是国家在寺院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用让渡部分赋课的方式扶持佛教。[15]

北魏真正依附于寺院的人户是佛图户,故又称「寺户」。《佛祖统纪‧卷三十八》说到佛图户时注解说:「佛图亦佛陀,此云『觉者『;言户者,佛寺之民户也。」[16]北魏普遍配置的寺户,一部分来自重罪犯,一部分来自官奴,是将国家贱口转为寺院贱口。其中,用于耕田种地的寺户之身份等同于世俗的佃客。所以,从是否依附于寺院可以看出僧祇户与佛图户的区别。

与此同时,晋 ​​唐时期的寺院还有一种劳动者,是由百姓自动投附沦为寺领人户的。由于国家税收的提高,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有些为了逃避租役而皈依佛门。《弘明集‧卷十二‧桓玄辅政欲沙汰众僧与僚属教》说:「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避役踵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17]但是,这些避罪、逃租役而归附佛教的人,有的还出家了,取得了僧尼的资格。《旧唐书‧卷一》唐高祖武德九年[18]诏说:「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 ......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号,迹等齐人。」[19]当然,无论出家与否,既然都是以耕织为生、估贩为业,本质上都是劳动力,因为出家后除了服侍师父以外也常常参加农田劳动,如道安、法显在当沙弥时都曾在寺院耕田种地。[20]

谢重光先生 ​​认为,除了沙弥以外,上述种种名称的劳动者大体上都可以视作「净人」。[21]对于净人,宋代道诚的《释氏要览‧卷下》说:

由作净业,故名「净人」;若防护住处,名「守园民」。......王于后捕得五百贼人,王问:「汝能供给比丘,当赦汝命。」皆愿。王遂遣往祇园,充净人。谓:为僧作净,免僧有过,故名「净人」。[22]

这说明,由于净人是「为僧作净,免僧有过」,所以寺属人户才被称为「净人」;由于防护住处不属于「为僧作净」的范围,故称为「守园民」。净人主要来自世俗的施舍,但并非平民,而是被捕的贼人,说明净人的身份极其低下。

净人的出现来自于比丘持戒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因为比丘不得自捉、自畜「不净物」。《行事钞‧卷中(二)‧净残篇‧畜宝戒》认为以下八项内容为不净财:「一,田宅园林;二,种植生种;三,贮积谷帛;四,畜养人仆;五,养繁禽兽;六,钱宝贵物;七,毡褥釜镬;八,像金饰床及诸重物。」[23]但是,由于现实生活离不开这些东西,各种事务便需要由另外一些人来从事,以便使僧人能够清净持戒。这样,为僧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