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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仲贤:香港经济发展的批判理论

最初出自吴仲贤文集《大志未竟》1997年2月版,该文被选入羅金義、李劍明編,《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香港:牛津 2004)。頁217-221。文本来自北大未名
香港工业化的开始,是综合中国革命的后果;国际资本主义贸易及内部结构性改变的结果,而不是香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最明显地表现于香港不用通过资本原始累积而直接开始工业化
香港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是无可争议的:在一九四九年,当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
香港刚开始几乎无人预见远大前景的工业化时,香港的平均个人收入 (200美元),大约是
英国(786美元)的四分一,美国(1,450美元)的七分一(1)。到了1991年,香港的民主派在立法
局直选大胜入局这一年, 香港的平均个人收入已高达13,430美元,高过爱尔兰(11,120美元),
新西兰(12,350美元),西班牙(12,450美元);跟英国 (16,550美元)比较已追余19%,跟美国(22
,240美元)则相差还有40%(2)。而且,如果香港,英国和美国都按照过去十二年平均增长率发展
 的话,则香港将于1998年追上英国,在2005年则超过美国。
  可是,成功的事物,很少不在后来给披上神话的外衣。而神话的起源往往是这样的:
社会科学家以特定的向度观察现实时,总结出一些特点,当部分特点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或价
值观时,便往往被夸大到不成比例的程度,而且反过来用这些观念 来解释现实的发展。在解
释香港经济起飞的秘密时,货币主义者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便归功于自由贸易(3),他的门
生A. Rabushka则一度钻研香港,表扬其自由经济政策(4)。事实上,史彭年(E.F. Szczepanik)开始
(5),香港的主流经济学家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奉自由经济政策为经济发展的圭臬。仅有
的例外,是接近经济发展学派的经济学家, 语不惊人誓不休地从几乎是公认的自由经济政策
中,发现了政府的干预,因而验证了他们的立论:即不通过政府干预,当代落后经济地区便不能
现代化(6)。可是,包括香港在内亚洲四小龙经济成功的实例,到了美国社会学家波格(Peter
 Berger)的手中,意义更为重大!一方面从反方面实证上宣布经济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
的终结(7);另一方面则从正方面证明假迄今为止工业资本主义是唯一可以发挥最大生产力,提
供人民最高物质生活水平的,且随着经济发展而倾 向民主的社会经济制度,至于马克思主义则
必须扬弃(8)。要挑战这些理论,必先从香港经济的实际发展出发。

并非政府远见
金马伦(Nigel Cameron)或许说得对:"从最初开始,香港的运气比其政府的远见为多。
"
   一八四一年,当英国在其反映自由贸易与海上霸权的帝国政策驱使下,通过侵略性
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占据香港时(9),香港岛只是一个荒芜的亚热带小渔村, 人口不过几千人(
10)。自此英国人再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于1860年《北京条约》割让得九龙半岛(11),在1898年
趁中国败于日本而租让得新界九 十九年(13),组成今天的香港。其后,英帝国似乎追随自17
83以来的政策,只限于建立贸易策略性基地的殖民地,对中国再无领土野心(14),专心发展 
香港作为对华贸易的桥头堡。
  在英国占据后一百年,香港的人口增加到一百六十四万,难民比率近半(16),经济上
已成为一个蓬勃的转口埠,虽然比对上海已见逊色。至于当时香港居民生活方面,引用戴维斯
的观察:"......百分之九十居民生计仅足糊口,且大部分并非永久居留。"(17)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香港的人口已从1945年的重光的六十万暴升到二百万人(18)
,从中国来的难民数目估计占半。1951年美国宣布对华禁运 后,香港的转口贸易更为惨淡,
香港的经济前景似乎十分灰暗。没有人想过,香港会在继后数十年,以灰姑娘的姿态出现,在
二十世纪下半期缔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 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从一个转口贸易没落,人口过
多,缺乏天然资源,缺乏工业基础的殖民地,转变成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成为一个
最低限度是区域 金融中心。更想不到自1978年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后,以新的方式恢复转口贸
易的光彩。在四十年代初评述香港经济发展时,穆尔(Lennox A. Mills)曾说过:"分析使香
港繁荣的不同背后因素,出现一个不吉利的相同因子:这些因素大多是香港力量所不能控制的。"
(19)这个特点基本上没有改 变,只是,或者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不吉利的因
子,最后竟促成好事。
  现在回顾下,促使香港经济转变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一,中国 革命的胜利,以及
因此而来从韩战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禁运政策;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若干特点
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结构性改变及这些国家 内部的经济结构性转变。香港的工业革命
,便是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的。
  中国革命的胜利对香港最大的打击,便是由国家垄断的对外贸易发生根 本改变(20)
,一是在冷战状态中初生的新中国在经济上向政治看齐,一面倒向苏联集团,二是进口货物结构
的改变(21)。因此,尽管中国对外贸要多大程度 上依赖香港可能发生过内部争论(22),但总
的趋势很清楚,便是香港在中国外贸的转口地位价值大降(23)。
  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很快便 宣布完全禁止对华贸易,并与加拿大、日本、比利时
、卢森堡、丹麦、法国、西德、希腊、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土耳其和英国组成统筹
委员会 (COCOM)管制对华出口,限制向中国输入"战略性物资" (24),因此进一步加剧了中
国对苏联集团在外贸上的依赖,同时也就削弱香港的转口地位。
  在这因中国革命引起的改变加上美国的围堵,正如Cheng Tong Yung所说:"直至二
十世纪五十年代,转口几乎是(香港)唯一生财之道。五十年代初联合国实施禁运后,在继后
若干年香港的转口贸易严重萎缩。"(25)
  可是,在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却给前路茫茫的香港带来两个重要因素:资本和劳动力。
北方流来资金与带来技术
逃离中国共产党管治而流入香港的资金有多少呢?这个非常时期的准确数字,大概永远也
搞不清楚。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在1949至1950年期间,流入香港 的资金数达3.1亿美元
(26)。根据史彭年的估计,从1947年至1951年,从外地流入香港的资金达17.7亿港元(27
)。除了大陆资金外,在五十 年代,法属印支半岛、菲律宾、印尼、星马等地的民族解放独立
运动和政治动荡,也使部分华侨资金逃入香港躲避,海外各地华侨亦有不少因为大陆变色而把侨
资改往香港(28)。无论如何,尽管准确数字难以统计,但重要的是这些资金充裕到足以提供香
港开始工业化。
  历史往往是讽刺的,香港没有付出半分力 量,已可赖中国革命替它带来原始资本,
开始工业化;换言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开始了香港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而正如陈坤耀所
言:"资本累积很久以来已 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不单只是古典经济学家
如李嘉图的信念,即生产效率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平均每个工人的资本增加。同样的观念亦可见诸
刘易斯 (1955)和罗斯托(1960),他们两人都强调开启经济增长时资本累积的重要性。(29)
  资本累积的重要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得见。以南亚 洲为例,这些国家独立后,为想
摆脱过去殖民经济制度,即向先进国家提供资源的经济运作,所以都将希望寄托在工业化上,但
这些国家面对的其中一个主要困难, 正好是资本不足,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下,南亚国家始
终陷于贫困,离开工业化的美梦还很遥远。(30)
  在劳动力方面,据Hambro的调查,居 于木屋区的难民多来自中国都市,出身非体力
劳动职业,教育水平远比中国人民平均水平为高(31)。当时的港督葛量洪回忆说:"我们也从
难民中获得技术知 识,其中包括管理及工业技术,这些都是来自上海的人士。"(32)所以,
探究之下,中国革命除了给香港带来有形的资本及劳动力外,还有无形的熟练技术,企 业经营
这些宝贵资产。(33)
  逃港的资金,出路很有限,除了少部分消耗于奢侈消费和黄金投机热潮外,由于禁运
后商业前景惨淡,因此工业便成为 几乎是唯一的出路(34)。另一方面,根据黄绍伦的研究,
逃港的上海资本其实很多不是以流动资金的形式抵港,而是以商品、证券和机器的方式出现的。
既然如 是,这些企业家别无选择,只好开动机器,在完全不明朗的前景中开始香港的工业化
。正如黄所说,要是这些资本完全是流动的资金,情况也许不一样。其实当时逃 离大陆的资金
,只有两个地方可以选择,不是香港便是台湾,而表面上香港由于有英美在后台,政治上似乎比
台湾有保证。况且,台湾的投资环境限制太严,例如以 纺织业为例,从1954年开始,为防内
部市场饱和,限制纺锤年增二万,纺织机年增一万,相反香港则毫无限制,因此更具吸引力(
35)。香港的纺织业,便是 由上海企业家意外地这样开始的。(36)
  
上海企业家在香港开始纺织业,它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们带来的机器、原料、资金、甚
至少数熟练职工, 更重要是他们本身具备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
心,上海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化生产后,到1910年已开始进行现代纺纱生产;到 了
三十年代,占美国工业投资40%的上海,其中三分之一投资于纺织业,1934年有大小纺织厂1,
006间。(37)1937年,上海纺织业拥有的纺锤和 纺织机,超过全国之半(38)。既然如是,纺
织业在香港的出现,不应该简单的看成是香港新生的工业,而应该看成是上海纺织工业转移在香
港进行,所以一开始 便应该计及上海纺织工业转移前接近六十年累积的生产、管理和市场经
验。(39)
  可是,如果资本、劳动力和企业经验结合便可以简单地导致经济增 长,那末资本主
义危机根本不应该出现,因为在西方先进国家的经济危机中,总是出现资金过剩,生产设备使用
率偏低,而失业高涨这些表面矛盾的特点(40)。 同时,二十世纪上半叶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
家能够完成工业化(除了日本从上世纪明治维新开始的工业化外),也变得匪夷所思。新古典主
义经济学家解释香港经济 发展时,恰巧正采用这种简单化的观点(41)。他们忘记了,没有需
求,便没有生产(因此也没有增长),而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需求总是变动的,特别是对于一 
个倚靠出口经济的地方,国际贸易需求的变动更为复杂。指出这点在于说明,资本、劳动力和企
业才能的经验是香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但这仅是从供应方面的考 虑,这些因素最后所以能
够转化为经济增长,同样重要地是由于在需求方面出现若干有利的因素。这便是上面提及的第二
个因素: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特点和先进国家 的工业结构性转变。
  基本上根据N.D. Kondratieff的长波理论和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的商业周期
理论(42),战后到七十年代初这段时期内,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稳定上升。在这个甚至被称为第
二个黄金时期(1945-1973)内:
从1950年到1973年(发达国家)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
国家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增4.9%,比对1870-1913(资本主义第一个黄金时期)平均增长是
2.5%,而1913-1950的数字是1.9%(43)。增长既然迅速,需求自然增加,而对香港更重要的
是,各国 经济内部需求的增加,同时表现于国际贸易的扩大。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贸易,无论是以绝对值还是以世界生产总值的百
分比计算,都 迅速增长(44),所以如是,与发达国家的新贸易政策有很大关系。在这之前,
世界贸易的特征是保护主义林立,但从1944年7月布列顿森林 (Bretton Woods)会议开始的二十
年,发达国家基本上都采取较自由的政策,减少私人贸易和资本流通的障碍(45)。冷战开始后,
由于西方觉得本身经济脆弱,所以 为了重建西方经济,保持经济活力,以及提供政治与军事
安全,都倾向合作,而国际贸易自由化正好是国际经济合作重要的一环(46)。

市场的选定:上海经验
在这段国际贸易迅速增长期内,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虽然也迅速上升,但增长率却比发达
国家为缓,结果是从1945到1973年期间,第三世界出口占世界贸 易比率从25.3%跌至17.
7%(47)。相反地,香港所占的国际贸易比率,则急速上升(48)。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原料
价格下跌这个重要因素外,另 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战后初期,大部分新独立的落后国家都敌视
外国投资,对贸易和原料出口存有偏见,倾向工业化(49),而且,"入口取代"政策 (Import
substitution)成为落后国家的标准政策(50),采用关税政策和入口管制来刺激以国内市
场为目标的本土工业。相形之下,"香港的工业发展自 1950年起一直是出口导向。这远比任何终
于采用外向工业策略的发展中国家为先。"(51)实际上,直到五十年代末期,部分落后国家才
开始反省内向的入口 取代政策,开始转向工业出口政策(52)。结果则是广为人知的,出口推
广似乎在第三世界制造业中取代了入口取代的地位,落后国家的发展模型是六十年代的南 韩、
台湾、新加坡和香港(53)。至于香港为甚么先知先觉,采取出口导向政策,其实并非厂家独具慧
眼,而是由于大陆市场基本上关闭,本港市场规模太小,所以为了求生存,在上海习惯以国内
市场为对象的上海企业才会在香港以海外为市场对象。
  香港为环境所迫,工业化甫开始便以海外为市场,而同时几乎所有其他落后国家的
工业制品都在关税或其他保护政策下,以本国市场为目标,结果便是香港初期工业制品在国际市
场根本几乎没有面对来自其他落后国家的竞争, 所以才可以一枝独秀。六十年代初部分落后
国家调整工业及出口政策后,香港的纺织及制衣业已在国际市场奠定良好的根基,在新的条件下
开始电子业的革命。这解 释了,为甚么1949年到1960年香港工资虽然比亚洲其他地区为高(
除后来的日本外)(54),但没有影响出口,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落后国家的出 口竞争
根本是不存在的,很多时与香港竞争的是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与他们竞争时香港却在工资上
具备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急速发展,国际贸易自由化,加上其他落后国家没有参与出口竞争,对
香港发展出口导向工业已非常有利。但更直接有利的,是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工
业结构性转变。
   这正好发生在纺织业与制衣业的身上。在战后资本主义迅速增长期,先进国家内部
工业发生的变化,便是工业进一步走向资本密集,这包括革新部分传统工业与新 建立的工业。
对纺织业而言,虽然亦有节省劳工的科技革新,但始终仍是劳工密集工业,因此在绝大部分发达
国家中,纺织业都走向衰弱。同样地,制衣业也面对同 一命运(55)。如果先进国家没有出现
这种结构性转变,就很难想像香港纺织业在五十年代的革命性发展,更难想像始于五十年代中期
的香港制衣业,到了 1975年末,已取代意大利而成为世界最大的成衣出口中心(56)。国际资
本主义对香港工业发展有利条件的重要性,可以从七十年代中南亚有些国家采用同样 出口工业
政策但困难重重的例子中得见。(57)
  香港战后的工业化,便是在上述这三个因素交互作用下开始的。
  自开埠到战后,香港主 要是转口埠,唯一比较重要的工业始于1843年的造船修船业
(58),这主要是为维持英国海上霸权应运而生的。先后设立的工业有炼糖(1878)、制绳 
(1885)、水泥(1899)、藤器(1902)、绵织(1910)、手纺(1922)、电筒(1927)等,但规模不大。193
2年英联邦《渥太华条 约》开始,香港享有特惠税后,轻工业才进一步发展(59)。但由于战争毁去
有关记录,官方的估计是在1940年,香港有800间注册工厂,雇用三万工人, 主要从事造船及船
舶维修、胶鞋、电筒、纺织、五金制品、搪瓷器皿和食物制品等(60)。这些早期工业当时虽
不重要(61),但在日后工业化时,这些企业经 验和工人技术,就可以起补助作用,后来香港
工业化中出现的小工厂企业特色,与此应有一定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从三十年代开始香港的工
业经验,已是出口海外 (62),这更配合战后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在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初期,本港产品出口约占出口百分之十,到了1961年电子
业开始建立时,本地出口已约占总出口的75%,香港经济基本上已完成从转口贸易到工业出口
的转变。
表I.1 香港出口统计(市场价格) 单位:万港元
---------------------------------
年份  总出口  转口  本地出  占总出口百分率
---------------------------------
1952   2,899  2,413  486    16.8
1953   2,733  2,098  635    23.2
1954   2,417  1,735  682    28.2
1955   2,534  1,804  730    28.8
1956   3,209  2,426  783(1,115) 24.4(34.7)
1957   3,016  2,222  794(1,202) 26.3(39.9)
1958   2,989  1,729  1,260   42.2
1959   3,277  995   2,282   69.6
1960   3,937  1,070  2,867   72.8
1961   3,930  991   2,939   74.7
---------------------------------
资料来源:《殖民地报告(香港1952-1955)》Hong Kong Annual Reports 1956-1961
《香港年报1956-1961》
(括号内数字为1958年后新贸易统计所得的本地出口数字)

以出口产品计算,在1961年,纺织制衣合共已超过半数出口(其中制衣占29%、纺织占
23%)(63)。以出口市场计,在1960年,美国已取代英国 成为本港制品最主要的市场(美
国及英国分别为26%及20%),五十年代初的东南亚市场则衰弱,而西欧市场则上升。(64)
  稍迟于纺织业走步 的制衣业,一方面固然是纺织业发达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则是
欧美买家主动向香港厂家提供生产合同,规定规格及款式,甚至提供技术援助,并进行严格的品
质检查。制衣业起家所经历的严格品质要求,替日后香港开拓海外市场奠立了重要的基础(65)。以
致随着纺织业在出口比重的下降(从1960年的19%,到 1970年的10%,再跌到1979年的
7%),制衣业却在同期上升(从1961年的29%升至1978年的39%)。(66)
半导体电子工业:
国际分工策略以制衣及纺织为主的香港工业产品出口对香港经济的贡献,可从Ronald Hsia等的研
究得到一个更清楚的印象:从1962年到1968年香港生产总值的增值,其中78.6%是出口增长带
来的(67)。六十年代以后电子工业的 建立,是香港工业新的里程碑。新兴的电子业不但对
香港重要,还代表一种新的国际分工(68),是先进国家企业一种新的生产发展策略。
  在美国, 生产半导体的工厂由于愈来愈受日本生产的半导体价格威胁,后来成为全
美最大之一的快捷(Fairchild)集团,便率先在香港设厂生产,利用香港相对美 国廉价的劳动力,其他
美国半导体厂家很快纷纷效尤,开始了半导体生产的新国际分工。不久,美国电子厂也开
始在其他国家设厂。六十年代中,在南韩及台湾已有 相当投资。1967年后,开始在墨西哥设
厂。
从1968年开始,重要的工厂开始在新加坡出现。在1972年,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重要的电子业
投资国家。从七 十年代中期到末期,印尼、泰国及菲律宾开始成为热门设厂国家。(69)
  香港比其他竞争国家先行几年(这趟是拜快捷公司决策所赐),得到的优势很明显可
从表I.2得见,在1965年,香港已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半导体供应地。(70)

表I.2  美国半导体进口1964-1969(总进口%)
------------------------------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
香港   22   37   43   42   28   30
日本   36   23   17   14   10   8
爱尔兰   *    9   19   18   15   12
荷兰   24   12    8    2    3    2
新加坡  n.a.  n.a.   n.a.   n.a.  n.a.   7
南韩   n.a.  n.a.   n.a.   2    3    5
台湾   n.a.  n.a.   *    7   11    9
------------------------------
*少于1%
   但以快捷公司为首的美国电子厂为甚么要选择在香港设厂呢?根据陈坤耀的解释,
这主要是因为香港工资低廉(相对于劳动生产效率),不干预政策和政治稳定 (71)。可是,Je
ffrey Henderson特别强调一点,便是在六十年代初,除了日本上,亚洲根本不存在一个国家的
劳动力,像香港般习惯制造业劳动程序的社会及个人要求。 (72)
  快捷在港设厂的同一年,三间小规模的电子加工厂也在港设立,从日本运入零件进行
装嵌工作。到六十年代中期,香港本土已可生产部分零件 时,电子业发展更为迅速(73)。19
65年,本港生产的电子零件出口总值为16百万港元,1975年已升至609.1百万元。另一个重要的
相关生产电脑 零件部门则在1975年出口总值140百万元(74)。电子业在香港占重要性,还协助
香港其他工业发展,最显著的例子是玩具业和钟表业。
  至 此,基本上已解释过香港促成工业化的关键因素。香港经济起飞的特殊经验,对
于各社会阶级的形成和特点,都有很大的关系,关于这方面,且留待后面的章节讨 论。为了更
清楚民主派起源的经济背景,有必要简洁地补充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经济一些主要的发展特点,和
因香港经济发展而起的一些主要观点。因为我们将看见, 这些观点不仅限于学院经济学范畴
,而且在社会政治上也有它们的痕迹。
  首先,从六十年代开始,香港经济已进入起飞阶段,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香港经济不
但是发展中国家中增长最快的,而且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实质生产总值增长超过香港。(75)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港生产总值自七十年代后陷入资本主义世界总衰退危机,在1
974年及1975年两年绝对下降后,从1976年至1984年,香港经济连续九年上升,这是战后香港经
济最长的繁荣期,香港民主运动正好便是在这段时期内发韧的。
   六十年代开始香港经济所以发展如此神速,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比其他各国发展出
口提早十多年,所以尽管先进国家保护主义逐渐兴起,其他落后国家又逐渐参加 竞争,海外市
场日益成熟扩大。以本港生产总值百分率计算出口,1961年还不足65%,1984年已升至89%(76)。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1970年, 本港制造业产品估计65%是用于出口(77),到了1980年,这个
比率再升到90%(78)。出口发达,工业生产扩大,也反映于本地固定资本形成 (Gross domestic
fixed capital formation),从1961年到1984年平均增长18%。经济的蓬勃,可见于同期
内银行存款以每年22.7%复比率上升,反映市民储蓄及流入外资 数量惊人(79)。H.A. Turner奇怪
香港工业技术基础偏低,亦无碍其傲视世界的增长率(80),原因在于这增长是出口带动,而香港
工业出口具备历史性优势,其他竞争国家就算 有比较优良或较低廉的同样产品,必须假以时
日才有机会取代香港部分市场。
金融中心和转口再兴旺
  从七十年代开始,香港的经济增长,还受到另外两个有利因素的影响,一是香港逐渐
成为一个地区性金融中心(81),二是转口贸易历史性地令人意外的恢复和发展。
   在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的经济学家还在辩论香港是否有条件成为地区金融中心。到
了八十年代初,香港已以地区金融中心面貌出现,而且希望在八十年代末成为仅次于纽约及伦
敦的国际金融中心。从1978年12月到1982年5月,香港注册的银行资金实质增加了324.58%,银行
数目从74间增至123间;接受 存款公司在同期数目从241间增至359间,总资金则增加
338.03%;在1981年亚太区集团贷款资金中,香港融资达35.63亿美元,排名仅次于南韩;事
实上,在亚太区最大一百间商人银行中,香港已占了五十四间。(82)
到八十年代末期,香港作为重要的地区金融中心地位已巩固了。主要特点 是:一,外资银行云
集(154间发牌银行中120间是外国注册银行,267间接受存款公司中215间是外资拥有),
保险公司云集(278间保险公司中 152间外国注册),此外并有223种单位信托基金,其中1
41种是外国注册的,外国货币市场及证券市场经纪亦纷纷在港设公司;以外资金融机构而论,香
港 大概仅次于伦敦及纽约。二,银行业务全球化(1987年末银行总负债56%为"海外银行到
期负债",而61%总资产为"海外贷款或透支");1980-1986年,以数量及价值计香港分别
是集团贷款及欧洲票据的第三及第四大中心。三,以综合负债基础计算,香港对世界是债
权人,1987年末债权净值 2,950亿港元。以地区言香港对亚太、非洲、北美、拉美、加勒比
海及东欧是净债权人,对中东及西欧是净负债人,显示香港银行系统倚赖欧洲货币市场为资金
 来源;香港对中国也是净债权人,1987年末债权为174亿港元,显示对中国而言香港是重要
的离岸金融中心。(83)
  按照饶余庆的看法,香港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金融中心,主要的内因是社会政治架
构稳定,法制健全;政府不干预政策;税率低,税制简明;基础结构有效率及官方语言是英语;主
要外因是 世界性金融革命、亚太地区活力的经济增长和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84)。
不过,他指出部分政府官员及银行家说香港是世界第三个金融中心这说法,其实是没有
根据,过分乐观的观点,因为如果同时考虑在岸及离岸市场,东京已是第二大金融中心,次于纽
约而高过伦敦;且纽约及东京为"内向金融中心", 海外负债分别仅为5%及13.4%,伦敦及新
加坡则为70.3%及80.3%,香港是完全综合市场,不分在岸离岸,内外负债分不清楚,因此无
从比较 (85)。
  有助七十年代以来香港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转口贸易戏剧性的重新发展。
表I.3 香港转口贸易(1970-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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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1972   1974   1976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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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出口    15,238  19,400  30,036  41,557  53,908
转口      2,892   4,154   7,124   8,928  13,197
转口/出口(%)  18.98   21.41   23.72   21.48   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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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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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出口    98,243  127,385  221,441  276,530  493,069 639,874
转口     30,072   44,353   83,504  122,546  275,405 413,999
转口/出口(%)  30.61   34.82   37.71   44.32   55.86  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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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港元
资料来源:Hong Kong Year Book 1970-1990
  从表I.3可知,以绝对值而言,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香港转口贸易已急速上升,不过,由
于同时出口亦剧烈膨胀,所以直到七十年代末前,转口占出口的比 率,基本上变动不大。进入
八十年代以后,转口贸易绝对值的增长,已高速到相对比率也迅速膨胀,反映转口贸易重新返
回香港经济舞台。而且,再一次转口贸易是 以中国为中心(86)。可是,新兴的转口贸易与战前
香港历史传统的转口贸易却有性质的不同,过去的转口贸易中,香港是中国与海外或中国各地
区间的贸易中 介,新兴的香港中国贸易,很大程度上却是香港与在中国加工的工业关系的反
映。据香港统计处的资料,1988年第三季,香港对中国的总出口、本地出口及转口 中,涉及
在中国加工的百分比分别为48%、73%和37%(87)。入口方面,1989年香港从中国进口的外发
加工产品,价值已达145.62亿美元 (1990为186.29亿美元,1991年升至254.00亿美元)
(88)。由这些数字可见,香港新兴转口贸易,反映香港与中国(特别是广东省)新工业分工的
程度相当大。
制造业结构性转变
  事实上,七十年代以来,香港制造业由于相对工资高的关系,已进入 结构性转变阶段,生
产货品注重"更高质素,更高技术和设计成分",因此纺织产品逐渐减少,生产从1973年制造
业总生产的27%降到1987年的17%, 在同期内取而代之的则为制衣(从20%到24%),电器
及电子(从9%到15%),和钟表(从1%到3%)。(89)
  但劳工密集的工业并非淘 汰,它们没落的命运在中国的开放政策中找到新的生命。正如香
港政府给关贸总协定的报告中所指出:中国开放经济方便了香港在八十年代本地制造业的结构
性转 变,容许香港商人在中国设立先进设施和外发加工安排......结果,留在香港的(生产)程
序更注重科技知识和技术,同时,(香港)本土基地更倾向于集中如生产设计及发展,市场推
广,生产时间安排和生产监督等策略性业务。(90)
  香港成为金融,转口贸易以新的形式复活,工业结构性转变及香港与中国(特 别是广东
省)工业分工的开始,最后表现于香港经济服务行业的抬头(91)。可是,正如在五十年代及六
十年代香港工业化时期中国因素的关键性一样,在七、八 十年代至今,正如关税及贸易协定秘
书处注意到,最主要的因素(在八十年代起)还是中国开放市场。(92)
  中国于七十年代末期推行经济开放政策 后,中国在香港经济的重要性,可从香港对外贸易
中清楚看见,在本港制品出口市场中,中国市场所占的比重,从1979年微不足道的1.1%激升
至1989年 的19.3%,成为香港制品第二大市场;在转口贸易方面,在1979年,中国占6.6%,
为香港转口贸易第五大市场,到1989年已以29.9%成为第一 大市场;因此,以总出口而论,
在1979年,中国占2.5%,到1989年已以25.7%成为最主要市场。(93)
  表面上,随着中国的开放, 经济贸易制度走向接近香港,香港对中国似乎应该起较少辅助
作用(94),可是,实际发展似乎超出谨慎观察者的意外,随着中国愈开放,香港得益愈大,而
正如 宋恩荣所总结,香港在中国开放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资金,贸易伙伴,中间人和辅助
等,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香港在中国经济的地位不降反升,并提出以交易 费用为解释基础的
中介理论(Theory of intermediation),巧妙地解释了这个表面矛盾的现象。(95)
  以上基本总结了 自1949以来香港经济发展"奇迹"的若干特点,指出了中国革命缔造香
港工业的两个决定性因素--资本和劳动力,分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转变--先进国家贸易开
放与工业结构改变而落后国家一面倒向进口取代政策,造就了香港轻工业的惊人发展。七十年
代以后,中国经济政策改变又意外地给香港带来更大的繁荣,只是 在上述那些重要因素的作用
下,其他因素才能起着辅助作用,这些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即香港策略性的地理交通位置及优
良的海港,制度和政策性因素,即香港基本 上明确的法制,金融工贸制度及政府的经济政策
(往往被政治学家归结为自由政策),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劳资关系的相对和
谐。在香港的例子中, 制度及社会因素显然只起着次要的作用,因为如果不是中国革命给香港
提供了意外的资本和劳力,如果不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转变造就外贸的机会,香港的工业化
以及继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不干预政策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对不少经济学家而言,香港经济的发展,似乎最重要还是归功殖民地香港政府,例
如Alvin Rabushka便认为:"香港超乎寻常动力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对私营
部门厉行根本上放手任干政策......"(96)
   对于像Nicholas C.Owen般的经济学家而言,香港政府的自由经济政策是政府刻意
(Deliberate)的政策(97)。观乎后来香港经济的成功,这种"刻意的政策" 有一重深远意义,便
是这政策是多少带前瞻性的,换言之,工业化前的香港政府,多少明白自由政策对未来香港经
济发展有利,所以才选择这项"成功"的政策。可 是,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客观作用只是在
事后美化殖民地政府的说法。何以如是,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就一般而言,正如Gunnar Myrdal
所指出,传统之所以在殖民地采用自由政策,因为是有利先进国家将殖民地安排为原料供应地
及制成品的倾销地(98),香港虽然没有原料供应,传统却是英国的贸易中介,所以自由政策自
然对英国有利,宗主国根本不会在殖民地有系统地发展工业,故此对宗主国而言,传统上便没
有所谓工业政策,对于殖民地 的工业,宗主国的态度只不过是由其自生自灭,所以如果勉强称
这种态度为自由政策,其实只是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态度根本便是反映没有发展工业的政策。
就具体 而言,当香港在1949年开始工业革命时,港督葛量洪爵士还在立法局上说长远而言香
港工业是暗淡的(99),因此,如果说这时香港政府刻意采用自由政策的 话,至少它没能预见到
未来的经济成功,只是从贸易自由政策引伸到工业而已。
  从另一个角度看,香港自开埠以来,财富便是集中在英国人身上,以至工业革命虽开始,
但华人资本未上升到足以与英资抗衡的程度。Richard Hughes还是这样总结香港的权势:"香
港权力,有道是落在马会、怡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和总督--并以此次序分配"。 (100)从
开埠开始,金融、运输、公共设施、贸易等,大部分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101)。因此,如果英
国人在香港工业化前夕前瞻到结果会如此惊人,他 们不率先垄断工业化所得的利益,是
不可以想像的,所以,结论是英国人和殖民地政府根本做梦也想不到从1949年开始,香港经济会
如此惊人地发展,这同时也 就间接说明了,将香港的经济成就归功于英国人带有前瞻性的自由政
策,根本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不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便是有意替殖民地政府涂脂抹粉。
   香港政策过去既预见不到香港可能出现工业革命,它所推行的经济政策,极其量只可能是
局部的、片面的、经验主义的。在方便本港工业发展和外贸方面,香港政 府的确尽过一点努
力,不过,夸大这些努力的作用是不合实际的。事实上,香港政府在向关贸总协定的报告中,
也自认本身的角色是方便者(102),这似乎更符 合事实。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在最好的情况下
起辅助作用,而决不是香港经济起飞的秘密。我们可以从另外三方面来申论这个立论。
  首先,自由经济政 策并非缺此不可的政策。以亚洲四小龙的例子看,除香港外,其
他南韩、台湾,和新加坡的例子,都是国家干预,与香港恰好相反(103)。这说明了,事实或
许正如支持国家干预的Robert Wade也要承认,香港既在经济上表现得如其他实行国家干预的同样
出色,也就证明了政府政策其实并非重要(104)。这正如陈坤耀留意到在发达国家中,对于工
业发展,日本实行干预政策,而美国却并不直接介入。(105)
  其次,港府主要在贸易和在工业上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因为在贸易上从最初开始英国人已
占主要利益,工业上则根本预见不到日后空前的发展,因此任其自流。可是,在其他一些对英
国人有利的地方,自由经济政策却藏了起来,最明显的例子是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地位(106),
和香港的外汇管制(107),前者显然刻意让英资的银行受益,后者则是为了保障英磅。同样的例
子可见于英资大东电报局对 香港电讯业的垄断。由此可见,以为殖民地政策是以自由经济政策
建立香港经济的想法是天真的,实际的例子说明,当对英国人有利时,政府便进行干预,甚至
帮助 英国商人垄断。以为英国人统治香港时是以亚当•;;斯密斯或穆斯的哲学作为座右铭,只是
部分无知学者殊不美丽的误会而已。
  第三,崇尚自由经济 政策的经济学家几乎全都忘记,在金融和证券市场,放任政策简直是
一败涂地,以致港府要付出很大的财政代价,还要直接干预和从此加强监管。在金融市场方
面, 在1982年到1986年的银行危机中,政府被迫运用外汇基金,接管恒隆银行、海外信托银
行、新鸿基银行和华人银行,暂时接管友联银行和康年银行,并向嘉 华银行及永安银行的买家
保证问题贷款(108)。在证券市场方面,政府放任政策的结果是,联合交易所在1987年股市危
机中史无前例地宣布停市四天,期货 市场保证公司则陷入财政危机,结果导致政府介入,促成
联合交易所改组,加强了监管。(109)
  Nicholas Owen提出另一个有趣的观察,便是香港不为农村问题所困扰(110),可是,台湾和
南韩拥有农村但同样可以发展,原因是这两个国家与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 土地改革,(111)因
此,香港基本上没有农村可以视为等值于实行成功的土地改革,只是历史上资本主义发展一个
必要条件。
  现实可以从截然相反的观念中反映出来。如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香港经济发展中看见
香港政府不干预主义的优越性的话,发展学派的学者却在自由政策的背后看见国家干预的无形
之手。
殖民政府房屋政策和英资资金因素?
   在八十年代初,A.J. Youngson已开始挑战香港实行的是自由经济政策的看法(112),不
过,他不但将经济政策从宏观扩大到微观,还将政府其他社会政策(医疗、房屋及教 育)包括
在内,按这标准,亚当•史密斯和穆斯的自由经济政策不可能不是幻影,因此就没有多大的讨
论价值。
  Jonathan R. Schiffer在1983年的一篇论文提供了发展学派的基本论据(113)。他认为香港所
以被视为自由经济的典范,是由于论者只见政府没有宏观经济政 策,不知政府在微观层面的干
预(114)。按他的看法,政府提供高度补贴的公共房屋,和中国向香港提供廉价的食品,是香港
出口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石 (115)。Manuel Castells则进一步发挥,指出中国与香港政府的补贴除
了增加香港经济的灵活性和竞争能力外,香港的"殖民地福利国家"还可助长个人创业,因为
创业失 败可依赖社会福利(116)。社会福利可以刺激个人创业这点讨论价值似乎最少,因为没
有充分证据显示社会福利比香港为高的国家,例如北欧、英国、澳大利亚 和加拿大,创业精神
和表现更佳。
  关于中国供应廉价食品方面,L.C. Chau的研究已有力地指出,由于从五十年代开始,香港
制造工业的工资已在相当程度上高于维生水平,所以就算没有中国供应的廉价食品,基本上也
不会影响香港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当然,长远而言,会使资本形成速率减缓。(118)
  其次,在新加坡,南韩和台湾于六十年代中期加入出口竞争前,正如上面说过,香港的竞
争者主要是先进国家,所以,香港在亚洲的相对高工资才不妨碍香港与先进国家之间的相对优
势。
   新加坡等加入竞争后,中国低价供应香港食品亦为期不长。根据恒生银行研究,与一般人
印象相反,从1972年到1978年,从中国入口食品的单位价值比总 入口食品的单位价值为高,
增长率则大致相同(119)。中国外贸官员的说法亦跟恒生银行研究不谋而合,据引述的说法,中
国对港外贸在1961年至1978 年有两种不同的订价策略。从1961年到1971年,由于中国孤
立,出口货品质量低,所以对港采用"低价和稳定"的订价政策,以打进香港市场及维持市场
占有率,来赚取外币;继后在1972到1978年期间,则改变过去的政策,向上调价,在香港
市场中维持相对高价水平。(120)
  由此可见,就算香港是受益于中国低价食品政策,在改善竞争能力上,极其量只不过在六
十年代下半期到1971、1972年间起过次要的作用。
   公共房屋津贴方面,根据有些研究者估计,政府的公共补贴以实物计高达受惠家庭收入的
70%(121)。可是,在方法学上这种计算方式根本站不住脚。原因是 在政府实际公屋开支
(122),与以实物计居民估计受惠之间,存在着十分庞大的差距,所以如是,是因为采用市场价
格来计算公屋津贴。但设想如果没有公屋政 策,情况又是怎样呢?首先,土地供应增加,地价
会下跌,楼价也会下跌。第二,尽管楼价下降,也有相当大比例的现在公屋居民暂时无法负担
购买或租赁私人楼 宇,所以,他们只好像过去仍未入住公屋时般生活,即使不是住在木屋区,
便是住在拥挤的私人楼宇租住房间。第三,在这种设想情况下除非劳工运动跟过去有根本分
别,否则资方不会因为劳方居住条件差而自动提高工资。因此,最后的结果会是:大部分现在
的公屋居民要长期甚至永远忍受恶劣的居住环境,而工资结构不会因 为工人居住环境差而自动
改善。因此,除非其他因素有所不同,否则公共房屋对香港出口竞争力根本没有直接的影响。
  无可否认,香港政府为环境所 迫,因紧急措施而出现的公共房屋政策(123),直接地对改
善公屋居民居住环境,间接地对提高公屋居民生活质素,提高公屋居民消费能力,以及更间接
地对社 会稳定,都有一定影响,但这种作用是不容夸大的。同时,必须明白,政府所以有能力
去支付公共房屋发展,其实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经济不是迅速发展,政府 收入不是因而增
加,公共房屋政策就不可能大规模实现。因此,所谓公共房屋补贴,应正确地视为财富有限度
再分配得出的社会工资。如果不是这样理解,我们不难 像Manuel Castells般,从香港房屋政策
中发现,原来英国人在这块为鸦片生意而用武力抢回来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福利国
家,因此而歌功颂德。(124)
   如果说英国殖民地官员是无意中令香港经济发展起来,那么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也是无意中
令香港开始工业化,后者正是饶余庆的看法。一方面,他在汇丰银行的原 始档案中找不到银行
高级人员任何关于香港工业化的声明或有意识到的宏观蓝图,可是,他指出如果香港上海汇丰
银行不在现实上适应香港环境,改变传统放贷政 策,香港战后的工业革命恐怕起飞不来
(125)。饶氏特别指出,在纺织和航运为首的工业革命第一波,无疑主要动力来自上海企业家,
但像成衣、塑胶、电子和 钟表等第二代工业,主要由本地人创立,以成衣为例,引用汇丰前任
主席桑达斯(John Saunders)的说法,银行提供五分之三资金(126),由此可见银行资金作用之
大。
  可是,正如Frank H.H.King的研究指出,在1961年以前,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根本不考虑以
股本形式参与香港工业(127),可见在整个五十年代,汇丰银行对香港工业 的态度上是十分谨
慎的。实际上,1972至1977年汇丰的首席经理G.M.Sayer也认为:"人们经常谈论香港奇妙和
新的工业革命,但它主要是这个地 区环境的产品。"按他的理解,汇丰银行仅是捕捉面前的机
会而已(128)。由此可知,香港的工业化中,汇丰的作用是被动的,这种被动的作用固然对推动
香港 工业化也属重要,但如果没有汇丰的资金参与,已经开始的工业化,如果不能从别的地方
找到相等数量的银行资金参与的话,结果当然会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香港工 业本身内部累积,
因而减缓速度,但那还是不能妨碍香港工业化的发展。可见重要的银行资金的作用在香港的例
子中不是决定性的。
  不过,饶余庆引为理论根据的Gerschenkron假设(129),大致上可以说是成立的。问题是
Gerschenkron的看法,其实只是对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的经验总结(130),但在总结银行作用理
论的深度,远远不及希法亭与列宁。(131)
   最后值得一提的,便是Deyo等对香港、新加坡、台湾及南韩提出一项重要的观察:亚洲
四小龙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人运动相当疲弱(132)。可是,他提出来 的结构性解释,即偏重轻工
业,妇女就业多(133),却只是纯粹经验总结,因为在1919至1927年期间,中国纺织女工,是
中国工人运动的尖兵 (134)。工业不够集中也不是论据,因为正如Melvyn Dubofsky讨论美国工
人运动时发现,工业是否集中与工人运动似乎关系不大。(135)
  综合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到以下的总结及推论:
   香港工业化的开始,是综合中国革命的后果;国际资本主义贸易及内部结构性改变的结
果,而不是香港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最明显地表现于香港不用通过资本 原始累积而直接开
始工业化。从这个角度看,香港的工业化是独特历史条件所产生的特例,远多过资本主义可以
正常发展的常例(136)。因此,香港出现工业 化,并不一定表示在这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还是
可以在落后国家中发展起来。
  其次,确认香港的工业化,是在自由放任经济底下开展的,根本不存在着背后重要的国家
政策干预。可是,从比较台湾,新加坡及南韩经济发展,得出的结论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不是
香港经济成功的秘密,尽管它发挥过助长发展的作用。
  第三,1949年后香港的政治稳定,特别是劳工运动的相对沉寂,是香港经济得以顺利发展
的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为甚么殖民地在殖民主义历史性没落和破产中会出奇地出现政治稳定,
将在下面讨论。
  第四,战后香港经济的发展,使香港社会阶级发生重大的改变。这亦将在下面讨论。

〔文集编按:未完稿,原因请参照曾澍基交待。内文段题乃编者代拟者〕
本文出自吴仲贤文集《大志未竟》1997年2月版
注释摘要:
(14) Ronald Hyam在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6)亦指出:"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期内,英国在中国的利益纯粹是商
业的。"p.360.不过他指出英国在十九世纪末所以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是由于 两个因素:列
强在中国的互相制衡,和中国幅员太大,以致英帝国鲸吞不下,p.364。丁名楠等著的《帝国主
义侵华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则指出,随着英国侵略战争打开中国门户后,
到18964年在西方列强支持下扼杀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时,列强在中国沿海设立象征势力
范围的 "租界";不过,从这时到1895年甲午战争止,西方列强对侵略中国的"中心目标仍
在于扩大商品市场和掠夺原料",十九世纪末表现出对华领土野心的,是后 起的两个资本主义
国家德国和日本。
(16) 随着上海的崛起,经香港的中国贸易的比重,已由1915年的28%,跌到1920年的20%,
1930至38年间更跌至10%。见S.G. Davis的Hong Kong in its Geographical Setting (London :
Collins, 1949), p.164.
(21) 在1949年以前,中国与苏联集团贸易甚少,1950年,已迅速提高到26%(苏联统计)至
33.5%(中国统计),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 联集团占中国外贸75%,其中苏联独
占50%,见Yuanli Wu的The Economy of Communist China, p.175。在进口货物方面,1947年
国民党时期19%为消费品,18%为资本货物,62%为原料或燃料。1950年已改变为资本货物
31%,消费品低 于9%,原料燃料61%左右,见同书p.174,而资本货物都是苏联所乐于供应,
西方所不愿及禁运后不能供应的。
(24) Jeffrey Henderson和Richard P. Appelbaum在Situating the state in the East
 Asian Development
Process中亦指出:"......冷战中的地理政治证实是(东亚洲)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
台湾和南韩--以及后两个国家的军事--都是由美国的援助 和科技转让所刻意建立起来作为
反共堡垒......南韩,台湾和特别是香港的制造业同样受惠于从六十年代始至七十年代中的越南
战争。"P.90日本,台湾和南韩是 冷战中地理政治的受益者,这是很明显的,可是,香港却相
反地是受害者,美国并没有大举援助香港和进行科技转移使香港成为反共堡垒。其次,到了越
南战争时 期,直接使香港大受其惠的不是制造业而是旅游,消费和娼妓行业,因为香港是美
军"休息与娱乐"(R & R)的热门地点之一,荷里活制造的《苏丝黄世界》,毕竟在美军留下深
刻的印象,以至沦落成芭堤雅般的湾仔红灯区中拥出很多叫做苏丝黄的吧女。不过,
Henderson等人对香港问题分析的最大错误,倒在于对香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
留待后面适当地方讨论。
(29) Edward K.Y.Chen, Hypergrowth in Asian Economies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Japan, Korea, Singapore and Taiwan (London : MacMillan, 1979), p.51。Malcolm Gillis等则在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 W.W. Norton, 1983)指出:"一个人不必是资本唯上论的
忠实支持者才认识到储蓄和资本在收入增长中的决定性角色......一连串研究估计在1975年前十
五年九个发达国家 中,单实质实物资本投入的扩大已促成总收入增长的一半......已有的证据说
明在那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发展初期,资本形成对增长的影响是可观的......"
(31) E. Hambro,上引注,pp. 6364。K.R.Chou亦指出:"在专业和技术人员方面,1961年普查
显示合共有十一万人,相当于香港劳动人口的89%。这个比例按亚洲标准是非常高的。他们
这些熟练人员绝大多数是新移民,大部分为逃避中国共产党政权而到香港。"
(33) 由于历史因素造就香港工业化甫始便具备这些必要的生产条件,即资本,劳动力,管理及
技术,而其他落后国家通常开始独立发展时都不具备同样条件,所以,比较 香港与其他落后国
家的经济发展,既不公平,又无意义。同样地,研究将香港经验硬搬去其他国家或辆城市作为
发展模式的,更是愚不可及,完全不明白香港发展的 特殊性。
  在香港经济内部,资本,劳动力对经济的贡献可参阅Gavin Peebles的Hong Kong's
Economy : An Introductory Macroeconomic Analysis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
ty Press, 1988),p.59:
香港1955-84增长的成份(实质本港生产总值总增长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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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   劳工  劳动力总因素
--------------------------
(陈坤耀)1955-70
  33.5   20.0   46.5
(Peebles) 1971-84
  46.6   26.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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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葛量洪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在禁运之前,这些逃港资金都被用于商业上的发展,由于当
时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了出路,所以便转向工业投资,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向地 产发展的。"上引
注。注意这里所说的资金,包括东南亚华侨资金在内。可是,对于主要来自上海的大陆资金大
概由于经历过半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的动荡,使上海 资金拥有者对战乱期几乎没有价值的不动
产戒心太大,不愿贸然投资,以致错过日后香港地产发达的黄金机会,见黄绍伦,The
Migration of Shanghainese Entrepreneurs to Hong Kong。
(35) 黄绍伦,op.cit.,pp.207217。在1948年末,在纺织业以实物形式逃港的资本包括有二十万
台纺缍,十万捆棉纱,另三万五千捆棉纺转运香港。
(41) 这里单引最早研究香港战后经济发展的两个经济学家已足够了,因为后来的经济学家不少
是依循他们的精神。对于注的史彭年,香港经济发展是由于不同基本发展因 素的独特结合,这
包括地理优良的位置,廉价及熟练的劳动力,供应充裕的资金,和优良的企业才干。他认为刺
激起香港工业革命的因素包括(甲)灵活的制度体 系,令回应实际需要的基本建设得以发展;
(乙)人口的极强大压力和结果出现优秀劳工,资本和企业才能的大量注入;(丙)初级工业
缺乏任何发展机会;(丁) 传统转口业带来收入的衰落(pp.78)。对于注所引的K.R. Chou而
言,他虽然很准确地指出:"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政治转变是香港发生经济转变的决定性条
件,主要在于一方面从中国流入大量资本和劳动力,另一方面 在于中国与殖民地(香港)改变
贸易模式。"可是,对他来说接下去便是:"出口市场在西方国家的扩大和外国技术与资本在
工业化的参与是自然结果。" (P.9)
(45) 不过,要注意与国际贸易的自由倾向相反的现象,在国内倾向国家干预,以英国为例,战
后保守党和工党都主张部分企业国有化。
(50) Bela Balassa,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0),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No. 438, 
P.13. Balassa并指出,除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外,香港是唯一例外,在发展工业时没有保护初生的工业,
p.7。
Gunnar Myrdal在注上引的著作中亦指出,南亚全部采用入口取代政策,Vol. I, p.669。东协国家
亦如是,见Chng Meng Kng的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Experiences of the
ASEAN Countries。
(57) 从1977年开始,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加都采取出口工业政策,但直到现在经济还未见起飞,
斯里兰加一位学者总结这段未能成功的经验时指出其中两个主要因素是国际经济条件改变,保
卫主义抬头和资金不足。
(61) S.G. Davis认为,如果三十年代不是出现世界各国关税限制林立,香港当时的工业
化规模会更大,op.cit.,注,p.152。
(80) H.A. Turner, op. Cit., 注,"虽然经济整体而言投资率高--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接近或
超过20%--香港工业的技术基础仍然保留低水平:在电子业,特别是电脑业,生产主要
仍是装嵌,不同台湾,新加坡或南韩等其他亚洲生产国家。重工业不存在--甚至没有炼油业
......
但是,工业的技术保守,并不妨碍增长率。"p.12
(89) 不过,同时香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因此虽然制造业雇佣人数占总体的比率下降,
从1980年的42%到1989年30%,但制造业生产占本港生产总值的比重仅由1980年的24%微降
到1988年的20%,p.47。
(90) 另一方面,香港工业转移对中国也影响重大:"中国在1978年开始开放政策导致中国与香
港迅速结合,特别是与广东省,正当香港工资迅速增加,香港的劳工密 集工业便大规模的转移
到大陆去,中国廉价劳工与香港资本及技术经验的结合,已成为中国惊人出口表现的主要理
由。"(宋恩荣)
(104) 虽然有些论者为了确定国家干预的可能,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没有国家干预便不可能发
展经济,结果索性将香港视为国家干预的例子,便如William McCord便是这样说:"事实是由
政府与工业界的合作,而不是自由放纵经济,来主宰东亚洲,就算极端如香港的例子也如
是。"
(106) 总结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半中央银行地位,只消留意在几乎所有其他市场经济中,中央银
行和商业银行都是严格划分的:中央银行不从事营利活动与其他商业银行或 非银行金融机构竞
争,与及,同样道理,没有一商商业银行或非银行金融机构赋与中央银行的权力和特权,依据
的理由,当然是要避免利益冲突。可是,在香港,由 于其特殊历史环境和架构性制度,中央银
行与商业银行却互相结合,令一间私营银行得享非常特别的地位。这种安排无可避免地会发生
利益冲突和徇私。饶余庆, The Role of the Hong Kong Bank, Richard Yanhi
Ho et al.(ed.), The Hong Kong Financial Syste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4041
.
(117) 不过,至少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香港工人工资是否已是高于足够维持家庭,值得商
榷,因为工人的妻子从事外发加工,甚至儿女要外出帮补家计,是颇为常见 的。不过,由于经
济发展好,一般而言其他家庭成员帮补家计问题不大,所以较妥当的说法似乎是以家庭收入
计,足以维持家庭最基本生活有余。Janet W.Salaff在研究香港妇女时,就发现"香港工人工资
如果没有其他收入资助,则不足维持家庭生计。"
(118) 在1966年,香港制造业工人在亚洲工资仅低于日本及新加坡,见E.H. Phelps Brown的
The Hong Kong Economy: Achievements Prospects,于Keits Hopkins(编),op.cit.,p.6。在五十
年代初,《华侨日报》出版的《香港年鉴1951》表示,香港的工资相对香港一般生活指数不算
过高, 但与其他地区比较则太高了,例如高过日本工资50%,第四回,卷上,p.44。
(124) "......殖民地精英公务员的贡献和效率,相当于大英帝国最后的喝采,建设香港的
繁荣作为其历史记忆的意识形态一页......",Manuel Castells, ibid., p.62.
   其实,英殖民主义者,套用亚当•斯密的说法:"......他只关心自己所得,但正如在其他
例子中,在这种情形下他被一只无形的手所牵引而去倡导他本来意图 中所没有的目的...
...为追求他本身的利益,他经常无意地倡导社会的利益,且比诸他有意的倡导更有效。"比较英国的
经济发展,史密斯最后的那句话仿佛是针对香 港与英国而说的。这同时说明了,如果英国
的"精英"真的可以在香港呼风唤雨,为甚么他们的老家却陷于世纪长的"英国病"!?
(129) 这个假设为落后国家在资本市场不发达及创业才能缺乏的情况下,会较英国等国家较多依
赖银行制度,同时,工业发展速度也不像英国的工业革命般可以渐进,而是采取"突发"的形
式,见Y.C.Jao op.cit.p.545。
(130) Gerschenkron对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的总结可以简述如下:一,国家经济愈落后,工业愈
是更可能以突然形式开始高速发展;二,经济愈落后,在工业 上愈偏重大工厂和大企业;三,
国家经济愈落后,发展愈偏重生产贸易而非消费货物;四,国家经济愈落后,发展对人民消费
的压力愈大;五,国家经济愈落后,有 助增加对本土工业资金和资讯的特殊结构性因素作用愈
大;六,国家经济愈落后,农业扮演积极角色的机会愈小。
(136) 正因香港不是经济发展常例,所以像Audrey Donnithorne般讨论以香港作为中国大城市的
经济模型,基本上是白费功夫的......另一方面,认为第三世界有些国家正追随香港经济发展模
式,基本上也只是根据表面事实的相似,如A.Wei Djao......


附:关于未能如诺的交代(曾澍基)
   仲贤兄病危返港就医,我前赴探问。他提起正撰写一篇有关香港经济发展的文章,
对各种传统理论及分析进行批判,但还未完成,若有不测,希望我可代为补上劳 工市场和社会
力量对比的章节,以竟全功。当时文稿不在,就此委托,我虽恐怕力有不逮,亦义难推辞;心想
最好是仲贤兄能战胜病魔,再奋笔疾书完成论文。奈何 事与愿违,他稍后便离我们而去。
  过了个多月,仲贤嫂丽容把手稿交给我。一百二十多页的原稿纸,文本隔行而写,加
上百多个密麻麻的注释;我一看 之下就觉得陷于两难。文章已完成部分极其严谨,不单观点
突出,推论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更且旁征博引,数据充分,就算用象牙塔内的学术标准也难作
甚么的批 评与要求,以如此的高度要来把文章续完,能力之外,还有一大问题,仲贤兄临终
之前,我未有机会阅读手稿,跟他讨论对香港的劳工运动和社会阶级历来变化的看 法。
  狗尾续貂,水平不够而为识者所笑,倒不是我的主要考虑。稿末的第三和第四点,即
香港劳工运动在战后的相对沉寂以及香港社会阶级的变化等有待"下面讨论"的问题,我也写
过一些简短文章,但一方面达不到那个高度,另方面却不敢肯定会为仲贤兄所完全认同。
   反覆思量之后,我终于决定要违背对仲贤兄的承诺。他的友好及读者们,大概也会
同意,与其看加上模拟结尾的"完成"文章,不如保留原稿面貌较好。其实,文 稿本身已对香
港战后经济的成绩,作了十分完整的理论和实际分析;三四两点,是大课题,用另一篇论文来详
述可能更为适合。无论如何,对于无法实现仲贤兄的遗 愿,我抱有莫大的歉意。有时我竟作
奇想,若仲贤兄能够复生,对我加以指点,我绝对愿意担当他的研究助理,完成其大作。现时这
篇文稿,我读来已有不少启发。
  手稿需要处理,我的原则是尽量求真。仲贤兄并未定有题目,我代拟《香港经济发展
的批判理论》。病床上他说目标是要批判现存的各种理论,但看来批判本身已成了一个可观的
理论系统,而且那种揉合历史动态分析和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完全符合"批判理论"的精神。
  内容方面,基本上不作任何更改,下列的除外:
(一)错漏字句、和明显地应改的用语; 
(二)核实的统计数字、资料、书名与人名;
(三)一些通用的术语及翻译名词;
(四)极少数的表述语句。
   如仲贤兄在,他大抵亦会如斯改动。不过,他的书法豪迈之中别具一格,个别文字
我只能揣测,揣测不了就唯有按上文下理妄自填入求接文义,但总数不足十处。 此外,仲贤兄
旁征博引,我无法对注释一一查证(部分书刊在香港根本找不到)。其中一个表,有关香港生产
总值的数字,仲贤兄未有列出,因不知他心目中的首尾 年份,我只加上(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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