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美国学者60年前的研究成果、以深刻揭示日本人文化性格而成名的《菊与刀》，近年来在国内又由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相继出版，这已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研究的范围。读读这部著作，有助于加深国人对日本国民性的进一步了解。
1 《菊与刀》形成于二战期间，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名著
《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的名著，最初发表于1946年。由于近年来中日关系是国人关心的话题，作为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亦即日本的国民性）的名著，《菊与刀》可以使读者对日本的国民性有更多的认识，鲁思·本尼迪克特肯定不会想到，她的这部著作会在中国受到如此的关注。这部著作继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近年来仅中文简体版又多了几张“新脸孔”（华文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等又出了新版本）。人们不禁要问：这部著作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从这本书的形成的背景来看。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之一。二战期间，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向情报局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 1946年，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日本投降以后的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该书以《菊与刀》命名，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2 作者在书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并找出了隐藏在这些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则，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民族那样突出地表现出行为的矛盾性让人难以理解：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本尼迪克特把这种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并把找出隐藏在这些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部著作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
作者是从西方人类学家的视角来认识日本文化的，并把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在这部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社会，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作者指出：“集团主义”是“各守本分”的意识和行为，其起因于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信仰，是日本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构成日本人关于人际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个观念的基础。在日本社会，人们由不同辈分、性别与年龄等形成以上下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但是，这种上下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掌权者与从属者的关系，而是通过“忠”、“孝”、“义理”、“人情”、“恩”等观念与行为连接起来的，承担了重大义务的上司（长辈）与下级（晚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不如说是以“恩”和“义理”为基础的道德原则所维持的关系。这就是“集团主义”的本质。集团成员之间关系的基础是家族关系，像依赖于母亲的情感纽带那样而产生的安定感，是维持集团稳定的重要保证。
作者还把“诚实”与“自重”看成是支撑日本人“集团主义”的两个观念，认为特别是“自重”这一观念，与西方强调“个人的权力”相比，是对“个人的权力”的限制。日本人总是处于一种对人生极为小心谨慎、循规蹈矩的行为世界之中，他们必须密切注意别人行动所作出的暗示，并强烈地意识到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这就意味着正确的行为很少由“内在的强制力” 来决定，判断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也往往是从社会关系中去把握，由“社会”来决定。通过以上分析，作者指出，日本是“以道德作为绝对标准的社会，依靠启发良知的社会”，日本文化属于“罪感文化”；强调“只要坏事不为世人所知，就不必烦恼”，耻辱感只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的社会属于“耻感文化”。日本社会就属于“耻感文化”。这样，她就从社会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关联上，阐明了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
3 作者依据大量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导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书中对日本文化的分析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发表后，获得了广泛的赞同和好评。日本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指出：“尽管本尼迪克特本人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却搜集到了那么多的重要事实，令日本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本尼迪克特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方式和文化的全貌，推导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作者的这种深刻而又敏锐的分析能力也令人赞叹不已，特别是在当时日美两国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她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坚持用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日本文化，这种坚韧不拔、宽宏大量的精神，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当然，这本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作者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搞清平均的日本人的行动和思考方法的模式上，而忽视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其实，日本人中也存在着阶层、地域和职业、年龄等具体差别，这些差别会带来行动和思考方法的差别。另外，她在分析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时把其作为静止的东西来看待，而忽视了历史的变化，其实日本人行动和思考方法中存在的相互矛盾要素，有的是来自于不同场合，有的则来自于历史环境的变化，如看不到问题的历史的一面，就不能对日本文化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还有，由于作者没有到过日本，也存在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以上这些，成为该书受到有的学者批评的原因。
4 《菊与刀》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书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菊与刀》成功雕塑出的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性格（国民性），它向日本人揭示了两个被长期议论的问题，即作为日本人组织原理的“集团主义”和作为日本人精神状态的“耻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后的日本文化研究是在本尼迪克特所提示的方向上展开的。近年来，国际上出现“日本文化研究热”，诸说并陈。我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学者高增杰总结评论了六种主要学说：（1）“耻感文化”说；（2）“纵式社会”说；（3）“集团性”说；（4）“杂交文化”说’；（5） “壶状文化”说；（6）“感情文化”说。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说被列为第一种。20世纪60年代，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运用“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研究日本社会，提出了著名的“纵式社会”理论，阐明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原理；社会学家作田启一也发表论著，对“耻感文化”说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但是，这一学说是本尼迪克特为其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框架。同样，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从精神、心理分析角度提出的著名“依赖心理”的理论，也深深地受到了本尼迪克特的影响。《菊与刀》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仍没有过时，就是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本尼迪克特用“等级制度”的理论解释日本发动战争的文化心理，用对最高权威的服从来说明战争中与投降后日本人态度的 180度大转弯，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另外，不仅日本军人在二战中的残忍和野蛮行径，可以从集团主义的行为方式中得到某种理解，就是战后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民族健忘症”和悔罪意识淡薄，也可以从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他律性道德的“耻感文化”中获得合理的解释。
对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关注，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比如，上世纪20年代末，戴季陶就写过《日本论》（九州出版社出版）一书，曾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这本书对于了解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帮助。但事实表明，中国人未必对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有着真正的深刻了解。由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长期处于强势地位，日本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使中国人形成了不少对日本文化的误解，这直接影响到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化和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因此，从长远意义上来讲，为了增进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我们或许有必要重新认真读一读《菊与刀》这部名著。（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美国学者60年前的研究成果、以深刻揭示日本人文化性格而成名的《菊与刀》，近年来在国内又由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相继出版，这已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研究的范围。读读这部著作，有助于加深国人对日本国民性的进一步了解。
1 《菊与刀》形成于二战期间，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名著
《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的名著，最初发表于1946年。由于近年来中日关系是国人关心的话题，作为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亦即日本的国民性）的名著，《菊与刀》可以使读者对日本的国民性有更多的认识，鲁思·本尼迪克特肯定不会想到，她的这部著作会在中国受到如此的关注。这部著作继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近年来仅中文简体版又多了几张“新脸孔”（华文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等又出了新版本）。人们不禁要问：这部著作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
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从这本书的形成的背景来看。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之一。二战期间，她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利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技巧来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向情报局提交了一份出色的研究报告。 1946年，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日本投降以后的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该书以《菊与刀》命名，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2 作者在书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并找出了隐藏在这些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则，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民族那样突出地表现出行为的矛盾性让人难以理解：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本尼迪克特把这种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并把找出隐藏在这些矛盾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部著作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
作者是从西方人类学家的视角来认识日本文化的，并把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在这部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社会，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作者指出：“集团主义”是“各守本分”的意识和行为，其起因于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信仰，是日本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构成日本人关于人际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个观念的基础。在日本社会，人们由不同辈分、性别与年龄等形成以上下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但是，这种上下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掌权者与从属者的关系，而是通过“忠”、“孝”、“义理”、“人情”、“恩”等观念与行为连接起来的，承担了重大义务的上司（长辈）与下级（晚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不如说是以“恩”和“义理”为基础的道德原则所维持的关系。这就是“集团主义”的本质。集团成员之间关系的基础是家族关系，像依赖于母亲的情感纽带那样而产生的安定感，是维持集团稳定的重要保证。
作者还把“诚实”与“自重”看成是支撑日本人“集团主义”的两个观念，认为特别是“自重”这一观念，与西方强调“个人的权力”相比，是对“个人的权力”的限制。日本人总是处于一种对人生极为小心谨慎、循规蹈矩的行为世界之中，他们必须密切注意别人行动所作出的暗示，并强烈地意识到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这就意味着正确的行为很少由“内在的强制力” 来决定，判断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也往往是从社会关系中去把握，由“社会”来决定。通过以上分析，作者指出，日本是“以道德作为绝对标准的社会，依靠启发良知的社会”，日本文化属于“罪感文化”；强调“只要坏事不为世人所知，就不必烦恼”，耻辱感只是对他人批评的一种反应的社会属于“耻感文化”。日本社会就属于“耻感文化”。这样，她就从社会结构与思维方式的关联上，阐明了日本文化的基本特征。
3 作者依据大量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导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书中对日本文化的分析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发表后，获得了广泛的赞同和好评。日本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指出：“尽管本尼迪克特本人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却搜集到了那么多的重要事实，令日本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本尼迪克特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方式和文化的全貌，推导出了日本文化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作者的这种深刻而又敏锐的分析能力也令人赞叹不已，特别是在当时日美两国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她基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坚持用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日本文化，这种坚韧不拔、宽宏大量的精神，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当然，这本书在理论分析及资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作者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搞清平均的日本人的行动和思考方法的模式上，而忽视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其实，日本人中也存在着阶层、地域和职业、年龄等具体差别，这些差别会带来行动和思考方法的差别。另外，她在分析日本文化和民族性格时把其作为静止的东西来看待，而忽视了历史的变化，其实日本人行动和思考方法中存在的相互矛盾要素，有的是来自于不同场合，有的则来自于历史环境的变化，如看不到问题的历史的一面，就不能对日本文化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究。还有，由于作者没有到过日本，也存在资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以上这些，成为该书受到有的学者批评的原因。
4 《菊与刀》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书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菊与刀》成功雕塑出的日本民族和文化的性格（国民性），它向日本人揭示了两个被长期议论的问题，即作为日本人组织原理的“集团主义”和作为日本人精神状态的“耻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以后的日本文化研究是在本尼迪克特所提示的方向上展开的。近年来，国际上出现“日本文化研究热”，诸说并陈。我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学者高增杰总结评论了六种主要学说：（1）“耻感文化”说；（2）“纵式社会”说；（3）“集团性”说；（4）“杂交文化”说’；（5） “壶状文化”说；（6）“感情文化”说。本尼迪克特的“耻感文化”说被列为第一种。20世纪60年代，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运用“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研究日本社会，提出了著名的“纵式社会”理论，阐明了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原理；社会学家作田启一也发表论著，对“耻感文化”说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但是，这一学说是本尼迪克特为其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框架。同样，精神病学家土居健郎从精神、心理分析角度提出的著名“依赖心理”的理论，也深深地受到了本尼迪克特的影响。《菊与刀》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仍没有过时，就是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本尼迪克特用“等级制度”的理论解释日本发动战争的文化心理，用对最高权威的服从来说明战争中与投降后日本人态度的 180度大转弯，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另外，不仅日本军人在二战中的残忍和野蛮行径，可以从集团主义的行为方式中得到某种理解，就是战后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民族健忘症”和悔罪意识淡薄，也可以从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他律性道德的“耻感文化”中获得合理的解释。
对于日本及日本文化的关注，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比如，上世纪20年代末，戴季陶就写过《日本论》（九州出版社出版）一书，曾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这本书对于了解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有一定的帮助。但事实表明，中国人未必对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有着真正的深刻了解。由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长期处于强势地位，日本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使中国人形成了不少对日本文化的误解，这直接影响到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化和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因此，从长远意义上来讲，为了增进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我们或许有必要重新认真读一读《菊与刀》这部名著。（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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