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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景伦:对华尔街的起诉书--评斯蒂格利兹新书《自由降落》及其它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的新书《自由降落:美国,自由市场,与世界经济的沉沦》(Joseph E. Stiglitz, 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WW Norton, 2010, Pp. 361)不仅是对华尔街的起诉书,也严厉地批评了两届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贝南其以及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的错误政策。

一时之间,分析批判金融危机的论文书籍如雨后春笋。例如Andrew Ross Sorkin 的Too Big to Fai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 From Crisis—and Themselves 和 John Cassidy 的 How Markets Fail: The Logic of Economic Calamities.本文也将涉及这些和其他著作。

金融风暴的起因已经没有甚麽争论了。联储会的长期低利率货币政策继高科技泡沫之后,又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抵押贷款经纪不顾购屋人是否有能力偿还,大量发放抵押贷款,特别是对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低收入购屋人发放“掠夺性”贷款。为什麽?因为贷款越多,他们的收入越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传统的银行,发放贷款后,等着坐收利息和逐步收回本金,从事所谓的“令人厌烦”(boring)的经营。而是把债权包装成证券,卖给投资人。华尔街投资银行又把高风险的住房贷款归拢,切割,再包装成债券高价卖给对冲基金。他们能够卖高价,是因为利息高,更因为他们买通评级公司把垃圾债券评为三A级。风险高,所以买主购买保险以防违约。卖保险――名称是“信用违约交换”(credit default swaps, CDS)――的机构认为它们能够收取保费,而不会有很多付出,因为他们假定房地产价格会不断上升,购屋人能够为不现实的贷款再筹资。

房地产泡沫崩破,一跨全垮,一发而不可收拾。

难得格林斯潘承认他的失误,鼓吹解除监管,迷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斯蒂格利兹特别指出他向购屋人推荐借进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利率窜升,购屋人难以偿付。加剧了危机。

华尔街至今没有承担他们破坏性的疯狂造成灾难的责任。

斯蒂格利兹指出,“信用违约交换”兴风作浪,起特别恶劣的作用。因为买主没有充分估计卖者是否会遵守诺言,所以买的不只是保险,实际上是下赌注。这种保险不但没有降低风险,反而扩大了风险

近一个时期,舆论纷纷指责当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的财长盖特纳拯救“美国国际集团”(AIG)为的是拯救一大批华尔街投资银行,AIG的“订约方”

(counterparty)。把大笔纳税人的钱一分不少地如数付给了它们,而没有让它们“理发”。其中高盛一家拿到了一百二十九亿美元。

今年一月,国会在追究这个问题时,透露了被盖特纳隐瞒了一年多的资讯:高盛和法国兴业银行是从AIG购买CDS最多的大户,一共买了六百二十一亿美元。就是那些交易把AIG推向破产的边缘。最终高盛和外国银行把纳税人的钱全都拿了回来。

为了AIG的保险,高盛拿出来的“债务抵押义务”(collateralized-debt obligations, CDO)占到六百二十一亿美元的一百七十二亿美元,也是最大户。(其次是现已成为美国银行一部分的美林公司,一百三十二亿美元和德意志银行的九十五亿美元。)

杜克大学教授詹姆斯.考克斯说,纽联储为了保护高盛而隐瞒资讯。“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主席安吉来第斯在一月十三日的听证会上质问高盛主席布兰克范恩,高盛怎么能够创造出并且卖掉称为“债务抵押义务”的东西,却又下注它将贬值,从中取利?高盛怎么能够下注这些CDO将贬值,却又企图说服评级公司和投资人,这些CDO是很好的投资?人们说,这起码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如今又赚大钱,发放巨额花红,趾高气扬的高盛其实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据《纽约时报》报道,希腊今天的危机也跟高盛有关。是高盛(以及摩根大通和其他银行)帮助雅典向布鲁塞尔的监督人隐瞒数以十亿计的债务。这些银行发展的金融衍生工具增加了希腊的债务,并帮助希腊政客们把这些债务隐藏到资产负债表以外。高盛等银行利用希腊政府的大手大脚花钱,从中取利。遭到德国《镜报》的严厉批评。

斯蒂格利兹用了很大篇幅批评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为华尔街银行纾困的计划。不是像一般资不抵债的企业那样,进行清理重组,而是用大量纳税人的钱向银行注资(调整资本,recapitalization),希望他们会增加放贷。不附加条件,不问钱的去向。把纳税人的钱投入了黑洞。斯蒂格利兹的书中专门有一章,题为“美国的大劫案”(The Great American Robbery)。

幸亏有不畏强权的“问题资产纾困计划”监察主任尼尔.巴洛夫斯基。去年十一月,他经过八个月的查账,弄清了政府给AIG的大笔纳税人的钱是怎样流到美国和欧洲大银行手里的。前面提到国会透露的资讯就是巴洛夫斯基收集的。他还调查了美国银行并购美林公司,向股东们隐瞒了美林的巨额亏损和合并前夕发放的大笔花红。他也点了拿AIG花红人的名。这些人答应退回四千五百万美元,而实际上只退回不到一半。

更严重的是美国金融制度又回到了风暴前的2007年状态.而且因为贝尔斯登,雷曼和美林等的消失,剩下的是少数更大的金融机构,使它们更加有能力兴风作浪,而且大得不容失败。有政府为它们的债券做担保,向他们提供低利率贷款。他们又故态复萌,冒大风险,赚大钱。

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在金融业的强大游说面前,寸步难行。由一贯主张解除监管,迷信自由市场,跟华尔街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班底森马斯。盖特纳,贝南其等人来主持监管改革,等于与虎谋皮。这也基本上是斯蒂格利兹的结论:要对造成灾难负有责任的人来搞改革,他们只会遵循原来的逻辑,搞“美国式的公司福利”。

有人说,大衰退为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言过其实。丢脸的是反监管的自由放任主义。斯蒂格利兹说,“我相信市场是每一个成功经济的核心。但是市场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运作。。。。政府有必要起一定的作用,不仅是在市场失败时,出来营救经济,也不仅是监管市场,防止我们刚刚经历过的失败。经济需要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之间取得平衡—还要有非市场和非政府机构作出重要贡献。”这就是斯蒂格利兹的经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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