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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民、杨菲:一个棉花合作社的输入实践

21世纪经济报道
一个棉花合作社的输入实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沈建民 杨菲

  4月份,又是南疆棉花播种的季节,但马英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组织的农户试验田中。

  马英是荷兰非政府组织Solidaridad的中国项目总监。在欧洲,Solidaridad是公平贸易最早的倡导者,他们在1988年同合作伙伴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公平贸易标签。作为成功模式之一,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组织最基层的零散农户进行生产,然后帮助农民把贴有公平贸易标签的产品出口到欧洲,使他们尽可能摆脱处于传统供应链最底层的压榨,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咖啡和橡胶贸易中,Solidaridad已经成为商业市场中不可小视的参与者。在瑞士,印有荷兰语Oké标志的公平贸易香蕉,已经占到了该国市场份额的40%,甚至比食品巨头都乐公司还高。2007年底,进入中国之后不久,Solidaridad选择了在新疆组织棉农合作社,作为公平贸易模式输入的试点。

  和其他公益项目一样,说服被扶持的对象认同并加入进来,是棉花合作社启动的第一步。整个2008年,马英和他的两名同事的主要工作就是走访沙漠边缘的维族农户家和棉花地,口干舌燥地一遍又一遍解释合作社的好处。而在很多时候,马英在棉农眼中看到的,只是他们面对陌生而古怪的荷兰名字和这个皮肤被晒得和自己一样黑的汉人的惶惑。不过,就是在这样的眼神中,马英终于说服了第一批棉农准备加入进来,并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棉花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而自己的孩子也将生平第一次有机会拿起书本。

  不过,事情的发展随后急转直下:以发动零散农户见长的Solidaridad,最终被这些最需要公平贸易的人所拒绝。历经一年半的尝试之后,这个从国外移植而来的合作社模式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三重需求

  选择新疆,是因为在Solidaridad看来,新疆的棉花种植市场几乎就是中南美洲的翻版。无论是环保、劳工保护还是公平贸易,这里都有很多隐藏在“底线”之下的巨大的改善要求。

  众所周知,新疆是全球最高产的棉花种植产地之一。不幸的是,这其中只有部分原因是依靠先进的种植技术,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滥用农药和化肥。棉花是一种极易吸引虫害的农作物,它仅占全球农作物总产量的4%,但消耗了全世界20%的农药用量。而在新疆的棉田,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的用量还要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用马英的话说,棉农基本上是“看见虫子就杀,不惜一切代价”。同时,棉花一亩地每年需要的水量大约是700-800吨,这让新疆这块本就干旱的土地不堪承受。

  作为最内陆的省份之一,新疆的用工环境也和沿海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据马英估算,在新疆有大约80万-100万人在第一线耕种棉花。其中,除了30%-40%为建设兵团,打工条件稍好之外,剩下的农户和民工的劳动条件都很难得到保障。通常情况下,雇主每个月只发给工人200元饭钱,剩下的工资要到收获后再付清。而当民工辛苦耕作一年后,有时还要面对雇主的工资拖欠。

  到新疆打工的人,往往是那些没有勇气去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的人,他们很多来自川、贵、青的山区,文化层次更低,缺乏为自己争取劳动条件的必要交流能力。曾经作为SA8000的验厂代表经常深入劳工一线的马英,在初次看到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时仍感到震撼,其中有些人生活条件艰苦到孩子只能在棉花地里接生,而小孩长大之前,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棉花地里乱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要和父母一起摘棉花。

  那些承租土地的小农户,也要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如果年景不好,价格下跌,有时候收获棉花换回的收入,还不够补足前期从土地承包人那里赊来的农资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些人甚至选择弃田逃走。即便棉花收购价上涨,这些零散的小农户也未必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由于棉花在出售之前,需要将籽棉加工成皮棉,而他们没有轧花机,无法进行皮棉加工,因此最后得益的往往是那些从中压价的轧花厂。去年11月份,国家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但籽棉的价格却从去年的每斤6.8元,下降到今年的不到5元。

  对于Solidaridad倡导的公平贸易来说,新疆棉田就像是一张适合泼墨作画的上好白板。这也是Solidaridad对于棉花合作社一开始就投入冀望的原因。

  脆弱的合作社

  在国外,Solidaridad通过广告倡导良知消费,为那些公平贸易的农产品(12.42,0.03,0.24%)找到销路。但在中国,这种消费需求发育并不充分,因此,Solidaridad设计的模式是改变作物。在新疆的棉花项目中,马英选择的切入点是种植有机棉。他希望,通过有机棉的种植获得改善环境、劳工条件的空间。首先,有机棉种植不用化肥,少用农药,本身对环境的污染降低。而且,虽然每亩单产比一般棉花下降10%-15%,但有机棉市场价格高近40%。有了这样的利润增量,农户和雇主才有条件在不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响应Solidaridad提出的改善劳工条件、提高儿童生存保障和教育的要求。

  从2007年底开始,马英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组织合作社进行尝试。他们为此设计了资源的支持系统。为了启动项目,他们不仅向中小农户承诺给予种植技术上的全程支持、市场信息的免费支持,而且帮助农户采购种子和农资,提供部分启动资金。只要农民愿意改种有机棉,Solidaridad的工作人员就会出现在田间地头。

  一些农户对此很感兴趣,但很快马英发现,当项目真的要启动时,他们又不愿“冒险”了。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长期担负着农业扶持和救济的责任,农民有着较大的依赖性。有机棉意味着一些先期投入,比如农资、种子、牛羊粪等,万一市场有风险,卖不出去怎么办?而在Solidaridad的模式下,他们只负责提供采购和销售信息,并不直接负责销路。为了解决这个担心,马英在Solidaridad倡导的模式之外作出了妥协,第二次登门时,他模仿中国农村传统合作社的方式,带上了一纸收购协议。但让他感到郁闷的,这仍然无法解除农户的依赖性。一个农民提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今年看起来卖给你没问题,那明年你管不管?

  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之后,马英找到了南疆一个村的村支书,希望由他出面来组织农户。为了尽快建立第一个试点,Solidaridad提出可以为愿意尝试而没钱购买农资的农民提供小额的贷款。这个办法在最初看起来是奏效的,乡里对此也表示支持,项目启动终于看到了曙光。

  不过,就在马英回到北京为项目的下一步筹备资源和招兵买马时,他突然接到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告诉他,最后组织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还是担心项目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尽管为未来的合作留了活话儿,但马英明白,今年的合作基本上是泡汤了。

  公平的妥协

  一年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让马英不得不反思,Solidaridad的公平贸易模式在中国到底适不适用。马英并不认输,他认为,缺人是项目推进不利的关键。如果发动足够多的员工和志愿者,去说服足够多的农户,Solidaridad仍有机会组织起合作社。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和印度等地的成功,与众多志愿者的参与有很大关系。而在中国,即便给不低的工资,也很少有人愿意到新疆的棉花里工作。不过,他也承认,任何一家NGO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个想法眼下并不现实。

  经历过面向零散农户的失败之后,马英在思路上做了一些调整。2008年,他还在库尔勒和库车谈了两家大户,希望利用他们承担起合作社的角色来。

  这似乎不是Solidaridad关注公平贸易的本意,毕竟,这些大户并不是供应链中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对他们的扶持,也不是Solidaridad的强项。但马英认为,毕竟通过他们,也可以间接地对环保、劳工和公平贸易作出一些改善,与Solidaridad的最终目的仍是一致的。在他与这两个大户的合作框架中,大户被要求对雇工“好一点”,比如增加冬天取暖,改善孩子的接生条件;付给雇工的月工资从200元增加到500元,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给识字比较多的民工每天放2个小时的假,让他们给民工的孩子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教育。作为额外的回报,Solidaridad将在项目启动时,提供一些资金的补贴,定期到农场提供技术咨询,在农忙时则全天在场。

  尽管做出了妥协,但运气似乎仍不站在马英这一边。库尔勒的那家大户去年遭遇风灾,棉花基本上绝收。这直接导致今年最初规划的17000亩项目,现在只剩了5000亩。与此同时,棉价从去年开始的下跌,也让一些人在投入时更加谨慎。据估算,新疆今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了10%以上。

  不过,惨淡的现实仍能够支撑起马英的信心:与零散农户相比,大户敢于承受转换风险,只要算一下,觉得投入产出是有钱赚的,他们就不会有太多顾虑。而且,马英相信,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活力是其它地方的人不能比的,既然Solidaridad在中美洲和印度这样悠闲的国家都能成功,公平贸易一定会有一个可期待的前景。“在新疆,连沙漠里都能种出棉花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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