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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崇温:国外有关中国模式的评论

本文展示他们在六个热点问题上所作的评论。 
徐崇温 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了艰苦奋斗。我们在奋斗中取得举世嘱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日益广泛和深入,国际社会也对此展开了越来越密集的观察和研究。他们由此而提出的评论,有些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误解和曲解,是负面的,但也有许多是正面的,是反映事情的真相和本质的。全面了解这些评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有益的。本文展示他们在六个热点问题上所作的评论。 



一、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包括吸取和借鉴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一点,被有些国外评论曲解、误解成是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但也有许多国外的评论澄清了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是非,如法国学者托尼·安德列阿尼在2005年第1期法国《思想》杂志上发表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中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属社会主义性质。其理由一是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力,摆脱‘贫穷的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的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发挥着领导作用,土地仍然实行国家所有制,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鼓励;三是中国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四是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展,而这种文明又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英国作家威尔·赫顿2004年5月9日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的《伟大的中国商城》一文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一个新的经济模型。它融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原理,但又受到国家的指导,而国家时刻牢记必须提高数以亿计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它没有把资本主义当成目标,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的《论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中说,在社会主义处于深刻危机和战略撤退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撤出历史舞台的危险,提出了用社会主义来代替自由派的‘历史末日’的模式”,“它既保持了继承性,又总结了全球化条件下进行政治改革和开放的新经验”。德国学者罗尔夫·贝特霍尔德在2003年5月14日德国《我们的时代》周刊上发表的《中国2003——迈向社会主义道路》中说,当今的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其无能,在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同时,它已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如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社会劫难、暴力、南北之间的鸿沟加深,环境遭到破坏等,因此,国际社会越来越期望塑造一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中国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二、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把在公有制上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改革成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实行私有化这个事实,受到国际社会的热烈关注。英国记者亚历山大·尼科尔在1993年5月24日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中国走向自由市场经济之路举世无双》中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试图对亏损的国有工业实行私有化,而是扶植了非国有工业”。联合国《1993年世界经济调查报告》认为,这表明“尽管财富积累似乎是企业家的动力,但(中国的)事实说明创业精神与私人拥有权并无必然的联系”。保加利亚经济学家杨科夫在1995年9月6日的罗马尼亚《经济论坛》上发表文章指出:“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改革的主要优势是它成功地维持和发展了国有企业并使之适应市场机制,从而避免了东欧国家往往以私有化为借口将国有财产据为己有并因此导致社会混乱的悲剧。中国奇迹使那些关于共产主义体制与提高经济效益相互矛盾之类的说法不攻自破”。法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吉勒·吉厄在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后,在2003年10月的香港《南华早报》上撰文指出,过去20年来,在中国,私有经济的发展并非国有经济私有化的结果,而是私有部门经济较快发展所致,中国私有经济与其说是国有企业形式的改变,不如说是以私有公司(或是将公私财产融为一体的混合企业)的形式组建了新的经济实体。



三、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宏观调控



1994年9月7日,《匈牙利新闻报》在对比了匈牙利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不同道路之后指出,与1989年东欧剧变时相比,现在匈牙利离目标更远了,其原因是轻易地摧毁了旧的机制,此后却没能建立起更好的、更健康的架构来代替它。中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没有迅速摧毁需要改造的社会主义结构并立刻实行市场经济,而是在相对保持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同时,逐步确立市场经济。这样,中国经济就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增长,生活水平比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提高得更快。哈萨克斯坦著名社会活动家苏雷门诺夫在1999年4月就指出,从中国的经验中可以得出一个有益的结论:改革应该而且必须建立在周密的计划之上,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监督之下进行。任何削减计划和监督的企图都将导致混乱和破坏。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在对比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道路带来了不同结果的基础上,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只依靠市场力量,还要重视政府政策手段的调控作用。这个报告的总协调官司德特革夫·科特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中国不是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发展经济,而是重视政策手段与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巴拉赫塔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在 1993年8月的俄罗斯《生意人》日报和1994年4月的俄罗斯《真理报》上先后发表文章,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概括为:第一,国民经济尽管是多种成分的,但大型企业和关键部门仍掌握在国家手中;第二,决定性因素的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的,党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正因为如此,中国才不更换招牌,才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平静地和未经动荡地进入文明的市场。

四、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一直把西方民主奉为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并据此指责中国政府在改革中采取“先经济、后政治”,乃至“经改政不改”策略。近年来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中国从自己的基本国情出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经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在2008年第1期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中国民主的前景》一文中说,中国目前所讲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定义有所不同,他们坚称实行“审议”形式的政治(即允许公民个人和团体在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比多党公开竞争权力更合适。中国在地方选举、司法系统改革和加强监督机制方面进行的尝试,都是在向一种更加基于规则的政治体制转变。时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的郑永年在2008年1月15日《环球时报》上发表的《先有制度基础,后有民主政治》一文中说,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西方民主,但同时又积极努力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展中国民主的原因。他的结论是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地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德国社会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在2008年8月15日法国《世界报》上发表《西方民主,前途未卜》一文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醉心于现代化的新兴国家,同时想以西方模式为榜样;而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心生疑问:他们是否生活在政治体制最好的国度。因为放弃民主并不一定阻碍发展,甚至可充当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器。对于另外一些社会来说,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现在给人的感觉是过时了。



五、关于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



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野村市场研究所高级教授关志雄就认为:“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从地区大国向全球性大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新美国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林德认为,华盛顿倡导的自由市场和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明显地损害了我们一直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现在可能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杜平在2009年4月3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上发表《世界的新秩序从伦敦峰会开始》一文中,提出了“世界新秩序从伦敦峰会开始,美国终结了旧秩序,而中国模式成为复苏亮点”的观点。他说,由于美国金融体系引发了全球性金融灾难,把世界各国都变成了受害者,因而曾被视为楷模的美国发展模式,至今备受世界的指责,而中国模式尽管还存在不足,需要校正和改良,但其成功却是任何人都不该否认和蔑视的。假如没有中国模式,当前的全球经济就更加死气沉沉,其复苏前景就必定少了一个希望,少了一个动力。



与此同时,国外的许多评论又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模式的改革和转型提供了机会。例如,杜平在2009年3月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中国特色到了关键时刻》一文认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对原来成功的“中国模式”构成了巨大挑战,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特色背后存在的重大缺陷,那就是经不起外部冲击。中国特色的成功要素之一,在于有庞大的海外市场,尤其是美欧发达国家的市场,海外市场一旦靠不住,中国模式就少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点。纵观世界政经形势,所有曾经成功的模式,都被金融风暴打得千疮百孔,所有的模式都在金融危机中重新洗牌,对中国这固然是一大挑战,但也是一大机遇。从短期看,唯有中国特色最具备重新崛起的潜能。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在2009年2月3日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中国在危机中重新寻找发展模式》一文,认为目前的危机,如果应付得好,的确可以成为千载难逢的国家制度建设的好机会。他说,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的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不能依赖于西方的消费者,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经济体。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倚重的是“外贸”这条腿,那么,解决危机意味着中国要确立另一条腿,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社会。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



六、关于中国的发展与世界重心东移



1995年6月9日的德国《时代》周报发表一篇题为《亚洲——伙伴还是对手》的文章,提出了世界重心重新东移的发展动向: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人类历史的重点在几千年过程中日益由东向西转移,它起源于亚洲的内陆草原,然后移到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然后又越过希腊和罗马,向西北欧推移,最后又跨过大西洋。今天,许多人预料,历史的重点将再次向东移动,即从北美移向太平洋—亚洲地区。而在亚太地区,尤以中国最为突出。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全球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文中说过,倘若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活力得以持续,那么,中国大陆的经济力量,甚至可能超过今日所有富裕工业国家的总和:“下一个世纪再回顾此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大陆的崛起是决定20世纪后半期全球大势最重要的经济因素”。



美国《外交》杂志前总编辑、《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在2007—2008年间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论述全球重大力量的转移。他在2007年12月22日发表于美国《新闻周刊》上的《一个强悍、然而尚显脆弱的超级大国的崛起》一文中说,对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言,2008年可能会目睹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奥运会将成为中国期待已久的首次亮相机会,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个最重要的国家,想想一年来的事实吧。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美国,这至少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中国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在五种基本食品中的四种食品、能源以及工业初级产品等消费领域超过了美国。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最近指出,工业革命期间,欧洲的平均生活标准在40年中大约提高了50%,而在中国,人均生活标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要上涨100倍!中国用20年的时间经历了欧洲人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阿根廷学者胡安·加夫列尔在2008年10月6日墨西哥《改革报》上发表《对美国霸主的打击》一文,揭示世界权力东移过程的本质。他指出,从美国开始的这场金融危机意味着世界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过程的加快。导致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世界发展动力从大西洋中心国家向亚洲国家转移:当美国和欧洲纷纷放弃积极的工业政策而满足于金融投机时,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亚洲主要经济体却在重组生产基础,加快发展技术能力,加大参与世界贸易并提高国际储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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