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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爱国: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研究报告》: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No.2009-03
中国改革已经持续了30年,学术界出现了很多对改革的理论总结和反思。本文提供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视角,作者纵向对比了改革前后的各类基本制度、社会经济特征;横向比较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状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中国在基本制度、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越来越类似于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国存在的问题、面临的挑战也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类似。对改革的理论总结和反思应该以这一基本事实作为基础,对未来改革走向的判断也应该以此为依据。
  改革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深度和广度不亚于一场大革命的后果,用翻天覆地形容殊不为过。国内外的各种评价潮涌而来。其中,有些人认为,中国成功地把计划体制转化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这个步骤渐进而后果激进的转型过程不但没导致经济下降,反而出现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因此,中国的改革拥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创造了奇迹。但另一方面,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日益突出,人文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明显滞后,由此也引发了各种争议。尤其近年来,质疑之声由小变大,由弱渐强。有些人认为这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无损于改革的巨大成功,需要而且能够通过“继续深化改革”加以解决;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些问题反映了改革的性质和方向,表明中国增长模式难以持续。[1]
  
  中国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的理解自然不完全一致,但如下说法有可能得到了广泛认可:1978年正式开始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转化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到今天,这个过程可以说基本完成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低收入的、初步工业化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一个低收入的、初步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就实现这个目标而言,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不过,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2]今天中国确实出现了两极分化,也确实产生了“民营企业家阶层”即新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改革进行反思呢?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一个不常用的视角观察中国的改革,分析和回答改革后的中国“是怎样”的问题。这个视角就是:一般的或“正常的”发展中国家。[3]本文将论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今天中国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上,都与世界其他低收入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一般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趋同,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与这类国家相似。正因为如此,采用“正常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标准,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市场化转型,更合理地解释改革过程和目前状况,从而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做出更符合实际的估计。
  
  一、制度特征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经过不到30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内成功解决了温饱问题,国家由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初步工业化的国家。到改革前夕,按人均GDP衡量,中国无疑属于低收入国家,但它却不是一个一般的或“正常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中国和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之处在于:生产力不够发达,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处于不利地位。除此之外,中国与这些国家存在明显区别,其中最根本的是制度不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是发展中国家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体制、阶级关系和社会组织,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运行和对外经济关系,以及社会发展模式、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主流价值观上,都更接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有别于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实行经济计划而不依赖市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制度特色。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体制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背景下是既不与西方也不与苏联阵营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是发展中国家。就此而言,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特的,非典型的,或者可以说,是“非正常的”。
  
  不但中国不把自己看作一个一般的或“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其他国家同样如此。它们根据中国的这些特征评判和预测中国的行为,确定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例如,美国政府把中国叫做“红色中国”、“毛的中国”或者“共产主义中国”,长期以来拒绝给以外交承认,坚持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些敌对行为,显然并非由于中国的经济不发达,而是由于它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作异类,当作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总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特色,无论中国本身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把中国当作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
  
  1978年开始的改革把中国带入又一次历史性转折之中。改革开放30年后,谁都不能否认,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些变化表明了怎样的历史走向,迄今为止似仍然不甚明了。惟有“发展经济”的目标很明确,其它一切则似乎仍处于“摸石头过河”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宣布改革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这些概念的定义,其特征或质的规定性,似乎完全由中国本身的现有状况决定,即改革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什么样子。
  
  (一)经济体制
  
  中国的改革从改变经济计划开始,逐步转向了由所谓“国退民进”引导的产权改革。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私有经济为主要部分的市场经济,从而具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产权改革开始成为改革的重头戏。产权变动的趋势表现为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实质上就是一个私有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300多万个中小型国企和上百万个集体企业几乎完全退出了舞台,县级和以下行政地区已经看不到国有企业的踪影。2000年到2005年,二级以上国企由23万家减少到12万家,省属国企中90%已完成改制。[4]根据全国工商联、国家统计局等8部委及各地方工商联的研究,截止2005年底,私有部门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经达到50%,如果把外资统计在内,广义上的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65%;2005年底,民营企业(即私有企业)上缴的税收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在有些地区,地方政府70-80%的收入来自这些所谓民营企业。[5]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计算,2004年,国有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3%,目前的比重可能更低。[6]另外还有资料表明,中国私有经济的比重目前占GDP的2/3甚至更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2007年3月16日,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物权法》,国外很多人将此举看作中国在法律上对私有经济重新确认的一个里程碑。
  
  在私有制重建之前,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改革的最初对象是集中的经济计划体系。随后,改革的市场取向越来越突出,从不断降低经济计划的作用,相应扩大市场力量,到完全放弃经济计划,重新确立市场经济制度。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不但重新确立了市场经济,而且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国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贸外资。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最为开放的国家。

  如果说,商品化程度是市场化最重要的标志,那么,今天的中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国家。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把原先不是商品的东西转化为商品。现在,不但生产资料、劳动力、生活资料成为商品,而且,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也在“产业化”名义下加速商品化了。需求能否得到满足主要取决于个人购买力。这些领域的高度商品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在发达国家,政府通常限制这些领域的商品化或市场化。例如,它们大多倾向于把教育、医疗作为公共产品,通过社会化方式统筹提供,而不是作为一般商品进行买卖。
  
  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可以说无处不在。市场经济的种种要件,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片空白,到如今无不繁荣昌盛。从广告、股票、期货、保险、消费贷款、彩票,到相应的从业人员如广告商、经纪人、“黄牛党”等,可谓应有尽有。政府在改革期间公开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把“效率”即“利润”置于社会公平之上。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政府似乎更愿意强调后者,至少表面上不能不考虑公众对社会公平的普遍要求。
  
  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是中国政府公开认定的。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但强调中国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而且积极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可。到2008年2月末,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已经得到77个国家的承认。[7]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由于中国的工会力量薄弱,劳动立法滞后、不完善以及实施无力,难以对资本形成必要的制约,因此,当今中国工人的工资远不如资本家的利润那样有保障。资本家可以不劳而获,而劳动者却常常劳而不获,以至劳工在不得已情况下,甚至采用自杀或自杀相威胁讨要应得的工钱。这种破坏“等价交换原则”的公然掠夺现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再流行,但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则比较普遍。
  
  中国当前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权钱交易盛行。在所谓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无处不在的潜规则似乎远比所谓“公平交易”更能克敌制胜。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资本的背后往往是政府或官员的影子,无论怎么看都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去甚远,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官僚化的市场经济或权贵市场经济。
  
  在一些人看来,存在这些现象是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成熟,不完善,处于初级阶段,而出路在于继续深化市场改革。事实上,完善的市场经济只存在于教科书和人们的想象之中,而“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市场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经济体制特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大多更自由、更放任,同时也更无序、更脆弱。此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经济中的垄断程度较低,而政府管理和调控能力更弱,例如政府或者更少干预,或者干预效率更低。中国建国后建立起一个强政府,尽管直到目前其行政能力依然远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这种能力在市场转型中日趋削弱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的市场经济也就越来越带有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
  
  (二)政治体制
  
  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以共产党执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政治体制不民主,是权威主义甚至极权主义。中国内部也存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要求实行西式民主或曰“民主化”,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尽管如此,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似乎并不能说明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中国家。首先,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以政治体制的多样化为特征。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多党大选的所谓民主制,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君主制、个人独裁、军人政权、大选民主等多种多样的政治制度。按照西方的标准,所谓真正的民主国家大致只有它们自己,其他国家最多只能算“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否则便是“混合体制”或甚至“集权国家”。因此,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西方排名机构把中国归入非民主国家,顶多只能说明中国还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与他们的所谓民主制有所不同。[8]
  
  其次,中国目前虽然维持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但其基础、结构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不再主张“共产”即公有制,而是以发展经济为己任,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建立“和谐社会”。政府也不再直接组织生产,而是转变职能,服务于市场,在竞争中充当“裁判员”,调和社会不同集团之间的对立和矛盾。
  
  再次,在国际舞台上,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提出改变现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不打算和不愿意按照西方设定的游戏规则行动,而是努力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力图冲破这种国际秩序设置的障碍。改革后的中国政府则逐步接受了现存的世界秩序,热衷于与世界“接轨”,遵循现有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加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最近一些年,中国开始提出愿意做“负责任的大国”,言外之意是中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不负责任”,即不会做破坏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事情。中国从一个反对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斗士,变成了它的积极参与者和维护者,认可自己在国际分工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总之,无论在政治体制的基础、结构和职能上,还是在政府的主张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没有多少本质区别。但即使如此,国内外一些势力仍然对中国政治体制表示特别“关注”,念念不忘施压促变,要求中国转向所谓民主制。事实上,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共产党这个字眼过于敏感。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反对的是共产党执政的一党制,而不是一般的所谓一党专政。因此,尽管改革后的中国把西方大国当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利益相关者”,也早已放弃了推动世界革命的立场,但由于中国名义上仍然由共产党执政,这些势力仍然不放心,必欲彻底消除“共产党因素”而后快。[9]拿民主说事,不过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三)社会保障体制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体制主要包括保障就业和社会保障。在就业方面,国家保证全体有劳动能力的人获得工作/劳动岗位,从根本上保障了全社会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这种不允许失业的劳动/就业制度,即后来被不无贬义地叫做“铁饭碗”、“大锅饭”的制度,是当年中国区别于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改革前,中国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国人口的基本社会保障网络,这就是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村人口“五保户”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以及根据1951年初政府公布实施的《劳动保险条例》(1953年修订)建立的城镇人口社会保障体系。中国还在全国实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民免费教育。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迄今仍然普遍缺乏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能在经济水平依然低下的条件下,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为全国人口的生老病死提供保障,解决被认为低收入国家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曾经被有的国际组织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但是,促进中国人文社会超前发展的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却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效仿的。这一点,也为中国转上市场经济之后自身的实践所证明。中国在转上市场经济之后,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随之基本瓦解。首先,保障就业的“铁饭碗”制度被打破了,劳动者重新变成了商品,失业成为“正常”现象。虽然政府设立了一定的救济、补助机制,但劳动者从此失去了工作保障。结果,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工作的劳动力随时面临失业从而面临丧失生活来源的威胁,而失业的劳动力则已经丧失了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权利。
  
  在市场化改革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瓦解,新体系至今未能建立起来。在城镇,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退出历史舞台。原来由这些企业承担的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随之消失,只有政府和国家事业单位职工还能继续享有原来的基本社会保障。纷纷建立的各类私营企业在政府不加强制的条件下通常不遵守《劳动保险条例》,导致作为城镇职工及其家庭社会保障基础的条例实质性死亡。在农村,集体体制转变为个体农户经济。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原先依附于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以及五保户制度也同样瓦解了,农村人口仅有的集体福利荡然无存。
  
  比较改革前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覆盖了几乎全国人口;标准明确,全国大致统一;单位主管,贯彻有效;在城镇,完全不需个人付费;在农村,合作医疗也只需要极少量个人付费。不足的地方是,农村人口在社会保障程度和保障项目上远远不及城镇人口,尚未建立农村养老金制度,城镇不同职业的保障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别。此外,与劳动单位挂钩的体制导致社会化程度较低。改革后,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从有到无,支离破碎,人口覆盖范围急剧缩小,大多数人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结果,保障程度和项目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显著扩大,社会化程度不是更高,而是更低了。总之,改革不但没有克服原来的问题,反而丧失了已经取得的进展,回到了基本上不存在全国性社会保障体系的状态。

  在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覆盖面最大的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但到2006年,全国还只有25%的劳动力享有养老保险。广大农村劳动力仍然几乎没有任何养老保险。1亿多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没有社会化的养老保障。其他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面更低。[10]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表现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一般特征,即:不存在政府主导、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有名目繁多的商业/私人保险,而它们的对象只限于有支付能力的少数人。当个人财力不再能解决生老病死、上学升学等问题的时候,人们只好求助于所谓“好心人”,寄希望于他人怜悯出手相助,这就产生了重建所谓慈善事业的需求。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后,经常性的社会募捐不但用来应对突发灾难,而且成为解决常规发展问题筹集资金的手段,例如用来资助教育的“希望工程”。慈善事业在中国兴起并成为社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改革后的“新生事物”,在“濒临崩溃”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尚且能够提供社会保障,而在创造了增长“奇迹”的今天反而丧失了这种能力。这种情况表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关系,而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中国在改革前后都属于经济不发达国家。但由于前一个时期独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前的中国却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原有的制度特色逐渐丧失,在经济、政治、社会保障体制上与其他低收入市场经济国家日益趋同,越来越难以发现与它们之间的差别。
  
  二、社会特征
  
  由于改革前的中国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中国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成就明显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这个时期,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进入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一举逆转了中国百年来的经济颓势。从1953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1.4%,大大高于同期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出快速赶超势头。邓小平在1979年对这一阶段经济发展总结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距离。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11]这个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是实事求是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惠及全国人口,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到计划经济后期,中国的一系列人文发展指标明显领先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1980年在对中国的经济考察报道中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年中最显著的成就,则是在生活需要方面使低收入群众比其他穷国同类人好得多。”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当时在《经济学》的第十版里对此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它[中国]向每一个人提供了粮食、衣服和住房,使他们保持健康,并使绝大多数人获得了教育,千百万人并没有挨饿,道路旁边和街路上并没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识丁的乞丐,千百万人并没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论,中国的成就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发达国家”。[12]
  
  改革后,中国以渐进方式对原有体制进行了根本改造。在没有出现社会大动荡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来,GDP保持着持续增长,增长速度大致在10%,超过计划经济时期,成为改革以来最大的亮点,也是改革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对改革不满甚至抵制情绪始终挥之不去。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上就开始流行“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人们一方面认可经济增长改善了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却不满随之出现的某些社会现实例如两极分化。进入21世纪后,这种不满似乎转化为更加强烈的质疑,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委婉承认“不科学发展”造成了某些不良后果,表示了加以矫正的意愿。
  
  但是,公众甚至政府不满的问题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一些人之所以难以接受,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沿用社会主义标准判断中国改革后的发展,认为这类问题不应该出现而出现了。事实上,对中国这样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旦建立起市场经济,其参照对象只能是其他低收入的市场经济国家,而不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综观世界,在任何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几乎所有这些社会现象不但都是“正常的”,而且是天经地义、必然存在的。否则,它就算不上是一个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这一点,只要看看与中国同属低中等收入一类的国家就很清楚了,例如巴西、哥伦比亚、埃及、印尼、伊朗、秘鲁、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等。[13]所有这些国家无不存在着类似中国的社会现实,包括下面将要分析一些经济社会特征。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常规。因为建立了市场体制的中国只不过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不具备这类经济社会特征反倒不合常理。
  
  (一)经济边缘化
  
  GDP的高速增长被看作中国市场化转型取得成功的主要依据。然而,众所周知,增长不等于发展。[14]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其发展水平相对低下而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
  
  在此或许需要首先简述如下常识,即现代世界体系建立在统一的国际劳动分工上,其中发达国家占据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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