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民国十九年的《现代艺术论文集》中收入了丰子恺先生《美术的照相》一文，副标题是《给自己会照相的朋友们》，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现在照相真是流行极了，我的朋友中有许多自备照相器，自己会拍照；马路上卖照相器的店到处皆有，而且一二十块就可以买一具。”丰子恺先生那时正担任开明书店的编辑，也为开明书店的很多书籍作插图，绘制封面。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九年在任职立达学园期间，也曾先后兼课于上海艺术大学、澄衷中学和松江女子中学。想来丰子恺先生的朋友多半会是出版界或是教育界业余爱好摄影的文化人。把摄影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在当时的职员阶层即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机构中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专业人员中似乎是颇为流行的。我们从1930年成立的黑白影社于1934、1935、1937年相继出版的《黑白影集》最末处刊登的社员通讯处地址中可以大致想象出当时摄影学会会员的社会职务和社会地位，“……上海江西路工部局工务处；军政部第七陆军医院；五马路天祥银行帐房；北京路永康里国际摄影新闻社上海分社；上海法租界甘世东路天一影片公司；上海南门民立中学……”从1930年到1937年黑白影社的会员包括了新闻界、电影界、教育界、法律界、工商界、金融界、宗教界、医务界以及照相行业的从业人员，会员人数从最初的33人增加了168人。而总部设在南京路的中国摄影协会从1925年创办到1929年国内外会员竟已达八百余人。
这种对于摄影的热情还不仅仅体现在参加摄影学会的成员身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普通市民对摄影同样也是趋之若鹜。《申报》1930年12月25日一则关于华社第四届摄影展的报道中写道：“三日来，细雨漾漾，由签名处报告参观之男女老幼，约五千人。足见沪上人士对摄影之注意矣。”又如陈传霖在《八年来的黑白影社》一文中的统计1932年黑白影展观众达2万人以上。1935年第四届影展观众多达4万余人。同样，我们从《良友》画报1934年第85期上刊登的“良友摄影旅游团在京沪”展览会现场照片中看到的也是当时参观者的踊跃。(插图1)除了摄影展的极度受欢迎，上海滩上照相馆数量也因为利润的丰厚逐年窜升，1918年上海有照相馆39家，到1936年全市已增加到了378家。开设的照相馆多了，彼此竞争也日趋激烈，原来20年代初拍张全身照，要一两块大洋，到30年代已降到一元四张，还加送一张放大。同样，以摄影图片见长的《良友》画报在出版七年后的1933年每期的销售量从最初的二千份增加到了四万份。虽然当时一个五口之家以每月66银圆的收入买不起昂贵的照相器材，但是逢年过节还是可以去照相馆拍个全家福，给自己拍个全身照，或是买一份《良友》画报，或是去看个摄影展。就像西式饭店和中国人的生活很有距离，电影院、咖啡厅和舞厅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一样，摄影也在某种程度上，向中国居民提供了除传统之外的休闲和娱乐的方式。所以我们当回顾二三十年代的摄影首先是应该把它放在都市的文化情结中进行还原。
在还原上海摄影的都市语境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是不能被忽视的。纵观二三十年代的美术摄影像郎静山、陈万里、胡伯翔、陈传霖的作品，与他们长期生活的大都市浸染完全不同，他们的作品往往是风景、静物，而且总是强烈地传达出一种中国传统美学的精神，一种世外桃园的乡土气息，如果拍摄的是裸体女性，则一定是极力遵循欧洲古典主义平衡唯美的绘画构图。尤其是郎静山的作品更是极力营造起一份中国山水画的宁静致远。虽然他们中有人开摄影工作室，创办摄影沙龙(插图2)，成立摄影学会办展览、出刊物、做演讲，组织摄影旅行团，一切皆习欧美摄影之风，但他们的作品却有意识地回避着西方的现代主义精神，新都会艺术的特色与价值，在一座弥漫着外国气味的城市中，这批美术摄影者保持着一种暖昧的民族主义态度。
在将上海变成资本主义的天堂和中国现代化动力中心的问题上，人们将这种“成功”归功于帝国主义。就像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逛一圈南京路就可以买到当时各国最先进的照相器材，仅一条南京路销售进口照相器材的就有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新公司、冠龙照相馆、王开照相馆、中华照相馆、兆芳照相馆、英明照相馆、宝记照相馆等不下十余家。虽然当时国产照相材料有钱景华之环像摄影机，陈筱舫君之印相纸及老焱若君之摄影用品，但都无法与当时铺天盖地，花样繁多的进口照相材料所抗衡，前者首先在技术上有明显不足，其次小规模的生产终抵不上大规模生产且全世界都有销售点的欧美相器。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937年4月举行的长虹第一次读者摄影展出品的选集中，在每件参展作品下面都注明了对成像作品时所用的软片和镜箱的描述，翻阅整本影集却没有一张作品是通过用国产的镜箱和软片拍摄的。进口照相材料价格昂贵，新技术新款式的相器刚问世一般都要一百多银圆一架，中档的也要四五十银圆。但因为当时上海的资本家、职员阶层中的部分人群已经有了相当的购买力，加之20世纪30年代，虽然世界正处于大萧条时期，但上海的经济水平却保持着稳步的提高。1931-1936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6.7％的增长率稳步的提高，这就为当时的进口相器打开上海市场的销售提供了经济基础。朱寿仁在《中华摄影杂志》1931年第一期的编者按里说“近年来因工业商业美术等种种需要，摄影术的应用范围，亦逐更形扩大。每年进口的摄影材料竟达数百万元。”当时各国相器的竞争也极为激烈，相器的更新很快，那时就有人感叹“摄影技术的发展是跟时代的巨轮前进的”。因为新相器的推出，旧款的相器就会减价销售，像丰子恺先生说的一二十块就可买一具的相机也就有了，这样一般的市民也能拥有一架进口的洋货，满足一下他们小小的“崇洋”的虚荣。民国二十一年刊登在《中华摄影杂志》上的柯达白朗尼镜箱标价仅十一元，就是因为当时柯达公司要推出最新款的小可藏诸掌中的柯达拍必利，这样到了民国二十三年《良友》第94期上的小型方形白朗尼镜箱的广告上说就只要大洋五元五角了，所以白朗尼成了当时很多学生和初学摄影者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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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有自备照相机，会拍照的，大都是接受了近代西式教育，会讲些洋文，平日穿西装打领带的白领或是经济收入还可以的文化人，南京路是他们下班之余的休息地，咖啡厅是他们文艺茶话钟爱的去处。对于他们而言，摄影体现的是一种现代都市的消费和娱乐，就如同看电影、喝咖啡、去舞厅一样是一种时髦。所以照相(摄影)在上海虽然人人喜欢，但一直不曾正式列入美术中，照相的性质被认为最多是属于工艺美术，跨于实用品与美术品两者之间。摄影被纳入学校的正式课程大概要到1930年的松江女子中学，虽然上海美专于1913年1月27日就在《申报》上登了摄影的函授课程的，但这个函授课程并不见于后来的广告，很可能维持不久便结束了。1933年由新光摄影技术社办的新光摄影函授学校的常年招生通告刊登在《中华摄影杂志》的第六期，这个函授学校的课程分职业摄影和艺术摄影，其中的艺术摄影科就是针对一般的摄影爱好者，向他们传授基础摄影知识和当时流行的摄影式样。函授课因为不限时间地点的优点，满足了沪上一批有点钱但没时间的职员阶层学习摄影的愿望。当时人们的注意力紧紧地被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吸引，越来越小，越来越轻便的相机，越来越快的曝光速度，相比对于摄影艺术研究之热情还是相差甚远矣。二三十年代上海表面的繁华、现代与当时的纽约又有何异呢?
如果一个人要描写都市文化，那么即使他是以一种闪烁其词的方式，上海这座城市的多元种族，多元民族及其殖民机构也都必然会被表达出来。的确，除了英法租界内西方风格的剧院、舞厅、咖啡厅、赛狗场、进口轿车和好莱坞电影，上海的都市风景还能剩下什么呢？如果在这道风景里少了闪光灯下明星、名媛、名人、政要的私人生活照片；少了那几十家集中在十里洋场的照相馆，照相器材行，少了画报上形形色色柯达(kodak)、仙乐(Sello)、卡惠(Kawee)、矮克发(Agfa)、培塞(Bessa)、禄来福来(Rolleeiflex)和客来乐(Clarovid)的洋文广告(插图3、4)，那么上海的摄影的历史也将被改写。
刘海粟美术馆部 丁玉华
插图1 《良友》摄影旅行团影展在京沪》刊登在《良友》1933年第81期
插图2 《良友》1940年第150期纪念册“沙龙摄影室广告”
插图3 《良友》画报上德国矮克发镜箱广告
插图4 “培塞”镜箱广告刊登于《长虹第一次读者影展选集》
从“良友人影”起看郎静山半生影迹
民国二十三年，马国亮先生给“良友人影”说明，记到郎静山，开头就讲，“提起了摄影家，我想没有人会忘记郎静山先生的。论年纪，恐怕在摄影家中他不算是最老；论资格，他却可算是前辈了。并且，在中国的摄影家里面，有国际名望的，也只有郎氏一人。”马先生的寥寥几句大抵勾勒出郎先生早年在摄影界的面貌，逐句深入，发现他前半生的影迹已在我们眼前渐渐清晰起来。
论年纪，光绪十八年生人郎静山不及冷道人潘达微、“光社”的老焱若、刘半农。论资格，才三四岁时，郎静山看见父亲的一张放大设色的照片便感到很深的兴趣，启发他开始注意到照相。十四岁在南洋中学读书时在图画老师李靖兰那儿学会了摄影原理、冲洗和晒印技艺。三十七岁时受聘担当《时报》首任摄影记者，成了我国最早的专职摄影记者之一。这一年他还与影友、挚交发起创办了当时最具影响的摄影团体“华社”。三十八岁又担任了第一届全国美展摄影类的评审委员。三十九岁到上海松江女中教授摄影，创我国学校正式有摄影课程之始。四十岁不到就作出了这些成绩，不可不算是“前辈”。
回头来看郎静山与“华社”，这是他早期生涯里重要的一段。民国十六年，最早的业余摄影团体“光社”已在北方活跃了四年，正走向全盛时期。“光社”发起人陈万里、黄振玉南下来到上海参加天马会第八届美术展览，期间同来参展的郎静山与其酝酿在上海组织摄影团体，“因天马会的展览，我与陈万里商议，上海须有摄影团体的组织，以发动影展。由时报唐僧(镜元)介识张珍侯，再得英美烟公司绘图部胡伯翔赞成，此时黄坚(即黄振玉——笔者注)亦来上海，时报主人黄伯惠更是爱好摄影，大家聚在一起，我便联络各报社，大家同意发起‘华社’，是中华摄影学社的简称，是胡伯翔定名。”民国十七年初，“华社”宣告成立，山东路上郎静山的静山广告社作为“华社”临时通讯机关一时间成了上海摄影界一个重要的交流中心。同年3月9日，华社首届摄影作品展览在浙江路时报馆照相室举行，展出社员作品100余帧，每日有5000多观众拥进时报大楼，郎静山整日忙碌异常。八个月后，马上开了第二届影展。与光社不同，华社影展从第二届起就广泛征集各地摄影作品，并不限于华社社友，因此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各具风格。到民国十九年第四届影展时，作品日臻成熟，参观者踊跃，更有在沪的美国摄影家葛司登聊展后出精品九帧于会上陈列，他对郎静山等人的作品亦深为赞赏。画家潘玉良、漫画家黄文农、摄影家吴中行等艺术名家特乘专机、夜车前往观展。几乎每届华社展览都被观众要求延长展期，在沪展闭后还去往各地巡展，民众普遍认为这是沟通国内文化艺术的善举。有人称华社是“二十年代末的摄影‘盟主’”，真正使“华社”的影响力波及整个国内摄影界的正是三年间马不停蹄举办的这四届影展，带动了当时业余摄影活动兴起的好势头，而在掀起这股摄影热潮的过程中，郎静山始终是积极的倡导者和热心的参与者。四十年代他曾亲赴重庆、昆明等国内摄影活动不发达的地区协助组织当地摄影学会和举办影展。
要论郎静山的国际名望的得来，就得说说“三友影会”了。如同70年代初安东里奥尼的《中国》曾遭受的批判一样，二三十年代来华的外国摄影家还多把镜头对准小脚女人、乞丐娼妓、吸食鸦片等旧中国较为落后、病态的一面，这触动了郎静山作为一个中国摄影家的民族自尊心。他萌生了将作品送出国去把真正的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想法，同时也为中国摄影在世界摄坛争得一席之地。1931年，尝试性地寄往日本国际写真沙龙的作品《柳丝下摇船仕女》入选后，郎静山邀集影友黄仲长、徐祖荫成立了专事向各国影展沙龙投寄作品的“三友影会”。影会存在六年间，郎静山共有近千幅作品入选各类国际摄影沙龙有的还获了奖。无怪乎《良友》画报第150期“纪念摄影发明百年”专号既以郎静山作封面人物，刊登他的文章《漫谈摄影》，又以彩图通版陈列郎静山参加各国影展的入选证，他在当时国内摄影界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通过“三友”的活动，郎静山靠着一股爱国热忱达成了初衷，并且开始在国际摄坛崭露头角。客观地说，究竟以什么样的作品向外人展示方能扭转别人对中国认识的成见，当时的“三友”并不明确，多数以郎静山擅长的风光题材结合真、善、美理念创造的图景其实很难有力地说服他人，郎静山的作品那时候所以吸引了国际的关注，主要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靠明显区别于西方摄影的鲜明的东方风格取胜，而非十分现实主义的视觉陈述。不过，郎静山先生钻于摄影展览活动的超乎寻常的热度和精力着实令人佩服，但绝无法从他的外表看出些许痕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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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友》1928年第26期华社第一届出品作品选登 | 《良友》1929年第34期华社第二届展览作品选登 |
据说郎静山一年四季穿中式长袍，脚着布鞋，温文尔雅，就是去到国外参加摄影学术会议，衣着打扮也是不变的。这般有古士风范的郎先生怎样看都是个沉静之人。是的，马国亮也说“他是沉静而又和善的”，可“虽然他不是个长于口才的人，但是即使你第一次和他见面，十分钟之后你会觉得你已经和他做了至少半年以上的朋友，而不是初次相会的了”。郎静山好交友，活跃于十里洋场的社交文化之中，从望平街上的报馆同行到书画艺术家们都是他交往的对象，这为他事业的发展累积了深厚的人脉资源，“华社”、“三友”的成功皆得益于此。
郎静山交游广阔，老友张大千、于右任、罗家伦、齐白石等亦常被他摄入镜头，其中尤以摄张大干的多幅最为知名。他与张大千相识甚早，大约在二十年代初。上世纪30年代初第一次集中地为张大千拍摄生活照片那会儿郎静山已开始探索“集锦摄影”。他对当时流行世界的“集锦”摄影方式很了解，但对于最后成像的作品却有自己的“集锦”主张，这倒与张大千创作山水的主张颇合，不过一个是用相机一个用毛笔，一个在暗房加工一个于心目中提炼。对各自艺术上的帮助于他们交情之深厚不无关系。60年代，郎静山两度赴巴西八德园，将园中山水和着东坡式古代衣冠的张大千一起集锦入画，以此为素材，制作出许多我们熟悉的集锦作品。
生活与摄影在郎静山身上就是一件事，他不喝酒，不吸烟，“他唯一的特殊习惯和嗜好便是无特殊习惯和嗜好。除了将一部分的时间放在他自己创办做广告事业的‘静山广告社’，他的生命差不多都全数给在摄作方面的努力。他可以算作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摄影家。因为他摄影的取材，作风，构图等，完全是中国美术的情调。欣赏郎先生的一张作品，我们觉得是跟欣赏一张国画的趣味没有两样，一根枯草，一片败叶，被他的镜箱摄了进去，再印了出来，我们便觉得枯草有了生命，败叶有了灵魂。”
这是马先生对郎先生作品的感受，也是大家的同感。无论是花费很多心神的“集锦”摄影还是坚持到晚年的写实摄影，不管采用那种方法，也不管是表现佛门幽静、独坐赏溪者、悠闲汲水人以及山水风光、亭台楼阁，郎静山一直极力追求中国山水画似的意境和绘画效果，甚至为了描摹山水画的“皴法”还制作过《绝峰回云》等纸底作品。郎静山有自己的摄影之道，他深谙中国画理，受老庄思想影响，他的作品从骨子里就是彻底中国的，我们易于理解，但与那时世界摄影的潮流圈子仿佛没什么交集，反而独树一帜了。
解放后，郎静山离开上海，去台湾定居，他还是抱着他认为“比太太还重要”的相机持续不断不断地拍摄，开始他下一段的集锦人生。
郎静山年谱：
1892 生于江苏淮阴，祖籍浙江兰溪。
1904 随父迁居苏州十全街，桃花坞等处。
赴上海求学，入南洋中学预科班读书，跟随图画教员李靖兰开始学习摄影。
1911 往湖北武昌与第一任夫人翁瑞莲结婚。
1912 入《申报》广告部工作，后担任广告部经理，业余仍嗜摄影。
1919 开办“静山广告社”，地址位于山东路杏花楼附近。
1920 参加英国人Dr. Dent创立的上海摄影会在圆明园路亚洲文会举办的影展，作品《苏州的西园》、《上海乡下小浜中日落>等陈列其中。
在哈同花园照得荷花池柳树图景，得到丁悚赞赏推荐之，时报总编戈公振将该作与其它许多照片一起登在《时报》的《图画周刊》上，此系郎静山拍摄的照片第一次在刊物上发表。
1926 进入时报馆工作。
1927 初识张大千之二兄张善孖，成为至交，后亦与张大千交好。
以摄影参加上海美专“天马会”第八届作品展览。
1928 与陈万里、胡伯翔、张珍侯、黄伯惠、黄振玉等发起创办“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
订有《华社简章》十条，对该社的宗旨、会员、会费、展览等作明确规定，以静山广告社作为华社临时会址。
首批会员有丁悚、王大佛、朱寿仁、邵卧云、钱景华、蔡仁抱、祁佛青等20余人。
3月，华社在时报馆摄影室举办第一届作品展览，展出社员作品100余件，郎静山作品《等一会儿》、《阳光》、《妙舞》、《虚荣》等参展。
与蔡仁抱一起受聘担任《时报》摄影记者，是为中国报界聘用专职摄影记者的开始。
第一次摄影个展在时报馆摄影室举办，展出数十幅风光静物作品和一部分新闻照片。
11月，华社举办第二届作品展览，第二届展览开始除会员外京、粤、港等地作者均有参加，展出作品194幅。
郎静山作品《板桥画本》、《紫藤》、《滴翠》、《春晓》等参展，其中《板桥画本》一幅，周瘦鹃赞曰：“观其清影婆娑，宛然板桥道人手笔也。”
1929 第一届全国美展在沪举办，艺术摄影被视为美术品的一大门类，正式列入国家级的美术沙龙，整个展览中，摄影作品的参展数量仅次于书画及工艺美术。郎静山担任了此次全国美展的摄影类评选委员。
12月，华社第三届作品展览，展出作品308幅，郎静山作品《廊》、《崇楼》等参展。
出版《静山摄影集》。
1930 于上海松江女中教授摄影，可能是我国学校正式有摄影课程之始。
12月，华社第四届作品展览，郎静山等人展出油制照片。
拍摄早年力作《金波泛筏》于嵊县，此作先后入选国际摄影沙龙达27次以上。
作《乡村长者》，入选1935年比利时安特卫普摄影沙龙。
1931 开设“静山摄影室”，服务项目包括定制新式网版、定制隔光罩、代放美术风景各种照片及美术人像摄影，地址位于北四川路白保罗路对面北四川里一号，后迁址新大沽路四五四号。
《丝柳下摇船仕女》入选日本写真联盟主办的“第五届日本国际写真沙龙”。自此后，开始参加国际沙龙展。
与影友黄仲长、徐祖荫二人组成“三友影会”，该团体的宗旨和目的是把中国的好风景、好人像等摄影作品拿到外国去，改变人家对中国人的种种错误看法，同时在世界摄坛上争得一席之地。该会存在的六年间，三人共寄往三十多个国家的摄影作品数量达三四千张，被200多处摄影展览选入作品2000余张。
与徐进之合著《怎样摄影》出版。
1933 《林隐归人》、《抱瓮凝思》入选“新英格兰派”摄影艺术沙龙(Lst New English，VSA)。
作《临流独坐》，该作品先后获奖5次以上。
出版《郎静山摄影世界一卷》。
1934 以两张不同底片中的局部影像合成的首幅集锦摄影作品《春树奇峰>入选英国摄影沙龙，该作品获奖多次并入选各种展览达40次。
出版《郎静山摄影世界二卷》。
与严次平联合出版《裸体摄影选集》第一、二集。
1936 拍摄飞机驾驶的照片9幅发表于《时代画报》。
1937 获美国摄影学会初级会士(APSA)。
在比利时举办摄影个展。
1938 推举为比利时摄影与电影艺术协会名誉会员，荷兰焦点国际沙龙名誊会员。
作纸底摄影作品《静观自得》、《水岸人家》。
作《华溪盐井》、《虎视眈眈》。
1939 纪念摄影术发明100周年，在震旦大学举办摄影个展。
在大新公司画厅举办摄影个展，并印制《郎静山摄影专刊第一集》。
1940 获英国皇家摄影学会初级会士(ARPS)，美国麻州春田摄影绘画家协会名誉会员。
赴重庆，成立重庆摄影学会，并协助举办以抗战为题材的全国性摄影展览。
赴昆明筹办昆明摄影学会，任学会主席。
出版《集锦照相概要》。
1941 举办第十四次摄影个展，并印制《郎静山摄影专刊第二集》。
1942 获美国摄影学会高级会士(FPSA)，英国皇家摄影学会高级会士(FAPS)。
作纸底作品《绝峰回云》，模仿元代山水画的画风用纸底的纤维表现出类似山水画中的“皴法”，是其作品向新风格转变之过渡。
1944 在美国举办摄影个展。
1946 摄《齐白石像》。
1947 出版《静山集锦》。
1948 经过近六个月奔走联络，成立以“中国摄影学会”命名的全国性摄影团体，并制定了《中国摄影学会章程》8章共25条，出版《中国摄影月刊》，推郎静山为理事长。该团体曾于1925年由现任学会常务理事之一的林泽苍创办，不多时便告休顿。
推举为意大利摄影学会名誉会员。
出版《郎静山集锦摄影》。
1949 离开上海暂居香港，后迁居台湾。
在香港、澳门举办摄影个展。
推举为香港摄影学会名誉会员。
1950 台湾省中国文艺协会在台北成立，设有摄影委员会，郎静山任主委。
1951 在日本东京、大阪举办摄影个展。
发表《烟波摇艇》。
出版《静山集锦Composite Pictures and Chinese Art by Chin-san Long FRPS-APSA》。
1953 中国摄影学会在台北复会。该学会宗旨：提倡摄影艺术、研究摄影学理、发展美术文化、增进我国在国际间摄影
之地位。郎静山任理事长之职。七月，中国摄影学会以“祖国河山”为题，举办摄影展，共展出七百余件作品。
1954 第一次在日本举行“中国摄影展”，以郎静山作品为主，地点为东京银座小西六画廊。
在马尼拉举办摄影个展。
任菲律宾华侨摄影学会名誉会长。
1955 奉教育部简任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厂长。但此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成立未逾一年，即告结束。
1956 作《松鹿图》。
1957 作《瓶中春意》。
1958 于香港举行摄影作品展，易君左序曰：“西方摄影之超妙者止于表意未能表神；中国绘画之超妙者止于显美，而未能传真。唯静山兼能之。”
出版《集锦摄影作法》。
1959 中国文艺协会设立文艺奖。郎静山自第一届起，持续数十年皆受聘担任文艺奖章、摄影部等之评审委员。
1961 在巴黎、东京、大阪、曼谷举办摄影个展。
出版《摄影中之中国艺术》、《静山东京影展集》。
1962 赴雅典参加国际摄影艺术联盟(FIAP)第七届国际会议，获颁赠名誉高级会士荣衔(HON. E. FIAP)。
会后遍访法、德、瑞等国。
在西雅图、三番市、洛杉矶、纽约、罗德岛举办摄影个展。
获中国摄影学会高级会士。
1963 创办中华民国国际摄影展，由中国摄影学会与国立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此后每年固定展出一次，未曾中断。
每届并出版专刊一册赠送各国学会及摄影家。至1992年三十年来共七十余国家参展。
首度赴巴西张大千的八德园拍照。
作《松荫高士》，此作模仿古代名画，与南宋马麟的《静听松风图》十分肖似。除此作外还包括《松荫静坐》、《飞泉幽涧》等。这是继30年代初期在苏州往师园集中拍摄张大千生活照片后，第二次集中拍摄这一题材作品。
1965 东南亚摄影学会及新加坡摄影学会联合主办“郎静山摄影作品展览会”，于中华总商会展出。
推举为东南亚摄影学会名誉会员。
在曼谷举办摄影个展。
参加星马艺术摄影展。
二度赴巴西八德园，与五十二年所摄，集结整理出张大千八德园摄影集锦作品五十余幅。
美国出版《世界百科全书》，郎静山被列为世界著名艺术摄影家之一。
1966 发起亚洲影艺协会(FAPA)，为该会之永久名誉会长。此学会在台北及韩、日、港、印、新等国，每两年举办一次。
出版《八德园摄景艺术》、《张大千先生影展》。
1967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美国加州举办摄影个展。
出版《中国摄影史》。
1968 应聘至中国文化大学任教，此教职持续至1977年。
赴美国，访问柯达公司。
在香港举办摄影个展。
1969 推举为泰国摄影学会名誉会士。
由柯达公司亚伦斯迪森先生提名为美国摄影学会研究员(EPSA)。
1969 推举为斯里兰卡国际摄影艺术学会名誉会员。任香港世界大学中国学院艺术名誉博士。
1971 法国波尔多国际摄影艺术会名誉会员。
出版《郎静山摄影集》、《静山摄景艺术》、《六十年摄影选辑》。
1972 静山摄影图书馆在台北文化大学成立。
推举为印度摄影联盟名誉会员，纽约摄影学会名誉会员。
出版《郎静山摄影作品》、《静山艺影》。作《华屋艳神仙》。
1977 任台湾省摄影学会名誉会长，亚洲艺术学会研究院。
出版《照相的技术与艺术》。
1978 在明尼苏达州举办摄影个展。德国摄影学会会士。
出版《真善美的新境界》，该书被编入台湾省高级中学国文课本。
1979 获美国摄影新插画家学会会员。
1980 美国纽约摄影学会颁赠“世界十大特艺专家”荣衔，郎静山位列第三。
1981 在法国巴黎举办个展，并举行纪念活动。授予台湾艺术协会特别奖。
出版《静山先生九十大庆特刊》。
1983 受法国吐鲁斯市Chateau d'Eau画廊邀请举行个人影展。该画廊专为世界摄影大师举办影展。
1984 在香港展出《湖山揽胜》。访美，获公刊竞赛编辑奖第一名，艾顿新闻摄影奖。
以三十幅集锦考取国际摄影艺术联盟“艺术大师”衔(Master FIAP)。获台湾文艺家协会杰出创作奖。
1985 列入美国世界名人录。
获美国柯达公司纪念奖，台湾文艺基金会艺术贡献奖，印度国际摄影学会名誉会士。
1986 应邀赴台东摄影，回程途中在南横公路遭遇车祸，奇迹般只受轻伤，事发时手中仍握着大小五公斤重二架相机。
入选美洲亚洲艺术学会主办“1986年艺术联展”。在罗马、吉隆坡举办摄影个展。
1987 在华盛顿、意大利举办摄影个展。
1988 获印度“登淡摄影会”国际影展K.K.KAR奖章。
应邀于台北市美术馆举行“郎静山诗意摄影展”，共展出二百六十多件作品。
获选为英国皇家摄影学会荣誉博学会士衔。受聘为澳门摄影艺术俱乐部永远名誉主席。
作《钓罢归来不系舟》。
1989 纪念摄影发明150周年，作品于欧洲巡回展览。98岁高龄的郎静山成为许多国家级专业摄影杂志的风云人物，美国摄影学会会刊以他为封面人物，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以四页篇幅报道他的摄影生涯。
1990 “百龄摄影回顾展”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举办，展品中包括新作《百鹤图》。该图为郎静山以百岁高龄远赴日本北海道拍摄仙鹤照片400余张，3年暗房集锦而成。
1991 “郎静山百龄百幅作品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
庆祝郎静山百岁诞辰郎静山摄影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1994 记录片《人间传奇走过一世纪：摄影大师郎静山》在台北市立美术馆举行首映发表会，并以中、英、法、西、德、日、阿、俄八种语言向全球发行。
1995 1月，与吴印成、陈复礼一起倡议，来自12个国家地区的120位华人、华裔摄影家在香港成立“世界华人摄影学会”。
4月，在台北逝世，享年10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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