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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的一个早上，在热闹非常的北京首都机场前往台北的国航候机楼一角，我无聊地坐着，浮想着这几天来北京开会、访友、旅游的一些声音画面。此时，通道对面一个稍微高亢的声音吸引了我──是一位年轻导游正向他所带领的老少团员们作行前说明，介绍"宝岛台湾"，并提出一些注意事项。这个北京小伙子很能说，而他所说的，虽不免稍带他这个专业所特有的趣味性夸张，但还都是有凭有据，不是那种辛巴达式的"水手见闻"。我想，导游要是有一个敏感的心眼儿，而且一直保持肯听乐看的心情，那他的职业还不就把他锻炼为一个优秀的业余人类学家吗！于是我也移座趋前，乐滋滋地听这个小伙子神侃。我还记得他的发言有几个要点。我尽量保留他的口吻，略作整理如下：首先，人家台湾那儿的蚊子特大，一叮一个包，防蚊药得随身带着。其次，台湾特热。咱这会儿不是也热吗，但只要下场雨暑气就消了，人家台湾那儿，雨后，嘿，还更热。第三，您不要以为台湾怎么发达怎么先进，要有这个设想，去了准失望。台湾的城市建设落后，也就跟咱的比较发达的农村差不多。为什么？还不是让李登辉跟陈水扁给整的，搞了十多年意识形态，政治一来劲儿，经济当然就下去了。第四，最重要的，咱们去了台湾，不要跟人家台湾人讲政治。台湾人政治特──别狂热，不得已，就听呗，但您甭发表意见。我亲眼看见两个台湾导游蓝绿意见不合，打得鼻青脸肿，进了派出所。这位导游先生的解释部分暂且不谈，他的事实陈述部分（蚊子、热、政治狂热）基本上都是成立的。虽然如果细究的话，那么得说，台湾的蚊子真正厉害的还不是那大个儿的，而是"小黑蚊"，一叮一大片。至于雨后更热，那得看什么雨，如近年越来越频繁的豪雨大雨台风雨还是能让人发凉的。至于台湾的城市是否比较老旧，我想是的。因为台湾大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发展得比较早，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更早就形成的，比起大陆大城市的现代部分，都要年长个好几十岁。老文明有可爱之处，老旧城市自也有吸引人的老旧味道，那种人的、岁月的痕迹与记忆，我是敝帚自珍的。发展主义导游小伙子喜欢树小墙新锃光瓦亮，那我"就听呗，甭发表意见"。蚊子与气温还是留给专家吧。我比较有兴趣琢磨的，还是导游小伙子也观察到的"政治狂热"现象。我自己的经验是支持他的观察的。无论清晨或是黄昏，走在公园里，迎面而来的超过两人的群体，在擦肩而过时--虽非总是，但肯定经常--在你耳边留下什么"马英九"、"国民党"、"民进党"、"阿扁"、"中国"、"台湾"⋯⋯这些关键词之一二。说"绿一套"的走过了，下一拨人又可能是讲"蓝一套"，不停地"各自表述"，也算是台式的薪火相传吧。因此，说台湾人有"政治狂热"不是不行，但似乎是一种比较特别的狂热，热多而狂少，总是"有节"的，是发乎情止乎语的。就算是有口角不止，继之以老拳的，但毕竟是极少数。若问，电视不是常有吗？但我估计电视上播出来的议会全武行，比真正发生在"市民社会"的总数还要多--虽然这类高层动作派却又不是发乎情，而是发乎利的。一般民众绝大多数是在自己的认同圈内、"自己人"的电视或广播频道里，党同伐异、大放厥词。口水喷完，也就完事了，明日续喷。就算是有少数夫妻兄弟朋友因"狂热"而脸红闹架，但"人民"也从没把这个"勇于私斗"扩及于"公战"。整个台湾，从1970年代中"党外"运动以来，为了不管是哪一种理想或信念，终至于为"大义"捐躯的应该是绝无仅有。台湾的"狂热"远远比不上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现代历史上的因信念或因偏见而来的或好或坏的"狂热"──从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法西斯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还有当代的各种宗教基本教义派。"狂热"其实可说是现代性论述里被压抑的核心现象之一，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将"现代性"以理性、冷淡、和平、宪政、市场来标榜。"狂热"于是被赋予一种自明的贬义，凡是有为一个理想目标热情进取的，都是发着"乌托邦"或"道德理想国"的大头病，而要"告别"之。我不是"为本土讳"，而说台湾不算有"真正的"狂热。如何才算真正的狂热，老实说我也说不清，可能得个案论之。但二十年来，我的确目睹台湾渐次发展出一种颇特别的政治热病，既"不进取"也非"有所不为"，而是在一种慢性的口角热病中闷烧、昏聩、消耗。而台湾人的政治热病，也不能以全称来叙述。基本上，年轻人对任何政治都比较淡漠；相对男性，女性一般和真实生活比较贴近，对政治其实不算热衷；真正称得上发着政治热病的，大多是中年与老年男性，不分省籍。当然这也是一般而言，这里还有城乡与阶级的差异，但我认为，这些差异比因年龄或性别而来的差异要来得小。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成年男性公民变得喜欢喷政治口水，把身家谋之外的热情，大把大把地抛掷到那个狭义的"政治"上头──这个现象哪来的？而这样一种特别的政治热病又有什么样的后果？最醒目的后果是，经济就下来了──这一点导游小伙子也说了。但下来的不只是经济，而是全面。因为一个社会要"不下来"，或至少说，要能解决它的问题，必须要实事求是，不可以什么事都一刀切。台湾的政治狂热，让几乎所有的重要议题（当然更包括政治议题）都无法实事求是地讨论、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崭露头角的那一刹那，就被箍上了蓝绿、统独的话语枷锁。然后纠缠无已，与汝偕亡。无法往前看，也无法回头看。因此，对台湾的很多重要议题，包括人民的重大抗争、政策的重大失败，大家已失去了回头检省的能力。四年前的红衫军运动（以此而言，或更早的"保钓运动"、"高雄事件"、"五二O事件"），现在早已船过水无痕，好像是大宋年间的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从蓝到绿，所记得的只有1947年的"悲怆二二八"，就连马英九在儿童节的讲话里还提到"二二八"。台湾人的历史观好像只有一个"二二八"作参照，然后，就是现在了。讲到政策，台湾的教改全面失败已是怨声载道有目共睹的了，教改后，学子的负担煎熬比之前更为变本加厉！台湾人也都爱儿女，视作心头肉，但就是无法往前走，一走就牵涉到统独蓝绿，也无法回顾检讨责任，一检讨就牵涉到统独蓝绿。简而言之，这个所谓的"政治热病"，反映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基础共识的状况--有共识，那多无聊，如何还能喷口水？这于是联系到头一个问题：这个现象哪来的？对这个问题，我诚然无力完整而深入地回答。但我至少确信有一点是任何的回答都绕不过的：台湾的民主化历程。这是一个难以讨论的问题。为何呢？一模一样的原因，一讨论就牵涉到统独蓝绿。在台湾，不分蓝绿，都对台湾的"民主化"颇表满意与自得。稍微不同的是，绿拿着扩音器宣称是自己的功劳；蓝营慈眉善目低调感恩："都是全民的努力"。因此，要把台湾的"民主化"当作一个问题来反思来讨论的，那就有机会获得蓝绿沆瀣一疑，几乎就是"全民公敌"了，因为这又牵涉到"国家认同"了。这里有一个二元对立："民主的台湾"相对于"不民主的中国大陆"，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信念或"心气"上，耸立了蓝绿共识──台独或独台。"民主"，因此与其是一个制度性、历史性、理论性的概念，还不如说是一个鼓动认同的符号。当然，要公正地理解与评价台湾的民主化，并不容易。我始终认为，台湾这些年来毕竟是没有军用吉普车夜半下来抓人的事了，而人们也不会因为意见的表达而罹罪⋯⋯这些都是可贵的。但台湾的民主化，像是个半月或月牙，我们必须要看到它的阴缺之面：那就是诉诸省籍、族群乃至上纲到民族的动员方式，以及更重要的，这种方式路径所形成的主体的状态。没有这个动员方式，是否会有他种的民主化，或是根本无法民主化，这是一个反事实的揣度，难以有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如果保守地说，那则没有台湾今日这样的民主化，则应是可信的。这样的民主化，我曾在他处简称为"省籍路径民主化"；它绕过理论和路线辩论、现实思考，与未来制度的设想，直接诉诸最情感化的身份政治：悲情的台湾人出头天。以一种"我族"的悲情为燃料，区隔其心必异的"他族"。以这个对立为心理动能，进行选举动员。这样一种动员路径的思路，始于1970年代中期，经过大大小小的各种选举操作演练，逐渐成形，蔚然成为"路径依赖"。而李登辉由上而下进行如此的动员，更造成了这一动员模式的跳跃成长，到2000年陈水扁上台时达到最高峰。这种动员模式，一直继续到2008年的大选。直到今日，仍然可以说是找不到别种出路。我们所关心的还不是这个政治故事本身，而是它的效果。它的效果即是台湾人今日的政治热病的高烧不退。30多年来的政治动员，所动员的正是人们最敏感、最脆弱、也最容易亢奋起来的那条"身份"神经。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杂文《春末闲谈》里的细腰蜂的毒针，它只要往它的猎物青虫的运动神经球上一螫，青虫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为统治者、加害者提供养分传宗接代。对人而言，身份神经一旦被螫到，那就只有这一条神经亢奋起来，其他的则都驽钝了。本来，同在一个社会空间中生活为人，你、我与他都得共同遵守或至少参照一种抽象的、概括化的"他"，也就是社会思想家米德（Mead, G. H.）所谓的"概括化他者"(generalized others)的意义。所指的其实就是社会生活所必须参照或遵守的道德底线，没有这个，社会的道德肌理就会溶解，而社会不复存焉。但在这种省籍的、民粹的动员下，这个"概括化他者"被挤到边缘，几乎要被推下悬崖。于是，社会变成了"我们"和"你们"的敌对性，每一方的"自我"都很脆弱；简单而敏感。每一方都敏感到自己的身份，以及建立在身份上的"权利"，动辄举手握拳比中指，忿忿然曰：这是我的权利！但恰恰因为"权利"后头的根本共识已经被否认了，所以所谓"权利"就是只要有利于"我（们）的"，就都是"对的"，就都是"权利"。还是英文比较精省，一个right就解决了。平时暇日还好，社会总是根据惯性而非某种神经在运行的，因此台北街头熙熙攘攘。但是，一旦新的、模糊的、不确定的情势浮出，台湾人的自我意识与"权利意识"就立刻变得很尖锐，很忿忿。台湾人过去在威权体制下，容忍、害羞、怕丢面子、不好冲突，宁可息事宁人，这些"中国文化"老底都为体制所运用，给强固下来。这固然不是好事，但是旧的不好，不必然推论出新的就必定好。"民主化"以降，台湾人变得得理不饶人，一定得争个"权利"，而且是以道德的、义愤的姿态，以高亢的、气得发抖的感觉来争取。记得几年前，台湾人坐飞机回国的时候，若遇到航空公司的行程或服务出了问题，就常常会"霸机"，不肯下来。到后来，霸得太过火了，遭遇到官方祭出法律来严惩，这才又不霸了。但我有个观察，个人意识或权利意识极强的洋人，在碰到飞机延误或是其他不甚得已的状况，却一般都反而比较体谅，也能配合。这么说，不知道算不算"崇洋"？我曾在大陆旅游，碰到旅游巴士抛锚，大家也都还笑嘻嘻地共体时艰，下车帮忙推，也没有非要"较真"，或是非要司机给个"说法"。这么说，不知道算不算"媚共"？但台湾人霸机的英勇行为好像又不曾在国外听说过，好像是只发生在返台的航班上。这大概是因为"入境"随俗罢。但这个"为己甚"的台湾人新形象，似乎又和我们一般人（包括大陆观光客）常看到的台湾人形象颇不浃洽。台湾人轻声细语、举止文气、礼貌周到，似乎是很多细心的大陆游客所看到的"文明"景观。由此甚至恭维台湾人，说我们保持了中华文化的优点云云。这不假，但这是月牙的光亮一面。在日常的、惯性的生活中，台湾人很文气、算平和，但只要出现了一种不确定的紧张情势，通常蕴含了是非对错权利争议的时候，台湾人的"气"会突然爆裂，变得很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那条很脆弱、简单而敏感的身份神经被螫到了。台湾人似乎缺少一种以倾听与表达为基础的"解决冲突"的能力。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就能以一种新的视角理解前段时间才发生的一条众所瞩目的新闻。一个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坐在台湾大众运输工具经常备有的"博爱座"（老弱妇孺优先座）上，被一个73岁的老人要求让位。但老人没有得到座位，得到的是愤怒的青年的老拳。据说，"将长者打成嘴破唇肿，合并脸颊骨折"。社会的一般反应是："太不可思议了！"于是有人问：我们不是经常看到很多人就算不是坐在博爱座，也会主动起立让座的吗？言下之意，这个学生是个特例，怪之可也，反省不必。一般情形的确是如此，但评论者都没想到一个可能性吗？那就是这位大学生，如果在另一个情境中，在一个自我没有被骤然挑战的情境中，他有可能也是芸芸礼貌众生之一吧。关键在于他的"自我"被挑战了，他的"权利"被质疑了，他面子挂不住了。他无法处理这个纠结着自我与身份的冲突情境。他虽是"知识分子"、是精英，但他这方面是低能--但台湾人，包括我，却没有资格看不起他。虽说这是个案，但个案并非一定没有指标意义。而我怀疑，越是精英越是男性，一旦牵涉到了自我（个体的或是群体的），那种情绪就一发不可收拾，乃至于理法皆废。去年还是前年，台湾的一个跆拳道教练兼裁判，因为在一场国际跆拳道比赛中，被国人怀疑曲护韩国选手，造成台湾选手落败。他回来后，竟然被政治人物众口同声曰该杀，于是被永久取消了教练与裁判资格。个案不免是片面的，而且一定可以举出相反的案例。那么，我继续要说的就是，这些个案，其实是和整体的台湾政治热病有密切关联的。在这个热病之下，人们的自我一碰到挑战危机，就异常脆弱，弹指即破，因此保护起来异常焦虑促迫。但没有危机时，台湾人又异常平和煦然。那种平和形象，很多台湾人，特别是都市的中产台湾人，是引以为傲的。因此，很多台湾人总是好心地建议外来访客去参观诚品书店或是101大楼。但这种"诚品"的幽雅与精英的压抑，却又为人们私心所不餍足。人们要喧闹、要对立、要委屈、要报复、要胜利，或失败也好。"诚品"象征的只是这些折腾的暂时消停。总之，要有一种热度感，来驱逐这种日常的"诚品感"。于是台湾社会将选举政治，以台湾人特殊的心理需求，发扬光大之，成为一种节日、一种庆典，人们身处其中，每天看电视是"政治"，翻开报纸是"政治"，走在马路上看到的是"政治"，耳边所闻的是"政治"，而其中各种攻讦的、挖底的、爆破的政治语言，其耸动腥膻麻辣程度逐次逐年升级，乃至几乎让台湾人到了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的地步了。尽管如此，选举毕竟提示了"我"的真正存在：选举是台湾人的宗教，而其他日子是日常。而我们又观察到，"宗教化"的趋势有增无减，几乎到了每年都有大规模选举的地步，最近又端出更让全民惊骇的新戏码：五都选举。常常是，这个选举刚结束，媒体已经开始谈论下一个选举了，几乎已经分不清"宗教"和"世俗"的区隔了。台湾人对此应有某种深层的不安，因此，老是要大陆人参观那个不那么像自己的压抑幽雅的"诚品"，而不是把最像自己的麻辣咸重的选举当作观光资源。这倒是符合古训："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说了这么久的自己的故事，对大陆人的意义在哪儿呢？是不是感觉陌生但又熟悉？对我来说，两岸的交流不在各自推销自己夸耀自己，因此台湾而今的好处我就不多说了（事实上我也说了几点，例如城市老旧有老旧的美，情治系统不敢开吉普车乱抓人，知识分子不至于以言论贾祸），而是应该各自透过自我批评，将比较真实的，或至少比较受压抑的观点表达出来。透过批判，找出前进的方向，而恰恰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有可能成为他者的一个经验参照。台湾的民主化诚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就了一些制度面，但却把主体的状态给扭曲了。而这个没有长足气力的、自怜自爱的主体，又如何能面对新的现实、新的挑战，又怎能保住既有的制度成果呢？这是一个大问号。民主是人走出来的，台湾的民主有可能走入死胡同，但也可能有转机。关于未来，谁又知道得那么确凿呢？但台湾的经验也许可以给大陆作一个参照，那就是现存的台湾式选举政治，如果输出到大陆──一如不少台湾人的一厢情愿，那将极可能是一场灾难。因为大陆虽然没有台湾式的省籍或族群问题，但更多的更深的其他切线，一旦被台式的选举政治所动员，它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而遭难的首先是这些"选民"，也就是细腰蜂的青虫。这些"切线"不是不要面对，是要如何面对。而问题的核心，是民主体制里的主体状态问题。这样讲，首先就会遭到来自岛内外某一派朋友的拍案决眦：你竟然反对民主！我要说，我不但不反对民主，还很愿意支持民主。我只是提出一个问题：面对台湾的"省籍路径民主化"以及这样的民主化的结果之一--政治热病，以及主体的无穷消耗，我们该当怎么办？我的基本立场是："选举"甚或"民主"，都是世俗化概念，都是可以言语化的对象。这点共识大家应该有。如果没有，那真是什么都甭谈了。（作者单位：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 

英文 Sami G. Hajjar (1980). The Jamahiriya Experiment in Libya: Qadhafi and Rousseau.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8, pp. 18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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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兹是当今学界最系统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学者之一。在数十年的从教生涯和学术探索中，林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化研究路径和学术体系。林兹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对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内涵的界定和特征的分析，对民主政体崩溃的过程和原因的探讨，对民主的巩固所需条件的概括，以及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比较。本文在简要介绍上述主题的同时也对相关问题予以了简要评价，以期通过对林兹的简要介绍而为国内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有所助益。

最近一段时间，民主弊端、扩盟疲劳（enlargement fatigue）和援助基金与日俱增，使欧洲的未来饱受质疑。来自东西欧的知识分子对欧洲的疾患进行了诊断

2005年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开始了计算伊拉克战争的艰难过程。在他与琳达•比尔姆斯合作的新书《三兆美元的战争：伊拉克冲突的真实代价》中，他展示了急功近利的预算决策，后果发生后的遮遮掩掩，以及一场非正义的战争将怎样在将来的年代中继续影响我们所有人。阿依达•爱德马里安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进行了一次会谈。(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校订重译中:: Http://humanities.cn)

编者按：1937年4月27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葛兰西在法西斯狱中与世长辞。在葛兰西逝世73年之际，本报马克思主义版约请相关专家学者撰写专文，以资纪念。    葛兰西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把南方和北方统一者的作用归于工人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是能够消除意大利国家国内外软弱性的唯一主体。--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年1月22日生于撒丁岛卡利亚里省的阿莱斯镇。他于1913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对社会党中立主义多数派持批判态度，一年后他站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反战立场。在1916-1918年间，葛兰西最终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时代意义，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葛兰西对俄国革命的最初思考涉及1917年"二月革命"，他把这场革命解释成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不是"雅各宾派"的革命。早在"十月革命"以前，葛兰西就赞同列宁关于在落后的俄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因此，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后，葛兰西（1917年12月1日）撰写了一篇著名文章--《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他在这篇文章中，根据对马克思的理解，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出解释，并成为其"实践哲学"未来发展的先兆。布尔什维克用革命壮举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决裂；而葛兰西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时，不仅同改良主义思潮决裂，而且开始脱离意大利社会党的"不妥协"多数派。    根据俄国革命的榜样，葛兰西确定苏维埃是社会主义变革的机关。在这一点上，他同意大利社会党最高纲领派决裂。这样，他就开始了把布尔什维主义翻译成"民族的历史的语言"的工作，这一工作将决定他马克思主义观的彻底改变。在1919年4月，葛兰西同陶里亚蒂等人创办《新秩序》周刊，直至1920年圣诞节按期发行；从1921年1月1日起，改为《新秩序报》（日报），成为1921年1月21日在利沃诺创建的意大利共产党机关部。葛兰西主要致力于对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主要代表著作的传播。在短暂时期内，俄国革命似乎真正成为"世界革命"的先兆。俄国革命的神话征服了都灵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而《新秩序》的宗旨变成研究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条件。《新秩序》周刊成为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发源地"，这一运动具有意大利特色，成为1919-1920年间在北德意志和巴伐利亚、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发展的革命运动的主力军，因此影响了世界许多地方的工人运动。从而，《新秩序》周刊还成为把睿智知识分子小组变成独特革命领导者的熔炉。    葛兰西在《新秩序》的活动中，形成其"无产阶级革命"观，他进一步思考其核心本质，从而使其思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具有独特性。简言之，在他看来，"革命现实性"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特别动荡和具有活力的世界形势：在旧的自由秩序终结后，在英美资本主义的强大压力下，战前的经济平衡被打破了。葛兰西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重新实现世界经济的统一，自然这种统一是建立在由"国际"事件决定的新基础之上。至于在意大利，工人阶级也能具有团结被战争引入历史舞台的广大农民群众共同行动的能力，他认为这是俄国革命的本质特征。葛兰西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把南方和北方统一者的作用归于工人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是能够消除意大利国家国内外软弱性的唯一主体。    直至1922年5月，葛兰西一直领导《新秩序报》，随后他被派往莫斯科任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2年8月，在莫斯科郊外的"银色森林"疗养院邂逅朱丽娅，他未来的妻子。朱丽娅是阿波罗的女儿，阿波罗是个"没有财产的贵族"，一位反对沙皇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列宁的挚友。朱丽娅1896年生于日内瓦，后到罗马学习音乐，1915年小提琴专业毕业。她于1917年9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同家人一起参加了"十月革命"。同朱丽娅的关系构成葛兰西传记中苦涩的一章：葛兰西同朱丽娅一家的关系，同意共、联共、共产国际既联系又冲突的复杂关系交织在一起，影响了意共领导人在狱中的漫长岁月。朱丽娅在联共党内的任职，绝对制约着他们的情感关系，直至1926年11月，双方认识到从政治到私人生活被强加的限制。随后，入狱和远离必然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关系。    1923年5月，法西斯在意大利已经掌权6个月，葛兰西同陶里亚蒂等人通信，主张在"新秩序派"原有核心周围形成党的新领导集团。从而，葛兰西开始从事政治领导工作，最终代替波尔迪加；他开始在苏俄"一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总形势下，清算波尔迪加的极左路线。葛兰西完成了这一任务，他集中分析俄国革命和意大利革命的差异，进而在更宽的视野内反思东方和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他特别关注意大利南方问题。1923年9月，葛兰西开始创办意共新机关报，他定名为《团结报》（副标题是"工人和农民的日报"）。在1924年4月6日的大选中，葛兰西在威尼托大区当选众议员，5月从维也纳返回意大利。在8月当选意共总书记，并开始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彻底改变党的最初政治路线。    1926年1月，在里昂召开意共"三大"。里昂论纲的独特性在于把南方问题作为党的纲领的核心。从而，工人阶级的"民族作用"被确定为有能力解决意大利的南北二元论问题，即保证国家的巩固统一，这是意大利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他指出，关键在于建立北方工人和南方农民的联盟。这种思路源于他对法西斯的深入分析：一方面法西斯被视为北方保护主义者的继承者；另一方面，这一现象的群众基础中呈现某些发人深省的新东西。1923-1924年间，在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内部争论的核心范畴--"无产阶级领导权"，被葛兰西用来推进党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一范畴促使葛兰西深化对"复杂上层建筑"题目的研究，"复杂上层建筑"成为东西方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主要差异。从而，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凸现，并非偶然；鉴于意大利国家的形态，这一题目在关于南方问题的著作中被首次研究（只是于1930年在巴黎出版）。    在1926年秋，由于出现布尔什维克党领导集团分裂的危险，意共中央政治局授命葛兰西给联共中央委员会写一封信，既表示同意多数派观点，又对事态表示担忧，呼吁避免采取过激措施。在莫斯科的陶里亚蒂，认为这封信"不合时宜"，他请求意共领导委员会批准他扣压此信，并等待在11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扩大执委会。11月1-3日，在热那亚郊区秘密召开意共执委会会议，共产国际驻意大利代表德罗兹出席，支持联共多数派的立场。但葛兰西未能出席会议，因为他在前往开会地点时，被警察阻止，被迫返回罗马，1926年11月8日被捕。葛兰西的信件在联共领导层引起对意共的怀疑：意共可能转向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场。从那时起，那封信就成为共产国际不止一次地指责并控告意共"左右摇摆"的口实。怀疑主要源于控告葛兰西对待多数派和反对派的纲领及行动的"民族主义"态度。葛兰西认为，联共的衰退主要由于一旦夺取政权，没有能力通过形成新知识分子阶层，确立无产阶级领导权，因此也就不能信心百倍地建设新社会。在狱中，葛兰西对政治进行的反思就是这样陈述的。    葛兰西在乌斯蒂卡岛流放不长时期后，1928年6月4日被法西斯特别法庭判处20年监禁。7月，解往巴里省的杜里监狱，在那里关押至1933年11月19日，从12月7日起，监禁在福尔米亚的一家诊所。在那家诊所一直待到1935年8月24日，从1934年10月25日获有条件的自由。随后，他迁往罗马，在1937年4月25日晚突发脑溢血，两天后逝世。在葛兰西被捕后，塔吉娅娜（朱丽娅的姐姐）和彼埃罗·斯拉法成为他的主要联络者。塔吉娅娜帮助葛兰西直至他辞世，斯拉法是他在办《新秩序》周刊时期的挚友。从1929年后，他们成为葛兰西与党及陶里亚蒂的唯一联络者，陶里亚蒂担负了解葛兰西狱中情况的任务。然而，很快葛兰西与带孩子返回莫斯科的妻子的关系、党的关系变得紧张。从1930年后，在苏意两国政府通过交换囚徒以解救葛兰西的计划失败之后，葛兰西怀疑党对待自己是否正直，他直觉到同妻子通信的困难，因妻子受到病痛折磨，更因为朱丽娅受到警察的控制。然而，从1933年2月，葛兰西才公开地把他与朱丽娅的关系现状同在党内被边缘化的事实联系起来，他开始怀疑斯大林对他的命运漠不关心。尽管远离、沉默和怀疑，但葛兰西没有丝毫同朱丽娅断绝关系的想法。在葛兰西生命最后一年的文献中，有一封由斯拉法起草的文件（日期为1937年4月18日），向意大利当局要求，他一旦获得自由，准许他移居苏联同家人团聚。    1929年1月，葛兰西获准可以撰写札记，2月8日他开始撰写《狱中札记》。《狱中札记》可理解为葛兰西在共产国际宗派转折时期（以"阶级对阶级"的口号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为标记），在思想领域继续其政治斗争。1929年7月，共产国际的宗派路线也强加给意共。尽管意共很不情愿，但终归接受了，抛弃了葛兰西在1924-1926年间制定的正确路线。葛兰西在了解了这些情况后，表示坚决反对，在同狱中难友谈话时，建议首先打倒法西斯，恢复"民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葛兰西的建议遭到难友反对，他被孤立。如果不了解同时期苏联的和国际共运的退化，就不可能理解《狱中札记》。对于这种退化现象，葛兰西建议首先探究其理论根源，他认为要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并避免失败的命运，就必须构建新思想、制定新纲领。 《狱中札记》的"研究计划"从对危机的有效解释开始：1929年的危机，还有战后的危机及战争本身作为对危机缺少回答的认识。然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其政策（及存在的理由）建立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之上。1933年2月，葛兰西在研究一系列事件时写道："这都是自1929年至今以灾难形式的延续"，"必须反对任何人想要找到它们的一个原因或唯一根源"，由于主要是个"复杂的过程"。如果再提出他开始时的问题，可以断言"整个战后都是危机"，并且"对某些人（可能并不错）来说，战争本身就是危机的表现"。其实，"基本矛盾之一"就解释了危机的起源，即"当经济生活作为必要前提时，世界主义、国家生活，日益沿着'民族主义'、'自给自足'方向发展，等等。'目前危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仅为经济的民族主义要素的膨胀"。换言之，危机源于经济的世界主义和政治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 由于俄国革命和美国强权开始对"世界结构"施加压力的结果，在战后涌现的新型群众主体要求新型经济的和世界政治的组织，若缺少这种组织，民族国家的危机将是灾难性的。葛兰西得出结论：即使"进步和革新的集团"也未能对付国家危机。他审视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和斯大林式苏联的性质。后者在葛兰西看来，显现为某种形式的"恺撒主义"（即使是进步的），在其中创建"新型国家"的新社会集团的领导权内容还"主要是经济性质"。葛兰西首先批判经济计划模式，尤其否定了专制国家推行的经院式的、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文化观，他指出"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贫乏性。"俄国的试验"显现出具有局限性并且缺乏领导权基础，不具有（或尚未具有）有待效法的普遍价值。 这样的分析包含对十月革命历史意义判断的改变。为了确定世界政治现阶段的特征，葛兰西引入新范式，用被动革命的范畴代替"相对稳定"的范畴：这一标准适用于概括"有机的"却以"分子"方式显现的变化，由于理应代表历史的力量未能完成它们的任务，因此变化在旧统治阶级领导下发生。在世界领域，"被动革命"的主角是美国。在1934年，葛兰西草拟了一篇高瞻远瞩的论美国主义的文章。他指出"依靠其经济生产的巨大力量"，美国可以迫使欧洲将其特别陈旧的经济-社会形态转向；他直觉到"欧洲文明"的物质基础正在发生变化，预见到"新文明的诞生"，而新工业社会集团将成为新文明的主角。恰恰正值面临在法西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抉择的命运之际，相反，葛兰西却设想，对劳资关系应用"福特调节法"，并通过创建消费经济，欧洲社会可以在新的、更为宽泛的民主基础上重组。"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在他看来，确实是划时代的并描绘未来抉择的现象。 关于斯大林式苏联的"指令经济"，葛兰西的认识是：美国主义的"计划性经济"是一种高于"指令经济"的形态，由于它没有挤压市场，而是以基本阶级间的"妥协"为基础，靠政策调节市场。在这种视野内，葛兰西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被动革命"在欧洲的主要"代表"，由于它代表旧统治阶级，必然控制从"经济工业主义"向"计划性经济"过渡，并避免同工人阶级的妥协，旨在消除十月革命的影响，并去除工人阶级的自主性。然而，葛兰西并没有排除在行会国家框架内，形成让经济摆脱专制国家结构的经济前提。 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分析性范畴同战略性范畴相连。在政治上，阵地战概念同被动革命概念相对应。以这种相互关系为基础，反思最近50年的历史。建立在"运动战"基础之上的"继续革命"的公式，在1848年前出现，作为对雅各宾派从1789年至"雾月政变"的经验的科学建构的表现。在1870年的欧洲，这一表现"在政治学中被'文明领导权'的公式所超越"，由于政治斗争的主要角色已经改变（群众政党、工会、国家作用的增强），而经济的相互依存重新判断民族经济自主性。因此，从"运动战"向"阵地战"的过渡，不仅要求改变掌权的观念，而且要求建构更为灵活的国家概念，它不同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建构的国家概念，因为保障国家的稳定需要各种力量的平衡，不仅指在国内方面，而且指在国际方面，这必然要求各个基本阶级之间的"妥协"。总之，葛兰西认为，"国家是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整体，领导阶级凭借这些活动不仅维护并辩护自己的统治，而且能够获得被领导者的积极认同"。显然，这种看法超越或根本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截然不同的。 （作者希尔维奥·彭斯系意大利葛兰西研究所所长、佛罗伦萨大学教授；译者田时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的大国外交在其非洲政策上有明显的反映，日本对非援助政策的目的就在于获得非洲的资源以维持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基础和争取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入常”以成为政治大国。而随着非洲逐渐成为大国角逐的舞台，在大国化之路不断迈进的中日两国如何在这个舞台上谋求合作也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战后日本的大国外交   战后日本的大国外交是它实现国家大国化的必然结果，是以它固有的大国意识为背景的，这种意识在外交战略上的表现就是它的大国主义外交路线，这条路线是战后日本大国外交的基本路线。具体地说，战后日本的大国化过程包括它与相关大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展开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两个方面的问题。 1、日本的大国化与大国外交 谈日本的大国外交必须从其固有的大国意识说起。大国意识是我们观察现代日本的一个重要角度，因为至少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由一个东亚小国逐渐实现现代化并最后成为军事大国的过程，主要表现了这种意识的实践过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上恢复了经济实力并成为经济大国，进而企图成为政治大国的事实又再次表现了这种意识的生命力。 所谓大国意识就是指一国凭借自己的综合国力，试图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的优越感和自觉意识。这种意识从追求国家的大国目标的意义上看，也可以称之为大国志向，而从作为大国的优越感和自觉意识的意义上看，则可以称之为大国意识。回顾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目标的制定和实践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在大国意识支配下实现大国化的过程。 另外，大国意识在外交战略上的表现主要是它们的大国主义路线。当然，这里谈它的大国主义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小国主义思潮，石桥湛三的小日本主义便是这种思潮的表现，但这种思潮在战前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就战后而言，日本的小国主义路线除了左翼主张的拥护和平宪法，实行中立主义之外，也包括战后初期韬光养晦，追随美国的吉田主义路线。然而，虽然五、六十年代，小国主义路线影响着日本的主流思想，但是，这条路线在六十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便开始逐渐被大国主义路线所取代。 本文所说的大国主义路线就是在大国意识支配下实现日本大国化的路线，概括起来说，战后日本的大国化包括它为摆脱“战后状态”与相关大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展开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两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大国外交方面，即使在五十年代小国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日本政府还是为自己成为正常国家而努力过，如关于战后最大的“悬案”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主张向美一边倒的吉田茂也做过努力。1954年底，他访问欧洲企图游说欧洲各国去说服美国，同意日本恢复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但是，因为当时时机尚未成熟，结果吉田茂无功而归；到了1956年，吉田茂的后任鸠山一郎解决了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问题；1960年，岸信介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的改定实现了日美关系对等化；随后，在七十年代初，佐藤内阁收回了冲绳的行政权；1972年田中角荣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至此，日本终于基本上解决了与相关大国的战后处理问题，为今后展开大国外交奠定了基础。 2、国际贡献与大国战略 关于日本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的问题，其实就是日本在国际社会发出声音，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实力的问题，它是日本大国化的重要方面。战后日本从专心恢复经济到提出综合性的大国战略思考，经历了由注重地区经济利益向关注国际贡献的转变过程。 本文说的注重地区经济利益是指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日本提出的外交政策三原则和福田主义。所谓外交政策三原则是指1957年岸信介在日本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以后提出的外交基本方针，包括“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和“坚持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立场”。概括地说就是在追随美国的前提下，以联合国为框架，把亚洲、主要是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作为日本发展的基础。福田主义则是在日本的经济进出引起东南亚各国不满的背景下，1978年福田赳夫访问东南亚时提出的外交政策，其内容包括“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与东南亚国家构筑心心相印关系”和“为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作贡献”。 不过，外交政策三原则与福田主义还不能说是日本外交的综合战略，因为尽管其中也表现了日本在利用联合国等国际机制的意愿，但是对美追随仍然是它外交的基本方针，这个时期日本的大国意识还主要表现为以援助的名义获取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它的政策的经济色彩还比较浓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而发挥政治作用对世界作贡献的志向还没表现出来。 日本从战略上关注国际贡献还是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的。这时，原来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所承诺的不做军事大国原则被中曾根补充解释为要做政治大国的志向。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对一向以“支票外交”为主的对外援助政策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更加注重从作为一个大国而分担国际责任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对外援助政策，特别是“入常”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进入21世纪以后，安倍提出了“价值观外交”的理念，这个理念颇有大国主义外交战略的色彩，它是一个包括“自由与繁荣之弧”和“日美印澳”四国同盟意图在内的战略构想。尽管它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战略，既没有注意到中国和非洲的作用，也无助于日本实现“入常”的愿望，尤其是它的“日美印澳”同盟构想因为没有得到美、印、澳三国的赞成，所以不能构成日本开展大国外交的有效框架。但是，“价值观外交”毕竟是日本自战后以来从世界战略的角度综合考虑其外交理念的第一次尝试，特别是“自由与繁荣之弧”为日本的对外援助提供了理念根据。 到了福田内阁，虽然不再提价值观问题和“自由与繁荣之弧”，但是，大国外交志向却一点没有降低，只不过福田大国外交的着眼点在于横跨太平洋的亚太地区，同时对非洲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而已。   二、大国外交与日本对非洲政策的变化过程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国化就是指它实现与相关大国的正常化推行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的过程，其实，在日本解决了与相关大国的关系正常化之后，在全球性问题上发挥大国作用就成了他们外交关心的焦点，而非洲的发展问题便自然成了日本推行大国外交和为国际作贡献的重点地区。概括起来，日本对非洲的关注经过了冷战期间的低调时期、冷战结束后的积极时期和进入新世纪后的全面重视时期。 1、冷战期间的低调对非洲政策 冷战期间，日本对非洲一直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它的政策主要是在美苏冷战的框架下有限展开的。 非洲大部分国家虽然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获得了独立，但是，经济上却不能自立。所谓非洲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困问题，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地区，贫困人口不断增加，那里人均收入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是世界平均数字的两倍，所以解决非洲的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然而，就日本来说，冷战期间它对非洲的认识并没有重视到这个层面。尽管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对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非洲一直采取敬而远之，或者说是鞭长莫及的态度，使得它没有在非洲留下殖民统治的恶名。但是，在冷战的背景下，非洲注定要成为美苏两个集团争夺的对象，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其非洲政策也就不能不带上强烈的冷战色彩。 当时，日本对非洲外交的着眼点不仅不在于贫困问题，也不在于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人种差别和民族自决方面，而是注重阻止苏联的渗透和扩张，顺便逐步扩大自己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以确保获得资源和市场，外交的目标也只是加强与那些亲西方和不结盟国家的关系。 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独立运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日本开始与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而展开通商、贸易往来，还通过民间团体的交流在发展经济、实行援助和反对殖民主义等方面与非洲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但是，由于日本社会向来对非洲的关心度不够，所以，整个六十年代，日本对非洲的出口除了南非一度还能占到出口额的10％之外，其它国家所占的比例一直比较低。 日本开始认真关注非洲问题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中曾根康弘提出要当政治大国之后，它才开始进一步加强了对非洲的援助。尽管如此，大多数日本人对非洲的兴趣和热情还是很有限的。 2、冷战结束后的积极政策 日本真正以大国的姿态开展对非洲外交还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特别是围绕非洲的冷战结构发生了变化，西方各国都在加紧与非洲接触，“非洲问题”也逐渐成了G8峰会的主要议题，欧美各国纷纷解囊相助。但是，因为这时欧美已经显现了筋疲力尽，在援助非洲方面略感力不从心，所以它们更期待日本增加援助，并认真对待非洲的贫困问题，这便给日本政府改变过去低调的消极政策，实行大国外交提供了机会。“非洲发展会议”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冷战的结束确实给日本在非洲树立大国形象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日本表现出了积极的姿势，逐渐成了援助非洲的主角。特别是日本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要求，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合作，于1993年召开了首次“非洲发展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号召全世界帮助非洲谋求发展。1998年和2003年，又分别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先后发表了“东京行动计划”和“TICAD10周年宣言”。 “非洲发展会议”所涉及的领域是广泛的，特别是第二、三次会议，主要强调了减少非洲贫困和世界经济的统合，特别对教育、医疗、人口、贫困等社会发展领域以及工农业、外债等涉及经济发展的领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另外，会议还着重强调了非洲的良政、纷争预防、纷争结束后的发展等三个领域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数值目标和政策行动方案。 为了落实上述理念，2001年和2004年又分别在东京召开了TICAD部长级会议和“亚非贸易投资会议”，提出“实现和平”、“以人为本的开发”和“通过经济发展实现消除贫困目的”的三根支柱，日本还提出了重视“人的安全保障”概念。 日本的对非洲政策是由外务省直接管理的。外务省主导的日本对非洲的援助主要是通过NGO和ODA两个轮子的同时运转来实现的，即所谓“二元外交”。特别是日本通过NGO进行的“草根援助”在非洲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具体做法是日本外务省对于星罗棋布的NGO组织在政策和宣传方面给以指导，甚至委托NGO“承包”援助项目。NGO组织也通过国际会议、各种研讨会、甚至直接沟通与外务省保持着密切关系。 总体来说，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对非洲的援助基本上是积极的，如1998年第二次会议后，日本便提供了900亿日元援助。尽管后来一度有所减少，如2003年的三次会议后，只提供了10亿美元援助。但日本基本上还是非常重视对非洲的援助的。如2005年4月，日本决定用3年时间将对非洲的援助增加一倍。日本对非援助的大部分是免除债务和日元贷款，其中无偿援助所占比例比较少。 由日本牵头召开的“非洲发展会议”，其实是由日本政府与联合国非洲特别调查室（OSAA）、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非洲全球联盟（GCA）以及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以非洲发展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这种由西方大国倡议发起的“非洲发展会议”，尽管强调了冷战以后国际社会应该对非洲提供积极支援，也提到亚洲的经验和非洲的开发的可借鉴性，甚至进而提出了推进南南合作问题，但同时，因为冷战结束后不久，非洲问题的解决也未能马上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在援助方面，它们提出援助到什么程度要看非洲的努力程度，其所指是非洲在民主化和良政方面努力的程度，也就是说，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对非援助是有政治条件的。如第一次非洲发展会议就因为苏丹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而拒绝了苏丹的参加。 对此，非洲国家是怀有不满情绪的，它们需要的是及时而真心实意的援助，而不是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一位非洲外交官就指出：现在需要一个新的会议框架，一个能够真正探讨问题的框架，非洲发展会议不是谈话节目，不能只靠嘴上说。驻东京的非洲大使组成的“非洲外交团”在给日本外交省的请愿书中也提到：我们不得不对非洲发展会议提出一些疑问，这个会议到底能够给我们非洲带来什么？ 尽管如此，日本在援助理念方面基本还是与西方国家看齐的。日本1993年《外交青书》就指出：“日美欧先进民主主义国家拥有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等共同的价值观，还拥有占世界GDP70％的财富和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日本要帮助非洲国家举办选举，推动民主进程，以促进非洲地区的和平。 3、福田内阁的对非洲政策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开始全面重视非洲问题，特别是福田内阁因循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目的，即继续努力实现日本的大国化。当然，福田外交与他的前任比还有务实的一面，特别是他的非洲政策框架既不同于冷战期间的低调特点，也不同于冷战结束后的意识形态特点，相反，他是以淡化意识形态，实现日本“和平与合作国家”目的以及与发展中国家“自立与共生”为理念的。 关于福田的“和平与合作国家”目标，可以从福田与安倍外交的比较中加以理解。比如，从福田与安倍在推行日本大国外交时侧重点的不同，可以看出，福田既没有把日本大国外交的主要手段，即对外援助的重点放在“自由与繁荣之弧”上，也没有把“日美印澳”构想作为日本实现大国外交的基本目标。福田强调发展的前提是和平与合作，他认为“和平与合作”是日本外交的基础。 具体地说，就是福田提出的外交政策理念是把“和平与合作国家”作为日本大国化的目标，把非洲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地区，倡导亚洲太平洋国家把30年来的发展经验和力量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可见，福田的外交是务实的，没有把意识形态问题放在首要位置。 关于“自立与共生”，意思是说，日本的援助哲学是“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用日本外相高村正彦的话说，就是如果被援助国自己不想发展的话，那么无论怎样支援，100年后也还是要依赖支援。而如果援助国对自助努力的国家进行帮助，那么15到20年后，接受支援的国家也可以变成支援别国的国家。所以，日本主张对非援助主要是援助非洲在自立方面的努力。 2008 年5月在横滨召开的“非洲发展会议”是福田内阁展示非洲政策的重要舞台，会上日本提出了加速非洲经济发展的问题，表明了日本对非援助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以政府开发援助带动投资、农业支援等。 另外，在日本此次提出的对非洲援助计划中，除了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以外，还特别提出了防止该地区环境进一步恶化的主张。 另外，“人的安全保障”也是日本对非洲援助的新理念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日本打出了改善“医疗保健”、清洁的水供应和教育三张牌。比如，对于“医疗保障”问题，日本希望非洲能成为“健康的非洲，” 福田说：“以非洲为中心改善保健状况，日本应该在国际保健领域进行合作” 但是，日本主张首先要非洲国家自己努力改善保健状况，日本要在此基础上提供必要的援助，为此，日本还设立了野口英世非洲奖 。   三、非援助政策的深层原因   日本选择非洲作为其推行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国际作贡献的舞台，是有着深层战略考量的。作为一个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日本要想维持其经济强国地位，持续不断的资源供给是必不可少的；而它要“入常”成为政治大国，必要的“选票”也是不可或缺的。非洲在这两个方面都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1、对非援助与资源获得 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日本不是为了获得资源才召开非洲发展会议的，日本与非洲加强广泛的经济关系是为了对非洲的发展作出贡献”。高村说得没错，“对非洲的发展作出贡献”的确是日本为国际作贡献的重要一环，是它实现大国化的重要步骤。 但是，非洲的资源显然是日本维持大国地位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说日本“不是为了获得资源”未免显得不太诚实。也许高村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接着解释道：“不能完全否认资源的获得，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目的。日本政府并不追求眼前利益，而是从人道的观点出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对非洲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虽然有点闪烁其词，但是，他还是承认了日本对非洲丰富资源的浓厚兴趣。 不管高村如何解释，在援助的背后，获得资源都是日本一个不可否认的动机。日本尤其需要非洲的矿物质，随着当今世界性资源价格的高涨，保障能源和贵金属的稳定供应对日本至关重要。 本来，对非洲的援助是存在偿还能力问题的，比如，巴黎俱乐部（主要债权国会议）就因为偿还能力低曾停止了对非洲一些国家的贷款。然而，非洲蕴藏的资源所散发的巨大魅力对日本来说是难以抵挡的。尽管非洲存在偿还能力问题，日本还是于2007年10月20日确立了对非洲开展资源外交的方针。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日元贷款来帮助获得资源”。 如今，日本已经开始讨论向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安哥拉提供日元贷款，因为安哥拉的原油日产量已经达到140万桶，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其经济也开始步入正轨，偿还能力逐步恢复。 特别是自2007年1月，安哥拉加盟OPEC以后，它作为产油国的地位便逐渐上升，国际资本也开始对这里进行投资。除了安哥拉，日本还考虑恢复对拥有丰富镍资源的马达加斯加提供日元贷款，现在产镍国马达加斯加和产铜国赞比亚都已经在日本恢复贷款的名单上。另外，日本还对肯尼亚的蒙巴萨港扩建提供了约270亿日元贷款，因为这个港口建成后，对于日本从肯尼亚及其周边国家获得资源有重要意义。 由上可见，非洲的资源除了石油以外，像镍这种稀有金属也是吸引日本的重要资源。提到稀有金属，众所周知，它是现代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原料，如手机的液晶显示屏里含铟，电池里含钴，主板中含钯，天线中含鎵，可以说，手机就是一个稀有金属的集成块。再如，稀土类元素也是稀有金属的一种，是31种稀有金属中17种元素的总称，它除了用于硬盘的驱动装置等电脑零件以外，还用于等离子电视及混合动力汽车的蓄电池中，可以说没有稀土类元素就没有日本的现代高科技产业；另外，铂也就是白金被用作汽车排气的净化触媒，如果没有铂，日美欧推行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根本无法实现。 总之，没有了稀有金属，手机、电脑、混合动力汽车等高科技技术产业就得停产， 可想而知，对于高度发达的日本高科技产业来说，非洲的稀有金属资源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日本资源外交的目的地重点放在资源丰富的非洲，想用经济援助的手段强化与非洲的关系，实现其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的目的，其动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2、对非援助中的“入常”问题 自从八十年代中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为，“入常”是它成为政治大国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它作为一个大国对世界作贡献的重要平台。然而，“入常”的门槛还是很高的，因为它涉及到联合国宪章的修改和联合国机制的改革，除了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赞成之外还要联合国190个会员国中的三分之二，即至少128的国家的赞成。为此，非洲国家的投票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早就认识到非洲53个国家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重要性，2001年日本首相森喜朗就访问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三个非洲国家，这是有史以来日本在职首相第一次对非洲国家的访问。森喜朗的目的显然是希望在日后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也就是在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能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 2005年日本爱知万国博览会期间，日本动员非洲29个国家出展，还免费为他们提供了食宿和路费，这样，29个国家的首脑都出席了这次博览会。日本的目的显然在于希望非洲国家在日本的“入常”问题上能够给予支持。 自从2005年冲击“入常”失败以后，日本政府决定重点攻克非洲这个“票田”，今年年初，外务省政务官中山泰秀陪同日本政府特使森喜朗参加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第10次非盟会议（AU），这是日本首次出席非盟首脑会议。当时，中山政务官直接就日本高层参加非洲发展会议和日本“入常”向非洲国家提出了希望。在今年5月的横滨非洲发展会议上，福田说，今后五年内向非洲提供40亿美元借款。显然这是在紧张的财政状况下，日本为了“入常”不得不对非洲进行的感情投资。另外，福田还在会上专门与非盟有关联合国改革问题的首脑机关“十国委员会”进行了协商， 该委员会由肯尼亚、乌干达和塞内加尔等国组成。 虽然日本和非洲在增加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但是，非洲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致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方针，他们要求“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所以日非之间还是有分歧的，日本很难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以2005年联大会议为例，日本联合德国、印度和巴西以“四国捆绑”的方式企图扣开常任理事国的大门，并争取到了近100个国家的赞成，如果再有30个左右的国家赞成，“四国捆绑”案就有可能获得突破性进展。但是，对于日本的努力，除了常任理事国中美国和中国反对之外，日本也没能获得拥有53个选票的非洲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在今年的横滨会议上，福田与非洲40个国家首脑分别举行各自15分钟的“马拉松会谈”，但令日本遗憾的是只有坦桑尼亚总统表示了“日本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其他国家都没有明确表态。 日本之所以不能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原因之一至少在于日本对非洲的态度一直是居高临下的。另外，日本的对非援助一直在西方援助框架内进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上述在援助方面附加政治的条件，就让非洲人很不舒服。所以，尽管日本人认为自己分担着联合国经费的20%，仅次于美国的22%，但是，在“入常”问题上仍然不能得到非洲的支持。 看来非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决定日本大国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日本的对非政策与中日关系   日本在非洲政策上表现的积极姿势，无论在资源还是“入常”问题上都与中国的非洲政策有关，中日两国在非洲问题上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两方面因素。面对世界各大国对非洲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非洲已经成了国际竞争的重要舞台，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能否找到利益的交汇点是考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试金石。 1、中日围绕非洲问题的竞争侧面 日本早已意识到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注意到在援助领域，中国对外援助的44%都投入到了非洲，总额高达550亿日元；根据2006年的统计，中国对非洲援助总额达到117亿美元。中国的援助给非洲经济增长提供了极大帮助。中国尤其是在政府形象工程方面的对非洲援助使日本相形见绌。2007年8月9日，莱索托外长对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说：中国在我们的国会议事堂，国际会议场馆建设以及军队训练等方面给予了许多帮助，为莱索托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相比之下，日本在这方面远不及中国。 另外，在增进与非洲国家交流方面中国也远比日本做得好，中国国家主席、总理、外交部长频繁访问非洲，仅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对非洲许多国家进行过友好访问。与之相比，日本除了2001年森喜朗访问非洲和2006年小泉访问非洲之外，再无政府首脑访非。2007年11月中旬，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访问了博茨瓦纳，但就是这种部长级政府官员对非洲的访问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2006年11月中国邀请非洲48国领导人举行了中非合作论坛，展开了积极的非洲外交。日本人把中国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解读为通过提供“巨额经济援助”来逐步获取资源。日本人认为，面对早就在世界各地展开大手笔资源外交的中国，自己已经落后得太多了，应该奋起直追。 其实，中国在非洲的积极姿势，并不像日本人理解的那样只为获得资源。比如，在维和方面，中国已向非洲派出了1000多人的维和部队参与维和任务，而日本的自卫队至今没有参与这样的活动。目前，日本正在筹划如何在维和领域参与非洲的事务。 面对中国在非洲的相对优势，日本人感觉到自己对非洲影响力的低下，日本外务省担心，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日本在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国际事务中的劣势就将越来越明显。日本意识到，如果不扭转这种态势，要想获得非洲国家对日本“入常”的支持是很难的。日本现在开始进一步强化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其目的之一就在于抗衡中国，拉拢非洲的“选票”。为此，日本决定进一步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来支持非洲发展，并于今年5月横滨“非洲开发会议”结束以后，发表了《横滨宣言》，对关于援助非洲发展的项目加以确认。 除了为“入常”争取选票以外，日本在获取非洲资源方面对中国的竞争意识也十分强烈。所谓非洲的资源，主要是指上面提到的石油和稀有金属。特别是稀有金属，近年来，由于高科技产业的不断发展，其需求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上升，价格也就不断上涨，仅近三年的时间里就上涨了5倍。稀有金属在日本被称为“产业竞争力的源泉”，是其势在必得的资源。然而，这种资源的分布除了非洲，主要在中国、南非和澳大利亚，而且产量的90%在中国。所以，日本人认为中国不仅凭借产量操控着稀有金属的价格，而且还通过巨额经济援助从非洲获取这种资源，日本人认为中国的行动无疑会造成对稀有金属的全球性垄断。 当前，日本面临着寻找稀有金属便宜卖家的任务，它意识到如果日本不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日本就无法在获取非洲资源方面占有一席之地，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就会被中国掐住命门。所以，中日两国在非洲出现激烈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2、中日关于非洲问题合作的可能性 中日两国在非洲的竞争态势，原因在于非洲素有“世界资源库”之称，占有全球总量10%的原油储藏，并已发现了铝矾土、铬铁、钴、金刚石、黄金等多种矿产资源。尽管如上所述，日本在非洲的影响一直不敌中国，但是，近年来日本开始不断派政府高官访问非洲，寻找出路。再加上不但中国，而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非洲，非洲势必成为世界寻找稀有金属新竞技场，围绕非洲资源的大国外交会越来越复杂。 另外，非洲还具有战略和安全价值，主要表现在反恐、防止核扩散以及打击各种各样的走私活动上，其中以临近中东的东非之角最为突出。因此，围绕非洲大陆的国际斗争更显得错综复杂。事实上，除中日两国之外，美国、欧盟甚至印度都开始追求起这个“黑美人”阿非利加。尤其是2006年中国召开了中非合作会议以后，中国同非洲的经贸往来和政治关系达到高潮，引起了其它大国的密切关注，围绕非洲的战略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具体地说，欧盟与2007年终于开成了第二届欧非会议，西方媒体已经明确表示，召开这次欧非会议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对非洲的攻势”；与重视传统关系的欧洲相比，美国则从另外的角度接近非洲，于2007年创建了非洲军和非洲司令部，其目的除了“利用军事手段为美国企业获取石油利益保驾护航” 之外，在军事战略上先占有有利地位也是其长远目标；印度于2008年召开了印非会议，显然为中国对印度洋和非洲海岸的积极态势感到担忧，因为新德里长期以来都将非洲看作它的战略后院。 可见，围绕非洲的大国角逐日益明显，中日两国的对立不过是大国竞争的一部分而已。日本认为是中国阻止日本“入常”，阻碍了日本的大国化；而中国则认为日本和西方国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中国在援助透明度问题上的指责是阻止中国崛起，是“中国威胁论”的表现。两国的互不信任势必耗费各自的外交资源，不但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而且还会造成两败俱伤。 自从福田上台以后，日本积极推行“新福田主义”外交政策，核心是把日本建设成为“和平与合作国家”。在中日关系方面，福田同意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就全球性问题与中国合作，中日两国在非洲问题的合作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2007年12月，福田在北大的演讲中提到：“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地位，两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力量能够为亚洲及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日中两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如此机遇”。他还直接提出了两国就非洲问题进行合作的建议。他说：“我认为如果日中两国能够携手合作，共同行动，实现非洲的持续发展和帮助它们摆脱贫困的目标的话，将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一合作。我衷心地希望通过与中国国民的这种共同工作,让日中合作的美丽花朵开遍世界各地。” 其实，福田对外政策的调整，也与中国主张“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政策理念是相一致的，不用说，它与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宗旨也是相一致的。胡锦涛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说：“中国愿同日本一道，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协作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胡锦涛还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说：“世界是个大舞台”，中日两国应该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应该“手牵手，肩并肩，在中日合作的大舞台上，在振兴亚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舞台上，共同创造中日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明天”。 胡锦涛的讲话虽然没有正面提到非洲，但是，相信中日在世界舞台上的合作应该不会排除非洲这个舞台，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在非洲问题上消除疑虑，建立互信，增加合作，在原则上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探讨中日如何在非洲问题上加强合作是今后两国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今年5月，福田在被称为“新福田主义”的题为《亚洲未来》的演讲中再次提到非洲，他说：应该让非洲分享亚洲的经验，“让亚洲太平洋30年来的经验和力量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当然，日本要求在非洲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显然，一是想为日本在中国的配合下获得非洲的资源以支撑其作为经济大国持续增长的需要提供经济基础；二是想为在中国理解下获得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入常”以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扫清障碍。然而，如上所述，在非洲业已成为世界各大国角逐的舞台的背景下，特别是日本的大国化已经日益成为不争的事实的条件下，从大国外交的角度探索中日在非洲合作的可能性应该是一个具有前瞻意义的课题。

真正令我担心的是，美国公众并不理解这个世界。他们甚至不了解这个世界。

Zero Hour in Benghazi by Nicolas Pelham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每篇有关日本共产党的报道在中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小说《蟹工船》再版的销量，到日共月增15000名新党员，再到《赤旗报》的政论文章“永远的马克思”……自2009年起，笔者便开始筹划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采访。

本文无意从经济学乃至全球经济的角度对这场危机做一种专业性的分析，而是准备跳出这场危机的场景，从一个现代政制的角度，对这场危机的特性、美国模式及其在中国当今转型时期的作用等问题做一个讨论。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总结清党经验教训时声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

记者的首要职责是记录时代变迁。然而在社会体系发生根本变更的时期，少数记者本人也会成为新闻人物。榜样的效应，又会让更多的从业人员产生效仿的冲动。但这些效仿的做法往往流于东施效颦式的"行为艺术"，因为其表演者们本末倒置，忘却了自己作为记者的本分：在深入采访（而不是八卦猎奇）后，通过忠实记录（而不是主观撰述），进行对某一新闻事件或特定相关群体的有限解密（而不是肆意妄言）。 对所有壮怀激烈，心无畏惧的勇士，我都抱有最深的敬意。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往往气势不足，只能坚持一口气，却到不了底。事实上，这些壮士不仅在重重阻碍面前望而却步，还为自己经受的种种考验而忿忿不平。 在全球资本时代，那些急于求成的人们常会忘却：真正的信仰总是深沉的，真正的实践总是复杂的，真正的变革总是要从自己做起的。 蒙塔兹•扎伊迪的狱中笔记，应该让一些人感到羞愧。 这是一本必将载入史册的书。 2010年4月， 在日内瓦召开的环球调查记者大会上，我结识了蒙塔兹。他是主讲嘉宾之一。我们在会议间歇期进行了短暂的交谈。此后，我们偶尔在网上会用英语交流，互通有 无。一次，蒙塔兹主动提起了出书的事情，而我立刻意识到其中文译作的必要性：他独特的经历和新鲜的视角，将为中国读者填补上一个世界的空白。 事实也的确如此。感谢中信出版社和本书的译者。直到读罢此书之前，我对蒙塔兹的认识都是相当肤浅的。语言的障碍，使我们的有效交流极为有限。我向来耻于"标签化"的行为，但由于无法直接研读他的作品，对蒙塔兹"扔鞋记者"的印象在我心中一直根深蒂固。我对此颇觉惭愧和自责。这种简单的辨识法，不仅是对他和他的作品的羞辱，也正中了全球各家"帽子工厂"的下怀。 说到底，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伊拉克青年蒙塔兹，在经历了战争、革命、爱情、背叛、压迫、反抗、彷徨和磨练之后，对信仰、民族和帝国产生的认识和反思，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有着既直接又深远的意义。 我最喜读的，是作者对战前生活的回忆。这些散落在全书各部的片断，以丰富的画面感，展现出蒙塔兹对乡土家国的深沉的爱。这个拒绝了政治庇护和永久居住权的执着的小伙子，拥有真正"热爱生命、向往光明和渴望爱的灵魂"。 与伊拉克各拥古老文明，又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和她有着多少相似的经历！日军侵华期间，多少人盼国难，多少人当买办，多少人鸟兽散，多少人不抗战，多 少人齐声唤，多少人一边看。人不能寿，家不能全，民不能定，国不能安。这和蒙塔兹们的遭遇有什么分别？我们都长久受制于军事霸权、经济霸权和信息霸权，称 得上是"同呼吸、共命运"。 阴错阳差的是，物极必反的哲学规律，和信息霸权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使一些人产生奇妙的幻觉，以为我们已不再是强权狙击手瞄准镜里的目标，而是凑在狙击手 周围看热闹的观众了。而由于都市中心主义的盛行，部分民众对都市之外的地域、群体、文化和生活（如农村、边疆、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的认知，也退化成了一 种近乎神秘主义的想象。 这种无形的幻觉和想象之墙，比蒙塔兹笔下的监狱，一个"由沉默的墙砌成的，令人窒息的正方形空间"，更为可怕。 蒙塔兹的书间接地挑战了这种想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这种想象造成的文化和历史断裂。它迫使我们从幻觉中回过神来，认清形势，拓宽视野，以真正开放的目光来认识和观察这个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 我并不赞同此书中的每一个观点。但我尊重并理解这些观点及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对异见的尊重和理解，是多元化社会的重要基石。近年来，部分人虽打着多元论的名义，却仍惯于一元论思维，热衷于以一种立场（无非是新的"主流视角"）来代替另一种立场（通常是旧的"主流视角"）。借舆论来宣扬自己所支持的立场（而不是观点），打压所有其它观点 - 矛盾的激化、认知的钝化、社会的极化，多源于此。 这些人所纠结的，和蒙塔兹遭拘禁时被反复问到的 -"你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 - 在根本上是一样的。蒙塔兹把这些问题称为"带毒的匕首"。正如他问的："为什么那些宗教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要用这种丑陋的方式分裂我们的人民？" 我想起自己的遭遇。2010年11月8日晚，我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在市中心希尔顿酒店一层游泳池边的房间里，嚼着比萨饼，喝着啤酒，翘着二郎腿，在笔记本电脑上"欣赏"高清版本的美国大片《黑鹰坠落》。我刻意使自己彻底放松，以普通美国观众的视角观看这部"战争经典"。 影片中，只见美国大兵精诚团结，死战不已。而索马里人不论老小，各自持枪，如凶煞一般，前赴后继地向他们发起冲锋。我脑中不断浮现"义和团"三个字 - 在新的"主流视角"下，这是贬义的代名词。 那天凌晨，我离开酒店，赶赴车站。从此，我和数十名索马里裔民众同吃穿洗睡，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公车，前往与索马里接壤的一座边境小镇采访，随后又与另一批当地百姓同车返回。 几天后，我到了南非，在约翰内斯堡的宾馆房间里，突然想再看一遍《黑鹰坠落》。我刻意使自己彻底放松，以普通索马里观众的视角观看这部"战争经典"。半个小时后，我就看不下去了，甚至也听不下去了。片中不断的枪声让我心悸，而杀人机器的叙事逻辑更是令我憎恶。我那一夜都没有睡。 蒙塔兹和他身边那些面孔模糊的民众，那些只有在"大片"里才会偶尔以反派角色，或讨同情分的角色出现的人们，那些强权狙击手瞄准镜里的目标们，那些侵略的受害者，那些"国际社会"的另一面 - 他们的故事谁来讲述？ 感谢蒙塔兹，他在讲述；感谢此书的译者，她在转述；感谢中信出版社，它在开路；感谢所有那些直面世间沧桑路的人们，你们在创造历史，虽然并不是在你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但这已经足够。 2011年7月17日

新书《论中国》(On China)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试图描绘出一条串起中国政治史的漫长线索。书中从远古时代没有源头的中华文明写起，一直写到迅速崛起成为二十一世纪超级大国的当代中国。从这位过去40年中一直在密切观察中国的外交官那里，印度能否获得对中国这个邻邦更多的了解呢？　　1962年中印战争　　这本书的序言以毛泽东及其高级将领们在1962年10月中印战争开始前夜的对话开篇。有关这场边境战争的内容是基辛格这本书中唯一直接提到印度的部分，相关内容对事件的前前后后进行了详尽描述。在书中其他章节，印度极少被提及。这或许恰好是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邻居历来就交往不深这一事实的准确反映，抑或是反映出基辛格对于现今中国官方有关印度对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无足轻重这一看法的认同。　　不过，基辛格关于这场边境冲突因何爆发的讲述本身就很有趣，因他的说法与印度将自己描述为受欺负方的主流观点大相径庭。　　这位原美国国务卿在书中把读者的视线拉回到1912年到1914年召开的西姆拉(Simla)会议，这一会议由英国策划并召集，有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参加，旨在解决这三方间的边境问题。当时参会的中国政府代表以国内状况不佳为由只草签了会上所达成有关“麦克马洪线”（ McMahon line）的协议，并未正式签署相关文件，从而为边境争端埋下祸根。数十年过去了，按基辛格的说法，到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在完成对西藏的实际控制后，中国总理周恩来主动向印度提出，中国接受印度在中印东段边界的控制区（阿鲁纳恰尔邦），从而换取印度承认中国对于中印西段边界阿克赛钦地区 (Aksai Chin)的所有权。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拒绝了这一建议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1973年11月24日，毛泽东（左）会见基辛格（右）。　　之后不久，印度在边境问题上开始推行“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印度军队被要求在远远越出印度实际控制区、接近印度划定的国际边界线的地方进行巡逻，巡逻队不断向中国军队控制区推进。不过，当时毛泽东仍在努力避免军事冲突，他要求中方军队采取克制策略。中方克制的回应反而壮了印度的胆子，使其继而将巡逻哨卡修到了中方军队控制区。毛泽东认为此举已让他无路可退，只有突然发动袭击迫使印度回到谈判桌旁，而且主动出击还有可能使得中国在一个庞大邻邦面前获得心理优势，这对中国来说十分有用。基辛格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在1962年10月发动进攻，军事行动仅持续了几天，但印度已经是一败涂地。达到目的后，中国军队退回开战前的驻扎地，没有占据任何新领土。　　基辛格在参考了大量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历史资料后写下的这段历史，与印方关于中国是有预谋地发动侵略的说法背道而驰。他的描述也不同于美国当时驻印度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思(Galbraith，John Kenneth)的观点，即那场战争纯属意外。（约翰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好友，1962年他在新德里，在事件发生时扮演了关键角色。）　　相反，1962年的这场战争似乎是双方刻意选择后的结果：尼赫鲁试图在边境测试他的战略空间，全然没有考虑中国可能的反应和后果；而中国显然希望通过这场边境战争向印度表明自己的“红线”。毛泽东和尼赫鲁之间观念的冲突也体现在他们各自对于历史的诠释中。在尼赫鲁的历史观中，中国和印度在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从未曾交战过，因此这两个邻邦间不可能会爆发战争。而另一方面，根据基辛格的记述，毛泽东对他的指挥官说，在1962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实际上打过一场半战役：第一次是在1,300年前，当时唐朝派兵帮助印度一个王国抵御外敌，另外半场是指蒙古统治者铁木真进兵印度大败印军。毛泽东解释说，由于当时中国和蒙古同属一个政权，因此那次“中印战争”算半场。　　中国与世界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1973年，毛泽东与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　　不过即便印度在基辛格的新书中所占篇幅极少，这本书对于印度而言仍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透过一位密切观察者的眼睛来了解中国的机会。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成功之路，以及它对其邻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可能采取的态度。　　　在这本书中，基辛格描绘出一个在其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坚信其独特性的中国，不过这是中国版的独特主义(exceptionalism)，与美国的不同。对于美国而言，自从十九世纪早期法国政治家亚历克斯•托尔维克(Alexis de Tocqueville)首次提出美国独特主义的说法后，美国不同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观念便一直影响着美国对于其在全球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基辛格认为，中国的独特主义根植于古代中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的看法。那时中国自认为是中央之国，其他国家不过是其附庸。在中国人眼中，万国来朝，外夷番邦前来学习中国文化并进贡以表达敬意，是顺从天意的自然法则。“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尽管不是所有的王臣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中国版的独特主义与美国的迥然不同，特别是在其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根据儒家思想，这个国家拥有一套既适用于天下又经久不衰的普世价值观，不过其认为没有必要将这套价值观传播到番邦。按照基辛格的解释，中国向外邦不输出其思想，而是让别人自己来寻求。这个大国认为试图跋山涉水去影响那些地处偏远命运不济的外邦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那些来自遥远“蛮夷之邦”的人，比如他们知之甚少的欧洲人，中国人会敬而远之。中国相信自己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不过也认为，没有什么新世界需要征服，没有什么远在海那边的人需要救赎，中国便是福地，而中国人已然在此。不过基辛格没有回答那个让印度和世界其他大国牵挂的问题：中国在未来数十年中会以何种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仍是无意于征服新世界，还是会为了满足自身长年的安全和资源需要，而向邻邦和遥远国度挥舞其日显强壮的拳头？是会按照国际秩序行事，还是会如有人指责的那样纵容本国企业不顾禁令向利比亚的卡扎菲(Gadhafi)出售武器？　　书中另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是基辛格对于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方式的深切敬佩。基辛格自己就是一位受人敬仰的思想家，而他显然被中国的战略智慧所折服。在他的描述中，中国一直以长远眼光看待历史，遇事三思而行，而在对手面前会坚持寻找相对优势──通常是在这类优势难以察觉且敌对者尚未意识到与中国之间存在对抗之时。此外，基辛格概括出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在战略方面存在什么样的根本性差异。　　基辛格在书中写道，动荡更迭的历史让中国的决策者们懂得，并非每个问题都有解决方式，因此鲜有哪位中国的政治家会破釜沉舟、为一场要么全胜要么完败的冲突冒险一搏；将多年的运作通盘考虑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的传统崇尚决斗，并将胜者视为英雄，然而中国人注重以巧妙的方式、间接地解决问题，耐心的积累相对优势。　　西方人将历史视为一个通往现代化的进程，这中间人类在一次又一次与邪恶和落后力量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与此大相径庭，中国强调在衰败和复兴间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过程。　　基辛格用围棋和国际象棋作对比，来阐述中西方之间处事方式的差异。“如果说国际象棋是讲究一举定胜负的战斗，围棋则是一场旷日持久战役。”读至此读者难免会想，印度处理外交政策的方式是否可以用它自己发明的一项运动──卡巴迪来作比：勇敢地突袭、间或会有大胆的出击，通常都会紧接着气喘吁吁的回撤。　　基辛格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展现出中国当权者高超的治国术：以夷制夷，擅唱空城计，以不存在的力量示人，掩藏自己确实存在的弱点，而且通常会为一个尽在把握的未来而花时间耐心等待。在1962年中印战争开始前几天，中国要求其驻华沙大使会见美国外交人员，对子虚乌有的“台湾准备登陆大陆”事件进行了解。　　当时的美国外交人员并不理解，中国实际上是在试探美国是否会试图利用这场中印边境战争来胁迫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倍感疑惑的美国外交人员实际上做出了让中国宽慰的表示，承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冲突不会导致任何别的战略行动。1958年，中国邀请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rushchev)出访北京，几周后便在台湾海峡挑起了一场危机。美国误认为中国在台湾海峡的行动“不仅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而且是在苏联的指使下进行的。”在基辛格的描述中，通常中国在与对手进行较量时，心理战的运用不少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　　印度能学到些什么？　　这对印度来说是重要的一课：意识到它北面的这位邻居经常会放长线钓大鱼，而且无论同盟者还是敌对方，中国都会对其使用心理战，这是中国处理外交关系的关键工具。因此，当中国向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居民发放非常规签证（此举被视为是对克什米尔归属权的质疑）时，这很可能是中国的精心策划之举，旨在挑起印度的不安感。这在印度掀起的轩然大波恰是中国希望得到的结果。2009年中国反对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为阿鲁纳恰尔邦一个项目提供资金（此举被视为是对阿鲁纳恰尔邦归属印度的质疑），看待此事，应该也依照这种思维模式。对中国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却能让印度胆战不安。　　有一种说法称，印度对中国过于关注了，而中国几乎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存在。《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最近刚刚又提到过这个说法。它在当下或许是个精准的描述。此时此刻，中国对于印度和全世界来说，要比印度对中国和全世界要更为重要。不过以其自己的历史为鉴，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几十年、乃至几年的时间里，就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而政治和经济的演变已经让这两个国家成为了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无论是发展海军、还是在印度洋开发港口，或是支持巴基斯坦对待极端主义的方式，中国这些举动都是为了使它在与印度的对抗中，能有更多选择空间，以备不时之需。若基辛格所言不谬，迂回战术一向为中国所擅长。　　按照基辛格的描述，中国不会主动出击寻找敌人或是发起战争，不过这个国家永远都会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对手和对抗做好准备。　　理解中国的处事方式并据此制定对策，从过去常常的被动回应逐步转向主动设计两国关系的发展路径，这对印度而言才是明智之举。当然，偶然用用心理战也有帮助，不过2010年在印度政界流传的有关向在西藏工作过的中国政府官员签发非常规签证的主意可显得太缺乏想象力了！印度需要向中国学的，是基辛格书中引用的一些来自古代中国的智慧──力量弱小一方只有在确保力量强大一方打败它的代价超出其承受极限时，它选择与力量强大对手针锋相对才是安全的。对于中国任何损害印度经济和社会利益的政策，印度应该做的是增加中国为这些政策所付出的代价。印度同样也应该开始增加手中的砝码，以防未来两国交恶。　　此外，基辛格书中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值得印度学习，这其中有不少是值得羡艳的内容。在评论中国经济的相对成功时，总有一种天真的说法被提及：中国政府的独裁统治帮助其经济迅速发展，而相比之下，印度乱哄哄的民主政治显然阻碍了改革进程。书中描述的真实情形是，几百年来，中国在接近权力中心的地方总有一些人将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中国一直幸运地得到了这些人的庇护。　　从帝王时代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能弥补帝王愚蠢通病的官员；到十九世纪甘冒生命风险来保护国家不被欧洲列强欺负的中国外交官，中国似乎总能在合适的时机涌现出胸怀历史大局、笃信中国文化、维护整体利益的人。甚至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周恩来这样一位人物，他缓和了毛泽东一系列政策造成的冲击，使中国避免了垮掉的命运。　　还有一点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在近三十年中对于发展经济孜孜以求的关注。自毛以来，中国领导人如何放弃意识形态诉求、坚持务实改革的故事一再被讲述。这一改革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那种遍地人民公社、经济增长停滞和人们衣着单调的模样，成为到处是熙攘热闹都市的国家。但改革后的中国也陷入了一种两难处境：一方面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它又不时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此外，当今中国还常被西方民主国家视为抵抗全球衰退的防火 。　　尽管改革使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改革进程的每个关键环节，中国都曾面临脱离改革轨道的风险，这其中的故事就不那么广为人知了。基辛格列举了一个有力的例子：1992年初，当时 87岁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从幕后走出来帮助江泽民清除了来自共产党内的对于经济改革的抵触。尽管当时邓小平已没有政府头衔，但他利用一次南巡掀起了一场对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支持运动。历史又在重演，关键时刻促使转机发生的，是那些坚信自己的选择并愿意追逐国家长久利益的杰出人士。这段历史的确与印度的历史截然相反。即便是在被欧洲强大的军事力量所震慑之时，中国也在机智官员的保全下避免了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印度的政治史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印度当代史上反倒常常出现原本的有识之士没能为他们的信仰和追求挺身而出的事情，印度当代史上也未出现过既能深思熟虑、又有战斗精神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先锋。　　外交生涯的最后一幕　　基辛格在这本书中尽力避免的内容以及悬而未答的问题也值得关注。他对于毛泽东的看法很温和，有时近乎谄媚。他不只不去揭露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过分做法，还试图用一套近乎病态的国家发展哲学来解释毛的举动。天安门事件在他笔下不是一次令人发指的暴行，而是中美外交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这个断档在他本人亲自帮助下得以修复。中国对于持异见者大规模的镇压在他宏大的国际关系讲述中无足轻重。尽管他的笔触在历史的长空画了一道长弧，但他仍没有找到解释中国近年来种种行为的理由，比如中国经济上的重商主义，以及它在南海问题上所采取的强硬姿态。　　书中也看不出基辛格本人是否认为中国崛起真的会以和平方式进行。他小心翼翼地写出了这本书，按照中国可能希望看到的样子对中国进行了一番描述。而且，通过很多方式，这本书都在恳求中国保持书中所描绘的形象:依旧是一个必要时会同他以及美国握手言欢的国家。　　因此，《论中国》大概算是基辛格最后的外交之举，这次外交行动是用一本描述了当今全球最具影响力国家的书来完成的。

强世功《中国香港》与章永乐《旧邦新造》两书评论：《中国香港》可以看作将空间中的问题放置到漫长的时间维度中来考察，而《旧邦新造》相反是将时间中的问题放到特定的空间中来解释。

问：《经济观察》记者殷宴；答：北京外国语大学王炎；时间：2011年11月17日。（殷宴录音整理）问："占领华尔街"从九月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不但没有冷却，反而在迅速扩散到美国各大城市，声势和规模远远超出了多数美国媒体最初的预料。您认为这样一个草根运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答：与"占领华尔街"相比，让我更震撼的是"伦敦暴乱"。两个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国家，主体也不同，伦敦主要是有色种族的青少年，华尔街则以平民大众和知识分子为主，但我觉得两者有内在的联系。两事件都表达出民众对现有制度的不服从，而且抗议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这方式无法在现有的意识形态或现成的概念框架中表达，因为它崭露头角的新东西。观察媒体对"占领华尔街"的反应，基本上都在用传统的概念表述：什么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或极端主义、激进主义等。这些标签来自于过去的历史经验，而"占领"事件实际上与以往任何运动都不同，它挑战着我们的知识系统，让我们失语，表达不出它的新涵义，这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当付诸极端主义、保守主义，乌托邦、无政府、或民权运动时，我们的想象空间应对的是十九世纪形成的工业时代的反抗形式。这些概念当时是有效的，但自伦敦暴乱，它们已显得词不达意。全球化网络时代，伦敦暴乱和"占领华尔街"在组织形式上、抗议方式和目标上与工业时代都不同。抗议者没有完整的政治主张，也没提出替代性制度，甚至没有要求政府颁布新政策，我们如何理解一个没有理论化政治诉求的运动？问：很多评论家以及一些示威者自己也指出了这一点，"占领华尔街"的一大弱点就是它缺乏明确的政治诉求。答：我们说它缺乏政治诉求时，又不自觉地套用"冷战"两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模式：一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小政府大自由市场的。另一是社会主义的、专制的、计划经济并缺乏民主的。这是"冷战"两大阵营二元对立思维的定式。但"占领"运动属于"后冷战"，其诉求不是这两元中的任何一个，"冷战"的政治对立已一去不返。可"冷战"的思维还在，对抗性的政治观念不过是摆出来的姿态。毕竟已经没有真正的列宁、斯大林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或多或少地资本化了。全球化一体化时代，无论你给一个国家戴什么帽子、贴什么标签，它实际上都是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市场不也很深入吗。我看媒体报道华尔街时，仍沿用传统的政治术语。齐泽克在华尔街发表一个情绪亢奋的演讲，他有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从马克思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没有选择的空间，也没有选择的可能性，除了资本主义还能有什么社会方案呢？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根本没有自由！齐泽克的东欧前社会主义背景，让脑子里只装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项选一。他昨天站在那一方，今天站在这一方，但始终没有意识到，"占领"并非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场运动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它属于年轻人和网络时代，是"后冷战"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新运动，不会提出齐泽克那一代人的社会整体方案。所以，描述这场运动须启用新词汇和新视角。说什么"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装神弄鬼，把"十九世纪的幽灵"请回来，拿1848年革命附会华尔街穿凿敷衍。恐怕华尔街的年轻人脑子里压根就没有出现过马克思或者任何经典社会主义理论。问：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著名金融家彼得•希夫自称代表"1%"去和华尔街示威现场的"99%"对话，试图向群众讲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论，然而群众只是质问他：为什么你挣得这么多，我们挣得这么少？尽管彼得•希夫的论点乍看之下很能自圆其说，但是群众根本不吃他那一套，他的逻辑在他们面前行不通。答：彼得•希夫的观点隐含一套思维模定式：如果你们想分配平等，那就得搞计划经济，大政府小社会，分配、税收制度依照社会主义模式；而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平均必然带来低效，政府介入经济会使市场无效、劳动力浪费，最终造成整个社会贫穷。这是一套陈词滥调！因为我们并非生活在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时代。今天讨论经济必须要意识到，网络、IT等新技术让古典经济学失效了。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比尔•盖茨、乔布斯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经济现实。这才是今天我们谈话的核心：华尔街运动向我们预示着什么？美国目前的危机不是突发式的，从冷战结束那一刻就开始酝酿着。我在美国上学时还在克林顿时代，曾选修过一门政治学，阅读材料上说美国两党制越来越不能代表民意了。因为移民不断增加，美国的社会形态、经济模式趋向多元化，美国政治图谱像七色光一样，呈现多层次、多色调。曾代表大资本家的共和党与代表中下产的民主党所构成的两党代议制，无法代表如此多元的社会结构。尽管人们意识到两党制的缺陷，但美国大选仍由两党掌控，偶尔出现个独立竞选人也得票不多。"冷战"刚结束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一种乐观情绪，国际大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分配到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廉价劳动赚取巨额利润。特别是克林顿时代，美国经济飞速发展，就业率很高，经济出现奇迹。政治变革只是理论上谈谈而已，不会落到实处。但增长总有个限度：资本贪婪的本性使大企业转移资本到国外，在海外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这样盈利便不算美国收入，合理避税，为美国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另外一方面是"911"，十年之后回望便很清楚，"911"激化了少数族裔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被经济高速增长掩盖的社会矛盾现在表面化了，原本充沛的美国认同感，在事件后也出现危机。                             问：美国人过度膨胀的自信心被戳破了，他们突然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那么崇拜、热爱美国模式。答：对，这个气球被戳破。同时，民主代议制蕴含的问题也再次以新的形式浮现。过去有独立竞选人抵抗两党制，现在却出现茶党运动。茶党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在新泽西开车时，我常听收音机，总选两个台，一个是AM820的WNYC，一个左倾的自由主义公共电台，另一个是AM710台的"林博秀"（Rush Limbaugh Show），极右翼的、有民粹倾向。"林博秀"已经有十几年了，非常受草根白人民众的欢迎。这台节目促生了茶党的兴起，如今已变成茶党的喉舌。主持人林博（Rush Limbaugh）代表美国最传统、最保守的价值观，反移民、反有色人种，白人至上。这股力量曾是共和党政治光谱的最右翼，但过去的十年间，林博不断表达对共和党的失望，认为两党一起朝中间靠拢，区别越来越小。原因很简单，这样得票最多。政治学者将这一现象归咎于美国选举"赢家全得"（The Winner Takes All）规则：一党在一个州获得较多选票，就拿到整个州的选票[编者注：美国有48个州实行这个原则]。党派如要尽量扩大票数，就不能表现极端，抢中间派。所以像林博这样极端的右翼会感到沮丧，认为共和党不可依靠。同样的逻辑，左翼自由派对民主党也很失望。这样的政治环境，会使社会力量摆脱政党政治，用其他方式表达自己。例如茶党用电台、电视节目，乃至给白宫寄茶包等，直接言说政治主张。"占领华尔街"的自由主义者则上街示威，伦敦黑人青少年干脆以暴力宣泄不满。而且，这种暴力是赤裸裸的，无须声明想要什么，就像绑架不要赎金一样，只要一个过程。19世纪的经典政党政治一定会有政治方案，党员经历多年斗争去实现这个方案。工人罢工、示威也经由工会与雇主谈判，提高多少工资，解决什么待遇。这是典型的代议制，毕竟人数太多了，不可能像希腊城邦那样直接表达政见，须有代表中介。希腊的直接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现代社会则只能通过政党、议会等中介。而这个时代新变化出现了，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即使美国改革两党制，转向欧洲多党议会制，也于事无补。显然，大家要抛弃政党、放弃组织、绕过合法程序。"占领华尔街"最重要的标识是什么？一场没有领导的运动。问：是的，"占领华尔街"有各种小组，分别负责食物、联络等工作，但仅仅是为了保障活动的正常进行，并没有出现一个或者一群政治领袖。示威者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诉求，各自为政。答：伦敦暴乱就更绝了，完全是暴力性质。通过短信、微博等方式联系，就像2008年国内抵制家乐福一样。这种联络网往往是一次性的，过去就过去了，下次大家通过其他方式再联系。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是技术革命；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在新的民主表达中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不容忽视。整个十九和二十世纪大部分时期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聚会形式，当时人们需要传统的组织方式，因此，技术手段决定着运动形式。在今天，选举、开会都太麻烦、太庄重了，只要发个短信，大家去就行了。问：科技使人与人之间连接的能力增强了，个人的声音被放大了。答：正是。大家讨论活动方案时采取微博等网络方式，一两句话，特别快，很感性地交流，而不是把观点理论化、系统化，像马克思那样写成一部巨著。青年一代人不让系统化的理论再操纵生活：我们不需要政治演说家洗脑，我们只凭感觉去做想做的事。只有在网络时代，这种选择才是可能的。而几十年前，你只能呆在家里，无法与其他人直接互动；现在社群联系完全可以抛开组织者、煽动家或知识精英。基于十九和二十世纪初技术与通讯方式构建的政治体系，什么代议民主、政党政治、国会选举等，我们耳熟能详，可以自如地分析和阐述。但是，新的现实正逼迫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无须反思、自然而然的政治制度，真是普遍永恒的吗？还会像以前那样统治我们的未来吗？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民选代表上台之后便不兑现承诺，是代议制走向沉滞、腐朽的主要原因，政客一词也因此带有贬义。我们谈网络民主，以博客、微博或其它互联网为依托的新民主，或许在技术上宣布了传统议会的过时。未来民主也许会采取更加直观的形式，如点击率、回帖、热议等，而不需要议会代表中介。回顾药家鑫案，辩方一直走司法程序争取死缓，而网民在互联网的热议中让高法判了死刑。有人说这是多数人的暴政，以传统的政治民主思想批评这一现象。但曾未全民公决，也没有严格的统计，网民是多数还是少数无从知晓。这不是数字量化的民主，网络以往不同的方式挑战了程序正义。当然，我不相信经典政治制度会几年之内被取代，这应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或者上百年甚至更长。要知道，现代制度的更迭体现在权力的微观层面上，细枝末节的升级与调节，最后会产生宏观巨变。问：我最近重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感到他在这书里描述的理想化的、与欧洲完全不同的美国民主并不符合今天的实际情况，美国大众根本不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充分行使权力。这种民主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变质？答：托克维尔是敏感的预言家，在十九世纪美国民主尚未成熟时，便预见了未来发展的走向，他的预言启发了一代代美国政治家的智慧。一个社会制度初生阶段往往有极强盛的生命力，但任何制度都会从盛到衰、从鲜活到僵死。经历两百多年后，美国两党政治越来越低效，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最近的例子便是奥巴马竞选时做出的种种许诺，上台后无力兑现，特别是对于中下层民众至关重要的医保改革。不兑现承诺的原因是两党之间勾心斗角、相互掣肘。问：今年春天的债务危机也是一个例子，两党之争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双方为打击政敌甚至不惜让整个国家陷入困境。答：我们这个时代恰好见证了美国民主制度走向僵死的过程，这个制度已经没有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活力。那么，我们有没有新的可能来讲述这场革命与社会转型呢？我觉得有，福柯早在七十年代便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他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不仅停留在国家机器、法律制度等宏观权力层面，而且已进入到微观权力网络中。在《规训与惩罚》里他分析道，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从出生便开始了，通过义务教育、技能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保险、税收等制度，将一整套微观控制机制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把个体规约为工具，服务于资本主义庞大的机器生产。这种工具没有主体，也没有个人意志，他被肢体的规训异化，只服从于资本意志。你看今天无论是学外语的、学会计的、还是学管理的，只专注于专业技能，不让你质疑制度本身。学校教你如何做最好的职员，在体制内成为一颗优秀的螺丝钉。学会计的不会质疑税收制度，学外语的不会质疑全球化，学会正确地记账、信达雅地翻译就好了。当代规训机制原本脱胎于冷战的宏观意识形态，逐渐进化成一套精微的系统，"占领华尔街"或许可以理解为对微观权力的抵抗。它的目标不再是替换总统或重选议会，总统、议会乃周期性选举产生，人事变动对美国政治影响甚微。这便是现代国家的特征，社会由巨大的无人科层机器管理，它不需要领导者，只需普通的、平庸的行政管理者在职位上恪尽职守。维系这个体系的代价是不断泯灭人性。所以，"占领"运动的特点是技术革命的前提下，抛开一切现成理论，以纯粹个人化的、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呐喊出人最基本的生存愿望：我为什么活不好？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不平等？这是初露端倪的政治方式，知识界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新东西，而不是把它引回传统、重读经典，以陈词滥调去遮蔽喷薄欲出的新事物。问：除了"占领华尔街"和伦敦暴乱，今年年初的"阿拉伯之春"也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人因此把"占领华尔街"比作"华尔街之秋"。"阿拉伯之春"反对的是专制统治，而"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对的是美国的代议民主。"阿拉伯之春"引起了一场快速的大规模变革，您认为"占领华尔街"能否给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类似的冲击？答："阿拉伯之春"的形式跟伦敦暴乱、"占领华尔街"有相似之处，只是它仍然戴了顶"冷战"的旧帽子--反专制。这个标签得到西方广泛的认可与支持。尽管戴着旧帽子，阿拉伯世界发展走向可能并不符合西方世界的预期，它不一定会走上美式民主的道路。我们头脑中的固定模式：社会主义专制vs.资本主义民主，没有其他选项。二元对立的想象中，阿拉伯世界既摆脱了专制，就必然走向资本主义民主。而我认为"阿拉伯之春"与"华尔街之秋"都在反二元意识形态。我们谈论"阿拉伯之春"似乎更容易一些，它属于我们熟悉的知识范畴--推翻独裁的旧制度，可是迎来什么样的新制度却未必顺理成章。很可能既非美国的两党制也非欧洲的议会制，而是现有政治概念无力描述的新形式。反之亦然，也不该给"华尔街"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问：目前"占领华尔街"尚未获得任何标志性的成果，茶党指责他们是乌合之众。您认为这场运动最后会走向何方？答：确实，这种运动形式可能不会取得很大成果，因为新形式的抵抗在当下还没有足够的空间展开。比如伦敦暴乱，当局冠以恐怖、暴乱的罪名，抓几个人杀一儆百，以传统司法程序起诉、监禁，运动也就平息了，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尔街"也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没有领导、缺乏诉求的抗议，在现存制度中无法赢得胜利。但"占领"的意义不在于其直接的效果，而是它留下了文化和思想遗产。这遗产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现代政治体制，反思经典的民主与自由观念。茶党指责"占领华尔街"可以理解，因为那是美国最保守的力量。但有意思的是，茶党的运动偏偏采取类似"华尔街"的无组织的激进形式。从传统的政治学角度，茶党组建政党并赢得选举才算修得"正果"，但这恰是他们要避免的。这条路只会让茶党重蹈民主党、共和党的覆辙，蜕变为一个没有活力的党派。茶党的草根性--中下层白人、以及它的活力，都来源于对精英的抵制。一但茶党选出一个主席，比如那位林博先生，便会陷入传统政党政治的泥潭，林博堕落成一个腐败的、利欲熏心的政客。茶党拒斥从地方到中央的组织科层，提倡直接行动，如给白宫写信等。但无组织、直接性在当下社会里肯定缺乏效率。"华尔街"的困境也是如此：没有共同观点，没有人能代表大家谈判，所以也达不到效果或取得妥协。因为非政党组织与现有权力体制不匹配，才可能会骚乱。新事物毕竟出现了，旧机制强迫它遵循传统的游戏规则，博弈的结果，从长远来看，旧制度最终会退出舞台。从伦敦暴乱、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一系列的连动与十九、二十世纪的革命相似，新的变革形式暗流涌动，从点到面，不断扩展，最后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总趋势。这是一个信号，它呼唤着现体制的认可、知识界的认知。其实，最困难的就是认知。我们的知识总是回溯性的，而非预见性的，当"占领华尔街"等形成新的知识型时，我们才能言说它。难道现在不是促生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吗？ 问：我感觉"占领华尔街"不像一场革命，倒更像现在流行的"快闪"游戏：一群人通过网络约好时间、地点，同时出现在指定的地方做指定的动作，然后立刻散去，不留下任何痕迹。"华尔街"就像这个游戏一样，看似毫无意义，但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答：确实很像一场游戏。过去革命者动不动为主义慷慨赴死，抛头颅、洒热血，但现在的示威者却悠然而至，悄然而去，游戏性特别强。 问：我觉得"占领华尔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特别平和。他们从来不硬拼，而是用各种方法绕过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法律规定不能任意使用扩音器，示威者就发明"人肉扩音器"，用传话的方式来传达信息。他们不和现行体制对着干，但同时又摆出了不妥协的姿态。 答：他们的不妥协表现在不接受现有政治方案上。与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和1968年学生运动相比，会发现六十年代的示威者默认了一个大的前提：即"冷战"意识形态对垒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是不接受制度框架内的一些具体法律、以及法律所指涉的道德含义。例如黑人要求修改选举法，让人人都有一票，抗争是资本主义选举法的不平等和不道德。而"华尔街"、伦敦暴乱不要求提高补助、增加社保或公费医疗，他们对整个制度藐视与不服从，却不提出一套替换性方案。黑人民权运动有一揽子计划，像罢工示威要求涨工资一样，可以谈判，也可以妥协；而"占领"却没有。在我看来，没有方案不说明示威者混乱、无知或不严肃，而是抗议的性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式，甚至也超出了示威者自己的认知力，因此他们才无法清晰地言说主张。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新生的运动，澄清流俗观点的遮蔽，因为这样的抗议还会不断发生。 问：这新的运动会不会被老的体制所利用？2010年中期选举的时候，共和党就利用茶党运动争取了相当一部分选票。目前"占领华尔街"受到了民主党人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很多观察家都认为这个运动有可能在明年大选中助民主党人一臂之力。您对此怎么看？ 答：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凡是偏右的就会被共和党收编，偏左、偏自由的便被民主党收编，而"占领"运动与民主党在谱系上有亲缘性。所以，真正能让政坛运转的还是已确立的体制，政党仍足够强大、足够稳固。如果新生力量想让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恐怕还得暂且委身于两大政党。可吊诡的是，就像之前我们谈茶党运动时提到的，一旦草根运动被共和党收编，它也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问：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要在已有体制内部取得地位就必须服从体制的规则，而一旦服从，它的反抗性也就被取消了。答：这就是为什么政治运动的新形式在现体制中脆弱、无效。从这个意义讲，"华尔街"最可能产生的短期效果是推动民主党的选票，而民主党地位的稳固之后，却不能满足这场运动本身的政治诉求，至多给些间接的帮助、或有所顾及罢了。人类历史不断重复，一次次面临转折点。每个拐点出现时，人们开始可能不理解，甚至无端诋毁，但历史创新最终会被接受。目前国内对"占领华尔街"的态度分成两派，有夸的、有骂的，双方还是以二元思维认识它。我认为，无论欢呼还是批判，没有新观察，就是在遮蔽，因为你拒绝了新的政治的可能性。我们生活在历史转折的时刻，如何从观念上拥抱新事物，不带成见，也不急于评判其优劣。"占领华尔街"测试着我们审视历史的目光，这目光是否敏锐，心态是否真正开放。 

作者强调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国家的强制、汲取、监管、再分配等功能都离不开认证。他用充分的历史事实和国家制度的逻辑发展来说明这一点。

【编者按】这篇作于2008年的文章**鲜明的指出：全球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随着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的变动，各国的政府范式将向限制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将进入"后全球化时代"。在后全球化，中国应该看清楚趋势，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文章的最后部分，是作者专为此文所撰写的后记。在后记中，作者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状况，以及中美汇率之争及其所可能导致的贸易争端，也进行了分析并发表了见解。--当我们回顾过去的2007年，并展望刚刚开始的2008年时，国际政治经济的地平线上正在出现的趋势中，有哪些会在新的一年里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我认为其中最重大的趋势，莫过于2008年美国大选过程中，可能显示出的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限制自由贸易？什么是后全球化时代？为了理解后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从什么事全球化时代开始。全球化一般指的是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几级的促进这些流动。反过来说，后全球化时代则意味着，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向限制这些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12月3日发表了一篇对美国民主党总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专访。在这篇专访中，希拉里明确指出，她完全同意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2004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提出的观点（2004年夏，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密尔立顿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文章--编者注），即比较优势--作为支撑自大卫·李嘉图以来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感念--已经无法再帮我们解读21实际的世界经济了。希拉里进一步指出，如果她当选总统，美国政府要全面审查迄今为止签订的所有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正在酝酿过程中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会谈。希拉里还指出，如果他当选，他将命令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制定有关于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运作的透明规则，因为这些资金对美国主权构成了潜在威胁。另外，最近一年来欧洲国家的对华贸易政策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几年前，当美国开始要求中国大幅度减少贸易顺差以及人民币升值时，欧洲国家的对华立场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在很多场合下，他们觉得与中国有一定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随着2007年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以及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欧洲各国对华立场也发生了迅速的转变。最近，欧洲国家不仅仅在人民币升值，产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国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国都出现了所谓的中国间谍案。今年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紧张关系，反映出西方社会对全球化，特别是中国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崛起，感到的焦虑与恐惧。有人可能认为，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不过是政客为了竞选说说而已。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的关于最惠国待遇和知识产权的争论，还有无数次贸易报复的威胁，最后还不都是不了了之？中美两国的经济互补性这么高，美国人离开中国制造将获得十分艰难。因此，政客与媒体再炒作，到头来也还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人还习惯于相信，中国的出口大半是由跨国公司主导，假如要搞贸易保护，限制中国产品，那不是在打击这些跨国公司吗？这些跨国公司自然会去本国政府和国会进行游说，所以中国用不着担心。但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迄今为止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些表面现象。而忽视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深刻历史进程。从一个动态的观点看，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将可能成为这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分水岭。1996年世贸组织年会在美国西雅图召开期间，非政府组织公开喊出了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口号。尽管当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但这些口号在西方社会并未造成多大的反响。8年以后，萨缪尔森发表的文章，为这些政治诉求提供了经济学理论的依据。2004年11月，美国《商业周刊》杂志围绕萨氏的文章刊登了一组名为《中国价格》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今在国际分工中，不仅大规模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开始生产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基于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是各国在参与国际分工时的基础。自李嘉图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的两百年中，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依赖的比较优势是资本与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依赖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现行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只需将这种分工关系固定下来。这种国际经济秩序为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是他们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内政治基础。但是，随着全球生产方式的兴起，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方式，不仅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他们在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自由贸易可能不再对发达国家有利，《商业周刊》的这组文章表明，萨氏文章引起的学术辩论，已经迅速变成了关于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大辩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萨氏的观点在美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支持。时至今日，许多西方国家内部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政治联盟正在崩溃，萨氏的观点已经变成了美国主要政客2008年请选总统的政治纲领。我们可以预期，如果民主党入主白宫（现在看来这是极有可能的），美国政府的国际贸易政策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在发达国家的民主政体中，当保护社会成为选民们普遍的政治诉求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对症可压力的有效性将大为降低。尽管西方国家的危机感目前还没有导致全球化进程的全面逆转，但是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期，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对调整我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意味着什么，仍然有待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战略互动。有一点十分清楚，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一直支撑全球化发展的动力正在减弱，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后全球化时代。从释放市场到保护社会也许有人会说，从各种统计数字上来看，以跨国界的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到动力的流动为标志的全球化，不是仍然在发展吗？从结构的观点看，这也许是对的。但是从制度的观点来看，如果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从全球化时代释放市场力量，向后全球化时代制约市场力量的方向转变，那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出现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制度层面的变化将导致重大的经济结构性后果。西方学者们在讨论全球化程度的时候，经常用全球GDP总额和全球贸易总量的比值来衡量全球化程度的高低。笔者在《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中曾经指出，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跨国间的自由流动，总是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动而发生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是导致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变量。从制度的角度来看，第一次全球化大潮开始于十九世纪70年代并在1913年达到高峰，其逆转以1914年金本位的崩溃为标志。在其后三十几年的逆转期中，世界经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国际金融秩序与国际贸易秩序不复存在。在上世纪30年代初，发达国家普遍信奉生命线理论，生命线理论实际上和列宁讲的帝国主义论基本上一致，即当国际贸易秩序和国际金融秩序全部出现问题后，为保证一国经济的运转与生存，必须依靠武力去保证过去以来贸易手段获取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这就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根本原因。二战以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发达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贸易总协定。这两个国际金融秩序和贸易秩序，是支撑我们现在仍身在其中的第二轮全球化浪潮发展的制度性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直接导致了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一步消解了原来那些限制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因素。从那时起，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快。换而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总会最终影响国际经济本身。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很多人相信，全球化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世界性趋势，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人类更多的交往和经济的发展，没有人会在封闭中发展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只是螳臂当车，他只能恶化所有人的情况。难道要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前后那样，各国都高树关税壁垒，最后同归于尽吗？说到底，这种看法存在的原因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一种直线式的历史观来看待全球化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了。然而，西方现存学术文献中却存在着有别于直线式历史观的理论体系。其中有两个观点为我们分析全球化的"长程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按照这两个观点，全球化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从落后到进步，从传统到现代的直线性发展，而是呈现出钟摆式的，或者是循环似发展过程。根据吉万尼·阿里奇的观点，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每一个轮回都始于生产和贸易的夸张。当生产和贸易的扩张达到一定阶段，各国对跨国界流动资本的争夺必然导致金融和财政的扩张。一旦出现世界性的金融扩张，资本主义早晚要面临一个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经济秩序被新的所取代。他和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团队证明，国际秩序从荷兰的霸权，到英国的霸权，再到美国在20世纪的霸权，每一次更替都走过了相似的历史过程。卡尔·波兰尼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是受着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一个要保护社会。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到了二十世纪初制造利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如果我们把阿里奇和波兰尼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延伸，来理解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大萧条以来为了保护社会而建立的很多制度，在新的环境里显得没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国的政策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由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力量转变。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导致了全球化过程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战后开始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到了70年代，开始向金融与财政领域扩张。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形成的美元本位制，三十多年来刺激了全球性的流动过剩。前边提到的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与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阴影出现，意味着这一轮全球化正在向着其周期的转折点迈进。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70年代初崩溃，特别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出现后，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一个空前的危机。当长达二十年的战后黄金时代结束后，发达国家企业的效率问题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纷纷从固定汇率转为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实现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企业强烈要求金融自由化的政治要求。跨国公司希望将他们的海外资产在汇率发生变动时由一种货币迅速转换为另外一种货币以求避险。而对银行来讲，浮动汇率为他们创造了直接赚取利润的大好机会。在这两股政治实力的要求下，发达国家纷纷实行金融自由化。石油危机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这种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导致了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发展中国家为了度过石油危机，在70年代纷纷向外借债，这在80年代初导致了债务危机。在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烈要求这些国家实行一系列释放市场力量的举措。到了90年代初，这些举措被总结成著名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各发展中国家遵守的准则。"华盛顿共识"简言之就是要释放市场力量，促进资本和商品的跨国界自由流动。真是由于这些历史背景，很多人认为，中国通过贱卖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以及污染环境，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产品，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中国，他们必然将花更多的钱来维持同等水平的消费。他们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呢？问题在于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下，全球化浪潮到了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通过十多年的发展，全球化在21世纪初已经在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带来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全球生产体制的出现是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方面出现了深刻的变化，这是现在把世界推向后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政治驱动力。随着跨国公司在90年代纷纷实行大规模的离岸生产和外包，发达国家的就业开始受到加大的冲击。当发达国家的人们有就业机会的保障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增加了发达国家人们在既定收入水平上的实际购买力，他们当然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对廉价商品的追逐必然导致生产不断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流失。当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工作机会与廉价商品之间做选择时，他们必然要选择工作机会，以为一旦失去了工作，商品再廉价，他们也买不起。这正是进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原因。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产阶级的崩溃与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美国为例，一方面，服务业中的金融与医疗等产业的收入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一般性服务业的收入则长期停滞。中产阶级中以制造业较高收入的蓝领工人为代表的阶层日益缩小。希拉里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提到，美国收入的不平等目前已经达到了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是唯一的特例。日本在小泉任首相期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这个长期以来90%以上的人口曾经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国度，催生了下层社会的出现。在许多西方国家，这种经济不平等还与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变得更为复杂。与此同时，"金砖四国"（巴西、俄国、印度、中国）的崛起开始对国际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对能源资源市场形成的巨大压力。由于金砖四国全是人口大国，仅是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就要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几，俄罗斯和巴西也是世界上人口大国的前十名。当如此众多的人同时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时，其人均资源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必然形成巨大的压力，这导致近年来国际能源资源市场上的价格迅速上涨。这种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贸易上。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类型，中国主要依靠制造业参与全球生产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印度则靠发展服务业在国际分工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而巴西和俄罗斯主要依靠卖能源资源同样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则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储蓄率跌至1929年以来的最低点。一个高度象征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变化的例子是在近来美国次贷危机中，来自中国、新加坡以及中东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成为了美国数个面临危机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融资者。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萨缪尔森指出，比较优势对西方人理解21世纪的经济已经不再具有指导意义。这种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局面，加上美元本位制造成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很有可能触发美元危机或者其他形式的金融危机。一旦美元危机爆发，将对国际金融秩序和国际贸易秩序构成致命打击。综上所述，阿里奇重视的金融扩张，目前正在通过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孕育着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波兰尼解释的以释放市场力量为标志的全球化，目前也正在向保护社会的方向转变。当代表全球化的两大标志性过程均走向转折点时，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转型很多人可能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头等问题是国内的贫富差距、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等，而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这恰恰正是危险所在。人们可以为中国吸引了巨额外资而自豪，却从未想到既然外资把工厂搬到中国，就必然在其他国家把工厂关掉，把工人解雇。人们可以高兴的看到又有多少跨国公司把研发部门搬到中国，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其他国家高新工作的流失。人们可以对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攻城略地津津乐道，却从未想到那意味着对这些国家本国产业的威胁。人们可以对外资兼并中国企业感到恐惧，却对国外对中国兼并感到的相似恐惧无法理解。更要命的是，人们相信中国取得的这一切成绩无非是中国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发展的结果，却从未想到民主国家已经或担心即将失业的人们，没有闲心听任何人关于比较优势的说教，他们的恐惧与愤怒将转化成反对自由贸易的强大政治压力。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中国绝不是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2003-2004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和谐社会与自主创新的转型，以及目前面临的许多问题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都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受到整个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推动。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模以式世界工厂为标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全球生产分工，通过大力吸收效率驱动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企业间贸易，来扩大出口。在能源、资源以及产品方面大进大出，以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中国目前的GDP里70%以上与贸易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率，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将近60%。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经典的东亚模式完全不一样。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基本上依靠本国内生的创新体制来发展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产品。并以高质量与售后服务来提高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靠加工贸易，靠位于全球生产链中的低端这样一种劳动分工，来参与整个全球化过程。世界工厂模式的发展结果是面临来自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是推动中故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国际驱动力。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容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后果有着直接的关系。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过去参与的国际分工主要基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一旦人民币升值，中国的产业结构只能向高附加值产业和同一产业附加值高的一端移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提出从今以后中国要强调自主创新的原因。第二，西方国家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以减少对其他国家在就业方面的压力。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基础是什么？是老百姓有钱用于消费。而和谐社会正是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前提。虽然国际驱动力不是和谐社会政策范式提出的唯一驱动力，但它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道理何在？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即在释放市场力量的过程中，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政府把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到养老等方面的压力更多的推给了个人，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国社会的高储蓄与低消费。这就是为什么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一直到2003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为止，中国政府在连续的几年里最大的担心是通货紧缩，而不是现在我们面临的通货膨胀。如果不建立和谐社会，如果政府不重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不在全球化时代为个人面临的日益增加的风险提供一种制度上的防护，那么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高的储蓄率，也不可能出现较高水平的消费。其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无法由出口驱动型转为内需驱动。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现在，这个外部环境可能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将对中国政治经济有很大的冲击。从今算起，到2008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对中国而言，这是所剩下不多的进行重大调整以应对后全球化挑战的机会窗口。错过这个机会，等待中国的将可能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外界变化是否匹配的问题了。要调整，我们必须认清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任何一种调整必然会伴随着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中国有两种选择：一是回避政治风险，继续平衡国内现有的利益格局，继续执行"闷声发大财"，少说话，多赚钱，抓住有利时机发展经济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中国将继续把在国际贸易领域面临的冲突，解释成是发达国家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表现，并对此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不去担心天会塌下来。笔者认为，这样做的短期后果可能是出口可以进一步发展，但中期后果则可能是，加速中国自身在过去三十年里赖以生存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这种短期内为了稳定不做大调整的结果是当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后，中国不得不在国内更大的利益冲突中进行调整。更坏的一个可能则是到那时，任何一种调整都无法在有效的阻止中国陷入一个大的困境。另一种是看清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这一趋势，拿出魄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做大调整，为自身争取时间。这种调整可能会在短期内引起比前一种选择大一些的国内利益冲突。但是，把这种调整与在国际环境全面恶化后被迫进行的调整相比，这种调整的政治成本与风险要小得多。日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元急剧升值时烦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利用当时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国富资源进行结构性改革。等到90年代泡沫破灭后，这些国富资源大幅缩水，想用它来改个也是不可能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挑战在与贸易。调整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前提是和谐社会政策的成功。尽管中国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为建立和谐社会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但是在分配方面，特别在解决收入不平等方面，施政的力度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变化提出的新要求。如果国企利润一年一万亿，政府税收每年以一万亿的速度增长时，中国还在结局不平等方面缩手缩脚；那么，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减速，可利用政策资源大幅度缩小时，在想加大力度解决这些问题，估计届时可利用的国富资源也会成为一个问题。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来看，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危险是，当社会财富的积累主要通过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来实现时，其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将大大加快。从这层意义上说，加入对流动性过剩的遏制失败，那么这将有可能是政府近年来为建立和谐社会所做的努力功亏一篑。尽管当政府面临着人民币升值与宏观调控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这些都是"标"，而不是"本"。人民币升值可以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减少他们的出口，为减轻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做出贡献，但却无法为中国从国际市场撤出来的资本与劳动找到出路。宏观调控可以减轻流动性过剩对中国经济的冲突，却无法解决造成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即世界工厂模式带来的大量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只有当和谐社会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内需时，中国才能在后全球化时代继续发展。后记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2008年1月7日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我最初用的题目是《美国大选与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表时被编辑改成《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写作的冲动来自于2007年12月3日我由美国去上海讲学时在飞机上读到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的英国金融时报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采访。当时读后的第一个直觉是我从理论上预测了很久的一件事情终于要变成现实了。早在1998-1999年我在为《日本经济的悖论》一书进行研究时就已经从理论上推出，全球化总是沿着生产贸易扩张，金融财政扩张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方向循环，并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之间进行钟摆运动。根据这个原理，这一轮全球花早晚也会发生逆转。该书的英文版于200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商务印书馆2004年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时，我在中文版序言中预言中国在2008年左右也会出现像日本80年代一样的经济泡沫。此后，我又于2006年2月28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一篇近3万字的，题为"危险的关系：美元本位制与金融风险"的长文，通过日本的经验系统的论述为什么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我当时完全无法想象在上面这篇短文发表后的两年里，中国与世界经历了多少不平凡的事件。对许多中国人而言，2008年将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1月份雪灾，到春夏之际围绕着奥运火炬产生的一系列冲突，到5月的汶川大地震，再到8月份的奥运盛会，中国人感到的是任何艰难困苦和敌意破坏都不能组织中国前进的脚步。到了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经济一片狼藉，唯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这期间，不仅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引来众多的国际评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大为增强，而且美国学者政客关于以G2治理全球事务的提议，奥巴马访华的低姿态，和由此引起的一些列国际连锁反映使中国国内也开始弥漫着一种飘飘然的气氛。然而，刚刚进入2010年，中美关系就风云突变，剑拔弩张。这次围绕着中美汇率之争以及可能后续发生的贸易战，人们对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急剧恶化和严峻的程度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于目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局面，国际国内舆论有3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观点从中美关系论着眼，认为目前的冲突无非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周期性的反复。这次唯一与以往历届政府不同的是奥巴马一上台是采取一个低姿态，然后再转为强硬。既然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离开了中国的合作什么也干不成，他早晚还得转回来。在美国有一种说法，高失业率加选举等于贸易保护主义。等到年的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过去，一切恢复正常。就目前而言，为了避免冲击过大，先排上几个采购团，花点钱摆平。实在逼到无路可走，把人民币汇率暂时上调3%到5%足矣。美国如果最后通过医疗改革的法案，必然还要严重依赖外债。到头来必然还要指望向中国借钱。所以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第二种观点从国际经济的在均衡入手，认为现在美国经济已经开始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型。解决巨大的贸易逆差问题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正因为如此，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观点认为奥巴马关于在5年中让美国出口翻番的承诺以及关于中国不应该再指望美国作她的主要出口市场的呼吁绝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美国的许多学者，政治家，以及政府官员已经认识到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所依赖的美元本位制早晚可能要被其他国际金融秩序取代。美国式的以消费者支出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是建立在美元本位制带来的海外融资能力的基础之上的。一旦美元的关键贮备货币的统治地位不复存在，这种经济模式将难以为继。为了未雨绸缪，美国从现在起就必须从贸易入手开始经济转型。等到美元完全失去目前的地位时再谈转型就一切为时过晚了。对这些人士来说，中国政府正式主张在未来用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作为国际储备中取代美元的手段绝不是说完就忘了的，中国政府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肯定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既然近年来国际经济严重失衡中储蓄过剩一端靠的就是人民币的低估，重新建立国际经济的均衡只能从人民币升值开始。一般而言，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有数种方法。第一种反方法是贸易逆差国采取紧缩政策，减少进口，量入为出。由于这必将导致逆差国失业进一步扩大，这种方法在美国的国内政治层面不可能被接受。第二种方法是贸易顺差国扩大国内开支，增加国内消费。中国的确在2009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国内投资，但由此引发的房价暴涨和通货膨胀却使居民可用于消费的储蓄大幅缩水。因此中国无法继续实行这种政策。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不平衡。由于这种必然导致失业，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坚决不同意。第四种方法是通过提高贸易顺差国的工资以减少该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减少出口。这种办法在中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但是正在成为一个政策趋势。第五种方法是贸易逆差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强制性的减少来自顺差国的进口。这五种方法中，美国只有采用紧缩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主动权。另外三种的主动权都在中国的手里。既然无法紧缩，美国就只剩下贸易保护主义一个选择。从上面的文章中可以得知，自由贸易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十分值得怀疑的概念。贸易保护主义已经不再是一个过街老鼠，而是一个已经获得许多经济学家背书的政策选项。第三种观点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的局面与1971年前后很相似。这种观点颇有些阴谋论的成分。它认为美国政府正在以进为退，以求在乱局中杀出一条维系霸权之路。1971念得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沼，经常账户开始出现逆差，国际收支存在大量的赤字，战后初期的黄金保有量已经逝去近五分之三，由约翰逊政权开始的伟大社会项目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然而，就是在许多人看来美国必然要走向没落的这样一种困局中，尼克松政权为维护美国政策的独立性，不惜让代表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大刀阔斧地迫使其他主要货币升值，不仅把美国本来很快就要大幅增长的经常账户的逆差在整个70年代控制在较低的程度，而且还通过美元贬值削弱了在60年代利用贸易顺差大举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欧洲各国的实力。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通过沙特实现了石油继续以没有黄金支持的美元标价和中东石油美元返还美国这两大措施从而建立起美元本位制，继而通过星球大战拖垮苏联，又通过广岛协议挫败日本，从而继续称霸全球。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美国从1971年开始的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新洗牌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可以说获得极大的成功。今天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五大投行消失了三个，三大汽车公司中两个濒临破产，失业率超过了百分之十的困境。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种困局下，奥巴马仍然明言美国决不当第二。在遭受如此严重的经济打击后，美国继续称霸的策略无非是借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经或正在出现的财政危机打击欧元以防止它趁机取代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借丰田汽车事件压住日本并开始调查德国奔驰的行贿事件以防止外国公司趁机在全球汽车业称霸，以压人民币升值防止中国国力趁机超过美国。即使这场争端可以引爆世界性的贸易战甚至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它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冲击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冲击。在笔者看来，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历史过程，即全球化的长程运动由金融扩张向全球经济危机的方向发展，公共政策范式的钟摆运动由释放市场力量转向保护社会。以上三种解读提到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但是他们即使出现，也只是作为这个历史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而不代表这个历史过程的实质本身。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医疗保险改革是迈向保护社会政策范式的关键一步。正在讨论中的金融改革也正向同一方向发展。然而，保护社会的最大主题在于对一国就业机会的保护，尤其是在大的经济危机显示出如果放任市场力量横行将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的危机。从这层意义上而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根本原因是要保护本国社会不再受全球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的冲击。中国现在大力支持自由贸易是因为作为世界工厂自由贸易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符合中国利益并不等于符合他国的利益。那些认为本身受到损害的利益团体必然会在所在国的政治中大力反对自由贸易。当他们聚集了足够的政治能量，就可以改变该国的公共政策方向。当美国正在出现的局面成为一个国际性趋势，这个世界就无法避免的进入后全球化时代。两年前在写这篇文章时，曾经与责任编辑古重庆先生进行过数次深入的讨论。据他判断，当时在国内关心的优先顺序上，贸易保护主义最多也只能排第7或第8。我之所以在文中采取一种预设反论的写法，就是想通过直接反驳当时国内流行的想法来引起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我在文中特别指出，如果不从当时就加紧调整，等待中国的将是一个急剧恶化的国际环境和日益狭窄的政策空间。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做不做调整的问题，而是做调整的速度与力度能否跟得上外界变化的问题。读者今天在读这篇文章时，可能要比两年前都市更容易地建立起它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两年前，贸易保护主义还是一个苗头或可能性，现在已经变成咄咄逼人的现实。从这层意义上而言，中美之间关于汇率的冲突如果导致世界性的贸易战，这极有可能成为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一个具体路径。中国在应对这个新国际环境变化时最大的障碍何在？在这里有必要重新讨论一下日本。至今为止国内的讨论仍然把中日比较的注意力放在中国目前的处境与80年代的日本的情形如何相似上。然而，最近形势的发展已经要求中国必须从两个新的角度重新汲取日本当年的教训：为什么日本没有能够利用泡沫经济带来的财富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年里一蹶不振？日本之所以没有能利用泡沫经济带来的国富为未来打好基础的部分原因在于80年代的日本弥漫着一种与今天中国很相似的乐观情绪，盲目的相信本国经济的突出表现是由于本国模式的优越性使然，而根本忽视了导致本国经济突出表现的外部因素和偶然因素。当时日本成功的标志是股市、房市的泡沫现象，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大债权国的身份，以及日本在全世界到处砸钱买资产的形象。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日本人以为他们的财富在未来仍然会像现在一样滚滚而来。然而，事后人民认识到，日本在80年代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原因既不是由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也不是由于日本产品的竞争力（尽管他们与这二者都有关系）。真正的原因是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为了控制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下的高利率的这味重药。由于高利率的吸引，各国流动资本涌向美国导致美元坚挺。美元坚挺的后果是日元的疲软。日元的疲软导致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上的竞争力。换言之，日本的竞争力不全部来自日本，在80年代上半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美国的金融政策。美国在80年代上半期积累了巨额的正常账户赤字，一个广岛协议就使得美国在80年代末实现了经常账户的基本平衡。当人们相信自身的财富在未来还会和今天一样滚滚而来时，他们不可能记者准备应对危机。同样道理，中国近几年贸易逆差与外汇储备固然有加入WTO，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等国内因素，但是如果离开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为了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后而采取的宽松的金融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而导致的大量进口，离开美国在财政贸易双赤字的压力下从国际上大量融资过程中中国贸易顺差美元返还带来的对美国消费的刺激，以及离开在2000至2006年间美元一路贬值带来的人民币兑其他货币的贬值，这期间的中国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的数量就要大打折扣。即使是抛开这些方面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依赖还是外部因素。由于跨国公司主导的外资在邓小平南巡后大量涌入，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中国变成了一个深度参与全球生产体系的世界工厂。跨国公司带来的订单（包括企业内贸易中的零部件）与提供的销售渠道使得它们占中国对外贸易的近60%。今天被当成是中国模式的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在十年前还是被抓大放小的对象，还被广泛地认为是没有效率的负担。只是由于这些国有企业占据了基础设施产业，在中国的出口在上述外部与偶然因素的带动下出现高速增长时他们才凭借自身在行业中地垄断地位而获得巨额的红利，成为中央政府税收的坚实基础。只要我们在讨论中国模式时认识到中国近几年来导致国势兴隆的偶然和外部因素，就不难认识到当这些偶然和外部因素消失时国势兴隆的推动力也会减弱。假如美国这次真的因为汇率之争从贸易上制裁中国，上面描述的这个中国模式异常表现的因果链条就很有可能在最关键的一节被切断。到那时，中国模式的真正构成要件到底是什么，其根基是否坚固，换言之，国有企业的年利润是否还能达到一万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是否还能以每年一万亿的速度持续增长，才会面临一次真正的检验。仔细研究日本经济为什么陷入长期的停滞对今日中国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日本长期停滞的最重要原因不在于经济政策，而在于日本缺少一个形成领导整个社会实现根本性转变的政治意志以及贯彻这种政治意志的政治结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已经认识到日本模式出了大问题。然而，日本在90年代末先是在自民党内走马灯似的换首相，最后，好不容易出了个小泉，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赢得了政权来推动这个转变。然而他和他的追随者却误入新自由主义的歧途，盲目地向美国模式靠拢。其结果，日本不仅在经济增长上收获不大，而且把其经济体制原有的注重平的的强项丧失殆尽，在短短的几年里应是造出一个下层社会来。国际上一般认为这次民主党上台终于使日本有可能实现两党之间轮流执政的可能。民主党也提出了回归亚洲的新思路。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日本的想法并没有引起周边各国的强烈共鸣。日本能否走出困境仍然有待观望。同样道理，在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急速变化之际，能否建立一种政治结构不仅是中国能够形成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及时转型的政治意志而且使之得到有效的贯彻将是决定下一个30你案例中国国运的根本问题。[*] 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 原文标题为：《2008全球化选择：释放市场还是保护社会》，发表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7日

立宪政治未能成为五四运动的关键词，几乎是时代的必然。因为五四运动为自己所提出的任务，早已超出那个时代的立宪政治的容量。……尽管五四不乏"全盘西化"的言论，但相对于五四所提出的目标，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西方模式"化"得了中国。 毋宁说，五四在向中国提出问题的同时，也是向整个世界提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