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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比亚战火蔓延之际，《新国际》特别翻译比利时合作媒体「调查行动」（Ivesstig'Action）网络的这篇访谈稿。本文受访者莫哈梅德．哈珊（Mohamed Hassan）生于非洲衣索比亚，是当今国际知名的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专家。

Zero Hour in Benghazi by Nicolas Pelham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它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地抨击，是它们在理论上的反动。1944年，著名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冯．哈耶克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可被认为是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它带有激情地抨击了国家对市场机制自由运转的一切限制。冯．哈耶克认为，这些束缚之所以应被废止，是因为它们对经济自由同时也对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在当时，冯．哈耶克的矛头是直接针对英国工党的。英国即将进行选举，而1945年7月该党最后赢得胜利，其领袖克莱门特．理查德德．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冯．哈耶克的书所传达的信息可以概述如下：在他看来，英国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势必会导致与德国纳粹相同的灾难：现代奴役制。一、佩勒兰山的伙伴们1947年，当福利国家在战后欧洲占有一定基础时，冯．哈耶克曾在瑞士沃州区的韦维城市、佩勒兰山上这个名胜地的小研究所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聚会。在与会的学者中，不仅有坚决反对欧洲福利国家的人，而且有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反对者。 被他选中来参加1947年4月在这个度假村的公园旅馆召集会议的著名学者有：莫里斯．阿莱、米尔顿．弗里德曼、瓦尔特．李普曼、萨尔瓦多尔．德马达里亚加、路德维格．冯．米塞斯、米海尔．波拉尼、卡尔．波普尔、威廉．埃．拉帕尔德、威廉．罗普凯和利奥内尔．罗宾斯。这之会议结束后成立了佩勒兰山学会，这可说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共济会，而且组织得很好，努力散布新自由主义论点，并定期举行国际会议。 佩勒兰山学会的宗旨是，一方面反对凯恩斯主义和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团结政策；另一方面为创建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即强硬的和不受任何规章约束的模式奠定理论基础。在这一阶段形势对于这样一种事业很不利。事实上，资本主义不多几年之后被称为新资本主义，那时正进入一个经济扩展长波阶段。资本主义处于它的黄金时代。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是特别迅速和特久的。新自由主义派提出的关于国家对市场的某种控制可能导致危险的警告，看起来是不可信的。尽管如此，经济学界发生的专门反对社会调控的论战仍旧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冯．哈耶克与他的朋友反对这一时期的新平均主义（这是很有限的）。新自由主义派认为，这种受到福利国家鼓励的平均主义破坏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发挥才能的积极性，而大众的幸福是依赖这两点的。佩勒兰山学会的带头人藐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官方理论和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不平等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实际上是不可缺少的。西方社会正需要这种价值。新自由主义派的这些观点在长达20多年期间始终停留在「理论」状态。二、1974年的转折点1974年的“石油冲击”展现了战后世界经济的严重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部被卷入了经济衰退的漩涡，首次出现了以低增长和高膨胀为特征的滞胀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冯．哈耶克与他的同志断言，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工会（更加广泛地说是工人运动）的力量过大和破坏性。在他们看来，工会破坏了私人用于投资的资本积累的基础，因为工会在工资方面提出要求，也因国家在工会的压力下不得不断扩大寄生性的福利开支。这两种压力汇合在一起，压制了企业的利润，刺激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从而必然导致市场经济出现全面危机。根据这个推理，医治危机的药方只能是：一方面，维护强大的国家，使它有能力削弱工会力量和严格控制货币总量的发展（货币主义政策）；另一方面，节省财政开支，压缩社会福利支出，减少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货币的稳定性应成为各国政府的最高目标，在此目标下，严格限制预算是必不可少的。同时，要紧缩社会支出和保持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说建立一支「雇佣劳动者后备军」（失业者大军），用以削弱工会的力量。此外，还应该推行税制改革，刺激「经济主体」去进行投资和储蓄。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无非是要减少对高收入者征收的所得税和大公司的利润税。 这样一种重新出现的和起解救作用的不平均可以使因滞胀而处于困境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再现活力，而滞胀病的起因是受凯恩斯和贝弗里奇影响的政策组合，也就是说，是国家的反周期性干预（力求减轻衰退）以及社会再分配的后果。这些措施的总体扭曲了资本积累的正常流通和市场的自由运转，是起破坏作用的。根据这一理论，一旦实现货币稳定并使主要的激励机制重新活跃（压缩预算、限制企业的社会保险负担、放松管制等等），经济自然就会重新增长。三、撒切尔夫人、里根及其它领导人新自由派的这一纲领的支配权不是很快就可以实现的，应该说需要长达十年时间才能得到承认。起初，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的多数国家针对由1974年至1975年的普遍衰退引起的这一经济危机，力图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补救办法。尽管如此，从70年代末——准确地说是1979年——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已经明确地显示出来。就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个公开宣布实践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政府。一年之后即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随后在1982年，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击败社会民主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1982年至1984年，丹麦在保罗．施吕特首相领导下，一个明显右倾的联盟掌握了政权，而丹麦本来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福利国家的象征。接着，几乎所有的北欧国家，除了瑞典和奥地利，都转向右翼。这些年的“右转”浪潮使运用新自由主义处方所必需的政治形势重新结合起来，而这些处方被认为是能够摆脱经济危机的。1978年，“第二次冷战”随着苏联干预阿富汗和美国决定在西欧部署新一代核导弹（巡航导弹潘兴2型）而加剧。在战后各种类型的亲资本主义思潮中，新自由主义学派一贯是作为一个中心因素而构成一种非常凶恶的反共产主义的势力。在冯．哈耶克看来，反对“恶之帝国”——对人类的最彻底的奴役——的新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增强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潮流的吸引力，使欧洲和北美的新右翼支配权得到巩固。这样，在80年代，人们目击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可争辩的成力。四、掌握政权的新自由主义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实施是怎样的呢？英国模式是最纯粹的，同时英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也是开创性的。撒切尔夫人领导的各届政府压缩货币总量，提高利率，大幅度减轻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取消对领域流动（资本的进出）的控制，大幅度提高失业率，压制罢工，执行反工会法和削减社会开支。最后，实行广泛的私有化计划——按新自由主义信条的轻重次序来说，这是出人意外的延误——先从公共住宅开始，然涉及基础产业领域，例如钢铁、电力、石油和供水。这一整套措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新自由主义的全部经验中是最野心勃勃和最有系统的计划。 新自由主义在北美的变体不同。在美国，根本不存在类似欧洲那样的社会福利国家，里根及其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是与苏联的军备竞赛。这涉及到一个应能破坏苏联经济以及通过这种迂回方式颠覆苏联现行社会制度的战略。里根在国内政策方面同样是实这有利于富有者的减税，提高利率和摧毁他任期内唯一的一次重大罢工，即航空职员的罢工。尽管如此，事实上，里根不重视限制预算。相反，他却大胆从事空前的武器装备竞赛，结果导致巨大的军事开支，造成超出前任所有统治任期的极高国家赤字。此外，这是由国家直接和间接地补助一个庞大的工业部门。这是求助于一种古怪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其它国家都没有仿效它。这也是由于，唯独美国由于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重量，才有能力由这一政策造成的巨大赤字。在欧洲大陆，这个时期的右翼政府——往往起源于基督教民主主义——对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多少持保留态度。它们首先坚决主张货币紧缩和财政改革，较少关心大量缩减社会支出。它们并不坚决与工会对抗。尽管如此，这一政策与社会民主党在前一个时期所推行的政策之间的差别仍是非常大的。 当时，北欧的多数国家所选举出来的是实施不同版本的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右翼政府，而大陆南部——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以前执政的是佛朗哥、萨拉查、戴高乐，在希腊则是一些上校军官——已是左翼政府第一次执政。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讲的欧洲社会主义，这个时期有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西班牙的费利佩．冈萨雷斯、葡萄牙的马里奥．苏亚雷斯、意大利的贝蒂诺．克拉克西、希腊的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他们的出现是作为替代原来领袖的进步人物，依靠工人运动和民众，与里根、撒切尔、科尔和北欧一些国家政府的反动方针相对立。实际上，在最初一个时期，密特朗和帕潘德里欧至少力求实现再分配、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政策，这一试图展示了在南欧也实行与战后欧洲北部社会民主党类似的模式的前景。尽管如此，从1982年年末起，法国社会党政府的计划发展缓慢，1983年3月起开始明显受挫。这一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约束下，彻底改变了经济发展道路。它实行了非常接近新自由主义的方针，优先考虑货币稳定，控制公共支出赤字，在财政上向资本占有者让步。充分就业的目标已放弃，在80年代末，法国的失业率高于保守主义的英国，这一情况是撒切尔乐于强调指出的。 在西班牙，冈萨雷斯政府从未寻求实施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或再分配政策。相反，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政府执政初期，货币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工人社会党政府与金融资本关系十分密切，赞成私有化方针，它甚至有些泰然自若地面对接近国家就业人口20%的失业率，这在欧洲创造了最高记录。 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们以蛮横的态度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在实施彻底新自由主义基本纲领方面，历届工党政府甚至胜过右翼保守主义力量。新西兰确实是最极端的代表。那里的社会福利国家的解体是极为彻底的，并且是以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的，就撒切尔夫人在英国也未那样做。五、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局限性新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掌握支配权时的经历是这样的。起初，只有确定无疑的右翼政府大胆提出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略。随后，不同类型的政府，包括一些自称为左翼的政府也相继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可以与前者媲美的极大热情。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新自由主义是以宣布社会民主党为其主要敌人开始的，这一做法在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引起敌对反应。以后，自称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府在实施新自由主义方面表现得最为坚决。也有些例外。80年代末，在奥地利和瑞典，对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涌现表现出一些抵制。 然而可以说，佩勒兰山学会的思想在主要的经合组织国家取得了全面胜利。因此，提出下面这一问题也许是恰当的：在80年代期间，在工业化国家中，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权的有效具体实现是哪一些？新自由主义是否履行了它的许诺？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概观一下全貌。新自由主义最迫切的首要目标是遏制70年代的通货膨胀。在此领域，它是卓有成效的。通货膨胀率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由70年代的8.8%下降到80年代的5.2%，9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保持下降趋势，通货膨胀的降低也为重新提高企业利润率创造了一定条件，在这一领域新自由主义同样取得了实际成效，在整个经合组织工业国中，企业利润率70年代约下降了4.2%，80年代却增加了4.7%。如果人们考虑到整个西欧，那么企业利润率的上升就会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由减少5.4%变成增加5.3%。毫无疑问，运动的失败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它表现为80年代罢工次数急剧减少以及工人工资的下降或停滞。工会运动这一新情况——它的缓和越来越明显——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第三次胜利的结果，就是说，高失业率被认为是使整个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机制。整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在70年代为4%，到80年代则至少翻了一番。这一结果从实施新自由主义目标的角度看，是令人满意的。总而言之，收入之间的不平均——对新自由主义来讲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加深了。当雇员的购买力维持不变或有时已经减少时，各国的股市价值却不同程度地上浮，股价增加3倍或4倍。就这些与目标有关的问题而言——通货膨胀的降低、就业、工资和利润率——我们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纲领已经获得了胜利。不过，这一切措施都是被设想为达到一个历史目标的手段，即在国际范围内重新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恢复像70年代危机之前那样的平稳增长率。在这一方面，失败也是明显的，这是无可怀疑的。最大的问题是，在70-80年代期间，一直到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没有大的改变。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发展始终停留在脆弱和摇摆不定的状态，同50-60年代膨胀波的节奏相比相去甚远。六、危机与缓解为什么出现这一悖论式的结果呢？尽管创造了一切在制度上有利于资本的新的条件，但80年代的积累率——即在生产设备方面的有效净投资——只有极少量的增加。如与70年代的水平相比，它甚至减少了。在整个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投资率平均每年的变化是：60年代为5.5%，70年代为3.6%，在80年代期间期间为2.9%。曲线明显是下斜的。 由此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企业利润率的恢复没有重新推动投资？一方面，能够发现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的重要反应（比如：资本流动的自由，出售和购买债券的自由，新的金融产品的创立等）。这种放松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内在的一部份。但是这导致投机性的领域投资人的赢利超过生产性投资。在80年代，人们目击到国际汇兑市场的成交额空前高涨，货币交易飞速发展，比有关实际财富的商业贸易多好几倍。资本主义运作的食利一面，即寄生性的一面在这些年大大加强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失败的一面是，尽管采取了一切压缩社会开支的措施，但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并未大量缩减。80年代，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内，这一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仍处在平稳状态，甚至有所增大。这一形态可以用两个深层次的理由来加以解释：社会开支的发展是与失业相联系的，失业问题加重了国家预算负担，高达数十亿美元；另一方面社会开支的提高与居民领取退休金数额的增加也有关系。因此在90年代，对付社会保障计划应当是新自由主义的新措施的目标。 最后，当资本主义进入到新的极大衰退时，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现象：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公共债务达到令人吃惊的高度，尤其是企业和家庭的私人债务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记录，失业率更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90年代初期的衰退，经合组织国家内部的所有经济指数都是负数，经合组织国家失业人数已达3,800万，几乎相当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人口的两倍。 在这一剧烈危机的形态下，人们预期90年代会出现对新自由主义强大的反作用，这是有道理的。但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却获得了第二次活力，至少在它的诞生之地——欧洲是如此，尽管这一情况似乎不可理解。撒切尔主义在撒切尔下台后仍能幸存下来，1992年约输．马卓安在选举中获胜。在瑞典，80年代社会民主党曾抵制自由主义的冲击，1991年却被右翼统一战线击败。1993年，法国社会党遭到惨重失败。在意大利，1994年西尔维奥．贝鲁斯尼作为包括新法西斯势力在内的联盟的领袖获得了权力。在德国，科尔政府重新当选。在西班牙，右翼人民党领袖荷塞．马里亚．阿斯纳尔击败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七、来自东欧的冲击波在选举结果之外，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的活力还没有衰竭。私有化的潮流在一直到目前还对它相对地有所保留的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德国以及意大利——的出现就是一个证明。新自由主义的支配权在一些党和政府的行为中还有所表现，尽管它们在形式上是声称与新自由主义对立的。在美国，克林顿难道不是把预算赤字的缩小确定为首要任务吗？然后他又通过了一项倒退的苛刻反对犯罪的立法。这个论题被英国工党新的领导人托尼．布莱尔政府重新提起。这些党和政府的创新是受新自由主义因素支配的，而在这同一时间，这一纲领的实施在重新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已显得是无效的，在社会方面已表明是起破坏作用的。那么人们怎么解释90年代初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第二次活力呢？可以解释第二次活力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由1989年至1991年之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的失败提供的。这些事件正好在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局限性已在西方国家开始明确的时候发生。 这一“转型”的冲击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这一胜利是由“敌对的共产主义势力”本身的崩溃加以确认的——不是随便哪一个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恰恰是由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尔这些新自由主义代表性人物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造成的。东欧的后共产主义经济建筑师跟随新自由主义的潮流：波兰的副总理巴尔塞罗维奇、俄罗斯的财政部长（后来是总理）盖达尔、捷克的克劳斯。这些人物都是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坚信不移的门徒，他们完全藐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也就是福利国家的干预和混合经济，更广泛地说，也就是战后时期在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模式。这些政治领导人所设想和实现的私有化比西方国家实施的私有化更加广泛和迅速得多。那里的不平均也比经济合作组织国家更加野蛮，这表现为多数居民的严重贫困化。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那样毫不妥协。克劳斯不是公开抨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正统派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执行货币政策方面表现出可悲的软弱吗？克劳斯在伦敦《经济学家》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西欧的社会制度是受许多规章条例的束缚和过多监督的。福利国家连同它的全部慷慨大方的转账支付是不受任何准则限制或者不以当事人的努力和功绩为条件的，这就破坏了劳动的道德基础和个人的责任意识。公员是过分受到保护的。应该说，撒切尔主义革命，也就是反凯恩斯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革命，是在西欧的‘渡河码头’实行的，必须把它转变到对岸来”。 后共产主义国家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尽管有很大影响，但肯定要引起民众的反对。因此，1993年9月，前共产主义者在波兰选举中获胜。1994年在匈牙利和立陶宛也是这样。 不过，前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政府在实践和政策上的表现与它们的公开的新自由主义敌人的政策没有明显的区别。通货紧缩政策，公共服务缩减政策，私有化，资本主义的一个与黑手党联系的部门的发展，社会的两极分化都在持续。节奏也许更为缓慢，但方向不变。在这里，与西欧社会党政策的相似之处表现得很清楚。这两种情况都涉及新自由主义范例的温和变种——至少在话语方面，但并不总是在实践中——即右翼和官方左翼的共同的新自由主义范例的变种。因此，新自由主义者能够由于自己是规模巨大的、会持续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变革的领导人而洋洋得意。八、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室新自由主义在东欧取得胜利的影响在地球的其它部份，尤其是拉丁美洲显示出来了。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第三大试验场地。事实上，尽管某些大规模私有化措施在经合组织国家或东欧某些国家创始以后才在拉丁美洲被采用的，这个洲却是第一次系统地运用新自由主义经验的证明。我在这里要援引1973年9月智利军事政变之后在皮诺切特独裁下的情况来说明。这一政体的“功绩”在于宣告当前历史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周期已经开始。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立即以非常冷酷无情的形式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纲领；放松管制、大批失业、镇压工会、有利于富翁的财富再分配、公共部门的私有化。这一切的开始差不多比撒切尔早10年。在智利，皮诺切特的经验更直接受到北美理论的影响，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理论的影响比奥地利的冯．哈耶克的影响更为直接。值得强调指出的是，7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智利的经验使英国撒切尔夫人的顾问们很感兴趣。而且在80年代，这两个政府之间建立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当然，新自由主义在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是废除民主制和建立一种二战以后最残暴的独裁制。 民主政体本身——正如冯．哈耶克不断地重的那样——从来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心价值。他解释说，如果按照民主制而取得多数的民众决定干涉每一个经济主体按自己的想法处理自己的财产和收入的绝对权利，那么自由和民主就很容易成为不可调和的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弗里德曼和冯．哈耶克可以对智利的经验表示赞赏，却不致使自己的理论丧失条理，也无需在原则方面进行妥协。由于智利的经济在皮诺切特政权下以比较快的节奏发展，这一点是与受新自由主义纲领支配的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一样的，因此他们就更加能为自己的赞赏辩解了。况且，这一发展节奏在后皮诺切特政体下仍继续保持，而这些政府基本上是采取同样的经济方针。如果说智利的经验可以给经合组织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引路，那么拉丁美洲国家也成了将来在东方实施的计划的试验场地。我在这里指的是1985年以来玻利维亚实施的「改革」。美国经济学家，年轻的经济良师杰弗赖．萨克斯在玻利维亚试验了他的休克疗法并作了调整，然才向波兰和苏联提出类似的建议。在玻利维亚，强制实行结构调整的计划不需要像在智利那样镇压强大的工人运动。结束过度通货膨胀是首先宣布的目标。执行杰弗赖．萨克斯试验的政治制度并没有采取独裁专制的形式，它是领导1952年革命的民众主义政党的继承者。 由此可见，智利和玻利维亚起了新自由主义实验室的作用。但一直到80年代末这些实验在拉丁美洲还是例外。在墨西哥，1988年卡洛斯．萨莱纳斯．德．戈塔里任总统时才开始明显地转向自由主义。接着是1989年卡洛斯．梅朗在阿根廷当选和同年卡洛斯．安烈．佩雷斯在委内瑞拉开始他的二个总统任期。最后是1990年秘鲁选举阿尔维托．藤森为总统。这些政府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在当选之前向居民说明所要实施的政策的内容。相反，梅朗．佩雷斯和藤森都明确许诺要执行与他们在80年代的反民众主义措施相反的政策。对于萨莱纳斯来说，众所周知，如果没有革命制度党大规模的选举舞弊，他是不会当选的。 从这四个试验来看，有三个在反对过度通货膨肪方面已立即取得显著成效——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唯一失败的是委内瑞拉。差别是巨大的。事实上，由于存在着把强大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行政机构，就已经为通货紧缩、急剧的放松管制、失业率上升以及私有化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在墨西哥，由于革命制度党实际上是唯一的党，因此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相反，梅朗和藤森却必须从事革新，即紧急立法、修改宪法或自行策划政变。这一种类型的专制政治未能在委内瑞拉实施。 尽管如此，如果得出结论说只有专制政体能够在拉丁美洲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那是危险的。玻利维亚的情况是，所有在1985年之后当的政府——不管是帕斯．萨莫的还是桑切斯．洛萨达的——都执行同一个纲领，这表明即使采取反民众主义的镇压措施，专制政治本身也决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玻利维亚经验提供的教训是：过度通货膨胀——对于占极大多数的民族来讲，每天都可能由此引起贫困化的结果——能起促使人们「接受」粗暴的新自由主义措施的作用，而非独裁的民主形式却可以保持下来。1987年，巴西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本人国际金融组织的一名成员，也是智利皮诺切特政府经验的赞赏者）透露真情说，当时，即在萨尔纳任总统时期，巴西的严重问题并不像世界银行官员所散布的那样是由于通货膨胀率过高引起的。他声称通货膨胀率太低，并坦率地讲：我们希望障碍被冲破。为什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在巴西，我们需要过度通货膨胀，以便创造条件，推动民众接受极端通货紧缩的做法，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通货紧缩是必要的。过度通货膨胀在巴西已经开始，为了启动新自由主义纲领，各种条件都已具备，却不需要独裁手段……。九、新自由主义的三条经验教训我有意识地既强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也强调其思想力量，也就是说，强调它的活力和它在理论上的不妥协性，以及它在短期内还不会枯竭的能动性。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短期内有效地作出对应，就必须突出它的这些特点。如果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不稳定的或是不符合时代的，将一个危险的幻想。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敌人，它在最近这些年间已取得了许多胜利，尽管不是无法战胜的。如果我们试图指出各种可能超越现实的新自由主义的远景，如果我们力求在思想、政治、文化方面进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那么我们不能忘记它为我们提供的三条经验教训。 1、敢于反对某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冯．哈耶克、弗里德曼和他们的朋友们的功绩（在今天所有聪明的资产阶级心目中这是一项功绩）在于，他们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情况提出激烈的批评，而在那一时刻这种批评恰恰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尽管如此，他们长期坚持一种处于边缘地位的反对派态度，而当时得到公认的「智慧」和「科学」，就算没有认为他们是疯子，也是把他们当作怪物的。他们一直坚持到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并且出现能使他们的纲领得到具体实施的历史可能性的时候。2、在思想观点上不要违心，不要同意调和原则。新自由主义理论是极端性的，缺乏中庸之道是它们的显著特点。对于那个时代的具有正统思想的人来说，它们是破坏偶像的理论。尽管如此，它们并没有丧失有效性。相反，正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彻底性和思想上的坚定性，才使它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如果用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潮发明的流行用语来说（这些思潮是准备吞下折中主义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思想的对立面。 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曾经全盘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它在实践方面是无效的。相反，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如此毫不妥协，右派政府才能采用激烈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就其基础本身来说，提供了一种最高纲领，政府可以从其中用最适合当时情况的成份以及甚至最制度语境的成份。在这一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的「最高纲领主义」是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它提供了一个根大的激进措施的宝库，这些措施可以用于各种情况并且可以随不同情况而加以调整。与此同时，它证明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自己的囊括社会一切方面的能力和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观的载体而发挥作用的能力。 3、不承认任何已经确定的体制是不可改变的。当50年代和60年代新自由主义是一种被蔑视和边缘性的思潮时，在那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圈子里不能设想可以在富裕国家造成4000人失业而不致引起社会爆炸。要公开声称应当以积极的价值（为了社会的活力而扩散不平等）的名义将收入从贫民向富人重新分配，在当时也是不能想象的。不仅对石油（开采），而且也对自来水、邮政、学校，甚至对监狱实行私有化，同样是不能设想的。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当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期的经济衰退过程中发生变化时，这一切都被证实为可行的了。新自由主义的信息在某种程序上激活了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体制，不管多么神圣或多为人所熟知，都不是在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加柔韧可塑得多。十、超越新自由主义在提醒人们注意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以后，我们将怎样设想超越新自由主义？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个可能的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三个因素。 1、价值。必须在价值领域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突出平等原则作为衡量一切真正自由的社会的中心准则。平等不是像新自由主义所确认的那样意味着均一性，而是相反，只有平等才意味着真正的多样性。 马克思的公式仍旧保持着它的多元主义力量：“……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哥达政纲领批判》）在这个关于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的观念中，明显地表述了个人的需要、性格和才能之间的差别。 这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指每个男女公民都有现实的可能按自己选择的模式，在没有由别人的特权造成的匮乏和劣势地位的影响下生活。不言而喻，这种平等要从平等地获得保健、教育、居住和劳动的机会开始。在其中每一个领域，市场都不可能保证普遍获得这些不可缺少的方面的需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只有公共权力能保证人们普遍获得高质量的治疗、知识的发展、稳定的就业以及对所有的人的社会保障。 在这一意义上，必须绝对地维护福利国家原则。尽管如此，不应当仅仅捍卫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要扩大社会保障的网络，但并不是必须把它交给一个集中制的国家来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建立一种与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还在生效的体系不同的财政体系。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等国的财政体系中的金融腐败和道德腐败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有钱人逃税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特有的现象。这也是而且愈来愈是第一世界国家的特权阶层的行为。如果说要求一个集中制国家提供服务并总是公正的话，那么为这些服务获得必要的财政来源却应当始终是这种国家的一个职能。为此，需要一个能挫败特权者的抵抗并且阻止资本外逃的国家，这就要求进行财政改革。发表忽视这一需要的反国家统制主义言论是蛊惑人心的做法。 2、所有制。新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壮举无疑是国有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反社会主义十字军在这一领域实现了它的目标。这件事的悖论在于，新自由主义在投身于这些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计划时必须发明新的私有制类型。例如，可以举出捷克或俄国向公民无偿分配证券，使他们有权获得新的私有企业的股份。这种做法将成为并且已经成为一场闹剧。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的股份实际上被外国投机家或本国的黑手党买去。尽管如此，这些做法证明，像我们国家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传统形式决不是不可改变的。由此可见，新形式的人民所有制会被发明出来，这些形式将使一些职能同资本主义类型企业中极端集中的权力分离开来。 目前左派正在就人民所有制的新形式这一论题展开讨论。讨论是在西方国家内部酝酿的，但这个题目并不仅仅涉及发达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3、民主制。新自由主义敢于公开断言：我们的代议制民主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价值；相反，它是一个就内在本质来说不合适的工具，它很容易超过限度，而且事实上已变成这样的了。新自由主义煽动者发出的信息是：我们需要更少的民主。例如，他们因此强调建立一个在法律上完全独立于（不管哪一个）政府的中央银行的重要性，或者坚持要在宪法中写下禁止任何财政赤字的规定。 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接受这一“解放性的”教训并且把它颠倒过来。我们认为民主制——就它现在的情况而言——不是一个偶像，不能把它当作人类自由的尽善尽美的表现来崇拜。这是一个暂时的、不完善的形式，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但是根本的方向应当和新自由主义所指出的方向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民主。这不是意味着——情况应当说是很清楚的——人们设想的选举制度的简单化，即放弃比例代表制而实行机械多数制。同样，更多的民主并不是意味着保留或加强总统制。费新录、 殷叙彝译

西班牙《起义报》2月9日文章，作者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英文 Sami G. Hajjar (1980). The Jamahiriya Experiment in Libya: Qadhafi and Rousseau.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8, pp. 181-200.

访谈，英文

批评者认为，这种方式让美国军方得以在网络上制造出一种错误的舆论导向，屏蔽了那些不被美国军方接受的观点，将不符合他们军事目标的评论或者报道拒之门外。而这种做法也会招来其他国家私人公司以及无政府组织纷纷效仿。此外，这种利用虚假身份在网上发言的行为还会带来法律后果，因为在美国伪造或盗用他人身份同样是违法行为。

The Libyan uprising is entering its fourth week. The courage and persistence of the Libyan people's efforts to overthrow Gaddafi have been met with ongoing regime brutality ranging from shoot-to-kill policies to the indiscriminate use of artillery against unarmed civilians.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no-fly zone,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issued a resolution imposing tough measures against the Libyan regime including an arms embargo, asset freeze, travel ban and a referral of the situation in Libya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for investigation.The desire to act in solidarity with the Libyan people demands that we assess the available options against the core principle of legitimacy that any intervention must satisfy: Do no harm (that is, do not do more harm on balance by intervening).The likelihood that coercive intervention would satisfy this principle is severely constrained when evaluated against the historical record, logistical realities, and the incentives and interests of the states in a position to serve as the would-be external interveners.Put simply, coercive external intervention to alter the balance of power on the ground in Libya in favor of the anti-Gaddafi revolt is likely to backfire badly.The attendant costs would, of course, be borne not by those who call for intervention from outside of Libya but by the Libyan people with whom we hope to show solidarity. In what follows we argue that embracing the call for solidarity requires a much more careful appraisal of the interventionist option, precisely because the potential risks will be borne by Libyan civilians.Mixed motivationsOf the arguments against intervention,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draws on an assessment of the long history of external interven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There is no need to rehearse that history here since the failure of such past interventions to advance the humanitarian welfare or political aspirations of local populations is well-established. But because the possibility of intervention is debated in some circles as if the starting point is a clean slate, it is important to begin by recalling this dismal history. For instance, the imposition of a no-fly-zone on Iraq did little in and of itself to shift the balance of power against the Saddam Hussein regime, but it did result in the deaths of hundreds of civilians.Further, the no-fly zone served as a predicate for the subsequent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Iraq insofar as the ongoing use of this coercive measure against the regime from 1991 until 2003 was cited in support of the argument that there was "implied authorisation" to forcibly topple the regime.While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 are often invoked in defense of intervention, humanitarianism is far from the only issue on the table. Other reasons that have been adduced in favor of intervention in Libya include vindicating international norms, re-establish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US in the region, preventing spill-over of the refugee crisis into Europe, and the stabilisation of world oil markets. The Libyan people are struggling to change their regime on their own terms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presume an overlap between these various logics of intervention and their interests.The historical record clearly establishes that an external regime change intervention based on mixed motives - even when accompanied with claims of humanitarianism - usually privileges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interveners and results in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for the people on the ground. Indeed, the discord currently evidenced among Western powers concerning intervention in Libya is precisely based in their doubts as to whether their strategic interests are adequately served by such a course.The incongrue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external interveners and those on the ground in Libya is already apparent. Beyond their eleventh hour timing, serious mobilisations for intervention on the part of Western powers were issued only after most Western nationals had been safely evacuated from Libya.The fact that outside powers were unwilling to act while their nationals were on Libyan soil demonstrates their understanding that treating the regime with coercion may lead to civilian deaths either directly as a result of an intervention or indirectly through reprisals against civilians identified as opponents.Furthermore, the evacuation channels made available to Western nationals – airlifts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 were not and are not being offered to Libyan civilians nor African migrant workers trapped in Libya. If the humanitarian welfare of civilians in Libya were paramount, they, too, would have been offered this secure escape route. Instead, once Western nationals were safely out of harm’s way, coercive measures were adopted without any effort to protect or evacuate the civilians that were left behind in Tripoli and beyond.No-fly zone, local calls, and solidarityTo be clear, we are not categorically rejecting any and all forms of intervention irrespective of the context. Instead, we reject forms of intervention that, on balance, are likely to produce more harm than benefit. This is a context-specific determination that requires an assessment of the forseeable consequences of particular proposed interven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context in Libya today we are critical of current proposals for intervention in light of the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of would-be interveners and th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intra-Libyan political dynamics on which they rely. There ar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a no-fly zone might conceivably serve a humanitarian purpose.In particular, if air strikes were the principal means by which the regime was inflicting civilian casualties, there would be a much stronger case for a no-fly zone. Though the military situation within Libya remains unclear, the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is available suggests that Gaddafi’s artillery poses a more serious threat to both civilians and rebels than air strikes.In addition, the regime's aerial assaults have primarily employed helicopter gunships, which would be difficult to counter through a no-fly zone because they fly lower and are harder to target than warplanes.Further, the no-fly zone imposed through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volves attacks on Libyan runways, radars, and anti-aircraft artillery installations with the potential for significant "collateral damage" against civilian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A no-fly zone that risks killing Libyans would also run the risk of strengthening the regime's hand by enabling Gaddafi to style himself as an anti-imperialist defender of Libyan sovereignty.Rather than persuading elements of the military and air force to defect, such a move might produce a counter-productive rally-round-the-flag effect in parts of Libya still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regime.The fact that for logistic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a no-fly zone poses a serious risk of backfiring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But it is not the only reason to question whether heeding local calls for a no-fly zone necessarily represent an act of solidarity.Fragmentation riskFurthermore, a response to calls emanating from one region may risk fragmenting the country. The fact that we know so little about the domestic context among non-regime actors in Libya is precisely the reason that the types of external intervention currently taking place are likely to backfire.The desire to act in solidarity with local Libyans struggling for their liberation is important. But without a clear sens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a particular intervention – or the interests and diverse actors likely to be impacted – there is no way to satisfy the do-no-harm principle. Notwithstanding the provenance of the no-fly zone – whether within Libya or the Arab League – and their attendant "authenticity" or legitimacy, we cannot justify intervention unless we can appraise its likely consequences for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with whom we are allegedly acting in solidarity.This difficulty is further compounded by the fact that neither the Western nor Arab powers currently calling for intervention have a record of privileging particular domestic partners based on the interests or aspirations of local populations. There is little reason to expect that Libya will be exceptional in this regard, particularly in light of the mixed motives of any potential intervener.We do not argu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no obligation to support Libyan civilians. To the contrary, we strongly believe there is such an obligation, but that current coercive options pose serious risks to the Libyan population with little concomitant benefit in terms of humanitarian protections.The interests of potential external interveners are not well aligned with those of Libyans on the ground beyond that of regime change.Further, the identities of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intervention reinforce concerns about such proposals. Many members of the Arab League are currently undertaking repression of democratic uprisings against their rule. The legitimacy and representativeness of any call they issue should be called into question by their own internal anti-democratic practices.As Saudi troops operate in Bahrain to shore up the defenses of an authoritarian ruling family against its own people, the bankruptcy of calls for intervention in Libya by members of the GCC and the Arab League is evident.Members of the Group of 8 are also compromised by their ambivalence towards democratic demands met with repression by their regional allies and their own long history of brutal interventions and direct support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ICC referral 'counter-productive'Libyans have already made great inroads on the ground and without external support towards a goal of regime change in which they will determine the day-after scenarios for their country.To dat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done little to aid, and may have undermined, Libyan efforts at liberation. For instance, the call for an ICC referral in th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was most likely counter-productive. The first priority should have been a negotiated exit strategy for Gaddafi and his family, not unlike the path already paved for the other recently deposed Arab despots, Ben Ali and Mubarak.Instead, by immediately referring the regime for investigation by the ICC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signaled to Gaddafi that neither he nor his children will be allowed to go quietly, potentially redoubling his resolve to fight to the last.Allowing a negotiated exit to exile in an African or South American country would not have precluded a subsequent ICC referral, but might have facilitated an early end to the violence currently ravaging Libya. Further, the same resolution that referred Libyan authorities to the ICC contained a specific exemption from ICC jurisdiction for foreign interveners not party to the Rome Statute, anticipating and providing impunity in some cases for civilian deaths that result from possible UN Security Council-authorised operations in Libya down the line.The ICC referral has been described as an attempt to incentivise those around Gaddafi to defect. Rather than vindicating international accountability, this logic of incentives suggests impunity for last-minute defectors notwithstanding decades of crimes against the Libyan population.At its most basic, the ICC referral represents the triumph of a set of international goals (vindicating a constrained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accountability through the Libyan regime) over the immediate interest in an early resolution of the Libyan crisis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 a regime exit strategy. This privileging of international over local interests is typical of 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would only be exacerbated by options involving the use of force.Useful assistanceWe argue for forms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that reverse this privileging and begin from the known interests of Libyan civilians. At a minimum, resources must be mobilised to offer relief supplies to the Libyan population that is currently outside of the control of the regime (bearing in mind some of the problematic dynamics also associated with such forms of "aid").Urgent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addressing shortages of medical supplies and provision of essential foods and clean water. Beyond these basics, an evacuation corridor for civilians – including non-Libyan African workers trapped in the territory – should be secured and responsibility for shouldering the burden of refugee flows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to Tunisia and Egypt.To the contrary, rather than imposing these costs on Libya's poorest neighbors –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ransitions of their own – Libya’s relatively wealthy northern neighbors in Europe should be absorbing a much larger share of the costs, human and material, of offering refuge to fleeing civilians.The fact that the airlifting of Libyan and other African civilians to safety out of Tripoli is an option that is not currently on the table speaks eloquently to the misalignment of priorities. Dropping the xenophobic European rhetoric on the "dangers" of African immigration would also have the benefit of removing one of the Libyan regime's major levers with the EU.As Gaddafi threatens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s by which he has been warehousing African migrants at Europe's behest, he lays bare the cruel logic of tacit alliances (based on immigration, energy, and security interests) that has long lent support to his rule.A Europe willing to take concrete steps to facilitate the evacuation to its own shores of civilians who wish to leave Libyan territory regardless of nationality would at least have broken with its record of shameful complicity in regime brutality.Acting in solidarity with the Libyan people within a do-no-harm principle presents many constraints and frustratingly few options. This is not because of an absence of concern for the interests of the Libyan population but because there are few good options beyond the provision of relief supplies and evacuation channels.Support Libyan rebels?There may be other alternatives short of external coercive intervention that might be considered – such as sharing tactical intelligence with Libyan rebels or jamming regime communications – though such options would have to be carefully evaluated in light of potential risks.By contrast, overt and covert coercive options ranging from no-fly zones to arming Libyan rebels or using regional commandos to train them all implicate external actors in altering the balance on the ground in unpredictable ways.To engage in such coercive strategies without being able to evaluate the full range of consequences amounts to subordina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Libyan people to our own sense of purpose and justice.We strongly advocate creative strategies of solidarity with the Libyan people while underscoring that calls for coercive external intervention do not qualify. Indeed, it is possible that demands for Western support to the rebels may already have done more harm than good.In the end, we argue for humility in imagining the role we might play in the course of Libyans' struggl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neither entitled to take the reins today nor dictate the post-regime scenario tomorrow. Further, those of us who wish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Libyans from outside of their country must recognise that we may not be best placed to identify which local actors enjoy broad-based support.Solidarity cannot be reduced to the diplomatic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nor to arguments for external intervention.In the end, we counsel acting from the outside only when our actions are clearly aligned with the interests of Libyan civilians. Imaginative strategies to offer much-needed relief and refuge to Libya’s vulnerable population represent a challeng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yet to meet. That is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transnational solidarity.Asli Ü. Bâli is a professor of law at the UCLA School of Law.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lso include comparative law of the Middle East.Ziad Abu-Rish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in UCLA's Department of History. He is the co-editor of Jadaliyya Ezine.  The  article above first appeared on Jadaliyya.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article are the author's own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Al Jazeera's editorial policy.

日本的大国外交在其非洲政策上有明显的反映，日本对非援助政策的目的就在于获得非洲的资源以维持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基础和争取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入常”以成为政治大国。而随着非洲逐渐成为大国角逐的舞台，在大国化之路不断迈进的中日两国如何在这个舞台上谋求合作也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战后日本的大国外交   战后日本的大国外交是它实现国家大国化的必然结果，是以它固有的大国意识为背景的，这种意识在外交战略上的表现就是它的大国主义外交路线，这条路线是战后日本大国外交的基本路线。具体地说，战后日本的大国化过程包括它与相关大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展开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两个方面的问题。 1、日本的大国化与大国外交 谈日本的大国外交必须从其固有的大国意识说起。大国意识是我们观察现代日本的一个重要角度，因为至少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由一个东亚小国逐渐实现现代化并最后成为军事大国的过程，主要表现了这种意识的实践过程；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上恢复了经济实力并成为经济大国，进而企图成为政治大国的事实又再次表现了这种意识的生命力。 所谓大国意识就是指一国凭借自己的综合国力，试图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的优越感和自觉意识。这种意识从追求国家的大国目标的意义上看，也可以称之为大国志向，而从作为大国的优越感和自觉意识的意义上看，则可以称之为大国意识。回顾近代以来日本国家目标的制定和实践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在大国意识支配下实现大国化的过程。 另外，大国意识在外交战略上的表现主要是它们的大国主义路线。当然，这里谈它的大国主义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小国主义思潮，石桥湛三的小日本主义便是这种思潮的表现，但这种思潮在战前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就战后而言，日本的小国主义路线除了左翼主张的拥护和平宪法，实行中立主义之外，也包括战后初期韬光养晦，追随美国的吉田主义路线。然而，虽然五、六十年代，小国主义路线影响着日本的主流思想，但是，这条路线在六十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便开始逐渐被大国主义路线所取代。 本文所说的大国主义路线就是在大国意识支配下实现日本大国化的路线，概括起来说，战后日本的大国化包括它为摆脱“战后状态”与相关大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展开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两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大国外交方面，即使在五十年代小国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日本政府还是为自己成为正常国家而努力过，如关于战后最大的“悬案”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主张向美一边倒的吉田茂也做过努力。1954年底，他访问欧洲企图游说欧洲各国去说服美国，同意日本恢复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但是，因为当时时机尚未成熟，结果吉田茂无功而归；到了1956年，吉田茂的后任鸠山一郎解决了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问题；1960年，岸信介通过日美安保条约的改定实现了日美关系对等化；随后，在七十年代初，佐藤内阁收回了冲绳的行政权；1972年田中角荣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至此，日本终于基本上解决了与相关大国的战后处理问题，为今后展开大国外交奠定了基础。 2、国际贡献与大国战略 关于日本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的问题，其实就是日本在国际社会发出声音，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实力的问题，它是日本大国化的重要方面。战后日本从专心恢复经济到提出综合性的大国战略思考，经历了由注重地区经济利益向关注国际贡献的转变过程。 本文说的注重地区经济利益是指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日本提出的外交政策三原则和福田主义。所谓外交政策三原则是指1957年岸信介在日本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以后提出的外交基本方针，包括“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和“坚持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立场”。概括地说就是在追随美国的前提下，以联合国为框架，把亚洲、主要是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作为日本发展的基础。福田主义则是在日本的经济进出引起东南亚各国不满的背景下，1978年福田赳夫访问东南亚时提出的外交政策，其内容包括“日本不做军事大国”、“与东南亚国家构筑心心相印关系”和“为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作贡献”。 不过，外交政策三原则与福田主义还不能说是日本外交的综合战略，因为尽管其中也表现了日本在利用联合国等国际机制的意愿，但是对美追随仍然是它外交的基本方针，这个时期日本的大国意识还主要表现为以援助的名义获取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它的政策的经济色彩还比较浓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而发挥政治作用对世界作贡献的志向还没表现出来。 日本从战略上关注国际贡献还是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的。这时，原来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所承诺的不做军事大国原则被中曾根补充解释为要做政治大国的志向。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对一向以“支票外交”为主的对外援助政策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更加注重从作为一个大国而分担国际责任的角度来诠释自己的对外援助政策，特别是“入常”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 进入21世纪以后，安倍提出了“价值观外交”的理念，这个理念颇有大国主义外交战略的色彩，它是一个包括“自由与繁荣之弧”和“日美印澳”四国同盟意图在内的战略构想。尽管它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战略，既没有注意到中国和非洲的作用，也无助于日本实现“入常”的愿望，尤其是它的“日美印澳”同盟构想因为没有得到美、印、澳三国的赞成，所以不能构成日本开展大国外交的有效框架。但是，“价值观外交”毕竟是日本自战后以来从世界战略的角度综合考虑其外交理念的第一次尝试，特别是“自由与繁荣之弧”为日本的对外援助提供了理念根据。 到了福田内阁，虽然不再提价值观问题和“自由与繁荣之弧”，但是，大国外交志向却一点没有降低，只不过福田大国外交的着眼点在于横跨太平洋的亚太地区，同时对非洲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而已。   二、大国外交与日本对非洲政策的变化过程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国化就是指它实现与相关大国的正常化推行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的过程，其实，在日本解决了与相关大国的关系正常化之后，在全球性问题上发挥大国作用就成了他们外交关心的焦点，而非洲的发展问题便自然成了日本推行大国外交和为国际作贡献的重点地区。概括起来，日本对非洲的关注经过了冷战期间的低调时期、冷战结束后的积极时期和进入新世纪后的全面重视时期。 1、冷战期间的低调对非洲政策 冷战期间，日本对非洲一直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它的政策主要是在美苏冷战的框架下有限展开的。 非洲大部分国家虽然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获得了独立，但是，经济上却不能自立。所谓非洲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困问题，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地区，贫困人口不断增加，那里人均收入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是世界平均数字的两倍，所以解决非洲的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然而，就日本来说，冷战期间它对非洲的认识并没有重视到这个层面。尽管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对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非洲一直采取敬而远之，或者说是鞭长莫及的态度，使得它没有在非洲留下殖民统治的恶名。但是，在冷战的背景下，非洲注定要成为美苏两个集团争夺的对象，日本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其非洲政策也就不能不带上强烈的冷战色彩。 当时，日本对非洲外交的着眼点不仅不在于贫困问题，也不在于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人种差别和民族自决方面，而是注重阻止苏联的渗透和扩张，顺便逐步扩大自己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以确保获得资源和市场，外交的目标也只是加强与那些亲西方和不结盟国家的关系。 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独立运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日本开始与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而展开通商、贸易往来，还通过民间团体的交流在发展经济、实行援助和反对殖民主义等方面与非洲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但是，由于日本社会向来对非洲的关心度不够，所以，整个六十年代，日本对非洲的出口除了南非一度还能占到出口额的10％之外，其它国家所占的比例一直比较低。 日本开始认真关注非洲问题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中曾根康弘提出要当政治大国之后，它才开始进一步加强了对非洲的援助。尽管如此，大多数日本人对非洲的兴趣和热情还是很有限的。 2、冷战结束后的积极政策 日本真正以大国的姿态开展对非洲外交还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特别是围绕非洲的冷战结构发生了变化，西方各国都在加紧与非洲接触，“非洲问题”也逐渐成了G8峰会的主要议题，欧美各国纷纷解囊相助。但是，因为这时欧美已经显现了筋疲力尽，在援助非洲方面略感力不从心，所以它们更期待日本增加援助，并认真对待非洲的贫困问题，这便给日本政府改变过去低调的消极政策，实行大国外交提供了机会。“非洲发展会议”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冷战的结束确实给日本在非洲树立大国形象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日本表现出了积极的姿势，逐渐成了援助非洲的主角。特别是日本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要求，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合作，于1993年召开了首次“非洲发展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号召全世界帮助非洲谋求发展。1998年和2003年，又分别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议，先后发表了“东京行动计划”和“TICAD10周年宣言”。 “非洲发展会议”所涉及的领域是广泛的，特别是第二、三次会议，主要强调了减少非洲贫困和世界经济的统合，特别对教育、医疗、人口、贫困等社会发展领域以及工农业、外债等涉及经济发展的领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另外，会议还着重强调了非洲的良政、纷争预防、纷争结束后的发展等三个领域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数值目标和政策行动方案。 为了落实上述理念，2001年和2004年又分别在东京召开了TICAD部长级会议和“亚非贸易投资会议”，提出“实现和平”、“以人为本的开发”和“通过经济发展实现消除贫困目的”的三根支柱，日本还提出了重视“人的安全保障”概念。 日本的对非洲政策是由外务省直接管理的。外务省主导的日本对非洲的援助主要是通过NGO和ODA两个轮子的同时运转来实现的，即所谓“二元外交”。特别是日本通过NGO进行的“草根援助”在非洲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具体做法是日本外务省对于星罗棋布的NGO组织在政策和宣传方面给以指导，甚至委托NGO“承包”援助项目。NGO组织也通过国际会议、各种研讨会、甚至直接沟通与外务省保持着密切关系。 总体来说，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对非洲的援助基本上是积极的，如1998年第二次会议后，日本便提供了900亿日元援助。尽管后来一度有所减少，如2003年的三次会议后，只提供了10亿美元援助。但日本基本上还是非常重视对非洲的援助的。如2005年4月，日本决定用3年时间将对非洲的援助增加一倍。日本对非援助的大部分是免除债务和日元贷款，其中无偿援助所占比例比较少。 由日本牵头召开的“非洲发展会议”，其实是由日本政府与联合国非洲特别调查室（OSAA）、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非洲全球联盟（GCA）以及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以非洲发展为主题的国际会议。这种由西方大国倡议发起的“非洲发展会议”，尽管强调了冷战以后国际社会应该对非洲提供积极支援，也提到亚洲的经验和非洲的开发的可借鉴性，甚至进而提出了推进南南合作问题，但同时，因为冷战结束后不久，非洲问题的解决也未能马上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在援助方面，它们提出援助到什么程度要看非洲的努力程度，其所指是非洲在民主化和良政方面努力的程度，也就是说，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对非援助是有政治条件的。如第一次非洲发展会议就因为苏丹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而拒绝了苏丹的参加。 对此，非洲国家是怀有不满情绪的，它们需要的是及时而真心实意的援助，而不是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一位非洲外交官就指出：现在需要一个新的会议框架，一个能够真正探讨问题的框架，非洲发展会议不是谈话节目，不能只靠嘴上说。驻东京的非洲大使组成的“非洲外交团”在给日本外交省的请愿书中也提到：我们不得不对非洲发展会议提出一些疑问，这个会议到底能够给我们非洲带来什么？ 尽管如此，日本在援助理念方面基本还是与西方国家看齐的。日本1993年《外交青书》就指出：“日美欧先进民主主义国家拥有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等共同的价值观，还拥有占世界GDP70％的财富和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日本要帮助非洲国家举办选举，推动民主进程，以促进非洲地区的和平。 3、福田内阁的对非洲政策 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开始全面重视非洲问题，特别是福田内阁因循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目的，即继续努力实现日本的大国化。当然，福田外交与他的前任比还有务实的一面，特别是他的非洲政策框架既不同于冷战期间的低调特点，也不同于冷战结束后的意识形态特点，相反，他是以淡化意识形态，实现日本“和平与合作国家”目的以及与发展中国家“自立与共生”为理念的。 关于福田的“和平与合作国家”目标，可以从福田与安倍外交的比较中加以理解。比如，从福田与安倍在推行日本大国外交时侧重点的不同，可以看出，福田既没有把日本大国外交的主要手段，即对外援助的重点放在“自由与繁荣之弧”上，也没有把“日美印澳”构想作为日本实现大国外交的基本目标。福田强调发展的前提是和平与合作，他认为“和平与合作”是日本外交的基础。 具体地说，就是福田提出的外交政策理念是把“和平与合作国家”作为日本大国化的目标，把非洲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地区，倡导亚洲太平洋国家把30年来的发展经验和力量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可见，福田的外交是务实的，没有把意识形态问题放在首要位置。 关于“自立与共生”，意思是说，日本的援助哲学是“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用日本外相高村正彦的话说，就是如果被援助国自己不想发展的话，那么无论怎样支援，100年后也还是要依赖支援。而如果援助国对自助努力的国家进行帮助，那么15到20年后，接受支援的国家也可以变成支援别国的国家。所以，日本主张对非援助主要是援助非洲在自立方面的努力。 2008 年5月在横滨召开的“非洲发展会议”是福田内阁展示非洲政策的重要舞台，会上日本提出了加速非洲经济发展的问题，表明了日本对非援助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以政府开发援助带动投资、农业支援等。 另外，在日本此次提出的对非洲援助计划中，除了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以外，还特别提出了防止该地区环境进一步恶化的主张。 另外，“人的安全保障”也是日本对非洲援助的新理念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日本打出了改善“医疗保健”、清洁的水供应和教育三张牌。比如，对于“医疗保障”问题，日本希望非洲能成为“健康的非洲，” 福田说：“以非洲为中心改善保健状况，日本应该在国际保健领域进行合作” 但是，日本主张首先要非洲国家自己努力改善保健状况，日本要在此基础上提供必要的援助，为此，日本还设立了野口英世非洲奖 。   三、非援助政策的深层原因   日本选择非洲作为其推行大国外交和作为大国为国际作贡献的舞台，是有着深层战略考量的。作为一个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日本要想维持其经济强国地位，持续不断的资源供给是必不可少的；而它要“入常”成为政治大国，必要的“选票”也是不可或缺的。非洲在这两个方面都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1、对非援助与资源获得 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日本不是为了获得资源才召开非洲发展会议的，日本与非洲加强广泛的经济关系是为了对非洲的发展作出贡献”。高村说得没错，“对非洲的发展作出贡献”的确是日本为国际作贡献的重要一环，是它实现大国化的重要步骤。 但是，非洲的资源显然是日本维持大国地位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说日本“不是为了获得资源”未免显得不太诚实。也许高村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接着解释道：“不能完全否认资源的获得，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目的。日本政府并不追求眼前利益，而是从人道的观点出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对非洲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虽然有点闪烁其词，但是，他还是承认了日本对非洲丰富资源的浓厚兴趣。 不管高村如何解释，在援助的背后，获得资源都是日本一个不可否认的动机。日本尤其需要非洲的矿物质，随着当今世界性资源价格的高涨，保障能源和贵金属的稳定供应对日本至关重要。 本来，对非洲的援助是存在偿还能力问题的，比如，巴黎俱乐部（主要债权国会议）就因为偿还能力低曾停止了对非洲一些国家的贷款。然而，非洲蕴藏的资源所散发的巨大魅力对日本来说是难以抵挡的。尽管非洲存在偿还能力问题，日本还是于2007年10月20日确立了对非洲开展资源外交的方针。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日元贷款来帮助获得资源”。 如今，日本已经开始讨论向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安哥拉提供日元贷款，因为安哥拉的原油日产量已经达到140万桶，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其经济也开始步入正轨，偿还能力逐步恢复。 特别是自2007年1月，安哥拉加盟OPEC以后，它作为产油国的地位便逐渐上升，国际资本也开始对这里进行投资。除了安哥拉，日本还考虑恢复对拥有丰富镍资源的马达加斯加提供日元贷款，现在产镍国马达加斯加和产铜国赞比亚都已经在日本恢复贷款的名单上。另外，日本还对肯尼亚的蒙巴萨港扩建提供了约270亿日元贷款，因为这个港口建成后，对于日本从肯尼亚及其周边国家获得资源有重要意义。 由上可见，非洲的资源除了石油以外，像镍这种稀有金属也是吸引日本的重要资源。提到稀有金属，众所周知，它是现代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原料，如手机的液晶显示屏里含铟，电池里含钴，主板中含钯，天线中含鎵，可以说，手机就是一个稀有金属的集成块。再如，稀土类元素也是稀有金属的一种，是31种稀有金属中17种元素的总称，它除了用于硬盘的驱动装置等电脑零件以外，还用于等离子电视及混合动力汽车的蓄电池中，可以说没有稀土类元素就没有日本的现代高科技产业；另外，铂也就是白金被用作汽车排气的净化触媒，如果没有铂，日美欧推行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根本无法实现。 总之，没有了稀有金属，手机、电脑、混合动力汽车等高科技技术产业就得停产， 可想而知，对于高度发达的日本高科技产业来说，非洲的稀有金属资源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日本资源外交的目的地重点放在资源丰富的非洲，想用经济援助的手段强化与非洲的关系，实现其作为大国为世界作贡献的目的，其动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2、对非援助中的“入常”问题 自从八十年代中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因为，“入常”是它成为政治大国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它作为一个大国对世界作贡献的重要平台。然而，“入常”的门槛还是很高的，因为它涉及到联合国宪章的修改和联合国机制的改革，除了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赞成之外还要联合国190个会员国中的三分之二，即至少128的国家的赞成。为此，非洲国家的投票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日本早就认识到非洲53个国家在日本“入常”问题上的重要性，2001年日本首相森喜朗就访问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三个非洲国家，这是有史以来日本在职首相第一次对非洲国家的访问。森喜朗的目的显然是希望在日后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也就是在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能得到非洲国家的支持。 2005年日本爱知万国博览会期间，日本动员非洲29个国家出展，还免费为他们提供了食宿和路费，这样，29个国家的首脑都出席了这次博览会。日本的目的显然在于希望非洲国家在日本的“入常”问题上能够给予支持。 自从2005年冲击“入常”失败以后，日本政府决定重点攻克非洲这个“票田”，今年年初，外务省政务官中山泰秀陪同日本政府特使森喜朗参加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第10次非盟会议（AU），这是日本首次出席非盟首脑会议。当时，中山政务官直接就日本高层参加非洲发展会议和日本“入常”向非洲国家提出了希望。在今年5月的横滨非洲发展会议上，福田说，今后五年内向非洲提供40亿美元借款。显然这是在紧张的财政状况下，日本为了“入常”不得不对非洲进行的感情投资。另外，福田还在会上专门与非盟有关联合国改革问题的首脑机关“十国委员会”进行了协商， 该委员会由肯尼亚、乌干达和塞内加尔等国组成。 虽然日本和非洲在增加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但是，非洲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致的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方针，他们要求“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所以日非之间还是有分歧的，日本很难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以2005年联大会议为例，日本联合德国、印度和巴西以“四国捆绑”的方式企图扣开常任理事国的大门，并争取到了近100个国家的赞成，如果再有30个左右的国家赞成，“四国捆绑”案就有可能获得突破性进展。但是，对于日本的努力，除了常任理事国中美国和中国反对之外，日本也没能获得拥有53个选票的非洲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在今年的横滨会议上，福田与非洲40个国家首脑分别举行各自15分钟的“马拉松会谈”，但令日本遗憾的是只有坦桑尼亚总统表示了“日本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其他国家都没有明确表态。 日本之所以不能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原因之一至少在于日本对非洲的态度一直是居高临下的。另外，日本的对非援助一直在西方援助框架内进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上述在援助方面附加政治的条件，就让非洲人很不舒服。所以，尽管日本人认为自己分担着联合国经费的20%，仅次于美国的22%，但是，在“入常”问题上仍然不能得到非洲的支持。 看来非洲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决定日本大国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日本的对非政策与中日关系   日本在非洲政策上表现的积极姿势，无论在资源还是“入常”问题上都与中国的非洲政策有关，中日两国在非洲问题上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两方面因素。面对世界各大国对非洲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非洲已经成了国际竞争的重要舞台，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能否找到利益的交汇点是考验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试金石。 1、中日围绕非洲问题的竞争侧面 日本早已意识到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注意到在援助领域，中国对外援助的44%都投入到了非洲，总额高达550亿日元；根据2006年的统计，中国对非洲援助总额达到117亿美元。中国的援助给非洲经济增长提供了极大帮助。中国尤其是在政府形象工程方面的对非洲援助使日本相形见绌。2007年8月9日，莱索托外长对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说：中国在我们的国会议事堂，国际会议场馆建设以及军队训练等方面给予了许多帮助，为莱索托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相比之下，日本在这方面远不及中国。 另外，在增进与非洲国家交流方面中国也远比日本做得好，中国国家主席、总理、外交部长频繁访问非洲，仅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对非洲许多国家进行过友好访问。与之相比，日本除了2001年森喜朗访问非洲和2006年小泉访问非洲之外，再无政府首脑访非。2007年11月中旬，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访问了博茨瓦纳，但就是这种部长级政府官员对非洲的访问也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2006年11月中国邀请非洲48国领导人举行了中非合作论坛，展开了积极的非洲外交。日本人把中国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解读为通过提供“巨额经济援助”来逐步获取资源。日本人认为，面对早就在世界各地展开大手笔资源外交的中国，自己已经落后得太多了，应该奋起直追。 其实，中国在非洲的积极姿势，并不像日本人理解的那样只为获得资源。比如，在维和方面，中国已向非洲派出了1000多人的维和部队参与维和任务，而日本的自卫队至今没有参与这样的活动。目前，日本正在筹划如何在维和领域参与非洲的事务。 面对中国在非洲的相对优势，日本人感觉到自己对非洲影响力的低下，日本外务省担心，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日本在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国际事务中的劣势就将越来越明显。日本意识到，如果不扭转这种态势，要想获得非洲国家对日本“入常”的支持是很难的。日本现在开始进一步强化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其目的之一就在于抗衡中国，拉拢非洲的“选票”。为此，日本决定进一步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来支持非洲发展，并于今年5月横滨“非洲开发会议”结束以后，发表了《横滨宣言》，对关于援助非洲发展的项目加以确认。 除了为“入常”争取选票以外，日本在获取非洲资源方面对中国的竞争意识也十分强烈。所谓非洲的资源，主要是指上面提到的石油和稀有金属。特别是稀有金属，近年来，由于高科技产业的不断发展，其需求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上升，价格也就不断上涨，仅近三年的时间里就上涨了5倍。稀有金属在日本被称为“产业竞争力的源泉”，是其势在必得的资源。然而，这种资源的分布除了非洲，主要在中国、南非和澳大利亚，而且产量的90%在中国。所以，日本人认为中国不仅凭借产量操控着稀有金属的价格，而且还通过巨额经济援助从非洲获取这种资源，日本人认为中国的行动无疑会造成对稀有金属的全球性垄断。 当前，日本面临着寻找稀有金属便宜卖家的任务，它意识到如果日本不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日本就无法在获取非洲资源方面占有一席之地，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就会被中国掐住命门。所以，中日两国在非洲出现激烈竞争是不可避免的。 2、中日关于非洲问题合作的可能性 中日两国在非洲的竞争态势，原因在于非洲素有“世界资源库”之称，占有全球总量10%的原油储藏，并已发现了铝矾土、铬铁、钴、金刚石、黄金等多种矿产资源。尽管如上所述，日本在非洲的影响一直不敌中国，但是，近年来日本开始不断派政府高官访问非洲，寻找出路。再加上不但中国，而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非洲，非洲势必成为世界寻找稀有金属新竞技场，围绕非洲资源的大国外交会越来越复杂。 另外，非洲还具有战略和安全价值，主要表现在反恐、防止核扩散以及打击各种各样的走私活动上，其中以临近中东的东非之角最为突出。因此，围绕非洲大陆的国际斗争更显得错综复杂。事实上，除中日两国之外，美国、欧盟甚至印度都开始追求起这个“黑美人”阿非利加。尤其是2006年中国召开了中非合作会议以后，中国同非洲的经贸往来和政治关系达到高潮，引起了其它大国的密切关注，围绕非洲的战略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明显。 具体地说，欧盟与2007年终于开成了第二届欧非会议，西方媒体已经明确表示，召开这次欧非会议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国对非洲的攻势”；与重视传统关系的欧洲相比，美国则从另外的角度接近非洲，于2007年创建了非洲军和非洲司令部，其目的除了“利用军事手段为美国企业获取石油利益保驾护航” 之外，在军事战略上先占有有利地位也是其长远目标；印度于2008年召开了印非会议，显然为中国对印度洋和非洲海岸的积极态势感到担忧，因为新德里长期以来都将非洲看作它的战略后院。 可见，围绕非洲的大国角逐日益明显，中日两国的对立不过是大国竞争的一部分而已。日本认为是中国阻止日本“入常”，阻碍了日本的大国化；而中国则认为日本和西方国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对中国在援助透明度问题上的指责是阻止中国崛起，是“中国威胁论”的表现。两国的互不信任势必耗费各自的外交资源，不但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而且还会造成两败俱伤。 自从福田上台以后，日本积极推行“新福田主义”外交政策，核心是把日本建设成为“和平与合作国家”。在中日关系方面，福田同意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就全球性问题与中国合作，中日两国在非洲问题的合作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2007年12月，福田在北大的演讲中提到：“日中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地位，两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力量能够为亚洲及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日中两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如此机遇”。他还直接提出了两国就非洲问题进行合作的建议。他说：“我认为如果日中两国能够携手合作，共同行动，实现非洲的持续发展和帮助它们摆脱贫困的目标的话，将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一合作。我衷心地希望通过与中国国民的这种共同工作,让日中合作的美丽花朵开遍世界各地。” 其实，福田对外政策的调整，也与中国主张“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政策理念是相一致的，不用说，它与中日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宗旨也是相一致的。胡锦涛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说：“中国愿同日本一道，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协作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胡锦涛还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说：“世界是个大舞台”，中日两国应该成为这个舞台上的主角，应该“手牵手，肩并肩，在中日合作的大舞台上，在振兴亚洲、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舞台上，共同创造中日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明天”。 胡锦涛的讲话虽然没有正面提到非洲，但是，相信中日在世界舞台上的合作应该不会排除非洲这个舞台，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在非洲问题上消除疑虑，建立互信，增加合作，在原则上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探讨中日如何在非洲问题上加强合作是今后两国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今年5月，福田在被称为“新福田主义”的题为《亚洲未来》的演讲中再次提到非洲，他说：应该让非洲分享亚洲的经验，“让亚洲太平洋30年来的经验和力量在非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当然，日本要求在非洲问题上与中国合作，显然，一是想为日本在中国的配合下获得非洲的资源以支撑其作为经济大国持续增长的需要提供经济基础；二是想为在中国理解下获得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入常”以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扫清障碍。然而，如上所述，在非洲业已成为世界各大国角逐的舞台的背景下，特别是日本的大国化已经日益成为不争的事实的条件下，从大国外交的角度探索中日在非洲合作的可能性应该是一个具有前瞻意义的课题。

[坦]梅威斯加·巴热古（Mwesiga Baregu），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美刊《批评探索》第34期(2008年夏季号)发表了菲利波·德尔·卢凯塞、贾森·史密斯与法国著名理论家阿兰·巴迪乌的访谈文章，巴迪乌就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代政治的新的组织形式等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2009年12月15～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办的“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40多所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的l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论坛。现将论坛讨论的有关问题综述如下。 政治部分 关于俄罗斯的政治局势。与会者认为，俄罗斯的政局基本是稳定的，这与梅普组合直接相关。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吴恩远研究员认为，分析俄罗斯政局的稳定，首先要界定政治稳定的概念。如果说指的是制度性的变动、政局替换、大规模的街头政治甚至内乱，那么俄罗斯在下一届大选之前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俄罗斯政局在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仍然隐含着变数，梅普关系是影响这种变数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内因看，俄罗斯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有大的改观，普京作为总理难辞其咎。梅普在治国理念有较大差异，梅德韦杰夫更倾向于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俄罗斯有学者甚至将他与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而普京更强调威权政治。这种差异也影响到干部体制的变化。另外，社会舆论发生了变化，上层学者之间的激烈论争会加大梅普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从外因看，奥巴马上台后对俄罗斯的核心利益给予了一定的宽容，会使梅德韦杰夫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西方的态度，从而影响到俄罗斯的内政。 上海社会科学院潘大渭研究员认为，俄罗斯国内政局的稳定与下列因素有关。首先，从权力结构形成的过程来看，叶利钦把权柄交给普京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和国内发展方向做出反思后才决定的。第二，普京在执政八年中构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领导层，它所起的稳定作用实际上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第三，梅德韦杰夫基本上沿袭了普京的执政理念和发展道路。另外从社会层面看，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变化趋于稳定，社会心理趋于成熟，改变了过去那种彷徨、不知所措的状况。 新华社盛世良研究员认为，在梅普组合中梅德韦杰夫并没有成为一个非常独立的政治家，政治上还处于从属地位。从干部队伍来看，普京任命的干部占77．4％，梅德韦杰夫任命的只有9．4％；从权力资源看，普京控制的是政府的经济板块、议会、政权党、审计署、地区议会，梅德韦杰夫控制的主要是总统办、安全会议和强力部门。因此，不管是干部资源还是权力资源，基本上还是普京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会长于振起先生则认为，现在是“没有普京的普京时代”。所谓梅普组合出现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制造的，其目的就是要挑唆梅普之间的关系。奥巴马访俄时的一些举动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梅普之后的公开亮相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外界的疑虑。如果当初普京有继续连任总统的野心，他完全可以效仿卢卡申科；他选定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表明他对梅德韦杰夫以及自己的政治基础有充分的信心。 关于俄罗斯政治进程及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树华研究员认为，俄罗斯的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包括政治发展道路，还处在探索之中，它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没有最终定型。与此相关，作为理论支撑的历史观、发展观和价值观等方面也没有定型。从社会层面来看，俄罗斯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机制，市场、机制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还差得很远,在一二十年中都难以建立起来。 复旦大学杨心宇教授认为，从法学的角度来看，从普京到梅德韦杰夫的这个时期是一个新制度的建构过程，2008年11月俄罗斯纪念l993年宪法的颁布，给两个主要起草的领导人授予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这说明制度的构建要树立宪法的权威。俄罗斯的宪法不一定跟民主相联系，它是跟制度、法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年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实践．其实是在建梅一种稳定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权结构，为今后的发展建立一个稳定的法制与秩序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薛福岐博士认为，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以来所提出的改革措施，都是一些技术性的安排，从来都没有涉及到普京体制的根本，俄罗斯政治发展的现状是使最高权力稳定延续下去。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其作用是整合国内的政治精英，将精英之间的分歧和竞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保持政治的基本稳定，使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变的可以预测。 盛世良研究员认为，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2009年俄罗斯的经济表现不论在七国，几国还是二十国集团当中都是最差的。俄罗斯认识到它的经济很脆弱，主要不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是自身的问题；而且今年它的国际环境变化更为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似乎要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又不是很大。梅德韦杰夫在9月10号发表《俄罗新，前进！》，大谈自由、民主和法制，基调跟普京有根大的距离。但是三个多月过去了，其实并没有大的变化，如果俄罗斯真要经济现代化，那就要跟西方改善关系，但这又会跟它现在的政治体制发生很大的矛盾。因此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将非常困难。 关于俄罗斯的政治思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董晓阳研究员认为，近些年来俄罗斯无论上层的指导思想还是社会思潮，都出现了回归传统观念的倾向，这是在俄罗新社会制度变化以及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和必然的表现。对斯大林的评价虽然是一个正视历史的问题，但并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它体现了俄罗斯社会和上层追求社会发展的完整性与价值观的回归。另外，它不仅仅是国内的进程，也是关涉到苏联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因此也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 杨心宇教授认为，俄罗斯对斯大林问题、苏联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是出于三方面的目的。首先是要寻求历史的客观真实，维护俄罗斯民族的自尊，防止在历史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污点，在道义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第二，说明斯大林和苏联时期他们的做法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理由，比如在李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条约上，俄罗斯强调在战争期间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这样做，即使说不道义，但也没有别的办法。这种解释不能说是为斯大林平反。第三，俄罗斯需要澄清一些问题，防止被进一步妖魔化。 关于俄罗斯东欧政治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提出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方面的多项议题。首先，如何判断俄罗新东欧中亚地区20年的政治转型？政治转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党体制，它究竟已经成熟稳定，还是处于形成之中？其次，从l989年到1991年推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改革的思潮背景主要是新自由主义，20年后对这种思潮究竟该给以何种评价？思潮变迁对一个国家内部体制构建的影响力到底如何？第三，对于政治转型过程当中的各种要素值得做一些深入的分析，如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袖的作用、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群体是的形成和互动，等等。 美于中东欧局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高歌研究员认为，2009年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继续按原既定的轨道，即向多党制和议会制推进。一些国家进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但没有大的政治波折。从20年历程来看，中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轨迹比较明显；这种既定的发展方向未来也不会改变。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与俄罗斯不同，受外部环境的影响非常大。一战以来几次重大的道路选择受外界的影响非常大，l989年后在道路的选择上固然与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关，但欧盟的作用不可忽视。 关于独联体局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赵常庆研究员总结了2009年中亚地区的局势。他认为，虽然金融危机给中亚各国带来了不少问题，但中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基本稳定。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权力量相当大，反对派力量非常弱小。中亚各国的安全形势没有太大变化，美国增兵阿富汗，将塔利班武装压缩在南方地区。这对中亚国家的安全形势较为有利。同时由于阿富汗战争的缘故，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有所上升。于振起副会长认为，2009年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形势比较平静、稳定，明年唯一值得关注的是乌克兰大选，大选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乌克兰的国家发展方向。 经济部分 关于俄罗斯状况。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陆南泉研究员的分析，2009年俄罗斯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2000～2008年间，俄罗斯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2008年第三、四季度，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GDP仍保持5．6％增长率．8008年末2009年初，社会各界普遍认为，2009年俄罗斯经济会有所下降，但不至于剧烈滑坡。然而，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经济的冲击却出乎预料，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遭到重创，自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下滑幅度超过了二十国集团及金砖四国。2009年1月至10月，GDP同比下降9．6％；棒德韦杰夫估计，2009年降幅为7．5％；世界银行认为降幅可达8. 7％。俄罗斯甚至认为，其经济跻身于金砖四国已名不符实。 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形成路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新研究员认为，俄罗斯本次经济危机由外部输入，首先在金融部门引发，然后对实体部门形成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引起外资抽逃，导致金融市场崩溃．2008年9月19日，证券指数暴跌42％。证券市场的危机产生了以下四方面影响：一是卢布汇率贬值，发生银行挤兑，卢布储蓄转变为外汇储蓄。2009年10月，银行总存款的6％被提走。二是削弱了银行提供贷款的能力。证券暴跌带来的损失，占银行总资本的l0％～20％。三是降低了俄罗斯企业在国内外通过有价证券获取抵押贷款的能力．四是由于先前提供抵押贷款的证券严重贬值，恶化了公司外债状况。随后，金融部门的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部门，建筑业和冶金行业首先遭到冲击。能源、原材料国际价格大幅下跌，导致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下降，冶金采矿业大量裁员。金融部门的危机，引发了流动性危机，产品销售困难，许多企业减产、停产，甚至破产倒闭，失业大幅上升。2009年1月至9月．俄罗斯GDP下降l0％。2009年上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俄罗斯衰退超过l0％。 俄罗斯2009年经济受重创的原因。与会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俄罗斯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与出口结构问题。俄虽然不是WT0成员，但全球化程度已很深。对外资的依赖程度达50％～70％，对外贸易是支撑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09年1月至10月，俄罗斯对外贸易下降了41．1％，其中，出口下降42．3％，进口下降38．9％，俄罗斯出口结构问题更为严重，2009年1～10月，能源出口占出口总额的66．3％；由于国际油气价格大幅下跌，俄能源部门向财政提供的资金剧减，2009年1～9月，俄罗斯进口的机器设备比同期下降53．9％，其次，内需乏力，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新试图通过增加投资，向银行发放贷款、降低税务等途径刺激经济，但效果不明显。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国家预算款项难以落实，已有43个联邦主体托欠工资，居民购买力降低，零售商品流转额大幅下降。第三，实体经济大幅萎缩。俄罗斯对企业投入了1万亿卢布。但仍未能顶住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1～10月，俄工业产值下降了l3．7亿美元，大多数重要的工业产品大幅度下降。第四，经济结构问题，长期以来，俄罗斯仍未改变以出口能源、原材料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本次危机中，俄罗新的荷兰病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整个苏联时代，选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一直没能解决。要改变这种经济结构，是非常困难的。 对俄罗斯发展模式的反思。李新研究员认为，经济原料化的发展模式与经济自由化的战略构成了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根源。20世纪90年代，俄金融领域实行自由化，国家对金融的干预、监督几乎成为盲点。于是危机首先从金融部门，通过自由化渠道转移到国内。2006年7月1日，俄罗斯政府实现了卢布的完全自由兑换，打开了俄罗斯市场的最后一道闸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选择了错误的改革战略，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资本主义模式，再一次经历着严重危机，21世纪前7年，俄经济快速发展，外部市场行情良好，精英阶层难以清醒地判别新自由主义的优劣，对其新自由主义改革能力的极限难以准确衡量。因此未对国内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俄罗斯的改革者只相信市场，只关心金融的自由化。然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则缺乏长期思路。 对俄罗斯经济前景的预测。国际能源价格的变动对俄经济前景具有重大影响，根据国际油价的变化情况以及国际市场的能源、原材料的需求的变动，与会者对俄罗斯经济发展趋势有两种估计：一种是U型或者V型。油价稳定上升，俄罗斯经济复苏；另一种估计是，油价跌至每桶40美元，经济前景可能呈现W型。与会学者的共同的看法是，2010年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将优于09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将对俄罗斯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使2010年的经济形势有所改善。 关于中东欧经济形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孔田平研究员认为，中东欧经济在2009年陷入全面衰退，但未出现极端严重的恶化。之所以如此，一是过去20年中东欧国家建立了市场经济框架，其制度效应仍在发挥作用；二是外国银行的存在对中东欧经济起到了稳定作用，西欧银行未把资金大量撤回，使金融部门保持了相对健康；三是外国直接投资仍保持相当大的存量，未出现大规模撤资的现象，这是非常重要的稳定因素；四是经济政策比较得当，及时调整了财政、货币政策，增加了金融部门的流动性；五是反危机的国际协调支持了困境中的中东欧国家；六是外部经济环境有所改善，从第二季度起，中东欧国家的出口市场——法国和德国，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孔田平研究员认为，在发展模式上，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中东欧国际对外贸与外资的依赖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在东西欧金融一体化方面，过去l0年中，西欧的商业银行控制了中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商业银行，促进了中东欧经济的增长，但是东西欧之间金融的密切联系，有可能加剧危机的传播，在经挤结构的多元化与多样化方面，近年来中东欧很多国家过度依赖于汽车制造业，一旦西欧经济不景气，汽车销售必然受到冲击。中东欧国家的转轨已无法逆转，在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有可能放缓，但不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动荡或政治危机，该地区的宪政民主框架也不会遭到强有力的挑战。 中亚2009年经济形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胡红萍副研究员对中亚五国的经济进行了评估。首先，经济增幅剧降。哈萨克斯坦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经济均大幅下挫。乌兹别克斯坦经济较为封闭，金融体系较保守，受危机冲击最轻。其次，外贸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国际原材料价格大幅下跌，导或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原材料出口大幅下滑。由于原材料和生产需求下降，中亚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收入悦减，乌兹别克斯坦的鞠花出口、塔吉克斯坦的铝制品出口均大幅下滑。第三，金融信贷体系受到冲击，大量热钱外逃，导致哈萨克斯坦金融业流动性危机，银行无款可贷，面临全面破产，只能靠国家基金维持运转。第四，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引发大量失业，加深了该地区的贫困化程度。第五，房地产价格回调。第六，境外劳务收入减少。由于俄、哈两国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俄、哈的务工人员被迫回国，劳务汇款下降。随着劳务收入下降，两国经济面临困境。 2009年是中亚各国非常困难的一年。下半年形势有所改善，部分得益于中亚国家采取了一些较为有效的反危机政策，但其主要原因是，2009年下半年，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回升，从总体看，中亚各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 外交部分 关于中俄美三边关系。对中俄美“三边”，抑或“三角”关系这个概念，有一些不同看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王海运主任认为中俄美三角关系客观上是存在的。中俄美分量相当，可以构成三角关系，三者之间也存在互动关系。中国的国际战略运筹也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上。中美关系发展正在加深俄罗斯本来已经存在的战略疑虑，俄罗斯对中美关系的疑虑一向很深。现在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俄罗斯大国主义情节很强，把G2看成是对其大国地位的贬损，第二种观点倾向于不使用三角关系这个概念，主张淡化它。李静杰研究员认为，现在中俄、中美关系无论内容，实质都和以前不同。中国没有完全倒向美国，中美也有共同利益。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坚持表示，中俄美三边是存在的，但就2009年这个时段量来看，中俄美三边淡化了，因为三边基本上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是今年国际政治的主题。 北京师范大学李兴教授提出一个双向双线同盟的概念。冷战时期的结盟，或者源于共同威胁，或是为了得到红利。而现在的结盟，是为了完成某项战略任务。他认为现在的中俄、中美关系具有双向同盟的特点。外交学院杨闯教授则表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似乎不等于同盟，中美中俄间也没有条约义务． 关于中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中俄关系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王海运主任认为对俄罗斯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价值不可替代。无论从安全战略，发展战略来说都是这样，设想如果失去俄罗斯这样一个战略伙伴，这些年，中国将是什么处境？今后若干年在国际大变动中中国将是什么样的处境？这个是要考虑的。4300公里的共同边境，这是最重要的地缘战略现实，这个改变不了。北方邻国对我国及其重要，必须像重视中美关系那样重视中俄关系，中国的地缘战略现实，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对国际环境的需求，要求我们同时处理好对美对俄关系。动态地决定对美对俄关系中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而不是一定是一对关系服从另一对关系。 李静杰研究员提出一个独特的视角。他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华人、华侨，中国城，只有俄罗斯没有，而俄罗斯还是我们的邻国。去了没多少人，就大喊中国移民威胁。他特别表示，对俄对美外交要很好平衡，避免出现偏差。同时，他提出中俄关系不能建立在第三国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在一个理性的框架上，这个框架就是我们是邻居，必须友好相处，这是最可靠的。 杨闯教授表示，要珍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不能改变，这为政治互信，发展全面关系打定了基础。尽管俄在军品贸易上还对中国保持戒心。但是也应看到，金融危机后，两国在能源领域合作领域还是取得了进展。中国进口能源多元化和俄罗斯能源出口多元化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是中国和俄罗斯能源合作的前景还是很好。中国有些方面不能盲目跟随俄罗斯，例如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问题，中国没有承认，这是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的一个体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陈玉荣研究员认为，要倚重中俄关系这条线，周边安全是第一位的考虑．中俄关系对多极化、上合组织、中国西北东北安全至关重要，中俄有很多共识，这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异。解决俄罗斯的疑虑，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战略互信，例如G2，二是中国威胁论，对于贸易结构不平衡的同题，中国要做解释工作。 军事科学院陈学惠研究员主张，今后应少用拓展利益这种提法，这是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维护国家利益的提法更好一些。中国不能走过去大国的旧路，应走一条新路。 赵华胜教授表示，中俄关系今年有几个特点。一是低级政治越来越影响到高级政治。二是中国开始占了主动，包括在能源领域。另外，几个具体的事件，新星号事件、大市场事件，G2的提出、中国中亚管道的开通，都对中俄关系有比较大的影响。 关于俄美关系。李静杰研究员认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压是压不住的，俄美主要是两个基本矛盾：一个战略平衡，一个地缘政治。戈尔巴乔夫当年提出新思维，同意开放柏林墙，一个约定是北约不东扩。西方不遵守，俄罗斯也没有办法。北约东扩，先到东欧国家，再到前苏联国家，俄国人也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就回到了莫斯科大公国那个时代。俄罗斯还是不能接受苏联解体，还是视原苏联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希望重新一体化。西方则希望固化苏联解体。这个地缘政治现实不会改变。俄与美主要是这两个矛盾。 杨闯教授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变化有，但基本的美国战略目标没有改变。就是美国要充当世界的领导，充当世界的霸主；维持美元在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不会改变。美俄基本战略矛盾没有改变。今年美国在中欧导弹问题上做了一个调整，来换取年底前签署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新约，但是美俄在欧洲的基本战略矛盾没有改变。 陈玉荣研究员认为，2009年俄美关系有变化，有调整。两国关系从俄格战争的紧张关系中走了出来。美国在东欧反导问题上作了让步，俄美也签署了通过俄境向阿富汗运输军需物资的条约。俄美结构性矛盾没有发生变化，策略上有变化。 关于中东欧国家、俄罗斯与北约东扩。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朱晓中研究员认为，国内在探讨俄与欧盟关系时，对中东欧的因素注意不够。现在有新老欧洲的说法，尽管很多欧洲人不承认，但事实上是存在的。以波兰为首的新东欧有抱负的国家，对欧盟对外关系起了重要作用，波兰对欧俄关系．起了一定阻碍甚至负面作用。在欧盟和美国的关系中，则起了排头兵的作用。中东欧国家在欧盟里面，又和美国结盟。现在中东欧国家在军事政治上靠拢美国，在政治经济上和欧洲联盟站在一起，这样将对欧洲一体化施加某种干扰性的作用。2008年以来，俄罗斯以石油为武器．部分返回东欧，现在参与俄罗斯输气计划的有保加利亚、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以后，欧盟的对俄政策，能源政策，都会有中东欧国家的影子。目前看，在欧盟对俄的关系中，新东欧的作用不太好。今后，欧盟对俄外交很难有一个顺畅的决策过程。俄与欧盟最基本的矛盾是欧盟和俄罗斯到底视对方为什么角色。2004年，欧盟扩大，俄将欧盟视为北约的附属品，相互信任发生改变。当年普京第二任期开始，俄罗斯对欧盟的政策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2004年之前俄罗斯视欧盟为值得效仿的经济楷模，2004年后，俄罗斯强调第三条道路，俄式民主，变成斯拉夫主义者，这是一个实质性的转变。 争论比较多的是北约东扩。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郑羽研究员认为，北约东扩初期应包含四个意图：美国在欧洲的领导权问题；解决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问题；冷战后东欧不稳定的问题；对俄罗斯帝国潜在的担心。对北约东扩，考虑到俄罗斯的担忧，也考虑到中东欧国家的担忧，现在中国表示不赞成用扩大军事同盟方式来解决冷战后的安全问题。这个表述是适当的。中东欧国家的行为，更多的是考虑1985年以前苏联外交政策和文化而做出的判断。l991年以来，俄罗斯外交政策对中东欧国家基本没有敌视或歧视性行为，但是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还是不放心。看来，中东欧国家和俄国都需要新的思维，新的观念。 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提出，北约东扩这个问题，中国不能跟着俄罗斯的观点走。似乎也应该从中东欧国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理解他们对自己安全利益的担忧，理解他们自主的选择。北京大学关贵海教授认为，现在虽然俄罗斯政策对东欧没有造成威胁，但俄罗斯有历史错误，历史形成的错误要相当长的时间去修正。民族的历史记忆不会三年五年就消除。 李兴教授认为，冷战思维双方都有，东欧小国也有冷战思维，北约内部也保留了这种思维。中东欧强国也有跟着强国走的传统。过去紧跟苏联，现在跟美国，都有这个因素。说东欧搞社会主义完全是苏联压迫，也不符合事实。陈学惠研究员表示，关键问题是，用集团政治的方法解决安全问题合适不合适？维持欧洲安全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欧洲采取的，冷战思维。另一种是俄罗斯提出来的，集体安全。俄罗斯现在又有新的提法。问题是，没有俄罗斯赞成的欧洲安全体系是不是真正的安全体系？北约到底是维护欧洲还是维护欧洲以外的安全？科索沃事件后北约在欧洲无事可干，现在跑到阿富汗。北约目标发生了转变。中东欧加入北约目的何在，加入能省钱吗？实际上代价是很高的，短期的代价非常高，因为要按北约的标准重组军队。 阿富汗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在阿富汗得手，那北约和美国就到了咱们家门口了，中国不应该欢迎。赵华胜教授认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是非常复杂的，有地缘政治方面的，也有非传统安全的和经济上的。如果美国失败，周边的安全局势会大大恶化。阿富汗内战，巴基斯坦核失控的危险会大大增加。恐怖势力受到鼓舞，我们在阿富汗的投资、合同都要失效。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能认为美国失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和其他问题如何平衡调节，确实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关于瓦罕走廊，杨闯教授表示，向美国开放瓦罕走廊的看法极为危险，极为短视。瓦罕走廊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牌，不能轻易出手。美对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师出无名，没有政治号召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放弃牵制中国，不肯废弃《与台湾关系法》。如果满足美国要求，是非常不明智的。开放瓦罕走廊，对中国安全不利，对新疆稳定不利，会得罪一大批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中国外交基础是发展中国家，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是我们外交非常重要的借重力量。   

阿拉伯人从来没有，也十分反感把突尼斯人民的革命称为“茉莉花革命”，因为本·阿里在1987年发动的推翻前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的不流血政变就被称为“茉莉花革命”，对于现时的突尼斯人来说，那次政变是一个讽刺，更是一种耻辱，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行动称为“尊严革命”

让我们把这种共鸣称为“事件”。事件这种突然创造，所产生的不是一种新现实，而是无数种新的可能性。它们无一是对已知的重复，这就是为何“这次运动宣称了民主”（意谓西方正在享受的民主）或者“这次运动追求社会改进”（意谓小资产阶级的一般富裕）的说法完全是蒙昧主义的。从几乎一无所有开始，在各地呼应，大众起义为整个世界创造了未知的可能性。

弗罗伊德说，作家真正的灵感一生只有一次。作家作品等身，总有一本是代表作。亨廷顿的代表作公认是《变迁社会的政治秩序》，出版于1968年，1996年重版，2006年又由耶鲁大学再版，自由主义大师福山写序，称这部书是20世纪下半世纪的政治学经典，研究的广度和分析深度少有匹敌。福山认为此书一出，斩杀了西方战后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的研究失去主心骨，至今乱成一团。本文选介作者对美国政制来源和性质的看法，不仅是因为美国学者论美国有趣味，   而且是因为什么是现代化的问题原来如此一言难尽。　　   1        美国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道路　　   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试图总结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经验，这些理论家认为英美优先成为现代强国，英美历史经验是现代化的榜样，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基础.。 亨廷顿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误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由于前提不同，现代化过程走的是三类不同的道路。　   欧洲大陆国家以法国为典型，首先通过君主制中央集权来使国家权力合理化，合理化的标志是国家统一，行政效率，机构简化。由于大陆国家在农业时代封建割据，教会和贵族掌握地方权力，分散的权力保护多元的既得利益，自然不利工业，国防和制度的现代化。只有国家权力集中后才能压制教会，贵族和地主的分散抵抗，推行统一的政策，推进现代化。法皇路易十三在1630年宣布，在教会和国家之间，”我更加对国家负责”，被后人认为是欧洲现代国家的诞生日。以后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等大陆国家都开始君主集权，依靠中央权力才能建立常备军，限制教会贵族的权力，推行法律改革，建立现代国家行政机构。英国的斯图亚特王朝起初也像大陆一样君主集权改革，但受到议会的抵制，最后国家权力集中到议会手里，从此议会便高于国王，国家集权和现代化主要由议会推动。　　   美国并没有经历同类的政治制度现代化。17世纪的清教徒移民将当时英国都铎王朝的制度带到北美殖民地，主要特征是：地方政府权重，依赖民兵，行政与立法和司法职能的混合，国王和议会的互相制衡，代议制，政府和社会结合的观念等等。此时英国本土却经历了“光荣的革命”，修改了旧宪法，产生新宪法。美国爆发独立战争，是因为北美殖民地坚持都铎时代的宪法体制，与建立集权宪法的英国议会发生冲突。独立后的美国宪法保留了都铎制度的框架，并一直延续至今，“今日美国政治制度的独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老。”　 2  现代化并非整体和同步　　   战后现代化理论的要点是认为国家现代化是一个同步过程，经济，教育，政治，国防等一齐推进才有现代化。 亨廷顿解剖了欧美各地现代化的过程，指出现代化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为权力建立，机能区分，和扩大参与的不同领域，欧美社会不同，在这些领域的改革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 欧洲大陆国家由于封建割据是现代化的主要阻力，现代化首先是中央集权化，宣传君权神授，以从教会和贵主手里夺权。英国也是由下到上集权，但国家权力集中于议会，英国议会本身的改革也表现了权力国家化的过程。英国原来国王代表全国，议员代表地方利益，议员被要求住在所代表的地区，并由地区支付议员薪俸。而在集权过程中，议会修改了法律，不再要求议员住在选区，薪俸也与地方脱钩，议员职业化，形成议会式中央集权。而美国则将英国改革前的旧制度写进1787年宪法，固定下来。类似都铎时代，美国政制至今实行双重代议制，总统代表国家利益，议会则代表地方利益。美国议员必须居住在选区是政治和法律规定。　   3 欧洲的分权和美国的混权　　 在中世纪的欧洲，对应于分散的社会，国家的权利和机能也是分散和混合的，例如都铎王朝的政治机能架构是混合的，一个机构可能承担几种职能   一种职能可能又分散在几个机构中，制衡有余，分权则不足。向工业社会过渡的17-18世纪，以国家主权建设为标志，英国权力向中央集中，而政府职能机构则进行专业化区分，以提高行政效率为。　　　　 美国则保持了都铎旧制，国家大权分散，而具体行政职能则由几个机构分享而不是区分，这是美国式制衡的含义。美国宪法强调分权制衡，却带来影响政府效率的代价。亨廷顿引用Pollord话来证明：“美国私人企业的效率高，而政府效率低，原因就是制衡理论；这使美国政制对许多美国精英也是没有吸引力的。”　 美国的司法复核制度，也是起源于都铎王朝，当时英国司法和立法的职能在法院和议会是混合状态，旧时议会又是法院，同时兼有立法，司法，和行政功能。法国议会也类似，而西班牙则是法院兼立法功能。英国光荣的革命之后，议会集权建立，司法和立法混合功能消除，司法不得干预立法决定，所谓三权分立，实际是议会的行政权力为主，即所谓行政吸纳。　　 而美国则保持了都铎时代的混合状态，法院一再通过司法复核手段否定立法，干预立法过程。欧洲人对美国法院和律师地位之高，难以理解。而大法官又是由总统提名，而总统府又有相当多司法，立法和否定立法的功能，美国行政，立法和司法之间的关系用三权分立来形容是不准确的，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前现代政治。如Dowse所言：“英国封建国王和议会之间的关系，比现代英国制度更像美国总统和议会的关系。” 美国总统被称为民选皇帝，也是这个道理。 4 群众参与的差别　　   在大众参与方面，美国走在西欧前面。欧洲是先有权力改革，政府机能专门化分工，改造社会后，才逐步扩大人民参与。　　　   欧美现代化道路区别一个原因是军事压力和社会冲突情况的不同。16-17世纪，欧洲大陆最长的和平只有三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内战和国际冲突中度过。战争刺激了国家建设的必要。统一权力，压制地方和宗教势力，提高行动效率，增加税收，这些需求使欧洲各国优先开展权力集中和提高政府职能效率的工作。　　　  英国的权力国家化起初也是由于海上备战的需要，以便增加税收，提高对外战争能力。由于英吉利海峡的保护，英国军事压力较小，最终国王与议会在主权问题妥协。而北美殖民地主要治安威胁是当地印地安人，加上殖民点分散，当地居民的民兵就足以应付，所以美国很晚才建立常备军，也无建立中央集权的政府的动力。 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关系的差别。16世纪的欧洲大陆国家充满内部冲突，法国30年内发生三次内战，西班牙，日尔曼也是宗教和诸侯斗争不停。而英国都铎时代由于玫瑰战争削弱了贵族势力，王朝和贵族通过联姻等手段改善关系，社会比较和谐，为成为英国历史的黄金时代。直到17世纪发生清教徒与国教之间冲突，出亡到北美的清教徒将都铎时代的政制带到北美，由于宗教，阶层和社会地位的大致平等，美国人采用了英国的旧制，“分裂的社会没有中央集权无法生存，而共识社会无法生存在中央集权下。”（P125）弱势的中央，自然地方坐大，给予基层更多参与机会。反之，由于社会分裂，欧洲必须先解决内部矛盾，压制冲突， 所以大众参与程度是长期渐进的过程。　   现代化不是一个整体。美国的例子可以说明一个社会可以一方面很现代，一方面很保守。政体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互补的。 一方面的稳定反而可以是促进另一方面的变化的前提。（P132）　　 美国的现代社会和都铎式政体的结合，使欧美的自由和保守概念的内容完全相反。欧洲自由主义支持中央集权，先是君主，然后是人民，认为政府是推动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而美国自由主义则支持一种古老的权力分散制度。这是基于社会较平等和外部安全压力低的殖民地社会的惯性。亨廷顿指出，今天美国外部安全变得脆弱，而内部的种族和阶级分化加剧，也许美国要学习17世纪的欧洲，补上中央集权和职能专门化的课，来应付国家安全和社会改造的任务。保尔，肯尼迪也提出美国要考虑修改建国早期的制度，以适应变动中的社会。软实力推手奈依也感到美国两年一次的大选， 影响美国外交战略的执行。果如此，美国模式就要大变了。     5  独孤的美国模式　　 美国被认为是现代革命的开创者，认为法国革命直到十月革命都是她的连锁反应，亚，非，拉的现代化斗争也被认为是继承美国革命。但美国革命性质是独立战争，而且是脱离母体的国内战争，而不是社会革命。独立战争时的美国与面临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新兴国家差别很大，亨廷顿认为两者相关性很小，可借鉴的作用自然少。　　 美国又被认为是“第一个新民族国家”，因此值得新兴国家学习。但如前述，美国是个“新社会，旧国家”。而大多数新兴国家面临“旧社会，新国家”的环境，与美国建国时条件不同。例如拉丁美洲各国，独立后大部分仍然继承了旧时代的封建社会制度，美国政府在那里推行选举，代议制，多元宪制主义等等目标，结果造成弱势政府，不能胜任改造旧社会的任务，反而造成独裁的军政府上台。至今，美式民主在拉美大部分地区都不成功，反而滋生反美情绪。亨廷顿对欧美比较研究的结论是，现代国家的历程，议会制和一党制国家很多，美国式国家其实很少，欧洲人一直觉得美国的企业模式很吸引，但政治模式则少人羡慕；新兴国家更值得值得借鉴的是欧洲大陆模式，先政府现代化，然后扩大大众参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不是同步对应关系，政治改革和革命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现代化各领域有先有后， 没有统一模式。　　 响应亨氏的结论，可以联想很多，例如“范式改革”理论认为，变革也可能是旧范式的复兴，就如文艺复兴，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等等思潮，美国政治的旧瓶装新酒，可以说是“吾道不孤。” 

世界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当剧变发生时，人们以为是冲突，其实这需要国家间做出相应的调整。美国和中国可能存在一些冲突，但不能基于冲突意识来制定政策。40年后，当我们回顾往昔，会为今天没有基于冲突理念做出的共同努力而感到骄傲。

时间：2008年9月20日15：00--17：30 地点：珠海图书馆一楼报告厅 主题：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动 主讲人简历：王绍光，著名经济学家、国情战略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副教授，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已出版《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挑战市场神话》、《分权的底限》、《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左脑的思考》等专著，与胡鞍钢等人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等著作，对中国发展战略有着独到精辟的见解。 主持人殷亚敏：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下午好!在我们讲座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请将自己的手机调到震动或是关机的状态。 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下午好! 热烈欢迎各位光临珠海文化大讲堂第45期的讲座现场。首先仍然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大家，王绍光教授的研究成果有一项和我们个人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有没有人知道啊?今天的问题好像比较难，还是我来回答。 就是关于"分税制"。说来话长，90年代出版王教授一个成果提出了"国家能力"理论，他与中国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先生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这个推动了分税制改革，通过分税制改革近年来才有大量资金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社保、"三农"等民生问题，这些都与我们密切相关的。 说到王教授的特点，我把它总结三个"三"，一个是"三"是"三地"教授，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十年，又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的教授，还是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第二个"三"是"三头"教授，上头、外头、下头。"外头"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功底深厚，"上头"是对中国国内高层的政策思路战略了如指掌，"下头"对我们中国百姓民生问题有深切的了解;第三个"三"是"三学"教授，胡鞍钢教授评价王教授精通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这三个"三"的独特视野，使他成为海内外的研究专家，也造就他研究的前瞻性和务实性，接下来有请王教授开讲《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动》，有请，谢谢。 王绍光教授：首先要澄清一下，94年的分税制，我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只是推动因素之一，这个理念80年代就已经存在，这个成果不能据为己有，我最多是推动的原因一之一。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到珠海，虽然我在香港工作，珠海也是咫尺之遥，但我是第一次来珠海，来珠海跟大家见面也是非常高兴的。今天的题目是《大转型-中国的双向运动》，看到这个题目，大家可能不知道到底要讲什么东西。 我今天要讲的是两个大讲题，第一个是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大家可能不知道谁是卡尔.波兰尼是谁，他写了一书叫做《大转型》，为什么我要介绍他的书叫《大转型》?今天我会花1/3的时间讲他的大转型。第二个我讲中国的大转型，我很大程度上是借用卡尔.波兰尼《大转型》中提出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近几十年发生的变化。 我先讲卡尔.波兰尼大转型，可能大家不熟悉他，但是有一个哈耶克(1974年获诺贝尔奖的人，大家可能熟悉)，他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会上一个中国一个市长竟然说他的市用哈耶克的理论推动他的改革，当时大家并不知道中国的市长竟然知道这个人，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在全世界的书店很少可以看到卖哈耶克的书，但是中国却能够买到，哈耶克的名声在中国大很多，他在学术界的名声很大，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先介绍哈耶克然后再介绍卡尔.波兰尼。他跟我要介绍的卡尔.波兰尼非常相似，他出生1899年死于1992年，出生在维也纳，他1922年参加了奥地利的经济学研讨班，1924年他去了伦敦，1950年去了芝加哥大学，62年他回到欧洲。他有很多的著作在中国都有翻译，很多反共势力认为他的作品是很好的"反共"教材。 哈耶克的名声很大，现在还有关于他的思想的研究所。波兰尼有两个人，是兄弟。一个是迈克尔.波兰尼，一个是卡尔.波兰尼，(迈克尔.波兰尼的思想跟哈耶克的观点很相似)。卡尔.波兰尼更大一点，1881年出生在布达佩斯，64年就去世了，但是卡尔.波兰尼的主张跟弟弟不同。 卡尔.波兰尼在年轻的时候跟激进分子往来，他1940年到了美国。他在1944年跟哈耶克几乎统一年出了一本《大转型》，他太太之前是共产党员。美国的《入境法》规定：共产党员不得入境，麻风病人不得入境，所以他住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他的书也不少，这些是他的著作，最著名的是《大转型》也叫做《大转折》。他还有一些作品是《贸易和市场》，还有其他的关于贸易的书。我今天不讲他其他的书了，但是今天要介绍的书对整个人类发展史的规律有很大贡献的，就是《大转型》。 他的影响在中国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在西方不少人听过。在网上有一个"卡尔.波兰尼政治经济研究所"可以找到卡尔.波兰尼的信息，这里可以看到下一次卡尔.波兰尼全球经济研讨会是什么时候召开，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参加这样的研讨会。但是他们俩人在一般人中间的影响还是不如哈耶克大。哈耶克的所有的书几乎都翻译成中文了是邓正来(人名)和冯克利(人名)翻译的多，包括他最有名的《通向奴役的道路》。我在互联网搜索了一下哈耶克，用英文搜的话，我就能找到98万个相关的网页，用中文搜也有35万个有关信息。而卡尔.波兰尼就没有这么多的资料可以查，我1984年把它带到了中国，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很多老师推荐这本书，我带回来找人翻译，但是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兴趣。 这本书在中国一直没有市场，大家都不感兴趣，这本书到去年才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台湾把它翻译成《剧变》，台湾改革可能比我们早一些，所以他们翻译得早一些，我们中国改革开始晚一些，可能最近才感觉到这本书的一个相关性。在中文的网站上找卡尔.波兰尼比哈耶克少很多，信息量大概少一半，影响力也小一半，但也不容易了，在八十年代后期哈耶克就开始推广了，而卡尔.波兰尼的东西在去年才开始大量进入中国。 讲到卡尔.波兰尼的观点我们要先介绍哈耶克的观点，哈耶克的观点很杂，你们读他一两本书大约可以掌握几个主要观点： 1、市场是自发的，如果没有人干涉的话就自由发展的。它是天然的，是处于个体的人的天性所要求的，因而是自然的永恒。 2、自然、自发的市场秩序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造成分散自发的个体经济行为，具有充分的创造性。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事，结果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这样太棒了，每个人这样做实际上每个人得到好处。自然自发的市场非常具有优越性，每个人都有创造性，最后导致这些具有创造性的个体活动在总体结果上的有效性及和谐性。 3、政府不应干预自由市场，应交由市场机制自己去运作。 4、政府应尊重市场之价格机制，减少政府价格管制、缩减政府之支出。这次美国出现经济的大危机，如果哈耶克活着他肯定觉得政府不应该干预，雷曼兄弟垮就垮掉好了，AIG垮就垮好了，如果不按照他的话来做就会"通向奴役之路"。 5、到奴役之路，国家奴役程度是政府活动范围的简单递增函数。你干预越多，通过奴役之路就越广。 这些在西方流传很广，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和美国里根总统曾经很注重这一套理论，后来出现"华盛顿共识"，用哈耶克这一套自由市场理论指导全世界的经济行为，所以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流行将近20年时间。 卡尔.波兰尼观点几乎跟哈耶克截然相反。他的一句话是从他的书中引来的，他说"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概念，意味着一个十足的乌托邦。在不消除社会人性和自然本质情况下，从时间上来说这种制度根本无法存在，它在物质上会毁灭人类并把人类的环境变为一片荒野"。每次我读到这本书里面这一句话，我就想起一个小故事，那是1990年，东欧国家刚刚开始转型，从共产党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转型，当时波兰就请美国一个著名教授加尔布雷斯，大家可能不知道加尔布雷斯，但是大家都知道厉以宁，厉以宁就是研究加尔布雷斯的，这个人是美国很有名的人。 加尔布雷斯就讲他的观点，听众听得比较纳闷，大家说你没讲到哈耶克还有一个弗里德曼，大家说你讲得很好，你讲市场经济竟然不讲这两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大师啊。加尔布雷斯说，这两个人我们没有承认过，如果我们承认的话，这是人类的灾难。所以这两个的理论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按照卡尔.波兰尼的看法，他把市场、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三个概念区分开来。 "市场"在历史上一直是存在的，市场是商品市场、集市贸易，大家以物易物，有的时候规模大有的时候规模小。 "市场经济"不一样，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易，也涉及到生产要素的交易。学过一点点的生产要素的都知道，劳动力、土地、资金都是生产要素，如果劳动力、资金、土地都不是商品那就不是市场经济，只是零散的市场。 更进一步是"市场社会"，把市场里边的等价交换原则适应到非经济领域，到政治生活都搞这一套就是市场社会。卡尔.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市场社会是最近才出现的，并不是自然的、自己的，与整个人类共存共亡的。 在卡尔.波兰尼看来，人类的历史大概可以粗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前资本主义时期。他有把它叫做"伦理经济"。我们一般说经济就讲伦理，经济是等价交换，伦理经济是经济关系要受制于伦理道德的制约。18、19世纪以前很多人讨论公正的价值，从来不说价格是按供求关系决定的，那时讲伦理关系，所以以前的经济是伦理经济。经济完全是镶嵌在伦理关系之中的，你是我的家人，我就售价少一些，如果卖给其他人贵一点儿，如果卖给敌人，我卖非常贵，是完全的伦理关系。 第二个时期是古典资本主义时期，在卡尔.波兰尼是很短的时期，是19世纪开始到19世纪后半叶这一时间出现了哈耶克的经济体，他们希望把经济和社会完全分开，把伦理和经济关系理伦。发展到后来，社会关系不仅不能制约经济关系，反倒是社会关系要受制于经济关系，谁有钱谁是大人。这是古典资本主义。这个时期社会与经济开始脱钩。 后来，大概19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上半叶又重新挂钩了，这个时候出现双向运动。 我先讲第一个伦理经济时期。卡尔.波兰尼在书里面讲很多其他国家在考古、人类学研究发现很多历史，我就引用中国的历史，我整段话引述梁漱冥一本书《中国文化要义》第五章，他说伦理社会中(夫妇)父子融于一体，财产不可分。父亲在，兄弟不分家，祖父在，三代不分家，是"父子之义"。 不过伦理感情是自然有亲疏等差的，而日常生活以分居方便，于是兄弟之间便也"分财"之义，初次是分居分财，之后再度分财为平等。 亲戚朋友邻里之间，彼此有无相通，是曰：同财之意叫"通财"，在原则上是要偿还的，盖其分级又不同，然而作为周济不责偿，亦正是被济者的普遍情形。邻里之间有通财之义，原则上有偿还，如果这个人有困难，借你的钱是有还的，如果还不了也是普遍现象。还有"施财"，是一种义务。 还有遇到某种机会，财亦是一种义务。 在整个社会，经济上要彼此顾恤，如果不这样做大家都会指责他，这样孤寡贫困的人就可以得到补助。如果有人有兴趣看看人类学家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的研究，你会发现几乎这些社会都是这样的制度。经济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种种的伦理关系。在《大转型》里面卡尔.波兰尼用很长的篇幅，用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市场经济在绝大多数人类历史当中不存在，只有市场没有市场经济，以前是伦理经济。 到19世纪出现资本主义和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如果回过头看文献可以知道，自我调节的市场曾经是不为人知的，大家都不知道，实际上这个理念是19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实际上自我调节的概念出现是一个背离发展潮流的现象(72页)。 18世纪末那一场从被管制的市场向"自我调节"的市场转变，代表着社会结构的一次彻底变革，这是一个大转型。什么是市场经济呢?不能把市场经济跟市场混为一谈，这不是一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讲资本市场、技术市场，而卡尔.波兰尼那时最重要是劳动力、土地和资金市场。卡尔.波兰尼认为把这三样东西变成商品化和交易的标的是不自然和极其有害的。 我就不讲资金的商品化有多危险，这个讲起来可能更复杂。但是最近几个月发生在美国和全球的事，说明资金的商品化可能带来多大的危险。我仅仅讲劳动力和土地商品化也是极其危险的。这是卡尔.波兰尼最重要的观点。劳动力商品化为什么危险?因为劳动力本身不是商品，你认为它商品，而劳动力是人，不能随随便便使用或不使用，你买商品可以抛弃不用可以扔掉。但是人有尊严的，如果剥去人类文化制度的保护性外壳，人类可能从社会为所欲为的作用中消亡，人类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牺牲品，人们可能是有颠倒黑白、邪恶的可能性。 土地的商品化也是危险的，商品就是制造出来用于销售的东西。而土地是自然的，我们说"大地母亲"带有很多的情感。所以大自然可能会被破坏，河流被污染，可能会把大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当时1944年还没有环保主义和环保理念，如果把土地商品化他已经看到了后果，把土地和人们的命运留给市场，在效果上无异于摧毁土地和人。 这种情况下，因为以前是伦理经济，19世纪开始逐步向不受控制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运动，在这种运动的情况下，就会激发起一场反向运动。这也是卡尔.波兰尼的话："市场力量的扩张或早或晚会引发旨在保护人、自己和生产组织的反向运动，这是两个方向所以是双向运动，保护性立法与其他干预手段是这种反向运动的特征。反向运动是政府通过保护性立法和干预性保护人和自然和保护资金。 这两天美国政府做的所有事情是反向运动，把AIG和房利美、房地美市场化都是反向运动。这是在保护市场，都是反向运动。所以卡尔.波兰尼认为，19世纪的社会史是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市场一方面在全球到处延伸扩张，所涉及到的商品之数量增长到了不可思议的规模，另一方面出现一个旨在对抗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有害作用的深层次运动，以便阻挠和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相关的市场运动。为什么深化市场价格只有一个方向。我们现在出现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市场经济的改革不到位还不够，还要朝着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才对，那是哈耶克的逻辑理论，按照卡尔.波兰尼不是这个逻辑结果。 你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会有反向运动，人类是一个辩证关系。第一，市场你不要消灭，市场可以带来经济繁荣可以推动市场，但是在劳动力、资金、土地被约束就可能反向。 在这本书里面卡尔.波兰尼举了很多例子来说社会的自我保护。比如说，1832年英国通过《改革法案》和1843年英国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通常被人们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之起点。大家知道福利体系就会知道这个《济贫法》了，1843年修正案说的是不劳动者就不得食，只要你不劳动你就不能得到帮助。 但是不久之后，出现社会自我保护，在19世纪70年代全面的保护运动在欧洲兴起，包括《工厂法》是说劳动环境是怎样的，包括《社会立法》、《社会保险》。比如说普鲁士在1870年前后推出跟工伤养老保险，然后是公共医疗服务、关税、津贴、补助金还有对移民资本转移的限制、资本转移和进口的限制、工人阶级运动，卡尔.波兰尼都认为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 罗伯特.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说如果人们任由市场发展，人们会遭遇大的灾难，卡尔.波兰尼很赞同这一点。 《英国社会立法》，要求面包房每半年用肥皂清洗、不能用低于12岁的儿童否则受到处罚，12岁之前不上学就要受处罚，而禁止童工本身就是反制。西方早在1861年规定煤矿不安装通风管道就不得运作，我们中国出现矿难的时候跟瓦斯爆炸有关，有一个监管问题。1863年也出了很多的法律，我们看欧洲也是这样，在19世纪中叶出现保护社会的反向运动，比如说《工人伤残赔偿法》，以国家干预规定雇佣双方的雇佣关系。还有《工厂检查法》，当时欧洲的工厂问题很多。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状况》里面工厂是非常糟糕的，出现了一系列的公用事业，公用事业很大程度是政府干预结果，也是违背市场原则的，比如说现在北京市公交汽车0.40元，这是北京市非常高的补贴来维持公交体系。 这一系列事情在19世纪的有关出现了。这个里面没有讲到美国，可能写这本书的时候对美国认识不透彻。他以前有很多问题，19世纪末的时候埋头往市场经济奔，大家相信弱肉强食，但是带来一系列问题。 最近在中国奶粉的事情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是食品安全在很多时候都是大问题。我举到几个例子，19世纪中期时候，美国的新奥尔良市，当时得病的人很多，他们那个市里面的屠宰部在马路正中央屠宰，猪下水就扔在下水道里面，苍蝇什么的非常多，然后就猪就得病了，然后有了"中央屠宰场"解决这个问题。香港最近被禽鸟、鸡搞得很麻烦，现在也要搞中央屠宰厂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美国的工伤事故是很严重的，至今被人认为是改变美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火，那时烧死很多工人，九点钟失火的时候大门紧锁的，工人跑不出来，有防火梯，但是假冒伪劣产品。1906年有一本书《屠宰场》写了芝加哥的屠宰业。 所以这一系列问题都导致社会出现保护运动，政府进行干预，干预食品价格、质量、卫生状况、工作环境，这一系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越近干预越细。保护运动的目的很简单，不是说不要市场，而是要把人类、市场解救出来，干预自然和生产性机构就意味着干预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因此此种行为的本身也就削弱了体系的自我调节作用，政府有必要干预。这样干预才使得市场不要发生致命性的冲突。 在卡尔.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意味着自由放任，自由主义倡导的对干预者的谴责是空洞的口号，他们有的时候反对，有的时候主张干预。比如说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智利的皮若切特，他们都鼓吹市场经济，认为政府不要干预，但是他们强行推进过国有化经济。你分析英国和美国这个时候的数据，他们说的是这样，做的不是这样。 美国政府最近的救市行为，意味着这个东西不能完全放任。比如说，让美国政府撮合摩根去收购贝尔斯登，还有房地美、房利美国有化，这是政府干预。 昨天看《纽约时报》，美国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家说在面临危机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下，大家了解到政府不是问题，政府是解决问题的。华盛顿以前相信政府是问题，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危机使得这些人改变了想法。我在来珠海的火车上听到报道，小布什说面临危机的时候说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关键的。布什完全信服哈耶克、弗里德曼这样的自由学派经济学家，但是这个时候他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自由放任，在经济学家的理论里面没有，好像只有政府不干预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当然这是一种乌托邦。 卡尔.波兰尼并不反对市场，他反对的是把市场自我调节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希望看到社会市场，而不是市场社会。他认为市场是工具，如果它有利于社会就可以。如果不利于社会，社会就要制约它。把社会和市场重新挂钩，要把劳工和土地从市场隔离开来。 从西方可以看出，很多法规包括合同等等都是要把劳动力从市场里面剥离出来。中国最近的《劳动合同法》，前两天公布的《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也是这样。市场还是可以继续运作(如果它可以产生好的效益)但是不是完全自我调节的结果。 卡尔.波兰尼也讲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化文明中一种内在倾向，它通过自觉地服从民主社会的方式超越自我调节的市场。美国出了事情以后，纽约一位大师说美国也是社会主义，是把风险社会化，收益被投资银行老总拿走了，这是最危险的"社会主义"。雷曼兄弟的老总，他的公司倒闭了，但是他每年是2000万美金年薪，相当于每工作一个小时就是1.7万美金，房利美、房地美虽然这样了，但是他们老总还是没有太大影响。对工人、底层人来讲，社会主义是自然的解决方案，从整个社会角度看，社会是一个特别有同情性人际关系，把社会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而不仅仅是有钱人的社会。 最后卡尔.波兰尼讲到复杂社会中的自由。有的人标榜自由，但是卡尔.波兰尼认为，我们复杂社会的自由，不是政府不管事就是自由，他讲的是只要人类确实把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作为己任，就不用破坏人类来取得自由。干预也是一种自由，是一种复杂社会的自由。 我们现在把哈耶克的理论和卡尔.波兰尼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作一个对比。 1、 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是自发的，而卡尔.波兰尼认为市场秩序是不自然的也不是自发的。 2、哈耶克认为自然自发的市场有优越性，卡尔.波兰尼认为如果人们任由市场经济按照它自身规律发展，人类会产生巨大而永久的灾难。 3、 哈耶克认为不应该干预自由市场，卡尔.波兰尼认为抵制市场经济是自然的。 4、 哈耶克认为到奴役之路：国家的奴役程度是政府活动范围的简单递增函数。卡尔.波兰尼认为规章制度在复杂社会中是扩大和增强自由的唯一的手段。 我今天把这两个市场经济理论介绍给大家，哪一个更优劣和有道理大家自己判断。 1944年的书今天有什么现实意义?这本书有中英文两个版本，《大转型》的英文序言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做序，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想法非常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他的序说：卡尔.波兰尼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不同的人看这本书往往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 为什么他说这个问题对"当下"有相关性，因为他虽然在华盛顿工作但是他反对"华盛顿共识"(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理论)，华盛顿公式被当作圣经一样向全世界推广，用这样的东西帮助其他国家的调整，后果是最早适应华盛顿这个共识的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是华盛顿共识的最早试验区，最近拉美国家开始向左转了(向相反的方向走)。 在拉美最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是芝加哥一批学生最后搞得一团糟，从99年以来就抵制"华盛顿共识"，这个意义上卡尔.波兰尼提出的观点和他的观察视角对我们今天依然有启发性。 我现在转向中国。 如果我们借用卡尔.波兰尼的分析框架，我觉得有助于我们思考和理解我们的问题。如果借用他的框架，我们看到中国也置于这三个阶段(49年解放以后)： 第一阶段，1949年到1984年中国也是这样的经济"伦理经济"，认为当时社会主义原则更重要，其他的东西更重要。 第二个阶段，85年到98年最重要的口号：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在很多场合说"兼顾"其实是"不顾"。 第三个阶段，99年至今，社会政策的出现。 我的时间段的划分跟起来其他人不一样，很多人都是从建国以后到1978年，我是这样划分这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伦理经济，第二个是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第三个是早期资本主义以后的发展(按卡尔.波兰尼的里来划分)。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49年到84年我们把它叫伦理经济(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情况下经济关系要服务于一套社会价值，我们当时的社会价值有两样：一个是基本保障，还有一个平等。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花很多时间批评平均主义，大家认为这两个理念太根深蒂固。当时在伦理经济的情况下，分配是配置资源整合的主要形式。分配有一个中心就是国家，但是真正的分配者不是国家，而是农村里的社队、城市里的单位，它们是分配机制发生作用的依托。这两个有这样的关系，农村的社队和城市的单位，你一般是社队的社员或者是城市单位的职工，这个单位和雇员的关系是铁饭碗的关系，农村社队也是铁饭碗，你哪儿也去不了。你犯错了也不能开除，你坐牢了，你释放了，也要回原单位。所有的福利跟单位挂钩，有单位有福利，没有单位没有福利，单位的福利也包括家属。 地方和单位是软预算约束，单位赚钱了交一部分给政府，亏了政府补贴。上一级(地方预算和中央预算)预算也是软预算约束，钱多了交，钱少了政府补贴。这是49年到84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几年这个体制在城市里面没有太大变化，八十年代以后才开始变。 我举医疗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当时经过几十年战争内乱，贫穷、营养不良、传染病大量存在，婴儿死亡率非常大，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当时婴儿死亡率约为千分之250，人的预期寿命约为35岁。 刚解放以后全国第一次卫生大会，确立四条原则： 1、医疗卫生为工农兵服务; 2、预防为主，治疗为辅， 3、中西结合。 4、医疗卫生和群众运动相结合。 这个看起来似乎跟医疗专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效果非常的好。 当时城镇医疗保障是这样的体系：雇员和家属跟企业的关系，看病要从单位拿单去医疗单位看病，然后在企业和财政这一块就可以解决。而地方财政跟中央财政也是软约束。 农村是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中西医结合。60年代左右赤脚医生是非集权化、非专业化、扎根基层，是平等、低技术。虽然他们技术不高，但是他们解决大量农村医疗问题，现在的卫生部长也是当年的赤脚医生。 到65年毛泽东发脾气了，有一个626指示，说要把医疗卫生体系到农村，把大量的床位放在农村，以前病床都在城市，后面放在农村。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又到城市了，也是毛泽东说的"城市老爷的卫生部"了。到78、80年前后，中国这一套医疗体制是被世界上认为是一种中国模式，1978年在阿拉木图开会的时候，希望中国模式为世界卫生组织基本医疗服务提供思路，但是大家现在都忘了，这个模式当时效果很好： 1、不少传染病、地方病被消灭或控制; 2、婴儿死亡率大量下降;预期寿命大幅提高。 3、中国用非常低廉的花费，取得相当好的健康水平。到1978年前后预期是68岁，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是71、72岁。前30年人均预期寿命增加将近一倍，后30年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我们的医疗设备大幅度改善，医生质量越来越好，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提高了几岁。我有时候看到政府讲医疗体系不错，我们虽然收入水平在全世界不高，但是我们的健康指标是中等发达国家，但是指标的取得的大部分成就是改革开放之前。 有人说以前35岁改善起来比较容易，到68岁改善起来就困难了，这好像比较符合逻辑，但是也不对。我做了比较，1978年人均寿命是68岁，很多国家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也改善了很多，我们的医疗体制花很多钱带来医疗体制改善不大。我们改革开放前用GDP3%给全国人民看病，现在是GDP5.5%左右，我们的医疗体制改善不大。为什么会出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是跟医疗过度市场化有关，你要好的医疗服务你必须付钱，你不能付钱就看不了病，很多人有病不敢看不敢因病去住院，住院要赶紧跑出来，因病致贫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个是人均预期寿命的变化(见PPT图片)，这个人是阿马帝亚.森教授，他一再赞同毛泽东的医疗体系，但是他不是毛泽东的狂热支持者，他曾经在《饥饿与群体运动》中批评毛泽东的大跃进时代大饥荒的错误。但是他高度赞扬毛泽东的医疗制度，说他远胜于同时代的印尼，他说印尼每八年的死亡率超过了中国三年大灾难。所以医疗体制的正确实施与否结果会不一样。 从1984年到1999年中国从伦理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时候意识形态变化了，之前讲太多平等了，这个时候把那些平等和基本保障统统去掉了，希望大家竞争刺激经济发展。所以提出效率优先、经济增长优先。为了追求尽可能的增长速度，他们愿意容忍一点不平等，甚至牺牲某些基本人类需求，如医疗保障。 大家都相信甚至我也相信，只有饼越来越大，其他一般问题终会迎刃而解。 这个变化有三个阶段：84年之前中国出现零星的商品市场，但是它们的作用有限，买肉还要票，菜可能不要票。这个时候的自由市场不涉及到任何生产要素。 84年以后出现了"市场制度"和"市场社会"。84年以后的要素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86年的合同用工打破铁饭碗的改革>，还出现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东西，所以市场制度的出现大概84到92年(邓小平南巡以前)出现市场制度。 93年以后开始出现一种倾向：市场经济的源头开始侵入到非经济领域，成为整合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基准，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商品化、市场化，这样一步一步脱钩了，脱钩以后伦理经济崩溃了。本来村庄/单位跟成员关系是铁饭碗，现在被打破了。本来地方政府预算跟单位是软约束，但是现在不行。之前《合同法》经过了很多番的吵架才实现可以破产，当时很多人不能接受破产。中央与地方以前是软约束，现在是分灶吃饭，中国很多灶，有上海灶、广东灶、青海灶、云南灶、贵州灶，有的地方穷，有的地方富。广东、上海的灶比较大，以前给中央多一些，中央再多分一点儿给其他穷的地方。现在不给了，广东的饭越吃越香。福利方面，以前的老人家还记得都可以报销，现在很多单子积攒在手中也不能报销，能不能看病不是权力允许的事情，而是要看你的单位盈利不盈利，有没有钱是最重要的。 经济和社会伦理脱钩以后，人们的生计完全靠市场了，当市场原则变得无孔不入的时候，人们的福祉取决于你的支付能力，你的支付能力决定你可以找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品，我们中国的医疗仪器比美国、巴黎的仪器还要先进还要多，你没有钱对不起，你就是被车撞了，你不缴费就进不了医院。 这个时候普通民众想要保障就不行，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出现了，收入、财富、卫生、教育、等等方面的不平等，不管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不平等都出现了。 在收入不平等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基尼系数越低越平等，越高越不平等。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最平等的国家，基尼系数低于0.3，到本世纪初的时候达到0.4以上，变成不平等的社会之一，短短30年中国从最平等的社会变成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在整个90年代有大量研究都是跟不平等有联系的，我最关注的是这些。 我和胡鞍钢94年写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还有写了《挑战市场神话》1996年写的。99年跟联合国开发署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6年写了《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我为报告提了理论框架，还有其他国家一流的专家在参与。在整个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我的研究大量放在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上。 按照卡尔.波兰尼的说法，一个社会向市场经济方向越走越远，肯定有一个强大的反向运动，要保护人，保护自然。我觉得中国过去几年有一个反向运动，要运动到社会市场这一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题目是《中国的双向运动》。99年到现在，市场跟社会再度挂钩，因为市场社会强加给普通人的负担太沉重，人们难以忍受，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抗或者发出声音表示不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社会秩序会受到威胁。 我前几年跟胡鞍钢还有发改委的专家的写过一篇《经济繁荣背后的不稳定》，只有重新把市场与社会挂钩，一个是"去商品化"还有一个是"再分配"。 "去商品化"的意义是指：把一些基本的服务看成人的权利，使人们不需要完全依赖市场就可以生存，比如说医疗，前几年你没钱不能看病，以后中国的基本方向，是把基本医疗服务变成人的基本权利，这本来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给2000年设的目标"全球人人享受基本医疗服务"，在世界没有实现，在中国也没有实现。现在中国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把医疗服务变成基本的服务。 "再分配"意味着这样的关系：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简单起来，以前有单位、地方政府的东西，现在个人按照收入水平给政府交税，其实每个人都在交税。我反对大家受一个概念--"纳税人"。其实我们买了任何一个东西都有扣一个增值税(17%)每个人都交了，每个人都是"纳税人"。然后政府有责任按照需求给人们提供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社会服务。这样关系变得很简单，大家按能力交税进去，然后按需求提供服务、保险等等。这样再分配，就把你的支付能力和你获得的服务链条打断了，在市场社会里面连在一起，你的支付能力强，你获得的越多，通过再分配以后每个人得到的服务是大致相同，但每个人纳税的份额是不一样的，这是最近的状况。 我们再具体看，从政府每月三月份提交的预算报告可以看出，包括下一年预算支出的重点排序，2000年2001年最重要的是经济方面比如说基础设施等等。2001年以后最重要的是跟社会相关的支出。我也经常讲，在2002年以前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99年或者2002年以后中国之间开始发展一系列社会政策。 这就包括2002年开始城市低保，2003年支持"三农"，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筹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04年降低农业税，推行农村三项补贴，05年部分取消农业税，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推出农业综合补贴，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城市廉租房。07年全国义务教育免税，全面推进廉租房、全面推进农村低保、开始推行城市全民医保。08年我们也看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覆盖了80%左右的村庄，农村的义务教育今年也实现了免费。 这些政策五年就全部出台了，这样看起来很容易，好像领导人把脑袋瓜转过来想这样做了。其实每一项都是非常非常花钱的，是以几百亿、几万亿来计的，这要求有一系列的措施配套。 社会政策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缩小不平等，第二个降低不安全。缩小不平等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中国每个地方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比其他许多国家小很多，但是中国的差距主要是东西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如果把这样的差距缩小了，中国就比印度、拉美国家差距要小很多，那些地方更多的是阶级差距。 缩小不平等先要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降低不安全有这样的事情：最低收入保障，哪怕你没有劳动能力也有一定收入，还有工伤保障、医疗保障、退休保障、失业保障，环境保护。 有一个劳工组织有一个报告《全球经济不安全报告》，把中国列在最不安全位置，前几年大家不敢花钱，但是把钱存起来预防一些不确定的支出，消费难以刺激起来。因为大家觉得不安全，你可以是白领、金领，但是公司一垮台你什么也不是，像雷曼兄弟一垮台，拿着纸出来，他们之前拿的花红都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现在没了。在一个健全的社会，要降低人的不安全。 过去的几年我们看到政府的社会政策不仅仅是说了，而且是真金白银把钱花了。先说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最重要的一个杠杆，是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把钱收上来再给其他的地区，1994年是2000亿，2004年将近16000亿(中央给各省的钱)主要是给中部和西部，各拿到40%左右，这样的效果也是理想的。 这一张图讲的是东部、中部、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平均的GDP经济增长率，我们看到92、93年的时候东部省份平均经济增长率19%、20%左右;东北地区问题较多，平均经济增长率12%，这个速度放到全球是最好的经济增长率，但是跟东部地区比有将近10个百分点的差距。后来开始大规模财政转移支付，99年西部大开发以后，财政转移支付以后各地的经济增长率开始趋同，2005年底四个地区经济增长率了。为什么经济增长率会重要呢?因为基数不同，你要缩小差距，要让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要赶上或者超过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我们发现最近的可喜的一面。这一张图，是人均GDP省际差距变化，这里面包括北京、上海、天津的差距从94年开始持续扩大，2003年前后开始缩小。下面一条线把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去掉算，其他城市也是差距开始缩小。当时有记者问我关于地区差距，我认为地区差距短期内不可能缩小，只是说扩大的速度会降下来，我估计30到50年还难以缩小，现在的结果显然比我们预期的要好太多了。中国99年到现在，提出西部大开发，地区差距要么是平缓高么是缩小，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这个成果也没有人大张旗鼓的说过，我在这边强调，缩小地区差距是了不得的事情。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中央有两块政策，一个是"少取"，少从农村拿钱，以前收农业税，到2005年的时候是将近1000多亿，如果06年不取消，有一千多亿农业税，而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少了一千亿交给国家，我们可以除一下全国农村人口，光这一项农村人口一个人可以少交一百块钱。还有一个是"多予"，农村不要乱收费，虽然税费取消，但是还要花钱，中央就支持农村税费改革，这也是多予。这个图可以看出，中央财政支持三农支出在07年的时候已经到了4000个亿，你可以把大数加起来除以农民的基数，大家不生产都可以得到实惠。 前不久农业部长讲，现在城乡差距历史最高，我觉得他有必要讲这句话，他要站在农民的立场讲。但是从学者的角度看，要高也只是高一点点，从2003年以后中央重视城乡差距，这个时候就开始基本平缓了，略有上升。还有一个新型指标，城市和农村的文教支出差距，城乡医疗支出差距这两年有缩小趋势，城乡差距开始有可喜的变化了。 还有一个降低不安全。 最重要的一条是城镇低保和农村低保。96年中国开始搞一个减员增效，结果是将近6000万人下岗或者提前退休。我跟外国人讲6000万就是一个英国，比韩国还大，这么大规模的下岗，这么短时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我觉得经济上可以，但在政治上非常冒险，99年大庆、辽阳出了事，就是因为下岗工人。 02年中央提出建立低保，我经常去看各部委的网站，这是民政部的网站上面的一个图，中央一个文件又一个文件催要"应保尽保"，2002年突破2000万人，之后的人数保持在2200万到2300万。这条线告诉你每一个享受低保的人从低保拿到多少(人均)，实际上是降低的。所以，城市低保建立了一个非常低的稳固的一个安全网。 农村以前没有低保，只有个别省份建立了自己的低保体系，没有全国性重视。全国有的地方是农村定期救济人口，我把这两个方面加起来叫低保。2000年以前只有500-800万人，到2007年3500万人口进入低保。去年国务院通过一个决议，在全国农村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一种降低不安全的做法。 医疗也发生很大变化，这一张图是讲中国总的卫生费用谁来掏钱?(见PPT)红色是政府掏钱、黄色是保险支付的、蓝色的是个人掏腰包的。改革开放以前1965年以前个人是15、16%，每花一百块钱自己掏15、16块。1986年前后改革的前夜个人掏腰包26%，到2002年个人60%，政府和社保40%，你放到全世界一比就知道很高，全世界都有20%、30%、40%，但60%的国家就没有几个，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医疗化的体系，你有钱就看病，没钱就不能。2003年以后也有和谐的变化，06年下降了将近10%，个人现在还要50%，但是趋势进一步往下走，国家和社会承担的医疗费用越来越多。 这是城镇的基本医保覆盖面，99年正式推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当时在这个底下的不到3000万，04年是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红色标识是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去年是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到07年25000万医疗保险，覆盖面在不断提高。 今后的医改方向是城镇全覆盖，农村也要全覆盖。农村有合作医疗，一度在60、70、80年代是全世界的楷模，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公社一垮，就一夜之间改变了。到85年下降到4.6%，合作医疗没有了，剩下来的只在上海郊区、江苏南部、山东某些地方有集体经济的地方还存在，其他地方没有了。2003年以后中央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中央出钱。当时是中央10块、地方10块、老百姓自己出10块，到08年中央出40，地方政府出40，老百姓出20，所以每个人平均医保增加了三倍，我觉得以后会进一步提高。 工伤保险在04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04年以后工伤保险的人越来越多，现在一亿二千万人参保了。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到07年的时候是将近2亿人口，离退休人员参保率比较高，大概90%左右的人都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现在在职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农民工参与的比较低，今后还要近来，特别是农民工。 进展比较少的是失业保险，从99年以后到现在没有太大变化，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07年不到一亿二千万，这可能跟城市低保有关系，拿失业保险跟城市低保的钱数额非常接近，所以大家不愿意多交一笔钱。学术界也建议，有城市低保以后，失业保险也没有大的必要，所以失业保险这些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有一个跟安全有关的命题就是环保。 中国的环境问题今天依然非常严峻，但是这些年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趋势，这就是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我们看到这个图是代表总额是多少亿投进来了，到2006年有2500亿达到总GDP1.2%，这个是多还是少呢?可以比较一下，各国的支出比重，中国在这边，其他是西方发达国家，1.2%比日本、德国、瑞士相比低一些，但是跟法国几乎不相上下。你可能会说这些国家环境很好，不需要花太多。但是我们愿意花这么多钱来治理环境，这也是一种安全，因为关系到大家的健康。 卫生部在建设健康中国2020年规划，我也参与了(是卫生界以外的专家)。大家提到"大卫生"问题，也包括环保，因为你环保搞不好的话，水污染、空气污染都会影响人的健康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说了这么大，我们既看了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也看中国从伦理经济从市场经济、市场社会方向走，也看到了一种逆转，向社会市场方向走。 总结一下是这样，90年代短暂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 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 中国的情况似乎引证了卡尔.波兰尼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观察，市场力量的扩张或早或晚会引发旨在保护人、自然和生产组织的反向运动，保护性立法与其他干预手段是这种反向运动的特征。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殷亚敏：听了王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理论和中国的改革实践结合非常紧密。 胡鞍钢教授对王绍光教授新出的一本书《安邦之道》写的序言，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感受，胡鞍钢教授说，王绍光教授他对中国政治学方面的知识贡献在于他最早提出中国改革的三大目标：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生态平衡。重点集中中央财力扩大民主决策，在他今天的演讲我们可以体会他的研究成果，也体会到一颗热爱自己的祖国，为广大民众谋取福祉的一颗赤子之心。 接下来是我们的互动时间，各位可以通过纸条和提问的方式对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跟王教授进行交流。 听众现场提问：两个现象希望你评价一下，一个是说市场有"市长"，还有一个中国采购客机的时候开始欧洲的空中客车占优势，后来克林顿来中国推销，美国的波音公司取得最终胜利，然后美国取得了胜利。请王教授评价一下。 王教授：我觉得为经济找"市长"是不错，但是像销路等问题不一定是企业的困难，我知道有些石油企业，前些年下岗分流的时候，很多石油职工拿了一笔钱提早退休了，当时说顾全大局就退休了，退休以后石油企业越来越好，他们都住在一起，下岗和在岗的人是差距非常大，你要找原因必须政府来做，当时是政府让人家下岗分流，所以"有困难找市场"要看什么困难，一般的困难找市场，更大的困难可能要找市场了，有的困难可能要找总理才行。 第二个，我觉得非常好。西方总是跟你讲一套，往往做的不是这样。后来有人总结说，你要按我说的方法做，不要按我做的方法做。你看每一次德国、法国总理来带着一大帮企业家，克林顿就是这样。企业为了游说政府为了谋求最大利益，这是太普遍了。比如说房利美、房地美他们碰到这么大问题，他们前几年花多很多钱要政府不要监管市场要自由发展，结果一塌糊涂，政府要靠纳税人的钱来救市。美国市场上不上管制很大程度是企业拿钱游说政府要求不要监管，这就促使政府很多人重新考虑了...尤其每次出了危机以后都是政府用老百姓的钱擦屁股，但是他们的分红都是按当年的分红分掉了，现在大家提议你赚钱的时候你要拿一笔钱放在那里，今后要擦屁股的时候就用这一笔，否则风险就人家分担，好处你全占了。你刚才的问题非常好，但是理论和实际做的是不同的(说一套，做一套)。 听众提问：你认为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怎样的?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各自的定位和关系是怎样的? 王教授：我不是住房问题专家，中国的住房状况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农村里面几乎百分之百有自己的房子，第二个状况城市里面的人将近80% 以上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里面，这个比重在全世界非常高。虽然还有人说我们有困难，但是在全世界来说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里面是非常高比例的。 现在的高是一种虚高，中国从以前的公有住房改制以后出现的局面，可能是花几千块和几万块买的，我估计住房自由率会下来，而且有一个问题，你是买还是租，你是要用多大的房子?中国很多人对外国人的想象可能不完全正确，大家都想的是美国电影里面的大房子，有人研究过美国电影里面出现的房子比美国人真正住的房子大60%左右，这不是一回事，你用那个想象就出问题。你到东京、柏林、巴黎你会知道你的房子很大了，我问柏林的人说他们的房子平均是60、70平米了，(国外)很多人买不起房子的，可能可以去租房。经济适用房的理念是每个人要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我认为不对。廉租房我认为是对的，有人可能买不起，就需要租房子。而新加坡绝大多数都是住在政府的公屋里面或是租的房子里面，我想今后的方向可能不是经济适用房(这个很容易搞腐败)，深圳最近有报告多少公务员退出经济适用房。我认为廉租房的方向大概是正确的。前些年中央有政策说土地出让金里面要拿百分之多少来解决住房问题，但是资金还没有到位，如果到位了可能能够解决廉租房问题。 听众提问：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认为商品住房和廉租住房要覆盖多少社会人口的比例? 王教授：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学者都不愿意做数字的预测，所以这个问题我不回答。 听众提问：我听了你的讲座，确实长了不少见识。一个现实问题是，国家采取一整套措施把房地产的虚高打了下来，随之结果是股票市场有重大冲击，这两天国家对股票市场又采取一些救市的措施，我想关于这两个现象，目前对股票市场的救市的措施会不会抵消对房地产整个的措施呢? 王教授：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当然这不是不是政治危险。做经济的有两者，一个是经济分析师对短期的几个月的情况分析，一个是大时量分析。我是后者，我分析10年，30年的。对短期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我可以谈谈自己的感觉，最近的政策一方面是回应股市，但是也不仅仅是为了回应股市，也是对宏观经济的回应。年初通货膨胀非常明显，年初的政策都是针对通货膨胀的，但是八月份的数据出来以后，可以看到通货膨胀的危险正在降低，相对于经济放缓的危险变成了一个次要的危险。所以最近的政策与其说仅仅是为了救股市，不如说是让经济发展更快一些，不仅仅是救股市。 纸条提问：网上有人说你是"新左派"，你赞同这个概念吗? 王教授："新左派"这个概念是1994年的时候《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叫杨平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有一伙人变成新左派，现在变成标签了，你不喜欢谁就说他是新左派。我也成了"新左派"但是我不在意，你叫我"新左派"我也不在意。但"新左派"怎么回事要搞清楚，十个字："平等的自由、广泛的民主"。这十个字是有针对性的，有人谈自由派，我管他们叫"新右派"，他们只讲自由，不讲平等的自由，被卡尔.波兰尼批评的都是右翼的自由派，我讲的是平等的自由，所有人享有的。这需要很多前提条件才能达到平等自由。 我讲广泛民主，很多人认为民主是两个党竞争就是民主，我刚刚出了一本小书《民主思想》，这个书里面民主与选举的关系都讲到了，一直到18世纪很少有人把选举跟民主当成一件事，亚里士多德时代就认为民主是寡头政治，抽签才是民主的。不单他两千多年前这样讲，而卢梭之后还是这样讲，抽签有这样的好处只要抽签就可以决定，而民主选举就可能你自己的魅力可以加分，像马英九就是这样抽上去的。而抽签所有人的机会是平等的，瘸子也行，没有钱也行。有人就说不好啊，笨的人被选中了怎么办?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人是笨的，在涉及自己利益的时候都是平等的。所以很多西方国家也开始用抽签作为补充方式，我觉得西方只是选举民主，而不是广泛民主。我的《民主思想》最后一章讲到如何扩展现有的民主模式，有五条，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的书。新左派的十个字：平等的自由，广泛的民主。 听众提问：今年年初人大会上温总理说到一个问题，他说总理不太好当，我们的税收以前是4、5万亿，而他认为应该是10万亿，他认为钱没有进到国库里面，我们人口和财富倒挂，我们20%的人掌握80%的财富，这个差距王招教授认为如何缩短?第二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说我们的经济政策不是在保护中低收入者，这一方面也很多欠缺，这一方面王教授如何看? 王教授：钱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财政收入是10万亿而不是5万亿。我觉得10万可能太高了，中国经济总量我估计是偏低的，大量黑色经济、地下经济没有纳入中国经济体系，而即使把这些黑色、地下经济都纳入进来10万个亿也比较高了，5万亿大概占GDP的20%，如果是10万亿就占到了GDP40%，在全球也不是太高，很多发达国家是40%、50%、60%，而发展中国家是40、50就太高了。 我和胡鞍钢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是有感于中国政府从正常的税收渠道得到的太少了，中央每年的正常税收大概占GDP12%左右中央拿这么少的钱( 哈耶克、弗里德曼认为这是好事情，大社会小政府)，但是中央收5%的GDP只要用1%花到解放军方面维护国防，还要给法院还要发工资，还要其他基础设施建设，5%的GDP是不够的。以前中央政府穷到养军队也养不起，军队经营旅馆、BB机基站，警察没有钱换装也经商，结果全民经商把社会秩序搞得乱七八糟的。中央手里没有钱，想要调动协调就做不到，中央讲过"手中无米，叫鸡都不来"。中央财政状况如果不改善，很多事情都做不起来。你提到的问题，说中国对中低收入补贴不够，政策不是说说而已，还得政府手中有钱，政府没有钱即使想做好人，一分钱也拿不出来。 包括这个图书馆不是哪个公司捐的钱建的，是珠海市政府建的，包括以后的娱乐设施都是花政府的钱建的不是私营机构建的。所以政府导向要改变，不仅仅是追求效率优先，要把公平摆在第一位，同时要加强政府的集聚能力要把钱收上来，90年代讲政府钱收不上来，我最近讲预算的问题，钱怎么花?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也一本书《美国的预算体系》，美国的钱以前是不知道花到哪里了也没有预算，中国的预算很简单，总支出多少，总收入多少。这就是不是预算，预算对每一笔钱花到哪里要有一个计划，要给人大考量，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到一年以后这个钱花到哪里了也要告诉人大，这才是预算，我们99年之前没有。我们把钱收上面以后，怎么监督也是一个问题，而且钱越多问题越大。 提问：有人说中国的股市像赌场，而我们中国的股市是不是有制度缺陷，是不是普通的散户不能投资股市? 王教授：我自己从来不投资股票。所有的股市都是赌场，我说有人做过研究用随机掷色子的方法跟基金经理管结果是一样的，而中国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严重，很多人知道内部信息就提前买进、卖出，所以使股市更加疯狂。金融资产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他可以弄虚假的东西骗你，股市比赌场还严重，所以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这方面全世界都是这样。美国很大程度也是赌场，很多人赢钱了，很多人也都输钱，把房子也输掉了。 20、30年之前大家认为好的金融机构是以银行为基础的，主要靠贷款而不是股票投资，过去20几年使得大家认为以股票为基础比较好，以美国为基准。最近又变化了，又是一个反向运动，投资银行要跟传统的银行结合在一起，又走反向运动了。所以反向运动非常有利于看历史的大进大出问题，至于投资我就没法劝告了，因为我自己都没有投。 主持人殷亚敏：各位市民朋友，今天王教授对我们做的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精彩解读就到这里，让我们再以掌声对王教授表示谢意。接下来有一个王教授的签名售书活动，王教授的书是深入浅出，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外面参加售书活动。谢谢! 本文根据现场演讲速记整理而成，未经主讲人审阅。 

上一个十年，“中国崛起”被视为最重要的关键词；下一个十年，“中国如何影响世界”将成为最核心的问句。

（此文根据作者访谈写成，此为上篇，下篇待发）过去三十年，围绕民主问题的辩论和分歧从未停止。“历史终结论”将民主作为最后一种政治形式，普遍历史到来的标志。这一有关民主的叙述是通过将“人民民主”置于“政治专制”范畴才得以完成的。然而，接着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来的，是反恐战争、宗教冲突、生态破坏、高风险社会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也引发了“社会民主”的危机。西方民主的空洞化、新兴民主的内在矛盾，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困境，与上述危机密切相关，成为讨论当代民主问题不能忽略的课题。为什么二十世纪形成的两种社会体制先后陷入了危机？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后者是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