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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吴冠中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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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茅奖的历史可追溯到1945年。那年在重庆为茅盾举行了"五十寿辰和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在6月24日庆祝会上,正大纺织厂的陈钧经理委托沈钧儒和沙千里律师将一张十万元支票赠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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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k Jarman最后一个feature电影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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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业在大众的精神构成中的重要性不代表我们可以获准放弃对它的客观合法化和本质存在的思考，这种许可更不应该是来自一种自认是注重实用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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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社会
2009/01/20
| 阅读: 1529
在笔者看来，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来说，所谓增强学科意识，除了参与、观察变革社会的实践之外，就是要提倡阅读经典研究大家，舍此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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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把China和America合并出Chimerica这个英语新词的是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教授。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中美国”这个新词主要是为了表示中美已走入经济共生时代。但去重庆以后，他似乎改变了看法，认为 ‘Chimerica’正在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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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以前。我从媒体上看到一条消息，陈映真因中风而在北京陷入重度昏迷，正在北京朝阳医院重症病房治疗，据说很难再苏醒过来了。像几年前听说德里达和苏珊·朗格塔等相继辞世的消息那样，我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毫无疑问，这一代人的渐行渐远和最后离去，意味着某种弥足珍贵的知识分子传统成为了历史。但历史不会就此终结，任何值得尊崇的思想遗产都会像幽灵那样，在未来的某时某刻，以一种令人惊奇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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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一手握剑一手持经”也好，一代狷介文人的盖棺论定也好，世间的思想探求，并无禁忌。但是回头反顾，从大川周明到大川周明的辩护者，从旧式的亚细亚主义“者”到当今的亚细亚主义“家”，曲折一条轨迹中，隐现的警示诱人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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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UK government stop the UK banking system going down the snyrting without risking a sovereign debt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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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4/3个世纪以前的法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面临的一样,你即将在这个信念和传统智慧土崩瓦解的时刻走马上任.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不是你或任何人可以想象的.很多总统面临过各种危机,但很少有总统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就要被迫处理如此空前绝后的目前美国眼下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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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青春》是两个人的口述史。讲普通人亲身经历的故事，有“‘民俗’也可以成史” 的意味。而一旦得知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作者在“文革”和“文革”前的生活，又会觉得书里所写的，与那种布满人间烟火气的“民俗”，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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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户主代位构成上看，当代农村三代直系家庭有两种主导形式：一是以第一代人为主导，一是以第二代人为主导。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超过50%的三代直系家庭以第二代人为主导，第一代人退居从属地位。第二代人赡养和照料老人是这类家庭形成的重要原因。在缺少社会保障的农村环境中，丧偶老年妇女对家庭养老有高度的依赖，她们成为三代直系家庭产生的主要前提条件。第一代人为主导的家庭虽不占多数，但却有逐渐升高之势；担任户主的第一代人多数尚未年老，这类家庭具有代际协作特征。与农村相反，城市三代直系家庭则以第一代为主导，经济自立能力强使第一代人摆脱了对子女的生存依赖，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三代直系家庭是松散的，但却有助于提升代际关系质量。这应该成为农村三代家庭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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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學》「物質文化」專號，收錄有三篇論文、三篇研究討論以及一篇書評。如同許多歷史上或大或小的事件，這個專號的形成也有其結構因素與偶發因素。受限篇幅，我略去幾種可能的偶發因素，先談諸種結構因素中的一項選擇性親和：這次專號其實反映臺灣史學界標舉「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議題重要性的一股集體研究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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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來对於老舍的评论，一直有两种倾向。一种从左翼的革命立场，或者分析他的不足，或者强调他的觉醒过程；另一种则把老舍趣味化，强调他的民俗气味、北京风味和幽默语言。我认为，这都不能看出老舍的伟大。老舍首先是属於市民阶层的，他描写了他们的善良、他们的软弱和痛苦、他们的苟且偷安，以及他们的不得不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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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地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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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人文
2009/01/25
| 阅读: 3001
在乡村中国，十九世纪末以来现代教育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教育者群体，他们是公共学校的教师，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在不断增长，他们接受的主要是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而不是儒家经典的训练。绝大多数乡村教师是二十来岁的男性，他们多来自家境贫寒的农家，他们的年龄和背景使他们精力充沛并不满现状，而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和他们从事的职业，使他们成为乡村中拥有并传播现代知识的先锋阶层。但这些并不必然使他们成为激进的革命者，使他们变得激进和革命的其它重要因素是他们的穷困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周遭闭塞落后的环境。这些与他们所接受的现代科学教育和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形成极为强烈的对比。在很多地方是乡村教师建立了当地第一个党组织，最早在农民中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并在乡村开展了最早的革命活动。根据笔者在广泛阅读相关史料时所做的估计，中共早期乡村党组织有70-80%是由乡村教师创建的，乡村教师充当了中国革命中这个普罗米修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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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社会
2009/01/23
| 阅读: 242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而北方土改的主要革命对象也相应地锁定为乡村中的“封建”代表——地主阶级。然而，1946年中共决心“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后，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在“民主”的革命旗帜下，群众运动的烈火也烧向了自己的乡村政权基础。共产党控制下的乡村地区，一些基层干部平素作风不好，乃至为非作歹，早已被群众视为“新封建”。而在执行土改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区乡干部滥用职权，占好地、好房窑，“窃夺果实，与民争利”，从而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因此，土改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声，乃至发生打干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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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村所谓的“例”,乃是民间事关敬神拜祖、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的成规，相当于李安宅先生讲的“民仪”（mores）----“一切民风都起源于人群应付生活条件的努力。某种应付方法显得有效即被大伙所自然无意识地使用着,变成群众现象,那就是变成民风。等到民风得到群众自觉,以为那是有关全体之福利的时候,它就变成民仪。直到民仪这东西再被加上具体的结构或肩架,它就变成制度”。“例”不象风俗习惯那样容易移变,却也不如制度那样具刚性约束。其实,孙村并非世外桃源。虽然没有人愿在主观上削旧“例”或创新“例”,但剧烈的社会变迁及悄然的民风（folkways）转化无人可挡，“例”的移易难免发生。问题是,在社会变迁、文化断裂及社会记忆发生危机的大趋势下,婚礼及姻亲关系中的“例”，为什么在社会整肃运动不断的毛泽东时代可“例”行如初，而在社会相对宽松的后毛泽东时代却“例”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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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宗教
2009/01/24
| 阅读: 2192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寺庙和宗族祠堂复兴的在全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笔者通过参加2007年范庄的龙牌庙会，详尽地描述范庄龙牌会的仪式过程，并与龙祖殿修建前的仪式进行比较，从仪式变迁的角度来分析龙祖殿修建前后政府、会头和学者的关系。也正是因为龙祖殿的修建，才有了从“家”到“庙”的过程，“家”是一种家庭的，内部的表征，而“庙”是公共的，外部的表征。从家到庙，也是龙牌会从地方信仰向公共事物——龙文化遗产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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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异质性持续增长，从而使村庄生活半熟人化，村民越来越不能接受之前熟人社会缺乏退出机制的串门聊天。村庄生活中一方面出现了串门聊天的萎缩，一方面出现了对公共空间的强烈需求。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而是从村庄社会分化的角度来看待农民交往方式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农民的处境，并可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