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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年中默多克以美国为基地的新闻公司通过纳税赚钱了，它盈利100亿美元，应该按照35%的公司税率纳税36亿美元，实际上却通过所得税退款获得了48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政府。

英文文章，参加讨论者包括德里达、米勒、克里格等人，贝乐发挥了一下他在文章中提到的观点。参见《当代的和遗世的》。

一个大众传播媒介兴起，娱乐资讯不断扩张，市场冲击学术的时代，文艺批评遭遇深刻的信任危机，近几年来，对文艺批评指责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对文艺批评的评价问题已成为学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艺批评是否已经“媒体化”、“市场化”和“吹捧化”？应该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学院批评？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是否真的丧失了对当下新鲜文艺创作进行批评的能力，而其内在原因为何？文艺批评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而在一个大众文化强势崛起的媒介时代，批评何为？

　　不久前，北京市文联与《文艺报》、《文艺研究》共同主办的“2007北京文艺论坛”上，多名学者对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中“批评与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理论探讨。《中华读书报》选取与“如何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主题相关文章，并经各学者本人修订，以飨读者。

不知不觉中，五四运动已经九十周年，今年应该有很多纪念活动，而被纪念的主角自然是那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它的领导者。不过，我想到的是，那些当年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而一直受批判者如林紓、吴宓等，是否也有值得纪念至少也是值得关注他们的理由？

美國總統奧巴馬最近行情下跌，連帶也使民主黨受累，麻省聯邦參議員補選，共和黨新秀史考特．布朗以52比47的領先，輕鬆拿下這個民主黨甘迺迪家族稱雄已逾半個世紀的鐵票州。在美國政治上，這是頭等大事！因為，美國兩黨各有各的鐵票州，麻省這個鐵票州會輸，等於民主黨在任何州都可能會輸。也正因此，麻省敗選後，奧巴馬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訪問時，遂說出「我寧願做一任好總統，也不願變成當兩任的平庸總統」這句重話。一般人都會認為好總統一定可以連任，但此刻的美國卻不必然。過去將近30年來，美國的經濟政策基本上是放任主義當道，整個政策都是「親市場」「親富人」，金融體系大公司及富人，可以輕而易舉接近政府的資源，而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又使他們可以規避掉賦稅，於是「富者日富，貧者愈貧」之局遂告形成。在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及價值條件下，任何人只要主張政府調控干預，就會被說成是「左派」、「社會主義者」。政府的調控權在美英資本主義體制下，早已被徹底的非法化。而今天的奧巴馬即深陷在這種困境裏，以美國為濫觴的金融海嘯乃是政府長期在調控上棄權所致，為了避免引發大蕭條，政府只得擴大債務來解決流動性危機，而由此印發的鈔票並不會滴漏到實體經濟的下層，它只是圖利了大銀行與大公司，而失業率則始終在10%上下徘徊，而失業者裏有十分之四卻已失業27周以上，這顯示出它已成了一種「結構性失業」。在政府債務擴增，貧富差距日大，而失業居高不下的情下，他又強推可能花費極大的健保，白宮的金改委員會又想抓富人的海外逃漏稅，當然各方都討不到好處。因此，奧巴馬上台之初，受支持度高達七成，現已跌破五成；對他不滿的已由12%增加到44%﹕認為他經濟無能以54%比40%領先。他上台迄今民主黨已輸掉3次補選，今年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已以44%比41%領先。這意謂民主黨可能失去眾議院的多數，在參議院也將失去絕對優勢，而州長改選37個，民主黨也可能輸掉很多。因此，奧巴馬之難為，乃是他所面對其實並不只是共和黨而已，而是將近30年來的那個自由放任、政府棄權的傳統。他需要在剩下的3年任期內重建政府調控干預的做法，這是吃力不討好，甚至民主黨內都有很多人反對。他面對的這個局，他不可能做得好，換了共和黨只會更糟。他在接受訪問時說出「寧做一任好總統，也不做兩任平庸總統」，他會講出這種話，足見他的確對自己的處境已有體悟，在他的「國情咨文」報告裏，儘管內容尚不具體，但已可看出他的確有破釜沉舟的決心。世人會對他的話表示肯定，至少已顯示出他確實有擔當的勇氣。奧巴馬的處境，其實與大西洋對岸的英國有相似性。當今英國首相白高敦乃是「舊工黨」轉型為「新工黨」的靈魂人物。而今情改變，他已由偏右而轉回工黨的舊路，包括提高富人稅、增加紅利稅、政革醫保、追查海外帳戶等。問題在於英美皆偏右已久，他最近的許多調控措施，在英國早已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不但被扣上「左派」、「社會主義」甚或「斯大林主義」的帽子，他主張的政府調控，更被人用當年霍布士所謂的「利維坦」（指可怕的專制政府）來扣帽子。去年金融海嘯之初，工黨最慘時落後保守黨超過20%，現在仍落後至少10%。今年5月，最遲6月初英國將國會大選，工黨可能失去政權。若工黨失敗，美國今年的期中選舉和2012大選即會跟落敗。美英內政一向連體，這也是人們對美英選舉不容低估的原因。正因奧巴馬說了「寧願只做一任好總統，也不做兩任平庸總統」這種有擔當的話，所以上星期的台灣，遂出現以奧巴馬來嘲諷馬英九的一陣風潮。當然奧巴馬有他的處境，和馬英九完全不同，但兩人卻是很鮮明的對比﹕——奧巴馬氣勢看衰，但他卻態度豪放，表露出堅持立場的毅力；而馬英九行情跌得其實更低，支持度已不到25%，但他卻處心積慮要回頭去擁抱基本盤的群眾。去年就任之初，馬英九棄藍抱綠，現在情勢不妙又回頭抱藍，當領導人缺乏核心價值，只是今天抱這種群眾，明天抱另一種群眾。一切都圍繞想要連任這個問題打轉，這又會有什麼前途！——過去一年多，台灣財經政策持續偏右，因而富者更富，貧者更貧之局早已形成。而馬政府對此絲毫無所用其心，這乃是去年「12．09」和今年「01．05」兩次選舉，國民黨皆大敗的主因。而今「02．27」又將有立委補選，馬政府拚命「抱藍」，即是要為「02．27」做準備。政客只想連任，而對基本的重要問題則不予理會，台灣政治又怎麼可能會有願景？——而真正讓人擔心的，由於目前的台灣已到了「政治再不穩定」的階段，可以想像的是許多大問題也將跟變得不穩定。今年兩岸將商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目前該案仍有極多不確定之處，相信台灣政局的走向對該協議的進展必會有極大的影響。台灣有人說，希望馬英九也能和奧巴馬一樣，講出「寧做一任好總統，不做兩任平庸總統」的豪語，但這有可能嗎？

帕诺夫斯基的这番话是1980年代说的，距离格林伯格的大众文化时代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这个时候的大众文化却比那时要强大得多，不仅电影今非昔比，流行音乐已经更新了好几代，而抽象艺术却真正成了"庸俗文化"，只是艺术市场上的一个配角。甚至被格林伯格奉为精英的绘画，在当代视觉文化中也彻底边缘化了。

随着三鹿毒奶粉事件的曝光，原本十分冷僻的化学名词“三聚氰胺”一下子成了媒体的高频词。由于我曾经在北京大学受过六年化学薰陶的缘故，很多朋友向我询问“三聚氰胺”是什么东西

自社会运动作为社会学重要分支领域的地位奠定以来,研究者就一直在思考以下关于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在哪些因素的作用下,心理失衡的个体会大规模走上街头,或是揭竿而起? 掌握资源的精英在动员被剥夺群体参与抗争时扮演了何种角色? 哪些组织在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会起到作用,而这些作用又如何随着组织形式的变迁而变化?

父亲是一家之主。古文“父”字像“手拿棍棒”，《说文解字》对“父”字的解释是：“矩也，家长率教者，从手举杖。”

波伏娃第二性新英文译本的书评。

在香港政府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之后，立法会也通过了政治改革议案。根据这个议案，在2012年选举时，香港每名选民都可在直选及功能组别中各投一票，即一人"两票制"。这不仅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一大进步，更是民主发展的创新。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及建制派和泛民争执不下，争执的焦点是民主直选和功能界别。现在随着"两票制"的引入，双方做出有意义的"妥协"。这当然也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协。但"妥协"这个词很难表达 "两票制"所包含的政治上的进步意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与其说"妥协"，倒不如说制度创新。"两票制"对大陆同样有参照意义如果说是"妥协"，这也是一个迟来的"妥协"。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于僵硬，往往对来自香港社会的声音说"不"，在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上缺少新思维，更缺少制度方面的创新。因此，一直以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议题大都是泛民主派设定的，无论是香港政府、建制派还是中央政府，都只有救火式的"反应"。香港民主化本来早就应当有大讨论。香港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如何协调市民的民主化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获取民主化的好处而减少民主化的代价？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如果有这样一场大讨论，香港各界甚至外界对香港民主化的共识会比现在更高。从长远观点看，"两票制"的民主实践的意义不仅仅对于香港民主发展本身，而是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社会都具有现实参照意义。近代民主起源于西方发达社会，然后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但在传播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社会的民主产生了无穷的大问题。人们无需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社会的民主现实，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东的伊朗等等，都面临困境。本来，人们希望通过民主政治的引入，来建立一个比较稳定且公正的政治秩序。但在很多发展中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和发展，所出现的局面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在一些社会，党争不止，民主和无政府状态几乎是代名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而原来的社会秩序因为民主政治的动员而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旦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问题，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必然成为大问题。为什么在西方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非西方社会就变了样？这并不是因为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因为西方的民主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支持条件。西方原来是贵族精英民主，后来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到商业资本民主，然后再经过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民权运动，才发展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大众参与民主，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国家制度得以建设，中产阶级得以壮大。尽管有大众参与，但民主毕竟还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游戏。要进行游戏，就首先要有共识，要有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共识和游戏规则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西方经过数百年才发展出了民主的共识和游戏规则，后发展中社会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过程。发展中社会缺乏民主所需的共识即使是在西方，政治力量也经常不能扮演整合社会的力量；在很多场合，刚好相反，扮演分化社会的作用。西方的优势在于一个拥有民主意识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与其说政治整合社会，倒不如说是中产阶级整合政治。而在发展中社会，不但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而且社会大多是分化的。社会的分化可以表现在收入差异上（即穷人和富人），可以表现在城乡的分化，可以表现在社会的不同群体对不同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等因素的认同。在缺少一个具有民主认同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民主一旦引入，冲突不可避免。而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更会加剧社会的分化。这是发展中社会民主政治无序的主要原因。西方民主强调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分立。这主要是为了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西方在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问题并不明显。不过，西方各国上议院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力量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到了发展中社会，往往是中产阶级不够发达，不够强大。即使出现中产阶级，但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可能是高度分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就需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制衡，才能协调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平稳发展。怎么办？各个社会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找到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机制。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经过改革，可以成为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有效民主制度安排。香港的民主化是为了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必须得到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不见得一定能够通向社会公正，在社会群体间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社会公正就会荡然无存。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公正需要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里民主化变得重要起来。西方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很难有社会公正。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化往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后发展中社会更是如此。没有经济发展也不会有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很简单，没有发展，哪有分配？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那么，如何保证一条能够促进社会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呢？这就需要各阶层的妥协。而"两票制"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说香港的直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功能界别则是考量到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制衡的需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两票制"能够促使选民在投票时作更加理性的思考。在很多社会，民主政治很容易受政治人物的操纵而演变成民粹政治。在缺失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一旦哪位政客蛊惑民心，号召大家起来进行财富大分配（或者其它民粹议程），必然会得到社会底层的拥护。这样产生的政府所制订的政策必然是亲分配、轻生产。要保证生产和分配、效率和公正之间做到平衡，就必须有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安排。一些人把功能界别视为是香港的一项特殊政治安排，是商人治港的表现，因此是过渡性的。但香港的问题不是取消功能界别，而是要改善和改革功能界别制度。目前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并没有民主化，但功能界别并不是不能民主化的。"两票制"的引入，对功能界别制度的民主化是个重大的推进。功能界别的存在，不应当是像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所说的是民主的倒退，而可以成为民主的改善和改进。从改善民主的角度看，功能组别不应当是临时的安排或者转型期间的安排，而是要把此安排进一步制度化，成为未来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香港的实践对中国大陆本身也具有参照意义。和香港一样，中国的民主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但人们对要实现怎样的民主，以及其如何协调民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并不很清楚。香港如果成功了，中国大陆就可以借鉴。例如全国人大可以向直选方向发展，而全国政协则可以向功能组别的制度安排发展。（像中国那样分化的社会，更需要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制衡。）对后发展中社会来说，如果人们要享受民主制度的好处，但又要避免民主的负面效果，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作为发展中的民主，香港已经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可能会使得一些西方民主教科书信奉者感到愤怒，但实践和时间会证明，这有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在某种非常概括的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可以通过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这两个关键词加以梳理。

这位作者认为，重庆的创新思维既汲取沿海经验，又回避风险，成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文章的重点是内销，但举的例子多为外资企业以及港台企业在中国的内销，提到外资企业外销内销比例的时候用“不少”出口，“都做内销”。－－人文与社会

介绍果戈里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公演后的争论和《剧场门口》的写作缘由。

"反欧洲中心主义，是一张能走遍天下的通票。这是一个印度教授的看法。她在美国讲学，报酬丰厚；开讲之先，喜欢说，作为一个女人和印度人，她不得不屈居卑位。正是欧洲人，严格地说，是白肤色的欧洲男子，才是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靶子。并非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一个殖民主义的过去，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把殖民地丢了，却总是为自己短暂的殖民活动赔不是。尽管这是事实，但德国也得赔不是。在当前的后殖民话语中，欧洲早先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之声，似乎全然被忘却了。不仅如此，今天的白肤色的欧洲男子，仍然被人视为他（老）祖父的思想的支持者。当然，今天他不再凭借武力来折磨欧洲之外的人了，现在据说是他的脑袋理解不了亚洲和非洲的文化，因为他的头脑被认为浸透了后殖民的思维方式。"

一个棉花合作社的输入实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沈建民 杨菲　　4月份，又是南疆棉花播种的季节，但马英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组织的农户试验田中。　　马英是荷兰非政府组织Solidaridad的中国项目总监。在欧洲，Solidaridad是公平贸易最早的倡导者，他们在1988年同合作伙伴推出了全球第一个公平贸易标签。作为成功模式之一，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组织最基层的零散农户进行生产，然后帮助农民把贴有公平贸易标签的产品出口到欧洲，使他们尽可能摆脱处于传统供应链最底层的压榨，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在咖啡和橡胶贸易中，Solidaridad已经成为商业市场中不可小视的参与者。在瑞士，印有荷兰语Oké标志的公平贸易香蕉，已经占到了该国市场份额的40%，甚至比食品巨头都乐公司还高。2007年底，进入中国之后不久，Solidaridad选择了在新疆组织棉农合作社，作为公平贸易模式输入的试点。　　和其他公益项目一样，说服被扶持的对象认同并加入进来，是棉花合作社启动的第一步。整个2008年，马英和他的两名同事的主要工作就是走访沙漠边缘的维族农户家和棉花地，口干舌燥地一遍又一遍解释合作社的好处。而在很多时候，马英在棉农眼中看到的，只是他们面对陌生而古怪的荷兰名字和这个皮肤被晒得和自己一样黑的汉人的惶惑。不过，就是在这样的眼神中，马英终于说服了第一批棉农准备加入进来，并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棉花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而自己的孩子也将生平第一次有机会拿起书本。　　不过，事情的发展随后急转直下：以发动零散农户见长的Solidaridad，最终被这些最需要公平贸易的人所拒绝。历经一年半的尝试之后，这个从国外移植而来的合作社模式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三重需求　　选择新疆，是因为在Solidaridad看来，新疆的棉花种植市场几乎就是中南美洲的翻版。无论是环保、劳工保护还是公平贸易，这里都有很多隐藏在“底线”之下的巨大的改善要求。　　众所周知，新疆是全球最高产的棉花种植产地之一。不幸的是，这其中只有部分原因是依靠先进的种植技术，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滥用农药和化肥。棉花是一种极易吸引虫害的农作物，它仅占全球农作物总产量的4%，但消耗了全世界20%的农药用量。而在新疆的棉田，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的用量还要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用马英的话说，棉农基本上是“看见虫子就杀，不惜一切代价”。同时，棉花一亩地每年需要的水量大约是700-800吨，这让新疆这块本就干旱的土地不堪承受。　　作为最内陆的省份之一，新疆的用工环境也和沿海城市不可同日而语。据马英估算，在新疆有大约80万-100万人在第一线耕种棉花。其中，除了30%-40%为建设兵团，打工条件稍好之外，剩下的农户和民工的劳动条件都很难得到保障。通常情况下，雇主每个月只发给工人200元饭钱，剩下的工资要到收获后再付清。而当民工辛苦耕作一年后，有时还要面对雇主的工资拖欠。　　到新疆打工的人，往往是那些没有勇气去深圳等沿海城市打工的人，他们很多来自川、贵、青的山区，文化层次更低，缺乏为自己争取劳动条件的必要交流能力。曾经作为SA8000的验厂代表经常深入劳工一线的马英，在初次看到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时仍感到震撼，其中有些人生活条件艰苦到孩子只能在棉花地里接生，而小孩长大之前，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棉花地里乱跑，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还要和父母一起摘棉花。　　那些承租土地的小农户，也要面临同样的经济压力和风险。如果年景不好，价格下跌，有时候收获棉花换回的收入，还不够补足前期从土地承包人那里赊来的农资投入，遇到这种情况，一些人甚至选择弃田逃走。即便棉花收购价上涨，这些零散的小农户也未必能得到实际的好处。由于棉花在出售之前，需要将籽棉加工成皮棉，而他们没有轧花机，无法进行皮棉加工，因此最后得益的往往是那些从中压价的轧花厂。去年11月份，国家提高了棉花收购价格，但籽棉的价格却从去年的每斤6.8元，下降到今年的不到5元。　　对于Solidaridad倡导的公平贸易来说，新疆棉田就像是一张适合泼墨作画的上好白板。这也是Solidaridad对于棉花合作社一开始就投入冀望的原因。　　脆弱的合作社　　在国外，Solidaridad通过广告倡导良知消费，为那些公平贸易的农产品(12.42,0.03,0.24%)找到销路。但在中国，这种消费需求发育并不充分，因此，Solidaridad设计的模式是改变作物。在新疆的棉花项目中，马英选择的切入点是种植有机棉。他希望，通过有机棉的种植获得改善环境、劳工条件的空间。首先，有机棉种植不用化肥，少用农药，本身对环境的污染降低。而且，虽然每亩单产比一般棉花下降10%-15%，但有机棉市场价格高近40%。有了这样的利润增量，农户和雇主才有条件在不增加投入的基础上，响应Solidaridad提出的改善劳工条件、提高儿童生存保障和教育的要求。　　从2007年底开始，马英和他的同事们开始组织合作社进行尝试。他们为此设计了资源的支持系统。为了启动项目，他们不仅向中小农户承诺给予种植技术上的全程支持、市场信息的免费支持，而且帮助农户采购种子和农资，提供部分启动资金。只要农民愿意改种有机棉，Solidaridad的工作人员就会出现在田间地头。　　一些农户对此很感兴趣，但很快马英发现，当项目真的要启动时，他们又不愿“冒险”了。在一些贫困地区的县乡，政府长期担负着农业扶持和救济的责任，农民有着较大的依赖性。有机棉意味着一些先期投入，比如农资、种子、牛羊粪等，万一市场有风险，卖不出去怎么办？而在Solidaridad的模式下，他们只负责提供采购和销售信息，并不直接负责销路。为了解决这个担心，马英在Solidaridad倡导的模式之外作出了妥协，第二次登门时，他模仿中国农村传统合作社的方式，带上了一纸收购协议。但让他感到郁闷的，这仍然无法解除农户的依赖性。一个农民提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今年看起来卖给你没问题，那明年你管不管？　　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之后，马英找到了南疆一个村的村支书，希望由他出面来组织农户。为了尽快建立第一个试点，Solidaridad提出可以为愿意尝试而没钱购买农资的农民提供小额的贷款。这个办法在最初看起来是奏效的，乡里对此也表示支持，项目启动终于看到了曙光。　　不过，就在马英回到北京为项目的下一步筹备资源和招兵买马时，他突然接到了村支书的电话，村支书告诉他，最后组织讨论的结果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他们还是担心项目会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尽管为未来的合作留了活话儿，但马英明白，今年的合作基本上是泡汤了。　　公平的妥协　　一年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让马英不得不反思，Solidaridad的公平贸易模式在中国到底适不适用。马英并不认输，他认为，缺人是项目推进不利的关键。如果发动足够多的员工和志愿者，去说服足够多的农户，Solidaridad仍有机会组织起合作社。Solidaridad在中南美洲和印度等地的成功，与众多志愿者的参与有很大关系。而在中国，即便给不低的工资，也很少有人愿意到新疆的棉花里工作。不过，他也承认，任何一家NGO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个想法眼下并不现实。　　经历过面向零散农户的失败之后，马英在思路上做了一些调整。2008年，他还在库尔勒和库车谈了两家大户，希望利用他们承担起合作社的角色来。　　这似乎不是Solidaridad关注公平贸易的本意，毕竟，这些大户并不是供应链中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对他们的扶持，也不是Solidaridad的强项。但马英认为，毕竟通过他们，也可以间接地对环保、劳工和公平贸易作出一些改善，与Solidaridad的最终目的仍是一致的。在他与这两个大户的合作框架中，大户被要求对雇工“好一点”，比如增加冬天取暖，改善孩子的接生条件；付给雇工的月工资从200元增加到500元，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给识字比较多的民工每天放2个小时的假，让他们给民工的孩子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教育。作为额外的回报，Solidaridad将在项目启动时，提供一些资金的补贴，定期到农场提供技术咨询，在农忙时则全天在场。　　尽管做出了妥协，但运气似乎仍不站在马英这一边。库尔勒的那家大户去年遭遇风灾，棉花基本上绝收。这直接导致今年最初规划的17000亩项目，现在只剩了5000亩。与此同时，棉价从去年开始的下跌，也让一些人在投入时更加谨慎。据估算，新疆今年的棉花种植面积减少了10%以上。　　不过，惨淡的现实仍能够支撑起马英的信心：与零散农户相比，大户敢于承受转换风险，只要算一下，觉得投入产出是有钱赚的，他们就不会有太多顾虑。而且，马英相信，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活力是其它地方的人不能比的，既然Solidaridad在中美洲和印度这样悠闲的国家都能成功，公平贸易一定会有一个可期待的前景。“在新疆，连沙漠里都能种出棉花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每年"两会"，户口制度改革都是热点之一，今年也不例外，要求废除户籍制度的声音特别大。政府的表态也一年比一年"进步"："取消暂住证"、"暂住证改居住证"、"逐步开放城镇户口"等等，海内外媒体还是蛮高兴的。我反对没有人道、限制人自由流动的任何隔离，我更痛恨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的任何歧视。但，我认为把隔离和歧视的责任全部怪罪于户口制度，是本末倒置了。中华民族的户口制度历史悠久。氏族部落已统计部族人口，商朝就有人口登记制度，西周创人口登记办法，以后各朝代都有类似制度。民国有《户籍法》和《户口普查法》，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且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户口制度历来就是国家实施有效治理的基础性制度。新中国的户口制度始建于1953年，在创立之初(1953年)并不是一项歧视制度，但由于生活品严重短缺，为了保证紧缺生活品配给的有效性，在城镇户口(非农户口)上附加了和农村户口有差异的"福利"(如配给定量的粮食等)。随着生活必需品、公共品短缺的日益严重，纳入配给范围的东西越来越多，差异性越来越大，户口制度便演化成了权利差异制度；当非农就业岗位也成为紧缺的配给品附加于户口时,户口制度便成为了城乡二元隔离的屏障,充当了城乡隔离的罪魁祸首。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消除户口歧视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也有不小的退步。先说说进步的一面：上世纪80年代后期，粮食、肉、糖、布等生活品不再短缺，基本生活品的"双轨"价格逐步市场化，按照户口配给的各种票证就逐步失去了价值，自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90年代后，城市户口附加的生活品配给取消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城乡居民因此可以有限"自由"流动了。紧随其后的是随着私营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体制外的非农就业岗位不再紧缺，传统的计划招工制度让位于"双轨"招工制度，城乡二元户口歧视的内涵也少了农民非农就业和城乡居民自主择业歧视。城乡居民跨地区大规模"自由"流动开始了。第三，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和外向型发展战略,各种资源和要素逐步开始向特大城市和沿海城市聚集，而内地小城镇(市)的公共资源开始逐步枯竭，因此，内地小城镇户口相对农村户口的含金量逐步递减，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地小城镇(市)的户口几乎不值钱了。内地小城镇(市)户口不得不对外(包括农民)放开，连石家庄这样的省会城市也在六年前宣布放开户口，期待依靠市场的力量吸纳新的发展资源。总体上看，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和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的进一步落实，一般城镇(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背后的福利待遇会变得越来越小，传统意义上的城乡壁垒在中西部广大城乡将逐步消除。如果现在有中西部地区的城镇政府官员对外宣称将逐步对农民开放城镇户口，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但是，改革30年，户口制度改革也有倒退的一面：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一方面，全国统一的城市公共品配给制度逐步走向差异化,不同城市户口附加的福利的含金量从无差异变为有差异，从有差异变成大差异。户口制度有了新发展，户籍制度由过去的城乡二元壁垒扩大为大城市与小城市、小城市与小城市、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隔离的屏障了。假如你是上海人，因为工作需要来到北京居住，也是很难获得北京市民待遇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或国企正式职员等体制内人员的正常调动例外)，改革使传统的城乡二元中国变成了无数个"城堡"林立的中国。另一方面，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准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相对于体制外的从业人员(与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无关了)，福利差异不是变小了，而是越来越大了。因此，户口歧视由过去的城乡二元歧视为主转变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二元歧视为主了。即使是同一城市(如北京)的户口，公务员身份与非公务员身份之间、国有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职工之间的福利待遇也相差巨大，特别是退休待遇差别巨大。同一城市户口的人在同一国企从事同样的工作，"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福利待遇也有天壤之别。中国现在的户口制度，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城乡隔离，还发展出了城市与城市的隔离、体制内和体制外隔离、退休"多轨制"隔离等等。讨论到这里，笔者要问一个问题：户口歧视的本质是什么？答案是：附加在户口背后或身份背后的公民福利差别--国民(公民)待遇歧视改革开放30年，户口制度有进有退。捆绑在户口上的公民福利，能够市场化的，在市场化中逐步消除了歧视；不能市场化和没有市场化的，在"改革"中强化了歧视。现在的户口制度与改革前的户口制度已经有了巨大差异了。可现在的人们依然不假思索地大批特批曾经的户口制度，不假思索地开出"消除城乡二元户口制度"或"开放户口"这样的"灵丹妙药"，让人啼笑皆非！人们把城乡隔离、城市与城市的隔离、体制内与体制外隔离、国企与私企隔离、行业与行业的隔离和退休"双轨制"等等所造成的歧视都归结为"全是户口制度惹的祸"，实在是冤枉了户口制度。行文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说出真相：户口制度是个冤大头，都是不公平、不统一、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退休双轨制度惹的祸！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城市已经进入一种多元信仰文化并存的状态，城市居民对各种信仰文化的了解呈现多样性特征，信仰文化的传播渠道呈现多元化状态，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建设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跑马圈地”阶段。

“合作社企业筑造更美好世界”，只有实现人的主体地位，这个美好世界才是我们创造的，而不是被给予的，这才是幸福的本源。

提及三种音乐的不良倾向：附庸化，娱乐化，工艺化。针对当前的音乐生态，呼吁作出三个方向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