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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提案，年年雷人，今又雷人。全国媒体沸议，大街小巷哗然，举世滔滔，如同炸开了锅。    I.    历数积年提案或者议案，除开极其少数因应切实者外，其余多不外乎"花边提案"与"秀场提案"。    就前者言，不仅有委员倡议"相声要进小学课本，从娃娃抓起"、"立法限定公务员的体重和腰围"，提请"雷锋精神申遗"、"设立全国爱乳日"云云，而且有"中国女人外嫁，外男必须先予担保"、"设立学士后制度"，以及"取缔所有社会网吧"、"家庭破裂可向小三索赔"等等荒诞不经之议。①    就后者言，多为急就章，应景文，人云亦云，甚至有媒体爆料代表直接抄袭网文转为议案者。看看那些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泛泛之议，有关"社会风气"的浅薄道德讲章，加强青少年思想教育的振振有词，扩大女性参政权的官样文章，"在某某领域坚持科学发展观"一类的胡扯八道，就明白"尸位素餐"是什么意思了。媒体称之为"注水提案"，如同注水猪肉，滥竽充数，不讲卫生，可谓恰切。    是啊，平日里各司其责，各忙其忙，或做官，或抓钱，或走穴，临时集中开会，自然不遑他顾，留给议案或者提案的心思和时间只能算是"业余"为之了。至于连续多年提请实施"官员财产阳光制度"的切实议案，提高个税起征点和反垄断的高水准提案，饱含痛切之思，细斟制度愿景，却直如凤毛麟角，而终究石沉大海。    往日媒体开放程度有限，委员和代表，衮衮诸公，究竟提出了何种提案、议案及其雷人程度，外界多所不知。如今大门开缝，窗口有隙，公众的知情权多少有所兑现，遂能一窥究竟，评头论足之余，进而自然忍俊不禁了。不是她或者他水准下降了，他们其实一直如此，而是民众心智提高，社会期待愈发殷切，故而有此难堪互动，也才引发了七嘴八舌，满街诟语。倘若所有提案和议案均能公诸于众，交诸选民，一定会让国人大饱眼福，于多元视野的审视中，大家同上一堂民主课。    其实，提案雷人，无分中西，所在多有，原是民主体制下利益分趋、意见多元、"五花八门"的常态。今日得有雷人提案与议案，恰恰说明中国社会政治生态改善，委员或者代表多少有了一点点自己说话的空间，也多少乐意想讲一点点自己想说的话，因而，才有此"百花齐放"、各雷其雷呢！设想三十年前，人人站得笔直，个个提心吊胆，哪有可能出现如此幽默场景。相较于"秀场提案"，此类"没有最雷，只有更雷"的"花边提案"，倒是还有几分真诚和浪漫，尽管不免搞笑，失之于愚昧。    但是，即便如此，太过离谱，却是选民不答应的。毕竟，纳税人在掏腰包，岂能坐视公币靡费；全国民众眼巴巴地盼着，怎能让制度资源白白流失。如今"两会"提案如此花拳绣腿，甚至雷人不断，持续检验着全体国民的抗雷指数，暴露的不仅是衮衮诸公的心智和德性难恪其责，而且，更重要的是透视出了当下中国民主体制本身存在深层次问题，非提案或者议案本身所能遮掩也。与其詈议雷人委员，毋宁深究体制缘由。    II.    如果我们不能认同人大和政协是"清谈馆"或者"橡皮图章"，那么，按照立法原意，"代议"和"审议"两项，为其制度合法性所在，也是其正当性愿景。    就代议而言，无论是人大还是政协，而首先是人大，其基本制度用意在于提供一种格局，好让各种利益和意见的代言人同堂博弈，公开较量，和平竞争，在分配正义的框架中考量各自的利益边界，于宪政体制下决定各自的攘让进退。因此，其所议论或者提议的，并非仅为一己之见，甚至于不一定是自己的真实意思，相反，却必定为特定群体的心声，代表的是一定群体的利益诉求，旨在求得立法解决或者政策关注，形成利益分配的公正格局，进而将分配正义形诸规范的编订过程。也就因此，在他或者她的背后，是否站立着这样一群授权民众，他们又是否真正委托其代传心声，双方有否代议契约，遂成关键所在。否则，虽伸言"代表"谁谁，可既无授权，亦无认同，终究不过是一厢情愿，无的放矢。至于傥论"代表人民"或者"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因无确切指代，笼而统之，当然只能流于空洞，其实更加不着边际。    换言之，存在真实的选区和选民的对应关系与授受关系，是避免提案或者议案不再雷人，防止"两会"变成"联欢会"甚至"愚乐会"的制度前提。传统上，"两会"代表和委员半数以上多为在任或者卸任的党政官员，其余为成功人士，主要含括企业、文体、宗教和学术四界，同时还要虑及"工青妇"、少数族群、统战与"模范"等各类需要。占人口多数的亿万农民兄弟，其选举权仅为四分之一国民资格，遂沦为沉默的大多数。一如个税起征点的讨论，缺席的恰恰是工薪阶层；有关邮政法的修订，偏不见消费者的身影。在此情形下，虽有真实的"名额分配"，却无真切的对应选区与选民，特别是公民的组织化生存方式阙如，基于相互承认法权的横向联合行动不见登场，甚至"被委员"、"被代表"，②则代表也好，委员也罢，充其量只能"代表"自己，甚至连自己也"代表"不了。    此时此刻，作为孤立的个人，他们夹塞于庞大权力体制的齿轮之间，其实上气不接下气，前言不搭后语，王顾左右而言他，充其量一介表决机器而已。那边厢，亿万选民也闹不清究竟谁在代表自己，或者，自己是否曾经让她或者他代表过自己。彼此既无切实制度性沟通，亦无诸如开大会为选举造势这种"剧场性"联络，也没有常见的"拜票"秀，甚至于一般百姓连他或者她姓甚名谁都不清楚，朋友，你说他们可不就是"无恃无恐"，径直雷人了吗！    说"无恃"，是因为他们未经选民的授权，不过单枪匹马，因此，前面打一棍，后面无人撑嘛，哪里还敢"代表"什么，又怎么可能代表什么。鉴于"两会"之中，多数为党政官员，因此，真要"代表"什么，恐怕也出不了其所在的这个叫做"党政"的大单位。而他们在此"单位"中的"框框格格"早已划定，并且也正因此"框框格格"才能逶迤前行，径达大会堂上，好不容易呢！因而，当然不能或者不愿出此"框框格格"一步了，"无恃"原来导源于"无关"，即与选民了无关联。当年梁漱溟先生喟言，"议员"的身后无人，因而说话无力，陈述的也就是这一状况。说"无恐"，是因为他们既然未经选民授权即已当选，入明堂，近楼台，享福禄，那么，当然不把区区选民放在眼里了。--"你是哪个单位的？"因应差事，来个"花边提案"与"秀场提案"，敷衍了事，你能把我怎么着！难道下次不选我吗？可选不选我，不由你们"下面"说了算，而是"上面"说了算呀，你又能把我怎么着！我听话，自有人替我做主。--也正因为听话是第一要义，你如何能够指望他或者她出头露面，哪怕说一两句"不听话"的话来？朋友，无恐同样在于无关，而"上下交征利"矣！    如此这般，一言以蔽之，虽然人大制度旨在"代议"，而当下的现实却是"代议无着"。    III.    这样说，可能有人不同意：这样看待他们，未免有失公允，过于求全责备了。均不见，即便确实缺乏真实的选区与选民的对应和授受关系，但是，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具有良知的，只是限于水平，使得议案或者提案"雷人"罢了。    朋友，这便不能不说到"审议"了。本来，在中国现行体制中，"政协"颇像"元老院"，也就是上院，而"人大"接近"人民院"，也就是下院。它们的分分合合，构成了中国式的民主框架。但是，不论是人大还是政协，尤其是人大，其为立法机构，不是简单的"献计献策、集思广益"的咨议单位，更非"诉苦伸冤、评功摆好"的人民广场，而是最高立法机关，也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府两院"，按照宪法，可是由它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的呢！职是之故，数千代表或者委员，纵有良知，也还要有良能，才能确保恪尽其责，不负重托。    比如说，两会"审议"，预算和决算得为大端，只有掐住了"钱袋子"，才能驾驭权力的笼头，其为至理，不言自明。昧于此，却捣鼓什么"相声要从娃娃抓起"，其为弱智，自甘弄臣，乃昭彰于天下。    换言之，"精英议政"，同样是中国式民主不能回避的应有内涵，其所回应的是"全民参政"的开放社会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担当治国大业，蔚为立国基石，需要政治智慧和政治技艺。它们不是别的，正为铺排人间秩序的决断之策，恰属打理人世生活的立法理性，天大的事啊，朋友！只是跳得高、跑得快、唱得圆润、票子白花花，人靓听话，哪里能行？！而按照目前的"名额分配"产生的代表与委员，恰恰多为此类形态，他们纵有"良知"，也无"良能"来"议政"，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审议无力"。    IV.    由此，"代议无着"与"审议无力"拷问的是代表和委员的遴选办法与产生程序，而催逼出的却是社会利益发育与政治多元格局的问题。容忍社会利益发育，推展政治多元格局，意味着于培植多元主体的进程中形成职业政治代言人，不仅在于使得"审议有力"，有利沟通交往，降低民主成本，而且，更主要的是形成"代议有谱"的授受关系。谱者，谱系也。亦即特定公民亮明身份，摆明立场，讲清理据，接受特定选区的选民甄选，誓为其利益代言。特定选区的选民经由考选，觉得此君不错，堪为造就之才，于是一人一票，一票一价，委托其代行言责，看家守院。如此这般，两相情愿，蔚为谱系者也。事情到此，"无关"就变成了"有关"。    于是，言有恃，恃众而言；行当恐，恐行非所当。倘若"此君"阳奉阴违，或者，言不尽责，偷奸耍滑，则下回咱不选他，让他妈喊他回家吃饭，重换一个来给咱打工了事。可以想象，到这时候，任何提案或者议案的提出，势必斟酌再三，如履薄冰。事情很复杂，而道理可能却很简单，那就是，一次雷人，可能就会为众人所雷，从而饭碗不保呀！将近十年前，神州政坛曾有"专职委员"一设，可惜，他们实际上全都成了专职官员，则一切"无关"，代议何在，只剩雷人了！    在此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这一概念，有望经由一系列具体指代而步步坐实，而于人民共和的格局中，实现全体公民的和平共处，奠定基于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的立国之基。细言之，凡此"中国"时空内、构成"人民"的每个人，首先是中国的"国民"，同时为特定族群的"族民"，更是居家过日子、天天应付柴米油盐的"市民"，而他们都是"公民"，并表现为兑现公民身份的千千万万的"选民"。而公民之为公民，必得首先具体落实为选民，也只有落实为选民，而且是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化政治生存方式的选民，才能真正兑现公民身份。就是说，我手上捏着选票，看你求我不求我。相反，手上无票，徒有两拳，哪怕坐拥真理，鬼才理你！置此情形下，不仅"我"无法进入政治议程，而且，"他"和"她"也不会听我的。此时此刻，纵然有一纸法律规定的公民身份，还不是徒唤奈何。    朋友，章润走笔至此，不禁要说：说一千道一万，"有关"还是"无关"，关键就在于这么一张票而已矣！    是呀，如果说共和国是一种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的话，那么，公民的尊严，使得公民们能够分享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的政体安排，便是这一理想中最为亮丽的部分，也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高智慧。而这一切，事涉千头万绪，情牵千门万户，动则渔阳鼙鼓震天，从哪里下手呢？无他，无他，从落实"选民"内涵，编织"代议有谱"与"审议有力"的政治格局起步。    如此，庶几乎雷人提案渐绝，宪政中华日显矣！    2010年3月12日于清华无斋【注释】①此外尚有下述诸论：因为黄色尊贵，中国文明发端于黄河、黄土地，因而，应将"扫黄"改为"扫色"；老婆做家务，老公须发工资，是谓"家务劳动工资化"；企业家按年交税额颁授行政级别，年度纳税亿元的，授予厅局级待遇；建设"共产主义示范区"或称"毛泽东城"，体现"老有所养，除生活富足外，还强调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特色，"让这个社会少出现折腾的事"...；"恢复裸体拉纤"；把中国所有的"公园"两字都改成"百姓园"。至于会议期间某位媒体界委员傥论大学生从事掏粪工作"可能会改变中国的掏粪现状"，并且，"无论是在思维，还是掏粪工具的使用上，大学生都具备优势"云云，只能说是混帐话了。  ②.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今年三月两会期间，65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丁伟岳当初是从电视里知道自己是全国政协委员的。这位著名数学家2001年被增补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此后连任第十、十一届委员至今。他说，每次换届，"一直到电视台宣布我才知道，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当"。丁伟岳是由他所在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提名推荐为政协委员的，但他说，民建从未就推荐事宜征求过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这是因为现有的政协委员遴选机制存在漏洞，喟言"万一人家不愿意当呢？你得让人家有不同意的权利。"就丁教授的说法，全国政协于翌日作出回应，声称按照程序，提名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时候，应该征求本人的意见，丁委员的情况有可能是推荐单位工作上的疏漏。另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也曾表示，自己当委员三年了，是看报纸才知道自己被推选为委员的。

巴西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9-03-13

1919年5月3日，即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天的上午，《北京学生全体宣言》的起草者、大名鼎鼎的三大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罗家伦，在忙于策划北京高校学生运动的间隙，还做了一件迄今鲜为人知的“重要”事情——他准备好了一份给北大校方的上书，要将自己的老师——当时已是名闻中外的新文化运动反对者、拖辫教授辜鸿铭——赶下北大的讲台。

我国对于90%以上的高官腐败案件基本实行了异地审判,形成了一道司法史上罕见的、非常独特的现象。

重庆的黑恶势力不过是正在形成中的中国黑社会的一个缩影。对于黑社会犯罪团伙，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加大了打击力度，然而，这些黑社会组织似乎并不怕政府的严打，他们的发展壮大是一个值得人们严肃思考的问题。黑社会一旦成势，就有自身的运行逻辑。届时再想干净地铲除，就很困难了。这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黑社会为鉴。

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会提供一个契机。有很长的时间，整个艺术界不谈论学术，只谈价格，经济危机也许会促使大家回到重视学术的层面上来，不再迷信艺术市场的神话，回到脚踏实地的土壤上，更加注重艺术创造本身的质量，也更加注重中国艺术所应该有的中国文化的特征。

在位于西双版纳自治州景洪市景讷乡贺孔村，当地政府背着村民把村里集体所有的原始林地承包给了天保公司种植橡胶，当地上千亩的森林10多天就被砍光。被砍下的木材能运走的就运到木材厂，不能运走的就一把火烧掉，当做橡胶的肥料。

五分之四的拉美人生活在城市中，这个比例在亚洲和非洲不到百分之五十。人口超过二十万的198个拉美大城市贡献了该地区经济生产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一半又来自十个最大的城市。城市化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拉美经济的动力源之一。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拥堵、污染、住房短缺和缺乏都市规划，可能导致拉美大城市拖累国家经济发展。 直到七十年代，大城市都是拉美经济发展的排头兵。1920到1970年，圣保罗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3%，里约热内卢也有7%，都高于整个巴西的6.8%。但在2008年，圣保罗经济增长率只有全国的三分之二，里约更低到了全国均值的37%。九个拉美经济重镇中，只有利马、墨西哥城和蒙特雷的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型城市开始展现更多的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拉美经济自由化改革的积极成果。麦肯锡认为，未来15年中，除受惠于离岸石油和奥运会的里约外，十个最大拉美城市的多数在人口和产出方面的增长都会低于平均水平，但其他大中城市会快速发展。 拉美特大城市早早失去锐气的原因是制度、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建设跟不上人口膨胀的速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类型城市相比，拉美的十大城市治安不佳，住房大面积短缺，教育落后，医疗服务差劲。在能源使用和废物处理方面，这些城市效率不高。例如，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每取得一美元产值，能耗比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要高60%。要克服住房短缺，并为城市居民提供水电气、排水系统等配套服务，需要在2025年前投资3万亿美元。缺乏城市规划是另一个重大问题。城市的盲目蔓延造成了绿地的缺乏，加重了交通系统的负担，也使得商业和住房的发展在选址时遇到很大困难。考虑到未来15年中车辆拥有率年均4%的增长，拉美各国应学习巴西城市库里提巴的公交系统建设经验。解决交通问题的另一个有效方案是地铁，尽管耗资甚巨。（南渝霜华　编译）www.aetas.cn/read 

哈金和戴思杰都是为西方读者写作的，直接来自中国的作品却比较难，比较艰深，比较难以定位和理解。在中国受到喜爱的作家，在德国可不见得会受到读者的青睐。

1949—1966年，中国与欧美文学之间虽因全球性冷战直接交往几乎中断，但仍大量翻译出版了欧美文学史上那些被认为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并以社会主义话语为立足点对它们进行解读，悬置其个性解放、博爱等现代启蒙主题，发掘出它们固有的反封建性和非资本主义因子，使之成为新中国文化、文学建设的有效资源。当时的解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阐释，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实践活动。

本文根据笔者在鲁中杜庄的田野调查经验，从征借国家与复制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民间信仰为获致自身合法生存的具体机制。文章认为民间信仰既是与国家及民间社会有着紧密联系但同时又相对独立于国家与民间社会的领域，对于国家，民间信仰需要获得其认可，对于民间社会，民间信仰需要获得其承认，征借国家与复制社会即是民间信仰为获致认可与承认而具体运作的策略。理解民间信仰的合法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利用民间信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当年的经济学家没有独立董事，没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考量，也没有骇人听闻的出场费。从整体上说，80年代的经济学家有理想，纯粹，正派，不计个人得失，生活简朴。即使作为政府的咨询决策机构，离权力中心很近，也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为自己换取什么既得利益，因此相对独立。二十年过去，民众对经济学家总体上由尊敬信赖变成反感诟病，既有时代的也有个人的责任，无论对谁来说，即使是从中获得了超乎应得利益的人来说，其实，也是十分遗憾的。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之本质的理解，决定了对克服危机方式的选择。理解为学科危机，还是意义危机，体现着问题意识的不同，层次和力度的不同。

　　作为一个建制化的、拥有基本范式和经典作品的学科，“中国哲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也如影随形，一直讨论至今。面对危机、化解焦虑，哲学界近年来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涉及到中与西、古与今、“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未来等问题。

福岛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在核事故两年半后仍无法控制灾难规模。此前东电称2011年6月之后再未向海中排污，并于7月22日首次向外界确认，发现被污染地下水正向海中渗漏。日经产省估算，福岛第一核电站每天约300吨被污染的地下水入海。建防水墙未能生效，反导致污染范围扩大。

本文是拙作刘松龄研究之二，介绍乾隆朝钦天监正刘松龄的两封私人信件，讨论的主题，正是乾隆十三年——空前严重的教案未已，又发生金川之役、皇后薨逝风波，以及政府大政策收敛，等等——这一非同寻常的年份。其中提到若干中国史料没有谈到的史事，就是对同一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无疑，作为耶稣会士的刘松龄具有他不同一般的眼光和立场。这是不难理解的，也是不多见的。如何对待类似的史料，也就成为我们清史研究的一个新的问题。

原文发于《文艺理论研究》, 1996.01.网络上各个文本都有错误。

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刻，38岁的光绪皇帝在幽禁中死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1909年3月12日光绪梓宫出殡，从京城景山观德殿移至西陵梁各庄行宫"暂安"。当时，崇陵尚未建成。直到1913年11月，在行宫正殿停放了四年零八个月的光绪皇帝才入葬崇陵地宫，而大清王朝却已经灭亡。 倘若把光绪之死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其结果似乎并不重要。但如果我们把光绪之死同当时的政治派系斗争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光绪之死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去反观光绪皇帝的死因时，就可能得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 笔者在此想从病史医案、时人日记和政治斗争三个方面，透视光绪皇帝的死因，并对围绕光绪之死的清廷各势力的政治博弈做一简要分析。 一、从病史医案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政变，慈禧再次临朝"训政"，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七情郁结，遂成病势。慈禧征召各地名医为光绪诊病，并将诊病脉案交各衙门堂官阅看。 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整理的《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可以看到，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到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其中略缺数日）光绪帝的病症及诊治情况。现择取十月初四至十月十二日医案，摘要如下： "十月初四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沉坠。今早大便一次溏稀，便前便后腹中作痛。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1] "十月初五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沉坠。今早大便二次，便前腹中作痛，先稠后稀。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2] "十月初六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便前腹痛。今早大便一次溏稀，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3] "十月初七日，口渴心烦。身体懒倦，腰间作痛，牵引少腹作抽。谷食欠香，消化不快， 食后胸堵膨满胀闷。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酸沉。便前腹痛，今早大便一次见溏，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4] （中缺十月初八日--十月十一日） 十月十二日，御医会诊，对光绪帝病情病因做了整体分析： "十月十二日，朱焜、门定鳌、范绍相请得皇上脉息。左寸关浮弦，重按无力，右寸关弦细而数，左尺细软，右尺细弱。外感头捅之症己除，惟鼻塞清涕尚未尽净，此乃风寒渐解之象。昨夜滑精旧症如前。谨按脉症之因，推详五行之理，缘由气血素弱，更兼调摄失宜，以致伤脾，中土不能健运，以交心肾，则夜间虚烦少眠，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之症见矣。心火不下交则上炎而灼肺金，故呛咳无痰，牵引少腹作抽。心烦日渴，身体懒倦，时作太息。食后胸堵胀闷，恶寒嗜卧之症生矣。水不上济则下流，而伤阴液，乃有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梦遗滑精，耳鸣腰捅，腿膝酸软之症出矣。金虚则木盛生火，故日赤干涩，视物若蒙之症作矣。肝木既盛则侮脾土，故四肢沉坠，酸软无力，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谷食欠香，消化不快，大便溏稀之症作矣。"[5] 从光绪二十四年的旧医案来看，光绪帝身体长期羸弱，病亡的可能性极大。这里之所以拈出这段陈年医案，就是想从较长时段把握光绪帝的病程状况。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光绪帝死前十年就已患有五脏、消化系统、分泌系统、生殖系统、排泄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虽曰多为慢性，十年之光阴消磨，亦足以致如此孱弱之人于死地。 光绪三十四年春，光绪帝病情加重。宫中御医诊治无效，只得征召江苏名医陈秉钧、曹元恒等人进京诊脉。对此，刘声木记道:"光绪三十四年二三月间，德宗景皇帝久病未愈，早入膏肓。有时肝气大发，愤无所泄恨，以手扭断某太监顶戴，以足跌翻电气灯。情势日亟，遂有令各省督抚保荐名医之上谕。"[6]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间，慈禧曾与光绪帝"初次同幸农事试验场......慈圣步履甚健，场中周围约十余里，尽皆步行。德宗则以两人小肩舆随后。"[7]此时光绪帝身体之弱，反不及年逾七旬的太后。 光绪帝的病情进一步加重，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底。《申报》报道，当时皇上已是"步履甚艰，上下殿阶须人扶掖。"[8]到九月底十月初，光绪帝行走已不便。 据杜钟骏从内务府大臣奎俊处得到的消息，"一日皇上在殿泣日：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9]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据恽毓鼎记:"皇太后万寿，升仪鸾殿。辰正，皇上（此处似缺"本应"二字--笔者注[10]）率王公百官在来燕门外行礼，臣毓鼎侍班，人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毓鼎乃随诸臣人班叩贺。"[11]此时的光绪帝已是"足难出户"了。 从以上记述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光绪帝病情的恶化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或者说"发展脉络"。捕捉到这一"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对光绪帝的死亡不至于因为感到太过突然而刻意去捕风捉影以至浮想联翩，成为某些另有所图的"野史"所俘获的代言者。 二、从时人日记看     与当时流传的诸多"野史"及其多远离内廷权力中枢的作者群体相较，有机会和权力出入内廷的机要人员和朝廷重臣的日记记载无疑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正式性。特别通过这些日记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围绕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双双病危内廷的仓惶应对和匆忙的权力交接，以及笼罩在众臣心头的阴霾和对个人与国家前途的忧虑感和未知感。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宫病皆亟"与其说是出于人为，不如说是出自"天意"（即所谓"历史的偶然性"所致）。 我们先看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日记中的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六时入直。前二日两宫未御勤政服，以太后感冒伤风。十二日庆、醇两邸曾诣仪鸾殿问安。"[12]慈禧太后由于生日过劳致病。 "十月十五日入直。大风，甚冷。庆邸昨日请训赴东陵查看普陀峪工程，今日启程。"[13] "十月十八日六时入直值班。皇上以不能坐，未召军机。"[14] 这时的光绪帝坐起已是困难。 "十月十九日入直。太后圣躬不豫，梁监传谕周身痛，昨日至今未进食，停起。"[15]慈禧太后全身疼痛，无法起床，两天没有吃东西。 "十月二十日闻两宫病皆亟，军机巳刻入对于太后宫内，午刻又传入见，奉懿旨授醇亲王为摄政王，又奉懿旨醇亲王之子溥仪留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又闻传即夕还宫。二圣同病，殊可危虑。"[16] 再让我们看一看时任军机大臣的鹿传霖日记中的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六钟入直，未召见。皇上八日未大便。"[17]中医讲大便久不通，由于三焦五脏不和，气血壅塞所致，严重者可致死。 "十月十九日六钟入直，两宫均欠安，未召见。发庆邸公函，促其速回。内府大臣及各医谈两宫病状，张仲元密告，慈脉气极弱，恐脱。"[18]这时慈禧太后病危，与许宝蘅所记慈禧太后"不豫"、"停起"等细节相合。 "十月二十日六钟入直，邸辰回，未上。午后上病危，报邸，申刻来，同赴仪鸾殿慈圣寝宫请召见。派醇邸为摄政王，醇王子入宫教养，代批折件。"[19]即许宝蘅所记"两宫"病皆亟及一系列仓促的政权交接。 "十月二十一日六钟入直，内大臣、各医均言上脉见败象，鼻煽唇缩，恐不起。未敢离直房，早晚回寓所，仍住宿公所。是夜丑初二刻始寝，即闻酉正二刻五分上宾。"[20] 十月二十二日记："由公所入直，辰刻入内，至乾清宫瞻仰遗容，痛哭。"[21]既是瞻仰光绪帝遗容，若为鸩杀自不难看出，然鹿传霖记述如常。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光绪帝死于人为鸩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三、从政治斗争看 杜钟骏曾撰《德宗请脉记》，该文系多年后回忆，虽有个别细节失实，但总体上仍可参考。书中记载，七月十六日，杜钟骏在仁寿殿给光绪帝请脉，当时慈禧也在座，似乎对皇帝的健康很关注。[22]后来慈禧还禁止朝臣私下向皇帝进呈丸药。[23] 慈禧太后生日临近时，"一日皇上在殿泣日: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 [24]其实，作为以"德"著称的光绪帝，对于慈禧太后，无论自己情愿还是被迫，名义上必须尊敬慈禧太后，无论是在她生前还是死后。这不仅仅是一种谋略需要，而且关系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维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光绪帝在抱病尤其在病笃这段时期，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紧张，很有些同病相怜的意味。至于慈禧太后为什么对皇帝的健康那样关注，其背后则是慈禧太后对皇位继承的考虑。 当时的朝局是，"有八国列强支持"的奕劻为领衔军机大臣，其子载振为商部尚书，父子显赫不可一世。当袁世凯攀辕其下，与其结成同盟时，慈禧太后就警惕起来。 奕劻非皇室近支，又与列强友善，袁世凯身为汉族，又掌控北洋，结交洋人。"洋人"、"军队"，这两者都触及到慈禧太后敏感的神经。她曾试图先把奕劻开缺，却遭到英国驻北京的公使阻挠，只好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内调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参予军机。明是重用，实际是解除其兵权。但是袁世凯和奕劻的关系却不能马上斩断。光绪帝病势日渐恶化，自己又逐渐衰老，正当她筹划着下一个步骤时，自己却病倒了，这时又听到或者预感到：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之子载振为皇帝。 恽毓鼎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十月十四日晴。圣躬不豫辍朝，唯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即退，即兼程赴普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且闻枢臣讨论道光庚戌、咸丰辛酉故事。"[25] 道光庚戌故事，即1850年，皇四子奕詝（咸丰）与皇六子奕訢的皇位之争。咸丰辛酉故事，即慈禧太后亲身经历的诛杀辅命大臣，自己垂帘听政的政变。显然，这时的光绪帝显然不是自己的敌人，真正的威胁来自奕劻父子和袁世凯，他们才相当于道光庚戌的皇六子势力和咸丰辛酉的恭亲王及胜保势力。而自己恰恰是借助后者取得了政变的成功。 因此，奕劻及袁世凯势力集团才是慈禧太后临终前真正的忧虑所在。于是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弥留之际，也感到自己身体不适时，开始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弄权：先把奕劻调开，让他去东陵查看工程，然后把北洋军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开往涞水。为了稳定第六镇北洋军，开拔之先发给了每名士兵二两银子，一套新装和两双新鞋。同时把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来接防。  "等到奕劻回来，这里一切大事已定：慈禧宣布了立我为嗣，封我父亲为摄政王。但是为了继续笼络住这位有八国朋友的庆王，给了他亲王世袭罔替的思荣。"[26]  "在她看来，她这个决定总算为保全爱新觉罗的宝座而尽了力。她甚至会认为，这个决定之正确，就在于她选定的摄政王是光绪的亲兄弟。因为按常情说，只有这样的人，才不至于上袁世凯的当。"[27] 后来的载沣罢黜袁世凯与其说是"为兄报仇"的意气用事，不如说是"按既定政策办"，连慈禧太后生前都奈何不了尾大不掉的袁世凯，一个年纪轻轻的摄政王又怎么可能伤到袁世凯而不为其所反噬呢？慈禧太后聪明一世，临终恐怕也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与慨叹吧！ 至此，我们在回头反观光绪帝之死，恐怕再也没有十足的勇气说光绪帝死于慈禧太后或者其他什么人的之鸩杀了。 这里还想再就历史研究与仪器科学的联姻简单谈一下看法。笔者曾经受过四年的理工科训练，做了许多植物细胞分析、DNA基因提取等实验设计，深感基于实验（或者说经验）的定量分析必须和基于逻辑推理的定性分析结合，才有可能得出接近事实真相的数据和结论。如果过分依赖定量分析而不加以审慎质疑和思考，则得出的结论有时甚至不如定性分析接近事实的真相。换句话说，历史研究可以借助仪器科学,但不能迷信仪器科学,因为其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单就测量误差来说，就有系统误差[28]、仪器误差[29] 、理论误差[30]、个人误差[31] 、环境误差[32]以及过失误差，[33]甚至还包括不为人知的人为的因素。[34]因此，对任何一个化学量进行的测量都不可能得出一个绝对准确的数值，即使用最精尖的测量仪器和最完善的测量方法，测出的数值也和真实值存在差异。 也许会有人担忧，"科学会因为不确定性而衰弱吗？"美国密歇根大学地质科学系教授，曾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顾问，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委员的波拉克告诉人们不必担心，科学的不确定性不但不是止科学前行的障碍，恰恰相反，"许多科学的成功正是由于科学家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学会了利用不确定性。科学是靠不确定性而繁荣的。遗传性状如何被复制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双螺旋分子结构的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是科学工作者的那些人经常将科学等同于确定性，而不是等同于不确定性。"[35]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的是：从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去世到1913年11月崇陵建成入葬, 光绪帝尸体在行宫正殿停放了近五年，这期间究竟如何保证尸体不腐烂，可以肯定对尸体做了某些防腐处理，而且极有可能采用西洋的化学方法处理（中国传统的防腐处理无论如何无法使尸体在地上留存五年），但具体如何操作，用何化学试剂，其中有没有砷化物。[36]倘若是因为采用了砷化防腐的方法对光绪帝的遗体进行了全身处理，从而导致了其身体各肢体器官及毛发甚至衣物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砷化"现象，那么即使测量出砷含量超出常规，恐怕无论如何也推不出"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这一结论吧！  注释：[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70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70页。 [6]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87页。 [7]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50页。 [8] 《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第3版专电四。 [9]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0页。 [10] 根据后文"入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记载，光绪帝显然未能率王公百官在来燕门外行礼。恽毓鼎的此条记载多被后来的研究者短章取义，用以证明此时的光绪帝身体尚健，不久之后的"离奇"死亡是被人鸩杀。至于说此处缺省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是时任起居注官的恽毓鼎出于"为尊者讳"的有意缺省，毕竟光绪帝此举殊乖礼制。 [11]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12] 许宝蘅：《巢云簃日记》1906-1911，《近代史资料》（总115号）2007年7月，第57页。[13] 同上，第57页。[14] 同上，第57页。[15] 同上，第57页。[16] 同上，第57页。 [17] 鹿传霖：《鹿传霖日记》，《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第65页。[18] 同上，第66页。[19] 同上，第66页。[20] 同上，第66页。[21] 同上，第66页。 [22]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45页。 [23]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2页。 [24]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0页。 [25]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26]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9月，第20页。 [27]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9月，第20页。 [28] 系统误差又叫做规律误差。它是在一定的测量条件下，对同一个被测尺寸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时，误差值的大小和符号（正值或负值）保持不变；或者在条件变化时，按一定规律变化的误差。 [29] 这是由于仪器本身的缺陷或没有按规定条件使用仪器而造成的。如仪器的零点不准，仪器未调整好，外界环境（光线、温度、湿度、电磁场等）对测量仪器的影响等所产生的误差。 [30] 又称方法误差，这是由于测量所依据的理论公式本身的近似性，或实验条件不能达到理论公式所规定的要求，或者是实验方法本身不完善所带来的误差。例如热学实验中没有考虑散热所导致的热量损失，伏安法测电阻时没有考虑电表内阻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等。 [31] 这是由于观测者个人感官和运动器官的反应或习惯不同而产生的误差，它因人而异，并与观测者当时的精神状态有关。 [32] 也称外界误差，是由于实际环境条件不满足规定条件而产生的误差。环境条件包括温度、湿度、气压、振动、电磁场、光照度等以及这些因素的空间不均匀性和时间不稳定性等。 [33] 过失误差也称粗差，是指工作中的差错，是由于工作粗枝大叶，不按操作规程办事等原因造成的。过失误差主要是由于测量者的疏忽所造成。例如读数错误、记录错误、测量时发生未察觉的异常情况等等，这种误差是可以避免的。 [34] 如"意识形态的扭曲"，一个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对孟德尔所谓"资产阶级遗传学"的颠覆和对米丘林所谓"无产阶级遗传学"的鼓吹经常采用政治对实验数据的导向性干预策略。参见美亨利·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李萍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35] 美亨利·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李萍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36] 17世纪的英国，砷的多种化合物常被用来制取防腐剂；1909年发现的一种砷化合物--"砷凡纳明"因可杀灭细菌并抑制细菌生长，故而长期被用以治梅毒、雅司病及其他螺旋菌感染，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被青霉素所替代。（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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