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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1月14日傍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刻，38岁的光绪皇帝在幽禁中死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1909年3月12日光绪梓宫出殡，从京城景山观德殿移至西陵梁各庄行宫"暂安"。当时，崇陵尚未建成。直到1913年11月，在行宫正殿停放了四年零八个月的光绪皇帝才入葬崇陵地宫，而大清王朝却已经灭亡。 倘若把光绪之死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其结果似乎并不重要。但如果我们把光绪之死同当时的政治派系斗争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光绪之死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东西。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再去反观光绪皇帝的死因时，就可能得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结论。 笔者在此想从病史医案、时人日记和政治斗争三个方面，透视光绪皇帝的死因，并对围绕光绪之死的清廷各势力的政治博弈做一简要分析。 一、从病史医案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政变，慈禧再次临朝"训政"，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七情郁结，遂成病势。慈禧征召各地名医为光绪诊病，并将诊病脉案交各衙门堂官阅看。 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整理的《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可以看到，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三到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其中略缺数日）光绪帝的病症及诊治情况。现择取十月初四至十月十二日医案，摘要如下： "十月初四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沉坠。今早大便一次溏稀，便前便后腹中作痛。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等症。[1] "十月初五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沉坠。今早大便二次，便前腹中作痛，先稠后稀。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2] "十月初六日，下部潮湿寒凉，时或滑精，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恶寒嗜卧，腿膝酸软。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便前腹痛。今早大便一次溏稀，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3] "十月初七日，口渴心烦。身体懒倦，腰间作痛，牵引少腹作抽。谷食欠香，消化不快， 食后胸堵膨满胀闷。前半夜少眠，后半夜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两肩酸沉。便前腹痛，今早大便一次见溏，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4] （中缺十月初八日--十月十一日） 十月十二日，御医会诊，对光绪帝病情病因做了整体分析： "十月十二日，朱焜、门定鳌、范绍相请得皇上脉息。左寸关浮弦，重按无力，右寸关弦细而数，左尺细软，右尺细弱。外感头捅之症己除，惟鼻塞清涕尚未尽净，此乃风寒渐解之象。昨夜滑精旧症如前。谨按脉症之因，推详五行之理，缘由气血素弱，更兼调摄失宜，以致伤脾，中土不能健运，以交心肾，则夜间虚烦少眠，睡不解乏，醒后筋脉觉僵之症见矣。心火不下交则上炎而灼肺金，故呛咳无痰，牵引少腹作抽。心烦日渴，身体懒倦，时作太息。食后胸堵胀闷，恶寒嗜卧之症生矣。水不上济则下流，而伤阴液，乃有小便频数，时或艰涩不利，梦遗滑精，耳鸣腰捅，腿膝酸软之症出矣。金虚则木盛生火，故日赤干涩，视物若蒙之症作矣。肝木既盛则侮脾土，故四肢沉坠，酸软无力，不耐久坐久立，懒于步履。谷食欠香，消化不快，大便溏稀之症作矣。"[5] 从光绪二十四年的旧医案来看，光绪帝身体长期羸弱，病亡的可能性极大。这里之所以拈出这段陈年医案，就是想从较长时段把握光绪帝的病程状况。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光绪帝死前十年就已患有五脏、消化系统、分泌系统、生殖系统、排泄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虽曰多为慢性，十年之光阴消磨，亦足以致如此孱弱之人于死地。 光绪三十四年春，光绪帝病情加重。宫中御医诊治无效，只得征召江苏名医陈秉钧、曹元恒等人进京诊脉。对此，刘声木记道:"光绪三十四年二三月间，德宗景皇帝久病未愈，早入膏肓。有时肝气大发，愤无所泄恨，以手扭断某太监顶戴，以足跌翻电气灯。情势日亟，遂有令各省督抚保荐名医之上谕。"[6]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间，慈禧曾与光绪帝"初次同幸农事试验场......慈圣步履甚健，场中周围约十余里，尽皆步行。德宗则以两人小肩舆随后。"[7]此时光绪帝身体之弱，反不及年逾七旬的太后。 光绪帝的病情进一步加重，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底。《申报》报道，当时皇上已是"步履甚艰，上下殿阶须人扶掖。"[8]到九月底十月初，光绪帝行走已不便。 据杜钟骏从内务府大臣奎俊处得到的消息，"一日皇上在殿泣日：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9]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据恽毓鼎记:"皇太后万寿，升仪鸾殿。辰正，皇上（此处似缺"本应"二字--笔者注[10]）率王公百官在来燕门外行礼，臣毓鼎侍班，人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毓鼎乃随诸臣人班叩贺。"[11]此时的光绪帝已是"足难出户"了。 从以上记述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光绪帝病情的恶化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或者说"发展脉络"。捕捉到这一"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对光绪帝的死亡不至于因为感到太过突然而刻意去捕风捉影以至浮想联翩，成为某些另有所图的"野史"所俘获的代言者。 二、从时人日记看     与当时流传的诸多"野史"及其多远离内廷权力中枢的作者群体相较，有机会和权力出入内廷的机要人员和朝廷重臣的日记记载无疑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和正式性。特别通过这些日记记载，我们可以窥见围绕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双双病危内廷的仓惶应对和匆忙的权力交接，以及笼罩在众臣心头的阴霾和对个人与国家前途的忧虑感和未知感。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宫病皆亟"与其说是出于人为，不如说是出自"天意"（即所谓"历史的偶然性"所致）。 我们先看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日记中的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六时入直。前二日两宫未御勤政服，以太后感冒伤风。十二日庆、醇两邸曾诣仪鸾殿问安。"[12]慈禧太后由于生日过劳致病。 "十月十五日入直。大风，甚冷。庆邸昨日请训赴东陵查看普陀峪工程，今日启程。"[13] "十月十八日六时入直值班。皇上以不能坐，未召军机。"[14] 这时的光绪帝坐起已是困难。 "十月十九日入直。太后圣躬不豫，梁监传谕周身痛，昨日至今未进食，停起。"[15]慈禧太后全身疼痛，无法起床，两天没有吃东西。 "十月二十日闻两宫病皆亟，军机巳刻入对于太后宫内，午刻又传入见，奉懿旨授醇亲王为摄政王，又奉懿旨醇亲王之子溥仪留宫内教养，在上书房读书，又闻传即夕还宫。二圣同病，殊可危虑。"[16] 再让我们看一看时任军机大臣的鹿传霖日记中的记载：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六钟入直，未召见。皇上八日未大便。"[17]中医讲大便久不通，由于三焦五脏不和，气血壅塞所致，严重者可致死。 "十月十九日六钟入直，两宫均欠安，未召见。发庆邸公函，促其速回。内府大臣及各医谈两宫病状，张仲元密告，慈脉气极弱，恐脱。"[18]这时慈禧太后病危，与许宝蘅所记慈禧太后"不豫"、"停起"等细节相合。 "十月二十日六钟入直，邸辰回，未上。午后上病危，报邸，申刻来，同赴仪鸾殿慈圣寝宫请召见。派醇邸为摄政王，醇王子入宫教养，代批折件。"[19]即许宝蘅所记"两宫"病皆亟及一系列仓促的政权交接。 "十月二十一日六钟入直，内大臣、各医均言上脉见败象，鼻煽唇缩，恐不起。未敢离直房，早晚回寓所，仍住宿公所。是夜丑初二刻始寝，即闻酉正二刻五分上宾。"[20] 十月二十二日记："由公所入直，辰刻入内，至乾清宫瞻仰遗容，痛哭。"[21]既是瞻仰光绪帝遗容，若为鸩杀自不难看出，然鹿传霖记述如常。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光绪帝死于人为鸩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三、从政治斗争看 杜钟骏曾撰《德宗请脉记》，该文系多年后回忆，虽有个别细节失实，但总体上仍可参考。书中记载，七月十六日，杜钟骏在仁寿殿给光绪帝请脉，当时慈禧也在座，似乎对皇帝的健康很关注。[22]后来慈禧还禁止朝臣私下向皇帝进呈丸药。[23] 慈禧太后生日临近时，"一日皇上在殿泣日: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 [24]其实，作为以"德"著称的光绪帝，对于慈禧太后，无论自己情愿还是被迫，名义上必须尊敬慈禧太后，无论是在她生前还是死后。这不仅仅是一种谋略需要，而且关系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维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到光绪帝在抱病尤其在病笃这段时期，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并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紧张，很有些同病相怜的意味。至于慈禧太后为什么对皇帝的健康那样关注，其背后则是慈禧太后对皇位继承的考虑。 当时的朝局是，"有八国列强支持"的奕劻为领衔军机大臣，其子载振为商部尚书，父子显赫不可一世。当袁世凯攀辕其下，与其结成同盟时，慈禧太后就警惕起来。 奕劻非皇室近支，又与列强友善，袁世凯身为汉族，又掌控北洋，结交洋人。"洋人"、"军队"，这两者都触及到慈禧太后敏感的神经。她曾试图先把奕劻开缺，却遭到英国驻北京的公使阻挠，只好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内调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参予军机。明是重用，实际是解除其兵权。但是袁世凯和奕劻的关系却不能马上斩断。光绪帝病势日渐恶化，自己又逐渐衰老，正当她筹划着下一个步骤时，自己却病倒了，这时又听到或者预感到：袁世凯准备废掉光绪，推戴奕劻之子载振为皇帝。 恽毓鼎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十月十四日晴。圣躬不豫辍朝，唯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即退，即兼程赴普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且闻枢臣讨论道光庚戌、咸丰辛酉故事。"[25] 道光庚戌故事，即1850年，皇四子奕詝（咸丰）与皇六子奕訢的皇位之争。咸丰辛酉故事，即慈禧太后亲身经历的诛杀辅命大臣，自己垂帘听政的政变。显然，这时的光绪帝显然不是自己的敌人，真正的威胁来自奕劻父子和袁世凯，他们才相当于道光庚戌的皇六子势力和咸丰辛酉的恭亲王及胜保势力。而自己恰恰是借助后者取得了政变的成功。 因此，奕劻及袁世凯势力集团才是慈禧太后临终前真正的忧虑所在。于是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弥留之际，也感到自己身体不适时，开始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弄权：先把奕劻调开，让他去东陵查看工程，然后把北洋军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开往涞水。为了稳定第六镇北洋军，开拔之先发给了每名士兵二两银子，一套新装和两双新鞋。同时把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调进来接防。  "等到奕劻回来，这里一切大事已定：慈禧宣布了立我为嗣，封我父亲为摄政王。但是为了继续笼络住这位有八国朋友的庆王，给了他亲王世袭罔替的思荣。"[26]  "在她看来，她这个决定总算为保全爱新觉罗的宝座而尽了力。她甚至会认为，这个决定之正确，就在于她选定的摄政王是光绪的亲兄弟。因为按常情说，只有这样的人，才不至于上袁世凯的当。"[27] 后来的载沣罢黜袁世凯与其说是"为兄报仇"的意气用事，不如说是"按既定政策办"，连慈禧太后生前都奈何不了尾大不掉的袁世凯，一个年纪轻轻的摄政王又怎么可能伤到袁世凯而不为其所反噬呢？慈禧太后聪明一世，临终恐怕也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无奈与慨叹吧！ 至此，我们在回头反观光绪帝之死，恐怕再也没有十足的勇气说光绪帝死于慈禧太后或者其他什么人的之鸩杀了。 这里还想再就历史研究与仪器科学的联姻简单谈一下看法。笔者曾经受过四年的理工科训练，做了许多植物细胞分析、DNA基因提取等实验设计，深感基于实验（或者说经验）的定量分析必须和基于逻辑推理的定性分析结合，才有可能得出接近事实真相的数据和结论。如果过分依赖定量分析而不加以审慎质疑和思考，则得出的结论有时甚至不如定性分析接近事实的真相。换句话说，历史研究可以借助仪器科学,但不能迷信仪器科学,因为其中的不可控因素太多，单就测量误差来说，就有系统误差[28]、仪器误差[29] 、理论误差[30]、个人误差[31] 、环境误差[32]以及过失误差，[33]甚至还包括不为人知的人为的因素。[34]因此，对任何一个化学量进行的测量都不可能得出一个绝对准确的数值，即使用最精尖的测量仪器和最完善的测量方法，测出的数值也和真实值存在差异。 也许会有人担忧，"科学会因为不确定性而衰弱吗？"美国密歇根大学地质科学系教授，曾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顾问，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委员的波拉克告诉人们不必担心，科学的不确定性不但不是止科学前行的障碍，恰恰相反，"许多科学的成功正是由于科学家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学会了利用不确定性。科学是靠不确定性而繁荣的。遗传性状如何被复制的不确定性，最终导致双螺旋分子结构的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是科学工作者的那些人经常将科学等同于确定性，而不是等同于不确定性。"[35]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和探索的是：从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去世到1913年11月崇陵建成入葬, 光绪帝尸体在行宫正殿停放了近五年，这期间究竟如何保证尸体不腐烂，可以肯定对尸体做了某些防腐处理，而且极有可能采用西洋的化学方法处理（中国传统的防腐处理无论如何无法使尸体在地上留存五年），但具体如何操作，用何化学试剂，其中有没有砷化物。[36]倘若是因为采用了砷化防腐的方法对光绪帝的遗体进行了全身处理，从而导致了其身体各肢体器官及毛发甚至衣物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砷化"现象，那么即使测量出砷含量超出常规，恐怕无论如何也推不出"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这一结论吧！  注释：[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69页。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70页。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帝被囚瀛台医案》，《历史档案》2003年第2期，第70页。 [6]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87页。 [7]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50页。 [8] 《申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第3版专电四。 [9]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0页。 [10] 根据后文"入宝光门后始知圣躬不豫，唯在内廷行礼"记载，光绪帝显然未能率王公百官在来燕门外行礼。恽毓鼎的此条记载多被后来的研究者短章取义，用以证明此时的光绪帝身体尚健，不久之后的"离奇"死亡是被人鸩杀。至于说此处缺省的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是时任起居注官的恽毓鼎出于"为尊者讳"的有意缺省，毕竟光绪帝此举殊乖礼制。 [11]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12] 许宝蘅：《巢云簃日记》1906-1911，《近代史资料》（总115号）2007年7月，第57页。[13] 同上，第57页。[14] 同上，第57页。[15] 同上，第57页。[16] 同上，第57页。 [17] 鹿传霖：《鹿传霖日记》，《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第65页。[18] 同上，第66页。[19] 同上，第66页。[20] 同上，第66页。[21] 同上，第66页。 [22]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45页。 [23]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2页。 [24] 杜钟骏：《德宗请脉记》，《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50页。 [25]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页。 [26]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9月，第20页。 [27]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3年9月，第20页。 [28] 系统误差又叫做规律误差。它是在一定的测量条件下，对同一个被测尺寸进行多次重复测量时，误差值的大小和符号（正值或负值）保持不变；或者在条件变化时，按一定规律变化的误差。 [29] 这是由于仪器本身的缺陷或没有按规定条件使用仪器而造成的。如仪器的零点不准，仪器未调整好，外界环境（光线、温度、湿度、电磁场等）对测量仪器的影响等所产生的误差。 [30] 又称方法误差，这是由于测量所依据的理论公式本身的近似性，或实验条件不能达到理论公式所规定的要求，或者是实验方法本身不完善所带来的误差。例如热学实验中没有考虑散热所导致的热量损失，伏安法测电阻时没有考虑电表内阻对实验结果的影响等。 [31] 这是由于观测者个人感官和运动器官的反应或习惯不同而产生的误差，它因人而异，并与观测者当时的精神状态有关。 [32] 也称外界误差，是由于实际环境条件不满足规定条件而产生的误差。环境条件包括温度、湿度、气压、振动、电磁场、光照度等以及这些因素的空间不均匀性和时间不稳定性等。 [33] 过失误差也称粗差，是指工作中的差错，是由于工作粗枝大叶，不按操作规程办事等原因造成的。过失误差主要是由于测量者的疏忽所造成。例如读数错误、记录错误、测量时发生未察觉的异常情况等等，这种误差是可以避免的。 [34] 如"意识形态的扭曲"，一个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对孟德尔所谓"资产阶级遗传学"的颠覆和对米丘林所谓"无产阶级遗传学"的鼓吹经常采用政治对实验数据的导向性干预策略。参见美亨利·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李萍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0页。 [35] 美亨利·波拉克：《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李萍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页。 [36] 17世纪的英国，砷的多种化合物常被用来制取防腐剂；1909年发现的一种砷化合物--"砷凡纳明"因可杀灭细菌并抑制细菌生长，故而长期被用以治梅毒、雅司病及其他螺旋菌感染，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被青霉素所替代。（资料来源：由作者提供）

有必要对"美术"这一学科概念及它的使用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疏理，使它从中国100年对艺术的误读与偏离中解脱出来，踏上科学和健康的发展轨道，这已经是当代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所面临的紧要问题。

徐中舒先生对夏商史所作的大量有益的探索以及其在罗王之学基础之上所建立起来的文献、考古及民族学材料相互比较参证的科学的多重论证法，为中国先秦史学科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值学风浮躁，目前的夏商史研究中所暴露出问题不少。有的学者在史料不足徵的情况下，急功近利，浅尝辄之，随意发挥主观想象，甚至凭空捏造史实，杜撰出一些所谓的“禹都阳城即濮阳说”、“古秦楚同源论”等奇谈怪论，它们还能刊发于所谓的国家级刊物或是核心期刊上，此种风气不知何时休矣!今撰此纪念文章，在弘扬徐中舒学术精神的同时，期望对此不良学风有所遏制。

  忽必烈大帝曾经拥有一本地图集，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其中详尽地描绘了地球的陆路特征，包括彼此相连的大洲、遥远国度的疆域、轮船的航线、蜿蜒曲折的海岸线、赫赫有名的都市和繁华富庶的港口。……在这本地图集中，还涉及到了一些尚未成型、没有名字、甚至连马可•波罗和地理学家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具体位置的城市。在这本地图集的最后几页里，竟是数张横无际涯、由城市连接起来的网，其中有的形似现在的洛杉矶，有的像今日的京都和大阪，有的根本就说不出什么形状。   　　——伊塔罗•卡尔维诺① 意大利后现代主义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在其作品中所援引的忽必烈大帝与马可•波罗之间的历史性相遇，可以说是关于全球化起源方面最不寻常的事件。众所周知，忽必烈大帝创建了中国13 世纪的蒙古王朝，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难以比拟的庇护者，也是初具帝国思想的最杰出的人之一。他对异国风物和财富的好奇和梦想，使他屡次发起对南印度、东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等地区的灾难性越洋远征，也因而为他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鲜为人知的压迫和剥削。他不仅从来自突厥斯坦、波斯、亚美尼亚、拜占庭等诸多国家的外国人中选拔人才作他的臣子、将军、总督、使节、星相学家和宫廷御医，而且还留请马可•波罗，这位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冒险家为他效忠多年。 马可•波罗正是作为忽必烈大帝的使臣，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为忽必烈大帝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而他的这本游记也因此成为“西方人的东方主义”（Western Orientalism）的第一部经典之作。今天，它仍被普遍认作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早期作品。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充满了富有东方异域情调的奇闻轶事，以及从广为流传的童话故事中撷取的生动奇特的形象，比如狗头人身之类的精灵和其它各种凶恶的妖魔鬼怪。与此同时，他也像人类学者一样，翔实地记录了异域的风土人情以及当时的各种文化物品，如中国正在使用的木炭、从外国运来的香料、形形色色的宝石，以及忽必烈帝国时代流通的纸币。 《马可•波罗游记》这一13世纪晚期的文献，为后来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殖民地游记写作提供了一个范本，而且它还以发生在异邦世界的奇迹，极大地丰富了西方人的文化想象。它对15世纪的地理学、人类学和宇宙观念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是当时正在繁荣起来的游记叙述文体最主要的参考文本。哥伦布在航海时就随身携带着这样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并在上面做了详细批注。 我用以开篇的那段话出自伊塔罗•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它是意大利当代文学的经典。以后现代的时尚来看，《看不见的城市》，这一对忽必烈大帝和马可•波罗之相遇的重新记述，颇具实验特色，它包含着作者对地图与疆域之间的关系的反思。地图是纵观全球的工具，它有助于导向全球化的文化想象的形成。有许多评论家选择了后现代化的城市作为全球化的文化形像。艾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在他的《移居，文化，身份》中写道，“城市，那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是许多人选中的用来描述他们在现代世界的体验的喻体。……无论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还是作为一个想象的王国，城市的形象显然为人们的浏览、解读和参悟，提供了一张绘好的地图”，但是钱伯斯又警告说，地图的初衷几乎不可能穷尽我们所跻身的这个现实世界，“不断变换的语境和梦想超越了制图的逻辑语言，突破了它的图表和分类空间所能表达的极限”②。然而，伊塔罗•卡尔维诺却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制图理念，地图先于疆域而存在，从而描绘出了“还不曾具有形式或者名字的城市的样子”。究其实，卡尔维诺所描绘的地图，正是人们对想象中存在的空间进行创造性的综合社会想象的结果。在小说中，卡尔维诺借忽必烈大帝之口对马可•波罗这样说：“我认为，在地图上辨认城市比亲历其中更为容易。”卡尔维诺摈弃了传统的地图仅是疆域的抽象表达的思想，而把它们看作可以产生出疆域和版图的想象中的土地，“直到每一块土地上都诞生出属于它自己的城市，新的城市会不断地形成”。这也是卡尔维诺在绘制自古都北京到后现代化城市洛杉矶的思想轨迹，而且他还讲一步指出，“洛杉矶将是城市的终结”。 在这里，我是沿着逆向思路，从洛杉矶，这个在地图上以无边无际的网的形式出现的，“现代化城市的终结”，迂回到忽必烈的元大都北京，而这座古老的国际大都市今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被空前地“后现代化”和“全球化”。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我选择了一部文学作品来做我这篇关于全球化思想的文章的开端，也想以此来说明，全球化不仅沿着经济和政治的轨迹，而且也循着人们经文化想象创造出来的“蓝图”发展。阿君•阿卜杜莱的（Arjun Appadurai） 在他的《总体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层面》中写道：“想象、被想象和幻像——这些术语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正在把我们引向一个批评的新阶段：把想象作为社会实践。……现在，想象对任何形式的实践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且它还是全球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③按照阿卜杜莱的观点，大众媒体与迁移的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界定了全球化与现代之间的联系的核心内容。他强调说，“想象本身既不是完全的无拘无束，也不是彻底的循规蹈矩，而是一个角逐的空间，在这里，团体和个人都在寻求把世界纳入自己的现代实践”④。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想象的这种暧昧状态，对重新思考文学、艺术以及其它文化对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至多是文化复杂性的体现，其中电子媒体的介入，以及大量的被迫或者自愿的全球性人口流动，成为现代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这种文化复杂性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我们用以描述今天的文化和个人体验的多元性、异质性、不连续性、流动性和构不成对立的相悖性的范式和理论。钱伯斯曾经借助于后现代城市这个喻体来描述这种复杂性：文化复杂性这个概念，在包括拉各斯（ 尼日利亚首都） 、伦敦、北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首都） 在内的现代化大都市的犹如阿拉伯装饰风格的复杂格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削弱了早期的图示和范式，打破了早先的理论和社会学的平衡，消解了其中心。在这里，一往直前的时间被开放的螺旋式的多元协作和渗透所替代。⑤在批评理论领域中，真正使赛义德所谓的“旅行理论”在实质意义上容易起来的途径，不外乎印刷技术、电子媒介，还有学术方面的互访和交流。1983 年，赛义德写作他颇具影响力的《旅行的理论》一文时指出，人们需要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理论总是基于一个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当初在美国，“批评理论”这一提法，就是对一个首先主要在文学系发起的、很快 就跨越了学科和领域界限的、相对新的批评活动的略称。到后来，“批评理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外的文化界也出尽了风头。赛义德以“旅行的理论”作其书名，意在强调理论是从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引进”到美国这样一个事实。他坚信，这种“拿来”可以帮助我们绕开美国当前学术氛围的局限和阴霾。由于理论自身往往受到来自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因素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不可避免地，在翻译、移置以及适应新的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化。对每一种具体的理论，我们都必须从它所产生的时代和地域，也即当时的具体语境去理解和把握。具体到“旅行的理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同时从“全球”和“当地”的视角去考察它。在这里，“当地”不仅指理论被“拿来”的发源地，还包括它被“输入”的目的地。而“全球”则指一种理论之流入一个不同的民族和互文的语境（intertextual context） 。这种流动也包括具体的、决定其跨疆界传播以及因此标 志其接受历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因素。 全球化不仅影响了理论的形态，而且也影响了大学的结构，特别是在美国。80年代初以来，全球化就在批评理论界引发了许多变革，相应地，这些变革又从整体上反映了发生在大学研究所和社会上的深层变化。大家想必知道，其中两个至关重要的、而且其影响将改变今天的因素就是全球化和大学一体化。与其它因素一起，全球化的力量加剧了对西方理论一统天下的挑战。在今天全球化的，而且往往是民族多元的文化中，理论再也不可能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事情，它再也不可能舒适地囿于本民族的内部争论，而是要面对由于与其它民族和文化理论的不断接触而带来的挑战。更进一步地说，在美国，大学一体化与日益增长的研究依赖性，甚至对共同研究课题的教学，都加深了大学普遍的危机，尤其是人文学科，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对共同关心的课题的开发研究所带来的益处不是那么明显。 因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人文学科在大众生活及教育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理论作为批评意识空间的角色。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理论是用来回应这些挑战的工具，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超越民族的界限，所以，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就变得比以往愈益重要起来。理论工作需要对主要的地缘政治学转移做出应有的评价，对影响学术工作和改变大众生活和政治主体身份的政治过程做出适时的反映。像这样的评价，对保持批评理论的主要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批评理论要批判性地回应社会和文化对运动和变革的需要，为有见地的文化评论保留一块天地。 以上这些思考，粗略勾勒出1995年我们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批评理论研究所进行一项长达四年的研究课题——“全球化的力量”时所面临的挑战。下面，我将大致地解释一下这个课题计划的要点，希望它能给大家一点启发，使大家明白，我们在美国这个主要从事批评理论的跨学科研究机构里，怎样思考全球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围绕这个话题组织起来的讲座和对话。在我们选择话题和讲座学者时，我们力图考虑到发生在世界文化范围内的全球性转移、人口的大量迁移流动，以及全球化引发的对经济、技术和知识的挑战。 阿卜杜莱写道，“任何关于全球化的书都无异于妄自尊大者的温和呓语，尤其是当这种书产生于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这个相对来说享有更多特权的环境中。对知识形式的认同看起来很重要，通过它任何妄自尊大者都可以发表自己的高见”⑥。在我们这种情境下，知识形式主要是源于超学科和批评理论实践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新形式。今天，对这一项目的研究，我们是通过相互关联的“网络”形式来接近与“全球化”概念相联系的含义的。这些由跨越了具体的民族和地区界限、各具自己独特特征的团体松散地组合在一起的“网络”，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联络系统。他们常常依赖于社会组织对诸如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的两性认同等社会划分和身份认同重新定义而发起的新理论。我们按照全球化的四个不同网络来邀请讲座者：公司、文化、科技和环境。当然，这种划分只是一个抽象的概括，它充其量不过是接近了跨越国家界限和新型的国家集团界限的社会精力和行为的异质流动，也仅仅是能够解释产生于当地而后又扩散到世界各地的文化表达上的“众声喧哗”。更进一步地说，这些网络在很多方面都有交叉，这样，这四个网络就可以形成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透视聚焦，而不是现象上和结构上的分离。 在开展这项跨国网络工作以及探讨批评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话题时，我们主要考虑的三个问题是：这些全球网络是怎样促进传统科学知识模式的中心消解和重新确立？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些使诸如第一、二、三世界，及阶级、性别和种族这些熟悉的概念复杂起来的新的等级排序过程？ 像族群离散（diaspora） 、本土主义、地方主义、新民族主义、迁移主体或者全球性的流动等等，这些新的喻体能为那些由于全球化的力量而出现的社会组织提供想象中的地图吗？ 公司网络：我们可以从它们对新形式下的金融和劳工组织、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世界范围的文化及语言传播等所施加的控制的角度去分析公司网络。许多评论家指出，世界范围内全球一体的经济在国家机关和私人跨国公司之间发生的权力转移，正在以人们想象不到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令人困惑的是，这些经济巨头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了超级组织，同时，他们又给别人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和麻烦。这些混乱和麻烦包括在所谓的欠发达国家和城市贫民窟酿成的生态学灾难、贫穷、饥馑和新形式掩盖下的依附关系、全球范围内的被迫移民、人为的劳动力短缺，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维系观念日渐丧失，一方面超国家的集团力量正在挑战传统的公民身份资格，而这些又都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移民潮，并且诱发了新形式下的土地和劳动力纠纷。与此同时，受经济驱动的新的等级划分又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及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 文化网络：公司化的全球新秩序实际上彻底改变了文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主体性的形成和文化想象。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有助于文化和文化研究在学术圈内外的人们寻求界定现状的主体争论中走向前沿。70年代，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理论争鸣，主要是受文本范式的左右。他们着眼于集中探求语言的影响力、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个人的精神和情感形成的散漫系统。80年代经历了从文本范式到文化范式的转移，这种范式转移在美国本土和国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因而招致了所谓的“文化战争”的发生。我们可以断言，全球化的力量与这种范式转移的发生密切相关，不仅如此，它还通过混杂性、克里奥尔式化（creolization，即混合语化） 、多元文化主义、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等概念的引入，改变了文化的内涵。从学术系科和当代大众媒介文化的层面上来看，这些嬗变引发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吸引了大批的学者转移到超学科或者说跨学科的研究和课题项目中来。 我们将要出版的论文集里的文章，涉及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概念：文化研究意义上的以及人类学研究层面的。虽然这两个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许多方面有重合的地方，但是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文化”主要着眼于文化产品、文化表达和出现的媒介、文化生产、接受和消费的模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基于人类学研究意义上的“文化”，主要着眼于日常生活的构成，符号的、宗教的和宇宙观念系统，无孔不入的全球化影响，以及一系列有关各种社会组织的当代社会接触模式。传统学科以及它们所推崇的理论和方法论，也受到来自文化认同和文化混杂性、国别与超国别的热点、以及本土与全球知识之间的纷争。这种纷争也转移到了不仅决定教学和研究，而且决定整个包括媒介和艺术在内的文化领域的分类和传播实践。 技术网络：推进经济、文化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日益普及，尤其是新型的媒介和通讯技术。商品化的新模式已经迅速改变了“消费物品”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构成和社会阶层划分中的角色。商品化在新型的社会“商品关系”的形成中也发挥了作用，人们正是通过它来构建自我及确定自我在文化生活中的位置。今天全球范围的大众媒介促进了关于个人与人际关系的新理念的迅速产生，而这些新理念又转换成了新的关于家庭、文化、代际和民族关系的思考。同时，普遍的超越国家的或者说多国合作的兴趣化解了传统的对以上诸关系的倚重。今天，包括从资金、劳动力到个体、形象、标志、象征和文化幻象在内的各种物质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迁移，使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体现得更加鲜明。在今天全球媒介文化的语境下，体现在文化想象方面的变化就是从注重语言和符号变得越来越注重形象和可视性。这就要求全球文化制定新的影像评价标准以及可以提高复杂影像生产的表演和流通效率的新型的可视读写能力和文化影像学（cultural icongraphic）。后者包括融入了叙事及其再现文化形像和客观现实世界 的生产。 从物质性商品到象征性商品之间的热点转移，又进一步加强了“商品”的流动性。一些批评家，其中最突出的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Jean Francois Lyotard），已经分析了文化物品和商品的“非物质性取向”。它们这种不确定的象征性功能增加了它们跨越民族和疆域界限，甚至潜在的消解领土观念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也显示了技术网络与决定今天全球经济的公司网络多么密不可分。齐格马特•鲍曼在他的《全球化：人类进化的结果》中说，在今天的全球文化中，“流动性已经成为最强有力和最梦寐以求的分化因素; 作为其内容的全新的、日益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等级划分每天都在建起和重建。”⑦像“缺席房东”（“absenteelandlords”）和大股东之类的全球精英们越来越独立于区域政治和文化整体（cultural units）之外这样的事实，大大地弱化了这些整体的影响力，其中包括政府权力。鲍曼总结说，这些过程演变成了“正在扩大的机构决策层与决策及决策的执行所需的资源被生产、分配、挪用和调度的大自然之间的规模差异。”⑧环境网络：机构决策层越来越无视资源的可获得性和持续性，这足以说明为什么环境网络在动态的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这种越来越明显的游离，全球化理论必须解释公司、技术和生态网络之间的交叉关系。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大自然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正常秩序的灾难性混乱。就在不久前，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各国人民在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方面所付出的迟到了的努力（ 我也很有兴致地听说了北京的“蓝天工程”） 。人类的技术已经把大自然改变到了传统的自然和人类文化之间的界限即将崩溃的地步。包括人为地和人助地再生产、动植物和人类的基因工程在内的新的再造政治，构成了全球化最有深远意义的力量之一。人类基因工程就是人类把自然放到经济、社会领域和相关技术操作的从属地位的明证。现在有一新发起的批评理论，我们一般称之为“生态批评”，它主要研究关系到环境保护问题的全球化的政治设想。生态批评理论包含了一系列的在环境危机和环境灾难研究之外的与生态有关的话题。它包括对生态政治运动的批评分析、全球化和生态破坏对人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物种的健康的影响、对生态基因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针对生态问题的国家和超越国家的集团政治的发展。从另一 种意义上说，生态批评理论是对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和自然的概念的历史批评，包括它们对种族和性别社会建构的巨大影响。因而，生态批评理论也牵涉到支持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可变的类型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批评理论与包括系统理论和控制论在内的其它理论体系存在交叉，这也是格雷格利•班特逊（Gregory Batesons） 所谓的“精神生态”理论（“ecology of mind”）。 大家齐心协力共同研究“全球化的力量”这个课题深刻地改变了批评理论研究所的特色、开阔了其研究视野。从历史上看，批评理论主要是作为人文学科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来自人文学科内的各系科和研究课题组，直到最近，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全球化的力量”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依赖于人类学者、经济学家、社会政治学家，还有传统人文学科的学者们的努力和研究成果。当初我们决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在我们的研究成员中只有一位来自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员，在后来的两年中我们又陆续接受了两位。另外，我们还在社会科学和美术方面吸收了研究所外的讲座者，以做到对这一超学科研究所要求的组成这一项目的四个网络的全面考察。更进一步地说，过去几年在我们研究这一课题时，有一点变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单纯地讲超学科性已经不够。为了全面地研究“全球化的力量”，我们迫切需要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学者的广泛交流。即使是“全球化”这个术语的使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都非常的不一样。因此，我们努力吸收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如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和印度，还有在不同国家从事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人员，比如非洲、南部非洲和朝鲜等。在使我们的课题真正做到国际性这一点上，我们研究所有限的资源就显出了明显的不足，但我们把这方面的一步步努力看成是很好的开始。过去虽然我们总是在寻求建立与从事批评理论方面的外国学者的联系，但这些联系还都停留在非正式的阶段。而且这些学者很多都来自欧洲各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强了批评理论界的西方传统。 研究全球化的力量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本土研究。正相反，对全球化的研究要求我们对出现在本土范围内的、越来越普遍的范式现象进行考察。从批评理论的传统来看，许多最有影响的研究范式都首先出现在当地的批评活动中，而且往往与学派的形成和理论运动联系在一起（ 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康斯坦兹学派、伯明翰学派和桑特菲学派） 。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变化，这种变化也稍稍改变了处于理论争鸣中心的当地与被边缘化的其它地方的关系。因此，尽快地知晓并且批判性地鉴别出现在原先被边缘化的地方的研究范式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希望通过与世界各地理论家的相互联系，把来自不同地域的批评学者集中到一起，可对尚未在美国本土占据中心位置的理论范式给予更多的注意。对那些处于主流地位、不变化就面临停滞威胁的范式来说，这种对本土的关注有时可能提高其地位，有时可能会带来挑战，有时甚至还会取而代之。   　　①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纽约：H •B •乔万诺维奇出版社（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97 年版，p. 138f。 　　②艾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移居，文化，身份》（Migrancy, Culture, Identity），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1994 年版，p. 92 。 　　③阿君•阿卜杜莱（Arjun Appadurai），《总体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层面》（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年版，p. 31 。 　　④《总体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p. 4 。 　　⑤《移居，文化，身份》（Migrancy, Cultural, Identity），p. 93 。 　　⑥《总体现代性》（Modernity at Large），p. 18 。 　　⑦⑧齐格马特•鲍曼（Zygmut Bauman），《全球化：人类进步的结果》（Glob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Columbia UP），1998，p. 9 。       　　〔作者加布理尔·施瓦布，加州大学厄湾分校批评理论研究所；国荣译〕 

两宋时期史籍上所见的减租记载辑录。

本文利用敦煌文书、传世佛教文献记载以及后人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唐王朝以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太原佛教兴盛的原因,并指出探讨这一时期太原佛教情况,对于研究唐五代太原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宗教、交通以及对外交往等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整体的社会形势和社会生态中，官民关系占据支配地位，是影响未来中国走向的主导因素。

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峰会执行主席、新华通讯社社长李从军在致辞。

谈公共投资和经济发展，私有化并非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三类可以替代私有化的政策方案：组织改革、增加竞争、政治／行政管理改革。

近代以来，西方各种学术、思潮、文化被知识分子大规模、持续地引入中国，五四运动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至今日，如何以文化自觉的精神，系统回顾西学各个方面引进中国后的错综复杂情况，如何超越“中学”与“西学”的纠结，建构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中国文化？

电影与电视剧有不同的制作、拍摄、发行方式。一般而言，电影投资较多，工程较为重大，在艺术上也更为人重视，按道理应该在创新方面走在电视剧的前面，但在当今的中国却恰恰相反，反而是电视剧叫好又叫座，不断创出收视率的新高，而电影的受众阶层却越来越狭窄，即使看的人也是“边看边骂”，这一现象不由人不深思。

《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一书，叙述了不同地区的医学传统和疾病史以及人类主要疾病的历史和地理分布，为研究者快速掌握不同国别史中对疾病研究的概况与动态提供了一本极好的研究手册，同时也使我们反思在重视具体文化语境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跨文化的疾病史书写。

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的现代化理论，一个是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理论。这两个学术传统构成了发展社会学的主要论题，同时也限制了发展社会学的视野。本文认为，中国、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道路，如何看待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平等的问题等。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简述清代绘画发展的历史进程。

世间上有很多事情非常奇怪，整天地挂在人们的嘴上，也许太熟悉了，人们反道不在意它到底是什么了，比如经济、政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本文要讲述的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即国际妇女节的起源。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人们都知道它起源于1909年3月8日。在这天，美国芝加哥市的女工为了争取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而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第二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上，被中国人誉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的克拉拉•蔡特金提出建议，把这一天作为国际妇女的节日。这项建议被一致通过，于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也被称为三八节）就诞生了。我国的史书中，文章里，甚至台历上，总之凡有文字记载的地方都这样写着的。     然而，我说这种讲法的每一句都是错的，您信吗？不信，那您就听我从头道来。          三个疑问          十多年前，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选定的论文题目是克拉拉•蔡特金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国际妇女节起源的这种说法至少有三个疑点。     首先，为什么最早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时间并不是在3月8日？     世界上第一次庆祝国际妇女节发生在欧洲。1911年3月19日这天，欧洲一些国家的劳动妇女举行庆祝活动。在德国，各地的劳动妇女举行争取选举权的集会，仅柏林一地就有5000多名男女工人参加。其它国家，如丹麦、奥地利、瑞士等国也有近百万劳动妇女举行了集会和游行。1912～1915年间，每逢3月19日这一天，蔡特金都在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机关刊物--《平等报》上发表文章，纪念国际妇女节。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是为了纪念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劳动妇女和工人反对梯也尔反动军队偷袭蒙马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大炮阵地而举行的武装起义，这一起义导致巴黎公社的诞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19～1921年的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日子都选在3月5日这一天。列宁于1920年和1921年发表的《迎接国际妇女节》和《国际劳动妇女节》两篇纪念文章都是在3月4日。选在这一天庆祝国际妇女节，是为了纪念被列宁称为“始终是一只鹰”的罗莎•卢森堡。卢森堡1871年3月5日出生于波兰，后来成为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被德国反动派杀害。1922年蔡特金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一文中说，“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开始于3月5日卢森堡生日这一天，她无畏和天才的生命被凶手残害了，但她的精神永驻我们心间。她的工作和战斗永远激励我们。”蔡特金所讲的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指的就是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     其次，为什么国外对国际妇女节的起源还有其它不同的说法？     前民主德国学者路易丝•多尔纳曼在其1957年出版的《蔡特金传》中说，“美国社会主义妇女1910年2月举行了一次争取平等权的社会主义妇女日。由于受这一事件的鼓舞，克拉拉想到确定一个日子，每年在这一天团结一致地反对压迫者和战争挑拨者各国妇女，为争取和平而举行游行。她同凯尔•敦克尔一起向大会提出了世界闻名的决议案，建议制定国际妇女节，作为争取平等和和平的斗争节日。”不过，在该书1989年第五版中，多尔纳曼则完全改变了说法，只写蔡特金和敦克尔提出的决议案本身的内容，不再提与美国的妇女运动有什么关系了。     另一名民主德国学者卡林•鲍威尔在《克拉拉•蔡特金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一书说，“人们从哥本哈根妇女会议关于国际妇女节的讨论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蔡特金把妇女节理解为反对日益增长的修正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影响的一种手段。”     洛塔尔•贝托尔特等民主德国学者1965年在《德国工人运动大事记》中写道，“克拉拉•蔡特金和其他妇女代表建议各国学习美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举行一次妇女日。这一天主要应该用来进行争取选举权的鼓动工作，并应具有国际性质。”     美国学者菲力普•方纳则提出，“国际妇女节之所以选择在3月8日，是因为在1908年星期日这天，在多数都是社会主义者的纽约市纺织工会的女工领导下，纽约劳动妇女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几百人聚集在曼哈顿东部低地中心的卢特格尔斯广场，要求选举权和建立织工工会。这次示威进行得非常成功，引起了海外社会主义妇女的注意。蔡特金早已获悉此事，于是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建议，把这一天作为妇女节。”     前苏联学者祖波克在其主编的《第二国际史》中指出，“蔡特金和德累斯顿左翼社会党人代表凯尔•敦克尔提出的第二个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决议案最后部分建议各国妇女社会党人按照同各国社会党和各工会组织达成的协议，每年庆祝特定的妇女节，其目的应是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斗争。”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参加哥本哈根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在报告美国妇女运动发展时讲，“美国女工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中第一次度过了妇女节—1909年最后一个星期日。”     上述关于国际妇女节起源的种种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去管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们与中国所熟悉的那种说法大相径庭。     最后，为什么在中外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中并没有1909年3月8日芝加哥女工举行游行示威这一事件的记载？     在这方面，美国人写的书自不必提，最奇怪的还是中国学者写的书，由著名美国史专家写的《美国通史简编》就是一例。该书虽然在附录的大事记中记载1909年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可是在正文中却只字未提。这绝不是偶而的遗漏，因为有些意义远不如国际妇女节的事件在书中都被提及了。     看来，要紧的还是搞清楚国际妇女节到底是为什么而设立的。          克拉拉·蔡特金          蔡特金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都知道她是国际妇女节的倡导者，称她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她的著作和中外有关她的传记、文章非常多，邮电部还先后于1960年和1980年两次发行纪念她的邮票。可是，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位朋友在为我与导师合著的《克拉拉•蔡特金年谱》写的书评中说，“就像一块祖宗牌位，晚辈们知道她的名字，却不一定了解她的生平，更不敢斗胆去评论她的是非，尊敬和崇拜已经足够了。而我国后生甚至……完全没有弄清楚蔡特金是她娘家姓还是婆家姓。”这并非言过其辞，事实也真地是如此。     所以，要弄真正弄清楚国际妇女节的来历，有必须先了解一下克拉拉•蔡特金其人。     克拉拉•蔡特金原名叫克拉拉•艾斯内，1857年7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比锡附近的一个叫维德劳的小山村。她父亲叫哥特弗里德•艾斯内，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并兼作教堂的风琴师，笃信基督教。她母亲叫约塞芬•维塔勒，其父是德国和意大利混血商人的后裔，曾作为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侍卫官。特殊的家庭环境不仅使约塞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的思想，成为德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哥特弗里德和约塞芬于1855年结婚，此前他们各有一次婚姻经历，克拉拉是他们所生的三个孩子中的老大，她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打小时候起，克拉拉从父亲那儿接受了良好的文化和艺术教育，但在政治信仰方面却受母亲的女权主义思想影响很深。1872年，为了使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哥特弗里德和约塞芬决定举家迁往莱比锡市。当时，莱比锡不仅是德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也是女权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克拉拉进入了由德国女权运动领导人施密特夫人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克拉拉不仅受到了良好的教师职业教育、积极参加妇权主义运动，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接触了社会主义运动。而引导克拉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正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奥西普•蔡特金。奥西普•蔡特金，1852年生于俄国敖德萨的一个富人家庭。但是，在民粹派运动的影响下，奥西普在大学期间就参加了反沙皇专制统治的活动，受到当局的追捕，流亡到德国，在莱比锡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了联系，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克拉拉读书期间通过俄籍同学与奥西普相识的，很快地被他的博学和革命经历所吸引。通过奥西普的引荐，克拉拉开始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活动并且大量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到了1878年毕业时，克拉拉已经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了”。于是，她不顾一心想将她培养成教师和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母亲和师长的反对，毅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1878年10月，被称为“铁血宰相”俾斯麦颁布了迫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令”，奥西普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已经与奥西普建立起深厚感情的克拉拉先是在国内坚持革命活动并于1881年正式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接着在1882年离开德国去找奥西普。她先后到了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最后在法国蒙马特尔的贫民区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找到了奥西普。     就这样，一对为了追求革命理想、献身社会主义事业而背井离乡的恋人，结成了异国伉俪。重新想见之时就是克拉拉和奥西普结结婚之日。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任何仪式，没有喜庆宴会，也没有亲朋好权参加。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对共同事业的追求的基础之上，用物质是无法衡量的。克拉拉和奥西普抛弃了一切形式上的东西，为了保留克拉拉的德国国籍，以便将来能顺利回到德国进行革命工作，他们甚至连正式结婚手续都没有办理。因为按着古老的罗马法，一个女人要与外国人结婚就得必须改变自己的国籍。尽管如此，克拉拉还是采用了奥西普的姓，从此称克拉拉•蔡特金。1889年1月，奥西普去世后，人们就把克拉拉直接称为蔡特金。蔡特金—这个对全世界来说都不朽的名字，实际上是一位俄国革命者奥西普、也是克拉拉•艾斯内丈夫的姓！          设立国际妇女节是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一项措施          1889年盛夏，国际社会主义者齐聚巴黎，建立了第二国际。还没有完全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摆脱出来的克拉拉不仅被选入筹备大会的组织委员会，而且在大会的第六天以柏林女工代表的身份走上讲台，就《妇女劳动问题》发言。针对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以男性为主，并且主要是为了男性这种排斥女性的特点，蔡特金在发言中指出，妇女的解放同全人类的解放一样，最终必将是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的事业，各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把无产阶级妇女作为战友接纳到自己的战斗队伍当中。大会根据她的发言，通过了《关于劳工立法的决议》。     1890年“非常法令”废除后，蔡特金携带两个孩子返回了德国，先在德国社会民主的狄茨出版社工作，1892年受该党委托主编妇女双周刊《平等报—为维护妇女权益的杂志》（简称《平等报》）。这个刊物实际上是德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领导中心，而蔡特金无疑是重要的领袖。为了从组织上将各国无产阶级妇女团结起来，1907年8月，在蔡特金等人的倡导下，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德国的斯图加特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5个国家的59名代表。会议根据蔡特金提出的关于加强各国有组织的妇女之间联系的建议，决定成立从属于第二国际的国际妇女书记处，并选举蔡特金为书记，《平等报》被定为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机关报。蔡特金在会上发言指出，如果没有妇女的积极参加，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妇女代表会议应当建议即将召开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责成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也提出妇女选举权的要求，以便吸引广大劳动妇女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会议接受了蔡特金的建议，并且委托她把这些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提出来。     在随后召开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蔡特金作了《妇女选举权》的报告。她提出，“无产阶级迫切需要为妇女获得充分公民权而斗争，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符合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妇女获得选举权是无产阶级妇女目标明确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先决条件。同时，它能大大促使人们如同对男性无产者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那样去热情地唤醒、联合和教育女性无产者。”斯图加特大会在根据蔡特金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宣布支持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表示“各国社会党人有责任为妇女选举权的实现而坚决地斗争。”     在把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写入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之后，蔡特金进一步提出，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特别是是无产阶级妇女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实现妇女的选举权。所以，1910年8月在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蔡特金以国际妇女书记处书记的名义在哥本哈根主持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来自17个国家的1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无产阶级妇女如何争取选举权的问题。会上，蔡特金起草了一份《关于争取妇女选举权基本原则的决议案》，并希望能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提交给会议。但是，德国代表团在讨论它的时候发生了分岐。齐茨夫人等主张用温和的言辞，在决议案中不要锋芒毕露，以免招致资产阶级的镇压。蔡特金和敦克尔等人则认为这是改良主义主张。结果，齐茨夫人等拒绝在决议案上签名，提交给会议的决议案上署名是“克拉拉•蔡特金、凯尔•敦克尔及其同志们”。在表决时，英国代表主张不提妇女的普选权，只要求妇女有限的选举权。最后，会议以90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了这个决议案。     这个决议重申了上届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的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基本要求，为此还规定了若干争取妇女社会平等和政治解放的实际宣传鼓动的措施，要求各国社会主义妇女要充分利用在本国已经取得的各种选举权利，如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权、伤病互助会的选举权利等等。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也是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的一项措施，就是国际妇女节的确立。决议说，“各国无产阶级有觉悟的政治组织和工会一致同意，各国社会主义妇女每年要有一个自己的节日，其目的必须是帮助妇女获得选举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并连同整个妇女问题一起对待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妇女节必须具有国际性和认真地筹备。”     国际妇女节就这样出现了。不难看出，它是作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若干措施之一提出并确定下来的，与特定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与所谓的美国芝加哥女工1909年3月8日的游行示威并没直接联系。          把国际妇妇节定在3月8日是为了纪念俄国妇女在二月革命中的斗争               前边已讲过，最初庆祝国际妇女节的日子并不是3月8日。那么，到底什么时间和为什么将国际妇女节定在每年3月8日呢？在用了很长时间查找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之后，我发现，将国际妇女节最终定在每年的3月8日，并不是纪念美国芝加哥女工1909年的斗争，而是为了纪念俄国劳动妇女1917年在二月革命中的斗争；提出这个建议的也不是蔡特金，而保加利亚女共产党人。     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彼得格勒女工响应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号召，举行庆祝国际妇女节的示威游行，并且参加了有9万男女工人进行了罢工，为支援女工的斗争，彼得格勒全市工人举行了政治总罢工，接着转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二月革命因此爆发，统治俄国长达300年的罗曼诺夫王朝被推翻，俄国近代史上新的一页开始了。     1921年9月9～15日，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28个国家的82名代表出席。蔡特金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保加利亚代表提出，为了纪念俄国女工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英勇斗争，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家劳动妇女节。会议采纳了保加利亚代表的建议，一致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妇女节。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妇女每年在这天都以不同形式庆祝自己的节日，只是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其目的不仅仅是争取妇女选举权了。     从1922年开始，苏联的《真理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在3月都开辟专栏，介绍国际劳动妇女节和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以及生活与工作情况。比如，《真理报》1922年3月8日这一天出版的国际妇女节专栏，刊登了一些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的文章，其中除了蔡特金的《国际妇女节》之外，还有柯伦泰的《保护女工的统一战线》，文科索娃的《共产党和国际妇女节》，洛佐夫斯基的《西方女工和工会》等。     关于国际妇女节，蔡特金在她晚年的著作《列宁给全世界妇女的遗教》中写道：“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节是团结劳动妇女的革命力量来争取保卫她们的日常利益、通过社会主义而获得自由的一个重要因素。1910年在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会议上决定每年举行国际无产阶级妇女节。这个决议是在1905年沙皇俄国的卓有成效的伟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莫斯科群众性罢工和街垒战的自发力量的影响下提出的。……1917年3月8日，彼得格勒在“面包、和平和自由！”的口号下在巷战中举行了忠实于自己的革命本质的国际妇女节。由于布尔什维克在企业、工人区和兵营里的耐心细致的准备工作，群众在同沙皇武装力量的斗争中得胜了。可见，国际妇女节在俄国已经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出发点，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来就发展成为向自己提出更高得无比的目的和具有更重大得多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十月革命。”          国际妇女节与中国的妇女运动          在我国流行甚久的关于国际妇女节起源的这种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实际上，国际妇女节的传入与中国妇女运动的广泛开展是联在一起的。     国际妇女节1924年首次从苏联传到了中国。这年3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庆祝国际妇女日》。社论中全文引用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社论“庆祝国际妇女节”，转引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传单“三月八日国际妇女日”。这份传单说，“妇女日是由一千九百0九年美国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发起，倡之者为女国际共产党领袖栉琼，一千九百0十年，妇女社会主义第二次国际会议开于丹麦京城，决议为世界的令节，广为遵守。”这是我国最早关于妇女节起源的说法，这对后来有相当大的影响。     1925年3月8日，北京的《晨报》在一篇关于国际妇女节纠偏活动的报道中说，“今日之国际劳动妇女节，系一九0     九年美国妇女共产党领袖紫芝根女士（Clare     Jeitlin)所创一九一0年在丹麦京城开会，就决定以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节。”这与广州《民国日报》的说法是一致的。在1927年国际妇女节之际，全国各地许多报刊都开辟专栏，登载介绍国际妇女节的文章。广州《民国日报》3月8日的“妇女节特号”发表了古有成的《三八纪念与妇女界应有的努力》，洽光的《“三八”节的意义和应有的工作》。《妇女之友》第29期刊登了《国际妇女节宣言》等等。     上述这些文章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国际妇女节是蔡特金在哥本哈根第二届妇女代表会议上倡导的，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还认为这次会议直接就将国际妇女节定在每年的3月8日。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蔡特金的名字也是随着国际妇女节一起传入中国，不过译得很不规范，如栉琼、紫芝根、紫根托、紫根特等。不仅如此，人们还把她当成了美国人，使用女士这种称谓。中国人虽然知道蔡特金是国际妇女节的首倡者，实际上对她并不了解。     30年代之后，中国人民对国际妇女节起源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提出了设立它的原因上面。1938年3月8日，《新华日报》出版了“三八节特刊”，发表了史良、邓颖超、卢竟如、杨朔、杨慧琳等人的文章。史良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想起革命巨人蔡特金女士所以提倡的‘三八’作为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因为一九0九年美国有一大批劳动妇女，曾经举行过自由平等的示威游行。她认为，这是妇女大众空前的解放运动，不但有着历史上的价值，同时也可以把这个节日当作激励全世界各国妇女走上民族解放道路的巨浪。”史良的观点奠定了确立国际妇女节是为了美国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斗争这种说法的基础。以后人们对此又不断地补充，1948年，胡耐秋在纪念蔡特金诞辰90周年写的小册子《蔡特金》中，就比较详细地说，“一九0九年三月八日，美国劳动妇女在芝加哥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所以一九一0年在丹麦京城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中，蔡特金即建议：规定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节，得到大会一致通过。因此，蔡特金的名字就和三八国际妇女节分不开了，她被称为‘国际妇女运动之母’。”     对于国际妇女节的这种不准确的说法一直延续至今。人们重视的只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怎样纪念国际妇女节，却不在乎它的来龙去脉是否正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1928年开始，中国人民对蔡特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表现，把她的名字译成蔡特金，其它不规范的译名逐渐消失；明确地指出她是德国人；把她誉为“全世界劳动妇女底伟大领袖”、“革命巨人”，称她是“同志”等。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比较重要的，一是1927年苏联为纪念蔡特金70寿辰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出版了许多关于蔡特金生平事业的传记文章；二是1928年7月，邓颖超参加完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去看望了蔡特金并与她进行了交谈。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人民对蔡特金的了解，加深对蔡特金的认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国际妇女节起源看法上的偏颇丝毫没有影响中国广大妇女利用纪念这个节日来开展妇女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代表大会的宣言还规定了“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孙中山还对民权主义中包括男女平权做了明确的说明。为了开展妇女运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设立了妇女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妇女运动在国共两党的联合领导下拉开了帷幕，最初的舞台是当时中国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广州，纪念国际妇女节就是重要的表现形式。     为了引导妇女投身国民革命，国民党妇女部决定1924年首次在中国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事前，国民党妇女部发布通告：“公启者，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日，全世界妇女咸于是日举行大团结示威运动。中国妇女界久受压迫，在此日自当应声而起，以图解放。广州妇女界在此日应有所表示，以警醒妇女群众，使同趋于联合奋斗之一途。本会妇女部有鉴于是，谨召集广州市妇女各团体，于此日举行热烈示威运动……”     3月5日下午，各女校及女界团体代表在执信学校大礼堂召开了庆祝“三八”节筹备会，会议商定了游行办法、时间及路线、并决定3月7日品2人在广州市内乘汽车散发传单，向市民做广泛宣传。为了保证女学生届时能够参加大会，妇女部请教育厅向所属各校发了通知，并通知市内军警保护。     经过周密的准备，3月8日上午10时，广州各办妇女在第一公园举行了盛大的国际妇女节的纪念会。各女校学生、各界妇女团体共计2,000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主持了大会并且作了精彩的演讲。她讲述了“三八”妇女节的重要意义，号召广大妇女们团结起来，投身国民革命，争取解放。何香凝的演说深入浅出，充满激情，对听众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廖仲恺先生也发表了《国际妇女日的性质》的演说。大会期间，会场上嘹亮的口号此起彼伏，“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解放中国半殖民地之地位！”“解放妇女所受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要求妇女劳动权、平等教育权、平等工价权、女子参政权及一切妇女应得之权！”“排除纳妾和一夫多妻制度！”“要求女工保护、生育保护、儿童保护的立法！”“八小时工作！”等等。与会妇女群情激昂。    会后，按原计划，与会的女学生和各界妇女高举国旗、校旗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第一公园正门出发，经省长公署、财政厅，惠爱东路、越秀路、东堤、西堤、丰宁路、惠爱西路，回到第一公园。与此同时，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也召开了庆祝会。     第一次庆祝“三八”妇女节的活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口号，表明了中国妇女运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此，蔡特金和“三八”妇女节就与中国妇女运动紧密相连，中国妇女每年都要隆重庆祝国际妇女节，以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为中心来推动妇女运动的向前发展。

本文为谈话记录，谈话时间在2003年12月某日上午，地点在文学所《文学遗产》编辑部办公室。当时正策划纪念《文学遗产》创刊五十周年活动，徐公持遂邀约曹道衡先生对谈，回忆老一辈著名学者、本刊前任主编余冠英先生。稿成后，因情况变动，未能及时发表。

毛泽东的大众艺术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可以纳入20世纪艺术发展的整体潮流之中

应该承认，作品的开篇让人困惑！用编造的难懂方言写就的二十页文字叫你无法喘息，读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它是中世纪拉丁语、普罗旺斯语、古法语、德语——用哥特字体做了明显标识——和早期意大利语的“巧妙”杂糅。总之，这种滑稽的混合语意义相当模糊。所有语言学家都幻想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这我们能理解。但在博洛尼亚拥有符号学教席(同时也是法兰西学院教授)的埃科也在玩这种小把戏吗？ 无需担心，翁贝托·埃科的技巧臻于完美，作品一经出版，立即打入畅销书排行榜，但埃科也给他的读者中途胆怯的理由。针对这种矛盾现象，埃科自嘲地说:“写《玫瑰的名字》的时候，所有人都告诉我，书里面插入这么多拉丁语句子，是在发疯，没人会愿意读；当时，法国的编辑甚至为了这个原因拒绝出版……后来的事实却证明我是对的！因此，动笔写作第二部小说《傅科摆》的时候，我在开篇引用了半页希伯来文……而这一次，我向自己提出了新的挑战:做得更坏。”结果他做得更好！自娱自乐的同时，翁贝托·埃科在字里行间阐明了认知本身的过程:作为卓越的哲学家，他明白，只有伴随着离题与焦虑，知识的获取才会有如此强烈的趣味。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经常跑题，遍布虚假的线索，最后呈现的，却是最好的部分。 关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契约，埃科在一篇小文章里从理论上做了精彩的探讨:将弦外之音留给读者自己琢磨，作者则寓教于乐。在这部作品里，翁贝托·埃科将这种微妙的(文学)诱导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波多里诺》最后五十页令人目不暇接，它证明埃科不仅是天才小说家，更是无与伦比的历史惊悚小说大师。 翁贝托·埃科又一次表现出惊人的博学。这部喧闹的侦探小说沿袭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文学史上第一部侦探小说，”埃科提醒道)的叙事模式，其新颖之处在于，它揉合了中世纪的所有重要神话。因此，在明确的诸说混合之中，圣杯传奇、祭司王约翰的故事、东方贤士的神话以及假施洗约翰头颅的磨难依次展开。显然，为了占有这些圣物，主人公必须穿越位于东方尽头，居住着独角兽、半羊人、狗头人以及巨大鸟类的地区。在这些大鸟面前，史前期的翼龙不过是只小麻雀……“这一切似乎很离奇，但相反，它的确存在，”翁贝托·埃科解释道，“去Moissac或Vezelay转一圈，看看你们那些教堂的门楣:你会发现我描写的一切。我是世界上最现实的作家！”历史和文学爱好者会喜欢这一点:翁贝托·埃科假模假式地把曾经革命性改变我们对中世纪认识的图书之一，《中世纪奇思》，运用到了小说之中。这是他的朋友雅克·勒戈夫于一九八五年发表的作品。而事实上，《波多里诺》的故事关乎农民和战士，而不是僧侣与文人；在《玫瑰的名字》庄严神秘的中世纪之上，翁贝托·埃科展现的是荒诞的边缘小人物的中世纪。 因此，用作书名的主人公波多里诺是这个时期的故事中随处可见的无赖，他的一生是一部不可思议的流浪汉小说。这个日后成为大臣的山林野夫，在掌握骇人的秘密之前，见证了各种非同寻常的事件。他终其一生寻求两个目标:揪出杀害父亲的凶手和找到祭司王约翰的王国。 祭司王约翰！这或许是历史上最轰动的新闻。这个骗局导致人们发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促使马可·波罗踏上东方之旅，也令葡萄牙人决定征服非洲。大约在1160年，一封来自祭司王约翰的书信在帝国流传。信中描绘了一个遍地宝石和黄金、远离人类所有罪恶的王国。那里还是圣杯和青春之泉所在地。祭司王约翰在信中提议建立联盟，抵抗在耶路撒冷占领圣坟的穆斯林。对于再次发动十字军东征，这无疑是再好不过的借口。事实上，这封书信是伪造的，而伪造人正是……波多里诺自己。 骗子，流氓，无赖。然而，波多里诺并非爱说谎之人。他的确伪造了文件，而他创造的是一个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如此逼真，以至于他本人逐渐说服了自己，相信它的确存在。“有多少次，我们最终相信了自己期待的事实？”翁贝托·埃科问道。翁贝托·埃科对想象力大加赞扬，它促成了激动全世界的乌托邦和各项发明的诞生。它从虚无缥缈之地发掘出一个受命运挤压的人的手稿，造就了一个有着惊悚结局的中世纪侦探小说。如果说它动摇了官方历史，算它倒霉。 小说结尾的那句话，相信连大仲马都不会否认:“不要自认为是世上惟一的作家，迟早会再出现一个比波多里诺更会说谎的人，来告诉我们另一段故事。” (作者为法国《读书》杂志主编) 李月敏 译

互联网继续向低端学历群体渗透。2011 年上半年,我国网民中低学历网民继续增加, 初中及以下学历网民占比从 2010 年底的 41.2%攀升至 43.8%。而高中以上学历群体从 58.9% 降低为 56.1%。

如今我们很多大学都仿效美国总统的方式，校长只能连任一届，这恐怕就未必“与国际接轨”。从我们看重的大学排名看，现在世界排名前列的那些美国大学，已经办了约三百年，但历任校长也不过二十来位。这是因为他们的校长虽有任期，但对连任一般没有限制，短者不满一任，长者有时达一二十年（似还有更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