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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02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法理学一般认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虽然不同的法理学具体说法不一，但原理上都承认这一点。 除实证主义法学外，法律学人对此亦无异议。不过，这只是在通常情况下单讲原理而已，一旦涉及到传统中国的法律与道德问题，情况马上会发生变化，好像中国是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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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31在西方思想中，正义概念自产生以来历经了许多演变。从希腊神话、梭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系的主流希腊思想，接通中世纪基督教的良心观念，经注入自然法的启蒙观念，汇合为自由主义的体系，并在此母体上吸收社会主义思想的部分影响，这构成了西方正义概念迄今发展的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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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0在南非，使人类损失惨重的艾滋病问题——它所夺去的生命比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所发生的所有内战的死伤者的总数还要多，自从Hazel Tau v. Glaxo and Boehringer案以来，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该案将具有多维度的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更为狭窄的法律问题：跨国公司的价格政策是否违背了基本人权？艾滋病患者是否可以直接针对跨国公司主张他们的生命权？在私营企业中，是否存在一种“获得药物治疗权的人权”？更一般地讲，基本权利是否不仅约束各个主权国家，而且也直接约束那些跨国的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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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6莱斯格的《自由文化》（Free Culture）选读。这本书2004年3月25日推出后，立即引起了网络上巨大的反响。这本书告诉大众，垄断机构是如何通过操纵法律和技术禁锢了文化，并压制了创新，而自由文化和人们相关的数字权利应当在新千年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就像今天的人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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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6劳伦斯·莱斯格，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网络与社会研究中心创始人。““代码”是让计算机运行的技术。“代码”是指挥机器运转的指令的集合，要么写在软件里，要么烧在硬件里，首先是用词语写出的。这些机器——电脑——日益决定和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它们决定电话如何连接，电视上播放什么，他们决定视频能否能通过宽带连接流式传输到计算机；他们控制计算机向它的制造商汇报什么。这些机器管理我们，而代码管理这些机器。
我们应该对这些代码应该有如何的控制？怎样的理解？应该有什么样的自由来和它对我们的控制相应？什么能力？ ” -
2008/10/16对知识产权过渡保护倾向开始向互联网渗透了，从去年到今年，互联网公司尤其是搜索引擎公司接到不少公司，尤其是唱片公司对他们起诉。持续多年的传统唱片业和音乐搜索网站间的对抗有了一个初步结果：像雅虎这样的搜索网站如果不与唱片公司合作，就要关闭绝大部分音乐试听和下载的搜索服务。
但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很少有人提到搜索引擎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提供这些链接获得很多网民没有意识到的点击量和广告费的事实。 -
2008/10/05本文是我正在进行的法律与文学研究的一个引论，主要探讨在中国研究法律与文学的一些前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在回顾、分析国内外法律与文学研究现状的前提上，着重分析法律与文学作为法学理论研究在中国的一些相关问题，包括其现状、问题、可能性以及意义等；同时简单介绍和讨论我的研究将使用的材料、方法以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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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17对于11，12世纪西方法典的编撰，基督教与教会法不仅提供了教会法体系创立的综合研究与分析的体系标准，而且传承了罗马帝国的传统，作为一个教高层次的文明使者，带着罗马法的威望和罗马人的名字来到了野蛮民族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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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30青海西南部的游牧生活特点，挑战了“不动产”这个普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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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7此案案情复杂且涉及之当事人来自不同之种族与阶层，因而使其具有多种角度解读的可能性。它使我们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了中国法律儒家化进程，对性别因素介入皇权产生的有趣影响也有很好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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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21关于美国司法审查的一点争议，但却是通过关于注释的做法提出的，语气有过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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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8/14由于专家组报告刚出台不久，以上的法律要点分析只是初步的，对于这个报告还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分析。有人称该案为“中国入世后败诉第一案”，尽管败诉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但也完全没有必要对此大惊小怪，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4条指出：“争端解决机制（DSB）所提建议或所做裁决应旨在依照本了解和适用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实现问题的满意解决。”可见，WTO专家组裁决只是解决成员方彼此之间贸易争端的一种方式而已，与政治因素、国家形象等无关，根据DSU相关规定和做法，败诉方只要改变或放弃WTO裁决的、不符合相关协定条款的措施即可，无须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等其他责任。美国、欧盟、日本等WTO的发达成员方乃至印度、墨西哥等一些发展中成员在WTO争端解决中也屡遭败诉，美国更是WTO争端解决中的败诉“大户”，如著名的美国“海龟案”、“伯德法案”、“归零案”等败诉案件，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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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8所谓“边缘学科”，是指在两种以上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采取“跨学科的方法”（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发展起来的综合性科学门类。因为这种研究涉及到不能纳入既有的理论框架之内的新现象，于是有人把边缘学科理解为“科学发展的前沿部门”（the frontiers of science）。又因为这种研究往往游离于不同学科的中心课题和权威话语之外，边缘科学在各个有关领域中的位置也多半是“边缘化的”（marginal branches）。而无论采取上述三种涵义中任何一种还是全部，我们都可以说：法社会学的确是十分典型的边缘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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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28“强制力”是指压制或强迫的力量。尤其在近现代，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阐释法律基本特征的主导意识。但是，自本世纪50年代末开始，西方法理学各种理论在推进各自观点的同时却不约而同地对“强制力”观念予以弱化（有时甚至是消解），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承认在某些境遇中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强制力”作为后盾，但取消“强制力”在法律概念理论中的基本特征的地位。换言之，它们主张，“强制力”的运用不是法律存在和法律实施的本质特征。这种弱化，明示着西方法律概念乃至法律制度的概念变化更新的机制，标志着西方法理学诸多观念的本体论层面上的变革。笔者以为，为探究西方法理学的演变并为深化我国法理学的研究，对这种弱化予以关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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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8“比利时法学家马克·范·胡克所出版的《法律的沟通之维》一书，在我看来，则是哈贝马斯法律商谈理论在法律哲学领域中的一种更为具体的运用。当然，范·胡克的法律理论也受到了法的自创生理论等论说的影响，进而以一种相当精妙的方式处理了法律和法律系统方面的一些棘手问题。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哈贝马斯在元理论层面对法律商谈理论的建构却是范·胡克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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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8中国历代判词语言折射出的传统法文化精神，具有很强的现代价值。 中国历代判词语言传达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的伦理精神。这种法文化精神现在依然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礼法文化（包括以礼代律、以礼补律、以礼断狱）的现代价值，恶（Wù）讼文化的现代价值，重证据的（此处是否应有“现代”）价值和判词语言审美化的现代价值等，都具有学习借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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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28学界谈及魏晋法律，无不将儒家化视为其主要特点之一。“法律儒家化”可以称之为“法律内容的儒家化”。如果从法律形式即体例方面进行观察，可以说，魏晋法律与儒学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具有浓厚的名理学和玄学色彩，对此，可以称之为“法律形式的玄学化”(包括名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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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18《纽约时报》两天内发表了三篇关于中国已经通过物权法（草案）的报道，可见国际关注度和兴奋度。这部法律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历经9年，8个版本，数次审议，似乎已经历时很久，但相对《法国民法典》（87次会议，拿破仑亲自主持35次，才获通过），德国民法典（约1874年开始编撰，1900年方才实施），日本民法典（约1869年开始编撰民法典，1898年正式通过、实施），尤其在当下中国的复杂社会现实中，显得仓促。更有一个疑问是：这样一部充满争议的法律，为什么在人大能够如此高票通过？－－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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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17中国的法官兼调解人由于行使的权力过大会遭到诟病，中国法从事实情形而不是抽象的权利原则出发的认识方法，无疑也是追随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主义者们要排斥的。然而，事实是中国帝制时期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产生的法律制度享受了极其长久的寿命，并且，案件档案表明，当代中国的法庭调解及其可观效能也和这种法律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法庭是选择调解模式还是判决模式，或者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模式，取决于法庭本身对每个案件的事实的定性。当代中国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中默认的这种逻辑，尽管在中国的立法中没有得到明文表述，仍然可能会给中国法律本身以及西方形式主义法律在未来的变化和演进中带来某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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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16清代和1949年后中国法庭判决民事纠纷的实际，十分不同于我们根据儒家或毛泽东时代的表达、或者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的理论预设所得出的图景。清代法律确实将民间调解和“无讼”的道德观念置于最显要的位置，但事实上它随后又制定了许多与那些观念有分歧的实用性规范来指导判决。当代中国的法律也强调调解，并在改革时期从西方引进了形式主义权利原则，但事实上它同样规定了与它们有分歧的实用性判决规范。清代和当代的案件档案都表明法庭其实时常判决。中国的法律方法，可以称之为“实用的道德主义”，它既强调道德观念（后来又引进了外来抽象原则），又优先考虑事实情形和解决实际问题。它立足于一种从事实到原则再回到事实的认识方法，和现代西方大陆法的形式主义认识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