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刘中玉：元代江南文人画家逸隐心态之生成

"钱塘江上龙光死，钱王宫阙今如此。白发宫娃作远游，漠漠平沙千万里。"[1]1276年，在蒙古铁骑南向挥戈总攻之下，宋庙倾隳，南人北虏，其境正如诗中所言。"南北一家今又见" [2]，这对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缔造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在当时对于南宋统治下的江南文人士夫们而言却是"南人堕泪北人笑"[3]，是一种邦析亲离之痛。"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4]，一语道出南人的复杂心境。同时，文人们在鼎革之后的反应是多元的。其中，一部分激情满怀的文人愤然从戎，在南宋将亡之际投身抗元，如谢枋得、龚开、马臻等人。但宋亡后便不再坚持，而是抱着"忠义未须论彼此，后先从长是昌图"的念头匿身藏形了[5]；也有一些人难以忍受北向臣虏之耻，"临危一死报君王"，尽了殉国忠节，如南宋湖南安抚使李芾、太学生徐应镳等人[6]；还有一部分文人是"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过别船"[7]，很快转变角色，加入蒙元政权，藉口"往事已非那堪说，唯将生死报皇元"[8]以掩饰羞愧之态，如留梦炎、赵孟頫等人；而对于大多数的文人而言，他们既无回天之力，也无南枝北开之念，"衔哀不敢话耆旧，掩卷看天泪如写"[9]，他们选择了退避时世，依仁游艺，把满腔忧愤和抱负在画图文事上加以宣泄，如钱选、郑思肖等人皆藉此保持自身的清正端洁。从整个元代来看，在江南一域有相当多的文人士夫都抱有这种隐于图事的心态，并且正是由于他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努力，不仅开创了元代绘画艺术的新局面，而且使自北宋开始形成的"士人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当然元代绘画的形式是不拘一格的，文人画家的存世态度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此我们仅选取一个侧面，针对当时江南地区一些隐于绘事的文人画家稍作考察。本文改变传统的以单个主体和时段分析的处理方式，而是从社会生态环境的角度，以精神状貌作为区分尺度，把当时生活在江南的文人画家大体上析分为三个群体：1、"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向画图开"的故宋遗老[10]。这些人遗民情结根深蒂固，对于元廷普遍存在着消极的抵抗情绪，"崛强数十年，只弄一支笔"[11]，把满腔愤懑不平之气、思往怀旧之情借助笔墨加以宣泄。钱选、龚开、郑思肖等人便是这一群体的典型代表。2、"人生有才不尽用，古来埋没皆如此"的失意之士。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江南的文人情绪逐渐趋于缓和。新生代的文人对于亡国之痛的感触并不像长辈们那么深刻，而是显得务实得多，他们在心理上已经认同了这个从大漠而来的统治者，"补天事远奈君何"[12]，便是他们对前辈人的一种态度。因而对他们来说，对南宋的追忆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现世的功名。然而他们积极向元廷靠拢，却逐渐感受到这个朝廷并不像汉人朝廷那样，以文人的参政为荣，而是对于权力有着根深蒂固的垄断性。他们奔波，他们应举，他们屈身侍人，然后他们失望，相比之下，南方这时显得比大都更有留恋之处，绘画艺术成了他们疗治伤痛的最佳方式。如柯九思、黄公望、王冕、王蒙等人便是这类失意文人的代表。3、"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的闲放文人。拥有雄厚的资财，尊荣的士绅地位，对这群有闲文人而言，没有比安于现状更好的选择了。"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令名"[13]，投身蝇营狗苟的官场只会丧志屈身，而风雅集会，文学图事则令他们向往。这种自我满足的思想在倪瓒、吴镇、曹知白等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接下来，本文试对这三个群体分别进行论述。

一、元初的遗民画家

元朝的统一，实现了草原民族对农耕文明第一次完整的征服，但对宋人而言，打击却是沉重的，"南人堕泪北人笑"，正是对当时两种心态的如实写照。对于遗民文人而言，虽然作为实体的宋朝已不复存在，但当面对"陵庙成焦土，宫墙没野蒿"的凄凉惨状时[14]，他们依然无法从深深的自责中超拔出来，"惜哉无祖逖，谁肯著先鞭" [15]，便是他们悲凉心声的表达，同时这近乎哀号的诗句也折映出他们对当时执掌南宋政局的碌碌之辈的强烈谴责。当时南宋的政局状况，从太后谢氏在1275年春的上谕中便可一目了然：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大小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离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里合谋，接踵消遁......[16]

可见，公卿阶层对责任的放弃导致了整个文官体制的崩溃，这也正是南宋速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陈得芝先生曾撰文说："南宋末叶的主要当权者如史嵩之、丁大全、董宋臣以至贾似道，无一不各谋私利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他们夺天下之利权归私室，并且培植私党，争权夺利，互相攻讦。为了操纵政权，排斥异己，甚至不惜破坏抗战，迫害抗敌有功的守边大臣和将领（如余玠、向士璧等）。所谓公卿士夫，多是趋炎附势的'奔兢之士'，'愦愦冬烘'的道学先生。"[17]因此，文人政治的失败对大多数文人士夫而言打击是惨重的。"眼看宋页将移晋，惆怅先生避世心"[18]，他们已经预感到靠读书、著述以求进取的时代将要结束了。因此，为避免替新朝服务的尴尬，采取"昔者所读书，皆已束高阁"[19]即放弃功名的态度成了相当一部分士人的选择。如当时被称为"吴兴八俊"之一的钱选便是如此。

钱选[20]，作为景定间（宋理宗赵昀1260～1264年号）的乡贡进士，似乎并未在仕途上有所作为，而是以善画著称当时[21]。据与他同乡又同被称为"吴兴八俊"的赵孟頫记载，二人往来频繁，赵对他非常尊敬，并称他为"师友"之一[22]，但宋亡后二人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吴兴当元初时，有八俊之号，盖以子昂为称首，而舜举与焉。至元间，子昂被荐入朝，诸公皆相附取官达，独舜举龃齬不合，流连诗画，以终其身。[23]

当时江南初定，为杜防隐患，忽必烈在姚枢等谋臣的建议下采取抚慰文心、广搜隐逸的策略，一时彦学硕儒如赵孟頫、留梦炎、钱选诸辈都成为元廷积极拉拢的对象[24]。赵孟頫等人被迫北上受任，唯独钱选虽征不仕。他不仅选择了"余生坐太凡"的逸隐生活[25]，而且毅然从学者的身份中解脱出来，自溺于诗画。"岂知钱郎节独苦，老作画师头雪白"，便可看作是他后半生的写照[26]。赵汸对此也有记载：

钱公（钱选）跌宕真率，格力优暇，无怨愤不平之意，要为不可及云。独其所谓经说者，不可得见。访其家，问诸其兄子国用，则曰："公尝著书，有《论语说》、《春秋余论》、《易说考》、《衡泌间览》之目，后皆焚之矣。"盖当时同游之士，多起家教授，而舜举独隐于绘事以终其身。世之见其杜德机者，亦惟称其善画而已。呜呼，其真所谓轻世肆志者乎！向其掩抑藏遁，如是之深也。[27]

不过，钱选并非是真的做到了"轻世肆志"，我们从苏天爵"霅翁夙号老词客，乱后却工花写生。寓意岂求颜色似，钱塘风物记生平"[28]的诗题中便可看出他所谓的"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向画图开"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表白而已，欲罢还说更说明了他无法掩抑的亡国之思。如他临摹宋人苏汉臣的《宋太祖蹴鞠图》并题记述怀，便是很好的证明[29]。这种借助绘画来表达政治情感的做法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如与他同时的郑思肖。

郑思肖，这位原籍福州（今福州）[30]的宋季太学上舍生，自幼便受到具有强烈忠孝观念的父亲郑震的感染，父亲对他要求特别严格："不能事亲，非孝也；不能事君，亦非孝也；不能立身，亦非孝也。何也？辱于家也。......汝不行吾之言，汝则非吾之子。"[31]这种家教家风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虽然当时只是一名太学生，不具备班列言事的资格，但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敢对时任丞相的陈宜中专横跋扈、无心抗战的退让政策提出激烈批评，并上书两宫及幼主，提出抗战主张。但当时的临安已是兵临城下，败局已定。绝望中，他于1275年底愤然离去，选择平江（今苏州）定居，奉母终老一生。为纪念宋朝，这位倔强的忆翁先生变改名号，"曰肖，曰南，义不忘赵北面它姓也"[32]。而且坐必向南，不同北方人结交，如郑元祐记载："先生自宋亡，矢不与北人交接。于友朋坐间，见语音异者，辄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为异。"[33]他时刻不忘自己为宋人，多次在诗文中自称"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34]，"阅历凡几世，忠孝已相传。足大宋地，首大宋天，身大宋衣，口大宋田......"[35]他曾著经一卷冠以《大无工十空经》之名，大无工十空即大宋，意为大宋著经立说。就连他笔下的兰花也负载了强烈的政治情绪，"尝自画一卷，长丈余，高可五寸许。天真烂漫，超出物表。题云：'纯是君子，绝无小人'"[36]，而且画兰"疏花简叶，根不著土，人问之，曰：土为番人夺，忍著耶？"[37]对于别人的不解和规劝，他赋诗自明："山中一溪水，绝与众水别。不解饮清风，只解醉明月。一片清冷意，活动流不彻。何劳濯缨人，再三苦饶舌。"[38]作为后辈文人的倪瓒对他忠贞不渝的节操深为称扬："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39]不过，他虽时刻以忠孝为念，但结果却是两全不得其一，如他临终之前"语所亲曰：'我死，题我主曰"宋故不忠不孝郑思肖。'不忠，痛己不能存宋祚；不孝，伤己无后，宗系有绝也。"[40]在他看来，无法像文天祥那样抛家弃亲一心为国便是不忠；而他终身不娶无法延嗣又为大不孝，由此可以想见他承受着多大的痛苦。韩奕对其矛盾纠葛的一生感叹道：

惟公生南楚，仕宦来吴中。身遭宋国亡，耿耿存孤忠。

无家又无后，南冠号北风。洒泪写离骚，咄咄如书空。

疏花缀简叶，孤生不成丛。翛然数笔间，遗恨自无穷。

图成继数语，语怪谁能通。流落为世重，宁论拙与工。

此花有时尽，此恨何时终。吁嗟匹夫心，所受由天衷。

我思殷顽民，千载将无同。[41]

从当时民族对立的角度看，郑思肖是位难得的贵重气节的文人，不过，满腔忠义热忱唯有借助诗文、绘画来宣泄，更突显出象他这样的遗民文人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悲哀和无奈。他们缺乏回天的勇气和能力，长期儒家薰养又使他们无法突破种族的局限去依附新朝，"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也"[42]，最终，隐逸成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宋亡前曾供职赵葵和李庭芝幕府，并做过两淮制置司监当官的龚开也是如此，在宋亡后以遗民身份往来于苏杭，以文事图绘自娱[43]。他也常借笔墨以泻胸中块然，时人称他"遭值圣时，海宇为一，老无所用，浮湛俗间。其胸中之磊落轩昂峥嵘突兀者，时时发见于笔墨之所及"[44]。他笔下的瘦马、钟馗的形象均有所指，如他曾画过一幅《高马小儿图》，并题诗曰[45]：

华骢料肥九分膘，童子身长五尺饶。

青丝鞚短金勒紧，春风去去人马骁。

莫作寻常厮养看，沙陀义儿皆好汉。

此儿此马俱可怜，马方三齿儿未冠。

天真烂漫好容仪，楚楚衣装无不宜。

岂比武陵年少辈，胭脂坡下斗轻肥。

四海风尘虽已息，人才自少当爱惜。

如此小儿如此马，它日应须万人敌。

老夫出无驴可骑，乃有此马骑此儿。

呼儿回头为小驻，停鞭听我新吟诗。

儿不回头马行疾，老夫对之空啧啧。

不难看出，诗中对"小儿骑高马"的讥讽，其实就是对蒙古人的嘲讽。吴师道亦题道："易不云乎：'小人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龚开圣予作《高马小儿图》，盖出于此。其自为诗，则姑文致委曲，而略于末语见意，不敢尽也。"[46]

元初另一位较有影响的文人画家陈琳[47]也是一位贵重气节的画家，虽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父陈珏做过南宋画院待诏[48]）和不错的社会关系（与赵孟頫亦师亦友），却不求获进，而是甘于"十年林下写烟霞"[49]，以卖画为生。被虞集赞为"平生不受简书畏，故家高致君应最"[50]的罗稚川[51]，也是隐于画事。其他如以擅画水仙著称的王迪简隐于蕺山[52]，以作水墨葡萄著称的温日观隐于佛[53]，以擅画花鸟、山水行世的马臻匿为道[54]，等等。

总体来看，这些遗民画家沉溺于绘事原是为了忘掉伤痛，但却自主或不自主地在笔墨中宣泄出一种失落沉重的民族情结和潜志怀沙的政治情绪，流露出一种悲观的气质。绘画对他们不单纯是娱情的工具，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借以抒发不平之气的渠道。

二、折翼仕途的失意文人

造成元中后期南方文人失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蒙古人保守的政治经理观念和"重实利，轻虚文"的功用思想[55]都对他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不过，对他们打击最大的不是这些，因为对儒家而言，这些都是未开化的表现，完全可以汉法即通过教育和沟通来解决。不过，他们失算了。在元以前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哪一个游牧民族能在强大的汉文化攻势下依然坚持原有的传统，保持不被同化的状态，但是蒙古人则是个例外，汉法非但没有改变他们固有的观念和传统，反而进一步把汉族文人排斥于政府体制之外。

汉法对蒙古人而言，其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加强皇权，二是澄清吏治。蒙古人对于儒家那套天授神权的神秘逻辑原本是持欢迎态度的，忽必烈的政府就一度重用大批的儒士[56]。但是在解决因军事征伐和赏赐浪费所产生的严重的财政问题上，儒臣不仅不能提出可行的意见，反而以节用爱人、讳言财利的儒家理念激烈反对忽必烈启用善于理财的回回人[57]，这就让忽必烈开始怀疑他们的真实意图。在他看来，这些儒生即便没有李璮式的企图[58]，那么空言仁义也只会与国无补，由此忽必烈得出儒士误国的结论[59]，从此便对他们有意疏远，汉法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得不到推行。虽然之后有真金太子的汉法运动，仁宗的崇文右儒，英宗的至治新政，泰定帝的虚崇儒臣以及文宗的至顺文治，等等，都因儒臣无法对因财政问题和王位继承问题所导致的政治纷争提出合理的建议，无法抵制住保守的蒙古贵族集团的攻击和胁迫，而不得不以失败告终，甚至连支持汉法的真金太子和英宗皇帝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60]。所以，从整个元代来看，汉法一直是受排斥的，儒家的理论无法撼动黄金家族和跟脚政治的根基[61]，这对于为解决出路问题而把前程寄托在推行汉法的开明的蒙古君主身上的新生代汉族文人而言，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因为自科举考试成为定制以来，它就被知识阶层视为验证才学和能力的最佳方式以及通向官场的正规车道，所谓"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62]，"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63]。而科举之门在元代经常处于关闭状态[64]，即便是在恢复的时候，录取也非常少，诚如叶子奇在论及元代科举时所说："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65]因而，即便文人能在有限的名额争夺中脱颖而出[66]，所得者也不过是个末流微官，"辛苦微官悔何及"[67]。所以，即使是在比较开明的仁宗朝，也有大量文人主动放弃科考。如余阙在《贡太父文集序》中便说："延佑中仁皇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68]在"于时公卿大夫喜尚吏能，不乐儒士"的情况下[69]，虽然还有"未获唐臣荐，徒遭汉吏收"的机会[70]，但这在清高自标的文人看来简直是一种羞辱，所以，"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71]。不过，也有一部分文人仍然冀望于一个具有汉法倾向的君主和政府，所以，他们或暂时屈于吏职，或暂时隐于绘画，以等待所谓的"一朝龙凤飞天去，总是攀鳞附翼人"[72]的机会。如柯九思、朱德润、黄公望以及稍后的王冕、王蒙等都潜藏着这种心志。

柯九思可以说是十四世纪初期一位精通书法、绘画（尤其善长画竹）并长于鉴定的杰出文人。他曾做过英宗皇帝的书画老师，南坡之变后不久又成为文宗皇帝的潜邸之臣，并在文宗即位后得到异乎寻常的赏识，与虞集、许有壬、揭奚斯、苏天爵等同成为奎章阁鉴书博士[73]，是文宗汉法小集团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不久就招致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权臣燕帖木儿的极大不满，所以，他很快就受到弹劾并被迫辞职[74]，而贵为皇帝的文宗竟然无可奈何[75]，由此也可看出当时蒙古贵族对于汉法的强烈排拒。

在此，不妨对元代官方画学稍作介绍。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元代不设画院是不懂艺术、不重视艺术的表现，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元代的行政体制很大程度上是以金制为基础的，而非承继宋制。元代虽不设画院，但图画局、秘书监实行其效。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多大区别，但实际上体现了蒙古人的价值观。如前揭，蒙古人重实利，轻虚文的实用主义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四民定位，提高了工匠、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地位。在他们眼里画家与其他工匠没多大区别，画家也只是掌握了一门技巧的工匠而已，这反映了定制初期蒙古人对汉文化的粗浅认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人对儒家文化的认识有所提高，很多汉族精英（如姚枢父子、虞集等人）开始充当皇子、贵族的老师，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身范的作用。如在姚枢、虞集等人的影响下，仁宗、英宗、文宗、鲁国大长公主等都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收藏了大量的艺术品，而且经常组织鉴赏、创作活动[76]。"文宗居金陵潜邸时，命房大年画京都万岁山，大年辞以未尝至此地。上索纸，为运笔布画位置，令按稿图上。大年得稿，敬藏之。意匠经营，格法遒整，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77]皇姑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剌吉是个大收藏家[78]，她曾在天庆寺雅集，袁桷与会并记其盛曰：

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鲁国大长公主集中书、议事执政官、翰林集贤、成均之在位者，悉会于南城之天庆寺，命秘书监丞李某为之主，其王府之寮寀悉以佐执事。笾豆静嘉，尊斝洁清，酒不强饮，簪佩杂错，水陆毕凑，各执礼尽饮，以承饮赐，而莫敢自恣。酒阑，出图画若干卷，命随其所能，俾识于后。礼成，复命能文词者，叙其岁月，以昭来世。[79]

当然，皇室贵族热衷于绘画主要是为了娱情，而非繁荣艺术。不过上有所好，下必逢迎，这就为一些画家提供了艺进的机会，如前揭柯九思便是艺进的典型。而与他同时的朱德润也是靠画艺博取统治者欣赏的。

朱德润在青年时代就受到高克恭的赏识[80]，并在高的鼓励下精研画艺，有所成后又到大都寻找机会。在赵孟頫的推荐下，由驸马都尉沈王[81]把他引见给喜好绘画的仁宗皇帝，受到仁宗的赏识[82]。英宗时他继续得宠，很快就升迁为征东儒学提举（从五品），前后不过四年时间。但不久英宗遇刺，他的保护伞沈王受到排挤，朱因此失去了屏护，不得已选择"一官归老天宫里，为写浙江秋放船"的画隐生活[83]。时人"东曹兴遂秋风起，长揖齐王归故里。托言鲈脍与莼羹，远害全身良有以"[84]的诗题可以说是道出了他暂时归乡避祸的微妙心理[85]。

黄公望[86]，这位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极高声誉、并被董其昌推至"元四家"首席地位的画家，真正表现出强烈的绘画兴趣则是导源于他五十岁左右的一场政治灾难。据钟嗣成记载，黄公望先是充任浙西宪令[87]，之后又转为大都御史台察院书吏，为时任平章的张闾看重，升迁的可能性因此有所增加[88]，但他却意外地卷入一场政治纷争。对于这段公案记载语焉不详，不过从王逢、杨载等人的诗题中所透露的信息似乎可以得知与其上司张闾贪墨案有关[89]，陈高华先生经过考证确认了这一事实[90]。大概是这次牢狱之灾对他的打击太大，因此获释后便弃职归隐于西湖筲箕泉，"以卜术闲居，弃人间事"[91]，过着流连于青山白云之间，忘情于翰墨图画之中的闲逸生活。

郭畀的经历则又比黄公望曲折得多[92]。他先是科举不第，但是为了实现抱负不得已先后充任书院山长、巡检、儒学教授、行省掾吏等职，可以说是"骑马出门尘似海，百年都只为官忙"[93]，这使他郁郁寡欢并促使他做出归隐的选择。萨都剌"人道省郎好，簿书清昼闲；惟公不自喜，忽尔要思还。酒债西湖路，归心北固山；闲愁且抛却，莫遣鬓毛斑"[94]一诗正是对他这一无奈抉择的写照。象他这样因汲汲进取而不获遇者，在文人画家中例子很多，如以擅写墨梅猎誉当时的王冕[95]便是一个。

王冕志向远大，且在幼年就有不寻常的表现。如他在《自感》诗中称"三年离怀抱，已知亲与疏；相揖识进退，应对无嗫嚅"，五六岁便"怡怡浴仁化，喜听论之乎"，八岁能"一一随范模"，"不读非圣书"[96]，又通读古兵法，人称其有"当世大略"[97]，但却屡试不中，又不愿屈身为吏，以致"此志竟萧条......蹭蹬三十秋"。无奈之下只好隐居若耶山开屋种梅，奉母尽孝。但他忘峰而不息心，仍旧是经纶之念不绝，并且时常发出怨怼之词[98]。元末红巾军起义似乎又给了他一线生机，"（己亥，至正十九年）上（朱元璋）在宁樾时，儒士许瑗、王冕来见。上问以时务，各应对称旨，乃留瑗等置幕府，以冕为谘议参军。......及为谘议参军，自以为得行其志，未几，发病卒。"[99]其结局让人叹惋，如张羽在题《王元章<墨梅>》一诗中感叹："雄襟自许鲁仲连，一箭无成身已死。世上空余写墨花，只将名姓花光比。于乎！人生有才不尽用，古来埋没皆如此。"[100]从他身上也可看出元代汉族文人出路之艰难。这种悲剧同样发生在另一位杰出的文人画家王蒙身上。

王蒙[101]在四家中是最年青的一位，早年曾游寓京师，因高超的画艺而被"馆阁诸公"看重，故而"名重侪辈"[102]，他又出身名门，但不知为何未获举荐，以致不得不以画艺而辗转于朱门鼎贵之间，希望能有机会获得举荐超拔。但这种托寄侯门的生活显然是不愉快的，与他相交甚密的倪瓒曾多次以诗规劝："连榻卧听雨，剧谈清更真；少年英迈气，求子不多人。仕禄岂云贵？被琛非所珍；当希陋巷者，乐道不知贫。"[103] "钓丝烟雾外，船影画图中。他日千金积，陶朱术偶同。"[104]希望他能迷途知返，但王蒙年轻气盛，哪里会听得进去呢。所以元末大乱，他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先是投奔张士诚[105]，张败又投靠朱元璋，明王朝建立后一度出任泰安知州厅事，总算没白忙一场，但不久却受胡惟庸案牵连而死在狱中[106]。诚然，王冕、王蒙等人的人生悲剧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不过却不能对其汲汲于仕途的行为过分谴责，而应该看到，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抗争的精神，他们并没有因为前途的黯淡而放弃对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并且至死不渝。从某种程度上，这些折翼的文人也可看作是那个时代的剪影。

三、高标自蹈派

"野饭鱼羹何处无，不将身作系官奴。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烟波一钓徒!"[107]倪瓒《寄王叔明》诗中流露出的高情自蹈的野逸思想，并非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态度，而是元末江南相当一部分文人所奉行的人生哲学。这与政局的长期动荡有很大关系。

世祖忽必烈以降，元廷上层易位频仍，三十九年间仅帝位就九遭更迭，这一混乱局面直到惠宗妥欢贴睦尔即位方趋减缓[108]。然而妥欢贴睦尔的即位并没有给帝国带来好运，长期以来，黄金家族内部为争夺和稳固统治权滥加封赏、奖赐，这种做法不仅掏空了国库，而且造成了因滥发纸钞所导致的严重通货膨胀，再加上吏治腐败、灾害连年，蒙古帝国已处在崩溃的边缘。这些显然不是一个年仅13岁的少年所能解决的，更何况朝政被两大权臣燕帖木儿和伯颜先后把持，他们的个人行为又使帝国雪上加霜。虽然其后脱脱、别儿怯不花等人采取改善吏治、广开财源、发行新钞、整治黄河、重开科举等重大举措，并且在不危及中央集权的前提下给予行省果断处分非常事务的权力，希图以此挽救积弊。但由于积疴过重，特别是潜在的下层反对力量已在集结，地方上的分离倾向也在增强，最终使这些努力只起到涂表文饰之效[109]。一些有识之士已经从看似平静的政治气候中窥睨出末世气象，预感到天命即将不再眷顾这个异族的朝廷。所以，虽然有些文人仍然因仕途不遇而耿耿于怀，但是他们并不愿在山雨欲来之时为蒙古人效力，如前面提到的王冕，"至正戊子，南归。过吴中，谓予曰：'黄河将北流，天下且大乱。吾亦南栖以遂志，子其勉之'"[110]，以退隐来回避现实。不过，这也是大多数文人的选择。如倪瓒虽"家故饶于资，不以富为事"，但"......一日，弃田宅，曰：'天下多事矣，吾将遨游以玩世。'自是往来五湖三泖间二十余年......"[111]，他宁愿舍弃万贯家资以躲避可能出现的灾祸。象倪瓒这样抱有"所以明哲徒，置身兴废外"[112]的消极退避思想的，在文人画家中还有很多，如曹知白、吴镇等等。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他们虽然不愿出仕，但在起义爆发时却又仇视起义军。被谢应芳称为"襟怀不著一事恼，姓名唯恐多人知"[113]的倪瓒便一反常态，咒骂起义军为"妖贼"[114]；更有愤自请缨靖难、誓死效忠者，如朱德润[115]。他们为什么会拼命维护这个异族政权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虽然有法律上的种族界定，但是在对待下层民众和维护社会秩序诸方面，这些上层文人与蒙古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种族的概念[116]，因而他们宁愿不得志而隐，也不愿通过暴力来改变其统治。

仍以倪瓒为例[117]。蒙古人进入江南并没有对其家族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造成损害，其家资称雄一郡，仍是当地豪族。但倪瓒自幼却"不事生产，刻意文史"[118]，"刮磨豪习，未尝有纨绮子弟态"[119]，与他有"葭莩之亲"的顾瑛称他"累辱见招，规往而每不果"[120]。关于此，也可他的自述诗中得到印证[121]：

嗟余幼失怙，教养自大兄。励志务为学，守义似居贞。

闭户读书史，出门求友生。放笔作词赋，鉴时多论评。

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贵富乌足道，所思垂令名。

大兄忽捐馆，母氏继沦倾。恸哭肺肝裂，练祥寒暑并。

钓耕奉生母，公私日侵凌。黾勉二十载，人事浩纵横。

输租膏血尽，役官忧病婴。抑郁事污俗，纷攘心独惊。

罄折拜胥吏，戴星候公庭。昔日春草晖，今如雪中萌。

宁不思引去，缅焉起深情。实恐贻亲忧，夫何远道行。

遗业忍即弃，吞声还力耕。非为蝼蚁计，兴已浮苍溟。

云霾龙蛇噬，不复辨渭泾。邈邈岩涧阿，灵芝烨紫茎。

有志而弗遂，悲歌岁峥嵘。冶长在缧绁，仲尼犹亟称。

嵇康肆宏放，刑僇固其征。被褐以怀玉，天爵非外荣。

贱辱行岂玷，表暴徒自矜。兰生萧艾中，未尝损芳馨。

诗中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志趣爱好以及受到官场暗恶侵凌而不改其志的品节，也可从中找出他之所以选择"思弃田庐，敛裳宵遁"的原因，他并非完全是由于预感到末世将临才作出这一选择的，其中还有环境逼迫的因素在内[122]。从倪瓒家族由盛而衰的现象本身也可看出，元末江南地方豪族势力正在开始没落，旧有的的社会阶层正在发生变化。对倪瓒而言，"独于画里识风流"[123]的流浪生活并非是尽如人意的，他不得不有时靠卖字画、采药和做食客为生。王逢这样描述他的窘迫："......隐沦尽散金，贱迹痛扫轨。薪炊竹根叶，盘具园中荠。贫病无一钱，老幼逾百指。寒云下微雨，聊阅晋唐史。陶颜何如人，所慊饥乞米。寄言物外交，仙山叽琼蕊。"[124]明初的高启也在诗中感叹："草满当年食客堂，一身投老寄僧床。秋风吟怨衰兰浦，暮雨行愁苦竹冈。任旷岂能谐薄俗，养和且为驻颓光。酒钱十万今谁送，独齅黄花对夕阳。"[125] 可见，作为一个没落的地主文人，社会的急遽衰败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印痕。

与倪瓒同时的吴镇[126]，由于被描述成"耽贫性僻，博学多闻，渺功名，薄富贵，村居教学以自娱，参易卜挂以玩世"[127]，"抗简孤洁，高自标表"的隐者形象[128]，因而后世学者往往以此为据，认为吴镇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乡野文人。但据近年来所发现的《义门吴氏谱》中的相关记载来看，吴镇与倪瓒一样出身豪门大族，而且有着显赫的家世。其家在宋代世居显宦，同时又兼营船业，时有"大船吴"之称。据考证，吴镇选择隐居乡野，是受元代道教所提倡的"自食其力"之风的感染[129]。我们在翻检文集时发现，时人孙作在题吴镇墨竹画中写道："余观仲圭，隐者也，其趣适常在山岩林薄之下，故其笔类有幽远闲放之情，殊乏贵游子弟之气......"[130]，孙作称吴镇"殊乏贵游子弟之气"与人称倪瓒"未尝有纨绮子弟态"一样，都意在称赞他们虽出身富贵却能从纨绔习气中超脱的良好品质。本文认为，之所以形成对吴镇"耽贫性僻"的偏见，可能与他落落寡合的性格有关，他的画也因此在当时鲜受重视。直到明中期对他的看法才有所改变，到了明后期，董其昌才把他推上元四家的末席。

再如浙西名士曹知白[131]，他与无锡倪瓒、昆山顾瑛皆以招徕文士、"博闻好古无仕志"著称当时[132]。他曾受荐为县学教谕，但认为不适己志而辞去[133]，经常与倪瓒、顾瑛等过着"招邀文人胜士，终逍遥于嘉花美木清泉翠石间，论文赋诗，挥塵谈玄，援琴雅歌，觞咏无算"[134]的生活。又如以钩勒法画竹妙绝当世的张逊[135]，虽然"户外之屦如积"[136]，但他却"外屦多弗却，束脯干可茹"，宁愿过着"客庖妇供馔，茗灶手自鬻"的清贫生活，以致郑元祐称赞他是"于以见贞操，屯贞贵能处"[137]的楷模。

总体而言，这些文人大都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些甚至是当地的士林领袖，经常召集聚会，切磋技艺，而不求在仕途上有所进取。这种大规模的针对绘画的研讨活动，在前代是少见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对文人特殊气质的塑造，如郑午昌在概述元代画学时所说的"凡文人学士，无论仕与非仕，无不欲借笔墨以自鸣清高。故其从事于图画者，非以遣兴，即以写愁而寄恨"[138]，综元一代，特别是在江南文人士夫中，正好表现了这种隐逸于绘事、逢迎于山水的萧散性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绘画艺术发展必然需要更多的高层次的人才参与的历史趋势。由此可见，元末能形成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鼎盛局面，决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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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汪元量：《钱塘歌》，《湖山类稿》卷1，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本

[2]龚开：《陆君实挽诗》，《草莽私乘》，陶宗仪辑，託跋廛丛刊本

[3]汪元量：《送琴师毛敏仲北行》，《湖山类稿》卷1 

[4]林景熙：《书陆放翁诗卷后》，《霁山文集》卷3，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本

[5]龚开：《陆君实挽诗》，《草莽私乘》，陶宗仪辑，託跋廛丛刊本

[6]参阅《元史·世祖六》卷9，页175，页180，宋濂等撰，中华书局1976年版

[7]叶子奇《草木子》卷4上页71，中华书局1959年版

[8]《元史·赵孟頫传》卷172，页4021

[9]马臻：《题联句诗卷后》，《霞外诗集》卷7，汲古阁元人集十种本

[10]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习懒斋稿》，钱选《题山水卷四首》，苏州秀野草堂刊本

[11]郑思肖《所南诗文集》，《锦钱余笑二十四首》之一，上海涵芬楼景印侯官林佶手钞本

[12]顾瑛《草堂雅集》卷1，柯九思《题赵子昂画兰》，陶氏涉园影刊元椠本

[13]倪瓒《清閟阁集》卷1，《述怀》，清康熙刊本

[14]汪元量《湖山类稿》卷1，《杭州杂诗和林石田》

[15]同上

[16]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81，页4950

[17]陈得芝《从"遗民诗"看元初江南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见载于《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期（1982年），页12

[18]凌云翰《柘轩集》卷2，《钱舜举<桃源图>》，武林往哲遗著本

[19]郑思肖《所南诗文集》，《锦钱余笑二十四首》之一，上海涵芬楼景印侯官林佶手钞本

[20]字舜举，号玉潭，生卒年不可考。吴兴（今浙江吴兴）人。

[21]夏文彦《图绘宝鉴》卷5，称他"善人物、山水"，并工于花鸟，津逮秘书本。

[22]参见赵孟頫《松雪斋集》卷6，《送吴幼青南还序》

[23]张羽《静居集》卷3，《钱舜举<溪诉图>》，四部丛刊三编本

[24]当时江南有相当一部分文人（如马端临、郑思肖者）并不按照元廷诏令称南宋为"亡宋"、"故宋"，而是依旧称"我宋"、"大宋"、"皇宋"，这不能不让新据江南的蒙古统治者忧虑丛生，因此他们想通过拉拢南方文人精英，藉他们的士林领袖地位来稳定南方局势。可参见姚从吾《忽必烈平宋以后的南人问题》一文，见载于陈捷先、扎奇斯钦编《姚从吾先生全集》第7卷，页1～86，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

[25]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习懒斋稿》，钱选《题山水卷四首》，苏州秀野草堂刊本

[26]张羽《静居集》卷3，《钱舜举<溪诉图>》，四部丛刊三编本

[27]赵汸《东山存稿》卷2，清康熙刊本

[28]苏天爵《国朝文类》卷8，《钱选画花》，四部丛刊本

[29]参阅吴澄《吴文正公文集》卷四十五《题蹴鞠图并序》

[30]一说为连江人。

[31]郑思肖《铁函心史》卷1，有关《心史》的考证可参看陈福康《再论郑思肖<心史>绝非伪托--驳姜纬堂先生的"再辨"》，《学术月刊》1995年11期；《<心史>不可能是伪书》，《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01期；《崇祯末<心史>刊刻经过及序跋者考》，《学术月刊》1998年12期，等等。

[3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0，《狷洁》。郑氏改名思肖乃思趙之义，号所南，与文天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蕴意相同。

[33]郑元祐《遂昌山樵杂录》，读画斋丛书本

[3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0，《狷洁》，四部丛刊三编本

[35]郑思肖《铁函心史》卷1

[36]夏文彦《图绘宝鉴》卷5，津逮秘书本

[37]韩奕《韩山人诗集·五言古诗》，《郑所南画兰》，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38]郑思肖《所南诗文集》，《锦钱余笑二十四首》之一，上海涵芬楼景印侯官林佶手钞本

[39]倪瓒《清閟阁全集》卷8，《题郑所南<兰>》，清康熙刊本

[40]韩奕《韩山人诗集·五言古诗》

[41]韩奕《韩山人诗集·五言古诗》，《郑所南画兰》

[42]《论语·卫灵公》第15

[43]龚开，字圣与，号翠岩。淮阴人。

[44]黄溍《金华先生文集》卷21，《跋翠岩画》，四部丛刊本

[45]吴师道《吴礼部诗话》所录龚开《高马小儿图》诗。

[46]吴师道《吴礼部集》卷11，《高马小儿图赞》

[47] 陈琳，字仲美，杭州人。元前期画家。赵孟頫曾对他多有教益，他也时常同文人士夫往来，可见已具有良好的文学素质，不同于一般的画工。至于《画鉴》中称其为"宋南渡二百年，工人无此手也"，乃是对身份的一种沿袭，并不能代表他的现状。

[48]参见《图绘宝鉴》卷4，《宋》陈珏条

[49]杨维桢《铁崖诗集》甲集，《题陈仲美山水》，诵芬室丛刊本

[50]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8，《空山歌》，四部丛刊本

[51]江西临川（今江西清江）人。

[52]王迪简，字庭吉，号蕺隐，浙江绍兴人。

[53]温日观，字仲言，号日观，又号知归子。

[54]马臻，字虚中，又字志道，杭州人。

[55] 蒙古人的政治特点便是非常强调黄金家族和根脚的利益，视官位为己物，"元制百官皆蒙古人为之长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下）卷30，页689，中华书局2001年版） "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缺，则以色目世臣子孙为之；其次参以色目、汉人。"（明宋濂等撰《元史·成宗二》，页410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出于防范，对汉人南人则"惜乎王以道文统行吏道以杂之，以文案牵制"（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之三上，页47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叶子奇一针见血地指出："元朝自混一以来，大抵皆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以至深闭固拒，曲为防护，自以为得亲疏之道，是以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于北。故贫极江南，富称塞北。"（《草木子》卷3上，页47）"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盖亦仅有而绝无者也。后有纳粟获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进，今之初行，尚犹与之，及后求之者众，亦绝不予南人。"（《草木子》卷3上，页49）所以，萧启庆先生称蒙古人的跟脚政治为"官僚的摇篮"和"元统治阶级的大本营"（萧启庆《元代史新探》，页39～44，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3年版），可见一斑。

同时，草原民族的实用主义思想又对汉地传统的"四民"阶层进行破坏，虽然从历史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开放的国家意识，但在感情上大大伤害了文人阶层。蒙古人对汉文化一知半解，在他们看来，儒家与道、释、医、工、卜等一样，都属于技术人才，因而"多数蒙古贵族只知道享用中原的物质财富，役使汉人、回回人为自己服务，而不愿学习比较艰深的汉文化。......儒虽不是宗教，但有'万世师表'的孔子，又有自己的经书，蒙古人也就把儒生看成与和尚、道士、答失蛮、也里可温等'告天祝寿的人'一样，给予一定的优待。但儒的地位总是居于释、道之下。"（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前言》页12，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据陶宗仪回忆，甚至到了元末："今蒙古色目人为官者，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意为之。宰辅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非特赐不敢用。"（《南村辍耕录》卷2）

"总之，对于那些在中国历朝未得到很好对待的职业阶层，忽必烈努力排除对他们的歧视。手工业者、医生和科学家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得到朝廷更多的关心，因为忽必烈显然希望在统治中国上得到他们的支持。他还保证不剥削农民，并且实际上鼓励了农业的发展。受到蒙古人损害的主要阶层是地主精英，从这个阶层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士大夫统治阶级。忽必烈和蒙古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取代了他们。废止科举制度之后，汉人精英只有很少的选择。一些人顺从了，并为蒙古人服务；一些人放弃公共生活成为隐居者或者把兴趣转向艺术；还有一些人不满蒙古人的统治，形成潜在的破坏力量。汉人精英感觉到他们是排除在蒙古人给予利益的阶级和职业之外的主要群体。"（《剑桥辽西夏金元史》，页521）

[56]参见白钢《关于忽必烈附会汉法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页93～107；姚从吾《忽必烈汗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大陆杂志》11卷第1期（1955年7月），页22～32

[57]可参看王颋《"敛财"之臣与元世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5期（1981年），页60～69

[58]可参看周良宵《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期（1980年），页6～13

[59]可参见《松雪斋文集》附录

[60]参见黄时鉴《真金与元初政治》，《元史论丛》第3辑（1986年），页193～204；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期（1980年），页36～46

[61]可参见《中国通史》（13），页414～50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2]汤成烈《学校篇·上》，参见《经世文续编》卷65

[63]李东沅《论考试》，参见《经世文续编》卷120

[64]有元一代，科举有两次，仁宗延佑元年和顺帝至元元年。可参见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期（1982年），页26～59

[65]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之四下，页82，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版

[66]从1315~1366，总共录取的进士不过1139名，而且其中一半的名额是属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参见《剑桥辽西夏金元史》页728，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67]蒋易编《皇元风雅》卷18，顾文琛《题钱舜举<渔翁牵罾图>》，宛委别藏录丛书堂钞本

[68] 元余阙《青阳集卷2，页380～381，影印文渊阁四库本

[69]苏天爵《滋溪文稿》卷19，《李遵道墓志铭》

[70]杨载《杨仲弘诗集》卷4，《再用韵赠黄子久》，四部丛刊本

[71]余阙《青阳集》卷2，《杨君显民诗集序》，页380～381影印文渊阁四库本

[72]吴澄《吴文正公文集》卷45，《题<蹴鞠图>并序》，清乾隆万氏刊本

[73]参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7,《奎章政要》

[74]《元史·文宗纪四》卷35："（至顺二年六月癸巳），御史台臣劾：......又，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请罢黜之。"

[75]参见《稗史集传》"柯九思条"："......宠顾日隆，由是言者见忌。公（柯九思）承间跪白上（文宗）曰：臣以文艺末技，遭逢圣明，而踪迹孤危，殒越无地，愿乞补外以自效，庶几仰报日月照临之万一。惟笔下哀怜，幸甚。上曰：朕在，汝复何忧。翌日，御史章入，不报。故事：谏臣言不行，则纳印请去。上重违谏臣意而虑危公，召公谕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敕中书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宣汝矣。公拜且泣，辞出，而中书竟格诏不行。"另外，可参见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

[76]可参见罗贤佑《元代诸帝汉化述议》，《民族研究》1987年第5期，页67～74

[77]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文宗能画条"

[78]可参见（美）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1年版

[79]袁桷《清容居士集》卷45，《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本

[80] 朱德润（1294～1365），字泽民，平江（今苏州）人。

[81]即高丽国王王璋。

[82]参见《存复斋文集》附录《有元儒学提举朱府君墓志铭》周伯琦

[83]王逢《梧溪集》卷1，《谢睢阳朱泽民提学为画六和塔前放船图》

[84]顾瑛编《草堂雅集》卷2，陈基《题朱泽民山水》，

[85] 可参看拙文《试论高丽王王璋对汉文化传统的贡献--以文人画家朱德润为例分析》，为第五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即将结集出版

[86] 黄公望，字子久，号大痴，又号一峰。常熟（今浙江常熟）人。一说本姓陆，世居平江之常熟，继永嘉黄氏。

[87]钟嗣成《录鬼簿》卷下

[88]按元代吏员升迁制度规定，吏员一般需要12年半的时间才有可能通过铨选成为正式官员，虽然由地方到中央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升迁，但升迁的机会会大大增加，黄公望便属于这种情况。可参见（美）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蒙古在中国得统治：元代的地方行政管理》第五章，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日）牧野修二《元代升官规定之考察--特别是关于汉南人路府州县官》，《东方学》第32期（1966年）；另外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版）也可作为参考。

[89]王逢在《题黄大痴山水》序中说："（黄公望）尝掾中台察院，会张闾平章被诬，累之，得不死，遂入道云。"（《梧溪集》卷4上）杨载《次韵黄子久狱中见赠》诗中也提到"解组"之事："解组归来学种园，栖迟聊复守衡门。徒怜郿坞开金穴，欲效寒溪注石尊。世故无涯方扰扰，人生如梦竟昏昏。何时再会吴江上，共泛扁舟醉瓦盆！"（杨载《杨仲弘诗集》卷6）

[90]参见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页372，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

[91]钟嗣成《录鬼簿》卷下

[92] 郭畀（1280～1335），字天锡，镇江人。取法高克恭，以擅画竹石窠木著称。

[93]《草堂雅集》卷10，郑东《题赵千里高士图》

[94]萨都剌《萨天锡诗集·前集》，《寄省郎郭天锡》，四部丛刊本

[95]字元章，会稽人，生卒年不详。

[96]《竹斋诗集》卷1

[97]徐显编《稗史集传》，历代小史本

[98]王逢《梧溪集》卷5，《题王冕墨梅有引》云："有《自题》云：'冰花个个团如玉，羌笛吹他不下来'。或以是刺时，欲执之，一夕遁去。"可以想见其狼狈之象。

[99]《明实录·太祖实录》卷7，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00]张羽《静居集》卷3，四部丛刊三编本

[101] 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吴兴人。赵孟頫外孙，深得家学。

[102]顾瑛编《草堂雅集》卷12

[103]倪瓒《清閟阁全集》卷3，《送王叔明》，

[104]《清閟阁全集》卷3，《寄王叔明》

[105]陈基《夷白斋稿》卷9有《寄周信夫、王叔明二长史》诗可为咨证。

[106] 因与会稽郭传、僧知聪观画于胡惟庸第，于洪武乙丑（1385年），受牵连而冤死狱中。

[107]倪瓒《清閟阁全集》卷7

[108]可参见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1983年），页22～39

[109]可参见《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页642～671

[110]徐显编《稗史集传·王冕条》

[111] 倪瓒《清閟阁全集》卷11，张端《云林倪先生墓表》

[112]张雨《贞居先生诗集》卷2，《赠元镇》，武林往哲遗著本

[113]谢应芳《龟巢稿》卷9，《寄倪云镇·时避兵吴江》，四部丛刊三编本

[114]参见倪瓒《清閟阁全集》卷6，《上平章班师》

[115]参见朱德润《存复斋文集》附录，四部丛刊续编本

[116]可参看《剑桥辽西夏金元史》P652

[117] 倪瓒（1301～1374），原名珽，后改为瓒，字元镇，号云林子、懒瓒等等。常州无锡（今无锡）人。

[118]杨维桢《西湖竹枝词》

[119] 《清閟阁全集》卷11，周南老《元处士云林先生墓志铭》

[120]顾瑛编《草堂雅集》卷9

[121]《清閟阁全集》卷1，《述怀》

[122]倪瓒《清閟阁全集》卷1，《至正乙未素衣诗》

[123]唐肃《丹崖集》卷4《题倪元镇墨竹》，

[124]《梧溪集》卷4上，《岁旦未起，宋安道税使袖至倪元镇书，因述怀答倪》

[125]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卷15，《次韵倪云林见寄二首》之一

[126] 吴镇（1280～1354），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嘉兴魏塘镇人。

[127]《图绘宝鉴》卷4

[128] 孙作《沧螺集》卷3，《墨竹记》："仲圭为人抗简孤洁高自标表，号梅花道人。从其取画，虽势力不能夺，惟以佳纸笔投之案格，需其自至，欣然就几，随所欲为，乃可得也。"
[129]参见潘公凯等著《插图本中国绘画史》，页265～266
[130]孙作《沧螺集》卷3，《墨竹记》
[131] 曹知白（1272～1355），字贞素，号云西，浙江华亭（今松江）人。
[132]袁华《耕学斋诗集》卷5，《云西老人<春山平远图>》，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133] 贡师泰在《贞素先生墓志铭》中称知白"尝游京师，王侯巨公多折与之交，章辟屡上。先生悉辞，谢曰：'吾闻燕赵多奇士，庶几见之，岂龊龊求官者比耶！'即日南归长谷中，隐居读《易》，终日不出庭户"（贡师泰《玩斋集》卷10，清乾隆南湖书塾刊本）。
[134]邵亨贞《野处集》卷2，《题钱素庵所藏曹云翁手书<龙眠述古图>序文》，四库珍本丛书本
[135]张逊，字仲敏，号溪云，绰号"髯张"。平江（今苏州）人。
[136]顾瑛编《草堂雅集》卷7
[137]郑元祐《寄张仲敏》，《侨吴集》卷1，明弘治刊本 
[138]郑午昌《中国画学全史》，页253～25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