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经济

詹姆斯·克罗蒂:财政紧缩:赤字危机的根源以及谁应为此埋单

原文,缩减版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5期
美国联邦、州及地方政府迅速上涨的赤字,连同社保和医保计划上的长期融资问题,引发了一场围绕财政紧缩问题的斗争。类似的斗争也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最富有的、在经济上最有权势的阶层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保守派政客联合在一起,要求通过公共部门紧缩开支来消除赤字,也就是大幅度削减各级政府在补助穷人和中产阶级以及重要公共投资方面的支出。

摘要:美国联邦、州及地方政府迅速上涨的赤字,连同社保和医保计划上的长期融资问题,引发了一场围绕财政紧缩问题的斗争。类似的斗争也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最富有的、在经济上最有权势的阶层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保守派政客联合在一起,要求通过公共部门紧缩开支来消除赤字,也就是大幅度削减各级政府在补助穷人和中产阶级以及重要公共投资方面的支出。这些要求有意破坏20世纪30年代以来使资本主义从属于民主控制的新政体系。右翼集团试图用20世纪20年代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现代翻版取而代之。本文认为,当前的赤字危机是战后初期以新政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向现在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模式转变的结果,这一转变始于里根时期并延续至今。新模式导致经济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以及赤字上涨,而上涨的赤字反过来引发了对财政紧缩的要求。本文在追溯当前赤字危机的长期演化过程的基础上,说明危机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对高收入家庭和大公司加税,削减战争支出,并采用加拿大或欧洲式的医保制度。财政紧缩并非无法避免,而要求财政紧缩实质上是权贵阶层对美国人民基本利益的挑战。

一.   引言

当前或许是美国政治经济演变的关键时刻。美国联邦、州及地方政府迅速上涨的赤字,连同社保和医保计划上的长期融资问题,引发了一场围绕财政紧缩问题的斗争。最富有的、在经济上最有权势的阶层与保守派势力一唱一和,要求通过公共部门紧缩开支来消除赤字,也就是大幅度削减各级政府在补助穷人和中产阶级以及在教育、医保、基础设施和技术研发等重要公共投资领域的支出。同时,州及地方公共部门的工会受到攻击,这里的工会参与率超过了工会活动陷入低谷的私人部门。并且,由富人、大公司和保守派政客组成的右翼集团要求为富有家庭和公司实行巨额减税。[1]比如,共和党控制下的众议院最近提出一项高达4.2万亿美元的累退性减税,这将制造出更大规模的赤字,从而为摧毁政府的社会和投资支出积累政治和经济上的压力。这只是保守主义"饿其体肤"策略的一个例子,这一策略要求在任何财政状况下维持累退性减税,迫使除国防和补贴公司之外的全部支出崩溃。[2]类似的紧缩压力同样在整个欧洲蔓延,一场围绕财政紧缩的斗争正在世界许多地方上演。

当前这场斗争试图破坏大危机和二战之后在美国等地所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这一经济模式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管制下的资本主义或者混合式经济。在美国,新模式的基础是在20世纪30年代伴随罗斯福新政而建立的。社会民主模式依赖于市场,但是市场活动必须服从于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强大民主政府的指导和控制。政府需要做以下事情:投资基础设施和技术研发;资助存在市场失灵的重要经济部门,如教育、医保和住房;对产业进行管制;建立并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以帮助那些在市场体系下境况恶化的人们;利用税收完成各项义务并遏制两极分化;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确保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充分就业。政府还要为工会运动创造积极环境,使其能够在生产和政治上有效抗衡企业和富人。历史表明,没有劳动者和其他进步社会力量的抗衡,大公司和富人的利益最终会支配政治过程。在本文中,新政这个词主要是泛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民主模式,而非特指罗斯福时期的某些政策。[3]

保守派认为紧缩计划将会促进增长并减少失业进而减少赤字,但其实结果恰恰相反。政府支出的削减降低了对商品和服务的总支出,这减少了经济中的就业和收入,进而减少了税收并增加了赤字。全球范围内紧缩计划的盛行使各国经济濒于衰退甚至萧条,并有可能触发另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本文并不讨论这一紧迫的危险。当前所需的是郑重考虑未来几年的就业计划,而这一计划在右翼集团削减公共支出和扩大累退性减税的要求下是无法建立的。

本文提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当前围绕财政紧缩的斗争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右翼势力在过去八十年中一直为破坏社会民主经济模式而努力,而当前的斗争就是这一努力的积累和延续。

第二,当前政府债务危机是里根时期开始实行的右翼经济政策所造成的。这些政策不仅导致了糟糕的经济表现,而且产生了大规模的预算赤字。债务与GDP之比在1980年之前非常低,但是此后除克林顿时期之外却持续迅速上升,与里根执政时相比已经翻了三倍。上涨的赤字是里根及其后继者所创造的经济模式的一个部分。缓慢的经济增长与减税导致了上涨的赤字,而在右翼经济学的奇特逻辑中,这些赤字将引发更多累退性减税的要求。保守派经济学家认为对企业和富人减税将会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观点被事实反复证伪却并不会对政治造成任何影响。保守派政客把上涨的赤字当作一种策略,用来施加经济和政治上的压力,迫使政府削减作为新政基石的生产性投资和社会保障网的支出。迄今为止,削减诸如社保和医保等新政体系主要方面的社会支出还未在政治上通过,并且军事开支仍在膨胀。减税并未与大幅削减开支相配合,结果造成了赤字的急剧上升。然而,当前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为破坏新政体系创造了条件。

第三,民主和共和两党不是去批评赤字危机的起因,即右翼经济模式下缓慢的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急剧的去监管化过程、持续的累退性减税以及在选择性战争上的过度花费,相反,两党均提出要大幅削减开支。民主党提出温和的紧缩计划,而共和党为了摧毁新政体系要求严酷的财政紧缩。两党均提出累退性减税计划,这会导致赤字增加进而向财政紧缩进一步施压;不同的是,民主党提出大幅减税而共和党所要求的减税规模比之更大。

破坏新政根基的政治压力日益增长,但是其逻辑却自相矛盾。右翼集团在八十年的努力之后即将摧毁新政体系,正因为(而非尽管)它导致了三十年低迷的经济表现与不断膨胀的赤字。正是右翼模式所导致的巨额政府债务的增长创造出当前的债务和政治危机,这反过来又催生了对财政紧缩的广泛要求。右翼集团如同从失败中取得成功:它所领导下的经济表现越是糟糕、赤字增长越是猛烈,实现最终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4]

二.   从政治经济史看当前围绕财政紧缩的斗争

要明白当前右翼集团想要在美国实现的政治经济格局,可以参考20世纪20年代后半段的繁荣时期。当时产业管制很少,企业和富有家庭的税收很低,工会运动跛足前行,势力强大的金融部门如造雨般向有钱人分发货币,经济精英支配着政治体系。1923-1929年,70%的收入增长由最富1%的人群获得,而只有15%流向了底层90%的人口。这就是右翼的理想国。

此种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注定会产生危及整个体系的波动。1929年末出现的金融危机最终演变成金融崩溃以及严重萧条。1933年失业率高达25%,而实际GDP比1929年下降了27%。这场经济灾难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使资本主义在美国是否应该存在都遭受了质疑。工会的斗争性随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蔓延而高涨。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使经济和社会陷入极端危险之中,这一观点渐成主流。罗斯福和民主党在1933年控制了政府并开始实行被称作新政的一系列计划,包括对金融市场的严格管制,建立社保体系,支持不断高涨的产业工会运动,大规模的公共就业项目,各种由债务融资的刺激支出,以及初步的失业保险体系。新政对阻止经济崩溃产生了作用;1936和1937年的实际GDP超过了1929年水平。但是它并不足以恢复充分就业并带来全面繁荣,这依靠二战时期的中央计划和大规模政府支出才得以实现。

二战后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显著提高。1929年联邦支出只占GDP的3%,但是到50年代增长到了16%。社会保险扩大了,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体系建立了起来,各种收入保障计划的实行扩大了社会保障网。1954年工会参与率达到了34%的高点。工会在美国的主导产业中尤其强大,其与资方的协议影响着未工会化企业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工会成为民主党的重要伙伴,不仅为民主党提供资金,而且动员数百万家庭为该党候选人投票。工会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制衡公司和富人权力的最重要力量,也是促使政府实行有利于穷人和中产阶级政策的最重要力量。实际上,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巨大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工会和新政造就的,而工会运动衰落之后再也没有有组织力量能够并且愿意起到这个作用。

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的精英阶层在是否接受新政主要内容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30年代后期,随着大规模反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出现,右翼抵制力量增长了。右翼集团痛恨新政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新政通过产业管制干涉了私有财产的自由,凭借所得税(1916年之前并不存在)强占了私有财富,并且破坏了为其推崇的理想中自由市场的完美效率。公司痛恨工会,因为工会干涉了所有者权利,使其不能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经营生意,并且工会还破坏效率,限制契约自由,减少利润,并在政治过程中抵制公司的利益。右翼集团痛恨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险,因为他们认为经济保障只有通过工作和财产所有权才能获得,而不是靠政府的施舍;当然如果接受施舍的是他们自己,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反对政府把充分就业作为目标,因为对失业的担忧有助于维持企业对工人的权力。

换言之,右翼集团想要恢复20世纪20年代的体制。他们的目标很清楚:终止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削减或消除对公司和富人的征税,摧毁工会运动,削减政府社会支出,使最富的1%的人口所分配的收入份额恢复到大萧条前的水平,使政府重归精英阶层的控制之下。

对新政的许多反对意见基于经济上的利益,但是其中也有强大的道义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新政不仅被认为危及利润,而且被认为危及根本价值观乃至生活方式;这一观点被菲利普斯-菲茵(Phillips-Fein)的研究所强调,她考察了30年代始直到里根时期右翼抵制新政体系的历史。[5]

右翼势力梦想回到管制少、税收低的20世纪20年代甚或是19世纪末。他们畏惧国家的权力以及再分配的威胁。他们认为新政与工人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过度民主,把工人阶级通过工会组织起来导致福利国家的兴起和市场经济的变异。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等同于自由本身,而管制市场意味着牺牲政治自由以及经济竞争力。对他们来说,将新政扭转过来不仅是底线问题,而且关乎最根本的社会原则。他们强烈反感社会民主主义。(Phillips-Fein, p.269)

右翼集团打击社会民主主义的努力自20世纪30年代持续至今。这一过程中他们取得了许多胜利。1947年通过的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就是一项重要成就。该法案禁止工会为支持其他工会的行动而罢工,允许各州的工作权利法案从而禁止工会垄断工人来源,强制执行反对共产主义的忠诚宣誓,打击激进的工会领袖。由于受到该法案的冲击,并且在反对工会的南方和白领工人中工会组织的规模有限,所以在50年代初工会参与率达到高点之后开始缓慢下降。但有组织的劳动者在之后几十年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

1964年古尔德沃特(Goldwater)竞选总统时期或许是70年代末之前反对新政体系的高潮。右翼集团所遇到的问题是,扩大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欢迎,不仅因为它抑制了大萧条的后果,而且因为它在二战之后直到70年代中期创造了经济繁荣,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经济增长迅速,失业率较低,实际工资和家庭收入迅速增长,不平等状况迅速改善,最富1%人群的收入份额从1928年的24%下降到40年代末的10%左右,且这一数字一直维持到里根时期。[6]在50和60年代,许多经济部门由于利润很高而远离了右翼集团对新政的抵制。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给其兄弟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共和党主流对新政主要部分的接纳:

如果哪个政党试图放弃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并废除劳工法和农场项目,那它就再也无法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了。当然,有很少数人不这样认为。H.L.Hunt就是一个,还有得克萨斯的一些石油巨富,以及偶尔几个政客和生意人。他们人数很少且很愚蠢。(Phillips-Fein, p.56)

注意艾森豪威尔称之为"愚蠢"的行为却正是如今共和党的重要目标。

新政传统下的各种计划在70年代仍在扩张。从在任时期政府的经济作用来看,尼克松总统比如今大多数民主党人都更具进步性。

政府积极主义的兴起是在尼克松时期加速的。尼克松(而非约翰逊)时期的国内支出见证了自新政以来最为迅速的增长。他签署了大幅增加社会保障的计划,并且开创了全国范围的食品券计划。尼克松总统还批准将老年保障补助计划转变为大幅扩展且遍及全国的补充保障计划。是尼克松而非约翰逊签署法案大幅增加了管制政策的范围,设立环境保护署(1970),职业安全和卫生管理局(1970),全国交通安全委员会(1970),消费者保护委员会(1973),矿业安全和卫生管理局(1973)等。与如今的共和党领袖甚至是许多民主党人相比,尼克松看起来更像彻底的社会民主主义者。(Hacker and Pierson, pp.96-97)[7]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见证了右翼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转折。70年代在经济上动荡不安。石油价格的快速上涨先后在70年代前期和后期冲击了整个经济。结果出现了两轮通胀上扬。由于美国所采用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几乎完全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经济总支出(而不是微观导向的产业政策),政府只有两种选择:倘若不是以通胀为代价刺激支出来维持增长和就业,就只有以增长和就业为代价来降低通胀。[8]1973年OPEC石油价格第一次上涨之初,政府选择了后者。失业率从1973年的4.9%增至1975年的8.5%,这一数字对黄金时代来说高得惊人。1975-1977年通胀的确下降了,但随着OPEC石油价格在70年代末再次提高,通胀率又一次上涨。与此同时,增长率的下降进一步受到进口快速增长的负面影响,进而使利润和股价下跌。这些情况导致人们对经济现状越发不满。并且,在种族融合方面的冲突、反越战运动以及所谓的"文化战争"(学生激进主义、妇女运动、支持堕胎的斗争以及以毒品、性、摇滚为标志的青年反叛潮流)与各种社会不安绞在了一起。

这些新情况导致复活的右翼经济势力与迅速扩大的文化保守派联合了起来。比如,宗教权利的影响力日益增长。结果,企业和其他保守势力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增强,从而可以筹资来选举出亲善的政客、组织群众向政治施压,还可以捐助智库和大学以扩大右翼意识形态的影响基础。他们对媒体(电视、广播和报纸)的控制日益增强,并且按照保守主义的视角向公众解读经济和政治事件。随着大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开始转向更为激进的保守经济立场,他们筹集了大批资金从事游说活动。公司政治行动委员会(Corporat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最富有的右翼家族(诸如俄林家族、皮尤家族、库尔家族、科赫家族和梅隆-斯凯夫家族)向政治领域倾其资金;企业和富人提供了资金的供给,而政治竞选成本的增长产生了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共和党在70年代末的筹资竞赛中压倒了民主党,这一变化正发生在民主党被南方保守派普遍抛弃之际。同时,美国工会的参与率下降到23%,使对新政体系的支持进一步弱化。

为了应对新问题,民主党人对企业变得更为亲善并且在经济上更为保守。到卡特执政末期,右翼集团已经准备好挑战二战以后政治经济体系的根基了。

1977和1978年见证了自由(liberal)时代的迅速衰落以及巨大变革的发生。到1978年,当民主党一统控制参众两院及白宫时,里根革命的征兆已经浮现。国会批准了一项税收法案,其重要条款是大幅削减资本利得税,这会使富人大量受益。此后又一个重要决定是大幅提高薪资税,这是最具累退性的联邦税负。美国不再利用税收缓解市场产生的不平等以及限制少数人的过高收入。与此同时,国会和总统在经济政策上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暗示过度管制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阻碍。(Hacker and Pierson, pp.99-100)[9]

到1980年,美国来到了十字路口之上。当时的政府体制和政策,连同生产、投资和金融的日益全球化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已经无法实现公众所期望的普遍繁荣,尽管70年代对于最穷2/3的人群来说实际上比80年代更好。如果不重建或重振社会民主模式,那就要用其他模式取而代之了。右翼集团对他们想要的替代模式了然于胸,那就是20年代模式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现代翻版。对新政基本体系的支持者困惑于如何在经济不利形势下重建政府与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抛弃了整个新政体系,并且把自己重塑为倾向企业的"中间派"。[10]

进步学者和政客其实为当时的主要经济问题提供了与新政思想一致的解决方案。70年代末的短期通胀(如果不是第三次OPEC石油价格冲击则持续时间会更短)可以通过临时性的工资-价格控制来缓解。然而,联储将利率推到顶点,导致大量失业并破坏了美国的产业基础。[11]金融混乱本可以这样来终结,即通过重建有效的金融市场监管体制以应对这一时期的新问题,而不是通过金融的去监管化和全球化。[12]我们本可以利用产业政策促进国内制造业体系的扩张并创造出更多报酬丰厚的工作,而不是通过高利率、高汇率和全球化来破坏产业基础。我们本可以采用加拿大或欧洲式的医保体系,而不是去迁就在工业化国家中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的体系。我们本可以加强工会运动而不是采取措施使其衰落。我们本可以通过累进性加税来增加税基,并利用额外收益维护社会保障网以及增加生产性的政府投资。更强大的工会与不断增长的最低工资一起,连同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更具累进性的税收政策,本可以维持黄金时代相对较低的不平等程度。然而在70年代末以后的政策之下,不平等程度已经蹿升到20年代末的水平。

关键问题是,与撒切尔夫人除了不受监管的全球一体化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的格言相反,对于混合式经济来说总是有多种路径可供选择。但是在70年代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下,右翼集团所支持的模式最终获得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权力。

1980年里根成功竞选总统代表了右翼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众所周知,他嘲讽了新政思想中有关政府可以在经济中起到有力作用的观点;他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恰恰是问题本身。"在民主党所控制的国会支持下,里根总统采取一系列政策,迈出了建立20年代经济模式现代翻版的重要一步;这一模式后来被称为全球新自由主义或全球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里根限制政府花在穷人和中产阶级身上的支出,同时对公司和最富的人实行大幅减税。[13]他打击工人运动,最早是在他解雇1981年举行罢工的机场调度员的时候。他还把反工会的人安插进劳动管制体系,并且支持对亲资本、反劳动的联邦法官的提名。80年代上半期的大规模失业进一步削弱了工会力量,到1989年工会参与率只有16%。

里根时期的政府加速了对经济去监管化的过程,其中金融市场尤其明显。金融市场的去监管化、高失业、累退性减税以及对工会的打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不平等程度的迅速提高。最富1%的人群的收入份额在里根时期增长了50%。并且,资本投资、贸易和金融毫无阻碍的全球性流动在里根时期也显著增长了。全球化赋予具有流动性的产业资本以巨大优势,使不能流动的本国劳动日益受到企业转移海外的威胁而被迫接受低工资和低福利,使工人更易规训,使工会更易服从。企业在海外生产资本品和消费品而后出口到国内销售,因此自80年代起美国开始出现大规模贸易赤字。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同样促进了"竟次性"过程,而跨国企业威胁只在公司税最低、监管最无效的国家投资。因此,里根为重建20年代体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里根不仅减税,而且使国防支出占GDP的比重增长了1.5%,因此导致了二战之后最高的联邦预算赤字。在里根之前,二战后最高赤字出现在1976年,占GDP的4.2%;其实,这一时期只有三年赤字超过GDP的3%,并且都出现在OPEC首次提价之后。但是1982-1987年,每年赤字平均达到GDP的5.9%,而1982-1989年这一数字从未低于5.6%。事实上,由于赤字过大,里根数次支持颁布新税法以增加收入,其中最重要的税法在1986年实行。1986年税法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但是弥补了许多税收漏洞,直接导致公司所得税收入的提高。然而并不令人奇怪的是,由于此后游说者给税法安插进新的漏洞而较低的税率得以维持,这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的有效税率并使税收外流。"如果你现在仔细研究税法就会发现,这里到处被插进了减税的楔子,比那些大张旗鼓削减的数额要多得多。"(Hacker and Pierson, pp.109)

里根时期政策的主导方向在老布什时期得以延续。右翼势力更加强大并且民主党继续右转。克林顿以进步姿态参加1992年总统选举,但作为总统他是亲资本的中间派。[14]民主党人在1994年失去对参众两院的控制,而自50年代中期起他们就控制众议院。众议院领袖诸如纽特·金里奇、狄克·阿尔米、汤姆·德莱,是战后掌控众议院最为右翼的一群人,是艾森豪威尔预测绝不会当选的一类共和党人。现在,温和的共和党人已十分稀少,而民主党在经济问题上比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还要右倾。

克林顿在经济上的作为毁誉参半。在他任期内的9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快速经济扩张,导致失业率在1970年以后首次降到5%以下。2000年的失业率为4%而且通胀维持在较低水平。他推动了对富人的微弱加税,这与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起导致在他任期的最后三年出现了自1969年之后首次预算盈余。但是这一时期也有严重的经济问题。第一,经济扩张是在几种不可持续因素的推动下实现的,包括互联网泡沫、通信技术泡沫以及股市泡沫,其中股市泡沫凭借掩盖公司利润下降而的做假帐行为而得以在1997年之后延续;克林顿卸任之后这些因素的崩溃立即触发了经济衰退。第二,他迈出了对金融市场去监管化的重要一步,这直接促成2008年金融崩溃的发生。第三,他严重削弱了福利体系。第四,在工会运动以及很多民主党人的反对下,他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国会中通过,并且帮助建立世贸组织,使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加深。第五,在他任期内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最富1%的人群的收入份额在他任期内从15%增长到22%。[15]

到克林顿执政期末,工会参与率下降到13.5%。虽然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社会群体自70年代起增加了,其中包括妇女和环境运动,但是没有一个群体像工会那样集中而有效地支持收入最低2/3人群的经济利益。破坏新政体系势力所遇到的抵制从未如此孱弱。

乔治·布什在2001年上任的时候,正是在90年代后期维持增长的泡沫破裂并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在布什时期,共和党成功加强了对新政体系的攻击,甚至已经胜利在望。这一时期见证了大规模累退性减税计划的通过,使数万亿财政收入流失。2007年,纳税正义公民组织(Citizens for Tax Justice)估计最富1%的人群将在十年中获得减税总量的38%。[16]实际上2010年的确达到了这一数字。[17]布什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了本可以避免的战争,迄今为止耗资巨大,并将最终花费数万亿美元。财政收入由于布什时期极为低迷的经济增长而受到抑制。比如,2008年经过通胀调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比十年前还低,这是战后首次出现的情况。减税、战争以及缓慢的经济增长本身就会把克林顿时期的盈余变为大规模赤字,但是2008年金融崩溃将虚弱的经济复苏又带入深渊。经济崩溃减少了财政收入并自动引发失业补助和医疗补助等方面支出的增长。由于担心全球金融体系会自我崩塌而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政府承诺以12万亿美元支持金融市场。为了防止经济严重下滑变成无休止的衰退,一项由债务融资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也在实行。

失败的右翼经济模式以及布什、奥巴马防止衰退的蛮干政策导致在奥巴马刚刚上任就出现了和平时期最高的联邦预算赤字。一个理智的想法是,降低赤字的政策必须针对那些引起赤字的根本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民主、共和两党在如何应对债务危机上的争论建立在明显错误的假设之上,即大规模赤字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也就是美国人民过于贪婪而去要求他们所不愿也不能偿付的政府支出。正如一位犹他州的共和党议员,同时也是奥巴马总统解决未来社保亏空问题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所说的那样,"社保像一头喂养3.1亿人的奶牛。"既然问题在于美国人民吸干了政府,那么显然解决办法就是大幅削减政府过度的非军事开支,以此来消除赤字。抬高税率与共和党最不相容,而奥巴马总统仅仅提出了对最高收入人群温和的增税计划。事实上,几乎所有赤字都打算通过削减非军事支出来实现,这是右翼集团的长期目标。2007年是危机冲击经济并导致政府支出迅猛增加之前的最后一年,而2010年需要消除1.3万亿美元的赤字,这相当于2007年全部政府支出的47%,包括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和国防支出在内。坚持完全依靠削减支出来削减赤字无异于要求摧毁社会保障网和公共投资。

2010年奥巴马总统和国会同意使布什减税计划延续两年,这预计会减少8500亿美元收入而使情况变得更糟。最富1%的纳税者预计会获得减税总额的25%,而收入最低40%的纳税者只获得9%。奥巴马总统承诺对所有家庭25万美元以内的收入延续减税计划。[18]

所以,那些对资助者唯命是从的右翼共和党人和保守派民主党人联合在一起,共同支配着政治过程;他们不是通过消除产生赤字的原因来解决财政问题,而是利用债务危机围绕财政紧缩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人民的战争。

菲利普斯-菲茵在关于右翼长期争取废除新政体系的研究中总结说,"反对新政体系的势力所追求的目标已经大部分实现:新政体系被扭转过来了。"(p. 322)

三.   右翼经济模式的主要结果是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与赤字上涨

70年代经济体制变革开始之后,经济增长大幅放慢且不平等程度迅速加剧。虽然除经济模式转变之外的原因也促成了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是下降本身是显而易见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在1950-1979年是3.75%,而1979-2010年只有2.75%。[19]图1给出了由市场产生的收入数据,其中不包括诸如社会保障、失业补偿等政府转移支付。该图说明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在1946-1976年比1976-2007年快得多,并且在前一时期,最穷90%的人群的平均收入增长得比最富1%的人群也快得多。然而人均实际GDP在后一时期增长了66%,而最穷90%的人群从市场获得的平均收入只增长了8%,但对最富1%的人群来说却惊人地增长了280%。[20]在2002-2007年的扩张时期,最富1%的人群的收入经过通胀调整后增长了61.8%,对最富0.01%的人群来说是94.1%,而对最穷90%的人群来说只有3.9%。[21]布什时期的扩张使20世纪20年代看起来都是颇为平均的了。

图2给出了五等分和十等分的家庭实际收入增长数据。这里的收入指标包括政府转移支付但排除了资本收益,后者主要流向了高收入群体。有两个事实引人注目。第一,新政体系扩张时期比70年代末之后该体系被侵蚀的时期,家庭实际收入增长要快得多。对最穷80%的人群来说,这一对比格外明显。第二,收入分配在后一个时期的不平等程度要大得多。在前一个时期,最穷一等的人群收入增长最快,最富一等的人群收入增长最慢。在1979年之后,最穷一等人群的家庭实际收入事实上下降了,比之稍富一等的人群家庭实际收入的增长基本为零,而最富一等人群迄今为止收入增长得最快。

等分的方法掩盖了这一事实,即不平等程度的加剧集中表现在最富的少数人中。比如,1979-2007年,在收入增长中,最富1%的人群比最穷90%的人群所占的比重还要大,这一结果在里根革命之前不可想象。[22]最富1%的人群所获得的市场收入(资本收益除外)份额在20年代的金融繁荣中达到了23.9%的顶峰,1929年之后该份额大幅下降并在黄金时代停留在10%左右;然而,就在右翼政治势力在80年代强大起来后,这一不平等指标就长期上涨,在金融泡沫破裂之前的2007年达到23.5%。[23]最富0.01%的人群在2007年获得了6%的市场收入,这比此前在1928和1929年达到的顶峰还要高。[24]最富人群的收入惊人增长,这部分解释了面对新经济模式的糟糕表现而为何没有出现政治上的反弹。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使经济和政治精英的收入极快增长,尽管整个经济的增长率下降了。由于这些精英利用财富控制政治过程,所以并没有出现对右翼经济模式的有力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再一次像20年代末那样变成了寡头政治。

图3说明体制变化对美国家庭的影响,给出了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的变化。中位收入在1949-1979年增长了两倍多,反映了普通美国人在新政时期经济条件的巨大改善。但是随着新政模式被侵蚀,收入增长大幅放缓了。1993年的中位收入刚刚超过1979年水平,而后在克林顿执政的扩张期内增长了近17%,而在布什时期实际上下降了3%。1950-1979年中位收入年均增长2.4%,而1979-2009年仅为0.04%。如果没有家庭工作时间的增长,1979年之后的增长率可能变为负值。新自由主义时期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为2.75%,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1.6%(1953-1979年为2.5%),但是新经济模式的结构导致了穷人和中产阶级无法分享这一增长。

四.   右翼经济模式和战争导致赤字危机

由于右翼经济模式无休止地追求累退性减税并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它对政府税收增长有着强烈的结构性抑制倾向。它一方面决心减少政府在社会保障网和公共投资上的支出,另一方面支持增加国防支出以及对公司的补贴。并且,保守派政客提出减少社保、医保等支出或将其私有化的方案,因其到目前为止引发了强有力的政治反弹使其无法实行;布什私有化社会保障的尝试遇到了这种抵制而不得不撤回。实际上,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经济模式在制约财政收入增长方面比其在降低财政支出方面要更为有效。这些特征一起导致不断上涨的赤字成为右翼模式的结构性特征。

历史确证了这一判断。公众持有的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可用来说明政府的负债程度。这一比例在二战刚结束的1946年达到112%的高点。在战后最初几十年,经济增长速度比政府债务的增长速度快得多,所以这一比例变得很低。在里根执政之前这一比例达到26%的战后最低点。里根之前并不存在赤字问题或债务问题。在里根任期结束的198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41%,几乎增长了60%。在老布什执政时期,这一比例增长至48.1%,几乎是1981年水平的两倍。在克林顿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和富人税率的少许提高,债务比例从49.3%下降到34.7%。在他最后三年任期内,联邦政府甚至出现盈余。

实际上,当布什总统在2001年上任之际,由两党组成并负责评估税收和支出对未来预算影响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计认为,在当时的政策下(包括克林顿时期的税率在内),联邦政府将在十年内实现持续增长的盈余。累计盈余预计会达到5.6万亿美元。[25]这个估计考虑了社保、医保和医疗补助资金日益增长的问题。就在做出这个估计的2001年,公众持有的总债务自这个国家诞生之日累计起来只有3.3万亿美元。我们看似到了即将消除所有联邦债务的时候。

但是,不是为此欢欣鼓舞,许多保守派经济学家和政客表达了担忧,认为这些盈余会使国债市场萎缩从而引发危险,而该市场在金融体系中意义重大。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应对持续上涨的盈余"问题"的最好办法当然就是减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与其偿还债务不如削减税收,"2001年政府实现了盈余,格林斯潘先生支持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这使民主党人大为惊讶。"(Wall Street Journal, "Former Fed Chief Greenspan Favors Clinton-Era Tax Rates," June 4/5, 2011)

因此,实际存在并将持续实现的盈余由于布什减税计划和其他政策而变成了巨额赤字。事实上,2001-2011年见证了累计4.7万亿美元的赤字,与CBO在2001年的规划相差了10.3万亿美元。布什当局明白,数万亿美元的税收将会由于大规模减税而流失进而产生巨额预算赤字。减税实际上在2001-2010年之间导致了3万亿美元的税收流失。[26]但是右翼政治策略家们将其当作政策的好处。保罗·克鲁格曼在2003年评价减税时说:

减税规模如此之大乃至这个国家无法维持其所承诺的其他支出。但是或许这正是重点。《金融时报》认为"更多极端的共和党人"实际上希望颠覆财政列车,"提议削减开支特别是社会支出是内藏玄机的竞选口号,但是财政危机为强制削减开支打开了方便之门。"右翼空想家想要废除美国人习以为常的支出,这不是什么秘密了。(New York Times, "Stating the Obvious," May 27, 2003)

布什总统上任当年,债务与GDP的比例是32.5%;在他离任的2008年,这一比例是40.3%,但是赤字迅速高涨。布什总统实行减税并发动代价高昂而又不必要的战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琳达·比尔米斯估计伊拉克战争的最终花销将高达3万亿美元。[27]布什同样留下了一个即将崩溃的经济。急剧的去监管化过程促成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进而引发了可能导致衰退的经济崩溃。在奥巴马任期的第一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债务比例高达53.5%,2010年是62.5%。到2012年预计达到75.1%,一定程度上是奥巴马和国会共和党人在2010年同意将布什减税计划延续两年所造成的。但是如果布什减税计划在2012年后得以延续(这很有可能),这一数字将会在十年中达到95%。

每年赤字总额等于对现存债务所支付的利息加上"基本"盈余或赤字,即收入与排除非利息支付的支出之差。当债务与GDP比例很高时,利息支付可能过高以至于即使基本盈余很大,财政也会出现大规模赤字。比如,在2011年1月CBO的规划中(假设布什减税计划在2012年后停止),基本预算在2017年后出现盈余,但是利息支付会持续增长,到2021年达到8000亿美元规模,导致当年预计出现7630亿美元的赤字。这是布什时期所留下的遗产。赤字无法仅仅通过平衡收支来消除;我们有必要削减支出或增加收入使基本盈余超过巨额的利息支付,并且如果利率超出了目前较低的水平,利息支付将会大幅增长。因此,布什当局飞涨的赤字将会在很长时期给财政紧缩带来压力,即使基本预算最终保持平衡。这就是"饿其体肤"策略的邪恶用心。

图4是基于预算与政策评估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对CBO数据的分析得出的,其假设布什-奥巴马的减税计划将在2012年后停止。它说明当前和未来的赤字问题完全是四个因素所导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布什减税计划;经济下滑和迟缓复苏的收入和支出效应;以及作用稍小的是,为防止萧条和金融市场崩溃所采取的措施。[28]"经济下滑、布什减税计划和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基本上造成了未来十年的全部赤字。"[29]注意,在非国防方面的自由支配支出、联邦雇员报酬、社保和医保或者其他社会支出并不是导致赤字的因素。然而这些正是右翼集团为了解决赤字问题而坚持必须削减的项目。事实上,普通美国人所要承担的唯一责任是他们选举出了这样的公共官员,执行并维持着右翼经济模式并发动本可以避免的战争。然而,这一责任被两个因素所冲淡:其一,保守派公司控制的媒体按照右翼集团的立场对危机原因和应对危机的政策进行了修正,因此大多数美国人不明白这些基本事实;其二,政治学研究表明,政客只对最富的1/3的人群所表达的偏好做出反应。[30]

显然,对这一问题的理性回答应该是:消除所有布什减税计划,就连格林斯潘也认为如此;[31]把对富人和企业的征税提高到克林顿时期的水平之上,或许对中产阶级的征税也应稍许增加;停止战争,削减国防支出;严格监管金融市场以终止泡沫或债务带动的经济所造成的破坏作用;最重要的是以促进增长、减少失业的经济模式替代当前的右翼模式。实际上,由于建立合适的经济模式要求增加公共支出,因此需要提高财政收入,而不是以更多的累退性减税来使收入减少。

五.   未来十年解决赤字危机的方法[32]

在未来十年解决赤字问题需要我们限制支出并且增加税收,但是除了国防支出以外,削减其他合理支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在非国防支出上的过度花费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非国防自由支配支出在2008年占GDP的比重比里根时期还要小,并且2008年联邦文职雇员的数量比1967年还要少,而在此期间总人口的增长超过了50%。降低赤字和不平等程度的同时为必要的政府项目筹资,这需要我们增加财政收入。2010年联邦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处于近六十年的低点。[33]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从国际标准来看美国的税负很低。[34]如果2009年美国税收占GDP的比重与OECD国家中的中位数相等,我们就会在当年实现1.4万亿额外的财政收入。提高税收以达到OECD国家的中位水平将会消除当前和未来的赤字。

税收较低和累进性有限是由较低的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率以及税法中大量的漏洞所造成的。这些漏洞称为"税式支出",它使实际缴纳的有效税率远低于官方最高税率。通过提高税率和减少漏洞,我们就能从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中大量增加税收,这将使削减重要政府支出的压力不复存在。

图5给出了2007年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有效联邦税率,其中包括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消费税。有效税率是由实际缴税额除以经过调整的总收入(AGI)得到的。AGI等于总收入减去各项抵扣,但许多抵扣只是税法中的漏洞,用来降低高收入家庭的有效税率。2010年,由于个人税式支出导致的财政收入流失超过9000亿美元。因漏洞而流失的收入对高收入家庭来说相应更高,所以图5大幅高估了联邦税的累进性。尽管如此,该图说明税收对于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实际上不存在累进性。有效税率在10万到35.29万美元的收入之间很平缓,对收入极高的群体则迅速下降。收入最高的400位纳税者,其平均收入是3.45亿美元,他们的税率与收入为5万美元到7.47万美元的纳税者不相上下。这一看似荒唐的事实反映出最富人群对政府税收政策的控制力。只有重视限制过度不平等并合理支持社会支出的社会,我们才能期望对超过(比如说)20万美元收入有效税率的实质提高,以及对数百万美元收入的大幅提高。对收入高达数亿美元的家庭,其所得税的有效边际税率应接近艾森豪威尔时期91%的水平。

当然,实际资本利得税比所得税更低以及对利息支出和慈善贡献的抵扣,使最富人群的有效所得税率甚至比战后初期名义最高税率还要低。而且,包括所得税、财产税、社会保险税和公司税在内的有效联邦税率在1960年是70%,比2004年对最富0.01%的人群的有效联邦税率的两倍还要高。[35]图6说明90年代初期以来富人有效税率大幅下降,极富人群的有效税率甚至下降更多。[36]

位于美国的公司抱怨,由于美国最高的名义公司税是35%,这使它们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但是税法中遍布的漏洞使有效公司税率比35%低得多。美国财政部估计,平均有效公司税率是13.4%。与之相比,英国是27.7%,法国是20%。战后公司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从60年代起一直处于4%之上;而后在1983年的深度衰退中下降到1%的低点且此后一直维持在1%到2%。[37]许多最赚钱的大公司根本不缴税甚至数次从政府获得大量补助。比如,波音公司报告2008-2010年在美国的税前利润是97亿美元,但它不仅不缴税还从退税中获得了35亿美元。2006-2010年,通用电气公司报告在美国的税前利润是263亿美元,但它也不缴税且获得了42亿美元的退税。[38]

2011年1月的CBO预算规划所提供的信息,可以用来评价未来十年中取消布什-奥巴马减税计划以及减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驻军对预算的潜在影响。[39]如果2010年的减税延续到2012年以后,并且替代性最低税(AMT)的减免额度继续根据通胀做出调整,那么2011到2021年累计的赤字(包括由于减税而要额外支付的利息)将会达到11.6万亿美元,且债务占GDP的比重在2021年时将超过95%。但是如果减税在2012年取消且AMT的减免额度不再根据通胀调整,累计赤字将下降到7万亿美元,而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下降到77%且此后将保持平稳。[40]"迈出这一小步,国会就把赤字和债务在未来十年维持在可持续的水平上。"[41]如果进一步在2015年之前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驻军减少到45000名,累计赤字就会降至5.7万亿美元且债务占GDP的比重也会下降。仅这两项变化就可以削减未来十年半数的赤字,将其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并且不需要削减重要的政府支出项目。

仍有很多其他办法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并且降低不平等程度。[42]我所列举的并不是成体系的税收政策。它们只是解决赤字问题并且无需削减在投资和社会保障网上联邦支出的多种途径。注意,如果本文所提到的对富人和极富人群的加税同时实行,那么他们或许就没有能力缴税了。然而,达到结束赤字危机而又不破坏重要政府支出项目的结果,可以通过本文提到的一部分加税政策来实现。

第一,将富人的个人税率提高到克林顿时期以上的水平,并且恢复1992年之前使用的税率触发水平以提高对高收入水平的累进性。当前的税率只分六等。对高于373650美元的所有收入水平都适用35%的最高边际税率,所以对富人和极富阶层征税的累进性被破坏了。考虑如下情况。如果对AGI最高的1%的纳税者提高5%的税率,对最高2%-5%的纳税者提高3%,那么这将在十年内产生1.2万亿美元的税收。[43]第二,消除通过个人税式支出流失的高达9千亿美元中的15%,从而在十年内产生将近1.4万亿收入。使对红利和资本利得的税率等于对工资和薪金的税率,并把遗产资本利得算作应纳税收入,单这一项预计将在十年内增加1.2万亿美元的税收,并且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44]2005年,由于资本利得和红利上的低税率,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最富0.6%的纳税者获得了减税总额的73%,而收入超过1千万美元的最富0.01%的纳税者获得了减税总额的28%。[45]没有理由证明对红利和资本利得的税率不应与对工薪收入的税率相等。

第三,消除所有漏洞以提高有效公司所得税率。这将在十年内产生1.6万亿美元的税收。[46]第四,对股票和衍生品交易征收非常低的金融交易税。很低的税率不会在实质上影响长期投资者,但是因为这些市场的交易中大部分是机构投资者大规模的证券对冲,所以该税会在十年内产生1.5万亿美元税收并且大幅降低金融市场的赌博性质。[47]事实上,如果以上四项措施均被实行,并且上述国防支出削减也被采纳,我们就可以在十年内实现零赤字,其中还不包括节省的利息支付与通胀调整。并且,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通过结束"对布什医保计划下向制药企业过多的支出",可以在十年内节省1万亿美元,因为这个计划"限制了政府与制药企业议价的能力。"[48]

这里的重点是,那种广泛流传的观点,即要解决赤字危机则我们别无他选而只能削减在生产性投资和补助穷人、中产阶级、病人和老年人上的联邦支出,完全是谎言。

六.   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障的长期赤字问题

社会保障按照法律不能通过借债来融资;如果税收不足,那么福利就必须削减。因此,社保不会使赤字增加,不论各种相反的言论如何辩解。社保信托基金投资于美国国债,1985年以来实现了盈余。右翼鼓动家宣称,由于政府要偿还国债,所以社保使赤字增加;这种话对于任何投资美国国债的国内外个人和机构都适用,然而没有一个人指控持有美国国债的对冲基金导致了赤字问题。

社保大概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政府项目。老年人贫困率从1959年的35%下降到2009年的9%,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保。[49]然而社保并非过于慷慨。退休人员所获得的年均社保支付约为1.4万美元,并且超过75%的福利流向年收入少于2万美元的家庭。事实上,社保是"大多数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50]对社保的维护从未如现在这样重要,因为私人部门所提供的养老保险正在迅速减少。1983-2007年,拥有传统的规定福利的养老金计划的工人比例从62%下降到17%,而那些拥有规定年供计划的工人比例从12%增长至63%。[51]然而平均来说,规定年供的计划以及其他私人储蓄完全不足以起到它们应有的功能。2007年,55到64岁的人们的全部退休账户价值的中位数约为10万美元。[52]由于金融市场的崩溃现在可能只有9万美元。对9万美元资产获得5%的收益,每年只有4500美元。

社保体系并未陷入危机。2010年,预计75年内的社保亏空只有同时期内累计GDP总量的0.6%。即使对这一亏空不采取任何措施,以致不远的将来信托基金和社保税一起不能满足支付要求,由于作为来源的实际工资上涨,未来的受益者仍将比现在的受益者获得更高的社保支付(经过通胀调整)。预计亏空不应通过提高获得完全福利的年龄(67岁)或者降低目前已经不高的社保支付水平来消除。那些想要提高获得完全福利年龄的人所给出的理由是,寿命预期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幅上升了。但是1982-2006年,最穷1/2的人群的预期寿命只增长了1.1年(而最富1/2的人群的预期寿命增长了5年),并且获得完全福利的年龄已经提高了两岁。[53]社保税具有累退性,这是因为该税并不向金融或其他投资所获得的收入征收,而只向工资和薪金征收,并且该税的税基收入的最高水平受到限制,且这一限制数次提高。如果这一限制(目前是10.7万美元)能够取消,以使社保税向所有水平的工资和薪金征收,那么95%的亏空就可以消除。剩下的亏空可以通过将薪资税率略微提高0.1%,即从12.4%提高到12.5%来消除。即使仅把这一限制提高到18万美元,以使90%的工资和薪金成为社保税的税基,正如格林斯潘委员会在1983年调整社保融资时所计划的那样,那么也有43%的亏空可以消除。[54]社保体系可以通过大幅提高对税基收入最高水平的限制以及少量提高薪资税来维持甚至是改善。当然,实际工资更快的增长将会大幅削减未来融资的亏空。[55]

在美国,公共筹资和私人筹资所提供的医疗保险长期酝酿着危机。2010年,17.3%的GDP花费在医疗保险上,并且这一比例在迅速增长。2009年CBO估计这一比例会在2035年增长到接近33%的水平。政府支付了医保上将近半数的花费。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在医保上花费如此之多,然而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人民健康上取得了比美国更好的结果。1970年,加拿大和美国均在医保上花费了GDP的7%。2009年,加拿大比美国少花费6.9个百分点的GDP,但是其结果却和美国相当甚至更好。[56]

解决医保问题唯一可行的长期办法是建立与其他相对富裕国家类似的制度,这种制度不允许私人保险公司和制药公司如此大规模地瓜分医保蛋糕。在美国建立加拿大式的医保体系将会在十年内节省10万亿美元,从而结束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危机。如果我们以医疗保险为基础实行单一支付者制度而不做任何其他变动,那么就将在十年内节省4万亿美元。根据全国卫生计划医生组织(PNHP),"全国性的单一支付者制度仅就减少冗员和文件工作上每年就可节省4000亿美元。此外这一制度还可利用行之有效的成本控制手段,比如在药品价格和医院预算上的谈判。"[57]事实上,联邦政府拒绝严肃考虑所需的变革,这证实了大的保险公司、制药公司和有影响力的连锁医院所拥有的政治权力。

总之,社保融资存在的问题较小,而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融资则问题严重,但是严重削减这些重要项目的预算或通过私有化来将其破坏,这是没有必要的。维持和改善这些项目的替代性解决方法是存在的。由于它们与美国的寡头和右翼政治集团的目标相抵触,这些方法才没有被严肃地考虑。

七.   围绕财政紧缩的斗争

1.     州及地方政府上的斗争[58]

围绕财政紧缩的斗争不仅在联邦政府,而且在州及地方政府上发生。右翼集团对新政体系的肆虐攻击在州长们对财政危机的反应中相当明显。

诸如印第安纳州长丹尼斯的共和党员不会简单提出痛苦方案来应对美国财政困境。他们允诺要破坏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方面的项目,而这些已经成为美国生活的基本部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美国式社会契约的核心,而这一契约是民主党人在70年前的大萧条之初所建立起来的。(Financial Times, "Republicans despair in hurt for competitive candidate," May 23, 2011)

正如联邦债务的情况一样,社会支出长期过度增长并不是导致州及地方政府当前和未来赤字问题的原因。这些赤字的主要原因是2008年中期之后袭击这个国家的深度衰退、2001年以来的缓慢增长、养老基金的资产价值在金融动荡中的崩溃、以及几十年中被侵蚀的税基。

2007-2009年,各州财政收入下降了13%。[59]这一急剧的收入流失在战后是前所未有的。各州财政收入在克林顿时期之后的衰退中从未下降超过6%,并且在80年代早期的深度衰退中只下降了2%。财政收入流失之重反映出当前经济下滑的严重性以及几十年间减税所造成的影响。比如,70年代末公司所得税占各州财政收入的10%,但2010年这一比例只有5.4%。并且,许多州为了应对危机而大幅削减了公司税,即使要面对剧烈膨胀的赤字。甚至纽约"自由派"民主党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都拒绝为最富2.8%的纳税者延长一项流行的附加费,这将预计在2012和2013年分别导致12亿和4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流失。州长们如此为公司减税辩解,认为这会帮助增加商业投资。但是这些减税措施产生了典型的"竟次性"过程,其总的结果是各州得不到额外的投资而企业则席卷了减税总额。

财政收入的流失与衰退所导致的社会支出上涨一起产生了每年总额估计为1400亿美元的亏空,相当于各州在2010年21%的承诺支出。由于几乎所有州按照法律都被要求避免出现赤字,并且由于大多数州都拒绝大幅提高税收,这一亏空不得不主要通过削减支出来消除。2010年,联邦拨款弥补了约1/3的亏空,但是这些拨款越来越少。因此,围绕财政紧缩的斗争正在蔓延。赤字是那些试图削减政府支出以成功实现其长期目标的右翼州长和议员们的武器。各州正在削减各种支出,诸如穷人的医疗保障、残障者的家庭护理、对各级教育的资助等等。比如,亚利桑那州削减了28万低收入者的医疗保障,加州大学把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削减到1999年的水平,尽管现在的学生数量比那时增长了31%。2009年6月官方宣布衰退结束以来,超过46.7万个州及地方上的工作消失了,其中包括18.8万个学校中的工作。在2001年衰退结束以后的相应时点上,24.9万个工作被创造了出来。[60]

财政紧缩最重要的目标是公共雇员及其工会组织。从威斯康星、密歇根、印第安纳和佛罗里达等州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州都有右翼州长和右翼的立法机构,他们把现在当成破坏公共部门工会的一个机会,以用合法的外包代替大多数集体谈判,并且赋予工会多种限制以使会员将其抛弃。由于公共部门的工会会员占全国会员的大多数,这一破坏将有助于他们完成全面打击美国工会运动的长期目标。

用来支持破坏公共部门工会的关键理由是,这是实现各州财政平衡的必要条件。这一理由在威斯康星州显得似是而非。工会在工资和福利上做出了重大让步,但是这没有阻止沃克尔州长推动一项可能破坏公共部门工会的法案通过。破坏工会是主要目的。

最严重的长期财政问题被认为是由公共雇员获得过多报酬所导致的,其中包括工资,特别是医疗保障和养老金上的花费。[6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共雇员而非华尔街的银行家被媒体描绘成了新的特权精英。但是,谨慎的研究对比了具有相似教育和工作经历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雇员所获得的报酬,发现公共部门雇员相对来说在薪水上比较低而在福利上比较高;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比私人部门雇员挣得要少一些。[62]

养老金的资金不足问题对大多数州来说都是新出现的。2000年各州养老基金总的来说不存在任何没有资金支持的债务。然而,2007年中期到2009年中期养老基金账户损失了9000亿美元,并且某些州在过去十年的缓慢增长中未能给养老基金提供合适的资金来源。为了恢复养老基金的规模,各州需要在新的国民经济模式下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由累进税的增长所支持的政府支出,以及通过集体谈判达成的雇员对养老金支付的增加。每年基金增长达到当前各州支出的4%就可以完成这一目标。[63]注意,州及地方政府雇员中有1/3没有获得社会保障资格,他们为了以后的退休只能支付公共养老金并进行私人储蓄。

2.     众议院的共和党向新政全面宣战

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保罗·莱恩在2011年4月提出的激进方案被众议院通过,这确凿表明共和党决心在围绕财政紧缩的斗争中取得全面胜利并全面破坏新政体系。这一方案要求在十年内减少4.5万亿美元的非国防支出(不包括减少的利息支付)。针对低收入人群支出的削减高达2.9万亿美元,占全部削减的将近2/3。2.2万亿美元从对医疗补助和其他低收入医疗保障项目的削减中挤出。另外4000亿美元来自对用于低收入人群的自由支配项目的削减。[64]CBO对众议院方案的分析指出,社会保障(方案没有涉及)、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利息支付上的所有联邦支出将会"从2010年的12%下降到2022年的6%以及2050年的3.5%。"分析注意到,"二战以来在这一方面的支出一直超过GDP的8%。"换句话说,到本世纪中叶,联邦政府向公众提供的许多重要项目和服务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将被削减65%。

众议院的方案要求对医疗保险实行私有化,使老年人依赖保险公司以获得健康保障。政府将以医疗券或拨款来帮助老年人支付私人保险。CBO估计,到2022年每年实际支付的健康保障费将从6150美元增至12500美元,而到2030年,要获得与公共医疗保险等价的私人保险,医疗券只够支付1/3的费用。大量老年人会由于无法支付保险而得不到足够的医疗保障。正如克鲁格曼所说:"共和党并不想让医疗保险维持下去,他们以挽救其为幌子而行破坏之实。"[65]医疗补助将被变成对各州的拨款,而各州没有义务将这笔钱花在低收入家庭的医疗保障上。CBO估计,到2022年医疗补助的联邦资金将比2010年下降35%;到2030年将下降49%。[66]右翼集团自30年代起就试图扼杀社会保障,因此有趣的是,众议院最终提议保留这一核心项目。显然,右翼集团所引发的赤字问题给它自己赋予了权力,使其能够对政府的经济与社会角色正式发起历史上最为强烈的攻击。

现在我们或许会承认这看起来是一个残酷、退步和不道德的政策,但是仍然会满意于它将消除赤字问题的结果。然而,这一看法没有考虑右翼集团的"饿其体肤"策略。削减支出是实施更大规模的累退性减税而非消除赤字的良机。按照这一策略,众议院的方案使所有布什减税计划永久持续,这将在十年内导致4万亿美元的成本。此外,众议院的预算方案提出一系列额外的减税计划,"这将主要使高收入家庭获益,并且在同一时期导致3万亿美元的成本。"额外减税的大部分"将会通过众议院预算方案中未明确的税式支出的减少来抵消。"注意,只有减税是明确无疑的。然而,正如我们在1986年里根削减公司税时所看到的那样,低税率将长期持续,而对于漏洞即使消除也会很快被游说者的肆意攻击所重新创造出来。这一方案削减了个人和公司的最高税率,从当前的35%下降到25%。95%的美国人不会因此而获得任何收益,因为他们已经处于25%甚至以下的税率范围内。[67]这一方案把最高个人税率调整到新政出台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它还使资本利得税率降至零,这是给亿万富翁的一份大礼。

十年内财政收入的流失总额预计达到4.2万亿美元,但是由于方案在弥补漏洞方面无法兑现,损失可能高达7万亿美元。以这7万亿美元为基础,这一方案十年内会额外增加2.5万亿美元的累计赤字而不是减少赤字。因此,众议院预算方案将为公司和富人减税,使不平等程度超过20年代末的水平,并且破坏联邦政府的职能。[68]这一方案令人惊讶地被许多受人尊重的政治和媒体人物接受。通常的回应是,虽然这一方案存在问题,但它是面对赤字灾难所做出的严肃而勇敢的努力。比如,作为华尔街先哲的格林斯潘说,"我完全赞赏莱恩的方案。我认为这种方案是我所应投票支持的,如果我能投票的话"(Wall Street Journal, "Formal Fed Chief Greenspan Favors Clinton-Era Tax Rates," June 4/5, 2011)。另一方面,预算和政策评估中心认为这一方案是"把美国穷人的收入大规模再分配给富人。"如果减税成为法律,联邦政府将别无选择而必须实行无法想象的大规模支出削减。正如莱恩的发言人所坚持的那样,"这不是一个预算。这是解决问题的原因。"[69]再次注意,右翼集团包括大量民主党人。"许多民主党人同样表达了对降低税率的支持,特别是对公司的减税。"[70]

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不甘示弱地提出了平衡预算修正案,指出联邦支出不能超过GDP的18%,除非获得国会2/3多数的批准。由于技术原因,这一有效上限应该是GDP的16.7%。[71]历史中上一次出现如此低的比例还是在1956年,那时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还不存在,社会保障所覆盖的人群要少得多,并且社会安全网也要小得多。这一修正案还把财政政策抗击严重衰退的功能排除掉了。

3.     奥巴马总统提出温和的紧缩计划

奥巴马总统接受了对财政紧缩的要求,接受了大多数对赤字的削减应来自于支出削减的观点,甚至接受了这一看法,即就在赤字危机已严重到要求破坏新政体系的时候,大规模减税仍然是适当的。就业市场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政府刺激计划集中关注于具有较大乘数效应的项目是适当的,诸如基础设施投资、环保工作、向州及地方政府拨款等,但是重大支出削减和累退性减税并不适当。奥巴马在医疗保障改革过程中花费了大量政治资本并且未能解决该体系的重要成本问题,比如对私人保险公司的过度依赖以及失控的药价,而这可以通过政府与制药公司的直接谈判来解决,正如加拿大所做的那样。奥巴马任命了由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来向社会保障问题出谋划策,而这个委员会由那些把问题夸大的人们支配,他们想大幅削减福利,提高享受完全待遇的年龄,并且否定累进式解决方案,比如大幅提高对薪资征税的最高限制。

奥巴马总统提出了一个预算方案,与延续布什减税计划的情况相比,这一方案将在12年中削减4万亿美元的支出。换句话说,不是让2010年的布什-奥巴马减税计划在2012年之后取消,而是想使之继续下去,但是仅仅会对家庭25万美元以内的收入实行低税率.然而,把税率降到克林顿时期的水平以下是毫无根据的,而对于一个进步的甚或是温和的民主党人来说,为了提高财政收入并降低不平等程度,对超过几十万美元的收入提高税率并且对更高的收入实行高得多的税率总是理由充分的。令人震惊的是,奥巴马提出的对资本利得和红利的税率是20%,比里根时期对高收入者实行的28%的资本利得税率低得多。25万美元的限制将会省出1万亿美元税收,但保留其他各项减税将会减少数万亿美元的税收,从而使削减开支的压力更大。总统提出削减2万亿美元的未明确支出,这将严重影响那些对当前赤字危机不负任何责任的重要项目支出。比如,奥巴马冻结了五年内联邦雇员的报酬,尽管他们的报酬根本没有制造出赤字。联邦雇员只是这场不道德的政治游戏中被牺牲的羔羊。总统打算每增加1美元税收就减少2美元支出。加上在利息上省下的1万亿美元就可以得到4万亿美元累计减少的赤字,但对于保留作为赤字问题主因的布什减税计划这一疯狂政策来说,减少的赤字只有一部分而已。

而且,奥巴马建议国会通过两项自动生效机制,如果降低赤字效果不大就会实行。第一,如果赤字在2014年以后超过GDP的3%(目前越10%),未明确的自动加税和削减开支就会强制实现这一目标。在不出现新的减税的情况下,启动这一机制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再一次衰退,而自动加税和削减开支对总需求的影响会使衰退变得更糟,使温和下滑演变成一场深度衰退。第二,如果医疗保险支出增长比人均收入增长高出0.05%以上,对该项目的自动削减就会实行。但是医疗保险支出历史上的平均增长率比人均收入增长高2%。所以这一机制就是为了在不承担直接行动政治风险的情况下削减医疗保险支出。[72]

如果你看着这杯半满的水,你或许会满足于奥巴马只是提出了进一步侵蚀新政体系的方案,而共和党是想要摧毁它。但是面对以下事实就不会满足了:奥巴马通过没有必要的减税使赤字更加恶化;没有可信的计划以在不久的将来结束战争;[73]阻碍了我们对金融体系严格监管的重建;愿意与共和党一起缩减社会保障网;向大幅削减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支出提供机会,并且拒绝支持对医疗保障体系唯一适合的改革。不幸的是,我们目前所有的是一个亲资本、中间偏右的民主党,它不愿或是不能抵制寡头出资者的要求,并且这位总统看起来对目前作为大妥协家的角色十分满意。[74]

八.   结语

CBO做出联邦政府债务将在十年内消除的规划离现在只有11年,然而我们现在面对到2021年预计将超过GDP95%比重的债务(假设布什-奥巴马减税计划仍然存在);与之相比,里根开始执政时是26%,布什成为总统的2001年不到33%。事实是清楚的。过去十年债务的增加是以下原因引起的:极为缓慢的增长,大幅累退性减税,数场可以避免的战争,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所引发的严重经济下滑,以及试图减小经济下滑和金融崩溃所造成损失的政府刺激计划。然而,颠倒是非的是,两党均认为危机是由于美国人民对政府服务长期要求过多所导致的。

两党均同意大幅增税不在考虑的政策范围内,而削减开支必须首当其冲。奥巴马总统试图实行比克林顿时期更大的减税计划。共和党制定的累退性减税计划将在十年中减少4.2万亿美元的税收,甚至可能高达7万亿美元,并会严重削减低收入家庭的社会保障网,包括对医疗保险体系进行私有化。两党因此同意减少在社会保障网上的支出,同时通过降低税率来进一步为削减支出施压。对于财政紧缩的狂热情绪即使在失业率接近萧条水平的情况下仍然大行其道。2011年4月,失业率是9%,就业参与率比2001年下降了5.4个百分点,而2001年长期失业在所有失业中的比重是11.8%,而现在是43.4%。[75]劳动统计局所公布的最宽泛的指标"劳动未利用程度"在2011年是15.8%,其中包括了失业者、需要全职工作却在从事兼职的人以及脱离劳动人口的人。

因此,为使经济和社会如同20年代那样回到"自然秩序"的长期斗争可能进入了最后阶段。政府对产业和金融业的监管弱得可怜,不平等程度回到了20年代末的情况,政府在穷人和中产阶级上的支出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公司和富人重新控制了政治。[76]并且,媒体创造和宣传着半官方的故事,向美国人民解释导致赤字危机的原因和解决危机应采取的政策,而媒体并没有告诉大家有关这一重要问题的事实。三家主要的电视网和诸如《纽约时报》的"自由派"报纸基本上复述着奥巴马和民主党人关于负起责任、紧缩开支的故事,而诸如福克斯新闻等有影响力的有线电视,连同右翼广播电台和诸如《纽约邮报》的保守派报纸大肆传播对现实极端右翼的解释。基本上没有一家为美国公众所信任的重要媒体向他们告知关于赤字危机的事实。因此,多数公众接受了关于赤字危机原因的右翼解释,这使他们容易受到那些反对他们利益的人和党派的影响。

对当前政治情况可以保持谨慎乐观。历史中上一次右翼经济模式盛行是在20世纪20年代;是大萧条的灾难引发了政治过程导致其被新生的新政社会民主主义所取代。30年代早期的经济灾难证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都是灾难,因此必须由一个关注多数人福利而非少数经济精英的新模式所取代。

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同等程度的灾难,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干涉防止了灾难的发生。尽管如此,大多数美国人面对着停滞的实际收入、灾难性的劳动市场、令人不安的退休状况、以及严重削减关乎健康和福利的政府支出所带来的威胁。这一黯淡的经济现实产生了对当前政治经济形势的愤怒,这将潜在地促进进步的政治行动。民意调查持续显示,虽然许多美国人支持限制联邦债务以及对政府支出的削减,大多数人同样支持对公司和富人加税,反对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其他补助穷人及中产阶级的政府项目上削减开支。换言之,对于我在第五和第六部分所给出的解决中期和长期赤字问题的政策是受到多数人支持的。

并且,过去几年极端的右翼政策吓住了很多美国人。作为回应,大量美国人愿意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抵制活动。如上所述,布什私有化社会保障的提案引发了强有力的反弹,以至于他不得不将其收回。最近,众议院私有化医疗保险的提案受到广泛反对,以至于许多民主党人担心会在将来的选举中因此受挫。同样重要的是,大量美国人参与到有组织政治抵抗中去,反对对公共雇员的各种攻击,反对在右翼州长和议员把持的各州大幅削减社会支出。针对威斯康星的沃克尔州长的极端保守政策的强大而又有组织的抵抗受到了最多的媒体关注,但是相似的运动在其他州也在发生。民意调查反映出,这些抵抗运动获得了公众的支持。除此之外,许多团体发起了运动反对某些州长和州议员。

不幸的是,右翼集团在近几十年如此成功,以至于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长期挑战是令人生畏的。我们需要经济和政治体系上的激进变革。我们必须建立为美国家庭创造繁荣和保障的经济模式,减少不平等。为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有用的民主模式,使多数人的意愿能够反映在政治过程的结果中,替代目前寡头控制下的政治。为此,我们需要使公众知道经济问题的原因并能够分辨有利和不利于自己的政策。

然而,正如我们最近所看到的,那些受到攻击的人又进行了回击,并且往往得到了广泛支持。抵抗斗争在全国以各种形式蔓延,并且也在诸如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蔓延。正如引言中所说,围绕财政紧缩的斗争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从而对财政紧缩的反对也是全球性的。在短期和中期打败各种攻击是很可能的,并且这一成功将为长期斗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图1

 国家收入与普通美国人生活水平的关系断裂

图2

不同时代的家庭收入增长

图3


图4

经济衰退,布什政府政策的遗留造成巨额赤字

图5

2007年按收入所定纳税额

图6

高收入者纳税额急剧下降

 



[1] 本文中"右翼集团"是指富人、公司和政治保守派的联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一集团开始包括进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

[2] 注意虽然共和党声称痛恨赤字,但是他们为其支持者减税的愿望总是胜过对赤字的关心。正如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尔伯特·斯坦因(Herbert Stein)所认为的那样,共和党从未反对过一次减税计划,无论其会给财政带来怎样的影响,参见他的著作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AEI Press, 1996, revised edition).

[3] 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比欧洲的许多国家要弱得多。

[4] 与赤字危机相关的还有一个悖论。金融市场被认为是财政紧缩的最终强制执行者。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很快解决中期和长期的赤字问题就会失去金融市场对其的"信心"。巨额公债的利率就会上涨,导致利息支付达到GDP的比重过高,以至于到了除大幅削减开支以外别无选择的境地。几乎所有赤字削减工作必须通过削减开支实现,这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喜欢对公司和富人的高征税,而金融市场是被美国最富有的人群所经营的金融巨擘所支配的。

这一观点的矛盾性在于,在不受监管的环境中对利润和奖金狂热的追求导致了金融市场最近的自我崩塌,而这恰恰必须依靠它所威胁要毁灭的政府的偿债困难来挽救。金融巨擘看来拥有一种对政府进行勒索的结构性权力。无论它们为了短期利润和奖金而冒多大的风险,政府都将在其崩溃时伸出援手以防止整个经济随之下滑。而当它们真的崩溃了并且其所引发的深度衰退导致政府赤字上升的时候,金融市场就控制了政府经济政策,并用之来为富人服务。这一悖论最为极端的例子发生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在那里IMF、EU和大银行要求急速削减预算并以极低价格私有化公共资产,以使这些高负债的国家能够借得更多债务。

[5] Kim Phillips-Fein, Invisible Hands: The Businessmen's Crusade against the New Deal, W. W. Norton, 2009.

[6] 参见http://www.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view/155.

[7] J. Hacker and P. Pierson, 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Simon and Shuster, 2010.

[8] 事实上,这些并非凯恩斯所偏好的政策。关于凯恩斯实际所支持的更为激进的政策的解释,参见James Crotty, "Was Keynes a Corporatist? Keynes's Radical Views on Industrial Policy and Macro Policy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September 1999, pp. 555-78.

[9] 民主党政策在80年代早期继续转变。"他们被迫去和更有组织性并且更张扬的商界组织打交道,为寻求帮助而面对极具诱惑的资金,民主党向公司捐赠伸手的规模从未如此之大。许多民主党人越来越想要自我定义为"商业民主党人",这一身份通过支持1981年的大规模减税而加强了。"(Hacker and Pierson, p. 177)

[10] 在最近围绕财政紧缩的斗争中,许多民主党人与极端右翼的共和党人结成联盟。比如,当共和党控制下的众议院否决了提高联邦借债限额的提案以强迫奥巴马总统同意削减更多社会支出时,88名民主党人支持了否决,还有7名民主党人投了弃权票。(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ouse Soundly Rejects Increase in Debt Limit," June 1, 2011.)

[11] 第二轮通胀遭遇了保罗·沃克尔的铁拳货币政策,其将利率提高到历史高点,导致美元汇率高升。这两个效应一起摧毁了中西部的制造业基础,创造出了一个所谓"铁锈地带"。1982至1983年,失业率增长到将近10%,此后七年一直保持在7%以上的水平,从而进一步打击了工会运动。

[12] 80年代对金融市场快速去监管化的决定加速了转变,最终导致2008年金融灾难的爆发。

[13] 最穷1/2的人口从此减税中所得的利益被社会保障税和医疗保险税的增长所抵消了。

[14] Bob Woodward, The Agenda: Inside the Clinton White House,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15] 参见http://www.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view/155.

[16]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The Bush Tax Cuts: The Latest CTJ Projections," March 2007.

[17] A. Fieldhouse and E. Pollack,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Bush-Era Tax Cut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Policy Memorandum 184, June 1, 2011.

[18] Citizens for Tax Justice, "Compromise Tax Cut Plan Heavily Tilts in Favor of the Well-Off," December 10, 2010.奥巴马承诺要实现这一减税计划,而25万美元显然是他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上限。但是由于他在2010年答应了共和党取消减税收入最高限制的要求,并且由于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影响力更大,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他将使这一具有限制的减税计划延续至2012年以后。

注意在当前情况下,通过赤字融资增加公共投资和社会支出以刺激衰退中的经济是合理的,而继续给富人减税则毫无道理。布什-奥巴马减税计划中对收入最少的1/2的人群所减的税如此之少,而如果解决了导致赤字的根源的话他们将颇为收益。

[19] 本文认为,改善劳动市场状况并促进税收增长需要更快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当前情况下,更快的增长将恶化环境问题、加速全球变暖并过度使用不可再生能源。我们需要建立考虑这些问题的经济模式,这也将增加就业并促进增长。参见Robert Pollin, James Heintz and Heidi Carrett-Peltier,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Investing in Clean Energy,"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June 2009.

[20]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Testimony of Robert Greenspan President,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Before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Budget," May 9, 2011.

[21]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Top 1 Percent of Americans Reaped Two-Thirds of Income Gains in Last Economic Expansion," September 9, 2009.

[22] 参见http://www.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view/82.

[23] Hacker和Pierson估计1970至2004年间最富1%的人群收入增长中的38%是由减税贡献的。

[24] T. Piketty and E. Saez, "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dates with 2007 Estimates)," August 5, 2009. At: http://elsa.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07.pdf.

[25]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Fiscal Years 2002-2011," January 31, 2001.

[26] A. Fieldhouse and E. Pollack,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Bush-Era Tax Cut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Policy Memorandum 184, June 1, 2011.

[27] Linda Bilmes and Joseph Stiglitz, Washington Post, "The Iraq War Will Cost Us $3 Trillion, and Much More," March 9, 2008.

[28] 这些数字包括这四个因素所导致的利息支付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29]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Economic Downturn and Bush Policies Continue to Drive Large Projected Deficits," May 10, 2011.

[30] 参见Hacker and Pierson, chapter 4.

[31] Wall Street Journal, "Former Fed Chief Greenspan Favors Clinton-Era Tax Rates," June 4/5, 2011.

[32] 本文会在第六部分讨论长期预算问题。

[33] New York Times, "Health Care Costs and the Tax Burden," June 7, 2011.

[34] 当然,欧洲或斯堪迪纳维亚国家实行了与美国高的税率,也相应提供了好得多的公共服务。

[35] T. Piketty and E. Saez, "How Progressive is the U.S. Fed




Xoops 苏ICP备10024138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