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8年12月26日下午，课题组邓英淘、姚钢、张怡方在肇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高新区区委、管委会、企业界、金融界诸人士座谈。以下为方便起见，不再注明具体发言人，简称“高新区”；本文根据录音和笔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错误遗漏之处由编者负责。
高新区：几位专家和学者自24日到我市考察，实地参观了高新区和几家企业，还和我区区委、管委会、企业界和金融界的几十位同志座谈。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们已竭尽所能做了安排，你们问得多、听得多、说得少；现在这次调研即将结束，能否和我们谈谈你们的看法，让我们长长见识。
课题组：在两天多的调研里，我们向长期坚持在一线做艰辛工作的同志们学到很多、很多，应该说是你们给我们长了见识，原来很多朦胧的想法和感觉逐步清晰起来。本应回去之后，认真消化所学到的知识和信息；既然大家这么客气，我们只好谈点不成熟的想法，仅供诸位参考，算是交点学费吧！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可谓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从美国的经济看，自2007年7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至今不到两年，其土崩瓦解之快，令人瞠目。索罗斯前日所言，此乃六、七十年以来所未有，并非虚言。从经济周期的形态看，它是由60年左右的康氏长波、20年左右的房地产周期、10年左右的资本性支出周期以及5年左右的存货周期，差不多同时进入了下行阶段所造成的；因此，多重下行冲击的叠加效应就更加猛烈，称之为金融海啸，实不为过。目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已相续陷入衰退，且未现见底迹像，反而有不断扩散、席卷全球之势。
发达经济在全球GDP中占比60％至70％，均呈消费低迷、投资萎缩、进口下滑之势态，而我国出口市场的60％面对欧美日，致使其出口导向部分受到明显冲击。这个冲击有多大？以下做一大致估计。
1979年至2001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6％，其中净出口的贡献仅0.13个百分点，即有9.47百分点的增长来自于内需拉动的贡献，占比98.6％。2002年至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5％，其中净出口的贡献接近1.5个百分点，即有9个百分点的增长来自于内需拉动的贡献，占比85.7％，比前二十三年下降了13％；2005年至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1.3％，其中净出口的贡献为2.4个百分点，即有8.9个百分点的增长来自于内需拉动的贡献，占比78.7％，比前二十三年下降了20％。显然，在近几年的增长中，内需拉动的贡献份额明显下降，而净出口的贡献则明显提高，后者来自于所谓的WTO红利。从另一个方面看，在近三年间，如果去掉净出口的直接贡献，我国GDP仅靠内需来拉动的话，其年均增长率大约可保持在接近9％这一水平。考虑到服务于净出口的引致投资和数千万就业于加工贸易出口部门的农民工薪酬收入用于国内消费部份，如将这两块扣除，那么仅靠内需来拉动GDP增长，其年率大约在7％至7.5％之间。这比前二十三年的基础增长率（即纯内需部份）低了约2个百分点。
高新区：如果欧美日渡过了这次危机，他们的需求能否恢复到原来的模式？
课题组：很难！这次危机显示出了某些不可重复的特征。理由如下：
第一，发达经济体在今后可见的时期内没有重大的新需求增长点。如日本经济于1990年崩溃之后，一直没有走出萧条的阴影，到现在已近二十年，前几年刚刚有点起色，又被这次金融危机打趴下了。美国靠着美元霸权、低利率和信贷扩张多支撑了十来年。第二，作为“全球最终消费者”和全球经济最大引擎的美国，当其把资产及债务证劵化推广到次贷后，金融“创新”技穷于此，它的加债促消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面临着重大调整——减债增储适消。第三，以生产力全球重组为中心的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平台期。因此，即使发达经济体渡过了危机，我国出口导向部门的作用也难以恢复到近三年（2005-2007）的高峰水平；粗略估计，它可在上述7％至7.5％的基础增长率上附加1至1.5个百分点。
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海啸，大家都在谈论扩内需保增长，但扩大什么样的内需呢？投资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份。然而，近几年的资本形成率（含存货）平均已达43％，这个水平已相当高了，故而靠它来保增长，潜力有限；否则很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重心无疑应该是消费；问题在于扩大哪一部人的消费呢？下面对此略作讨论。
目前我国城镇人口约6亿人，其中约3.7亿人为真城镇人口，还有约2.3亿人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我们称之为拟城镇人口。这两类人口群体的消费需求及其增长潜力大不相同。
近五年来（2003年-2007年），我国经济速增长的内需部份是以3.7亿真城镇人口的两大需求为基础的：其一为住房。在1998年房改开始时，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约17平米，目前已达28平米，10年间增加10平米，年均增1平米，这是1978年至1997年的两倍（年增约0.5平米）。如其达到现代化水平，还需再增加20平米，需用4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真城镇人口这一需求的增速开始放缓。其二为汽车。3.7亿人口约合1亿户，如以2户均1辆为我国达到现代化水平下限时的估值（即夫妻两口一个孩子，再加2位老人），则保有量为5000万辆，10年更新期的年生产水平为500万辆。自1998年至今，我国轿车生产量累计已达2000万辆以上，如包括进口轿车，则其总量约为2500万辆左右，相当于上述5000万辆的一半；2008年我国轿车生产量应在500万辆以上，已超过上述更新生产水平；1998年-2007年我国汽车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两位数，今年降到一位数。由此可见，真城镇人口这一需求的增速也在放缓。
总之，在近五年的快速增长中，3.7亿真城镇人口需求的一阶效应（即达到现代化水平的50％，二阶效应为25％，三阶、四阶效应可类推）已充分释放；继续以此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只能发挥其二阶效应，这对维持前述7％－7.5％的基础增长率尚有不足，遑论提速了。
再看拟人城镇人口。这部分约有2.3亿至2.5亿人。其中约有1亿人在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约有0.7亿人在省内本乡镇以外从事非农产业；约有0.6亿至0.7亿人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主要是在出口导向部门就业。如以1：1的赡养系数计算，拟城城镇人口的潜在规模约5亿人；是现有真城镇人口3.7亿人的1.35倍。他（她）们目前在城镇里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先看住房。2.3亿农民工在城里的居住条件通常是集体宿舍，有的甚至是住工棚，人均居住面积最多不过三、四个平米，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不上真城镇人口在1978年的水平。汽车就更不用说了。他（她）们的饮食、衣着可能相当于城市居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水平，只有通信条件与目前城市居民相差不多。很明显，拟城镇人口及其赡养的人口群体，其需求潜力要比已有的城市人口大得多。
也说是说，在今后的10至20年里，如果我们能使这部份人口去拟化，释放出其需求扩张的一阶效应，则可使上述7％至7.5％的基础增长率提高到8.5％至9％这一水平。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中长期里，去拟化才是扩大内需的第一重点。围绕着这个人口群体潜在需求的释放，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和加工贸易出口部门的转型便可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就基本消除了主要产能过剩的隐患。伴随着去拟化过程的扩展和深化，三农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高新区：这种看法还是头一回听说，你们到得地方多，又了解宏观情况，这次金融海啸对于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到底影响有多大？
课题组：在这个部门从业的农民工主要是跨省流动的那部份人口，大数约在6000万人左右。由于这次危机的影响而一时失去工作的人数，粗略估计上限为三千万人左右。如果发达国家在今后一、两年内走出谷底，估计还会有一千万人重返这个部门就业，但不一定全都再到沿海地区了；因为有不少外商、港台商投资企业和工厂内迁了。其他两千万农民工可以为中西部省区非农产业（含一般贸易出口行业）的相应发展所吸收，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城建乃至水利设施维修建设项目中的以工代赈工程。
为此，我们需要对去拟化的这部份人口的空间分布有一个长程的透视：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大约在2040年前后出现，其总量应不会少于15亿人。届时，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容纳大约2.8至3亿人，地级市容纳大约3亿人，两项合计约6亿人；如设当时的农业人口为1.5亿人，则还有7.5亿人居住在县级市、中心镇及建制镇。也就是说，去拟化人口的空间分布主要是在部份地级市、全部县级市及中心镇和建制镇，我们称之为就地城镇化。现有的城市人口绝大部份居住在大中城市，而未来的新增城市人口绝大部分将居住在中小城市。后者是我国拓展内需的最深厚潜力之所在。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及其之后的大变局，相应的政策措施必须急缓相济、长短兼顾。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现有3.7亿真城镇人口内需的二阶效应，另一方面要特别重视激活近5亿拟城镇人口内需的一阶效应，即加速推动去拟化进程；使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向中小城市群倾斜，将投资拉动与这个城市群体的产业聚集度的提高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此，在今后的10至15年里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有望达到或接近10%这一水平。
柯堤 整理
高新区：几位专家和学者自24日到我市考察，实地参观了高新区和几家企业，还和我区区委、管委会、企业界和金融界的几十位同志座谈。在两天的时间里，我们已竭尽所能做了安排，你们问得多、听得多、说得少；现在这次调研即将结束，能否和我们谈谈你们的看法，让我们长长见识。
课题组：在两天多的调研里，我们向长期坚持在一线做艰辛工作的同志们学到很多、很多，应该说是你们给我们长了见识，原来很多朦胧的想法和感觉逐步清晰起来。本应回去之后，认真消化所学到的知识和信息；既然大家这么客气，我们只好谈点不成熟的想法，仅供诸位参考，算是交点学费吧！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可谓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从美国的经济看，自2007年7月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至今不到两年，其土崩瓦解之快，令人瞠目。索罗斯前日所言，此乃六、七十年以来所未有，并非虚言。从经济周期的形态看，它是由60年左右的康氏长波、20年左右的房地产周期、10年左右的资本性支出周期以及5年左右的存货周期，差不多同时进入了下行阶段所造成的；因此，多重下行冲击的叠加效应就更加猛烈，称之为金融海啸，实不为过。目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已相续陷入衰退，且未现见底迹像，反而有不断扩散、席卷全球之势。
发达经济在全球GDP中占比60％至70％，均呈消费低迷、投资萎缩、进口下滑之势态，而我国出口市场的60％面对欧美日，致使其出口导向部分受到明显冲击。这个冲击有多大？以下做一大致估计。
1979年至2001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6％，其中净出口的贡献仅0.13个百分点，即有9.47百分点的增长来自于内需拉动的贡献，占比98.6％。2002年至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5％，其中净出口的贡献接近1.5个百分点，即有9个百分点的增长来自于内需拉动的贡献，占比85.7％，比前二十三年下降了13％；2005年至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1.3％，其中净出口的贡献为2.4个百分点，即有8.9个百分点的增长来自于内需拉动的贡献，占比78.7％，比前二十三年下降了20％。显然，在近几年的增长中，内需拉动的贡献份额明显下降，而净出口的贡献则明显提高，后者来自于所谓的WTO红利。从另一个方面看，在近三年间，如果去掉净出口的直接贡献，我国GDP仅靠内需来拉动的话，其年均增长率大约可保持在接近9％这一水平。考虑到服务于净出口的引致投资和数千万就业于加工贸易出口部门的农民工薪酬收入用于国内消费部份，如将这两块扣除，那么仅靠内需来拉动GDP增长，其年率大约在7％至7.5％之间。这比前二十三年的基础增长率（即纯内需部份）低了约2个百分点。
高新区：如果欧美日渡过了这次危机，他们的需求能否恢复到原来的模式？
课题组：很难！这次危机显示出了某些不可重复的特征。理由如下：
第一，发达经济体在今后可见的时期内没有重大的新需求增长点。如日本经济于1990年崩溃之后，一直没有走出萧条的阴影，到现在已近二十年，前几年刚刚有点起色，又被这次金融危机打趴下了。美国靠着美元霸权、低利率和信贷扩张多支撑了十来年。第二，作为“全球最终消费者”和全球经济最大引擎的美国，当其把资产及债务证劵化推广到次贷后，金融“创新”技穷于此，它的加债促消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面临着重大调整——减债增储适消。第三，以生产力全球重组为中心的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平台期。因此，即使发达经济体渡过了危机，我国出口导向部门的作用也难以恢复到近三年（2005-2007）的高峰水平；粗略估计，它可在上述7％至7.5％的基础增长率上附加1至1.5个百分点。
面对愈演愈烈的金融海啸，大家都在谈论扩内需保增长，但扩大什么样的内需呢？投资当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份。然而，近几年的资本形成率（含存货）平均已达43％，这个水平已相当高了，故而靠它来保增长，潜力有限；否则很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因此，扩大内需的重心无疑应该是消费；问题在于扩大哪一部人的消费呢？下面对此略作讨论。
目前我国城镇人口约6亿人，其中约3.7亿人为真城镇人口，还有约2.3亿人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我们称之为拟城镇人口。这两类人口群体的消费需求及其增长潜力大不相同。
近五年来（2003年-2007年），我国经济速增长的内需部份是以3.7亿真城镇人口的两大需求为基础的：其一为住房。在1998年房改开始时，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约17平米，目前已达28平米，10年间增加10平米，年均增1平米，这是1978年至1997年的两倍（年增约0.5平米）。如其达到现代化水平，还需再增加20平米，需用40年的时间；由此可见真城镇人口这一需求的增速开始放缓。其二为汽车。3.7亿人口约合1亿户，如以2户均1辆为我国达到现代化水平下限时的估值（即夫妻两口一个孩子，再加2位老人），则保有量为5000万辆，10年更新期的年生产水平为500万辆。自1998年至今，我国轿车生产量累计已达2000万辆以上，如包括进口轿车，则其总量约为2500万辆左右，相当于上述5000万辆的一半；2008年我国轿车生产量应在500万辆以上，已超过上述更新生产水平；1998年-2007年我国汽车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两位数，今年降到一位数。由此可见，真城镇人口这一需求的增速也在放缓。
总之，在近五年的快速增长中，3.7亿真城镇人口需求的一阶效应（即达到现代化水平的50％，二阶效应为25％，三阶、四阶效应可类推）已充分释放；继续以此为扩大内需的重点，只能发挥其二阶效应，这对维持前述7％－7.5％的基础增长率尚有不足，遑论提速了。
再看拟人城镇人口。这部分约有2.3亿至2.5亿人。其中约有1亿人在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约有0.7亿人在省内本乡镇以外从事非农产业；约有0.6亿至0.7亿人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主要是在出口导向部门就业。如以1：1的赡养系数计算，拟城城镇人口的潜在规模约5亿人；是现有真城镇人口3.7亿人的1.35倍。他（她）们目前在城镇里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先看住房。2.3亿农民工在城里的居住条件通常是集体宿舍，有的甚至是住工棚，人均居住面积最多不过三、四个平米，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不上真城镇人口在1978年的水平。汽车就更不用说了。他（她）们的饮食、衣着可能相当于城市居民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水平，只有通信条件与目前城市居民相差不多。很明显，拟城镇人口及其赡养的人口群体，其需求潜力要比已有的城市人口大得多。
也说是说，在今后的10至20年里，如果我们能使这部份人口去拟化，释放出其需求扩张的一阶效应，则可使上述7％至7.5％的基础增长率提高到8.5％至9％这一水平。因此，可以这样说，在中长期里，去拟化才是扩大内需的第一重点。围绕着这个人口群体潜在需求的释放，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和加工贸易出口部门的转型便可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就基本消除了主要产能过剩的隐患。伴随着去拟化过程的扩展和深化，三农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高新区：这种看法还是头一回听说，你们到得地方多，又了解宏观情况，这次金融海啸对于我国加工贸易出口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到底影响有多大？
课题组：在这个部门从业的农民工主要是跨省流动的那部份人口，大数约在6000万人左右。由于这次危机的影响而一时失去工作的人数，粗略估计上限为三千万人左右。如果发达国家在今后一、两年内走出谷底，估计还会有一千万人重返这个部门就业，但不一定全都再到沿海地区了；因为有不少外商、港台商投资企业和工厂内迁了。其他两千万农民工可以为中西部省区非农产业（含一般贸易出口行业）的相应发展所吸收，如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城建乃至水利设施维修建设项目中的以工代赈工程。
为此，我们需要对去拟化的这部份人口的空间分布有一个长程的透视：中国未来的人口峰值大约在2040年前后出现，其总量应不会少于15亿人。届时，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容纳大约2.8至3亿人，地级市容纳大约3亿人，两项合计约6亿人；如设当时的农业人口为1.5亿人，则还有7.5亿人居住在县级市、中心镇及建制镇。也就是说，去拟化人口的空间分布主要是在部份地级市、全部县级市及中心镇和建制镇，我们称之为就地城镇化。现有的城市人口绝大部份居住在大中城市，而未来的新增城市人口绝大部分将居住在中小城市。后者是我国拓展内需的最深厚潜力之所在。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及其之后的大变局，相应的政策措施必须急缓相济、长短兼顾。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现有3.7亿真城镇人口内需的二阶效应，另一方面要特别重视激活近5亿拟城镇人口内需的一阶效应，即加速推动去拟化进程；使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向中小城市群倾斜，将投资拉动与这个城市群体的产业聚集度的提高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此，在今后的10至15年里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有望达到或接近10%这一水平。
柯堤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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