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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岗、李芸: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与空间的再生产 ——“城市文本”与“媒介文本”的“互读”

2003年,为了纪念“上海开埠160周年”,上海各大媒体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东方早报》、《申江服务导报》两家报纸甚至推出专刊或增刊“160版”来庆祝这一盛大的“城市节日”。在它们的带动下,整个上海犹如“市庆”般狂欢,其隆重之极超人想象。对应于报纸不同的定位,《东方早报》的专刊把“上海这160年”描绘成一个发达的和精英的“都市”;而《申江服务导报》的增刊则将“开埠以来的上海”打扮为一个时尚的与生活的“城市”,既塑造了一个资本的、“国际化”的上海(充斥着“远东华尔街”、“东方巴黎”……的名号),又展示出一个市民的、“小资”的上海(弥漫着 “红颜遗事”、“豪门旧梦”……的故事)。虽然各自叙述出来的上海面目不同,却都暗合了“国际大都市”的诉求,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就是那个萦绕不散的“上海梦”。
很显然,无论是《东方早报》还是《申江服务导报》,它们追溯“上海这160年”的历史,其实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叙述。纪念特刊的“上海”已经不是“历史的”上海,而是今天人们认为应该是“那样的”“上海”。上海过去的繁荣被作为今日经济崛起的注脚所津津乐道,昔日的文化印迹也被当作象征符号在新一轮竞争中被消费。160年过去了,上海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尽管它的辉煌让人赞叹,但它的过去似乎更具魅力。于是各种对于上海的想象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经历过的人和没经历过的人,都在编制自己心中的“上海梦”,这个梦关乎“过去”,更连接着“现在”,即为了使上海更符合现在的形象与想象,对它的过去进行改造或重建。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开埠160年纪念的一年后,是“上海解放55周年”。这一同样应该被人们永远记忆的事件,却只在2004年5月28日的《文汇报》最后一个版面中被提起,且以“55年前的昨天”——而不是通常的“55年前的今天”——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延误方式加以命名。这样巨大的媒体反差在让人迷惑不解的同时,也显现出当前“上海热”叙述的秘密:1949年以前和1992年以后的上海遥相呼应,共同构造了一个开放的、国际化的形象。而这一叙述得以完成,端赖于在时间上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的上海历史屏蔽于无形。
历史的断裂必然抹煞了其他想象的可能性,于是乎,上海毫无疑问成为“现代”的代名词。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可谓恰逢其会,这虽然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被翻译成中文之后,却扮演了上海城市文化指南的角色,正如书名所示,这本书只言片语都充满了“摩登”的暗示。《上海摩登》向人们“Remap”了一个1930-1945的上海:时而是蒙太奇的剪接,时而又是跳跃闪回的结构,大块分割了都市的种种物象:外滩、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恣意地抛出了一幅幅潇洒中隐含野心的场景:《东方杂志》、《良友》画报、月份牌、电影院……;并将视线聚焦于一群在这个“海上桃花源”中最为烂漫唯美的文人。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似乎随心所欲又似乎是满心期待,怀“旧”——这个“旧”是上海的旧,却又巧妙地对应着1990年代以来上海的“新”——中更多的是一种欣然的姿态,展示出一幅由艺术家、作家和花花公子组成的“东方巴黎”的图象。在“霓虹灯下”所有关于上海的想象,都仅仅关注了这个城市“现代”的一面,别的研究者如卢汉超所关注的“霓虹灯外的世界”——那个充斥着潦倒困顿的上海底层生活——则消失于无形。[1]在这样的叙述脉络中,从昔日的“远东第一大都市”到今天的“东方明珠”,历史的遗忘也就成为了必然:“日占时期的上海是早已开始走下坡路了,但一直要到1945年抗战结束,因通货膨胀和内战使得上海的经济瘫痪后,上海的都市辉煌才终于如花凋零。而以农村为本的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更加使城市变得无足轻重。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而且,虽然上海人口不断增加,但从不曾去改造她的城市建设:整个城市基本上还是40年代的样子,楼房和街道因疏于修理而无可避免地败坏了。这个城市丧失了所有的往昔风流,包括活力和颓废。”[2]
“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十年中”,上海这座城市难道真得一点都没有改变吗?这样的说法显然缺乏历史依据。1949年之后,“工人阶级”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位置必然会投射到城市的空间面向上,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对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借用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说法,这正是一种“空间的生产” (production of space)的方式:“一个正在将自己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即使是在转换期中),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若这样做,便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这只会引向死路。”[3]空间成为了城市最重要的资源。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历史在上海城市空间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上海既代表了社会主义中国一种鲜活的改造资本主义都市结构、营造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全面努力,更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和体验都市日常生活的“话语”,重新规范了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也重新界定了日常生活的意义。譬如已经有学者通过对解放后上海市棚户区改造历程的梳理,讨论在社会主义城市改造计划以及住宅政策对于贫民区居民生活的影响,从而对新中国建立之后上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动过程做出相当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它对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机制的解释和对“棚户区改造”历史的研究,触及到政治目标与城市社会及其社会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项研究不仅探索了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系统的城市空间结构如何在社会主义时期被延续下来,并以何种独特的方式塑造了社会主义城市中空间与人的关系,而且通过对这种城市空间与社会关系的梳理,有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学术角度去面对和认识社会主义历史上诸多充满悖论的事实。[4]
虽然同样关注“上海”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空间问题,但本文切入问题的角度与上述城市社会学的方法有所区别。它不是直接讨论城市空间和社会形态,而是力图将“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把握,进而透过不同的“媒介文本”来解读“城市文本”。即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小说、报告文学、电影和话剧剧本等文本的分析,结合具体城市空间和历史的变迁,在“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之间,将“空间的表征”和“真实的城市”做进一步有效的勾连:一方面呈现出现代媒体是如何形塑和想象社会主义城市空间这一复杂过程,另一方面则使“被压抑的上海”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并勾勒其在社会主义国家构建中的暧昧位置,进而分析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对上海重新规划背后的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空间变革与原来大都市殖民空间的疏离、冲突和并置。只有这样,才能以这段真实的历史为起点对现实做出更深入的反思。


一、 对城市空间的争夺与改造

“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那里的日日夜夜,都是情意无限。”[5]这是一段来自《长恨歌》主人公王琦瑶的遥想,说得便是海上的一场繁华春梦。繁华与破旧并存的上海,飘着万国旗的小巷,优雅的霞飞路,若有似无的月光,凌乱的舞步,迷朦慌乱的女人心,黑暗中依稀闪烁的眼睛……小说那淡黄的旧上海滩的封面勾起了多少对旧上海十里洋场的无限忧思。在梦里,上海的璀璨光华是掩也掩不住,藏也藏不牢的,却注定要堕入到黑白胶片的滑动中,坠入永不醒来的死亡中。而在现实里,却是谁也拆解不了上海风华绝代的欢娱和曾经沧海的忧伤。
“开埠和西方租借的设立几乎颠覆了原有传统的城市格局和社会秩序,将上海的发展带向另一个方向,由一个传统市镇向近代化大都市迅速转型。”[6]上海在黄浦江沿岸迅速发展起了整个城市的生命线,出现了全新的社会秩序和城市景观:银行、洋行、邮局、港口、大自鸣钟的出现,一点一点改变着上海的城市空间,使上海最终成为“万国建筑博览会”,形成了日益西化的“世界主义”的城市面貌。“她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7] 在当时不少人眼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城市同步了。当内陆中国还深陷在中世纪的泥潭时,这个城市的发展已神气地跨越了“前现代”而矗立于世界的东方,成为现代化进程的象征。
一般认为,传统城市的现代化虽然有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但概括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城市功能的改造,即对包括道路、上下水等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公共设施进行的改造;其实是城市的格局改造,即根据现代化的需要对城市空间的扩大并对其发展进行全面的规划;第三是城市空间意义的改造,即在上述两种改造的同时,新的意识形态对作为公共领域的城市空间的渗透和占领。以往对城市现代化的研究,比较关注前两个层面具有普遍性的城市现代化进程,却相对忽视了城市市政的决策者以及这些决策者所代表的各阶层的“城市意志”。这种“城市意志”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精英的现代化目标、国家政权和文化建设的理想以及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等等的结合,往往对城市空间的变化与改造起到了特别重要的决定性作用。[8] 1949年上海解放。由于这座城市在政治上的复杂性与经济上的重要性,和在历史变迁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汇中的多元性,它在行政上的空前统一并不意味着对城市空间的争夺和改写就此结束,相反,一种新的“城市意志”需要透过对城市空间的改造和改写表达出来。因此,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形象应该呈现了怎样的特征?与解放前的城市形象相比有什么不同?发生的变化是通过何种方式赖以成型、得以表达和形成叙述的?

《上海解放十周年》这本书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个历史的瞬间。该书通过第一篇文章《攀登新的胜利高峰》,引出由著名作家(巴金、胡万春)、理论批评家(靳以)、艺术家(童芷苓、黄宗英)和“民族资本家”(刘鸿生)以及其他来自各行各业的群众所撰写的文章所组成的城市叙述。[9]
正如第一篇文章的标题所示,为了更好地展现上海的崭新形象,也需要一个新的胜利高峰的出现。于是,一位美国“知名的黑人学者,我们时代众多历史见证人”站在百老汇大厦俯瞰苏州河外白渡桥,发出了重要的感叹:“变化太大了”。这位“证人”就是W.E.B.杜勃依斯(Dubois),几天前他刚刚在北京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庆祝了他的90岁生日。“一九三六年,他到过上海,在外滩一带住过几天。二十三年以后,当我们登上上海大厦的阳台,俯瞰市区全景的时候,他指着外白渡桥以南的那一片绿化地带,再三地问:‘这确实是外滩吗?’这里没有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和水兵,没有了流氓和妓女。这是人们比较容易想象得到的;变得这样干净,这样迷人,这样景色迷人,是人们比较不大容易想象得到的。这就难怪杜勃依斯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就是当年住过的外滩了。当他再次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他说:‘变化太大了。’风很大,我们劝他到屋里休息。这位历史学家却站在那里,迟迟不动,像钻进了一部描写天翻地覆的伟大历史事变的书册里,舍不得出来一样。”[10]这位初来乍到的国际友人用一种疑惑和惊喜的目光在打量着这座旧时的帝国主义堡垒。
也许在下榻的饭店里,杜勃依斯刚刚还住着舒适的套房,用着陈旧的银质家具,看到训练有素的服务员说话低声细语、走路鸦雀无声,感觉到那大都会的幻影似乎若隐若现。似乎这座堕落的城市仍存在着新的政权所要批判的一切:资本主义的胜利、帝国主义的狂妄和世界文明的衍生物。可是转眼间,上海就呈现为全新的干净整齐、生机勃勃的形象,让人不可思议。旧的城市地标仿佛完全没有被过去阴影所困扰,而是以强有力的面貌重新融入并参与构造了新的都市形象序列。[11]
这座从前的百老汇大厦(1951年重新命名为上海大厦),是可以俯瞰苏州河外白渡桥的21层标志性建筑。正如李欧梵描述得那样,这座大楼曾经以既古典又现代的艺术风格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出现的新型都市文化:“英式的古典主义建筑虽然还主导者外滩的天空线,但代表着美国工业实力的更具现代艺术风格的大楼已开始出现了”。[12]在当时,它不仅反映了上海的西方建筑与欧美建筑流行趋势的一致性,同时还以空间形式预示了一种新的城市生活和时代精神。但在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之后,这座外滩边的大楼在新的历史格局中,又处于何种位置呢?在巴金的笔下,外滩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年前有一天一位外国客人来到上海。他说自己打算写一篇表现旧上海的小说,早已想好了故事,一只外国轮船靠在外滩的码头,几个国籍的水手们愉快地走到岸上,他们哼着小曲去酒吧间寻找年轻的上海姑娘……他要求看看外滩,也在酒吧间里坐一会。可是他不但找不到酒吧间,他觉得外滩也完全变了样。过去又肮脏、又吵闹、流氓打架、干不正当营生的地方,现在成了风景如画的公园了。他只好放弃了旧的题材改写今天的上海。”[13]这“风景如画的公园”正是曾经拒绝华人入内的外滩公园。
新中国成立以后,外滩从殖民势力枢纽和金融中心变成人民政府所在地。外滩的外资银行相继撤离上海,上海市政府、若干行政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就在外滩沿线欧式风格的建筑中办公。外滩,这个租界“十里洋场”的中心地段,旧上海的金融中心和象征外国殖民统治势力的景观标志,突然转变为人民政府的行政中心,人们对外滩的记忆和印象被原地重新构建。而这不过是整个上海城市形象变迁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是整个上海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构建的全盘蓝图。
与外滩一样,还有很多重要的旧城市地标改造工程。这些城市面貌的变化,正是城市发展主旋律的不断变更及其在城市空间和中心区域变迁上的反映。这些文本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变,重新结构或转化。列斐弗尔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空间渗透着多种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4]也就是说,都市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是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在相互作用、相互斗争、相互协调的过程中,历史地“生产”出来的。
这也就难怪《上海解放十周年》用了那么多篇章来描写城市旧有地标的新兴面貌,这些旧地标的改造正铭刻下城市主旋律的更替。“南京路”是可以和“外滩”媲美的感知上海的重要符号,它连接着外滩与人民广场的变迁:“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拂晓,人民的军队解放了上海,攻进了南京路……冒险家从他们的‘乐园’中滚了出去,南京路屈辱的岁月从此结束了!”[15]过去的南京路是专为“冒险家、公馆帮”和少数豪客服务的。这个上海商业地标作为一种人造空间折射出商品、金钱和资本等特性,其独特的空间结构与中国本土文化有着本质区别,作为殖民城市的一块商业飞地,体现出中西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冲突。正如福柯所言:“空间位置,特别是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部署问题。”[16]过去这座城市的占领者,建造出代表其文化意象和价值象征的建筑物,直接地传达资产阶级式的政治理念,即透过这一空间塑造一种西方为镜像的种族及文明的优越感。很显然,作为一种生产的方式,空间也是一种控制的、统治的和权利的工具。然而,“且看今朝!国营第一百货商店经常出售的商品有四万多种,比它的前身‘大新公司’增加了几倍;永安公司也有三万多种商品。但是,在这两家著名的大商店里,满目尽是来自全国各地工厂的商品,极少看到外国货。……在南京路上,虽然找到一家大工厂,但是从这些富丽堂皇的橱窗里,我们却可以清晰地听到祖国大跃进的脚步声。”[17];“从早到晚,南京东路一直沸腾着。最近,南京东路两边华丽的高楼大厦、漂亮的公司、商店,经过精心修饰,更是焕然一新。几十米长的国营、公私合营的大店招牌竖立在半空中,过去弯弯曲曲狭窄的街道,早已变成一条宽阔、挺直的大路。橱窗里陈列出诱人的新颖商品,节日前夕欢乐气氛弥漫在整条南京路上。”[18]新的规划已经成功抹去了南京路旧十里洋场的殖民色彩,作为人民政府对城市空间的绝对主导的物化形态,南京路的城市空间和建筑样式成为上海城市的主要标志之一。
除了南京路,留存下来的代表上海殖民生活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地标是跑马场和跑狗场。当时著名的“第三跑马场”改建为后来的“人民广场”,历史最悠久的跑狗场即旧上海的逸园的改造,则记录了上海在不同时期所表征的城市文化:“从跑狗场到文化广场,是一个本质的变化,是两种社会制度不同的产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对它有不同性质的关心。”作为昔日的娱乐中心之一,它代表的是“帝国主义者……施尽险诈伎俩,毒化人民的生活,搜刮人民的钱财”[19]。但“一九四五年五月,解放上海的炮声,宣告了上海黑暗时代的结束。逸园也终止了丑恶历史的延续,获得了新生。它成为党动员群众建设新上海的司令台,宣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也是上海各阶层人民政治活动的场所,又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展览馆。光辉的红旗,灿烂的花朵,飘扬着歌舞演员的鲜丽裙角,是那里的色彩;战斗的锣鼓,风暴般的掌声、欢乐的笑语,是那里的音响;友谊、和平、幸福,是人们在那里感受到的气息。”[20]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城市规划,首先要改变这座城市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形成的殖民城市面貌,表现出新中国的伟大、壮丽、民主、富强和和平。经过上海市政府先后两次扩建工程,昔日的跑马场化身成为了举行各种政治集会的广场:“上海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集会,多在那里举行。……群众和干部在那里听过不少领导同志的重要的政治报告和有关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讲话。人们在那里受到生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芒,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21]昔日的跑狗场也化身成了汇集国内外文艺演出的广场:“上海人民在文化广场尽情享受着中外文化艺术的成果。那个舞台也就成为中外艺术百花齐放的大花园。解放以来有三十个外国艺术团体在那里演出了一百多场,有近百个国内艺术团体演出三百多场。上一千万的人(次)在那里看到最出色的音乐、歌舞、戏曲、杂技、体育等丰富多彩的表演。”[22]1949年以后,如同天安门广场所确立的典范性意义,这些广场的建设也正顺应了当时以大型群众集会和游行为主的政治活动方式。
五、六十年代的上海经历了全景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新的领导阶级集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推动整个城市的迅速工业化和实现社会主义。这样巨大的历史变动给城市空间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改变。无论是由外国殖民势力枢纽、金融中心转化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外滩,或者由西侨、豪客专属购物街转变为社会主义消费场所的南京路,还是由殖民地的娱乐空间转而成为群众集会活动的文化广场……对旧有城市地标的全新改造使得“上海”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序列中,这些旧有的城市地标不仅被新的规划与设计也被新的活动所改造,而且城市空间的性质也被重新界定。

强调上海社会主义城市实践的开端性,恰恰表达出一种告别的焦虑,希望与过去那个被看作是罪恶的渊薮,冒险家的乐园的殖民城市一刀两断。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城市的历史没法完全抛弃,“新城市”必然要从“旧城市”的血污中诞生。亨利·列斐弗尔曾指出:“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是意识形态的,它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23]当新的权力登临城市之上,必然会以一种全新的空间形式来向城市渗透,可是旧有的空间形式并不必然地退让,而是裹夹着不甘退出舞台的意识形态甚至是政治权力,在城市空间中展开了一场争夺。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24]描写我野战军的一支英雄连队,在刚刚结束了解放大上海的英勇战斗之后,奉命进驻南京路,在眩人眼目的霓虹灯下担负警卫任务,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剧作特意把冲突发生的地点安排在解放初期的南京路上,昔日的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尽管当时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但曾被誉为“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依然充斥着强烈的诱惑和腐蚀。
开篇即是表面上歌舞升平,而反动派潜伏于南京路上,宣告了一场特殊的“上海保卫战”的开幕。“南京路。华灯初上。摩天楼上霓虹灯光闪闪烁烁,海报《白毛女》和美国电影广告《出水芙蓉》争艳夺目。游园会门口附近,一阵腰鼓声过去。解放区歌声和爵士乐声此起彼落。叫卖‘晚报’、‘夜来香’的阿荣、阿香和兜售好莱坞电影画报、影戏票的非非,在奇装异服的人群中穿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25]南京路混合了现代都市强烈的光怪陆离之感,两种新旧的城市感觉与体验方式呈现破碎拼合的状态,彼此冲突,不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心态结构,预示了一种危险、不稳定的状态,故事正是在这样一个冲突的状态中展开。
隐藏在南京路角落里的敌特叫嚣,“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我们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发霉、变黑、烂掉!”[26];有在散发反动的传单“游园会,洗脑筋,要中毒,要当心。”[27];又在偷偷拍摄南京路的军事岗哨,还声称:“什么?游园会?笑话,我奉劝诸位,这完全是骗人的把戏!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洗脑筋……”[28]。南京路的霓虹灯下不仅有尖锐的敌我斗争,还存在着各种异质的声音。在美国记者偷拍南京路军事岗哨,开车在南京路欢庆游行队伍中横冲直撞被抓以后,南京路上显示出了不同的声音:戴眼镜的说:“适可而止吧!美国人不好惹。现在贵军解放上海之初,立足未稳,乱子闹大了不好收拾。”;资本家提心吊胆:“不要闹僵,上海滩还是要和美国人做生意的!不做生意,上海人吃什么?……我是替大家担心,再闹下去,上海滩真要坍了!”[29]而南京路上花店和菲莉咖啡店作为曾经的城市文化生活地标,表征了令人陶醉的西方生活方式,在剧本中却成为了破坏游园会的阴谋诞生的地方,不仅不再能象征现代都市提供给都市人的一切,而且连接了过去作为外国经济和军事势力屈辱标志,成为一种罪恶的延续,一种急待被改造和拯救的罪恶象征。
斗争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也渗透到了革命队伍内部。新战士童阿男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入伍,受了批评后竟开了小差;赵大大看不到这是一场无形的战斗,对站马路思想不通,一再要打背包上前线;连长鲁大成也一时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式,认为“南京路不能呆”……特别是主人公解放军排长陈喜,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可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面对着香风毒雾,他却显得迷惘,变得脆弱,逐渐失去了抵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他对妻子春妮的冷漠,对“上海兵”童阿男的放纵,对战友赵大大的冷嘲热讽,对连长和指导员批评的耿耿于怀,对阶级敌人警惕性的松懈……都让我们看到了在南京路酒绿灯红、柔歌艳舞中弥漫着巨大的诱惑,暗藏着无数陷阱。[30]那么,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人民解放军,最终是倒在了南京路,还是改造南京路?
同样,小说《上海的早晨》的开头也呈现出与危险而不稳定的“南京路”类似的画面:“马路两边是整齐的梧桐树,树根那部分去年冬天涂上去的白石灰粉已经开始脱落,枝头上宽大的绿油油的叶子,迎风轻微摆动着。马路上行人很少,静幽幽的,没有声息。天空晴朗,下午的阳光把法国梧桐的阴影印在柏油路上,仿佛是一张整齐的图案画。……在一片红色砖墙的当中,两扇黑漆大铁门紧紧闭着。铁门上两个狮子头的金色的铁环,在太阳里闪闪发着金光。”[31] 这样的上海书写,首先让我们想到的会是上海的衡山路。尔后随着文本的展开,无论是“弟弟斯咖啡馆”、“新雅菜馆”……这种最亲密的、最优雅的、最颓废的、最仪式的上海重新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极尽繁华灵魂的抒情脉搏、幻想的波涛和意识的跳跃。那里有的是低暗的光线与沉郁的场景:“虽然是白天,太阳老高的,可是进入弟弟斯咖啡馆光线就暗下来。登上旋转的楼梯,向右手那间舞厅走去,周围的窗户全给黑布遮上,一丝阳光也透不进来,舞池两边的卡座上有一盏盏暗弱的灯光,使人们感到已经是深夜时分了。”[32]就在这个闹市中僻静的咖啡馆,沪江纱厂的保全工人陶阿毛与厂长梅佐贤偷偷会面,策划如何在工会改选中在工人群体中埋伏,打入工人中伺机搞破坏分裂。咖啡馆正是为追求金钱和堕落提供了绝佳的隐蔽和无限的机会。“梅佐贤听到这里很高兴,他歪过头去,对舞池里望了望,那边有三对舞伴随着音乐在跳狐步舞。卡座里的人都是一男一女,在低低地谈着,谁也听不见他们在谈啥。整个舞厅没有一个人在注意他们这个卡座。”[33]舞池“空荡荡的,没有一对舞伴在跳,但音乐台上还是兴高采烈地演奏着伦巴舞曲,舞动的旋律激动着人们的心扉。”这里看不见的罪恶、毁灭正在角落里肆虐;而随后新生的力量也受到了代表着金钱和性的迷人又毁灭人的力量的侵袭,随之在这个欲望中的空间内沉沦和迷茫。小说写到了代表苏北行署卫生处来上海采购药品的张科长来到朱延年经营的福佑药房,他受到了非同一般、带目的性的接待,并渐渐被花言巧语所蒙蔽,在上海的“七重天”里迷失了方向:“夏世富先领他站在七重天的窗口,让他欣赏夜上海美妙的景色。天空夜雾沉沉,给南京路上那一大溜大商店的霓虹灯一照,那红红的火光就像是整个一条南京路在燃烧着。远方,高耸着一幢一幢高大的建筑,每一个窗户里发射出雪亮的灯光,在夜雾茫茫中,仿佛是天空中闪烁着的耀眼的星星。”在这里,张科长“感到自己到了天空似的,有点飘飘欲仙。”此时此刻,“音乐台上正演奏着圆舞曲,一对对舞伴像旋风似的快慢,灯光一会是红色的,一会是蓝色的,一会又是紫色的。”[34]摩天大楼里可以俯瞰着车流和人流,闪烁的灯光和转动的音乐宣告着“Light,hot,power”,魔幻的城市一角却足以激发起男子占有金钱、占有女性的欲望,并一发难以遏制,从老区来的纯朴的革命干部在狐步舞搭建的空间中跌倒在投机家、反动者和妓女的脚下。
很显然,这样具有暧昧意味的城市画面,是混沌停滞在处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大潮之中的“反历史”景观,是等待并需要被改写和重构的城市社会结构。一方面,这些旧有的城市形象作为一种被否定的“前历史”而相形见绌,并置于一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框架中。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殖民势力在上海建立租界,大量外侨随着外国殖民势力的入侵而移居上海,在上海建立起繁华的十里洋场,正如时人的《租界》诗所云:“北邻一片辟蒿莱,百万金钱海漾来。尽把山丘作华屋,明明蜃市幻楼台。”[35]在这些文本中,咖啡馆、舞厅和霓虹灯等作为一种人造空间体现了罪恶历史的遗留和残存,不仅表征了西方工业化后人们寻求新型娱乐休闲空间的特性,更随着殖民主义进入中国,始终印刻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文化意象和侵略象征,进而在今天成为潜伏的威胁国家政权、阶级稳定和人民利益的黑暗策源地;另一方面,这种叙述方式把过去的“具体性”从历史视野中消除掉,抹去以消费主导的城市的合法性,使得旧上海的形象迅速而完全地被新形象所吞没。
因此,在这样的脉络里,对于空间的争夺并对其进行改造,就成为解放大上海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咖啡馆、花店等所营造的消费空间成为一种对抗性因素,被表述为反动的、脆弱的和危险的。如何改造资产阶级空间,体现新的国家政权巨大的政治决心。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在人民广场举办游园会成为了刷新城市意义的有效手段。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文艺活动来提供广泛的社会主义社会环境和文化基础。在旧有的空间之中注入传输新的象征意义与文化政治内涵,对人们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社会涵化作用。这场游园会成功的意义将不仅仅是举办了一场群众文化活动,而是以空间作为权力意志表征,按照社会主义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来改造和改写“南京路”,树立起一幅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城市新景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的社会关系会产生新的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向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的空间的生产;同样新的社会空间也包含了生产与再生产关系。空间争夺的意义,将在某种程度上,比在军事和经济的斗争更隐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社会主义之所以显示出强大的决心来争夺并改造“南京路”,其合法性建立在对历史叙述的争夺上。陈喜、童阿男等差一点倒在了南京路上,是怎样的教育使其恢复了英雄的面貌,使其具备既敢于对敌斗争又勇于自我思想斗争的勇气和魄力?正是通过阿男一家的悲惨遭遇特别是他父亲的革命经历重新讲述了一个关于“南京路”的故事。周德贵在会上动情地说:“提起南京路,同志们,老话说不完了!我周德贵活了五十多年,亲眼看见英国海盗,东洋鬼子,美国赤佬在南京路上奸淫烧杀、横冲直撞!几十年来,单单倒在南京路上的革命同志和工人兄弟就无其数!从跑马厅到黄浦滩的块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的烈士的鲜血,有的资本家说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镑、银镑堆起来的!我说,不!是我们劳苦大众双手开出来的!是烈士们用鲜血铺出来的!”[36]原来阿男的父亲和周德贵解放前被工厂开除,只得流落到南京路上沿路讨饭。当时为了配合解放军打胜仗,他们一同参加了游行示威、罢工斗争。正在阿男父亲带着群众向美国兵冲过去时,国民党侦缉队长也就是老K和一班警察开枪打死了阿男的父亲。阿男的父亲就这样倒在了南京路上。回忆往事,童妈妈禁不住感叹到:“总算盼到了解放,盼到了你们!解放军肯要你,这是你阿爸前世修来的,妈万没想到你会办出这种丢人的事情!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37]南京路的灯红酒绿之下还隐藏着这样的故事,通过重新叙述,“南京路”不再是一个反动脆弱的腐败空间而成为了一个充满反抗斗争的革命空间。
通过重新叙述城市空间的历史,革命者也获得了新的合法性,进一步坚定了改造空间的意志。这是一条父辈流过血的南京路,这是被父辈鲜血浸过的南京路。指导员进一步鼓励童阿男——这是对阿男这样年轻战士说的,也是对许多被南京路上的香风吹倒的老兵说的——“同志们,今天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前辈们为它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38]从此,战士们的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不仅解救了被恶势力欺压的阿香,还成功击碎了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保护了南京路的胜利果实。南京路上的战斗胜利了,他们又要奔赴抗美援朝的新战场。在南京路上跌倒再在这里站起来,童阿男、陈喜在南京路上的成长和斗争的故事正表现了社会主义强大的空间争夺和改造的能力。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却保守落后,固守西区,失去了空间再造的能力。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当资产阶级小姐林媛媛要投身革命参加游园会的演出,吓得同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表哥惊恐不已,急切地拉起林媛媛回家:“媛媛,你跟我回去。媛媛,你听见没有,姑妈在等你!”;“我反对你参加这种演出。这不是歌剧,不是音乐,是一种胡闹!”;“这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39]当林媛媛不听他的劝告,他也只得无奈地回到姑妈家,独自弹琴,大叹:“反正这个世界,不是为我们安排的。它使我空虚,叫我痛苦!它夺去了我心爱的一切!”[40]而林乃娴也就是林媛媛的母亲听说林媛媛要报考军政大学,立刻心急如焚要找她回来,希望说服女儿:“我做人,向来是吃饭困觉,不问天下大事的。”[41]此刻,林乃娴的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已失去了往昔的力量,子女们迫切地要和家庭断绝关系,走向社会,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从林媛媛身上,可以看到固守一方的资产阶级摇摇欲坠,无奈而又必然地走上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之路。如同《霓虹灯下的哨兵》,电影《不夜城》[42]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个资产阶级子女最终离开资产阶级家庭的成长故事。解放前,民族资本家张伯韩的女儿张文琤整天只知道去百乐门参加派对,到商场抢购美国货,在家里开生日舞会。解放后,她却迅速成长了起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教育和帮助下成长为社会主义新人。当“五反”运动开始后,大光明纺织印染厂工会要敦促资本家张伯韩交待“五毒”行为时,工会主席沈银弟想到了张文琤,希望文琤以亲情的力量去打动她父亲,动员她父亲坦白。文琤虽然说服了父亲,但随后发现父亲并没有坦白“偷工减料”、“提高成本”等“五毒”行为,让文琤伤心失望之余最终选择了离开家庭,参加地质勘探队,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对城市空间的改造落实在具体的家庭空间中,“子一代”从资产阶级家庭中挣脱出来,表明资产阶级固守个人利益,在狭小的个人空间中固步自封,失去了与时代和历史互动的生产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刻迎接人们的,恰恰是新的城市带给他们全新的城市体验:对城市解放更是对人的解放,人民群众成为了城市新的主人。在《上海解放十周年》中,巴金亲切地把“上海”称为“我们的”,将受流氓骚扰和外国人欺辱的万恶的旧上海与像“一个充满阳光的大公园”的新上海进行对比。在上海这个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中国人恰恰没有对空间的支配权:在马路上问路,“也会遭到白眼,或者受到欺骗,人们互相猜疑,彼此提防,好像仇人见面一样”,公园门口不再挂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是“因为没有西装就进不了顾家宅公园(现在的复兴公园)”;在马路上走路,“会突然被人拦住,叫我高高举起双手,让‘包打听’来‘抄靶子’”[43]。南京路上有英国巡捕向游行群众开枪的血流过,苏州河对岸是被日军攻占的闸北和南市烧成的一片焦土,法租界的铁门外是哀求开门的南市居民……巴金充满气势地接连反问:“惨痛的回忆是写不尽的。抗战以前或者解放以前在上海住过一段时期的人谁没有一肚皮的怨气和一肚皮的苦水?谁不曾感觉到有多少重的担子压在自己的肩头,有多少人骑在自己的头上?谁没有眼睁睁地望着亲人死去自己却束手无策?每条马路,每座大楼,每个公园,每家戏院,哪一个地方没有上海人的血迹?哪一个亭子间、哪一个灶披间,哪一层阁楼,那一家棚户没有浸透上海人的眼泪?”[44]而现今“上海现在的确是‘我们的’了。从解放的第一天起,谁走在上海的马路上都会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一种真正的主人翁的感觉。谁都会感觉到自己跟这个美丽的土地有多么密切的联系。痛苦没有了,悲愤消失了,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怪物不是已经死亡,就是鼠窜而去……新的生活、新的工作在前面等待着每一个人。大家都有一种第一次昂起头真正做人的感觉,大家都感觉到这个美丽的土地多么需要自己为它工作,也都愿意献出全部力量把它建设得更加美丽。”[45]人们更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的建设中去:“从解放的第一天起,上海就在改变。变化一直没有停止,变化越来越大,而且没有止境。每个人不但亲身经历了这些变化,同时,也尽力促成了它们。一天接着一天,一月接着一月,一年接着一年,上海变得越来越干净,越美丽了。”[46]上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没有这样动人过,“今天任何一个人走在上海的马路上,他会感觉到他好像在一阁充满阳光的大公园里面,这里生命无处不在,这里万物欣欣向荣;他又像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面,这里人们休戚相关,心心相连,人人为我,我为人人。”[47]毫无疑问,城市不再意味着剥削、折磨、压抑和禁锢,而是带来了新的身体与心灵的解放。

二、新城市空间的再生产

城市是社会中各种力量角逐的战场,对城市空间的占有和控制,往往是社会权力最直接的映射。新的城市形象表征了不同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上海那些曾经的“浮华”,面临着争夺、占有、书写和涂改。上海的城市空间变迁,书写的正是其背后的社会力量的竞争与更迭。在考察上海城市形象变迁的过程中,或许可以把整个的都市空间看作这样一个剧场的场景:随着聚光灯照射角度的转换,场景中的主角不断变换。1949年之后,随着新的城市形象的登场,不仅唤起了城市中的人们对新的共同体的想象,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首先表现在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地位的空前提高。在电影《不夜城》中有几幅画面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是在大光明纺织印染厂厂区中。解放前厂门口“看出正是日班工人放工的时候,厂门里面的大院子里,工人们排成并列的三行,在等待出厂前例行的抄身。她(他)们全都穿得破破烂烂,形容枯槁,每一个工人手里是一个不同式样的饭篮、饭格或是饭匣子……抄身的地方是有天棚的,但稍后就是露天,工人们就排着队在雨里淋着。……按照通例,工人不能从正门出入。”[48]而在解放后,则是另外一番欢天喜地的景象:“正门大开着,铁栏拆掉了,野蛮的抄身制成了历史的陈迹;院子里竖着光荣榜,上面贴满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的相片(第一张大相片就是沈银弟);播音器正在播送着《我们工人有力量》。这是日班工人放工的时候,我们首先看见的是几辆载满原棉的大卡车开进了厂里,几辆载满成品的大卡车从厂里开出;接着是大批下了班的男女工人散出来,他们笑着,哼着歌曲,说着话,一片欢乐的声音。从外表看,她(他)们身上有一个跟从前显著不同的特征:女工手里几乎都提着手提包,里面放着课本,男女工襟上都带了钢笔,拿饭盒子的一个也没有了。”[49]因为过去“我们创造的财富,要到纽约和伦敦、东京和巴黎,到那些百万富翁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去找。帝国主义者王冠上最美丽的宝石中,凝结着中国人民的鲜血。留在我们这里的,却不过是他们压榨中国人民的牢狱和屠场,强迫中国工人进行不折不扣的奴隶劳动的工厂和企业。”[50]新中国建立后,“上海真正成为我国人民的工业基地和文化中心之一,是在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而当人们一旦认识到是为自己劳动、是用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创造幸福的时候,我们上海的面貌也就迅速改变了。”[51]工人阶级对于能够成功改变自身地位并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感到骄傲。城市的全新面貌表征了一个新的阶级空间性的全面登临,新的城市是一个依靠劳动人民的城市,而不再是“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城市”。
这座劳动人民的城市正力争实现由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重要过渡,工人阶级开始适应这个城市在转型后所建构的新的工作世界,并且塑造他们在新工作中的经验。过去,工人在城市中的日常体验是:“自己是受重度剥削、受到欺凌的劳动者”,因而只能是被动与顺从的角色。现今,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语言,不仅确立了工人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极大改变了城市自身。社会主义工业化重新定义了城市的含义,包含了使经济快速发展,使国家迅速现代化的远大理想。在《上海解放十周年》中,我们能读到如此冗长的统计数据,在那时看来,这些就是城市发展与转型的胜利成果:“就是这一年(注:1958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增加到一七一点三亿元,也就是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五五三点五。仅仅这一年增加的产值,就比一九四九年全年的产值还要多。上海的钢,这一年达到一百二十二万吨,一九四九年却只有五千吨,连个零头还不到。整个重工业,不是增加了一倍、两倍,而是相当于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一千八百五十三;连解放前占工业年产值一半以上的纺织业,也增加了将近二倍。”[52]有关工业产量、钢产量和纺织产量的快速增长以及上海在全国工业产量中份额的“令人振奋”的下降,使作者发出如斯感叹:“这些数字同样是从我们劳动人民身上长出来的呀!”;“上海这个全国人民的珍宝,是更加可爱了。”[53]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依旧是社会主义中国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但不再看重声光化电式的新鲜视角和刺激体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形态的强悍和活力,是以技术进步为标杆的工业快速发展。整部《上海解放十周年》使用两种彼此衬托的方式来描绘这座城市:一方面在整体的层面上,运用鸟瞰的方式,为上海绘制出一幅社会主义经济振兴的地图;另一方面则在局部的层面上,采取地面的视角,标举出单个的工业部门、工业单位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黄浦江边的钢城》是这样来描述“上钢一厂”的:“十年前,只有一座半烟囱。……现在烟囱是六十七座。那矗立在高空的两个巨人,是一号高炉和二号高炉。看,霞光万道,有一座正在出铁水呢。那黄烟滚滚的地方是平炉、第一转炉车间,这边是第二转炉车间。……列车员得意地说:‘你夜晚到这里来,一片灯海,那才迷人呢!’”[54]除了“上钢一厂”以外,《上海解放十周年》中还勾画了能造五千吨海轮的“江南造船厂”[55]、成功试制高级合金材料的“铜仁合金厂”[56]、毛主席曾经到访过的“上海纺织厂”[57]……如铜仁合金厂“全年的产值是一百二十二万元,今年计划产值达到了一千五百万元,而目前全厂资产总值才不过四十万元。”[58]这成就是“全厂职工发扬敢想敢做精神,将劳动和技术结合起来,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活动,刻苦钻研、大胆创造的结果”,“全厂上上下下,干劲十足,决心不断提高生产,迅速地试制出大量的新产品,把铜仁厂变成一个先进技术中心”[59]。技术成为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必须攻克的难关。因为资方工程师不愿意把作为自己本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工人们,工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工人代表王同兴用新的配方和工艺条件将无缝镍管试制成功的事实,大大鼓励了铜仁厂工人深究技术的信心。这样的技术革新凝结成了这个城市中一代人的共同理想,也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面貌。
随着生产空间的变革,城市的生活空间也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上海的早晨》中,与第一卷开头描述的表征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西区”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的第三卷出现了一种标志着社会主义新气象的城市空间——工人新村。一位上海纺织女工的代表汤阿英,由于在和资本家斗争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和在车间劳动中出色的工作成绩,她全家分到了上海市第一批工人新村的住房,得以脱离肮脏陈旧的棚户区,搬入新建的曹杨新村:“只见一轮落日照红了半个天空,把房屋后边的一排柳树也映得发紫了。和他们房屋平行的,是一排排两层楼的新房,中间是一条宽阔的走道,对面玻璃窗前也和他们房屋一样,种着一排柳树。”[60] 这是对普通工人获得这个城市中新的居住空间的第一次全面的礼赞。随后,小说又动人地描绘了曹杨工人新村的全景式社会主义生活画卷:“大家走出了学校,暮色从四面八方聚拢来,房屋,柳树和草地什么的都仿佛要溶解在暮色里,模模糊糊看不清楚了,只有路边的河流微微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幢幢的人影在路上闪来闪去。这个新村,只有合作社那里的电灯光亮最强,也只有那里的人声最高。从那里,播送出丁是娥唱的沪剧,愉快的音乐飘荡在天空,激动人们的心扉。一眨眼的功夫,新村的路灯亮了。外边开进来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把劳动了一天的工人们从工厂送到他们的新居来。像是走进了一个新奇的世界,灯光和暮色把新村送进迷离变幻的奇境,茫茫一片,看不远,望不透,使人感到如同走进一座无穷丰富的奇妙的新兴城市。”[61]就这样,上海不仅全然脱离旧有的城市形象,同时宣告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腾空出世。工人阶级作为城市新的主人翁在文本中获得了相应的话语权,讲述了一个新的关于城市的伟岸传奇。而在现实中,社会主义的城市形象正不断地占据城市的空间,用来表征一个新国家中领导阶级的历史登临。而城市重建的中心就在工人新村——一种广大的工人住宅群——由于建设规模宏大、风格鲜明并主要服务于工人阶级,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城市设计对“上海”面貌的改变,既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改变殖民化城市的面貌、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等),同时也关系到城市形态的变化(从“消费型城市”向“生产型城市”的转变)。而工人新村的建立,恰恰对应了社会主义对“上海”城市改造的诉求。因为“工人新村”一方面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另一方面“生产型”城市功能的发挥,需要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和投入。工人新村的建立虽然没有大规模地改变工人的生活条件,却具有十分明显的“示范”作用,让工人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把宣传意义上的“主人翁”地位落实为具体的生活感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的社会主义城市设计是以“先生产、后生活”为基本原则的,建国以后近30年间,“先生产,后生活”的宗旨始终贯穿于近郊工业区的建立和中心城区用地规模的扩大过程中,直到70年代末,上海基本上只注重企业发展,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所以中心城区尽管有所延伸,但其发展的范围和质量均相对地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不过,工人新村的出现把这个原则复杂化了。社会主义城市设计也要顾及“生活”的问题,但它对“生活”问题的考虑是以“生产”为前提的。换句话说,“生产”和“生活”的原则在工人新村上已经一体化了,“生活”成为了“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也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大工业的现代生产方式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穿越,“组织化”的“生产”形式和“生活世界”的重建之间具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具体而言,“大工业化”本来就和现代“住宅”问题联系在一起,早在1887年,恩格斯就指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缺乏’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旧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里。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宅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短缺现象。在开初就作为工业中心而产生的城市中,这种住宅短缺现象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拉德福德、巴门—爱埃尔伯费尔德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宅缺现象曾经具有急性发作的形式,而且大部分像慢性病那样继续存在着。” [62]针对由高速工业化同时也是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住宅问题,恩格斯提出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由社会主义国家把房产分配到工人的手中。但他没有预料到随着20世纪城市人口剧增,即使革命成功,把原有的住房平均分配也不足以解决“单个家庭的独立住宅”问题。因此,20世纪建筑业在工业化的高度压力下,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设计出一种标准化、低成本、预制构件的“平民住宅”,从而现实地解决在有限的空间之内,经济合理地容纳更多人口的问题,并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63]
这样的设计和建筑理想也体现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在经济力量有限和“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仍然非常重视住宅建设。在三年(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1953~1957年)时期,国家用于住宅投资分别为8.3亿和53.79亿元,竣工住房面积为1462万和9454万平方米,住宅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为10.59%和8.8%。由于原有基础薄弱,又受经济能力限制,当时的住宅建设能达到这样大的规模,和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是难能可贵的。按经济承受能力来分析,建国初期的住宅建设是一个较快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住宅建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急待恢复的工矿区和新建大型厂矿生活区。同时也维修改造了一批破、旧、危房和棚户区。这一时期比较有特色的住宅建设,一是有的城市建造了工人新村,如上海的曹杨新村、北京崇文门幸福村;二是当时著名“156”项大型建设项目中的新建项目,都建了生活福利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5月17日,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派到普陀区调查工人住宅的工作组,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

普陀区在6.2平方公里的境域内,由于过去数十年来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面,市政建设极为畸形,工人居住不但普遍地十分拥挤,既缺少空气,更没有阳光。工人夜班回来得不到很好的睡眠,而且绝大部分的工房都已超过使用年限,破烂不堪,时有倒塌危险。棚户区域根本没有道路,雨后泥泞难走,臭气四溢,环境恶劣。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必须改善和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今天要改造与建设这个城市,在居住上如果不创造条件,不大量逐步建筑新的住房,而这对生产也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次市政建设,首先以普陀区建筑工人宿舍这个内容为重点。[64]

主导这份调查报告仍然是“为了生产”而“改善生活条件”的思路,但从中也不难看出,解放后的上海,人民政府一直面临着改善下层居民居住状况的巨大压力。
因此,工人新村的意义首先体现在解决广大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特别是改善下层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回顾解放初期,当时城市底层产业工人的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大部分人都住在用竹竿、苇席搭建而成的被称为“滚地龙”的“棚户区”中。这种“滚地龙”,夏不能避暑热,冬无法御风寒,雨天潮湿、漏水更是家常便饭。[65]解决这部分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问题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当务之急,同时也关系到与城市整体综合发展相关的卫生和治安等问题。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潘汉年副市长受陈毅市长委托,具体负责筹建工人新村的领导与监督工作。《上海的早晨》中的曹杨新村的兴建正是当时城市改造中的一项重要的工程。[66]除了曹杨新村以外,当时的上海还规划了其他八个类似的工人新村[67],其建设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开创了上海成批建设住宅新村的道路。《不夜城》中也表现了当时工人居住空间的前后变化。工人老瞿的家——解放前:“一件破烂的草棚子。正漏着雨,桌子上、床上、地上,到处用面盆、铅桶和盆盆罐罐一类家伙接着漏。”[68]而解放后却是全新的景象:“老瞿的新居;一幢工人新村一类的宿舍的底层,屋子的特色是简单而洁净。一些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