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韩声涛：老朽忆旧之（五）豫中会战

危急时刻

有一次，部队在湖北随县、应山之间的丘陵地带运动，以相机攻击日军。当时第4师成立了先遣支队，作为全师的先头部队。师长石觉指定先遣支队由我营组成，专门给我配了一部电台，并将师部直属的骑兵连拨给我。先遣支队归师长石觉直接指挥。

那天先遣支队行进中突遭日军密集炮击。我登高用望远镜观察，大吃一惊：日军密密麻麻正向我先遣支队围攻而来，约有1个联队（相当于团）的兵力。显然这支路过的日军早已发现了我们，企图予以围歼。战况十分紧急，我欲通过电台向师长石觉请示，以决定作战行动。可糟糕的是在日军第一轮炮击中，电台即被炸坏，我无法与师长石觉取得联系。一联系左右翼，我气不打一处来：分别在左右两翼的骑兵连和第九连竟已擅自撤离。我当即决定组织突围。我摊开地图迅速确定了突围方位，下令部队立即实施突围。我记得在带着部队冲过一条溪流时，因又气又急，我吐了一口血。我率官兵奋力抗击日寇的围攻，战斗中我身边数人中弹牺牲。所幸突围方位选得准且行动快，突围成功，先遣支队共伤亡近百人（其中牺牲40多人），毙伤日寇数十人。

突围后师长石觉表扬了我：“危急时刻能把队伍基本完整带出，很不简单。” 擅自撤离的骑兵连连长根本不敢回去见师长石觉，脱离队伍独自逃走了。第九连连长向我请罪：“营长，鬼子实在太多了，炮又炸得厉害，眼看就要被包饺子，我一时糊涂，实在该死，任凭营长惩罚。”其实他平时是能打仗的。念他跟我打了不少仗，我只是把他狠很训斥了一顿，饶了他，没有向师长石觉报告。

受歧视

在第4师呆了几年后，一种过去在第91师从未有过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不公平、受歧视。眼看着同级和下属的军官升迁，我的职位却一直不动。我从军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但正常的升迁表明对你战功和指挥作战能力的认可。可战功和指挥作战能力明显不如我的同级甚至低级别的都能得到提升，怎叫我服气。更糟糕的是新任团长知道我是第4师的“4大金刚（所谓最能打仗的）”之一，生怕我不服他指挥，生怕我看不起他，老是对我心存戒心，常搞些小动作，搞得喜欢直来直去的我心里很不舒服。我给师长石觉写信，发牢骚，要求调离第4师。石觉即回信安抚。信中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他们黄埔的可以满天飞，而你只能在第4师求发展。” 石觉对我讲的是真心话、实话。石觉的话里还有一层意思我也明白。打仗、训练、带兵我都在行，但我不拉关系，不搞亲亲疏疏，对不对的事、不公平的事我敢讲话，不管你有什么背景，容易得罪人。想整我的小报告打到石觉那里，起不了什么作用。最多不过石觉告戒我：“你讲话要注意！” 但我这山东人的性格是改不了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似乎已溶入我潜意识中。石觉了解我，在第4师可以得到他的谅解和关照。

当时汤恩伯第31集团军军官升迁的一般规则是：团长对连长任命有最终决定权；师长对营长任命有最终决定权；而团长这个重要职务的任命必须报集团军总司令部，由总司令汤恩伯最终决定。汤恩伯对自己的核心部队的人事权抓得很紧，有时根本不经程序直接提名任命。例如在贵阳，汤恩伯抵第13军军部，向军长石觉点名万宅仁任第89师（也是汤恩伯的基本师，汤曾任该师师长）师长、潘如涵（我当第3营营长时，潘是第1营营长，潘后任第89师师长）任第4师第11团团长。在强调派系的汤恩伯部，尤其在汤恩伯的最基本师第4师，我这个非黄埔的原东北军出身的军官怎可能得到正常提升。在汤恩伯部，不是黄埔的是当不了师团长的。了解我的石觉可以用我当营长，但提升团长他就没有办法了，他也受制于那个体制。这就像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出身不好”或“有海外关系”的人不能重用一样。后来石觉升任第13军军长，就把我调离11团，升任第10团副团长。

关于黄埔军校，我想说明一下有关情况。黄埔军校是“陆军军官学校”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简称。黄埔军校创办于1924年6月，正式名称为陆军军官学校，因地处广州黄埔，故简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建校时由孙中山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军校在广州黄埔共培养了五期学生。1928年3月陆军军官学校从广州黄埔迁至南京黄埔路，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先后设立过多所分校。当时在黄埔军校本校及分校学习的有学生和调训生。类似于现在的本科生和调干生（培训生）。在国军一般部队也许不太强调两者的区别。但在强调派系的中央军嫡系汤恩伯部，像我这样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毕业的是绝不会被视为“黄埔生”的。

抗日英雄赵维斌将军的遭遇

1942年初，第4师由豫南调往河南临汝驻防。此后部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防守休战状态，以军事训练为主。1942年夏，第85军副军长兼第4师师长石觉（石觉当时还兼任第31集团军突击纵队司令）升任第13军军长，第4师即由第85军编回第13军（第4师最初就隶属于第13军，1938年春编入第85军）。当时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对石觉说：“希望你恢复13军生龙活虎般的雄风。” 不久军长石觉把我调到第13军军部任训练总队长（应是正团长担任的职务），协助他开展干部与部队训练。石觉曾兼任第31集团军训练处处长。他对军事训练很重视，也很内行。他对德式军事教育尤为欣赏。

在临汝，我有幸见到了老旅长赵维斌（1900年生，辽宁锦西人 ）将军。当时他作为少将高参到临汝视查。我盛情相邀款待。武汉会战后一别数年，相见分外亲热。他略显憔悴，精神面貌亦不如前，但在我心中，他始终是当年那位气度儒雅、仪表堂堂、率部奋勇杀敌的东北抗日名将。他是老资格军人，和汤恩伯一样，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1937年5月）就正式授予他少将军衔，比石觉获授少将军衔还早两年。当时已调第31集团军司令部的万宅仁也来作陪。席间他回顾了我在91师时的情况，最后说：“声涛能文能武，是个人才。” 万宅仁点头称是，说：“我了解他，是个人才，这样的人才要用。” 赵维斌将军离开临汝时，我派了1名精壮的卫兵护送并专门为他挑了一匹好马。

我挑马是比较有经验的。因为我在冯占海部的军士队和警卫营当兵时就配有战马。战马伴我转战东北，伴我穿沙漠、过长城（策马所见，正所谓“黄沙三万里，长城一带天” ），千里行军。战马与我配合默契：它能随着我的挽缰鞭策，或奔驰，或缓行，或静止，或卧倒；你打盹时它就主动放缓马步，尽量走得平稳；你若睡着了从马背上落下来，它即刻停下来并用舌头舔你的脸，用头拱你的身体，尽快把你弄醒（这在饥饿寒冷的冬季荒漠征程中尤为重要，否则你会躺在荒漠里永远醒不来了）。后来我当营长行军也一直骑战马。我先后骑过好几匹战马。战马通人性，对主人有感情。我曾有一匹很好的战马，不幸得了传染病，按规定必须立即枪毙以免传染其它战马。可我实在下不了手，就叫我的马夫去执行。谁知马夫也于心不忍，就把它栓在旷野中的一间空屋子里。当部队已走了2、30里路时，突然听见战马嘶鸣声。我回头一看，原来那匹战马竟挣断缰绳追踪而来并径直奔至我面前停下，呼哧喘气。久经沙场的我竟一阵心酸。马夫流着泪把它枪毙了，掩埋后给它焚香烧纸。据说日本人称战马为“无言的战士”，此言不虚。

过了一段时间，赵维斌将军给我来了封信叙谈情谊并叫人把马送了回来。岂料数月后，一个熟人告诉我：他听石觉说，赵维斌将军在洛阳自杀了，具体情况不清楚。为此我难过了好几天。此前曾听说赵维斌将军在河南一个县受一位老部下款待时，席间有人出言不逊（此人大概是嫡系的或有背景的），激怒了赵的旧部：你敢瞧不起我抗日有功的老旅长！并动手与那人打了起来。赵维斌将军是有名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后又率部参加热河抗战、察哈尔抗战、河北固安抗战、山西太行山抗战和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后，能征善战的赵维斌将军本该继续带兵杀敌，却被安排了闲职，并受到冷落，其忧愤可想而知。我至今怀念这位抗日英雄。

参加豫中会战

1944年，经过充分准备的日军倾其全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美军在华空军基地并摧垮国军主力的“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投入兵力50余万。这是日军历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也是日军在中国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作战。日大本营要求在执行“一号作战”计划中，对所有的兵力与支持要求都给予最优先的配合。

作为“一号作战”的第一期作战（第二、三期作战分别为长衡和桂柳战役），1944年4月至6月，日军以5个师团、5个旅团15万余精锐兵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指挥，分三路向豫中（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以图迅速打通平汉（北平—汉口）铁路南段、攻略洛阳并歼灭国军在河南的主力。中国第1战区集中17个军30多万兵力抗击日军。史称 这次作战为 豫中会战。

豫中会战一开始，我即由13军军部回到第4师第10团参加战斗。部队起初在登封、密县一带抗击日军的猛攻，敌机轰炸得厉害，我们伤亡不小。我们奋勇抗击，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并乘胜追击之。后期部队转战于临汝、嵩县一带，主要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当时日军以1个战车（坦克）师团（这是日军在二战中首次出动战车师团进行突击作战。此前日军战车部队分散配属于各野战师团。日军借鉴德军组编战车师团以充分发挥战车快速机动的特点）、3个陆军师团和1个骑兵旅团从几个方向围攻国军，妄图一举消灭汤恩伯部的主力。我们边走边打，连续行军，很艰苦。部队最终冲出日军的包围。

时任第13军军长的石觉将军曾回忆当时情况：“本决战役中，只有13军在登封打了一场胜仗。……敌寇于4月18日突破中牟泛防，18、19两日突破邙山头监围阵地之汉王城后，20至22日继续攻陷密县，……我们依攻势防御要领，迎击由密县方面来犯之敌。24日晨敌110师团在敌机掩护下，向登封以东之中岳庙、新店、三官庙我主阵地连续猛攻，为我守军第4师以有组织的猛烈火力指向敌人攻击部队。激战至傍晚，敌军各处攻犯均告顿挫，本军乘机转移攻势，由南侧面向马鸣寺、牛店方向出击，自郑州密县退出之我85军见我军战胜，亦出现于北赵、石门以北山地，向景店威胁，敌不支狼狈向密县溃退，我衔尾追击。25日我奉命将守备任务交85军接替，亲率第4、89师及29军的暂编16师，分向密县西南两面攻击，……敌于我压迫之下，退据密县附近，倚城负隅顽抗，我屡行进攻，均为敌炮火及反扑所阻，进展困难，而形成拉锯相持状态。此时敌军主力已攻下许昌……然后敌主力向右旋回攻陷郏县，以风驰电掣之速度进犯临汝。临汝为洛阳门户，敌来势凶猛，汤总司令于5月4日电令我亲率第4师自大冶取道七里沟向临汝以东敌之后方攻击。我于4日晚率第4师抄小路夜行军，向临汝前进（相距90华里）。行至半途，临汝已告失守，……遂决心打从临汝以东之十里铺，切断敌人后方连络线，然后徒涉渡过汝河，跳出敌军包围圈之外，并在汝河南岸取得外线位置后，再和敌人作战。……此时敌战车及汽车装载之步兵正向嵩县进犯，我乃穿过敌线北进，方抵石锅镇，赴宜阳道路又为敌切断，当在石锅镇附近击退进犯之敌步骑3000余名，军搜索营长郭士荣奋战阵亡。旋奉命协同38军政守伊河河谷、沙坡头、韩城之线，方击退敌先头部队，而嵩县西犯之敌又已出现于我后方之洛宁，不得已再由木栅关突过敌线西进，攀登伏牛山高峰，抵达南麓时，而敌又超越至我之后方，乃再由嵩县西方突过敌线南进……，在此时期内，敌军纵横，……敌人以最大之前进速度，将国军部队各个分隔，使我进退失据，失去及不克发挥应有之战力。本军在此10日之内，在丛敌之中往复攻守，且曾四度突过敌线，不眠不休，饥疲交困，艰苦情况概可想见。” “此次会战，敌军以本军为首要歼灭目标，明载于其作战计画图文之内，如依其预定计画以其主力向右回旋，并以战车第三师团、骑兵第四旅团深入我后方，遮断后路，同时以六十二师团自禹县，一一○师团自密县，三十七师团自临汝，由东南北三面，将登封南方亘西南方一带山地之本军作战部队，一举包围，足可捕捉歼灭我军主力于战场。按日军纪录：‘其作战目的，在捕捉汤恩伯之主力31集团军，尤其13军。但虽在禹县及颖桥等地获得局部战果，而13军主力，则在汤恩伯巧妙指挥下，仍能逸脱．……虽予以封锁，反被突破，始终未能捕捉战意顽强之汤恩伯兵团主力。’这出自敌人口中的说词，应是最客观的事实明证。”“本军到达贵阳后，军事委员会颁我一座勋章，以赏登封战捷之功”。

豫中会战中，日军集中准备充分的精锐兵力（其保密工作做得十分严密），攻势猛烈；国军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判断错误（对日军倾其全力发动的 “一号作战”,且日军已兵临郑州,大举进犯之时,国民政府军令部和第一战区指挥官却仍然是“依据以往豫南会战和郑州会战的经验”拟订作战计划。美国驻重庆武官竟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则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且整体指挥混乱，加之整个后勤支持与空中掩护严重不足，打得很被动，且发生豫西民变（当时部分豫西山地民众趁战乱截击、抢夺国军部队）。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汤恩伯均被免职。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各方说法不一，最终还是得由历史学家作结论。

豫中会战结束不久，即有一个诽谤第13军和第85军的谣言散布开来：“八五也是一十三。”由于是顺口溜，传得快。意思是说第13军军纪败坏（诸如“豫中会战中第13军士兵每人都牵着一头牛（抢老百姓的）走”等谣言），第85军军纪也坏，跟第13军一样，因为8加5也等于13。恶意中伤，到了荒谬的地步。我当时听说后觉得荒唐、可笑，不屑一辩。但不明真相的人就可能轻信了。谣言的产生和流传有其背景。当时河南已连续2年大灾（旱灾、蝗灾），加之战乱，社会动乱，民生艰难。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为扩大抗日队伍，收编了不少河南的游杂部队及反正伪军，这类部队军纪败坏，竟公然冒充第13军扰民，引起民怨。各类反汤恩伯势力乘机推波助澜，企图以中伤汤恩伯的最基本的部队而遂其意愿。

传播谣言，令人气愤

没想到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听说某电视台的纪念抗战的一个节目中，作为宣讲者的一位演员竟也煞有介事讲起“八五也是一十三”来。当然，他只是照本宣科而已。演员演戏是内行，但对抗战史未必很了解。看来需要我这个亲历者来解释解释，以正视听。

国民革命军第13军和第85军是中央军的精锐军，是国防军、野战军，是华北日军视为“天字第一号大敌”的汤恩伯部的主力军，是久经大战磨练的抗日劲旅，也是日寇眼中的劲敌。这两个军在多次大会战中痛击日寇，日寇多次企图围歼之而未能得逞。日寇在豫中会战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围歼作为汤部主力的这两个军。结果又落了空。这两个军的各级军官绝大多数是正规军校毕业的。基层军官中有很多是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军校毕业后从军的，不少还是名牌大学的。我属下的连排长就有上海复旦、交大等名校的。他们绘制作战地图，又快又好；战斗、训练之余，他们研读原版外文书籍，令我感动。当时我常想：“要不是日寇侵略，他们本可以继续深造，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再有，国民革命军是讲革命军纪的，是重视爱民及军纪教育的，对违纪扰民是要严厉处理的，尤其是在中央军的精锐部队。第13军和第85军中违纪扰民的不可能没有，但肯定是少数。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该电视台竟然传播61年前的把抗日劲旅诬蔑为土匪军的谣言，对得起第13军和第85军殉国和幸存的抗日官兵吗？作为抗战时曾在这两个军任副团长和营长的幸存者，我很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