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重压迫下打工妹主体的形成
作者将工厂视为一个针对打工妹的社会暴力( socialviolence) 的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打工妹受到三重压迫,首先是全球资本主义,其次是现行体制,最后是家庭的父权制。作为一项力图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研究,作者将她的讨论置于一个非常宽广的理论体系中。作者采用马克思和福柯的理论考察了现行体制和工厂对劳工的控制及其剥削手段;采用福柯和克莱曼的理论以及德勒兹和瓜塔里关于“抗争的次文学”(minor literature of resistance ) 的思想,分析了打工妹可能的抗争方式,并将它概念化为“抗争的次文体”(minor genre of resistance ) 。
在导论中,作者首先讲述了晓明(Xiaoming) 的故事。1993 年11 月19 日,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发生了一场大火。在这场大火中有87人死亡(其中女工85 人) ,另外20 人重伤,25 人轻伤。（注1）晓明就是在这场大火中经历了与所有同乡姐妹们的生离死别而幸存下来的打工妹。相关的调查数据表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基本劳动权益经常受到肆意侵犯,工伤事故的发生更是司空见惯。（注2）根据我的调查经验,这些从农村外出打工的女工是知晓这种工伤风险的,很多人在工作过程中通过头痛、背痛和眼睛疲劳等身体痛楚的方式真切体会到了劳动环境的恶劣和工伤风险的存在;她们也对在城市中可能遭遇到对其农村出身的歧视有所认识。但问题在于,如此的高风险和可能遭遇的歧视并不能阻挡外出打工的梦想和渴望,正如作者所说,晓明所经历的这场大火能使厂房崩塌却无法将年轻打工妹们的梦想燃成灰烬。这是为什么呢?
作者在第二章分析了外出打工的动因。作者指出,从农村地区涌向城市的“民工潮”远远不是将其归因于贫困或者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等观点所能解释的。贫困作为具体的社会欠缺形态,是由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力共同创造和组织出来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是户籍制度持续实施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既有的城乡差距被国家和市场共同建构出一种消费性话语,从而不断激起一种力图消除这种差异的社会性欲望。换言之,农村的贫困和巨大的城乡差异,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建构( social construction) 。对像晓明一样的打工妹来说,她们并不幼稚或是被骗进工厂工作,也不是被家庭强迫外出打工的。打工妹们在知道工厂生活的现状以及可能遭遇剥削、歧视和危险的同时,仍然选择进入工厂工作,其原因在于她们具有摆脱贫困落后的农村进入现代化的城市从而成为现代人的强烈欲望,她们在成为工业生产者的同时,也成为了现代商品的消费者。此外,外出也意味着摆脱家庭的掌控,过上一种“自己挣钱自己花”的自主生活。简言之,外出打工既是一个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个人自主的过程。
尽管作者强调外出打工是一种自由选择,但该书的主要旨趣在于分析打工妹遭遇的剥削和她们可能的抗争方式。在第一章中,作者着重探讨了权力如何与资本结合从而阻止劳工的抗争。一方面,国家放松了对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资本可以获得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户籍制度仍然禁止农民工在城市永久居住,他们无法成为城市常住人口,无法拥有城市人应有的公民权利。农民工的暂住人口特征决定了他们的高流动性,因此很难组织成有效的集体抗争。这样资本就获得了驯服的、临时性的劳工。简言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同时现行的制度安排限制了工人阶级化过程的出现,导致他们无法在城市中扎根并形成工人阶级的生活小区,从而共享工人阶级的经验(任焰、潘毅,2006:31 ) 。
现行体制对农民工抗争的限制不但体现在制度层面,同时也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作者进一步分析“阶级的失语症”( discursivedyslexia of class ) 。尽管中国工人阶级的权益状况十分恶劣,但与此同时,“阶级”这个词汇却已经被掏空得只剩下一个躯壳。
阶级的话语不仅被国家现代性的霸权话语所取代,同时也遭到了普通民众,有时(甚至) 是工人阶级自身的普遍憎恶。( Pun,2005:24 )
作者指出,由于国家致力于成为全球经济链条中主要的商品供应者,它不仅对建立工人阶级意识失去了兴趣,而且采取了刻意回避的政治策略。去除阶级分析,是为了回避阶级差异和社会特权而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从而给强调个人主义、专业分工、机会均等和开放市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铺平道路。总之,现有的制度安排和霸权性意识形态的存在使农民工无法组织起公开的、集体的抗争行动,也无力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生活风险。
作者表明,伴随着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结合,诞生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工人——打工妹。打工妹可以分成“打工”和“妹”两个部分进行解读。改革开放之前使用的“工人”一词与现在使用的“打工”一词存在着明显区别。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在社会中享有农民阶级望尘莫及的高度特权地位,国家宣称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作为“社会主义老板”,国家向工人提供工资和各种社会福利待遇。在当代中国,“打工”意味着劳动者不再受到国家的全面庇护,意味着临时性的劳动,会被任意解雇的劳动,并且是随时可能被更低价格的劳动所替代的劳动。换言之,“打工”一词意味着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向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潘毅,2005:103 )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往往对工厂存在的超时加班、拖欠工资、工伤频发等现象视而不见。同样,改革开放之前,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下,中国是忽视或否认性别差异的,比如所有人都可以互称“同志”和“工人”。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力量的兴起开始强调性别差异,例如将打工者区别为“打工仔”和“打工妹”。“妹”被用来指涉未婚的、年轻的和地位较低的女性。在第五章中,作者指出,工厂对打工妹的偏好是因为它需要驯服的、忍耐的、被认为更加适应于工厂机器的女性身体作为劳工。作者认为,工人的女性化(femaleness) 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崭新创造,是精心设计的国家内部的劳动性别分工。工厂管理者往往具有男性特征,而车间女工如果不表现出女性特征就会受到惩罚。男性特征更多与文雅、教养和权力相关。因此,劳动的性别分化在男权社会中不断被重新合法化( re-legitimized) 和自然化(naturalized) 。
作者指出,打工妹作为一种社会类别( social category) ,首先是通过他者化的话语(discourse of othering ) ,其次是通过规训技术(techniques of discipline) 建立的。对打工妹的社会建构和身份贬低部分源于差异的区分。作为打工妹,她们不同于年轻男性;作为打工者,她们是劳工,而非“工人”这一类别的成员。作为农村出来的流动人口,她们被视为落后的、贫困的和非现代的。不仅仅是城市人这么看待她们,她们自己也贬低其农村出身。
到此为止,作者详细地展现了一个多重的剥削和控制体系:致力于吸引外资却忽视劳工权益的政府;限制农民工组织起来进行抗争的户籍系统;鼓励女性表现出驯服特征的意识形态;导致农民工遭遇不公正待遇的对其农村出身的歧视。在这种情况下,打工妹几乎丧失了所有可能的抗争资源,我们如何来看待她们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可能采取的抗争方式呢? 作者指出,打工妹远非一件简单的文化产物,更不是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也不是一种性别构造。打工妹的自身主体化过程与社会对主体进行塑造的力量处在不断的斗争之中。她们不仅仅是驯服的身体,同时,她们也是“机灵而反叛的身体”,她们懂得应该如何在权力和纪律体系的缝隙之中进行抗争,这种抗争甚至可以成功地将规训权力颠覆或瓦解。在本书最为精彩也是最具争议的第六章中,作者将打工妹的故事与体验、疼痛与煎熬、尖叫与梦魇交织在一起,描绘了一幅“反叛的政治学与诗学”的生动画卷。我将在下文对此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
二、个人困扰和公共议题:阿英的尖叫、梦魇和抗争
在第六章中,作者以富于社会学想象力的笔触,从一个工厂女工的尖叫和梦魇入手,深入分析了作为主体的打工妹在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如何被资本主义、现行体制以及男性文化的势力撕裂;底层女性如何面对强大的社会,以及身体痛楚如何在工厂中产生,如何对工厂体制进行抗争。
为了透视这一细致和复杂的抗争过程, 作者在抗争的次文学(minor literature ) 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抗争的次文体(minorgenre ) 的概念,同时借用了多元文学(heterologicalliterature) 的概念,为了便于比较,我根据作者的相关讨论总结成表1。作者指出,看似个体化的工厂女工的尖叫和梦魇是每个女工都不得不面对的悲惨处境的反映,同时也是对她们痛苦遭遇的一种谴责和抗争。在阶级“失语”、性别论述等话语体系的作用之下,虽然女工丧失了抗争的符号资源(抗争的语言) ,但她们的尖叫作为对符号世界的抗争,表明了其主体性的存在。
作者采取一种由近及远、由小见大的分析思路,首先分析了阿英( Yan) 尖叫和梦魇的工厂生活起源,然后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作者指出,加班工作所引起的身体痛楚首先在意识领域表现出来(搬进新宿舍时的尖叫) ,然后进入无意识的梦境,最后的尖叫则发生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在醒来的一刻尖叫)( 参见图1) 。作者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阿英的尖叫在若干程度上类似于弗洛伊德( Freud) 描述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traumaticneurosis) ,但是,除了异常和寻常的身体痛楚外,在她的生命中并没有如精神分析所认为的可以当作个人创伤的意外或突发事件。因此,作者断定,阿英的梦魇和尖叫存在于她的社会生活经验中,她的创伤是心理的,也是社会的。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阿英梦魇和尖叫的社会及文化起源。
为了简化讨论,我根据本书作者的相关讨论,将阿英外出打工的经历与社会转型过程并置在一起(参见图2) 。在阿英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与个体之间一种更为动态的关系,她的个人经历深深打上了社会转型的烙印,虽然她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渴望,获得自主性,但在强大的社会和文化面前却无可奈何、进退维谷。她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和男性文化及父权制的三重挤压:追求职业生活却换来一副残损的身体;性欲和道德压力的矛盾使她精神紧张;婚嫁的文化要求和国家对流动性的限制则把她困在中间。因此,社会可能是“外在”的,但无时无刻不在对自我实行压力。急剧的社会变化不是阿英所能控制的,在阿英认识和拒绝它的时刻,破坏了她的自我感觉(sense of self ) 。所以,这里不存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个体永远在不同程度上处在认识社会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明白“人不可能是个体化的”这一说法的含义,更重要的在于去解析这个“非个人化”(impersonlization) 的过程。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个人困扰(privatetroubles ) 和公共议题(publicissue ) 紧密结合起来,从阿英的尖叫和梦魇来透视整个社会转型过程,超越了个体和社会的二元对立视角,将个体的生命历程与重大社会变迁勾连起来,完成了一项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
阿英的故事揭示了社会和文化施加于个体的强大压力,那么,个体在压力和现实之下如何反应、自处,并作出抗争呢? 作者指出,梦魇和创伤经验的重复,可以解读为坚持斗争以及对斗争自由的不懈追求。阿英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她在梦中遇到了障碍,她并不放弃,发出了处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尖叫,显示了她斗争的存在。“阿英在人类自由和实践的漫长旅行中,开创了一种抗争的次文体”(Pun,2005:188 ) 。
尽管阿英的尖叫、梦魇和抗争是她在遭遇过度加班工作所带来的疲惫及社会和文化的强大压力后所引起的一种身体痛楚和个体化的反应,但同时也具有群体的意义和累积的效应。因为,以过度加班为标志的劳动权益损害和社会及文化压力是每个工厂女工都无法逃避的现实。作者指出,一个女工的痛楚经验很容易就能够影响到其他工人,特别是同一个车间或工作室的工人。虽然女工把痛楚当成是个人问题,但这些问题一旦被提出来,几乎所有工人都能讲出自己的故事,从而分享她们的痛楚经验。瑞德对1867 年至1914 年间法国Aubin 煤田矿工的研究也指出,劳动场所经验的分享和故事的流传对工人群体意识的构建是十分重要的。矿难的接连发生迫使矿工在采矿中更多依赖于同伴的技术和判断,从而增强了矿工的群体意识,而矿难事故的流传也增加了工人团结( Reid,1981 ) 。因此,女工所遭遇的痛楚虽然是个体化的,它可能表现为头痛、喉痛、感冒、咳嗽、胃病、背痛、恶心、眼痛、眩晕、虚弱以及痛经等各种形式,但同时也是可以被群体分享的共同经验,从而成为构建群体意识的基础。
被分享的身体痛楚表明了一种群体性的身体时间的存在( bodily schedules) ,它与工厂时间(factorytime ) 是相冲突的。身体痛楚不但会拖慢工作节奏,有时甚至会直接中断或瘫痪整个生产过程,降低操作机器的准确度和效率,提高工厂运作的成本。因此,痛楚的身体并不是失败的身体,反而是抵抗微观权力的一面盾牌,它的群体累积效应可能使工厂时间失效。正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 Weapons of the Weak) 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如同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日常抗争行动与不合作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因此,理解这些无声的匿名的农民行动的颠覆性十分重要(Scott,1985 )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女工的身体痛楚与农民的日常抗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同样源于个体化的反应,同样对掌权者提出了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将作者阐述的身体痛楚视为一种底层的日常抗争的方式,从而将作者的讨论置于底层研究的讨论之中。
三、研究底层的四种视角
在当代中国,身体在微观层次上受制于外在力量的约束是一个明显可见的趋势,这在底层群体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本书深刻地揭示了作为底层群体成员的打工妹的身体被支配的过程及其抗争的可能性,但遗憾的是未就有关底层抗争理论展开讨论,例如身体抗争与公开抗争、日常抗争的关系。我将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对作者的研究进行理论定位(location) 。
(一) 消极的底层
“贫穷文化”理论将城市的底层穷人具有的屈从于命运、四处流浪、缺乏适应能力、传统主义、犯罪性、缺乏理想、没有希望等特点本质化(Lewis,1966;Bayat,2000 ) 。这种理论强调底层的消极(passive) 和边缘的(marginal) 特点,认为底层处于社会的边缘,是一个缺乏主动性的、甘于贫穷的、缺乏进取心的、不会进行抗争的文化群体。这种底层文化的视角至少存在两点明显不足:首先,底层穷人在不同文化中应对贫困的方式是不同的,单纯从底层文化的角度很难解释这一点;其次,这一视角带有明显对底层的歧视,将底层穷人视为有待解决的“问题人群”,他们沦为了社会控制的主要对象。就中国农民工而言,有研究指出,近年来,随着农民工恶性犯罪事件的增多,谴责城市中的流动人口造成社会治安混乱的观点开始流行,但实际上,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农民工犯罪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刘晓峰,2002) 。
(二) 寻求生存的底层
与“消极的底层”的视角不同,这种寻求生存的视角认为,虽然底层穷人没有权力,但是他们不会屈从于命运的安排,而是积极地以自己的方式来求得生存。比如,遇到失业,他们可能会采取偷窃、乞讨等方式维持生存,遇到物价上涨,他们可能会改变自身的消费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底层穷人这种寻求生存的方式对自身和其他群体是有代价的,例如,偷窃可能会使底层穷人面临监禁,同时也给他人带来损害( Scott,1986) 。有学者用“生存的文化”概念来揭示当代中国打工妹的悲惨处境,她们不甘于农村贫困的生活,进入城市的工厂寻求生存的机会。尽管面临超时加班、工资拖欠、工作不稳定和艰苦甚至有害的工作环境,她们仍然进厂工作。贫困迫使她们创造出一种生存文化。在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生存”使她们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这些外来打工妹已经深深陷入“生存的文化”中了(陈佩华,2002; 佟新,2003) 。这种视角强化了底层作为社会转型的牺牲者(victims) 的形象,否定了他们的能动性。事实上,底层不但努力寻求生存,而且在奋力抗争,争取获得改善现状的机会,甚至创造机会以获得改善( Escobar,1995;Bayat,2000 ) 。从中国农民工的进城打工的历史进程来看,在90 年代中期以前,因为当时政府是不允许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打工的, (注3)“外出打工”实际上可以视为农民对现存户籍制度的一种抗争,一种新的生存和改善的机会的创造。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打工妹外出打工也并非基于摆脱贫困这个单一的原因,融入现代城市、争取自主生活同样是她们的渴望和梦想。
(三) 组织都市运动的底层
“消极的底层”和“寻求生存的底层”都忽视了底层行动具有的政治意义,从拉美国家兴起的都市运动来看,底层穷人作为政治行动者出现,尽管他们是被边缘化的——处于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被压迫、社会上被污名化、文化上被排斥的状态——但是他们并非边缘,而是努力整合进整个社会之中,他们不仅参与政党政治、选举和主流的经济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组织了自身的都市运动。例如,他们开办粥厂(soupkitchens ) ,为穷人免费或以极低的价格提供食物,组织寮屋居民支持团体(squatter support groups ) 和街头工会运动等。但问题在于,这种底层的公开的有组织的抗争更多是源于拉美国家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在其他区域非常少见,尤其是在实行威权统治的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 中,例如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Bayat,2000 ) 。因为,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从属群体( subordinate group) 由于其弱势地位,根本不可能与掌权者进行公开的对抗,因为其成本是非常高昂的(Scott,1990 ) 。本书实际上也指出,现行体制严密的政治控制和工厂严格的日常管理使农民工无法组织起公开的、集体的抗争行动。即使他们组织起集体行动,也得不到官方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支持,从而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赵鼎新,2006:299 ) ,如集体讨薪、要求伤残赔偿等。
(四) 日常抗争的底层
“消极的底层”具有本质主义的特征,“寻求生存的底层”则带有化约主义(reductionism) 的色彩,而“组织都市运动的底层”在拉美地区以外的解释力也非常有限,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看待底层抗争的视角——日常抗争(everyday resistance) 。这一概念是斯科特基于他在马来西亚农村的民族志考察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底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和过于危险了,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农民抗争的日常形式( everyday form sof peasant resistance) ——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些日常形式的抗争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暗中破坏等。这种日常抗争几乎不需要事先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Scott,1985 ) 。
贝雅特对斯科特的理论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尽管日常抗争的概念揭示了残酷镇压的政治环境下底层抗争形式的变化和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但是,由于没有对抗争的清晰定义,对底层日常行动的意义可能会出现过度解释或过高估计的问题,任何行为都可能被视为抗争(Bayat,2000) 。《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一书对女工身体抗争的分析同样面临这一问题。如前所述,打工妹在知晓工作风险和城市生活可能遭遇的歧视等不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仍然自由选择(而非被迫) 进入工厂工作,并以身体痛楚对抗工厂体制。对作者而言,这是女工抗争的表现,但问题在于,如果身体痛楚也是一种抗争,那么还有什么不是抗争呢? 而且,这种身体痛楚对于工厂体制的损害可能远远小于对于女工自身的伤害,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身体痛楚很多是很难治愈的长期性的病痛。因此,如果我们将打工妹在明知风险存在的情况下仍然进厂工作并产生身体痛楚视为一种抗争,那么这种抗争与潜意识的自残(subconsciousself-injuring) 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斯科特日常抗争的概念的基础上,贝雅特提出了“平静的侵蚀”(quietencroachment) 的概念。它是指个人或家庭为获得基本生活所需和改善现有生活以一种平静的、不张扬的违规或违法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针对有产者和当权者的、持续的但却具有渗透性的抗争(Bayat,2000) 。比如,城市贫民在城区未经许可私自建房。与“寻求生存”的视角不同,这种抗争的成果很少给自身带来成本,而是给国家、富人和当权者带来成本。与“日常抗争”的视角不同,这种抗争不仅具有防御性(拒绝统治者的某些要求) ,而且具有进攻性(对现有体制的挑战) 。例如,80 年底末期中国农民突破户籍制度限制进入城市打工,小摊小贩不顾城市管理规定随处摆摊以获取市场机会。同时,这种抗争也并非有意的政治行动,而是被生存及获得更好生活的必要性所驱使。尽管“平静的侵蚀”的成果是通过个人化的、平静的方式逐步获得的,但是,对成果的保卫则经常是集体性的。例如,私自建房的城市贫民一旦面临政府的强制性拆迁时就会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进行抗争。
至此,我们讨论了四种关于底层抗争的视角,我倾向于将作者提出的女工的身体抗争定位为“日常抗争”与“平静的侵蚀”之间的过渡形态。与斯科特一致,作者承认底层女工缺乏进行公开的集体抗争的各种资源,同时也无力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与贝雅特一致,作者指出,女工的身体痛楚并未有意为之,而是一种潜意识的抗争。同时,这种身体痛楚的累积效应对工厂时间形成了干扰,表明了抗争的效果。为了简化讨论,我从边缘—中心、消极—积极两个维度对上述关于底层抗争的视角进行了定位(参见图3) 。从边缘—中心的维度来看,日常抗争、“平静的侵蚀”和身体抗争虽然都是个人化的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采取的抗争行动,但类似的个人化的行动会累积成一种社会力量,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作用。从消极—积极的维度来看,尽管个人的行动可能是消极的、无意的,但一旦面临外在的威胁,底层就会积极维护自身通过个人化斗争取得的成果。因此,从理论逻辑的角度,它们位于上述两个维度的交叉点。
四、对“阶级的失语症”和“三重压迫”的批评
该书作者强调国家对阶级话语的刻意回避是值得商榷的。事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官方话语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2003 年9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四大提出“, 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和重要组成部分”。同年出版的《干部群众关心的25 个理论问题》一书中也明确提出:“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农民也转化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2003:68 ) 。2004 年1 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意见》和2006 年3 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都明确承认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2004 年7 月6 日的全国政协十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的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李永海更是提出“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的说法(舒迪,2004) 。
由此可见,官方话语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地位。因此,对研究农民工抗争而言,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分析官方话语对农民工工人阶级地位和权利的否认,而在于分析官方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操控,在于分析官方文本对农民工的地位和权利的承认和实践中对农民工权益的漠视与侵犯之间的关系。有研究指出,对农民工的称呼大致经历了从“盲流”到“外来工/外来妹”,从“打工族”到“弱势群体”,直到“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主要力量”的变化。但问题在于,存在了十几年的“农民工”由话语边缘转变为中心,这究竟意味着农民工的希望,还是又一次意识形态的挪用或遮蔽(张慧瑜,2005) ?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当代中国社会难以改变的社会主义华丽文辞和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严峻现实的矛盾正在不断地扩大(Lee,2002 ) ,而中国现状的方方面面也大体上可以从执政党的社会主义承诺和资本主义现实的紧张关系中得到说明(曹天予,2004) 。这种紧张关系在农民工的问题上就表现为文本和实践的分离,一方面国家承认了农民工的工人阶级地位和权利,并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这反映了执政党表述的社会主义目标;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往往漠视乃至剥夺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这反映了权力与资本结合的现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话语会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吗? 农民工会借用官方话语来维护自身权益吗? 如果假设成立,那么当代中国农民工的主体认同的形成就可能是将现有制度和官方话语内化于自己的思想意识中,体现在持续的日常抗争行为中。
尽管作者详尽而雄辩地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和家庭的父权制相互紧密结合并相互强化对女工进行三重压迫的过程,但需要指出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和家庭的父权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紧密结合并相互强化,也存在相互冲突乃至削弱的可能性。从全球资本主义与现行体制的关系来看,外资进入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廉价的、驯服的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而且也伴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劳工状况的关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主要出口加工区珠江三角洲存在的严重损害劳工权益的状况引起了国外的研究者和国际化的传媒的关注,一些国内的研究者和新闻媒体也随之加入其中。国际社会开始指责跨国公司应对此承担责任。这种指责的声音直接上升为消费者对某些驰名品牌商品的抵制活动,在这种压力下,作为回应,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推行公司社会责任检查、认证和生产守则运动(谭深、刘开明主编,2002:6 、18) ,要求它们的中国供应商和生产商能根据生产守则的规定,来制定企业的安全、健康、环保和劳工政策。供应商和生产商在环境、劳工权益方面的表现,与其产品质量和价格一起,成为了跨国公司选择合作伙伴的必要条件。生产守则运动成为了维护中国出口加工区劳工权益的一条可行的途径(乔健,2004) 。随着公司社会责任和生产守则运动在中国的持续开展,地方政府漠视劳工权益的做法将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地方政府必须正视公司社会责任运动提出的保护劳工权益的主张,那种非法地明目张胆地剥夺劳工权益的做法难以为继(郑广怀,2005) 。从现行体制和家庭父权制的关系来看,社会主义革命中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等意识形态的推行使中国妇女得以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传统父权制的压迫,客观上给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带来了一些实惠(吴小英,2003) 。在农村家庭中妇女对父权制绝对服从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的情况下,外出打工又促使个人意识更合法和合理地生长起来(谭深,2001) 。根据“外来工需求调查”数据, （注4）外来女工首次外出时有9.9% 已婚,接受调查时有24.8% 已婚(N=322 ) ,即在外出过程中,有14.9% 的女工初婚。这说明部分女工在回乡结婚后仍然和丈夫一起或单独外出打工,并非如潘毅所说结婚后就永远留在了农村。这从同一数据反映出的她们遭遇的婚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得到验证,正因为她们结婚后也外出打工,她们的问题多是“夫妻没时间在一起”和“难以决定把家安在哪里”(谭深、郑广怀,2003) 。从全球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关系来看,全球化的欲望推动了中国形象的国际化,其中包括性别平等的透明化和国际监督,因此政府面对市场化对性别问题的重新挑战无法真正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而必须向世界公开显示自己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维护女性权益的信心和努力,这样就使得在市场和传统文化的天平上必须有限度地考虑到国家话语的力量(吴小英,2003) 。由此可见,全球资本主义、现行体制和家庭的父权制之间存在一种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对外来女工而言,它们的并存并不一定构成叠加的多重压迫,也可能由于它们相互牵制或相互弱化而带来改善的机会。
五、结 语
《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一书全景式地描述和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打工妹主体的形成,展示了打工妹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力量与抗争,她们“挑战了现存的城乡分化,重塑了国家—社会关系,重构了家庭父权制,特别是重新打造了阶级和性别关系”( Pun,2005:55 ) 。该书作者潘毅博士在2006 年8 月荣获米尔斯奖( C.Wright Mills Award) 。自1964 年该奖创立以来,她是首位获此奖项的亚洲学者。虽然该书未能将相关讨论置于底层研究的框架之中,关于“阶级失语症”和“三重压迫”的判断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且作者的写作风格会给初学者和不熟悉中国劳工问题的研究者造成一定的阅读困难,但是,该书所展现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深厚的学术素养足以使其成为一项当之无愧的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作为一项“充满热情而投入的”民族志研究,该书对传统的民族志提出了挑战,值得人类学者思考;作为一项对中国打工妹悲惨遭遇及其身体痛楚的研究,该书开拓了中国农民工研究的视野,值得劳工研究者、底层研究者参考;作为一项关注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之间关系的研究,该书展现了作者贯通社会转型过程中微观事实与宏观结构的心智品质,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借鉴。
注释：
注1：这场大火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和国内影响,人们开始意识到,农民工确实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时《, 工人日报》《、光明日报》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和提出抗议。许多从事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佟新,2003) 。
注2：根据深圳市劳动局1996 年进行的《深圳市劳务工思想道德状况调查》,55% 的外来工在上一年度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劳动问题( Thireau&Hua,2003:84 ) 。时隔7 年之后,根据本人2002 年12 月在珠江三角洲进行的“外来工需求调查”,外来工发生工伤(不含职业病)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谭深、郑广怀,2003) 。
注3：80 年代党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制定了“离土不离乡”的方针。在推进农村改革的初始阶段, 原有的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并没有松动。为了缓解城市就业的压力, 甚至还对流进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清退,这一对农民工进行“防”、“堵”的做法一直延续到90 年代前期(张神根,2006) 。1990 年,北京市《关于招用农村劳动力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要严格控制招用农村劳动力,任何单位不得私自招用农村劳动力,常年连续用工期限一年以上的,不得使用农民临时工”(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北京市劳动局,1990) 。
注4：该调查由广东省妇女干部学校和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作,于2002 年12 月在广州和中山两地完成,样本总数为595, 其中女工为322 人。该调查是“珠江三角洲外来女工培训项目”的成果之一。该项目由亚洲基金会/利惠公司提供资助,项目负责人为屈宁、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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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
责任编辑:杨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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