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20 世纪刚刚转过历史的拐角,在人们的视野中渐渐逝去。战争的硝烟仍在弥漫,民族独立的呼声耳边犹存,科技的网络正延伸到地球的每个角落,而人们已经开始回顾、反省这个世纪的百年巨变。对于社会演变大历史的关注和追溯通常是历史学家的领域。尤金·韦伯(Eugen Weber) 的《从农民到法国公民》一书追溯了19 世纪后期到20 世纪初期法国农民社会从封建割据走向市民社会的历史演变过程。作者运用各种史学手段,发掘从民谣到传说等各种被人遗忘的历史资料,描述了一幅幅农民村落纳入现代化进程的图画。而历史学家兼新闻记者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像是一部不断摇动的摄影机,由远及近,从政坛到街头巷尾,用特写、定格、追踪等各种叙事手法淋漓尽致地描述了20 世纪30 年代到70 年代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不难想象,不同学科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着眼点、分析手段,他们视野中所捕捉的社会过程或领域也每每不同。
那么,社会学家是如何分析记录这个世纪呢? 美国Russell Sage 基金会在20 世纪90 年代有计划地邀请社会科学家追溯反省美国社会的世纪演变。两位社会学家克劳德·S. 费希尔(Claude S. Fischer) 和迈克尔·豪特(Michael Hout) 的近作《差异的世纪》( Century of Difference) 正是这一项目中的社会学研究成果。这本书对美国社会在20 世纪的百年演变从不同侧面加以审视分析,其主题内容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学的研究关注点、独特的学科角度和分析手段,为我们了解把握美国社会学动态和成果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切入点。虽然这本书基于大量的数据和细致的定量分析,但是许多结果都是用图形和语言直观地表达出来的;作者还精心选择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和背景资料来衬托、阐发书中统计报告的意义,因此对于非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有很强的可读性。
一
什么是社会学的角度? 从涂尔干的经典定义出发,社会学分析的基本起点是“社会事实”,即着眼于群体层次上的社会现象特点。进一步说,社会学关心的主要课题是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和社会距离,这正是本书的主题线索。这两位社会学家着眼于社会群体———特别是以种族、性别、年龄、居住区域等等维度所构成的各类社会群体———在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中交融、分化、演变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分析目光与其他学科对历史人物、政治事件或经济指标的关注有着明显的区别。
社会学的视角也反映在题材的选择上。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从该书各章的主题上可见一斑:在第一章的导论之后,各章主题依次为:教育、种族与移民、家庭与生活历程、职业与工作、生活水平的差异、居住区域、宗教信仰、文化冲突。这些题目涉及到社会学一系列主要的研究领域,如社会分层、人口学、宗教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家庭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等。可以说,该书的分析力度和研究课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而且得益于美国社会学在这些领域中长期以来的研究活动和资料积累。
在我看来,最为体现社会学特色的还是该书中使用的量化分析方法,即收集整理系统的统计资料,使用量化方法加以处理和分析,从而得出整体性结论。这是社会学可以引以自豪的特色之一。该书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方面即是对大量系统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作者自称他们在分析过程中使用了数十种、甚至上百种统计资料,从贯穿整个世纪的人口统计资料,不同年份的政府各个部门的统计资料,到逐年持续的全国系统抽样调查资料(例如每年度的CPS ,GSS , 以及盖洛普民意调查等等) 。在一项研究工作中占有如此大量数据,对一个社会诸多方面进行如此系统分析的作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说凤毛麟角。而社会学在各个领域中长期积累的研究课题和量化分析方法在这里脱颖而出、大显身手,可以说适得其所,恰逢用武之地。
二
这是一部用数字描述出的社会史。它不像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镜头、趣闻轶事那样传递着浓郁的历史气息和地方文化,也不像文学作品的人物情节那样声情并茂、栩栩如生,但是,在这些朴素无华、默默无言的数字图表下面,我们看到了一幅幅沧桑艰辛的社会图画,一条条逶迤曲折的历史长河,一个个摇曳变迁的镜头:在20 世纪初,1/3 的美国人从事农业耕作,而到了20 世纪末农业人口不到1/100。在世纪初出生的女孩,平均寿命只有47 岁;而在世纪末出生的女孩,只有1/5 会在75岁前去世。在世纪初,超过3/4 的成年男性从事工作,只有20 %左右的成年女性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到了世纪末,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70 %左右,女性比例为60 % ,性别比例差距大大缩小了。在百年演变的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分化了又重新组合,许多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群体都有着由排斥到接纳的经历。各个社会群体间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推动这些波澜起伏历史演变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教育机制,这是该书的一个核心命题。第二章中有关图表将一个世纪以来大学教育机会的历史趋势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百年过程中,我们看到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从世纪初的近乎“零”的起点到世纪末的接近1/3 ;我们看到,受大学教育者的性别差异从世纪中期的明显男性优势演变到世纪末的明显缩小,近年来女性受大学教育者的比例甚至超出男性。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不同移民群体从世纪初的类似起点演变到世纪末令人瞠目的群体差异: 到世纪末,亚裔群体的大学教育程度比例超过45 % ,欧裔白人的比例为30 % ,而非裔黑人的比例仅为15 %。在这些质朴的图表中,社会不平等的群体基础已经清晰可辨。
这两位作者认为,20 世纪美国社会演变的一个重要趋势即是教育水平替代家庭地位继承,成为各类机会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教育程度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分类机制———它对即将进入社会生产过程的男女青年加以分门别类的区分,将他们引向有着不同资源和机会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作者们进一步指出,教育程度对婚姻家庭以及随后的生活历程产生着持续影响;教育的差异成为种族间社会经济地位持续不平等以及居住区域环境差异的重要基础。不仅如此,教育程度同时影响着人们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例如,高教育程度的人对于文化多元化更为理解和接纳。如果说教育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那么,政府在这个领域里所扮演的角色和推动作用尤其引人注目。美国大学教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扩展和普及,得益于联邦政府和州立政府的大力推动。
美国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不难理解,美国社会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是社会群体特别是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与融合。作者在分析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20 世纪是一个旧的差异得以不断消融而新的差异不断产生的演变过程。百年以来,美国人在移民问题上态度和政策的变化清楚地反映了这一过程。20 世纪初,美国公民的主流来自西欧(英国、德国、爱尔兰) ,对来自东欧的移民和犹太移民抱有排斥态度,层层设卡百般阻挠。但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这些新的种族背景和移民文化逐渐得到认可、接受和尊重。到了世纪末,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成为新的移民主流,而他们也同样地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 从被排斥到被接纳的过程。在一些方面,社会群体的差异在扩大,例如美国社会中移民背景和工作类别的差异性呈现出放大趋势;在其他方面,群体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例如在基本生活水准、家庭结构、生育意愿、生命周期轨迹等方面,各个社会群体有着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如收入和社会价值观方面,群体间差异又随着不同时期而变动不居,没有一个持续的趋势。
在这些不同的社会侧面中,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美国人观念的历史变化。自己虽然在美国社会生活多年,但大部分时间是在象牙塔般的大学校园中工作,这是美国社会中文化价值观念最为开放宽容的场所,并不能反映美国社会的一般状况。近年来,美国社会有关堕胎、枪枝控制、种族歧视、移民政策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以及新闻媒介上不同利益集团代言人的争端冲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正走向极端化并且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些状况在社会学研究中也引起关注和争论,但学者间并没有形成一致见解。《世纪的差异》一书在许多有关章节中(例如第三章有关种族问题,第七章有关宗教派别,特别是第九章有关文化分歧和冲突) 使用了大量有关社会态度的调查资料,系统地分析了不同社会群体态度的历史变化。作者们发现,在许多重大问题例如种族关系上,美国社会呈现出逐渐宽容的趋势。例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种族间婚姻(第51 页) 和黑人运动(第53 页)持有越来越肯定的看法;此外,我们看到,在有关总统候选人种族背景的态度上,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地区群体间的差异也在逐年减少(第222 页) 。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例如堕胎和死刑) ,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变动不居,没有明显的时间趋势(第225 - 226页) 。这一系列的社会态度分析表明,文化冲突加剧的长期趋势并不存在。作者这样总结他们的研究发现:“总的说来,至少在70 年代以来,美国人在文化观念和道德价值方面,并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分化和极端化。”
三
在这本411 页的书中,超过1/3 的篇幅是有关统计方法的说明、各种有关资料来源和前人研究成果的脚注及引用文献。这些通常为人忽略的角落在默默地向我们提示着这样一个事实,该书体现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方法得益于社会学这一学科长期持续的研究积累。首先,该书各章的研究主题涉及了社会学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例如,第九章中讨论的文化冲突所涉及的课题在社会学研究中有着深入的争论,为该书作者的有关讨论和提炼主题提供了分析路径。第二,在学科发展过程中,许多理论概念、分析手段已臻成熟,为该书的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第三章中讨论的种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为例。正如作者在第30 - 36 页所阐述的那样,今天研究者之所以能够自如地使用这些有关族群的概念范畴,正是因为社会学领域中有着数十年有关族群定义、社会界定和意义的争论和研究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了共享的意义解析。第三,许多领域中有着长时间的资料积累,为该书的进一步分析综合提供了基础。而且,不同资料的缺陷偏差都在社会学家的长期分析使用中有了清楚的了解和处理办法。如果没有社会学各个领域的长期研究积累,很难想象这些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会如此集中地体现在这样一本书中。
社会学量化研究的特色是使用系统的统计资料和可以重复验证的分析手段,它带来的是整体角度的、建筑在长时期实际资料之上的趋势把握。在这一点上,社会学统计研究与新闻报道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后者着眼于此时此地的新闻价值,以新颖、色彩、趣味诉诸人们的感官,虽然时常引起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甚至可以推动重大社会政策的出台或修订,但是新闻报道的性质决定了它追求时间性和多变性。而社会科学研究从学术角度审视选择研究课题,使用冷竣的分析工具,对统计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群体层次上寻找趋势,甚至对某一现象长期跟踪观察、积累丰富资料,以求整体性把握。学术研究的方法使得我们有可能将有用信息与噪音分别开来,将整体状况与个体特征区别开来,将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区别开来。这正是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
这本书偏描述疏分析,作者着重于对美国社会诸多领域进行系统的描述呈现,而在理论分析上大多沿袭社会学有关领域中已有思路加以解释或总结,舍弃理论上的深入开掘;这一特点是该书作者明确意识到且刻意选择的。任何研究工作的报告在有限的篇幅中都必须有所侧重,作者作出这一取舍决定,我以为是明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这本书展现的各种趋势看作是新的研究起点。例如,作者指出,20 世纪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教育机会的扩展和教育机制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学者们对这一命题没有异议,但是却提出了十分不同的理论解释。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的功能在于提高人们的知识、技能等工作能力,使得他们能够高效率地参与生产过程。因此,教育导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对教育投入的回报。而“信号理论”则认为,学校特别是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将不同能力(或其他特征) 的人们分门别类,引入不同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教育设施扮演了发出“信号”的角色,并不一定提高人们的技能或效率。而布迪厄则提出,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了在不同群体、工作环境中交流的“密码”(codes) ,因此,教育过程和教育机会的分配成为阶级继承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三个机制都可以预测“教育导致向上社会流动”这样一个命题,但是它们所提出的因果机制却是截然不同的。换言之,书中观察到的教育与社会流动的正相关关系只是描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而其背后的机制作用还有待后来者进一步发掘。
正如其他的社会记忆过程一样,统计数据与量化研究也明显受着社会记忆的选择和遗忘过程的影响。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许多重要社会现象和研究课题没有进入该书的视野。例如,作者刻意强调了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对社会机遇的影响,但是,随着教育机会的普及,是不是大学教育机会本身又在通过大学的等级制度以及各个学科与市场制度的不同关联来制造新的社会差异呢? 再如,在当代社会中,人们赖以获得资源的各类正式组织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而且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生活工作于其中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什么工作组织、职业角色这些重要社会机制的演变和作用在这本书中没有得到反映?”该书作者之一豪特在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作有关这本书的演讲时,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作者是这样回答的:“职业和工作组织的变迁的确是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贯穿一个世纪的有关资料十分匮乏,很难进行系统的描述。因此,选择教育机会的演变作为解释美国社会世纪变迁的主线,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料限制下的最佳选择。”的确,美国人口普查中职业分类和定义在历史上几经变动,使得不同时期的普查资料难以统一口径,加以系统分析;而组织社会学在二战后才发展起来,没有积累有关早期组织演变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在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主流中,没有翔实系统资料的领域和不能进行严谨统计分析的课题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是量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值得社会科学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深思。
掩卷遐想,有人这样说过,20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的确,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扶摇直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超级大国。在与此相应的世纪演变中,美国社会在群体构成、阶层分化、工作特点、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其他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社会学的长期研究工作使得《差异的世纪》的作者可以得心应手地将这些历史演变的脉络过程清晰、系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今天也有不少人说,21 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那么,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社会学家会怎样描述呈现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呢?作为本世纪初的社会学学人,身处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巨变过程中,我们能为中国社会在这个世纪走过的脚印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这样一想,真有点惶惶然坐立不安了。
参考文献:
Fischer ,Claude S. &Michael Hout 2006 , Century of Diflere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作者单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
那么,社会学家是如何分析记录这个世纪呢? 美国Russell Sage 基金会在20 世纪90 年代有计划地邀请社会科学家追溯反省美国社会的世纪演变。两位社会学家克劳德·S. 费希尔(Claude S. Fischer) 和迈克尔·豪特(Michael Hout) 的近作《差异的世纪》( Century of Difference) 正是这一项目中的社会学研究成果。这本书对美国社会在20 世纪的百年演变从不同侧面加以审视分析,其主题内容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学的研究关注点、独特的学科角度和分析手段,为我们了解把握美国社会学动态和成果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切入点。虽然这本书基于大量的数据和细致的定量分析,但是许多结果都是用图形和语言直观地表达出来的;作者还精心选择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和背景资料来衬托、阐发书中统计报告的意义,因此对于非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有很强的可读性。
一
什么是社会学的角度? 从涂尔干的经典定义出发,社会学分析的基本起点是“社会事实”,即着眼于群体层次上的社会现象特点。进一步说,社会学关心的主要课题是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和社会距离,这正是本书的主题线索。这两位社会学家着眼于社会群体———特别是以种族、性别、年龄、居住区域等等维度所构成的各类社会群体———在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中交融、分化、演变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分析目光与其他学科对历史人物、政治事件或经济指标的关注有着明显的区别。
社会学的视角也反映在题材的选择上。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领域从该书各章的主题上可见一斑:在第一章的导论之后,各章主题依次为:教育、种族与移民、家庭与生活历程、职业与工作、生活水平的差异、居住区域、宗教信仰、文化冲突。这些题目涉及到社会学一系列主要的研究领域,如社会分层、人口学、宗教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家庭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等。可以说,该书的分析力度和研究课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而且得益于美国社会学在这些领域中长期以来的研究活动和资料积累。
在我看来,最为体现社会学特色的还是该书中使用的量化分析方法,即收集整理系统的统计资料,使用量化方法加以处理和分析,从而得出整体性结论。这是社会学可以引以自豪的特色之一。该书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方面即是对大量系统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作者自称他们在分析过程中使用了数十种、甚至上百种统计资料,从贯穿整个世纪的人口统计资料,不同年份的政府各个部门的统计资料,到逐年持续的全国系统抽样调查资料(例如每年度的CPS ,GSS , 以及盖洛普民意调查等等) 。在一项研究工作中占有如此大量数据,对一个社会诸多方面进行如此系统分析的作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说凤毛麟角。而社会学在各个领域中长期积累的研究课题和量化分析方法在这里脱颖而出、大显身手,可以说适得其所,恰逢用武之地。
二
这是一部用数字描述出的社会史。它不像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镜头、趣闻轶事那样传递着浓郁的历史气息和地方文化,也不像文学作品的人物情节那样声情并茂、栩栩如生,但是,在这些朴素无华、默默无言的数字图表下面,我们看到了一幅幅沧桑艰辛的社会图画,一条条逶迤曲折的历史长河,一个个摇曳变迁的镜头:在20 世纪初,1/3 的美国人从事农业耕作,而到了20 世纪末农业人口不到1/100。在世纪初出生的女孩,平均寿命只有47 岁;而在世纪末出生的女孩,只有1/5 会在75岁前去世。在世纪初,超过3/4 的成年男性从事工作,只有20 %左右的成年女性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到了世纪末,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为70 %左右,女性比例为60 % ,性别比例差距大大缩小了。在百年演变的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分化了又重新组合,许多种族和文化背景的群体都有着由排斥到接纳的经历。各个社会群体间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推动这些波澜起伏历史演变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教育机制,这是该书的一个核心命题。第二章中有关图表将一个世纪以来大学教育机会的历史趋势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百年过程中,我们看到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从世纪初的近乎“零”的起点到世纪末的接近1/3 ;我们看到,受大学教育者的性别差异从世纪中期的明显男性优势演变到世纪末的明显缩小,近年来女性受大学教育者的比例甚至超出男性。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不同移民群体从世纪初的类似起点演变到世纪末令人瞠目的群体差异: 到世纪末,亚裔群体的大学教育程度比例超过45 % ,欧裔白人的比例为30 % ,而非裔黑人的比例仅为15 %。在这些质朴的图表中,社会不平等的群体基础已经清晰可辨。
这两位作者认为,20 世纪美国社会演变的一个重要趋势即是教育水平替代家庭地位继承,成为各类机会和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教育程度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分类机制———它对即将进入社会生产过程的男女青年加以分门别类的区分,将他们引向有着不同资源和机会的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作者们进一步指出,教育程度对婚姻家庭以及随后的生活历程产生着持续影响;教育的差异成为种族间社会经济地位持续不平等以及居住区域环境差异的重要基础。不仅如此,教育程度同时影响着人们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例如,高教育程度的人对于文化多元化更为理解和接纳。如果说教育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那么,政府在这个领域里所扮演的角色和推动作用尤其引人注目。美国大学教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扩展和普及,得益于联邦政府和州立政府的大力推动。
美国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不难理解,美国社会学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是社会群体特别是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与融合。作者在分析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20 世纪是一个旧的差异得以不断消融而新的差异不断产生的演变过程。百年以来,美国人在移民问题上态度和政策的变化清楚地反映了这一过程。20 世纪初,美国公民的主流来自西欧(英国、德国、爱尔兰) ,对来自东欧的移民和犹太移民抱有排斥态度,层层设卡百般阻挠。但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这些新的种族背景和移民文化逐渐得到认可、接受和尊重。到了世纪末,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成为新的移民主流,而他们也同样地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 从被排斥到被接纳的过程。在一些方面,社会群体的差异在扩大,例如美国社会中移民背景和工作类别的差异性呈现出放大趋势;在其他方面,群体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例如在基本生活水准、家庭结构、生育意愿、生命周期轨迹等方面,各个社会群体有着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如收入和社会价值观方面,群体间差异又随着不同时期而变动不居,没有一个持续的趋势。
在这些不同的社会侧面中,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美国人观念的历史变化。自己虽然在美国社会生活多年,但大部分时间是在象牙塔般的大学校园中工作,这是美国社会中文化价值观念最为开放宽容的场所,并不能反映美国社会的一般状况。近年来,美国社会有关堕胎、枪枝控制、种族歧视、移民政策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以及新闻媒介上不同利益集团代言人的争端冲突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正走向极端化并且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些状况在社会学研究中也引起关注和争论,但学者间并没有形成一致见解。《世纪的差异》一书在许多有关章节中(例如第三章有关种族问题,第七章有关宗教派别,特别是第九章有关文化分歧和冲突) 使用了大量有关社会态度的调查资料,系统地分析了不同社会群体态度的历史变化。作者们发现,在许多重大问题例如种族关系上,美国社会呈现出逐渐宽容的趋势。例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种族间婚姻(第51 页) 和黑人运动(第53 页)持有越来越肯定的看法;此外,我们看到,在有关总统候选人种族背景的态度上,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地区群体间的差异也在逐年减少(第222 页) 。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例如堕胎和死刑) ,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变动不居,没有明显的时间趋势(第225 - 226页) 。这一系列的社会态度分析表明,文化冲突加剧的长期趋势并不存在。作者这样总结他们的研究发现:“总的说来,至少在70 年代以来,美国人在文化观念和道德价值方面,并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分化和极端化。”
三
在这本411 页的书中,超过1/3 的篇幅是有关统计方法的说明、各种有关资料来源和前人研究成果的脚注及引用文献。这些通常为人忽略的角落在默默地向我们提示着这样一个事实,该书体现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方法得益于社会学这一学科长期持续的研究积累。首先,该书各章的研究主题涉及了社会学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例如,第九章中讨论的文化冲突所涉及的课题在社会学研究中有着深入的争论,为该书作者的有关讨论和提炼主题提供了分析路径。第二,在学科发展过程中,许多理论概念、分析手段已臻成熟,为该书的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第三章中讨论的种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为例。正如作者在第30 - 36 页所阐述的那样,今天研究者之所以能够自如地使用这些有关族群的概念范畴,正是因为社会学领域中有着数十年有关族群定义、社会界定和意义的争论和研究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了共享的意义解析。第三,许多领域中有着长时间的资料积累,为该书的进一步分析综合提供了基础。而且,不同资料的缺陷偏差都在社会学家的长期分析使用中有了清楚的了解和处理办法。如果没有社会学各个领域的长期研究积累,很难想象这些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果会如此集中地体现在这样一本书中。
社会学量化研究的特色是使用系统的统计资料和可以重复验证的分析手段,它带来的是整体角度的、建筑在长时期实际资料之上的趋势把握。在这一点上,社会学统计研究与新闻报道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后者着眼于此时此地的新闻价值,以新颖、色彩、趣味诉诸人们的感官,虽然时常引起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甚至可以推动重大社会政策的出台或修订,但是新闻报道的性质决定了它追求时间性和多变性。而社会科学研究从学术角度审视选择研究课题,使用冷竣的分析工具,对统计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群体层次上寻找趋势,甚至对某一现象长期跟踪观察、积累丰富资料,以求整体性把握。学术研究的方法使得我们有可能将有用信息与噪音分别开来,将整体状况与个体特征区别开来,将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区别开来。这正是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重要贡献之一。
这本书偏描述疏分析,作者着重于对美国社会诸多领域进行系统的描述呈现,而在理论分析上大多沿袭社会学有关领域中已有思路加以解释或总结,舍弃理论上的深入开掘;这一特点是该书作者明确意识到且刻意选择的。任何研究工作的报告在有限的篇幅中都必须有所侧重,作者作出这一取舍决定,我以为是明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把这本书展现的各种趋势看作是新的研究起点。例如,作者指出,20 世纪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教育机会的扩展和教育机制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学者们对这一命题没有异议,但是却提出了十分不同的理论解释。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的功能在于提高人们的知识、技能等工作能力,使得他们能够高效率地参与生产过程。因此,教育导致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对教育投入的回报。而“信号理论”则认为,学校特别是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将不同能力(或其他特征) 的人们分门别类,引入不同劳动力市场和工作环境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教育设施扮演了发出“信号”的角色,并不一定提高人们的技能或效率。而布迪厄则提出,人们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接受了在不同群体、工作环境中交流的“密码”(codes) ,因此,教育过程和教育机会的分配成为阶级继承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三个机制都可以预测“教育导致向上社会流动”这样一个命题,但是它们所提出的因果机制却是截然不同的。换言之,书中观察到的教育与社会流动的正相关关系只是描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而其背后的机制作用还有待后来者进一步发掘。
正如其他的社会记忆过程一样,统计数据与量化研究也明显受着社会记忆的选择和遗忘过程的影响。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许多重要社会现象和研究课题没有进入该书的视野。例如,作者刻意强调了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对社会机遇的影响,但是,随着教育机会的普及,是不是大学教育机会本身又在通过大学的等级制度以及各个学科与市场制度的不同关联来制造新的社会差异呢? 再如,在当代社会中,人们赖以获得资源的各类正式组织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而且一个世纪以来,人们生活工作于其中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什么工作组织、职业角色这些重要社会机制的演变和作用在这本书中没有得到反映?”该书作者之一豪特在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作有关这本书的演讲时,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作者是这样回答的:“职业和工作组织的变迁的确是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贯穿一个世纪的有关资料十分匮乏,很难进行系统的描述。因此,选择教育机会的演变作为解释美国社会世纪变迁的主线,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料限制下的最佳选择。”的确,美国人口普查中职业分类和定义在历史上几经变动,使得不同时期的普查资料难以统一口径,加以系统分析;而组织社会学在二战后才发展起来,没有积累有关早期组织演变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在社会科学量化研究的主流中,没有翔实系统资料的领域和不能进行严谨统计分析的课题从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是量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值得社会科学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深思。
掩卷遐想,有人这样说过,20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的确,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扶摇直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超级大国。在与此相应的世纪演变中,美国社会在群体构成、阶层分化、工作特点、生活方式、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对其他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社会学的长期研究工作使得《差异的世纪》的作者可以得心应手地将这些历史演变的脉络过程清晰、系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今天也有不少人说,21 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那么,在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社会学家会怎样描述呈现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呢?作为本世纪初的社会学学人,身处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巨变过程中,我们能为中国社会在这个世纪走过的脚印留下怎样的记录呢? 这样一想,真有点惶惶然坐立不安了。
参考文献:
Fischer ,Claude S. &Michael Hout 2006 , Century of Diflere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作者单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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