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吴澧：厄普代克的中国苦竹

本星期二（2009年1月27日），美国文坛重镇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 1932-2009，题头图）患肺癌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厄普代克一生援笔不辍，可谓写到最后一刻。他的上一部长篇小说《伊斯特威克的寡妇》在去年１０月出版，下一部短篇小说集《父亲的眼泪》将于今年６月身后发行。厄老留下小说二十三部；加上诗歌、评论和随笔等，总共攒了六十一本著作。作为过去五十年里美国小镇中产阶级生活变迁的文学记录者，厄普代克得过两次普利策小说奖和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还得过三次全美书评奖。他和另一位老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被很多评家认为是最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位美国作家。

　　噩耗传来，无以为祭，谈一段与中国文学有关的旧事，权作悼念。

　　改革开放三十年，世界对中国的兴趣，似乎终于积累到比较普遍的程度了，不再限于不得不与中国镇府打交道的政界和靠中国文化吃饭的汉学界，中国小说家的作品开始进入美国大众市场。配合余华小说《兄弟》英译本的月底出版，上星期日（１月２５日）的《纽约时报》文学周刊有一篇关于余华的长文——笔者读过之后，对他印象好了很多，在国内这种环境里，余华也不容易；虽说对《兄弟》仍是不敢恭维；去年５月４日的同一周刊，介绍了王安忆、莫言、阎连科等中国作家。王安忆《长恨歌》的书评人，还是现任美国笔会主席、美国女作家芙郎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

　　而在新世纪介绍中国小说的开路先锋，正是厄普代克。四年前，２００５年５月９日的《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他的书评《苦竹》，评论苏童和莫言的小说英译本——前者的《我的帝王生涯》和后者的《丰乳肥臀》，分别于当年２月和前一年１１月在美国发行。

　　两书的译者都是美国圣母大学教授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夏志清先生曾在某书序言中，称葛浩文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翻译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厄普代克对东方文学也有所了解，笔者读过他为村上春树写的几篇书评，觉得他对日本的文学传统相当熟悉，显然读过不少日本小说。以厄普代克的身分和学养，他老先生对这两本中国小说的若干总体性看法，或许可以代表那些对东方文化抱着开放态度的美国人在阅读中国当代作品时的困惑。

　　限于篇幅，厄普代克讲的好话就不转达了，相信《我的帝王生涯》和《丰乳肥臀》下次加印时，会印在封面上。这里还是分析一下婉转的批评。

　　对于《我的帝王生涯》，厄普代克说道：只有当燮王端白可以在贫穷和危险中按他的心意做一个走悬索艺人的时候（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从该书第十一章端白被赶出京城，至第十六章故事结束，端白隐居苦竹山），他才成为西方文学意义上的“主角”——由抱负、挣扎和发现所界定。类似意见，研究中国文学的西方专家早就提过：中国小说多由情节推动，缺少由人物性格推动的作品，因此缺乏一种深刻的心理感染力量。

　　笔者曾问一位美国教授：在英语语境里，什么样的小说是好小说？教授说，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据：如果你读完一本小说，对主人公的把握，超过了你对最好的朋友、甚至配偶或情人的了解，那就是一本好小说。如果你认真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你应该能够理解安娜的所有行为；但结婚多年的妻子仍可能有令丈夫惊异的人生新追求。这位教授所强调的，并不是故事如何引人入胜，而是人物刻划的细腻生动。

　　当然，人物和情节是不可分割的；由情节推动，还是由人物性格推动，往往是一种很主观的鉴定。英美也多的是以情节为主的小说，比如很多侦探故事。但是， 所谓的纯文学小说（literary fiction），按英文传统，则不单要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告诉读者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环境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文学侧重于从人物性格来解释。流风所及，就连“哈利·波特”这样的巫术童话，第一集《哈利·波特和魔法石》的开头，也是德思礼舅舅上班路上见到的连串怪事。一方面营造诡异气氛；另一方面，从德思礼的反应，写出哈利未来寄养家庭的男主人性格——虽然并非主角，德思礼一家却是无法理解魔法世界的庸俗人生的代表。如果作者更偏情节的话，大概就要像改编后的电影一样，上来就是半夜里怪叫的猫头鹰，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和教授灭掉路灯后，趁黑把襁褓中的哈利放在德思礼家门口。其实，串通了各集故事的，也正是哈利的性格成长。

　　《我的帝王生涯》的前三分之二，描写宫廷内争的残酷和端白身为燮国国王时的暴虐。最后三分之一是端白沦为平民后的转化。笔者并不认为写小说有什么成规定法，但是，从英文小说的常情来看，《我的帝王生涯》显得头重脚轻。在后三分之一，端白高高地跳在悬索上，作者的文字也浮在云里雾里，端白性格的转变，缺乏那种形而下细节的说服力。作者基本没有写到端白流落民间、只有一个小太监燕郎跟随时，特别是燕郎死后，他是如何对付穿衣吃饭的。那么端白怎么可能从一个整天狂叫“杀、杀、杀”的无道君主，变为有情有义的正常人，亲手掩埋了被乱兵杀死的十七位杂耍班同伴？曾经贵为天子，如今拿起一把铁锨就会挖土了？

　　杜甫作于“安史之乱”的《哀王孙》，是一首篇幅远为短小的诗，但对环境逼迫下的性格转变，却是写得更为令人信服。“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一个自小锦衣玉食的人，大概只有被迫为奴，或像末代皇帝溥仪那样被逼劳动改造，在别人的管教下，才能学会一点料理自己生活的基本技能。

　　中国作家当然也写比较符合厄普代克阅读习惯的书，比如王安忆的《长恨歌》、《我爱比尔》、《香港的情与爱》等中长篇小说，或徐小斌的长篇小说《羽蛇》，都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以性格驱动的、以塑造人物为主的佳构。《长恨歌》里就有女主角王琦瑶在红朝建元前后和紊革前后的小市民“把人生往小里做”的低调适应和挣扎。不过，在英美出版商眼里，这样的作品，或许不够“异国情调”，对一般的读者，不够怪诞新奇。《长恨歌》虽有译本，却是大学出版社印的，定价比商业出版社的相应书籍高一些。

　　有趣的是，厄普代克偏偏不欣赏某种在英语世界里几乎成为定式的“中国情调”。他对《丰乳肥臀》的批评，相对简单一些。该书开头几章，是两场生育的平行描写，一是上官鲁氏生下男主角上官金童，一是上官家的黑驴要产小骡子。作者的寓意，显然是女人不如驴，驴得到的照顾还要多一些。但令厄普代克不解的是，为什么苏童和莫言对性、生育、病痛和非正常死亡的生理细节那么津津乐道？他诧异地问：中国小说是否缺少一个类似英国维多利亚（以社会对道德的严谨要求著称）那样的可以让作者习得礼仪的时代？

　　这一疑问，《纽约时报》的余华文章里，有个回答。采访者向余华作类似发问。余华说，他自小生活的村子里，人们最兴奋的时刻是枪毙犯人。儿童都奔到刑场去看，看那犯人跪在地上，枪口指着他的后脑勺，警察扳动枪机。他写作的时候，笔下人物不受控制地做出种种暴烈行为；他写完后，睡觉时总是梦见有人追杀自 己。

　　而在厄普代克的世界里，那些中产阶级居住的美国小镇，母亲阻止读中学的儿子与某女生约会，只为那名女学生家里，她的父亲经常大声责骂妻子，被听到的邻居视作没有教养的等外粗人。虽然厄普代克写的是“婴儿潮世代”对这一中产阶级秩序的叛变，他本身却来自这一秩序。苏童、莫言和余华的成长环境，于他实在隔得太远。

　　看来，对中国的小说，厄普代克缺乏相应背景知识。这也是西方人阅读中国现代作品的普遍问题。对于莫言的风格，厄普代克见到粗鲁，但未必见到这语言释放背后的强权压制下的无力和无奈。他就体会不到刘再复所讲的“（莫言）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 ”（《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学》，１９９９年。）

　　实在说来，《丰乳肥臀》里强悍的是女性；男主角金童，与《我的帝王生涯》里的燮王端白一样，都是性格懦弱的人，前者含着乳头不肯断奶，后者听任家国破碎。两本书写的都是中国的过去，厄普代克的总结是“烂社会不提供〔男人〕成长的激励”——与这篇书评的起句，“中国，专家们同意，是代表未来的国家”，形成强烈对比。中国小说正在进入西方大众市场，至少是强烈企图进入，但厄普代克似乎有他的怀疑。

　　当然，厄普代克的《苦竹》，仍是穿越中美两国文化高墙的一次可喜努力。葛浩文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见去年3月27日报纸）：“要想了解中国文学在美国的知名度，只要看看《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多少中国作品——迄今为止一篇都没有。……在美国读书界，《纽约客》能卖得动书，《纽约时报》什么的不管用。”其实，对中国小说的介绍，《纽约客》早已做过，而且由厄普代克操刀。

　　可叹的是，我们无从听到厄老对《兄弟》的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