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臭皮匠
我是臭皮匠
我们大家都是臭皮匠
要团结干下去
土地是我们的
是祖先开垦的
土地是我们的
我们要团结干下去
「愚公移山」，词 杨逵╱曲 李双泽
1977年的夏天，年轻的民歌手李双泽在台北附近的淡水小镇闭门撰写了一系列歌谣；其中「愚公移山」这首歌，改编自台湾日据时期的反日农民运动家杨逵的小诗。
这批歌谣后来成为19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当中，被少数圈内人传唱不休的歌曲。它们不像具有商业市场能力的「金韵奖」与「民谣风」那样，创造出后来炽手可热的明星如蔡琴、叶佳修、李建复、齐豫等等，可以迅速掳获大学生的心灵，但却在当时的文艺圈、以及关心台湾社会变化的年轻人之间，有着不小的知名度。
那个时节，谢英俊也在位于淡水的淡江大学念建筑系，而且就住在李双泽创作这批歌曲的「动物园」里。「动物园」是当时一批淡水的文艺青年与愤青聚居的地方，民歌手胡德夫偶而也在那里出没。三十年之后，人事已非，这个带着台湾音乐史传奇色彩的小院子变成了现代化的录音室；在这里录制专辑的新一代歌手，就包括了今天走红海峡两岸的陈绮贞。
我不知道谢英俊听不听陈绮贞的歌，但肯定「愚公移山」的歌词与旋律，必然还萦绕在他心中。有好几回听他谈到生态农居工程的进度，他总是咬着牙、略扁着嘴，用一种准备出发去干架、或是打仗的语气，从紧绷的双唇中恶狠狠地迸出：「要干下去了。」或是「要大干一场了。」每次听到他这么说，我总想起「愚公移山」里的这句：「我们要团结干下去」；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这里头的关键词是：臭皮匠、我们的、团结、干下去。
距今七十年前的台湾南部乡间，杨逵在今天陈水扁的故乡一带搞反帝农民运动，他所诉诸的是一种民众之间的平等分工与共同协作；所以他说：「你是臭皮匠 我也是臭皮匠」。他不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运动指导者，「愚公移山」是要靠众人之力来完成的，彼此是要团结在一起的；在这里头，专业人士跟农民一样，也是个臭皮匠。
这种带着社会主义色彩的精神态度，经过李双泽的歌曲，而种植在谢英俊这代人的身上；这群为数不多的、当年高唱着李双泽歌曲的文青或愤青，恰恰经历了台湾社会往高度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路径一路奔驰的时代，然而，「臭皮匠、我们的、团结、干下去」这几个跟现代化的个人主义与专业理性分工不太相衬的关键词，始终在他们心中，只等待恰当的时机与土壤，萌芽、生发。
大学毕业之后，做为建筑师的谢英俊，一直到1999年才等来这第一次的萌芽与生发。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台湾中部在夜半时分发生七级地震，瞬间夺走两千人生命，数万幢家屋倒塌或损毁。其中，位在震中附近日月潭畔的邵族部落，仅仅有数百个族人，在这样天摇地动的灾难中，面临着族群灭绝的根本危机。
原本一直在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帮高科技芯片厂商盖厂房的谢英俊，见此灾难，立即调集社会资源、驰赴日月潭，在地震后的几个礼拜之内，就用轻钢架与竹子，与邵族人一起共同携手，从废墟上打造出新的部落社区。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结合就地取材的生态建筑以及家户参与的协力造屋，复建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文化与精神传承。在个别建筑的材质与结构上，照顾到邵族本身既有的生态机能与空间习惯；在整体社区的规划上，既符合家庭生活需求也符合族群祭仪需求。从建筑设计、结构、材质、施工，到整体空间的规划运用，都不是仅仅从建筑师个人的意志出发，更融入了邵族家户本身对于个体生活以及族群生命的想象。这在一向追求现代化「更高、更强、更先进」的台湾建筑界中，实属异类；而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复兴上，也是另辟蹊径、异军突起。而对于整个九二一地震灾后一般老百姓的家屋重建图景来说，这种不靠建筑开发商、不需银行按揭贷款、不用钢筋水泥的模式，更是绝无仅有。邵族的重建，让谢英俊获得台湾建筑界最高荣誉的远东建筑奖，也获得国际建筑界的瞩目，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台湾建筑界的「传奇」
然而，对谢英俊来说，「传奇」却是个避之唯恐不及的字眼。
好几次他跟我说过，他最怕被看成是可以点土成金的特异功能人士；他宁可抛开一切无谓的名词与象征，实事求是地来探讨：为什么要做、为谁而做、怎么做、从何处下手做。听起来，这些似乎都是操作层次的技术问题，但事实上，却又是直指核心的观念问题；因为，谢英俊所专研的，是广大农民的住房，而非城镇与都会住民的大批量商品房与工商白领的摩天写字楼。而在现代化已经浸透整个两岸三地华人社会的今天，后者才是建筑界立足之所在。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有关建筑的观念与技术，都围绕着城镇与都会的需求而展开。在这里头，各种标准化、规格化、样板化的套路、模块、组件都已开发完备，而相应的金融资本操作也相当齐全，甚至连文化品味本身也趋于一致：巴黎的秋装、意大利的新鲜奶酪、伦敦的舞曲、好莱坞的电影、纽约的舞台剧，甫推出不久，就可以在全球各大都会看到其鼓吹者与追捧者、反对者与模仿者。论者称之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全球都会同步化、一体化、无差别化的时代。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当代建筑的观念与作为，就浸润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头。这当中，广大农村民居的需求也一点一滴地被这样的潮流所渗透、占领；在华人社会，农民抛弃了被视为「落后」的传统建筑模式：木结构与夯土墙，转而拥抱率先为城市所采用的红砖头、钢筋水泥、二丁挂砖，甚且是玻璃帷幕。在这样的改换过程中，农村抛弃的不仅仅是建筑材质与工法，更是抛弃了与传统建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活习惯、空间氛围、协力劳动、财务操作等等多方位的价值，以及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
于是乎，连农村都自我抛弃了，也难怪绝大部分扎根在城市里、向全球化的价值看齐的建筑师、设计师、开发商、包工头、融资体系等等，会无视于不同农民对于民居建筑的不同需求，而以标准化、规格化、样板化的城市建筑套路，来改造农村。
与此相较，谢英俊恰恰是反其道而行。1999年大地震后不久，他就把原本在高科技产业园区附近的建筑师事务所搬到日月潭，就此扎根在邵族社区里一直到今天。他不仅跟邵族一起盖房子，他的事务所也成为族人找临时工作以及串门子的场所。谢英俊把族人组织成工作队，继续为其他灾民盖生态民居，提供他们经济收入的另一种可能；他自己也年年参加部落里的各项重大祭仪庆典，深深为邵族的文化所著迷。谢英俊是生态民居方面的「臭皮匠」，而邵族人则是自己族群文化与生活习惯方面的「臭皮匠」，大家都是「臭皮匠」，土地都是「我们的」，才能团结「干下去」。于是，建筑做为一个杠杆基点，谢英俊与邵族人合力撑起了一个超越现代化都会建筑意识型态框架的、建造生态农居与激活农村文化的模式。
但是，这样的作为很难被城镇与都会主流所理解与接纳。今天的社会过度分工，在建筑面前，我们多半只是个消费者或是欣赏者，我们无法参与设计与建造的过程，只能被动地接收使用。建筑与施工专业形成一道普通人难以跨越的门坎，房屋变成是装着人的盒子，而不是贴着身体、与人共呼吸、共生发的皮肤。
谢英俊常说，「这是观念问题。」或者，「这是哲学问题。」在近年的演讲中，他常常举黑格尔与哈贝玛斯来做比较；黑格尔强调个人的主体意志，最终成为现代化意识型态的源头祖师爷，而一个世纪之后，哈贝玛斯则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企图以此矫正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端；但，时代的发展，究竟不随个人意志而转移。今天黑格尔的哲学观念，依然是称霸建筑界与都会文化的核心主轴。
因此，在城镇与都会里，专业者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臭皮匠」，而是拥有主观意志的专业「诸葛亮」；客户或消费者则连臭皮匠都不是，他们需要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对谢英俊来说，这套路或许在城市必然如此，但是在农村，却是行不通的。
近年来，他走遍华人社会的农村，熟悉农民的言行方式与习惯，他知道举手表决不见得是农民熟悉的公共决策模式，他们另有自己的一套；他认为农民有时候比城市人还聪明、还灵光，农村孕育着巨大的、未被重视的创新能量。在四川茂县灾后重建的工地上，他看到从北京回乡、盖过鸟巢与CCTV大楼的农民工拿出他们的焊工技术执照，争着要为家乡的轻钢架房屋贡献一份力量；在青川、北川，他看到农民把倒塌粉碎的墙体淘出来，在农闲时分坐在屋檐下，一边话家常一边耐心地把看不出原样的碎墙块打磨还原成一块块可以回收使用的砖头；这不就是「愚公移山」吗？
谢英俊对于这类形形色色，农民源自本乡本土的生存智慧、草根技术与勤奋精神，叹为观止，他说：「如果可以，中国农民绝对能把珠穆朗玛峰铲平、磨成粉来灌浆盖房子！」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农民一流，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他经常赞叹，农民「臭皮匠」完全理解他的建筑形式、结构以及背后的道理；然而，他也经常感叹，饱受现代化知识体系洗礼的专业「诸葛亮」却往往看不懂、看不透，进而，也往往不知道要如何支持这些个乍看新鲜有趣的生态农居建筑计划；这似乎是他最苦恼的地方。
我想起最近在查阅有关晚清洋务运动的史料，当中所得到的启发。在那个年代，一批江南地区的民间知识分子，如徐寿与华蘅芳，起源自十八世纪以来的「畴人」传统，从对固有的自然与技术知识出发，开始专研西方的「科学」，进而打造出自己的知识生产与流通体系，乃至制造出中国最早的蒸汽机与轮船。这批文人，除了四书五经之外，也熟悉古代各种算经、本草、天工开物等等传统农业中国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再加上西方传教士带进来的几何、代数、光学、物理、化学等等，让他们成为推动洋务运动的核心份子。那时候，「科学」这个外来字眼还未出现，他们使用中国固有的「格致」来指称这个正在蓬勃成型的、汇通中西、涵纳古今的知识体系。
留美的当代中国学者孟悦，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道：「借助“格致”这个范畴，江南制造局的知识圈第一次把翻译进来的各种学科和技术知识系统融和成一个更大的学科领域，囊括并大于今天所说的“科学”和技术领域。传教士延续“格致”这个范畴，用普遍之“理” 来获取得传教士话语在他者文化中的权威性。而畴人出身的华人翻译者同样利用“格致”内含的普遍之理来跨越否定中西知识之间的想象的高下优劣。……从江南制造局的华人知识圈对于“格致”的论述来看，介绍“科学”的过程不是一个科学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从有到有的跨文化的融汇和互译过程。」（黑体重点为笔者所加）
亦即，对这群在「格致」领域中寻求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来说，西方的知识并不是要来取代、覆写中国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在中西交会的时代浪潮中，开展深层的交流混杂，进而推动晚清中国的文化乃至政治革新。在「格致」的领域底下，传统中国的知识跟西方传来的知识都是「臭皮匠」，都必须要在「祖先开垦的」土地上，「团结干下去」。
这种带着文化自信但又不排外媚外的江南民间知识分子精神态度，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完全被抛弃。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大量地从战胜国日本输入各种被日本人译成汉字的西方知识、思想与名词，包括「科学」、「现代」等等。被奉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革命宗师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极力发扬从日本来的「科学」，贬抑源自中国固有传统的「格致」。到了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声席卷全华人社会，更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最终，使得一百年来的华人都笼罩在甲午战败的震撼后座力以及康梁与五四弃旧扬新的声嘶力竭里头，无所遁逃。
于是，西方启蒙时代以降，以笛卡儿分析哲学为核心的各种知识与文化体系，通过黑格尔主观意志论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加持，在上个世纪之中渐次占领了华人的心灵。专业化与模块化、工具理性与个体意志成为观念主流，于是，臭皮匠与诸葛亮有了高下之别，诸葛亮可以不需理解臭皮匠，但臭皮匠不能不听从诸葛亮。
这个历史过程，也恰恰是中国农村从十九世纪初的经济蓬勃与人文鼎盛走向二十世纪中的全面凋敝、破败与崩坏的过程。农村的臭皮匠被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浪潮卷向都市边缘，他们若不臣服于都市的、西方的、科学的价值，就无法成为诸葛亮。而一旦成了诸葛亮，又会反过头来否定、抹煞原先臭皮匠的价值，如此一代又一代下来，农民本乡本土的固有智慧、生活习惯、草根技术与勤奋精神的不受尊重、不被理解乃至空洞化，是必然的后果。
而这就是谢英俊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要如何跟主流社会说明，生态农居的推动者，必须是赤脚卷袖的臭皮匠，而不是羽扇纶巾的诸葛亮？
在1999年的台湾，这样的难题几乎是找不到解方的。那时台湾经历长达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达于顶峰，现代化、都市化与专业化的话语全面占领社会各个角落；谢英俊所主持的邵族重建虽然获得一些奖项，但是对于生态农居的实际推动，并没有决定性的帮助。
将近十年之后，他来到同样遭到大地震蹂躏的四川灾区，同样面对拥有固有智慧、草根技术与勤奋精神的农民，他同样拿出轻钢架结合夯土墙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上述「臭皮匠╱诸葛亮」的难题依然如影随形、强劲有力。
但，微妙的变化却在此时降临；对于都市化、现代化、西方化的价值重估，同时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价值的再定位，乃至对于新文明模式的探索，正在一点一滴地被召唤出来。首先是来自西方对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与石化资源短缺所带来的世界性危机，开始有了较全面而深刻的认知；接着，今年奥运火炬在西方传递所遭遇的阻扰，也让中国新一代有了反省西方的契机。如果说这两者都太过概念化、太过抽象，那么，更具现实性，也更为迫在眉睫的则是今年下半年开始，如骨牌倒塌般的全球金融风暴，让人们赤裸裸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破洞。
在这一连串接踵而至的全球性警示、困境与溃堤底下，人们不得不问：新的出路与发展模式在哪里？而中国又将扮演甚么角色、提供甚么建设性的力量？农村是否将成为当下资本主义危机当中，人类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保护伞与大后方？这些问题，已经逐渐成为核心焦点。
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我们才能比较了解谢英俊所坚持的「臭皮匠」态度，在当下全球性的社会变迁过程里头，所蕴含着的深刻意义。他强调专业者必须重新认识民间智慧与草根技术，必且学习与这些智慧与技术的载体—亦即农民—进行交流与合作；而不是单方面依靠现代化过程底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与专家系统，在都会高耗能的空调办公室中想当然尔地进行理性而科学的「计算」、「设计」与「规划」。这种互为主体的态度，一如晚清江南民间知识分子的「格致」，不是以一种知识体系来覆写另一种知识体系，而是追求携手并进、兼容并蓄的协同合作，以逐步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或许，「臭皮匠」将颠覆一个世纪以来，许多「诸葛亮」式的基本观念与思惟架构，也是对当下形形色色的专业体系的强大挑战，然而，对谢英俊来说，谁能够挑战成功，谁就将是二十一世纪的真正主导者。因此，谢英俊的难题，也会是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所必须要共同去处理、去面对的；且让我们再听听「愚公移山」吧：
愚公一代
愚公两代
愚公三代
要永远的干下去
土地是我们的
是祖先开垦的
土地是我们的
我们要永远干下去
「愚公移山」，词 杨逵╱曲 李双泽
我是臭皮匠
我们大家都是臭皮匠
要团结干下去
土地是我们的
是祖先开垦的
土地是我们的
我们要团结干下去
「愚公移山」，词 杨逵╱曲 李双泽
1977年的夏天，年轻的民歌手李双泽在台北附近的淡水小镇闭门撰写了一系列歌谣；其中「愚公移山」这首歌，改编自台湾日据时期的反日农民运动家杨逵的小诗。
这批歌谣后来成为19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当中，被少数圈内人传唱不休的歌曲。它们不像具有商业市场能力的「金韵奖」与「民谣风」那样，创造出后来炽手可热的明星如蔡琴、叶佳修、李建复、齐豫等等，可以迅速掳获大学生的心灵，但却在当时的文艺圈、以及关心台湾社会变化的年轻人之间，有着不小的知名度。
那个时节，谢英俊也在位于淡水的淡江大学念建筑系，而且就住在李双泽创作这批歌曲的「动物园」里。「动物园」是当时一批淡水的文艺青年与愤青聚居的地方，民歌手胡德夫偶而也在那里出没。三十年之后，人事已非，这个带着台湾音乐史传奇色彩的小院子变成了现代化的录音室；在这里录制专辑的新一代歌手，就包括了今天走红海峡两岸的陈绮贞。
我不知道谢英俊听不听陈绮贞的歌，但肯定「愚公移山」的歌词与旋律，必然还萦绕在他心中。有好几回听他谈到生态农居工程的进度，他总是咬着牙、略扁着嘴，用一种准备出发去干架、或是打仗的语气，从紧绷的双唇中恶狠狠地迸出：「要干下去了。」或是「要大干一场了。」每次听到他这么说，我总想起「愚公移山」里的这句：「我们要团结干下去」；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这里头的关键词是：臭皮匠、我们的、团结、干下去。
距今七十年前的台湾南部乡间，杨逵在今天陈水扁的故乡一带搞反帝农民运动，他所诉诸的是一种民众之间的平等分工与共同协作；所以他说：「你是臭皮匠 我也是臭皮匠」。他不把自己看成是高高在上的运动指导者，「愚公移山」是要靠众人之力来完成的，彼此是要团结在一起的；在这里头，专业人士跟农民一样，也是个臭皮匠。
这种带着社会主义色彩的精神态度，经过李双泽的歌曲，而种植在谢英俊这代人的身上；这群为数不多的、当年高唱着李双泽歌曲的文青或愤青，恰恰经历了台湾社会往高度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路径一路奔驰的时代，然而，「臭皮匠、我们的、团结、干下去」这几个跟现代化的个人主义与专业理性分工不太相衬的关键词，始终在他们心中，只等待恰当的时机与土壤，萌芽、生发。
大学毕业之后，做为建筑师的谢英俊，一直到1999年才等来这第一次的萌芽与生发。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一日，台湾中部在夜半时分发生七级地震，瞬间夺走两千人生命，数万幢家屋倒塌或损毁。其中，位在震中附近日月潭畔的邵族部落，仅仅有数百个族人，在这样天摇地动的灾难中，面临着族群灭绝的根本危机。
原本一直在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帮高科技芯片厂商盖厂房的谢英俊，见此灾难，立即调集社会资源、驰赴日月潭，在地震后的几个礼拜之内，就用轻钢架与竹子，与邵族人一起共同携手，从废墟上打造出新的部落社区。
这其中最主要的，是结合就地取材的生态建筑以及家户参与的协力造屋，复建了一整个民族的生活、文化与精神传承。在个别建筑的材质与结构上，照顾到邵族本身既有的生态机能与空间习惯；在整体社区的规划上，既符合家庭生活需求也符合族群祭仪需求。从建筑设计、结构、材质、施工，到整体空间的规划运用，都不是仅仅从建筑师个人的意志出发，更融入了邵族家户本身对于个体生活以及族群生命的想象。这在一向追求现代化「更高、更强、更先进」的台湾建筑界中，实属异类；而在少数民族的文化复兴上，也是另辟蹊径、异军突起。而对于整个九二一地震灾后一般老百姓的家屋重建图景来说，这种不靠建筑开发商、不需银行按揭贷款、不用钢筋水泥的模式，更是绝无仅有。邵族的重建，让谢英俊获得台湾建筑界最高荣誉的远东建筑奖，也获得国际建筑界的瞩目，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台湾建筑界的「传奇」
然而，对谢英俊来说，「传奇」却是个避之唯恐不及的字眼。
好几次他跟我说过，他最怕被看成是可以点土成金的特异功能人士；他宁可抛开一切无谓的名词与象征，实事求是地来探讨：为什么要做、为谁而做、怎么做、从何处下手做。听起来，这些似乎都是操作层次的技术问题，但事实上，却又是直指核心的观念问题；因为，谢英俊所专研的，是广大农民的住房，而非城镇与都会住民的大批量商品房与工商白领的摩天写字楼。而在现代化已经浸透整个两岸三地华人社会的今天，后者才是建筑界立足之所在。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有关建筑的观念与技术，都围绕着城镇与都会的需求而展开。在这里头，各种标准化、规格化、样板化的套路、模块、组件都已开发完备，而相应的金融资本操作也相当齐全，甚至连文化品味本身也趋于一致：巴黎的秋装、意大利的新鲜奶酪、伦敦的舞曲、好莱坞的电影、纽约的舞台剧，甫推出不久，就可以在全球各大都会看到其鼓吹者与追捧者、反对者与模仿者。论者称之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全球都会同步化、一体化、无差别化的时代。
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当代建筑的观念与作为，就浸润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头。这当中，广大农村民居的需求也一点一滴地被这样的潮流所渗透、占领；在华人社会，农民抛弃了被视为「落后」的传统建筑模式：木结构与夯土墙，转而拥抱率先为城市所采用的红砖头、钢筋水泥、二丁挂砖，甚且是玻璃帷幕。在这样的改换过程中，农村抛弃的不仅仅是建筑材质与工法，更是抛弃了与传统建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活习惯、空间氛围、协力劳动、财务操作等等多方位的价值，以及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
于是乎，连农村都自我抛弃了，也难怪绝大部分扎根在城市里、向全球化的价值看齐的建筑师、设计师、开发商、包工头、融资体系等等，会无视于不同农民对于民居建筑的不同需求，而以标准化、规格化、样板化的城市建筑套路，来改造农村。
与此相较，谢英俊恰恰是反其道而行。1999年大地震后不久，他就把原本在高科技产业园区附近的建筑师事务所搬到日月潭，就此扎根在邵族社区里一直到今天。他不仅跟邵族一起盖房子，他的事务所也成为族人找临时工作以及串门子的场所。谢英俊把族人组织成工作队，继续为其他灾民盖生态民居，提供他们经济收入的另一种可能；他自己也年年参加部落里的各项重大祭仪庆典，深深为邵族的文化所著迷。谢英俊是生态民居方面的「臭皮匠」，而邵族人则是自己族群文化与生活习惯方面的「臭皮匠」，大家都是「臭皮匠」，土地都是「我们的」，才能团结「干下去」。于是，建筑做为一个杠杆基点，谢英俊与邵族人合力撑起了一个超越现代化都会建筑意识型态框架的、建造生态农居与激活农村文化的模式。
但是，这样的作为很难被城镇与都会主流所理解与接纳。今天的社会过度分工，在建筑面前，我们多半只是个消费者或是欣赏者，我们无法参与设计与建造的过程，只能被动地接收使用。建筑与施工专业形成一道普通人难以跨越的门坎，房屋变成是装着人的盒子，而不是贴着身体、与人共呼吸、共生发的皮肤。
谢英俊常说，「这是观念问题。」或者，「这是哲学问题。」在近年的演讲中，他常常举黑格尔与哈贝玛斯来做比较；黑格尔强调个人的主体意志，最终成为现代化意识型态的源头祖师爷，而一个世纪之后，哈贝玛斯则强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沟通，企图以此矫正现代化所带来的弊端；但，时代的发展，究竟不随个人意志而转移。今天黑格尔的哲学观念，依然是称霸建筑界与都会文化的核心主轴。
因此，在城镇与都会里，专业者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臭皮匠」，而是拥有主观意志的专业「诸葛亮」；客户或消费者则连臭皮匠都不是，他们需要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对谢英俊来说，这套路或许在城市必然如此，但是在农村，却是行不通的。
近年来，他走遍华人社会的农村，熟悉农民的言行方式与习惯，他知道举手表决不见得是农民熟悉的公共决策模式，他们另有自己的一套；他认为农民有时候比城市人还聪明、还灵光，农村孕育着巨大的、未被重视的创新能量。在四川茂县灾后重建的工地上，他看到从北京回乡、盖过鸟巢与CCTV大楼的农民工拿出他们的焊工技术执照，争着要为家乡的轻钢架房屋贡献一份力量；在青川、北川，他看到农民把倒塌粉碎的墙体淘出来，在农闲时分坐在屋檐下，一边话家常一边耐心地把看不出原样的碎墙块打磨还原成一块块可以回收使用的砖头；这不就是「愚公移山」吗？
谢英俊对于这类形形色色，农民源自本乡本土的生存智慧、草根技术与勤奋精神，叹为观止，他说：「如果可以，中国农民绝对能把珠穆朗玛峰铲平、磨成粉来灌浆盖房子！」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农民一流，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他经常赞叹，农民「臭皮匠」完全理解他的建筑形式、结构以及背后的道理；然而，他也经常感叹，饱受现代化知识体系洗礼的专业「诸葛亮」却往往看不懂、看不透，进而，也往往不知道要如何支持这些个乍看新鲜有趣的生态农居建筑计划；这似乎是他最苦恼的地方。
我想起最近在查阅有关晚清洋务运动的史料，当中所得到的启发。在那个年代，一批江南地区的民间知识分子，如徐寿与华蘅芳，起源自十八世纪以来的「畴人」传统，从对固有的自然与技术知识出发，开始专研西方的「科学」，进而打造出自己的知识生产与流通体系，乃至制造出中国最早的蒸汽机与轮船。这批文人，除了四书五经之外，也熟悉古代各种算经、本草、天工开物等等传统农业中国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再加上西方传教士带进来的几何、代数、光学、物理、化学等等，让他们成为推动洋务运动的核心份子。那时候，「科学」这个外来字眼还未出现，他们使用中国固有的「格致」来指称这个正在蓬勃成型的、汇通中西、涵纳古今的知识体系。
留美的当代中国学者孟悦，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道：「借助“格致”这个范畴，江南制造局的知识圈第一次把翻译进来的各种学科和技术知识系统融和成一个更大的学科领域，囊括并大于今天所说的“科学”和技术领域。传教士延续“格致”这个范畴，用普遍之“理” 来获取得传教士话语在他者文化中的权威性。而畴人出身的华人翻译者同样利用“格致”内含的普遍之理来跨越否定中西知识之间的想象的高下优劣。……从江南制造局的华人知识圈对于“格致”的论述来看，介绍“科学”的过程不是一个科学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从有到有的跨文化的融汇和互译过程。」（黑体重点为笔者所加）
亦即，对这群在「格致」领域中寻求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来说，西方的知识并不是要来取代、覆写中国的知识体系，而是要在中西交会的时代浪潮中，开展深层的交流混杂，进而推动晚清中国的文化乃至政治革新。在「格致」的领域底下，传统中国的知识跟西方传来的知识都是「臭皮匠」，都必须要在「祖先开垦的」土地上，「团结干下去」。
这种带着文化自信但又不排外媚外的江南民间知识分子精神态度，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完全被抛弃。从那时候开始，中国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大量地从战胜国日本输入各种被日本人译成汉字的西方知识、思想与名词，包括「科学」、「现代」等等。被奉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革命宗师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极力发扬从日本来的「科学」，贬抑源自中国固有传统的「格致」。到了五四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声席卷全华人社会，更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最终，使得一百年来的华人都笼罩在甲午战败的震撼后座力以及康梁与五四弃旧扬新的声嘶力竭里头，无所遁逃。
于是，西方启蒙时代以降，以笛卡儿分析哲学为核心的各种知识与文化体系，通过黑格尔主观意志论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加持，在上个世纪之中渐次占领了华人的心灵。专业化与模块化、工具理性与个体意志成为观念主流，于是，臭皮匠与诸葛亮有了高下之别，诸葛亮可以不需理解臭皮匠，但臭皮匠不能不听从诸葛亮。
这个历史过程，也恰恰是中国农村从十九世纪初的经济蓬勃与人文鼎盛走向二十世纪中的全面凋敝、破败与崩坏的过程。农村的臭皮匠被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浪潮卷向都市边缘，他们若不臣服于都市的、西方的、科学的价值，就无法成为诸葛亮。而一旦成了诸葛亮，又会反过头来否定、抹煞原先臭皮匠的价值，如此一代又一代下来，农民本乡本土的固有智慧、生活习惯、草根技术与勤奋精神的不受尊重、不被理解乃至空洞化，是必然的后果。
而这就是谢英俊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难题：要如何跟主流社会说明，生态农居的推动者，必须是赤脚卷袖的臭皮匠，而不是羽扇纶巾的诸葛亮？
在1999年的台湾，这样的难题几乎是找不到解方的。那时台湾经历长达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达于顶峰，现代化、都市化与专业化的话语全面占领社会各个角落；谢英俊所主持的邵族重建虽然获得一些奖项，但是对于生态农居的实际推动，并没有决定性的帮助。
将近十年之后，他来到同样遭到大地震蹂躏的四川灾区，同样面对拥有固有智慧、草根技术与勤奋精神的农民，他同样拿出轻钢架结合夯土墙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上述「臭皮匠╱诸葛亮」的难题依然如影随形、强劲有力。
但，微妙的变化却在此时降临；对于都市化、现代化、西方化的价值重估，同时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价值的再定位，乃至对于新文明模式的探索，正在一点一滴地被召唤出来。首先是来自西方对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与石化资源短缺所带来的世界性危机，开始有了较全面而深刻的认知；接着，今年奥运火炬在西方传递所遭遇的阻扰，也让中国新一代有了反省西方的契机。如果说这两者都太过概念化、太过抽象，那么，更具现实性，也更为迫在眉睫的则是今年下半年开始，如骨牌倒塌般的全球金融风暴，让人们赤裸裸地看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破洞。
在这一连串接踵而至的全球性警示、困境与溃堤底下，人们不得不问：新的出路与发展模式在哪里？而中国又将扮演甚么角色、提供甚么建设性的力量？农村是否将成为当下资本主义危机当中，人类社会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保护伞与大后方？这些问题，已经逐渐成为核心焦点。
从这个角度出发，或许我们才能比较了解谢英俊所坚持的「臭皮匠」态度，在当下全球性的社会变迁过程里头，所蕴含着的深刻意义。他强调专业者必须重新认识民间智慧与草根技术，必且学习与这些智慧与技术的载体—亦即农民—进行交流与合作；而不是单方面依靠现代化过程底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与专家系统，在都会高耗能的空调办公室中想当然尔地进行理性而科学的「计算」、「设计」与「规划」。这种互为主体的态度，一如晚清江南民间知识分子的「格致」，不是以一种知识体系来覆写另一种知识体系，而是追求携手并进、兼容并蓄的协同合作，以逐步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
或许，「臭皮匠」将颠覆一个世纪以来，许多「诸葛亮」式的基本观念与思惟架构，也是对当下形形色色的专业体系的强大挑战，然而，对谢英俊来说，谁能够挑战成功，谁就将是二十一世纪的真正主导者。因此，谢英俊的难题，也会是我们这一代，以及下一代所必须要共同去处理、去面对的；且让我们再听听「愚公移山」吧：
愚公一代
愚公两代
愚公三代
要永远的干下去
土地是我们的
是祖先开垦的
土地是我们的
我们要永远干下去
「愚公移山」，词 杨逵╱曲 李双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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