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蒋锡武：王元化与京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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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化先生是以研究文学理论和思想史而享誉学界、文坛的，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先生似乎忽然关注起京戏来，有些读者不免诧异，先生何以还精于此道？有点没来由。其实是有来由的。还在北伐时，先生就受到过京剧的启蒙。那时元化先生的父亲把全家送到上海，他五六岁的时候，引他入京剧之门的是外婆。外婆非常喜欢京戏，常常带他去"大世界"。据先生讲，外婆很喜欢看孟小冬，或许他也就跟着看过孟小冬了。当然他什么也不懂，只知道热闹，到最后便是入睡了。母亲也常给他讲戏中那忠孝节烈的人物故事和思想。这些无形的熏陶，都使得他慢慢适应并且喜欢上了京戏。

　　先生讲，他们那一代人，不少都是喜欢京戏的。比如吴祖光也是，他做学生时，为你捧谁、我捧谁，争执不下，第二天一大早两帮人就"皇城根儿见"，打架，直打到鼻青脸肿回家。先生说:"我还没迷到这种程度。"

　　当然，他们也不只是迷京剧。先生记得，解放初时，他和满涛、陈西禾，还有元美和杨村彬，五个人常在一块聊戏，谈起来，像其他剧种，如昆曲，还有川剧、秦腔、汉剧都是喜欢的。只是越剧，那种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的东西，则不喜欢，总觉得脂粉气太重。

　　元化先生每每讲到陈西禾，都充满赞佩之情。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中，他以为，陈西禾的水平是很高的，无论是文学，还是中西艺术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像谈《空白艺术》的文章，就十分精辟。他的英文、法文也都很好。巴金的《家》，是他导演的，影片《姊姊妹妹站起来》，也是他导的。那时，元化先生和他都看了川剧《帝王珠》，也都写了文章。但在元化先生看来，陈西禾写的更具有一种戏剧家的眼光。他是用龙梭的笔名写的。文章到了吴强那里，遭到反对，不让登；后来是经夏衍同意，才刊发在《文艺月报》上的。

　　在京剧行当中，元化先生喜爱老生，在老生中，又尤喜爱余派，以至于加以回护。如以为齐如山对余的批评非公允之论，像从修身上进行批评，指摘余喜和文人来往以及性格孤高等，先生都表示不敢苟同。他还认为余的演唱，开创了一个新境界，表现了最丰富最复杂的情绪，摄人心魄，使人陶醉。

　　先生倾心的艺术，是那种含蓄、蕴藉，有回味耐咀嚼的欣赏对象，而不是一看便知、一览即晓的东西。像昆丑的华传浩，他的戏演出来不是那种下三滥的逗笑，先生以为很是难得，十分推崇。先生同俞振飞的关系很好，俞常常带一家人到他那里做客。先生同他聊，很是随意。一次，他对俞说:"俞老，在你的戏里，我看你喜欢演《太白醉写》，可我觉得还是你的《八阳》最好。"元化先生这话说得婉转，他心里要讲的则是:"说实话，我不喜欢那个《太白醉写》，就像郭沫若写的《屈原》那个'雷电颂'一样，把李白演成那种所谓浪漫派式的狂放，可是照我看来似乎太浮夸，并不令人感到可爱和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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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京戏"情结"中，"戏改"也是王先生难以释怀的一个话题。先生讲，上世纪的五十年代，那个时候不是"一边倒"吗？苏联老大哥派专家来，各个行业都有，文化方面来了个列斯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个体系的，就指手画脚，批评中国戏曲，说什么胡子飘在半空中啊，袖子又怎么怎么长啊，等等，总之是你那个写意、虚拟、程式的表演不对，要用他们的那一套来改造中国文化的传统。当时这股风厉害得很，什么都是"斯坦尼"，神圣不可侵犯。头一个反对的是崔嵬，他的性子很直，敢于跟列斯里辩论:你不是有话剧吗？让他们弄弄"斯坦尼"不完了吗？干吗还要京戏也搞什么体验派呢？列斯里不得不说他是"中国传统戏剧的捍卫者"。

　　还行一位"中国传统戏剧的捍卫者"，是老舍。要说懂，那是真懂。元化先生说，比起他来，我们都差远了。在戏改的问题上，他更是坚决反对。吴祖光还有些改良意识。他不，就是"一桌二椅"，鼓吹如何如何的好。那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不知深浅利害，发表了不少文章，意见都提在点子上。后来一看不对了，推陈出新，变成了政治问题。先生还谈到了伊兵。解放初伊兵在华东文化部负责戏改工作，开始他坚信传统戏曲必须加以改革，可是经过一段实践后，他从工作经验中悟出不同的道理，曾向元化先生说:"我发现，我越做戏改工作，越觉得不能改！"元化先生还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时，曾同市委领导谈起上海京剧院的领导，要进行戏改，说"起霸"是多余的赘疣，应该去掉。当时，这位领导听了很生气，说"起霸"怎么能去掉！诸如此类的事，还有不少。由此，先生归结道，可见改革并不像所传那样，总是得人心的。

　　元化先生曾多次强调，他是以鉴赏的眼光来看待京戏的，即首先是把它当做一种艺术品，以满足他的艺术享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于京戏中所包含的思想意蕴、道德观念和社会价值等内容方面的关注评判，而是把它纳入到思想文化研究的范畴，从而发掘出其中的微言大义，道人之所未能道，言人之所不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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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化先生对京戏的研究，是把它纳入到他的"反思"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并展开的。在元化先生的谈京剧文章中，如前说《京剧与传统文化丛谈》无疑是"重头戏"。元化先生在《学术集林》(卷五)的编后记里说到"为了撰写这篇文字，笔者查阅资料和进行构思用了半年多时间。文章谈的虽是京剧，但不仅限于京剧问题。其中涉及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京剧所含的传统道德观念，中国传统艺术的固有特征等等多方面的问题。笔者半年来所考虑的问题大多写在这篇文章中了。"而元化先生是将《京剧与传统文化丛谈》收入他的《九十年代反思录》中的。这就表明，王先生此时对京剧的研究，不纯粹是从爱好角度出发，更不是心血来潮的随意之作，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反思背景下的一方天地，成为他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整体文化反思的一个构成、一个方面、一个个案、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其意义实不可低估。尤其是于京剧自身--这是一个我们不曾感受到的高视点下的京剧，一个开阔视野中的京剧！

　　很奇怪，我读先生的谈戏文字，不知怎么感受到的，是其内中隐含的沉郁、顿挫。这使我想到，先生于旧诗十分喜欢，又特別是杜甫的，且背得许多老杜的诗；而元化先生喜欢京戏，又"尤喜爱余派"，继而是最爱看杨宝森的《伍子胥》。杜诗"沉郁顿挫"，世所公认。京剧老生的余杨一脉，亦世所公认，这个"一脉"，在我看来，要点便在他们也都是既沉郁又顿挫的。是故，老杜、余杨亦一脉。元化先生喜欢老杜，老杜沉郁顿挫；元化先生喜欢余杨，余杨沉郁顿挫--其实元化先生也沉郁且顿挫的。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而这种沉郁顿挫的背后，是元化先生的忧患(先生曾谓，反思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是元化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京剧在内的忧患！

　　在我协助先生编辑谈戏集子时，关于其何以冠名，我曾建言:"您不是有一本《文学沉思录》吗，再来一本《京剧沉思录》，岂不是好？"元化先生郑重说道:"文学方面，我还可以；京剧，我没到这个水平！"元化先生沉吟片刻，提出用《谈戏笔札》(以后又改为《清园谈戏录》)，并说:"我还是喜欢用这样的题目，平实一些，朴素一些，不花哨，不张扬。"接着莞尔笑道:"只是不知道，这样对销路是不是会有点影响？"我也笑了。

(摘选自《悦读》2008年2月第六卷，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