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张旭东：“启蒙”的精神现象学——谈谈王安忆《启蒙时代》里的虚无与实在

读《启蒙时代》的第一个感觉是，同《长恨歌》相比，它立意更大，结构上也更难处理。《长恨歌》虽然时间跨度大，但可以依托情节剧的套路，讲一个女子的传奇故事。1949 年把一个“上海小姐”的人生一分为二，接下来是命运的演绎，基本上是怎么写怎么好看，因为符合一般读者的预期和想象。在今天看，我觉得《长恨歌》最好的地方不是它的故事性展开，而是它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写和议论，这是王安忆自己亮相的地方，也最有当代经验的底色，比如对1950 年代、60、70 年代直到80 年代初的感觉和把握。总体上讲，《长恨歌》的思想内涵和叙事结构都不如《启蒙时代》具有挑战性——写《启蒙时代》这样的作品，作家不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积累都拿出来，是支撑不下来的，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它都是个无所依托的东西，所以一定是观念和内心动力的产物。那么王安忆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大东西 这种欲望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叫《启蒙时代》“启蒙时代”这个书名，对当前文学研究界也好，知识界也好，都还是有一点刺激的。因为按照我们后革命时代的“正史”来说，文革这段时间被定义为新的蒙昧——政治狂热、群众运动、直到上山下乡，学校都关门了，连基本的教育都中断了，“十年浩劫”，需要后人来“拨乱反正”，有什么思想性可言，又谈何启蒙 王安忆告诉我，这本小说最初的名字叫“思想者”，后来改做《启蒙时代》。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启蒙”的命名不是心血来潮或刻意制造戏剧性，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实际上提出的问题是： 那个时代产生了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那种特定的精神生活造就了什么样的人格、什么样的人，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 通过这个问题，王安忆的文学创作就触及了我们时代的大问题，即当代中国集体性的自我理解，说白了就是“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样的问题。要思考这个问题，不回过头去重新看中国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有完整的答案的。这还只是“思想者”的含义。而“启蒙”就更进一步了。因为“启蒙”的基本含义是从蒙昧状态中摆脱出来，成为有自我意识、独立精神和方向感的人。启蒙是一个精神上的成人礼。自五四以来，“启蒙”一直是一个正面的、让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热血沸腾的词。那么在王安忆的这部小说里，“启蒙”还是这个意思么 启蒙的内容是什么 谁启谁的蒙 谁受谁的教育 谁的自我教育和成长史将成为当代集体经验定性，变成历史叙事的主干和基本内容 这些问题都可以一步步追问下去。
不过，我们读这本小说时会看到，《启蒙时代》里的“启蒙”概念是具有一定的反讽性的，就是说，在作为名词、口号、概念的启蒙和作为思想实质和生活实质的启蒙之间有一个预设的批判性间隙。《启蒙时代》自身的叙事空间和思想空间，就是在这个间隙里展开的。这部小说虽然名字叫做《启蒙时代》，但却不一定是简单地站在启蒙或“思想者”这一边。就是说，在这部小说里，“启蒙”的定义是不能在主人公们时时挂在嘴边上的话里面去找，而是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也就是由作者推着她的人物去找； 这些人物的经历、体验、困惑、痛苦、欢乐、思想认识等等既是“成长小说”的文学内容，也是王安忆有关“启蒙”所做思考的思想内容。这里的启蒙者自己需要被启蒙，而不可以自居在一个精神贵族的位置上。启蒙的理想性，本身要受到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也要受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检验，要受启蒙和革命的对立面的检验。那些大概念、大教条、自以为是的主人翁心态、特权心态，都要在实实在在的经验领域里——比如怎样待人接物，怎样对待自己的父母，怎样同女孩子打交道，怎样获得知识、形成自己的判断——落到实处，否则的话就应该被修正，被超越。所以在小说里，这个概念本身又带有自我批判的指向，是被“生活”这个更大、更基本的概念包容着、界定着的。《启蒙时代》里的“启蒙”观念本身的矛盾冲突，本身包含的正题和反题，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张力。如果否定的、负面的因素压倒了正面的、积极的因素，这本小说是一种讲法； 反之又是另一种讲法。但无论如何，1980 年代以来的“新启蒙”思路都不会喜欢这样一个命名，因为它重新把那个时代带回到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之中，而不是把它仅仅作为“反面教员”或干脆一笔勾销。把那个时代的这样一批人、把他们的生活放在“启蒙”的大标题下面来审视，王安忆肯定是有一番用心在里面的。
这部作品的时间跨度很小，只有一年多一点点。人物是群像式的，是那种“时代的人物画廊”式的写法，但又很有王安忆写人物的特色： 每个人都有来历，都有各自的社会史、风俗史上的定位，都带着自己的问题进入故事。从王安忆作品整体上的发展和变化来看，这种写法既有些总结的味道，又有些实验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人物哪些是在既有的脉络里，哪些脱离那些脉络，打开了新的领域。

这个小说人物很多，我把他们分成四个系列：第一个是主角，或男主角系列。这里面有陈卓然、南昌、小老大、阿明，基本上是这四个； 还有次一级的，小兔子、七月等，是外围的，是为了叙事的推进造出一点人物来，这样他们可以跟女孩子接近，可以到谁家去玩，可以有哪些交往，等等，是叙事上的设置。四个主角里面，中心的男主角是南昌，因为南昌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最大，身份或“自我认同”最不确定，跟谁都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之中，因为他自己就很紧张，很不自在。在这个意义上，南昌也最有“自我意识”，因为他一天到晚得想这些问题，想不清楚就陷在里面，不能自拔。他的言谈和行动也常常生硬、鲁莽、欠考虑，带着些突围的意思。陈卓然比南昌大几岁，就显得从容自信一些，他的阶级身份、思想上的自我定位也都非常明确。他是老区长大的，作为乡下孩子抱到上海来，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高人一等，在学校里总是出人头地，显得比别人能，然后又很快进入一种精神的修行状态，最后竟变成一架阅读机器，什么都读，读不懂也要读，很像“老三届”那种阅读方法，拿来什么都生吞活剥硬读进去。那天跟王安忆聊天，她说陈卓然最后变成了“社科院”。同陈卓然比，南昌的认同危机首先来自不和谐的父子关系，其次来自他跟几个女孩子的关系，然后是他跟整个上海市民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他跟所谓小市民的关系。这当然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故事了，它变成了这样一个集体寓言： 中国革命的第二代如何从概念领域降落或落实在生活领域——怎样从“国家”到“社会”、从思想到行动、从书本到实际、从自以为是和自我中心到理解这个世界的有机的、复杂的关系。他在每一个关系里都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都在苦苦探索，所以是一个很难办的男孩子。但他的能量、傲气使得他无路可退，只能往前走，争取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既没有退路，也不能留在原地； 虽然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看来的华丽的句子作心理支撑，但实际上却是孤立无援。这是一个非常骚动不安的形象。通过这样一个人物，王安忆就把整个小说组织起来了。如果说整个小说是一个旋涡，那么旋涡眼就是南昌。
小老大可能是《启蒙时代》男主角中最能让人记住的人物。当然还有阿明，他们两个从叙事上来讲，是南昌的对话者，有时候像是对手，有时候像是对立面，但是一种narrativecouple，就像堂吉诃德和桑丘，是一对儿，或者打，或者吵，或者互相补足，这样才有戏。小老大和阿明是从不同方向上来给南昌空洞激烈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提供一种侧面的支持。这种支持有时候是补充，有时候是挑战。小老大大体算南昌他们的同代人，但年龄比他们大几岁，经历也稍稍不同。陈卓然虽然也大一点，但只是稍微成熟早一点，还不构成知识谱系上的不同。而小老大不但知识谱系不一样，而且家谱也不一样。他的妈妈是一个戏班子里的女演员，几乎一半在风尘里，可以跟上海小姐王琦瑶和王安忆其他作品里的人物系列联系上的。和王琦瑶不一样的是，小老大的妈妈最后嫁给了一位新四军高级干部，这才一脚踏入了新社会。所以小老大的身世背后，其实有两条不同的谱系，这跟一般的军队子弟是不大一样的。南昌和陈卓然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再傲气，碰到小老大就完全傻眼了，因为小老大在知识、阅历、机智上都压他们一头。小老大身上的确有一种很怪的东西，当然他首先是个病人，在这个意义上就不符合常规，但他的魅力仍然来自于他的知识和阅历。王安忆把阅历、经验、眼光和智慧放在一个足不出户的人身上，是独具匠心。小老大“补充”了南昌，因为南昌的麻烦在于太“正”，没有一点歪的、斜的、边边角角的东西，没有任何市民生活的经验，没有生活里面那种带点泥，带点垢，带点阴暗面，却很真实的东西，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是“水至清则无鱼”。南昌这样的男孩子生活在一个理想的，纯粹的，实际上是一个不通人情的、教条的、空洞的世界里。这是红色贵族日常生活的空洞性，但这反过来给了他寻找生活真理的愿望和动力。王安忆从自己的立场来说，当然不会用恶狠狠的语言去“重写”历史，所以她挑选了年轻人的“启蒙”这个角度。这样的批判，还是有原谅和同情的理解在里面。要是她挑选一个成人，一个革命干部来写，就一定会比《叔叔的故事》更有批判和讽刺的意味，那就要变成控诉了。

小老大是处在一种病态，完全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但是他的病态对常态有一个冲击和补足，甚至可以说，他的病态相对于文革初年的“常态”，反到显得从容而富于情趣。小老大的客厅有种不真实的，或者说“超现实”的味道，但如果南昌和其他的年轻人被小老大的客厅所吸引，那么窗外的现实反倒变得不真实，像做梦一样了。南昌他们穿着军装，扎着腰带，骑着自行车在上海街道上呼啸而过，是征服者的后代。小老大虽然也属于高干子弟，但是病怏怏的，只能是裹着毯子坐在自己家阳台上往外看。他的阳台像一个观景台，一个检阅台，这很有意思——他是一个旁观者。他不参与，但由此获得了一个智性的视角，一种超脱。他的知识谱系完全不是学校的教育，他的很多话比如“人就是菌类”，“生命就是腐烂”“短命是清洁的代价”“林黛玉就是草”，都是怪里怪气的，但却很有魅力。大家老到他家去聊天，他的屋子也总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小芭蕾舞演员，回国外交官的孩子，等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但集合在一起，反倒有点五湖四海的意思。这种今天看似不可信的场面，实际上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北京、上海都是有的，我自己也亲眼见过。不过在那时候的学校里、操场上、教室里、大街上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在那种正统的生活表象下面，其实总有种种类似秘密小团体似的群体活动着，补充着、颠覆着、丰富着时代，同它的教条性和空洞性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

最后是阿明( 何向明) 。阿明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因为他不是高干子弟，而是作为一个下层市民阶级的子弟出现在小说里的。他实实在在，没有空洞的幻想，凭手艺，凭本事吃饭，是南昌、陈卓然这样孩子的反面。在上海这个特定的环境里面，他们是互相补足的。阿明如果不是会画画，通过自己的手艺、通过为造反派画巨幅宣传画而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或制高点，本来是不会跟陈卓然、南昌这样不同阶级、不同意识的男孩子发生关系的。但艺术让他接触到了革命的表象，他喜欢画大场面，群众场面，这在审美层面上让他隐隐感到一种摆脱和超越庸庸碌碌的市民生活的渴望。但他接触“精神”和“思想”的手段，又是实实在在的，他只是为不同的造反派组织画画，他并没有自己的理论，也没有自己的空想。但这个时代仍然把阿明这样的人卷进来了，他也在经受着启蒙时代的考验。

这个主角系列，虽然着墨最多，但分析起来最不好讲，因为他们在其精神实质上都是一些空洞的、不成形、模模糊糊的人物( 除了阿明，但阿明也有他自己的暧昧性) 。他们的实质性，反倒要通过其他几个人物系列才能看清楚。所以我们要到后面回过头来接着讲这个系列才讲得清楚。
《启蒙时代》说是成长小说、青春小说、教育小说都讲得通，但我觉得成长小说比较贴切。主要人物都是男的，这里的性别关系也可以讨论。为什么思想的主角都是男生，女孩子谈不上思想，所以也谈不上启蒙，好像只有男孩子才有启蒙，有精神生活，有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历史 是王安忆觉得女孩子根本就没有精神生活吗，所以也就是这个动荡时代里的局外人吗 我想大概不是。我们前面讲过，王安忆在叙事上需要为“启蒙”设一个对立面，这个对立面不是1980 年代以来的“反激进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补充和“否定”。所以女孩子在《启蒙时代》里“先天”地就是一种自然状态，一种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自然状态、生理上的自然状态、感情上的自然状态。她们虽然被动，还常常被男孩子讥为“小市民”，但是她们的存在就显出男孩子的不谙世事，不懂人情，无论嘴上挂着怎样的大道理，脑子里面有哪些大概念在纵横驰骋，但在情感生活里还是空白状态，还没有发蒙。这就同前面一开始说到的谁启蒙谁的问题联系上了。王安忆在这里表面上暧昧，其实却是很清楚的： 这些男主角本身亟待成熟，他们需要把自己从一个模糊、抽象、似是而非的存在变成一个明确、实在、坚定的东西，只有这样别人才能判断他们的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这倒不是说，最后实际上是女孩子给男孩子启蒙，而是说女孩子外在于“精神生活”的状态，正好把男孩子架在火上烤，让他们常常显出淡薄、苍白、笨拙、过于冲动、缺乏真正的教养。一句话，他们在成长的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毛泽东意义上的“启蒙”，要求知识分子要受人民的再教育，这些男孩子不是知识分子，是中学生，但是他们想要有思想，认为自己有思想，或者有意无意想要自己生活在一种思想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是启蒙的。但日常生活领域，这些“思想者”又往往是不通人情，不懂事，没有经验，男女之情不懂，父子之情也不懂。在《启蒙时代》里，最亲密的关系反而是男孩子和男孩子之间的关系。这不是同性恋，但是同性之间的确有很亲密的感觉，因为有思想，是精神层面上的亲近，倒有点符合柏拉图对爱的定义： 爱只能是同性之间的，因为那时候女人不能受教育。在这里，启蒙的含义是比较复杂的。但我们一定要看到，《启蒙时代》对“启蒙”这个符号所代表的种种正面价值是持正面态度的，这种正面的东西并没有被叙事里的反讽瓦解掉，而是被突出出来，被明确化了。这种正面的东西，在男主角们的形象中也是有体现的。

第二个是父母系列： 陈卓然的父母，南昌的父母，小老大的母亲，阿明的父母，还有陈卓然的大姑和南昌的大姐，虽然一个是姑姑一个是姐姐，但在习俗上是从上一个时代来的。这里最关键的是父与子的关系，或许应该单独列出来。这涉及到中国革命的传承问题。在中国革命的特殊语境里，“启蒙”某种意义上也是继承父母一代人的革命遗产，把“火炬”接过来。可南昌的父母一代究竟给了他们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看在这部小说里，王安忆对父母一代留下的精神遗产并不是很满意，有时候好像在说他们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的孩子辈留下什么靠得住、经得起时间考验、货真价实的东西，否则他们也用不着在黑夜里自己从头摸索了。陈卓然、南昌这样的革命后代，享有特权、自命不凡、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长大，但却是在一个思想真空和社会真空里面开始寻找自己、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和权力谱系的。虽然有一个字面上清晰的家谱，但这个家谱自身的断裂、自我否定却迫使新一代重新寻找自己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以便重新建立自己的道德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父辈的遗产不足以支撑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发现，为他们的青春期骚动提供必要的纪律和指引。

从这个意义上，父母一代的虚弱、颓唐、潦倒，甚至是有点荒诞，使孩子迫切需要从其他地方找到思想资源给自己启蒙。在《启蒙时代》里，这几乎是一种生理的需要。王安忆这本书几乎是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剧，但是她把这个观念的需求写得那么有身体的感觉，好像是出于一种生理需要，就像一个人生长需要养料一样，那几个年轻人需要思想，需要观念，需要概念，需要符号，需要理论。父母这一代人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一个明确实在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框架，实际上也成为他们被“继续革命”的理念所吸引、急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内部“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以各自的方式投入文革的动因之一吧。从父母这一代的缺憾的这个角度看，“小老大”这个人物就会更有意思。

第三个是女孩子系列，这本来是王安忆写得最拿手的，但在《启蒙时代》里，反倒出现了一点问题。王安忆这本书并不“好看”，读起来有时候觉得磕磕绊绊，拖拖沓沓，有时候很慢，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可读性，需要有另外的动力或好奇心推动阅读。但女孩子系列是写得最流畅的部分，轻车熟路，如鱼得水。作为女孩子生活背景的上海弄堂，女孩子之间的小勾心斗角，男女孩子之间的朦胧感觉和暧昧关系，都写得非常老练。但正因为太驾轻就熟了，这些女孩子所代表的经验，有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索引，一个类型的陈列，更像是象征符号。这些“类型”的内部都很精彩，但也许是王安忆写她们写得太多了，在《启蒙时代》里面就透出有点不耐烦，本来可以展开得更细腻，笔法可以更炉火纯青，但作为“思想剧”的背景，就三言两语匆匆带过了。所以我感觉是在读上海女性经验类型汇编和索引，这本身也很有意思。这也加大了这本书的含量。
我曾问过跟王安忆，为什么她要南昌最后和嘉宝发生肉体关系，而不是珠珠，不是舒拉。王安忆的回答让我有点吃惊，但细想是很有说服力的：王安忆说南昌这种人只敢对嘉宝下手，因为她是资产阶级，是被打倒了被踩在脚下了的，说白了，我即使强迫你，你也不敢声张。这是王安忆对文革期间那种看似天真浪漫的红卫兵的内在的“青春残酷物语”的个人体察。这简直就是挑明了，南昌再性苦闷，也知道得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出路，他绝对不会找另一个共产党高干的女儿，因为再怎么说也是自家人，闹出事情来不好交待，而资产阶级子女就不一样了。嘉宝在小说里面非常肉感，很壮硕、充实，肉体的充实性诱惑精神的空虚性，这也很有意思。而另外一个市民阶层的女孩子丁宜男，则是干干净净，好像所有的生活都不能在她身上留下痕迹似的。丁家只有女性，外婆、妈妈、丁宜男，这种生活的底色对南昌是没有吸引力的。所以尽管丁宜男很女性化，但却不是南昌需要的，他需要的是肉体性，物质性，不是那种精致沉静苍白的东西。敏敏是一个好玩的女孩子，外交官的女儿。这是女孩子系列里面比较新的一个形象。其他形象我们都见过，似曾相识，王安忆写的时候也多少有点草率，敏敏是花了点笔墨写的。敏敏穿得土里土气，因为她根本赶不上上海的时髦，不知道怎么来的，说话也不对，中文都不太好，但大家都喜欢她。她和上海女孩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对比，这是小说里面新的东西。但是南昌也不会跟敏敏好，因为太近了，他们都是属于革命干部家庭。

《启蒙时代》的基本结构是一个观念剧或者思想剧，它的叙事结构的密度，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靠各种精神谱系来完成的。谱系、家史、知识谱系、阅读史、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的综合体，是有一种编目和类型学的成分在里面，这就形成一种结构感，一种密度。这里每一个部分都没有充分展开，而只是作为一种类型被编制进一个更大的画面。我们看这些女孩子的时候，会觉得很熟悉，因为会看到富萍、妹头、王琦瑶、王琦瑶的女儿，但是看男孩子的时候类型就没有那么清楚。这里会造成阅读上的一点困难，至少是造成阅读经验的不均匀。这种不均匀比较和杂糅的感觉给予小说一种特殊的质地，是我喜欢的地方，而不是不喜欢的地方。

最后一个系列可以姑且称之为“对话者”系列。它同样非常重要，很多前面的伏笔实际是在最后一个系列里融会在一起了。这部分也是思想剧展开的又一个高潮。

第一个对话者——我不是按出场顺序，是按戏剧性的程度来排序——是嘉宝的爷爷，民族资本家顾老头子。南昌他们作为红卫兵权力很大，所有的门都可以一脚踹开进去，要抄家就抄家，要什么就什么，可是他们一天无聊或好奇到要半夜穿着衣服戴着口罩，偷偷摸摸跑到嘉宝家去找她爷爷聊天。明明是要找人家聊天，听人家讲故事，可是还摆出一副审讯人家的样子，交代交代你的资产阶级思想啊，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剩余价值，我们给你上课来啦。但实际上是要想跟人家聊天，好知道一些自己不懂的事情。这个对话最离奇的一点是，老奸巨滑的顾老头居然动了感情，跟一帮不相干的毛孩子回顾生平，送人家走的时候还怅然若有所失。这牵涉到《启蒙时代》的主角陈卓然他们的性格问题，一方面他们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虽然处在一个革命的中心，是启蒙者的位置，但是他们启蒙的含义是还要被别人启蒙，被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启蒙。这个意义上，也就是黑格尔马克思说的，真正的思想上的内容，真正的思想性只可能从现实中来，不可能从思想当中来，思想有什么东西要看思想所对应的时代。哲学是为思想所把握的时代，这是黑格尔的话，马克思是把这个话接过来讲的。那么这些人自以为有思想，但是时代没有被他们所把握，毛泽东的时代他们不懂，祖父辈的历史他们也不知道，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思想是没有内容的，当然要去找顾老头聊天了。可好玩的是顾老头也非常愿意跟他们谈，开始很油滑，称他们为“小将”，一方称“先生”，一方称“小将”，彼此回避彼此的身份，但是又不失自己的尊严，这里面很多很细腻的东西王安忆拿捏得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