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日下午1点30分，中国交响乐世纪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中国交响乐论坛”第三、第四板块的演讲继续在上海音乐学院小音乐厅举行。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主持了第三个板块的演讲。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关峡首先作了题为《中国交响乐实践与展望》的演讲。关峡从音乐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谈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深化改革时，始终发挥国家乐团的代表性、导向性、示范性作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化道路，在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国家主流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峡认为，一个中国乐团，始终不演奏中国作曲家作品，是永远没有前途的。要牢记已故指挥大师李德伦先生的教诲：中国的交响乐队必须以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为己任！关峡还介绍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交响乐普及工作中的一些举措。这是自上世纪50年代初就形成的优良传统，除了继续推出“高雅音乐进校园”活动外，还对隶属中国交响乐团的北京音乐厅实行低票价，使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票。建议采取有效手段把古典观众和现代观众结合起来，加强中国交响乐界内部的团结，携手合作，共创中国交响乐事业的美好未来。
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艺委会委员余隆针对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谈了自己的想法。余隆谈到多年前自己还在国外学习时，每次回国就常在李德伦先生家里探讨中国交响乐的未来。认为自己所在的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爱乐乐团，尽管取得很大成绩，但距离国际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职业化建设。交响乐团有特定的工作方式，在曲目、制度、规范等各方面都有特定要求。事业要做好，首先要职业化。建议通过联合违约的方式，支持中国作曲家的创作，委约过程也是职业化过程。乐团之间也应多做沟通。余隆最后强调：职业化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当你读过这个难关时，必将迎来美好的未来。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表演艺术委员会主任、艺委会副主任谭利华演讲的题目是：《北京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作品的委约和演出概况》。有感于余隆总监提出的职业化问题，谭利华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职业化的乐团，我们就不能很好地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我们一方面与国际一流乐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国外的主流社会对我们的了解还处在很幼稚的阶段。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努力进行自我提高。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手段，努力向国外主流社会宣传中国交响乐作品。我们仅仅演奏外国作品，而不演奏中国作品是很大的损失。北京交响乐团两年一度的国外巡演中有半场是中国作品，从节目策划、经费使用各个方面，都在不断丰富中国交响乐。谭利华建议有关部门，以后聘请外国乐团来中国演出，演出曲目中必须出现中国作品。中国乐团出访也是半场中国作品，半场外国传统作品。谭利华还从现实表演实践出发谈了音乐创作中技术含量的问题，强调指出音乐写出来是要给人听的，不必要每小结都充斥着技术。音乐作品创作出来，如果没有人愿意演，没人愿意听，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呼吁作曲家写出流传久远的作品，也希望中国乐团多演奏中国作品。
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杜晓十演讲的题目是：《从“幕后”到“前台”——谈音乐出版在推动中国交响音乐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2007年5月22至24日，人民音乐出版社和北京交响乐团共同推出了两场中国作品音乐会，并首发15部中国作曲家作品，彰显出音乐出版行业在创作、表演、受众三者间起到的推动作用。杜晓十详细介绍了出版业对于带动优秀创作、打造优秀品牌、建立版权保护机制、向国外推介中国优秀作品、参与演出过程等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希望能团结作曲家、指挥家和乐团，共同为中国交响乐发展做出贡献。
随后，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创作委员会主任、艺委会副主任陆在易主持了最后一个板块的演讲。这一板块主要是从理论层面围绕中国交响乐展开讨论。
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作了题为《音乐评论家要当好伯乐》的演讲。高先生从伯乐慧眼识得千里马引申到现实的音乐生活，充分肯定了音乐批评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的重要作用。高先生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交响乐精深高雅，是给有文化修养的雅人听的，是小众艺术，不是大众艺术，我国目前还不具备把交响乐普及成大众艺术的条件。并提出小众不是与大众对立，小众也是大众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真正缺少的是经典作品。评论工作要有高度专业的水准，外行的听后感式的评论是站不住脚的。建议评论家对自己不懂的新东西不要盲目评价。内容空洞的作品当然不好，但新技术的探索也不应轻易否定。技术无罪，就看你怎么用。新技术的探索，往往是新的表现内容的需要，它拓展新的表现空间，有着毋庸置疑的积极意义。学术性和普及性要相铺相成，评论家应走到大众中去，通过搞讲座的形式，把高雅精深的交响乐普及给大众。尤为重要的，也是超乎一切之上的，是评论的道德。评论离不开主观性，所以要诚实。评论也离不开客观性，所以要公正。诚实、公正两者矛盾统一，相辅相成，不诚实不公正的评论危害无穷。历史上有太多的惨痛教训，建议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韩锺恩教授演讲的题目是《面对中国交响音乐的音乐学写作》。有感于余隆总监、高为杰教授的发言，韩锺恩教授提出：音乐评论不同于一般的听后感，也要职业化。随后，韩锺恩教授从三个大的方面，阐述了自己的音乐学写作新主张。一、关于中国交响音乐，韩锺恩教授首先给出了三个设问：作者在哪里？作品在哪里？听众在哪里？对于这三个难以逾越的问题，韩锺恩教授分别做了条分缕析的讲解。作者在哪里？韩锺恩教授认为作者的地域、血缘和人文处境显然是无法改变的，这就要考虑新的因素，例如本土与海外。同是海外，经受美国移民文化洗礼和经历欧洲纯种文化过滤也是不同的。由此想到，能否在以往古今、中西、雅俗这样的标准来判断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基本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根据中国国情设定更加细微的关系。比如：1、不同的人文资源，有些是来自平民社会的民俗资源，有些是书斋文献的文人资源，合并起来就是文质关系。2、不同的潜在情节，包括政治情节和西方的技术情节。3、不同的美学追求，有的表达情感、思想，有的关注表达本身。4、不同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有的是以丰富的艺术手法见长，有的是通过创作反映自己某种思想倾向。前者是作曲家，后者是人文知识分子。这些因素都应纳入到作者的考察。作品在哪里？一般而言，我们说的作品主要由声音材料、音响结构、个性风格和历史踪迹共同构筑的。进一步细分，有的作品可以通过内容识别结构，有的可以通过形式识别结构，有的可以通过功能识别结构。再进一步，感性本身来识别也非常重要，感性识别包括相应概念应该纳入到观察之中。比如，处于历史范畴当中的西方音乐，它的概念是声音至上，思想感情包含其中。又如，德国十九世纪提出的绝对音乐，它并非区别于标题音乐的纯音乐，而是带有哲理性的考量，强调的是独一无二、不由自主的一种音响存在。听是什么？听的方式有两种：1、通过理解的听，人的解释和理念性的东西为主。2、直接介入的听，完全跟人的行为有关。听众在哪里？听众是抽象的概念，所以批评要具体，而且批评要有立场。听众就是一个个听者乃至一次次听的动作之中，所以听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说大众往往是先通过看而后理解贝多芬，作为批评者，听则是首位，看其他材料变成辅助性的。如中国古代典籍《文子》所载“听道”，其实“听道”就关联声音的问题和听的问题。此外，韩锺恩教授还提出了学院音乐厅和学院音乐会两个概念，并作如是界定：学院音乐厅，必须限定在专业的围墙之内，小众范围；学术音乐会必须是艺术乃至审美趣味相投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这两个特区需要音乐学、音乐批评方向的学生充分关注。二、想讨论的问题：1、质疑中国本土。韩锺恩教授认为交响乐源自西方古典时期，是外来形式，对中国来说，始终是处在学习、借鉴，有限创新的过程当中，所以严格意义上中国交响乐没有本土可言。尤其是进入20世纪告别共性写作，进入个性写作历史进程当中，西方印迹也逐渐褪去，从而导致音乐的文化边界模糊。2、关注中国制造。我们面对的中国当代音乐家的创作，都由于血缘身份和文化脉络而设定。无论带有古代范型的陶冶个人性情的传统，还是近代范型的干预社会现实的传统，或者当代范型的面对音响本身的传统，都由中国自己制造。还应思考以下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接受西方音乐？什么样的中国人接受怎样的西方音乐？中国人通过什么方式接受这样的西方音乐？三、一点设想。我们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写作？为什么写作？之所以这样写作的问题。所谓音乐学写作，不是用别的方式写音乐，不是用音乐学的方式写别的，就是用音乐学的方式写音乐。
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钱仁平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要创作交响乐？》钱仁平教授围绕中国交响乐这个话题，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思考。１、从我们为什么聆听音乐新作到为什创作？这是心灵的诉求与作曲家的责任。２、为什么创作音乐新作到为什么创作交响曲？这是时代的发展与作曲家的选择。３、我们为什么要创作交响曲到要创作什么样的交响曲？这是大国的意识与个性的张扬。４、大型音乐辞书《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从1980年版到2001年版交响曲条目的细微变化，对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启示和批判性思考。５、从交响乐到好音乐。以杨立青教授的创作为例。６、从好音乐到较好音乐，艺术的独创与大众的共鸣。钱教授结合具体案例有重点地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讲解。并对交响曲、交响音乐、管弦乐三个概念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最后一位发表演讲的嘉宾是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交响乐的美学品格和文化定位》。一、交响曲的美学品格。１、公众性和集体性诉求。交响乐诞生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是面向大庭广众的，个人性、私密性的情感不适合用交响曲表现。２、深刻性和复杂性追求。正因为交响曲的这一特点，欣赏交响曲就需要经过充分引导和教育。３、器乐性和结构性要求。因为是大体裁，所以有结构性要求。以上的三个特点，决定了交响乐的高文化品格。二、交响曲在西方历史中的演进。从１８世纪中下叶基本成形，贝多芬确立交响曲的范式，表现内容上偏向重大命题和宏大叙事。十九世纪交响曲两条线都与贝多芬有关，一条是纯音乐的道路，一条是标题音乐道路。进入二十世纪，交响乐的主导性地位开始摇摇欲坠，除了肖斯塔科维奇外，鲜有大作曲家以交响曲作为创作重心，作曲呈多元化、弥散化态势发展。三、中国交响曲的创作与展望。中国的交响曲创作经历了约９０年的历程。前30年是奠基与开创时期，以萧友梅、黄自等为代表。第二个30年是巩固与确立时期，以《梁祝》和《黄河》为代表。后３0年是繁荣与发展时期，以朱践耳、杜鸣心、王西麟等为代表。杨燕迪教授还对中国交响乐如何进入国际交响曲保留曲目、如何在交响曲中写出中国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作曲家在中国性基础上努力体现个人风格，呼吁通过制度化、保留曲目、轮番上演等多种手段扶持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并对如何通过教育手段引导大众理解交响乐，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杨燕迪教授演讲结束后，陆在易先生作了总结发言。陆在易认为，任何种类的艺术都与美学理念有关，结合美学来谈中国交响乐创作，是我国理论界的薄弱环节。举办本次论坛具有特别意义，虽然只有一天，但发言涉及到所有的问题，必将推动中国交响乐更好地向前发展。当今中国，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并存互动，是客观事实，高雅文化应当代表并引领大众文化，这也正是发展中国交响乐的意义所在。我们有一批敬业的、执着的作曲家队伍和指挥家队伍，相信百年后的中国交响乐事业必将诞生出更多更好、多元化的交响乐作品，更好地推动加速建立中国本体交响乐文化。这是我们多少代人的企盼，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陆在易先生进行完简短的总结发言后，代表中国音乐协会宣布本次论坛闭会。本次“中国交响乐论坛”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主持了第三个板块的演讲。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关峡首先作了题为《中国交响乐实践与展望》的演讲。关峡从音乐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谈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深化改革时，始终发挥国家乐团的代表性、导向性、示范性作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化道路，在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国家主流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峡认为，一个中国乐团，始终不演奏中国作曲家作品，是永远没有前途的。要牢记已故指挥大师李德伦先生的教诲：中国的交响乐队必须以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为己任！关峡还介绍了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交响乐普及工作中的一些举措。这是自上世纪50年代初就形成的优良传统，除了继续推出“高雅音乐进校园”活动外，还对隶属中国交响乐团的北京音乐厅实行低票价，使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票。建议采取有效手段把古典观众和现代观众结合起来，加强中国交响乐界内部的团结，携手合作，共创中国交响乐事业的美好未来。
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艺委会委员余隆针对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谈了自己的想法。余隆谈到多年前自己还在国外学习时，每次回国就常在李德伦先生家里探讨中国交响乐的未来。认为自己所在的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爱乐乐团，尽管取得很大成绩，但距离国际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行职业化建设。交响乐团有特定的工作方式，在曲目、制度、规范等各方面都有特定要求。事业要做好，首先要职业化。建议通过联合违约的方式，支持中国作曲家的创作，委约过程也是职业化过程。乐团之间也应多做沟通。余隆最后强调：职业化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当你读过这个难关时，必将迎来美好的未来。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表演艺术委员会主任、艺委会副主任谭利华演讲的题目是：《北京交响乐团中国交响乐作品的委约和演出概况》。有感于余隆总监提出的职业化问题，谭利华甚至认为，如果没有职业化的乐团，我们就不能很好地演奏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我们一方面与国际一流乐团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另一方面，国外的主流社会对我们的了解还处在很幼稚的阶段。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努力进行自我提高。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手段，努力向国外主流社会宣传中国交响乐作品。我们仅仅演奏外国作品，而不演奏中国作品是很大的损失。北京交响乐团两年一度的国外巡演中有半场是中国作品，从节目策划、经费使用各个方面，都在不断丰富中国交响乐。谭利华建议有关部门，以后聘请外国乐团来中国演出，演出曲目中必须出现中国作品。中国乐团出访也是半场中国作品，半场外国传统作品。谭利华还从现实表演实践出发谈了音乐创作中技术含量的问题，强调指出音乐写出来是要给人听的，不必要每小结都充斥着技术。音乐作品创作出来，如果没有人愿意演，没人愿意听，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呼吁作曲家写出流传久远的作品，也希望中国乐团多演奏中国作品。
人民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杜晓十演讲的题目是：《从“幕后”到“前台”——谈音乐出版在推动中国交响音乐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2007年5月22至24日，人民音乐出版社和北京交响乐团共同推出了两场中国作品音乐会，并首发15部中国作曲家作品，彰显出音乐出版行业在创作、表演、受众三者间起到的推动作用。杜晓十详细介绍了出版业对于带动优秀创作、打造优秀品牌、建立版权保护机制、向国外推介中国优秀作品、参与演出过程等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希望能团结作曲家、指挥家和乐团，共同为中国交响乐发展做出贡献。
随后，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创作委员会主任、艺委会副主任陆在易主持了最后一个板块的演讲。这一板块主要是从理论层面围绕中国交响乐展开讨论。
中国音乐学院高为杰教授作了题为《音乐评论家要当好伯乐》的演讲。高先生从伯乐慧眼识得千里马引申到现实的音乐生活，充分肯定了音乐批评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的重要作用。高先生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交响乐精深高雅，是给有文化修养的雅人听的，是小众艺术，不是大众艺术，我国目前还不具备把交响乐普及成大众艺术的条件。并提出小众不是与大众对立，小众也是大众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真正缺少的是经典作品。评论工作要有高度专业的水准，外行的听后感式的评论是站不住脚的。建议评论家对自己不懂的新东西不要盲目评价。内容空洞的作品当然不好，但新技术的探索也不应轻易否定。技术无罪，就看你怎么用。新技术的探索，往往是新的表现内容的需要，它拓展新的表现空间，有着毋庸置疑的积极意义。学术性和普及性要相铺相成，评论家应走到大众中去，通过搞讲座的形式，把高雅精深的交响乐普及给大众。尤为重要的，也是超乎一切之上的，是评论的道德。评论离不开主观性，所以要诚实。评论也离不开客观性，所以要公正。诚实、公正两者矛盾统一，相辅相成，不诚实不公正的评论危害无穷。历史上有太多的惨痛教训，建议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韩锺恩教授演讲的题目是《面对中国交响音乐的音乐学写作》。有感于余隆总监、高为杰教授的发言，韩锺恩教授提出：音乐评论不同于一般的听后感，也要职业化。随后，韩锺恩教授从三个大的方面，阐述了自己的音乐学写作新主张。一、关于中国交响音乐，韩锺恩教授首先给出了三个设问：作者在哪里？作品在哪里？听众在哪里？对于这三个难以逾越的问题，韩锺恩教授分别做了条分缕析的讲解。作者在哪里？韩锺恩教授认为作者的地域、血缘和人文处境显然是无法改变的，这就要考虑新的因素，例如本土与海外。同是海外，经受美国移民文化洗礼和经历欧洲纯种文化过滤也是不同的。由此想到，能否在以往古今、中西、雅俗这样的标准来判断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基本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根据中国国情设定更加细微的关系。比如：1、不同的人文资源，有些是来自平民社会的民俗资源，有些是书斋文献的文人资源，合并起来就是文质关系。2、不同的潜在情节，包括政治情节和西方的技术情节。3、不同的美学追求，有的表达情感、思想，有的关注表达本身。4、不同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有的是以丰富的艺术手法见长，有的是通过创作反映自己某种思想倾向。前者是作曲家，后者是人文知识分子。这些因素都应纳入到作者的考察。作品在哪里？一般而言，我们说的作品主要由声音材料、音响结构、个性风格和历史踪迹共同构筑的。进一步细分，有的作品可以通过内容识别结构，有的可以通过形式识别结构，有的可以通过功能识别结构。再进一步，感性本身来识别也非常重要，感性识别包括相应概念应该纳入到观察之中。比如，处于历史范畴当中的西方音乐，它的概念是声音至上，思想感情包含其中。又如，德国十九世纪提出的绝对音乐，它并非区别于标题音乐的纯音乐，而是带有哲理性的考量，强调的是独一无二、不由自主的一种音响存在。听是什么？听的方式有两种：1、通过理解的听，人的解释和理念性的东西为主。2、直接介入的听，完全跟人的行为有关。听众在哪里？听众是抽象的概念，所以批评要具体，而且批评要有立场。听众就是一个个听者乃至一次次听的动作之中，所以听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说大众往往是先通过看而后理解贝多芬，作为批评者，听则是首位，看其他材料变成辅助性的。如中国古代典籍《文子》所载“听道”，其实“听道”就关联声音的问题和听的问题。此外，韩锺恩教授还提出了学院音乐厅和学院音乐会两个概念，并作如是界定：学院音乐厅，必须限定在专业的围墙之内，小众范围；学术音乐会必须是艺术乃至审美趣味相投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这两个特区需要音乐学、音乐批评方向的学生充分关注。二、想讨论的问题：1、质疑中国本土。韩锺恩教授认为交响乐源自西方古典时期，是外来形式，对中国来说，始终是处在学习、借鉴，有限创新的过程当中，所以严格意义上中国交响乐没有本土可言。尤其是进入20世纪告别共性写作，进入个性写作历史进程当中，西方印迹也逐渐褪去，从而导致音乐的文化边界模糊。2、关注中国制造。我们面对的中国当代音乐家的创作，都由于血缘身份和文化脉络而设定。无论带有古代范型的陶冶个人性情的传统，还是近代范型的干预社会现实的传统，或者当代范型的面对音响本身的传统，都由中国自己制造。还应思考以下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接受西方音乐？什么样的中国人接受怎样的西方音乐？中国人通过什么方式接受这样的西方音乐？三、一点设想。我们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写作？为什么写作？之所以这样写作的问题。所谓音乐学写作，不是用别的方式写音乐，不是用音乐学的方式写别的，就是用音乐学的方式写音乐。
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长钱仁平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我们为什么要创作交响乐？》钱仁平教授围绕中国交响乐这个话题，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和思考。１、从我们为什么聆听音乐新作到为什创作？这是心灵的诉求与作曲家的责任。２、为什么创作音乐新作到为什么创作交响曲？这是时代的发展与作曲家的选择。３、我们为什么要创作交响曲到要创作什么样的交响曲？这是大国的意识与个性的张扬。４、大型音乐辞书《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从1980年版到2001年版交响曲条目的细微变化，对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启示和批判性思考。５、从交响乐到好音乐。以杨立青教授的创作为例。６、从好音乐到较好音乐，艺术的独创与大众的共鸣。钱教授结合具体案例有重点地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讲解。并对交响曲、交响音乐、管弦乐三个概念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最后一位发表演讲的嘉宾是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交响乐的美学品格和文化定位》。一、交响曲的美学品格。１、公众性和集体性诉求。交响乐诞生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是面向大庭广众的，个人性、私密性的情感不适合用交响曲表现。２、深刻性和复杂性追求。正因为交响曲的这一特点，欣赏交响曲就需要经过充分引导和教育。３、器乐性和结构性要求。因为是大体裁，所以有结构性要求。以上的三个特点，决定了交响乐的高文化品格。二、交响曲在西方历史中的演进。从１８世纪中下叶基本成形，贝多芬确立交响曲的范式，表现内容上偏向重大命题和宏大叙事。十九世纪交响曲两条线都与贝多芬有关，一条是纯音乐的道路，一条是标题音乐道路。进入二十世纪，交响乐的主导性地位开始摇摇欲坠，除了肖斯塔科维奇外，鲜有大作曲家以交响曲作为创作重心，作曲呈多元化、弥散化态势发展。三、中国交响曲的创作与展望。中国的交响曲创作经历了约９０年的历程。前30年是奠基与开创时期，以萧友梅、黄自等为代表。第二个30年是巩固与确立时期，以《梁祝》和《黄河》为代表。后３0年是繁荣与发展时期，以朱践耳、杜鸣心、王西麟等为代表。杨燕迪教授还对中国交响乐如何进入国际交响曲保留曲目、如何在交响曲中写出中国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作曲家在中国性基础上努力体现个人风格，呼吁通过制度化、保留曲目、轮番上演等多种手段扶持中国交响音乐作品。并对如何通过教育手段引导大众理解交响乐，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杨燕迪教授演讲结束后，陆在易先生作了总结发言。陆在易认为，任何种类的艺术都与美学理念有关，结合美学来谈中国交响乐创作，是我国理论界的薄弱环节。举办本次论坛具有特别意义，虽然只有一天，但发言涉及到所有的问题，必将推动中国交响乐更好地向前发展。当今中国，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并存互动，是客观事实，高雅文化应当代表并引领大众文化，这也正是发展中国交响乐的意义所在。我们有一批敬业的、执着的作曲家队伍和指挥家队伍，相信百年后的中国交响乐事业必将诞生出更多更好、多元化的交响乐作品，更好地推动加速建立中国本体交响乐文化。这是我们多少代人的企盼，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陆在易先生进行完简短的总结发言后，代表中国音乐协会宣布本次论坛闭会。本次“中国交响乐论坛”至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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