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韩毓海：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态度

洪子诚先生主编的教材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多样化到了“延安讲话”后形成一个大断裂，导致了“一体化”。然后经历了从“文革”时的“高度一体化” 再到80年代的“多样化”的过程。我的叙述与此不同。我认为中国新文学虽然道路曲折，但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从“五四”到革命文学、到“讲话”，更深刻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曲折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深刻历程，更体现了这种连续性。

当代历史的叙述过去有一个缺点，看起来就好像是后一任总是看不起前一任，后人总是要通过否定前人来抬高自己，以为历史总是从自己、从当下才开始。不单作家是这样，甚至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社会的普遍认识也是这样。就好像说孙中山排斥了孔夫子，毛泽东否定孙中山，1980年代开始就必须排斥毛泽东，一代一代下来都情不自禁要这样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乃至变态的当代历史叙述模式。

王希教授写过美国宪政史的巨著《谈判与妥协》，这本书我们北大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王希的导师是方达，美国史学会的主席。王希有一次跟我谈中国的当代史叙述与美国的不同，我听了之后有很大感慨。他说在美国史的叙述里，美国的每一届领导人好像都是伟大光辉正确的，没有一任是有问题的，只有我们总是喋喋不休说自己的前人有问题、不争气。当年胡适解释日本侵华时竟然说，我们今天的一切问题，都是由于我们的祖宗不争气造成的。

与这种叙述不同，我还是说我们的历史是一体化的，是连续的，这特别是说现代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通过几代人连续性的、承前启后、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对待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的看法、基本的态度。而这个伟大的成就，用杨振宁的话来说就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有两件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一个就是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我们今天依然处于这个空前的历史状况之中，我们今天是这个伟大复兴的受益者，不是受害者。当然，现代中国内部人多地少，外有帝国主义，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和基本状况，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条件发议论，我们的基本条件与美国有天壤之别，在这样的状况中奋斗、求生、谋发展，产生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人不犯错误天诛地灭，不必指责来指责去，更不必像祥林嫂那样喋喋不休。

比如，我们说十七年乃至“文革”期间，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说我们的文学、电影不够自由、很不开放，这当然是部分的事实，但是大家同时也应该知道，到了1966年的时候，中国的电影观众，比1949年增加了900多倍，以前是没有什么人看电影的。而且，即使对于十年“文革”这场灾难，我们作为后来者，首先应该学会从这场灾难中、从这个错误和挫折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不是简单地把历史妖魔化。批判地对待我们的前人，不等于简单地抛弃自己的历史，如果那样，我们不但会丧失历史的记忆，而且同样会丧失对于未来的想象。我们必须明白：前人的奋斗和努力本身会伴随着挫折和灾难；我们自己要奋斗下去，也同样会有牺牲，同样也会犯错误，如果头脑不清醒，我们也会犯更大的错误。

薄一波老人在《70年奋斗与思考》这本书中谈到，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泽东的一个思路，即毛主席认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建设仅仅靠一批国家公务员、仅仅靠一批媒体来实行管理和监督，这是不行的，而主要应该靠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管理，这就是马克思所谓巴黎公社的模式和原则。薄老说，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论本身还是值得我们批判和思考的，我们不能因为“文革”搞糟了，就说马克思全都错了。习仲勋、刘源（刘少奇主席的儿子）也阐述过相似的看法，我觉得他们作为那场灾难的主要受害者，却表现出非常博大的历史情怀，他们把个人的灾难，变成了思想的财富。

你看现在台湾的民主，它基本上选来选去还是这些公务员，那些政客，还是媒体大战，老百姓不过是跑龙套的。陈水扁选举的时候说得好听，一选上他，他如此贪污腐败，“红衫军”百万人自我组织起来，也拿不下他，欧美其实也是这样。我有一些台湾的朋友，他们对台湾现在的政治状况很失望，认为还是要靠民众自己组织起来，靠民众自治才能解决问题，靠政客是不行的，媒体不过是造势的利益集团，也不行。台北中央研究院的一位朋友读了薄老的书，非常感动而受启发，联系到台湾的情况，他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面对着现代民主管理的困境，尝试着使现代政治由“党派政治”转向“群众自治”。尽管这种尝试失败了，但提出的问题却是深刻的。起码对于今天在台湾思考现代民主问题的人来说是有用的。

所以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是：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群众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这种方式是否可行？群众能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从党派政治转向群众自治是否可行？这是十年“文革”给我们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反过来，如果说要汲取“文革”的灾难和教训，那么人民群众如何自治、能否自治，首先就应该是我们这些所有的人民群众从“文革”中汲取深刻的教训。

Alessandro Russo是意大利Bologna大学的教授，是国外“文革”史研究的专家，他把“文革”当作一个历史的过程来考察，指出“文革”在1968年发生了重要的转向，这种转向表现为群众自治的性质在1968年初发生了根本变化，由群众的自我组织、自我表述、自我管理，也就是群众自治，变成了打派仗，即各群众组织之间陷入了互相争吵，乃至发展为武斗、刀兵相见，一开始行之有效的群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社会试验方式，突然在1968年初出现了严重的混乱，随后终于变成一场内讧和动乱。Russo教授指出，这种突然的转向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异。Alessandro Russo的研究提示让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是一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官僚、媒体、群众）之间“结构互动”的过程。

毛泽东鼓励群众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表达，这个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不能说他自己背离了他自己的思想，相反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种基本的传统，恰恰就是他思想的一个基本面。从湖南的新民学会到井冈山的士兵委员会，从长征路上的三大纪律官兵一致，到抗战时代的人民战争、人民自卫，从解放以后农民组织互助组合作社，到工厂也要办夜大学，从1955年鼓励学生自己编教材（北大1955级自编了《中国文学史》教材，而谢冕、洪子诚在学生时代编写了《新诗发展概况》，可惜这些又被他们自己后来否定掉了），到1957年把“四大自由”写进宪法，这一步步的实验让毛泽东对群众的自治很有自信，认为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体现了巴黎公社的原则。为什么一定要用官僚呢？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群众自我管理，自我表述，这不是很好吗？但是，最后到了“文革”，群众自我组织却弄成一场动乱。这是第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个教训主要是针对人民群众来说的。

当然，Alessandro Russo说“文革”显然也为社会精英阶层提供了教训，为官僚阶层和媒体阶层也提供了一场深刻教训。你想——如果不是群众的自我组织、自我表达和自我管理搞成了自相残杀，如果不是群众自己搞乱了，那么精英阶层的力量将被大为削弱；如果群众自我组织得很好，自我管理得很好，自我表达得非常有效，那么还要你们精英阶层干什么？所以，鉴于“文革”的教训，精英阶层更应该意识到脱离群众的危险。

但是80年代以后，首先是精英阶层没有汲取“文革”的深刻教训，相反倒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认为官僚、企业家、媒体知识分子好像永远是正确的，人民群众是愚蠢的。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的，从来没有一代社会精英阶层像今天这么自信，那么胜券在握，壮志在胸。以为人民群众没有他们替人家当家作主就会翻天了，其实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他们忘记了社会精英阶层合法性的获得，是建立在群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表述的试验失败的基础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精英是很幸运的，这种幸运对于精英阶层来说也是来之不易的，是托了“文革”的福。

第三个教训是最为深刻的，这个教训威胁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靠人民自治到底行不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起码在中国，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打一个问号了。这里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了问题，不仅是指毛泽东所提出的人民群众自我组织、自我表现的试验，而且也包括巴黎公社人民自治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出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的“革命样板戏”，确实是力图要创造出一种无产阶级自我表述的艺术形式，不管你说它是无产阶级自我表现、自我表述的回光返照，还是这种自我表现最后的努力，它确实在文化艺术和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讲中国当代文学的历程，是从“风起陕甘宁”，从歌剧《白毛女》开始讲起，到1960年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作结，从1942年到1972年，这构成了一个阶段，它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但也给我们留下了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

我认为样板戏不是被什么艺术样式超越了，而首先是因为它本身难以为继、不能再继续超越自身了；再一个原因是：即使作为创造精品的努力，它的代价也过于高昂了，动用了全国的力量，精益求精、历时十年，才前后两次产生了不过十几个样板，它所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同样使样板戏很难长期维持下去，无产阶级的现代艺术也要与其经济承受能力相协调。从这个角度来看，80年代以来，通过为数不多的报刊，重新组合起文学活动，无疑获得了超常的经济和政治回报，所以，样板戏的失败不在其艺术，而在于作为舞台艺术的演出经营模式即艺术生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