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张文宏：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

学术综述

对社会资本概念的表述、指标测量和理论模型的系统研究当属林南(Lin，1999，2001) 。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 它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的概念包括三种成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涉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有目的行动中的个人运用或动员这些社会资源。因此可以构想，社会资本包含的三种成分涉及到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嵌入性），机会（可涉取性）和行动导向（运用）方面。林南认为社会资本的理论模型应该包括三个过程：⑴社会资本中的投资；⑵社会资本的涉取和动员；⑶社会资本的回报。他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工具性行动被理解为获得不为行动者拥有的资源，而情感性行动被理解为维持已被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对工具性行动而言，可以确认三种可能的回报：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每一种回报都可被视作增加的资本。对情感性行动来说，社会资本是巩固资源和防止可能的资源损失的一种工具，原则上是接近和动员享有利益和控制类似资源的其他人，因此为了保存现有资源，可以储存和共享嵌入性资源。情感性回报包括三个方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对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的回报经常是彼此增强的(Lin，1999，2001)。


⒈个人社会支持网


在有关学者对中国城市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上，张文宏等（张文宏，1999；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1999，1999b）首次对中国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天津农民的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的。同传统中国农村相比，以血缘和婚姻联系起来的亲缘关系在社会网中的重要性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和地缘关系在社会网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既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又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动趋势一致。张其仔（1999）通过一个村庄的案例研究发现，用西方的方法和程序去追溯农民的社会支持网仅仅具有部分的适用性。弱关系在农民非就业领域的效力并没有得到经验资料的支持，相反，强关系的作用则得到证明。该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研究弱关系与强关系的作用，必须考虑相应的文化和制度场景。


张文宏和阮丹青（张文宏、阮丹青，1999； Zhang & Ruan，2001）对中国城乡居民社会支持网的首次比较研究发现：亲属在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亲属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不如其在财务支持网中那么重要，这个倾向在农民中表现得更明显。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挥着比父母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财务支持网中。子女在财务和精神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都非常小。配偶在精神支持网中发挥的作用也相当弱。同事和朋友在精神支持网中的作用比其在财务支持网中更大。在农村，邻居在财务支持和精神支持两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赖蕴宽（Lai，2001）对上海城市居民社会支持网络的考察发现，配偶和父母（及其岳父母、公婆）发挥着最重要的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功能。同亲属关系相比，同事的支持功能是次要的和更专门化的。在财务支持方面，家庭角色的作用更趋边缘化和专门化。造成该研究与天津同类研究的不同发现，可能与两个城市的市场化程度不同及其研究设计的不一致有关。

李沛良等(Lee, Ruan, Lai, Chan & Peng，2001)对香港和北京城市居民社会支持网络的初次比较研究发现，虽然两个城市的政治制度、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其个人支持网络的构成模式却惊人地类似：具体表现为近亲在提供所有类型的社会支持时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相对而言，近亲的工具性功能强于其情感功能。在家庭关系中，配偶在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父母和子女提供工具支持的功能大于情感支持。母亲比父亲、儿子比女儿在提供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方面更重要。兄弟提供更多的工具性支持，而姐妹则提供更重要的情感帮助。近亲中的姻亲的支持作用很弱。换言之，血缘亲属比法律亲属的支持功能更强；密友的重要性虽然不及近亲，但是其提供情感支持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远亲、普通朋友、邻居、同事和专业机构的帮助者很少发挥支持作用。朋友的作用是次属的，而且集中于提供情感问题的帮助。这些发现表明核心家庭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在今日香港华人和北京市民之社会支持网络中的极端重要性。两个城市的主要差别在于，北京市民比香港市民更可能转向同事或邻居寻求帮助。社会主义工作组织的影响虽然很弱，但是依然存在。

熊瑞梅（2001：179-215）关于台湾性别、个人网络与社会资本关系的研究表明，性别对于个人情感性和工具性网络结构特征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台湾女性偏好亲属网络资源和强联系的网络成员。男性的工具性网络密度较低，女性的情感性网络密度较高。不论男女，已婚者的网络规模都有所缩小，但是女性的网络规模变化最大，她们结婚以后增加亲属成员联系，大量减少同学朋友等非亲属联系。台湾女性强调强联系的个人支持网络，有利于促进社会整合，却不利于工具性的社会资本积累。

阮丹青（Ruan，2001）对于大陆和台湾个人社会支持网的比较研究发现，亲属在两个社会的讨论网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亲属在台湾讨论网中的作用似乎比大陆更重要。在非亲属网络中，大陆发挥重要支持功能的是同事，在台湾则是朋友。个人社会支持网络的类似性与两个社会秉承共同的中华文化传统有关，其差异性则可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结果。

张友琴（2001）对厦门市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的比较研究发现，家庭支持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基础，也是其社会支持网的主体。配偶、子女和儿媳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主要提供者；但是，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主要表现在配偶对城市老年人的支持大于农村，儿子对于农村老年人的支持大于城市，女儿在生活照顾方面对城市老年人的支持作用强于农村，而在精神支持方面的作用则弱于农村，儿媳对农村老年人生活和精神方面的帮助大于城市。家庭支持在经济、生活和精神等子网络中的作用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

赖蕴宽（Lai ，2002）运用香港电话调查资料，分析了通过社会关系的信息传播以及关系特征对于信息获得和传播的影响。结果表明，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充当着信息流动的主要渠道，但是社会关系也被广泛地使用。个人倾向于与关系密切的人分享信息。通过亲属比非亲属或其他沟通渠道能够更快地将信息传播到目标者。

一些研究者还将社会网络理论引入到社会工作实践中，试图设计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的基本工作模式。唐钧等（1999）在对上海市贫困家庭的个案访谈中发现，除了正式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外，由家庭、亲属和社区组成的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或社会互助网络是贫困家庭赖以生存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张友琴（2002）提出了网络互动式的社会支持工作思路，把社区视为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的基本单位，将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支持网络的主要缔结者，提出了资源共享是社会支持网络的基本理念，把自助与互助作为社会支持网络模式的最终工作目标。

⒉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职业及地域流动


职业地位获得一直是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一个主流课题。边燕杰和张文宏(边燕杰、张文宏，2001)于1999年对天津劳动力流动的最新调查，不仅证明了强关系假设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持续效力，而且验证了体制洞假设，部分证实了市场化假设、权力维续假设和机制共存假设。在再分配体制下，社会网络的作用是通过强关系影响计划分配的具体方案，使关系使用者获得符合意愿的职业。双轨制和转型时代，强关系仍然起着人情交换的作用，但它是在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展的条件下出现的。支持市场化假设的发现是，在职业的资格考核比较严格的条件下，流动者通过社会网络所获得的是信息，而不是人情。这一情形随着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而不断凸显，说明越是市场化，越需要信息桥的作用。但是这一结论不能推广到任何其他职业，也不能作为概括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结论。这是因为，与市场化假设相悖的权力维续假设得到更广泛的证明。市场和权力的机制共存是不言自明的，但两种机制又不是平行发展、无主无次的。天津调查预示着权力维续是主线，而市场化是副线。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资料证明，使用社会网络的流动者主要是从关系人那里获得人情，单纯通过关系获得信息的频率并未显示出增加的趋势，网络的持续作用主要在于提供人情。此外，作为信息桥的弱关系的使用率不但没有上升，反而表现出微弱下降的势头，而作为信任和规范基础的强关系的使用频率却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而上升。这就预示着，正在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机制可能比较发达，而劳资双方的信任机制、规范机制、监督机制等存在很大的漏洞，需要人情网络或强关系来补充。边（Bian ,2002）对中国正在凸现的劳动力市场上职业流动过程中“关系”的存在及其作用提供了一种制度的解释。在他看来，正在浮现的劳动力市场充满了“体制洞”（institutional holes），从而使得正式渠道在求职者与未来雇主之间传递信息、建立信任和形成义务的功能失效，而体制洞为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他对中国6城市100名工作变动者的访问资料支持了上述假设。

赵延东（2002）通过对武汉市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的分析，研究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作用及其变化趋势。调查表明，70%的下岗职工在再就业过程中使用了社会网络途径。社会资本的突出作用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的阶段：拥有丰富社会资本的下岗职工获得再就业的机会较大，且更可能得到质量较好的工作。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也不断下降，主要体现在使用社会网络的下岗职工却获得了收入较低、声望较差的工作，这可能与该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总量贫乏，且多集中于亲属、朋友的狭隘范围有关。总之，社会资本在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的效用受到制度背景的制约。

李汉林、王琦（2001：15-39）把社区理解为由人们的社会互动所产生的纽带关系。纽带关系的紧密程度取决于人们社会互动的强度，纽带关系形成得愈紧密，就愈能影响、制约和作用于人们的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关系纽带的范围和强度直接或间接地划定了非区域性社区的范围与边界。由社会互动的强弱所形成的关系距离和差序格局，是构造非区域性社区结构的主要基础。论文的几个基本假设是：纽带关系的强弱与人们行为受影响的程度相关；同质的群体和个人是构成关系纽带的基础；对与之互动的个人和群体越信任，由此所形成的关系纽带就愈紧密；非制度化的信任是构造纽带关系强度的基础。作者提出了非区域性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的概念，用来指涉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强度是这种社区的一种重要的组织方式。

渠敬东（2002：40-70）试图运用新经济社会学的网络分析范式，从关系强度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他认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是围绕着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同质关系构成的，其中信任是这一网络的基础和枢纽。同时他也发现了农民工进入和融入城市生活的两个基本阶段：在生存阶段中，围绕着强关系结成的社会网络为跨情境流动中的行动个体提供了保护伞，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基本条件，农民工的社会行动及其意义脉络都是依照这种以初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组建的，具有实质理性的意涵。在发展阶段中，农民工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还必须充分利用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因素的弱关系，寻求在城市生活中发展的信息、机遇和资源。正是在上述建构自身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在社会行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由此建立了目的和动机相统一的完全的行动架构。曹子玮（2002：71-94）的论文证明了以下几个假设：农民工主要是通过社会网中的强关系来找工作的；农民工的社会网中的支持网主要是初级关系；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大于社会组织。这表明，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社会角色、空间位置、资源获取方式虽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他们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基础——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初级关系仍然没有改变。

晋军（2000）的质性研究选择了被主流社会学家所忽视的消极社会资本的作用机制。他通过对改革前中国社会的一个虚拟个案的分析，围绕交易成本、资本化、外人成本和过度资本化等概念，提出了分析消极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主要体现为封闭性，因为特定的稀缺资源被资本化为局外人难以涉取的社会资本，相应地增加了局外人涉取稀缺资源的成本。在此基础上，作者导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如下命题：当一个社会同时具有资源高度稀缺和结构相对封闭的特征时，外人成本将成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显著的副产品；将会出现过度资本化的现象。人们对于社会资本的过分依赖，使得多数社会成员必须承担高额的外人成本，最终使个人的社会交易总成本以及相应的群体交易成本大幅增加。

另外一些学者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某个特定社区的外来人群体中的社会网络进行了深入考察。王春光（2000）通过对聚居在巴黎和北京的温州人的长期观察发现，社会网络不仅是温州人传递流动信息的媒介，而且是他们流动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社会网络成为移居外地的温州人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本：他们依赖族人和同辈，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网络，为进入移居地以及以后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族亲、朋友和乡邻成为温州人社会网络的重要来源，为他们流动和迁移、就业和融资以及情感沟通提供了支持。移居以后的温州人在建构和使用社会网络方面发生了适应当地社会和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亲属关系的范围有所扩展和社会网络的地域覆盖面极大地拓宽，这种倾向在北京的温州人中间特别明显。

刘林平（2001）则通过对深圳“平江村”湖南平江人的实地观察和深入访谈，研究了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理性运用逻辑。作者从动态、多维、相互联系与竞争的视角，将关系分为强、弱、弱强和强强四种类型。作者通过对资本筹集、寻找货源和事故处理等个案的研究发现，关系的功效是在比较中而存在的，是人们获得利益、配置稀缺资源的重要手段。关系的本质是利益的交换。关系发生作用的场景是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规则不完善。寻找关系的路径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扩展过程。

⒊组织网络与组织的社会资本


边燕杰等（边燕杰、丘海雄，2000）将企业社会资本界定为企业通过纵向和横向联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涉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他们通过对广州188家企业的调查结果证明，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是形成和扩展企业社会资本的渠道，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也具有直接的正面影响。对于企业间社会资本的比较分析表明，民营企业和第三产业的社会资本总量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和产业。该结果证明了结构约束论的效力，即企业只能在经济结构约束的范围内运行。对于企业家能力与社会资本总量关系的分析发现，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和行政级别越高，企业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间接证明了企业家能动性是形成和发展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条件。

边燕杰运用定位方法，研究了中国4大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和关系资本(边燕杰、李煜，2000；Bian 2001)。他把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界定为嵌入于家庭成员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通过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涉取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信息等资源，达到功利或非功利的目的。边第一次用“春节拜年网”测量了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调查发现，网络规模大，则网络中亲属关系比例小，网络资本总量高(网络规模效应和网络密度效应)。网络位差(range)大，则网络资源总量就高(网差效应)。另外，网顶(celling)高，网络资源总量就大(网顶效应)。对这4个效应的实证检验说明，一个家庭若要提高社会网络资本，必须与地位较高的家庭和个人发展社会交往(提高网顶)，同时必须发展非亲属关系，扩大网络规模，幷且与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与个人交往(扩大网差)( 边燕杰、李煜2000)。

边燕杰(Bian 2001)在另一篇论文中研究了“宴请”在中国城市居民发展和维持人情交换中的作用。他把关系网络分为3种：扩大家庭义务的网络，特定工具性关系的交换网络和非对称交易的社会交换网络。结果显示，亲属关系在核心网络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 但是在宴请网络中的比例却较低, 这个发现与扩大的家庭义务和感情的传统模型相悖。在宴请网络中，非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所占的比例也大于其在核心网络中的比例。非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从核心网络到宴请伙伴(eating partners)网络的增长说明寻找宴请伙伴幷不受较大的阶级差异的支配；换言之，工具性的特殊关系模型幷不适用。相反，受到较大的网络多元化驱动，不对称交易的社会交换网络模型得到证实。边燕杰的发现体现在，第一，关系资源更可能嵌入在非家庭关系而不是亲属关系或其他类型的关系中；第二，宴请伙伴倾向于在干部、专业人员和工人的社会阶级类别内部彼此联系。这意味着中国的关系资源不太可能跨越阶级类别被动员；第三，宴请伙伴网络比核心网络更多元化，这意味着网络桥梁和关系转让，而不是有形资源的转让是关系资本积累的主要机制。李煜（2001）运用同一调查资料对于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一方面，根据“高层文化资本效用理论”提出的网顶中介假设基本上得到证实：高层文化资本是通过提高网顶、扩大网差而实现网络资本扩张的。网顶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积聚和扩张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网顶扩大网差，利用提高网顶所带来的更加广泛、丰富的潜在社会关系，结交更多的各个阶层的朋友，从而达到增加网络资源的目的。另一方面，依据“文化资本多样性效用理论”导出的网络规模中介假设和网差中介假设未被证实。文化多样性对网络资本仅仅存在微弱的直接作用，其对网络规模、网顶、网差等结构指标都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在西方被证实的文化资本多样性理论，在中国的脉络中却不能得出预期的发现，可能与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呈现出以血缘、姻缘为核心由亲到疏、由近及远向外延伸的差序格局有关。

陈东升等（2002：459-512）运用“族群关系基础调查”所收集的台湾代表性样本，描述了台湾族群政治讨论关系的图像。分析指出台湾跨族群政治讨论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族群态度与政治对话兴趣的影响，同时其作用力因族群的不同而有差异。跨族群政治讨论关系的形成主要受到社会关系强度、社会异质性和政治立场一致性的影响，并反映族群间政治权力地位的差异，人口多数族群更可能透过主动游说政党立场不同的他族朋友，而少数族群的跨族政治互动则偏向强化自己和互动他人相同的政治见解。族群互动中当被比较的族群产生与“刻板印象”的“地位不一致”现象时，会抑制跨族群的互动。

徐延辉（2002）从经济社会学比较分析的视角出发，将企业社会资本界定为基于企业家和员工个人品行（信任）而产生的动员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通过企业的社会交换能力表现出来，并以企业为圆心，依据企业可以实现的社会交换的距离和密度划分为企业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两部分。他根据社会资本对企业生产函数的贡献率将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依次分解为企业家个人品行、员工个人品行以及企业产品的社会形象三个要素。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指企业对外交往以及取得外部资源的能力，包括企业的社会网络和共生契约。企业的社会网络是企业在产品的产销过程中与其他贸易伙伴所发生的一些长期性和重复兴的社会联系。徐对企业社会资本的重新定义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是这些定义和概念如何在实证研究中转化为可操作的测量指标，恐怕是未来经验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林闽钢（2002）在系统评述组织间网络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网络组织作为企业之间合作与风险共担的交互结构，将日益成为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有力工具。我国组建企业集团过程中的网络组织的构造，应该成为重点关注的核心问题。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是，一是企业集团的纽带除了关注技术依赖、活动互补、分工合作和资本经营等要素外，企业集团的网络治理也是关键。从网络治理结构的综合角度来构造和重组企业集团，是从根本上解决规模不经济问题的精髓。二是企业集团的组建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社会环境与产业性质等方面的差异将会决定治理结构不同的内涵。

罗家德（2000）运用深入访谈方法从嵌入性的视角研究台湾“关系金融”的四种形式，发现私人借贷是一对一的人际关系，建立在感情连带的基础上。标会是小型、短期和封闭的网状人际关系网络，建立在会员间关系网络的强度与密度上。储蓄互助社是高封闭性、我群意识强的团体，建立在既有团体的内聚力与我群意识之上。信用合作社则是开放而团体化的状人际关系关系网络，以地缘关系人脉连带及团体化过程为基础。这四种融资渠道的经济与社会功能紧密相连，因此加强人际关系网络的强度、密度或团体意识，是使经济功能正常运作的基础。

另有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在社会团体中的作用。陈健民等（1999）运用普特南（Putnam）的社会资本概念分析社团的作用，采用“市民社区”的视角，把社团视为一种社会资本，认为社团的发展有助于建立人际间的沟通与合作，缔造互信和互惠交换的规范，从而减少在公共事务和市场上的“搭便车”或利益互损行为。最终对社区和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做出贡献。通过对广州市160个市级社团的抽样调查，发现社团发展的自主性仍然受到相当的限制，官半、半官办社团是社团的主体，民办社团不足被调查社团的20%。无论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还是在其文化基础上，中国的社团仍然不能称之为市民社区。由于大多数社团处于官方或半官方的地位，其独立发展的空间较小，垂直控制和对政府的依赖仍然存在。出于生存需要，社团正被迫走向社会，日渐以会员及社会为本位。因此，研究者建议：中国社团向“市民社区”的发展更需要社会的关怀，政府应该鼓励社团走向自主，并且尊重民办社团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李明欢（2002）通过对“欧华联会”运作与功能的考察发现，这种跨国的华人华侨社团以追求群体效应，建立群体形象为主，其表达群体意见的目的不在于解决个别成员的具体问题，而是反映群体的一般诉求，以期得到中国政府及欧盟官方对该群体的重视与支持，期望官方在制定相关政策是考虑该群体的利益，其最终的目标是寻求社会资本的最大价值转化。

陈东升和陈端容（2001）运用1997年“台湾地区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资料分析了跨社群的结构性社会资本。结果表明，以教育程度来表示的文化资本阶层团体的内聚力最强，也即跨社群的结构性社会资本最低，其次是族群团体的内聚力较强，居于第三位的是性别群体，阶级团体的内聚力最低，其跨社群的结构性社会资本最丰富。在文化资本阶层和阶级的两个分类中，向上跨界的社会联系比例高于向下的比例，因而增加了跨界的社会资本。而在不同的社群中，各个次分类团体的跨群联系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个人层次的结构性社会资本是跨群结构性社会资本形成的普遍因素，但构成跨群联系互动的原则以及其形成与否的主要因素则因社群类别而异。

林南(2001)探讨了社会资本的三个范式：社会网络、民间参与和普遍信任，指出社会资本的理论发展应以网络和其潜入资源为基础，以个人与人际关系的联系这一中观层次为分析取向。民间参与和普遍信任是网络和嵌入资源的派生概念，其在理论和实证上的贡献取决与它们与网络和嵌入资源的联系，以及密集和互惠的关系为创造回报的要素此观点的有效性。利用1997年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的资料首先从经验上证实，网络中的嵌入资源是社会资本的核心指针；市民参与仅仅在跨区域的组织(不包括地方性的组织，如村/邻里和庙宇组织)中才与网络、教育和社会经济回报等测量相关，亦即市民对跨区域组织的参与才构成社会资本；而普遍信任由于没有通过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ation)和判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ation)的检验，不能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测量指标。

三、总 结


纵览过去4年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几点印象：第一，研究领域有所扩展。近期的研究已经从传统的个人社会支持网、职业流动与地位获得领域扩展到信息获取与传播、组织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课题。第二，分析层次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微观层次，以家庭、企业、社团等群体或组织作为分析单位的中观层次上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第三，研究设计中的提名法和定位法开始在某些研究中有意识地结合起来。

毋庸讳言，从上述研究中也不难发现一些问题：第一，社会资本的概念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由此导致了测量的混乱和对于同一结果的迥异解释，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第二，部分研究者在“隐喻”而非“实质”的意义上使用社会网络、关系、社会资本等概念，从而使社会资本的术语和理论有可能流于时髦，而不能成为一个严肃的知识和学术领域。第三，目前还没有设计出类似美国“讨论网”那样获得公认提名问题（name generator），来综合地描述中国人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特征。第四，本土化与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矛盾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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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